你可知战国时，天文、历法、科技、诗歌、绘画等，已有多厉害？
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90，《战国史话》连载17，欢迎收看。
01、天文、历法和数学
从甲骨文可以看到，商代对天文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刻，有非常完善的历法系统。到了周代，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天文历法更加发展了，已设有掌管天文历法的专职官员。
由于设有专职人员，加上他们勤于观测和推演，故取得了巨大成绩。比如，作为古代的恒星分区体系的二十八宿——它是我国古代天文家为了对日、月、五星（金、 木、水、火、土星）的运行及位置做更深入系统的观测，绕天一周选择二十八个星座作为观测的标志，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确定。
1978年，湖北隋县擂鼓墩1号墓出土一件漆衣箱，盖上朱绘有青龙白虎和用古文字写的二十八宿整套的具体宿名。这清楚证明了春秋时代以前，在天文观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也正因为那时已有如此高的水平，所以，春秋时代能测得准确的“冬至“和“夏至“点，并能创造出包括朔、闰、节气三要素的当时世界上最完善而准确的历法。
战国时代通用的四分历，是春秋末年开始有的。这种历定岁实为365.25日，规定19年置7个闰月，1个朔望月（又叫太阴月或回归月）为29天半多（约等于29.53085日）。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历法。
战国时代的天文家巳经了解到，岁星（即木星）的位置是逐年移动的。
岁星运动一个周期，大约是12年，这一发现有很大的意义。逐渐造出了新的纪年办法。
为了准确地计时，战国时还创造了一种在我国一直使用到明清时代的“滴漏”。这些成就，在当时世界上都是十分先进的。
天文学和数学是分不开的。说到数学，自然想到《周髀算经》 这部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数学经典著作。这部书主要就是讲原始的天文计算方法。书中有名的商高定理，即勾股玄定理，是数学上的基本定理，当时就是用它进行地下和天上的测量。《周髀算经》中保存有大量的战国、甚至春秋以前的有关数学的素材。
另外，在考古发现的战国货币上，有的可以见到一种与甲骨、金文中常见的传统数目字不尽相同的新记数符号。根据研究，这种符号，和后来一直沿用到阿拉伯数字传入以后民间仍然广泛用于记账的所谓算筹体号码是一致的。
02、扁鹊与战国的医学成就
祖国的传统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说有关神农尝百草只是我们祖国医学起源的一种传说的话，那么，商代的医学则确实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水平。我们不仅可以从甲骨文中看出那时有了按照体表部位对疾病进行分类的概念，而且有了医官“小疾臣”。
到周代，从西周到战国的800年间，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商代医学的传统，而且还有医学著述流传。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中保存的《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等医学著作，就是那时流传下来的。
战国时代，在我国医药卫生科学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它是一个为我国传统的医药卫生科学的全面发展奠定理论基础的时代。那时，不仅在医药卫生科学理论方面有许多突出的成就，而且出现了一批在理论和临床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成绩的医学家。神医扁鹊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扁鹊并不是他的本名。他本姓秦，名越人。据传他从一个叫长桑君的人那里得到了秘方。扁鹊特别擅长诊脉，还能洞见内腑五脏的症结，有起死回生的本领。当时人认为他和传说中黄帝时代的神医扁鹊差不多，故把他也叫作扁鹊。长期以来，说起扁鹊人们都很熟悉，反把他的真实姓名忘记了。
扁鹊的医术极为高明，拥有许多弟子，他经常带着他们在各国巡回行医。有一次到了虢国（今陕西宝鸡一带），听说虢国太子死了。扁鹊与弟子到宫门询问，了解到太子得病的情况，知道太子刚死不到半日。
扁鹊根据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认为太子一定还能救活。守宫门的人不相信他，说他是个骗子。虢国的国君知道了，忙把他请进宫中。扁鹊经过仔细的望、闻、问、切，确认虢太 子不是真的死去，而是一种“尸厥”，大致和现代医学上常说的“休克”差不多。
扁鹊立即叫弟子子阳和子豹协助他用针灸进行急救。不一会儿，太子果然醒了过来。继续抢救后，太子能坐起来了。接着又开了汤剂，连服了20天，虢太子的病全好了。这件事传出后，人们都说他有起死回生之术。
有一次，扁鹊到了齐国，大致正是田齐桓侯午之时（前374一 前357)。齐侯对他很客气。在召见时，扁鹊看见齐侯体内潜伏有病，就说：“君有疾，在腠理（在表皮的意思），不治将深。”
齐侯说：“寡人无疾。”等扁鹊走后，还对身边的人说，医生总希望别人生病好赚钱。
五天以后，扁鹊又去见齐侯，说：“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
齐侯还是不相信，心里还不高兴。又过了五天，扁鹊再见齐侯说：“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结果齐侯连听都不愿听。
又五天以后，扁鹊第四次见到齐侯，一句话不说便退了出来。齐侯奇怪，便派人问他为什么见了面不说一句话就走了？扁鹊说：“病在表皮用汤熨即可治，病在血脉用针石可以治，病在肠胃间服些酒药能行。现在齐侯的病已经进入了骨髓，没有药可治了。”
不久， 齐侯果然大病暴发。再派人找扁鹊，已找不到了，齐侯就死去了。
这两个故事，可能有所渲染，但也反映了扁鹊医术的精湛高明。
扁鹊对于内科、外科、五官科、妇科、小儿科都很在行。他在诊断和药物调剂等方面，也有许多创造发明。
在诊断上，扁鹊首创了切脉诊病法，为后来中医的望、闻、 问、切的四诊法奠定了基础。
在治疗和药物调剂上，扁鹊根据不同病情的需要运用和发展了针灸，为了更好地发挥药物的效力和便于服用，他又把药配制成丸、散、膏、丹、汤剂或制成药酒。他根据各种病情，有时单独使用一种方法或一种药物，有时相互配合使用。
扁鹊不仅在长期的医学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还把自己的丰富实践经验加以总结，传授给他的弟子。据传，他还写有文字的东西流传下来。《汉书·艺文志》中有《扁鹊内经九卷》、《扁鹊俞祔方二十三卷》。这些挂有扁鹊名字的古代医学文献，有可能是后人根据扁鹊及其弟子们流传下来的医学资料编辑而成，不一定是他的手笔。但战国时代私人著书立说风行，各家都有自己的学说和著作传世，因此，也不排除扁鹊及其弟子们有著作传世。从文献和考古材料看，战国之际确有不少医学著作流传。
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传世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它是我国长期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内容也比较完整，最能反映战国时代的医学水平。这部书，在理论上用阴阳这对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来解释人体内部的生理病变；在临床实践经验上，它对各种病症、药方、针灸技术、保健卫生等等都有深刻的论述。
据《汉书· 艺文志》讲，《黄帝内经》原书是18卷，其中《素问》9卷，《针经》9卷。唐代以后的传世本把《针经》改称《灵枢经》。这部古典医学名著中的不少论述，以现代医学科学成就去检验，也是正确的。如《灵枢经》中讲到关于人的肠胃时，说从人的咽喉以下到直肠的长度，就和当今人体解剖所得到的统计数字基本上一致。尤其是《素问》的《经脉别论》 中关于人体体循环和肺循环的论述，更是了不起。当时不仅认识到心脏是血液循环中起主要作用的器官，而且认识到血液是“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的。
《黄帝内经》还有预防的理论，提出了“治未病”的思想。书中强调应以预防为主，一个人如果病已深成，就好像口渴了才掘井一样，那就太晚了。
这种预防为主的医疗保健思想，到战国后期又有进一步发展， 即注意从人们的日常衣食起居运动做起。这方面，突出的反映在成书于战国末的《吕氏春秋》一书里。
在穿着上，《吕氏春秋》的《重己》篇认为“衣不燀热，燀热则理塞”。意思是说，衣服不能穿得过厚，过厚了太热，就要生病，造成所谓“理塞”，即脉理闭塞，血脉不通。衣服要穿得合适，能御寒就可以，用《吕氏春秋》的原话讲就是“其为衣裘也， 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
在饮食方面，《吕氏春秋·数尽》提出“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味不众珍”，即不要追求美味的山珍海味、大肥大肉和浓烈的酒食，否则会伤害脾胃。所以书中提出了“肥肉厚酒”乃“烂肠之食”，是有伤人体健康的。
在居住方面，《吕氏春秋》提出不能住得过于潮湿，也不能太干燥，否则对人体健康都没有好处。主张居住“足以辟燥湿而已矣”，即住得要干湿适当。
人体的运动，对健康有直接的关系。《吕氏春秋·数尽》中说：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头上的病）；处耳则为挶为聋；处目则为?为盲；处鼻则为鼽为窒（鼻子不通气）；处腹则为张为疛（小腹的病）。”
这就是说，人不运动，血脉就不流通，气血郁结在哪个部位，哪个部位就要有毛病。它把人体的运动比作流水，流水才不会腐臭；又比作门的转轴，经常转动才不会被虫蛀蚀。
03、从墨家看战国科技
战国时代，科学技术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我们前面说过天文历法等以外，在力学、声学、光学、磁学诸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在长期的劳动实践过程中，人们早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广泛运用着各种物理学原理，发现了许许多多颇为有趣的物理现象。但对各种物理现象进行有意识的考察研究，作出各种科学的解释，并进一步加以推广和应用，却是比较晚的。就我们现有的可靠资料考察，多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事。而这方面取得成就最卓著的，当数墨家学派。
墨家学派是春秋末战国初的墨翟创立的一个学派。墨家的创始人及其弟子，都是以刻苦耐劳，勇敢善战，勤于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而著称的。因此，墨家不仅在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这 是先秦其他各家所不及的。
墨家有关科学技术的论述，主要保存在《墨经》中。书中关于数学、力学、声学、光学等方面的论述尤为突出。
力学方面。墨家给力学下了符合科学的定义，说：“力，刑 （形）之所以奋也。”奋是动的意思，这是从人的体力概念里引申出来的。《墨经》这里把人体叫作“刑”（形），把人体通过提、举、抛、投等，使运动转化的过程称之为“奋”。这句话的意思是：力，就是人使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也就是说，是使物体由静止变为运动，凡是改变物体静止状态的，就叫力。这和现代物理学对力的解释是一致的。
墨家对于和力学有关的，如：运动与时空的关系，轮轴与斜面的受力，圆球的运动特点，水的浮力对浮体与排水的关系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而墨家有关杠杆平衡和“本”、“标＂（墨家把杠杆的力臂叫作本，把重臂叫作标）之间的关系研究，比希腊学者阿基米德早一二百年。而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也可以在墨家的有关论述中找到。足见墨家对于力学方面的研究是多么深刻。
墨家在声学上的突出成就，是把声学原理运用到军事守备方面。据《墨子·备穴》篇记载，有一种后人称作“听瓮”的军事防守措施。做法是在城墙脚下每距几尺远挖上一个深坑，在坑里埋上一个大陶瓮，瓮口上蒙着皮革。然后挑选耳朵锐敏的人伏在瓮上监听。遇有敌人挖地道攻城的响声，就可以很快发觉。这是一种声学上共鸣共振的巧妙运用。
墨家在光学方面也有所研究。他们曾经做过小孔成像的实验，这在世界上是最早的。其做法是：在一间黑暗的小房里，于朝阳的墙壁上凿一个小孔，人对着小孔站在房间外面，这时房间里相对的墙上就会出现一个倒立的人影。
墨家还对凸面与凹面镜成像的各种情况进行过认真的实验研究。他们发现，把物体放在凸面镜前的任何地方，都只能得到比原物小的正立虚像。对于凹面镜则是：当物体放在球心之内，就得到正立像；距球心近的像大，距球心远的像就小。当物体在球心之外时，则得到的像就是倒立的；距球心近的像就大，远的像小。
古人把凹面镜称为“阳燧”或“镜燧”。《周礼》中有司炟氏，就是掌阳燧取火的。《考工记》还记载有关于用青铜制造镜燧的方法。可以肯定，这种镜燧至少在西周或春秋初就有制造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在河南陕县上村岭春秋早期的虢国墓中，出土过一件凹面镜，当时误以为某器物的盖子，其实它就是我国最早的阳燧实物。
镜燧，意思就是对着太阳取火的镜子。镜对太阳时，在焦点处可以用易燃物点着火。墨家把“焦点”称作“中燧＂，当时已经明确了焦点和球面镜的球心是有区别的。
我们从墨家有关物理学的一些研究成果来看，虽然某些方面还 比较原始，解释也不甚准确，但也有不少和近代物理学上的有关实 验结果相一致。
除墨家的有关文献中的许多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记录外，我们从其他有关文献中也可以清楚看到战国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成就。比如有关磁学方面的巨大成就。据传说，黄帝时代就有了指南针，但那毕竟是传说。从可靠记录看，关于磁的指极性的发现和运用，还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事。
我国古代，是把磁石的吸铁特性比作母子间的依恋关系，认为“石，铁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 (《吕氏春秋·精通》）。所以汉代以前， 我们看到文献上都把“磁石”写作“慈石”。
有关磁石的记载，迄今为止最早见于文献的，是《管子·地数》的：“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而关于“慈石召铁”的记载，就是战国末年成书的《吕氏春秋》了。
对磁石吸铁性的认识，是物理学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由于发现了磁石的特性，战国末年才有用以制作正方向定南北的“司南”这种我国最早的指南针。
指南针的发明，是磁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是我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又一巨大贡献，特别是航海事业的发展，指南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我们从战国时期有关文献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战国时代的科学技术是走在当时世界前列的。不少科学成就，在西方世界，差不多在一两千年后才取得。而我国却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达到了那样的高水平，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和光荣。
04、长于讽喻、深于比兴的战国散文
战国时代，散文这朵艳丽的新花，出现了盛开的局面。不管是从叙事、记言，或是从说理、抒情等方面看，都已达到了比较完美的程度。
战国的散文，一般可分为“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两大 类。所谓“诸子散文”，就是当时各种学派的代表人物的著述。所谓“历史散文＂，是指当时根据官府典册的简单史实和佚文故事，经过作者加工编纂的一种既反映一定历史的发展变化过程，又揭示有关人物性格特征的历史著作。
这两种散文的特点，因人而异，各家的著述，自有其不同的特色。有的文章质 朴，有的文章艳丽，有的说理精密，有的记述清显。但是，他们又都有着共同的特点，这就是：普遍善于使用形象生动的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作比喻，以代替抽象的议论和说理，从而把作者的思想、观点和要求等，都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同时还善于运用景物的描写，来激发人们的思想感情。
这两大特点，使战国时代的散文显得生动活泼，具有浓烈的时代精神和生活气息。尤其是那些诸子著作，虽然都是些理论性很强的作品，但读起来丝毫不觉得枯燥乏味。这与春秋战国前那种缺少生气的官样文章相比，是迥然不同的两 个境界。
战国时代的散文著作由于有这样的特点，也就更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哪怕是古代书写传抄困难，甚至经过秦代野蛮的火焚，流传到今天的仍然相当丰富。这些丰富的作品，我们这里不可能一一加 以分析介绍，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只拿《庄子》和《战国策》为代表。前者可作为诸子散文的代表，后者可作为历史散文的代表。
《庄子》一书分内篇、外篇、杂篇三大部分，共33篇。照一般的看法，《内篇》7篇是庄子本人的作品。《外篇》15篇和《杂篇》11篇，被认为是他的门人后学的著作。但文章的艺术风格却有着共同的特点。因此可以看作庄周或受其影响的作品。
《庄子》这部书的写作方法，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进行抽象的议论。其善于引用具有讽喻性的寓言或历史小故事和古人的言论。实际上，这种文学形式也源于民间。古代人民为使自己的语言更生动，更富有说服力，往往运用生动的比喻来表达思想感情，起初只是三言两语，后来发展到有人物有情节的短小故事。
这种故事具有比喻和象征的特点，是人们所特别喜爱的形式。我们在战国诸子的言论中随时可以见到，比如至今为人们所熟悉的《愚公移山》 《鲲鹏之变》、《混沌凿窍》、《刻舟求剑》、《狐假虎威》，等等，都是寓意深刻、艺术构思奇特的佳品。特别是庄子，可谓是古代的一位寓言大师，是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和浓郁诗意的部分，例如《秋水》篇的开头一段：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已。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 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作者一开始展现在读者眼前的生动画面是秋天发大水，所有支流都流向黄河，汇成荡荡洪水，涯岸旷阔。河中小洲遥远，隔水相望，分辨不清牛马。接着，画面上又出现了神话人物河伯。他见这样的大水，心喜自得，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但他顺流入海，望见了无边汪洋，从而领悟到了自己的不足，发现了自己的见闻狭隘，深感天地间的认识是没有穷尽的；就是孔子的知识也很有限，伯夷的“义”也不足称道。
在这一段中，把神话寓言景物与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熔化在一起，既有深刻的哲理，又富于诗情画意。
在庄子的笔下，有生命与无生命的，抽象的与具体的，都能使之成为有思想、有精神可以活跃在读者眼前的生动形象。《盗跖》 中就把“无足”（不知足，贪婪）与“知和”（清廉，廉洁）这两种抽象概念，变成了相互争辩诘问的活的形象。这充分显示出庄子想象力之丰富，文字之生动活泼。无怪乎历代的诗人、文学家都深受其影响，学习他的风格和技巧。
历史散文，我国在很早以前便有了。《尚书》可算是最早的一部历史散文集，但文字简括古拙。其后有《春秋》、《国语》，也很简略。从文学上讲，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史学散文著作，流传至今的还是《左传》和《战国策》。《左传》的成书年代，目前尚有争论，我们这里只以《战国策》为代表谈谈。
《战国策》中所收录的文章，都长于铺陈，语言也十分生动，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是当时策士们的精心杰作，也是战国历史散文的代表作。
战国策士们善于辞令，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很深。《战国策》 中不少文章十分出色地描绘了他们的言论和行动，表现了他们那种巧弄机锋和狡黠辩术。策士们又很善于分析形势，观察和把握不同对象的心理状态与思想情绪。他们善于灵机应变，见机而行，针对不同情况，选用不同的寓言、故事，充分运用比兴手法，陈述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他们往往一席话，能把愁眉不展的听者，说得眉开眼笑；能把趾高气扬的听者，说得垂头丧气；能把盛怒不息的听者，说得心平气和；能把拒谏不纳的主人，说得言听计从。《触龙说赵太后》一文，就是很好的例子。
当齐国要长安君作人质，方肯出兵援赵抗秦时，赵国大臣们只从国家利益出发力谏太后，没有考虑太后溺爱长安君，注重长安君的利益，以及母亲舍不得子女离开身边远去的心情。结果大臣们劝谏失败，形成僵局，太后盛怒不止。触龙看透了太后的心思，入见太后从生活起居寒暄入手，打破了僵持局面，使“太后之色少解”。
触龙又略进一步，从自己爱儿子，由远及近，引导太后，使气氛更进一步缓和；太后又由怒气“少解”变为“笑谈”。到此， 触龙再从太后对燕后与长安君的爱怜，说到父母不应当只从离别之情和眼前利益着想，而应替子女的长久利益考虑，使他们经受锻炼和培养，如此才是真正爱怜儿子。这样，触龙一席话既迎合了太后痛爱长安君的心情，也符合国家利益。最后使太后同意以长安君为质。
文章末尾还注意照应了前面。全文500多字，构成一篇艺术性很强的完美散文，使你读后，深感它不仅把这一历史事件交代得明明白白，而且把触龙这位老臣的善于言辞的声音动作都描绘出来了。
《战国策》一书中，还有许多叙事和描写人物形象的文章，使人读后犹如身临其境。像《燕策》中的荆轲刺秦王一场，写得极为扣人心弦，当“图穷而匕首见”时，一场紧张惊险的搏斗场面展开了。各种人物的心情、神态、举动都描写得极为生动，使我们好像亲眼看到这场斗争一样。
以《战国策》为代表的历史散文，标志着这种文体的文学作品已相当成熟。由于它有这样的巨大成就，所以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史记》作者司马迁，就深受其影响，他在《史记》 写作过程中，吸收了《战国策》中的许多长处。
总的来说，战国散文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的新境界，启迪了我国2000多年来的文风，影响是深刻的。
为什么战国散文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大变革，使当时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思想极为活跃的时代。当时，除了极端主义的法家认为“文乱法”，反对文学的自由发展外，一般的统治者都比较注重士人，提倡文学。特别是当时影响很大的儒家学派，和深受儒家影响的士大夫们对文学的发展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们认为“人之于文学，犹玉之于琢磨也” (《荀子·大略》）。文学可以陶冶人们的心灵。
在他们的影响下，各国的统治者也认识到文学之士活动的重要。所以不少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提倡文学，如齐威王（前378一前343)、齐宣王（前342一前324)之时设稷下之学；燕昭王（前311—前279)之时筑台于碣石宫；赵武灵王（前325一 前299)之时有丛台和野台；楚国，前有章华后有兰台。就是法家 占主导地位的秦国，在吕不韦时，也非常注重文学。吕不韦大聚宾客，使其各叙所闻成《吕氏春秋》，这部书不仅成为秦国文学作品的总汇，也是战国文学作品的总汇。
各国统治者使天下文学之士得以集中，因而有机会相互交流思想，观摩砥砺，取长补短，使思想更加活跃，促使私人著书立说风行。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战国时代的散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
05、《楚辞》和屈原
屈原的故乡楚国，地处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商周之际，虽然中原各国总是把楚视为蛮夷之地，但它的文化水平并不比中原各国低。和中原国家一样，楚国也有自己的国史和古代流传下来的丰富典籍。
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交往极为频繁，南北文化进一步得到交流。楚国更有机会吸收大量中原文化。公元前520年，东周王室内乱，周宗族有人带着大批典籍转移到了楚国。这不仅加强了中原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而且为楚国成为战国时代南方文化艺术的中心提供了条件。
独具一格的楚文化，就是以长江中下游地区各族人民长期丰富多彩的创造为基础，并接受了中原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后形成的。这也是战国时代的楚国，能成为新体文学《楚辞》的故乡，孕育出新的“骚体”的巨匠、楚辞的代表作家——大诗人屈原的历史渊源。
《楚辞》亦作《楚词》，原指楚人所作的诗歌。西汉以前就有了这个名称。汉武帝（前140—前87)时的会稽太守朱买臣就以善言《楚词》著称。后来流传的《楚辞》，是西汉末年刘向编辑的，里面除了屈原、宋玉等战国时代楚国大诗人的作品外，也有西汉人模仿屈、宋等人的著作。不过，一般说的《楚辞》，主要还是指以屈原为代表的作品。因此，人们往往一提到《楚辞》 就想到屈原。
《楚辞》有个显著的特点：在句中或句尾普遍带个“兮”字。据清代音韵学家考证，“兮”字的古音就念“啊”，和现代口语词一样。这种带兮字的诗体，原来并不是屈原首创。远在屈原以前，早可追溯到《诗经》里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汝、汉地区的一些作品，如《周南》、《召南》中的某些诗篇；晚的如春秋战国间的《接舆歌》 （见 《论语·微子》）、《楚人歌》（见《说苑·正 谏》）等楚地民间歌谣。这些诗歌的句子里多带有“兮”字。可以说，它们就是《楚辞》 的先驱。
屈原，又叫屈平，是楚武王子瑕的后裔。
瑕原食采邑于屈，因以为氏，故屈原也就称屈氏了，所以，屈原和楚国国君同姓。
屈原的生年尚有不同推测，大约生于公元前343-公元前339年间。公元前278 年，楚国的国都被秦军攻破，屈原随同流亡的人民到了今长沙以北的汨罗江。在国破家亡、人民流离失所的惨状下，强烈的爱国心，使他痛感不能苟活下去，于是在这年阴历五月初五日投江而死。据传后世五月初五“端阳节”划龙船、吃粽子就是为纪念屈原。
屈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在文学上取得了极其光辉的成就，而且是一位具有远大抱负的杰出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年轻时代就从事政治活动，20岁时就当了“左徒”（仅次于宰相、令尹的大官）。他对当时的形势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又善于外交辞令，因而曾深得楚怀王（前328一前299)的信任，常常参与机要，被委以重任。
屈原对内主张任用贤能，厉行法制，使国富民强；对外主张联合齐国，对抗秦国。照当时的局势看，如果以秦国为首实行连横，天下就将统归于秦。但如果东方各国以楚为首实现合纵抗秦，楚就将成为天下统一的中心。
屈原看到电影先生这点，并为此而努力，进而完成统一大业。公元前318年，东方六国合纵对抗秦国，推楚怀王为纵约长，当与屈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屈原的才能和对内对外的主张，受到以上官大夫为代表的旧贵族保守势力的妒忌和反对，他们在怀王跟前说屈原的坏话。怀王是个不辨忠奸、妄自尊大的昏庸之君。他听信谗言，疏远了屈原，并免去了屈原“左徒”的官职。于是，屈原不得不离开王廷，政治抱负也不能实现了。
屈原非常悲愤。在他流落各地的过程中，眼看国势日衰，人民生活痛苦，而自己又无力救国救民，心里郁郁不乐。在这种沉重的心情下，屈原写出了伟大的诗篇——《离骚》。
《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品，全诗共有370多句，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在这篇诗中，屈原借助于神话传说和宇宙间奇丽的景象来抒发他的悲愤，倾吐自己的忠贞与抱负。它把事实的叙述、幽独的抒怀和丰富的幻想交织在一起，是一首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密切结合的杰作。所以后人也就把楚国这种新体裁的文学称为“骚体”文学，也有因此称作“屈体”的。
除了《离骚》外，屈原的作品还有《九歌》、《天问》、《九章》等。
《九歌》共有11篇，包括凄婉的恋歌、悲壮的挽歌和庄严肃穆的祭歌。据研究，它是屈原根据春秋战国间流行于楚国民间的祭神的歌舞词加工提炼写成的。其中除《国殇》一篇是祭为国牺牲的将士外，还有祭祀山川河岳的《山鬼》、《河伯》、《湘君》、《湘 夫人》；祭祀太阳神的《东君》；祭祀云神的《云中君》等篇。
在这些篇章中，诗人以极为丰富的想象力，生动描绘了各种神的衣着服饰、住处、生活等情况。像《山鬼》这首诗，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若有人兮山之阿（深山岩谷间），被薜荔（一种香草，或 说为木莲）兮带女萝（女萝是一种丝状的植物）。既含睇（笑眯眯的眼）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时而女神又出现在“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云飞扬的样子）兮而在下。”屈原把那女神出现在山谷间、云端下的情景，衣着装饰和秀丽含笑、身材窈窕，使人爱羡的美貌姿态及其神灵行止的气氛，描写得极为生动形象，好像这位美丽的女神就在我们跟前浮动。
这些诗歌还是屈原早年的作品，但从中已可以看出，他在学习民歌和吸取民间文学营养以及写作技巧、艺术风格等方面，都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屈原的诗歌，在《楚辞》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是战国诗歌的顶峰。
屈原最奇特的诗篇还应算《天问》。它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从头至尾使用疑问语调，一口气提出了172个问题。为适应提问的需要，语句既变化多端，又基本保持四言一句，形式不呆板，语言流畅而自然。
《天问》这篇长诗，涉及的内容极广，名为天问，实际上是天上人间、大地万物、历史传说、宗教信仰、人生观念等各个方面都涉及到了，充分显示出了诗人的渊博学识和大胆的怀疑精神。可以说，《天问》既是对历史、宗教的一种批判，也是勇于探索自然和追求真理的表现。它体现了战国时代人们冲破传统思想束缚的时代精神。
《天问》是史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天问》是哲理诗，蕴藏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天问》是科学诗，保存了丰富的科学资料。它在我国文学、历史、哲学、自然科学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楚辞》中的名篇《招魂》，有人认为是屈原为楚怀王招魂而作，也有人认为是屈原的学生为屈原招魂而作。谁作的我们暂时存疑。但是《招魂》却是《楚辞》中十分有影响的篇章，因此，这里也要谈到它。
《招魂》的最大特点，是大量吸收了楚国民间挽辞的丰富营养。我国民间长期流传着招魂的习俗，在山东南部（战国时代这里曾与楚地邻近，公元前256年楚灭鲁占有其地），还有类似的歌辞流行。据有关材料讲，在那里曾长期流行有“荡荡游魂，何处留存？或在庙宇，或在山林，天神地神，门神灶君，招魂还家，复起精神”之类的民间招魂辞。
春秋战国时代，在民间，尤其是南方的楚国，类似的招魂辞一定很多，招魂之风一定极盛。马王堆汉墓帛画帷幕上面挂着縠璧玉璜，这不正是《招魂》中的＂挂曲琼些＂（意思是悬挂着玉钩），“结琦璜些“（意思是帷帐皆用绮缟一 类的细丝织物编着玉璜作装饰）所描绘的情况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楚辞在吸取民间歌词养料方面的某种痕迹。
屈原是杰出的文学家。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学习和运用楚地民间歌谣，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楚国的历史与现实生活进行再创作， 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取得光辉成就，达到新的高峰的伟大诗人。他创立了中国文学的新体裁，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航道。
屈原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血肉的联系。他从民间文学中吸取养料加以提炼升华，写出来就会是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在艺术上和思想上，才可能是成功的。
也正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屈原对我国文学的影响才那样巨大深远。在他的影响下，当时就有宋玉、唐勒、景差等大诗人。尤其是宋玉，成就最大，他和屈原并称屈宋。到汉代，学习楚辞的人更多，汉赋就是在楚辞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06、音乐艺术的繁荣
今天，人们一般都把有规律而动听的声音称为音乐，大致可分为声乐和器乐两大类。但在战国以前，音与乐是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
《礼记》中有一篇关于音乐的专文叫《乐记》，是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和他下面的儒生“采《周官》及诸子言乐者”作 的，里面保存了不少战国及其以前的音乐方面的重要材料。
《乐记》中对古代音乐下了一个定义，说：“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遵循一定规律）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大意是说，当人们见景生情有所感动时就发出相应的声响，声响按一定规律变化，再与乐器演奏配合舞蹈动作，就是音乐。
乐的内容，照《乐记》讲，包括“器”和“文＂。说是： “钟鼓管磐，羽籥干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所谓“钟鼓管磐”指的是古代主要的乐器名称；“羽籥干戚“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服装道具之类。据说 “羽籥”是表演文舞的，“干戚”是跳武舞用的。＂屈伸俯仰，缀兆舒疾”则是讲的舞蹈动作和姿态。
由此不难看出，战国以前是把唱歌（包括诗词）、跳舞、奏乐等等都包括在我们现在讲的音乐中。
诗歌在古代都是可以演唱的。《诗经》是战国以前的诗歌集， 里面分《风》、《雅》、《颂》。《风》就是古代各地的民歌；《雅》、《颂》则是王公贵族们在宴飨、祭祀等场合演唱的音乐舞蹈之词。战国时的《楚辞》，我们已知道，它是在楚国民间歌谣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不仅可以演唱，而且有的还配合着舞蹈动作。据研究，屈原早年深得楚怀王信任时，他的作品常常在宫廷里演唱。
可见，诗歌在战国时代及以前也是属于音乐的一部分。只是到了后来，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艺术门类才更加细密繁复，舞蹈、诗歌才渐渐从音乐里分出来，音乐演变为主要指声乐和器乐，即唱歌和奏乐之类了。
我国幅员辽阔，从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全国除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外，各兄弟民族、各地区又形成了具有浓厚民族地方特色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反映在音乐上，我们可以从有关文献记录中看到战国时代各地音乐的大致情况。
北方以燕、赵为代表的音乐，似乎以悲壮慷慨闻名。如荆轲赴秦在易水相别时，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据研究，此歌是很有北方地区音乐特点的。
秦地的音乐特色，据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讲是“击瓮扣缶， 弹筝抚髀，而歌呼呜呜＂，乃“真秦之声也”。
东方的音乐，与西北则大不相同。比如齐国是金石之音疏，而尚丝竹之声，故其音舒缓。大致是以轻音乐为主，或许有点软绵绵的味道。
南方的楚国，更是有名的音乐舞蹈之邦。楚人唱歌，有其独特风格，形成有名的“楚声＂。楚声在汉初仍然流行于淮河流域。因为“楚声”通行于南方，所以又叫“南音”。它的特点多用“些”字音为尾，故有“楚歌曰些”之说。我们看《楚辞》中《招魂》 的句尾就多用“些”字。
战国时代各地音乐特点的形成，都有其历史渊源。据《吕氏春秋·音初篇》说，东音相传形成于夏代孔甲之时，南音则形成于夏禹之时，西音形成于殷河亶甲徙西河，后来秦穆公之时，大概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改造成为秦音。北音则和殷人关于玄鸟的传说有关。
音乐，作为人类精神文化财富的一部分，也和人类的物质财富一样，本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在战国以前，音乐为少数王公贵族所垄断。他们一方面把音乐作为自己享乐生活的补充；另一方面又把它神秘化，与旧的礼教结合起来。他们认为：乐“可以善民心”，乐行能“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礼记·乐记》），因而是维护统治秩序的一种重要工具。
民间有劳动群众自己的音乐，它反映了劳动群众的喜怒哀乐。在春秋以前，官府每年要派人采风，其中除部分作品被采风者收集改造献给统治者、作为考察民情的参考外，真正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在群众中有广泛基础和影响的 乐歌，是不被统治者所重视的，登不了大雅之堂。但是，战国时情况不同了，旧统治阶级从前用以麻痹人民的雅颂古乐已渐渐使人乏味，甚至新的统治者也不爱听了。
《乐记》中记载有魏文侯与子夏的一段谈音乐的话，文侯就说，他听古乐就要打瞌睡，而“听郑卫之音，则不倦＂。《孟子·梁惠王》篇中，记有梁惠王对孟子说的一段话，更是说得明白，梁惠王说他根本不爱好“先王之乐” 而“好世俗之乐”。可以清楚地看到，过去那种空洞的歌功颂德的旧腔调雅、颂已不受欢迎，而从前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世俗音乐，渐渐为新兴统治者所接受和喜爱。因此，战国时代民间音乐有了新的发展。比如东方齐国的都城，据苏秦说：“临淄之民，无不吹笙鼓瑟，击筑弹琴。”
在音乐舞蹈之邦的楚国，除了王公贵族们的宫廷音乐外，民间也流行着许许多多为民众所喜爱的乐曲。据宋玉答楚王间时讲，有人在郢都唱歌，开始唱《下里巴人》时，“国中属而和者（跟着唱 的）数千人”（或作“数万人”) ; 唱《阳阿薤露》时（或作《阳阿采菱》）时， “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唱《阳春白雪》 时，“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或作“数人”)。
从宋玉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知道，春秋战国以来，楚国民间有许多流行歌曲。《下里巴人》大概是流行最广的民间歌曲，而《阳春白雪》之类的宫廷音乐，只有少数人才能唱。
战国时代音乐艺术的发达情况，从当时乐器种类之多也看得出来。
当时乐器的种类极为繁多，见千记载，并有出土文物佐证的 有：钟、磐、琴、瑟、笛、箫、笙、竽、筝、筑、钲、鼓，等等。其中齐国的瑟、秦国的筝特别有名，而楚国的笙更是中国之冠。
07、战国的绘画艺术
战国时期的绘画艺术已达到相当的高度，这一点不仅文献记载可供查考，而且还有不少绝妙佳品一考古发掘所获的帛画、铜器纹饰、漆彩绘等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据记载，战国时已有许多画家专门从事绘画艺术的创作。在当时王公贵族的宫室、庙堂里，梁柱上有图案，墙壁上有绘画，各种陈设器物也都有装饰图案。
据韩非说：“客有为齐君画者，问之画孰难？曰：狗马最难。孰易？曰：鬼魅最易。狗马人所知也，且暮于前，不类之，故难。鬼魅无形，无形者不可见，故易。”这是当时画家从绘画实践中深有体会的回答。
《说苑》中也讲了一个关于战国画家的故事。讲的是齐国国君修建九重台时，曾用巨资招募国内的画家为之作画。有一个名叫敬君的人，家里很贫寒，一直在家学画，得到齐王招募画工的消息就去了。敬君到九重台作画后，很久没能回家，很想念自己的妻子，于是他就在自己前面画了一幅妻子笑眯眯的像。旁人见了后报告了齐王。齐王起了淫心，对敬君说，国中献的美女没有一个好的，愿以百万巨资换他的妻子，如果同意就好说，否则要杀掉敬君。
这个故事除了说明王公贵族的荒淫无耻外，从中还可以看到，像敬君这样的画家有相当高的绘画水平。
这两个小故事，充分反映出战国时代已有了专业的画家，他们在绘画实践和理论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下面我们再就考古所得的有关绘画艺术品看看战国绘画的艺术成就。
战国帛画发现的不多。其中有两幅最有名，一幅是《龙凤人物帛画》，一幅是《人物御龙帛画》。
《龙凤人物帛画》是1949年春在湖南长沙近郊战国墓中发现的，是一幅画在长30厘米，宽22.5厘米的平纹素绢上的画。郭沫若曾作 《关于晚周帛画考察》，认为画中左上的独脚蛇状怪物是邪恶和死亡的象征，应是古代所谓的“夔”。右上为凤鸟，下为合十束腰妇女祈求凤鸟战胜邪恶势力。后来不少学者发表文章，有的提出了不同看法。
近年来，经过对帛画的科学处理，使画面更为清晰，同时发现早期摹本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从新摹本可以看出，左上角那 条蛇状物是一条龙，身着束腰长裙的妇女脚下还有一弯月形状，过去的摹本漏掉了。由于旧本摹错了，根据它考察的主题思想当然也错了，这应该是一幅祈求飞龙和飞凤引导死者灵魂升天的画作。
从绘画艺术的角度看，帛画的艺术性还是很高的。它的构思比较巧妙，画家的想象力丰富；画的笔调显得古拙，但人体部位比例却把握得很准确。据文献讲楚妇女爱细腰，这幅画中妇女的装束符合当时楚国的风尚。
由此可见，这幅帛画既有丰富的艺术想象，又有现实生活的写实，和后来发现的《人物御龙帛画》一样，技巧都是相当成熟的。
《人物御龙帛画》长37.5厘 米，宽28厘米，大致和8开大小版面差不多。画面正中为一身材修长的中年男子。头戴高冠，身着广袖长袂袍服，腰挂长剑，神 态刚毅，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一条巨龙。这条龙的龙头高昂，身体平伏，尾巴上翘。尾上还站着一只圆睛长喙、昂首仰天的仙鹤。人的头顶上有舆盖，舆盖上三条飘带随风飘拂。龙身下有一条鱼。
这奇特的画面，大致表示乘着飞龙升天的意思。这幅画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技巧相当成熟。画家使用单线勾勒，线条云流风动，潇洒熟练，丝毫也不呆板。
画中人物——从原物可以看出——略施彩色，龙与鹤以及舆盖基本上用白描，而有的地方还施以金白粉彩。再从人物形象、画面布局、主题构思等等看，也都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特别是画家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更体现了战国时期的时代精神，以及当时绘画艺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的高度统一的光辉成就。
战国的绘画成就，在当时的铜器、漆器等纹饰上更有充分的反映。
铜器的纹饰，殷周以来就非常精美繁复，但图案多是比较板滞的几何纹、夔纹、云雷纹等等。春秋时代，少数铜器上出现了刻铸的人物、禽兽之类的写生画，但只刻有一个轮廓线条，显得很古拙。
战国时的铜器纹饰继承和发扬了这种新的画法，更进一步产生了反映当时社会生活而具有真实性的作品。如河南汲县山彪镇所出土的《水陆攻战图铜鉴》，辉县赵固镇所出《宴乐射猎纹铜鉴》以及在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嵌错铜壶上的演武宴乐采桑戈射和水陆攻战等图案花纹等等，都是很生动的写实作品。
这些铜器上的纹饰图案，都是用写实的手法，着重描绘人物和动物。笔法古拙纯熟，有明有暗有透视，使平板的花纹更具有立体感，形成了富有战国时期独具风格的铜器花纹艺术。同时，从这类铜器的刻画中，可以看到装饰花纹的发展，已由图案走向写实的趋向，从而为后世的写实绘画开了先河。
08、战国时期的吃、穿、住、行
吃穿住行，是人类物质文化生活的基本内容，从中可以窥见一 个社会和时代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
战国人的主要食物，可分为粮食、肉类、蔬菜、饮料、调味品等。那时的粮食品种和现在差不多。其中北方大致以粟米为主，南方以稻米为主。从《战国策》中说的东周人要种稻，西周人不放水看，水稻在黄河流域也有所种植，但以南方为多，在江西发现战国最大的装米粮仓就说明了这点。
六畜（马、牛、羊、鸡、犬、猪）的养殖，是战国人肉食的主要来源。马主要用于服役。牛羊多在祭祀鬼神时才杀食。狗肉比猪肉可能还珍贵。春秋末越王奖励生育，生男的奖一犬二壶酒，生女的奖一豚（小猪）二壶酒，战国人可能也因袭此俗。鸡为农家普遍饲养。
蔬菜，战国及以前的文献中已有葵、藿、韭、葱、蒜、姜、葫芦、萝卜、蔓菁等一二十种，但有的可能是野菜。其中葵、藿可能是种植最多的，农家常代粮食吃。
酒、糖（主要是蜜）、酱、醋等饮料调味品战国时代都有了。其中酒的实物，在1974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中发现过两壶，出土时打开锈封严实的壶盖还香气扑鼻。其中一壶青翠透明，似现代的“竹叶青”名酒，一壶呈黛绿色，可见战国时代酿造技术是相当高了。
上述这些丰富多样的食物，当然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的。王公贵族和富有之家，不仅粮食吃的是精品，酒肉菜肴也样样皆有。王公们还有专门掌管饮食烹任的属吏，对食物的吃法非常讲究。
就粥来说，王公贵族们吃的也不是我们常说的稀饭，他们所吃的粥是粮食加工成末，和肉、菜、调味品加水煮成的。王公贵族们的炊器餐具，也都是精美的青铜、金、银、玉、骨和漆器。
那时没有桌子，饮宴吃饭都铺席于地上再摆陈食物，后世所谓“筵席”、“酒席”就是这样来的。列鼎中的肉盛入俎豆，按一定规矩放入席上供人食用。垒是储存酒的，尊、壶是放在席旁装酒的，饮用时用斗勺斟入爵、觥、觯内。
食前食后要洗手抹嘴擦脸，所以还备有盛水的器物。当时人们除用手抓拿某 些食物外，还有匕、叉、箸、勺等餐具。
酒、菜、饭的先后食序， 战国时代也和今天饮宴时一样。
王公贵族们吃的东西是十分丰盛的，孟子说他们是“食前方丈” ，意思是吃的东西列于前方达一丈（约合今2米）， 看来并不完全是夸张之词。我们将当时王公贵族墓中所出成套餐具都陈列在一块，确实要放一大片。
对于被统治者来说，当然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不用说吃法没有那么多讲究，往往粟米也难吃到，正如张仪说韩国情况那样：“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藿羹就是菜汤。要是遇到荒年，就连豆饭、菜汤也吃不上，只有“糟糠”当饭了。至于肉食、酒肴，一般人就更难吃上了。孟子的理想社会，也不过“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老人方可以食到肉。
穿，包括头部、上身、下身和脚上穿的。头上戴的总称为冠， 分别有弁、帽、冕、冠、巾等不同称呼。大致从西周以来就有这样的习俗：儿童头上只用一块布包着头顶，叫做巾。到20岁算是长大成人，这时要举行改变服装的礼仪，主要是头部的变化，所以叫“冠礼”。
上身穿的总称为衣。长的叫袍，短的叫襦，罩衣叫衫，有里曰“复”。复就是我们说的夹衣。在表和里之间填充有绵（当时没有棉花，只有丝绵）或乱麻、芦花等物的衣，是用以御寒的绵服。
战国时代中原人的衣服都是传统的右衽，只有丧服和死人才是左衽的。
不同等级和身份的人，不仅衣的质料不同，形制也有别。王公贵族和富有之家，穿的是锦、帛、缟、皮和精细的麻布。平常穿方领右衽大袖、腰以下特别肥大至脚胫的“深衣＂，腰间（肋以下） 系着有金玉作饰物的丝带。此外还有各种礼服，不同场合穿着不 同。
短衣叫襦，又有长短之分。短襦大概和我们现在的衬衫差不多长。长襦一般齐膝盖，考古工作者曾在洛阳、山西长治等战国墓中发现过身着这种长襦的铜俑。这也说明襦不是王公贵族的衣服，而是广大劳动者的服装。
锦衣长衫狐裘绵袍，对千广大劳动者来说，不仅政治地位、经济条件不允许他们穿用，同时他们要终年参加生产劳动，哪里能穿呢！只有穿葛麻乱毛纺织的粗布短衣，战国人又叫褐。《孟子·滕文公》说的＂许子衣褐”就是指的粗布衣服。许子还是一位士人，他们衣褐的话，劳动人民恐怕更难人人衣褐了。
战国人把下身穿的叫裳，脚上穿的叫屦，秦汉以后才叫履或鞋。一般以麻、葛、 草等编织，也有皮的。劳动者和下层士人多穿没有装饰的草或麻葛做的。
战国时代还有袜子，有布帛也有皮做的。那时都是席地而坐，进屋要把屦脱在门外。据说在战国以前参加隆重的宴会或朝会时，连袜子也得脱去，光着脚 进屋。
战国时的居住条件远比从前进步。尤其是高大宽敞的楼台瓦房的建筑、中国建筑艺术中特有的斗拱都是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
瓦从西周就有了，不过很粗糙，推测只在屋脊和房顶周围盖上瓦，用以压住茅草。春秋末至战国以来，考古发现的瓦片遗物已很多，先后在临淄齐故都、曲阜昝鲁故城、易县燕下都、邯郸赵城、咸阳的秦国都城遗址等许多地方，都多次发现过大量的板瓦、筒瓦及各种瓦当，不少都刻有美丽的花纹。
至于一般老百姓的居住条件，虽然记载和实物已难见到，但恐怕只有低矮潮湿难避风雨的茅屋草舍，或许是茅屋草舍也没有。
陆行车辇，水行舟船，战国已为常见，遇水架桥也有了。我国的车船早已有了，但战国时代种类多，制造技术高。车除用作战争工具外，还用作交通和运输工具。贵富之人出门不是骑马，便是坐车乘辇。活着如此，死后还希望这样。
船只也有作为战争工具的。战国不少器物上都有水陆攻战图可证。从《战国策·楚策》载张仪说的一舫（两船连体成方形的叫舫）可载50人，可见是不小的。1958年还曾在江苏武进奄城发现过一只长达11米、宽近1米的独木舟。从附近出土有战国铜器的情况分析，这只独木舟可能也是属于战国时代的。
远行除车船外，还得解决吃宿问题。据说商代已有政府开设的驿站以便传递公文信息。战国时不仅有政府开设的驿站客馆，还有了私人开设的客舍，以供远行客商食宿之便。
本文内容编选自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中国读本《经典中国通史》之《战国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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