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的一本代表性著作，有了新版本

　　中国美学有自己悠久而伟大的传统，但这个传统，只有当它和西方现代美学的发展内在地联接起来的时候，才能继续焕发出它的光辉，并对世界现代美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我们来说，深入细致地研究西方现代美学，包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个长期的、不可忽视的任务，需要做许多踏实的努力。我想，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来整合中西美学，以创造我们这一时代的美学，也许是一条正确可行的道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对西方现代美学的介绍与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特别是对距今较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介绍与研究，却显得比较薄弱。在距今较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伊格尔顿的美学是影响较大、值得注意的。据我所知，我国已译出了他在文学批评方面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和《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但他于1990年出版、正面直接地讨论美学问题的重要著作《美学意识形态》，迄今尚无译本。现在，王杰与付德根、麦永雄合译的译本出版了，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

　　《美学意识形态》

　　如本书作者所说，本书还不是一部美学史。但是，它相当详细地讨论了自英国经验主义和欧洲启蒙主义以来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家、美学家的思想，最后又对后现代主义的美学倾向作了评述。它涉及的面很广，内容相当丰富。因此，它在颇大程度上集中地阐述了一位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西方近现代美学的基本看法，一种不同于一般美学史的看法，很有值得我们参考的价值。此外，作者是英国人，英国是近代经验主义哲学的发源地和大本营，但作者又很推崇近现代德国美学所特有的哲学思辨方法，并且充分肯定了德国美学在欧洲美学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这使得作者对许多问题的观察论述不同于西方常见的那种狭隘的经验主义的描述分析，而具有了历史的宏观视野和哲学深度。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作者对于美学的根本看法，但读来仍然常常可以发现一些有启发性的观点。例如，作者对康德美学中“美与崇高的辩证法”的论述就颇有启发性。

　　在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研究中，经常会有碰到一个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到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必须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解释，以致形成不同的理论派别。判定这些不同的看法和解释究竟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思想派别的根本点的研究；另一方面，当问题涉及当代许多重大具体问题的解决时，还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点的前提下，诉之于历史与实践的检验。即使是那些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点的不能违背的思想，本身也还需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加以丰富发展。因此，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的回答，应采取一种具体的历史分析的态度。依我的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他们经常是从他们所处的西方当代社会的情况出发，为了解决他们感到迫切需要解决的某一重要问题而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往往只注意马克思主义中那些他们认为有利于解决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有利于论证他们的观点的思想，而缺乏对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如实的、全面的研究。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处在西方各种流行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强大压力之下，他们希望回答这些流行思潮提出的问题，并把它的某些思想融合到马克思主义中去，但同时又往往缺乏对这些思潮的真正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撇开社会政治阶级方面的根源不谈，我认为上述两种情况，造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作为一个完整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偏离。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又经常反映了西方当代思想发展的动向，他们对问题的解决也经常不同程度地具有可供我们参考借鉴的启发性，而且也不能说他们的每一点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如本书作者把美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研究，并且极为强调它与政治的密切联系，这在今天中国的不少读者看来可能觉得怪异。但如果考虑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的国家中所处的社会政治地位，考虑他们力求要从包括美学在内的思想文化的角度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那么这种做法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此外，美学虽然不等于政治性的意识形态，但它与政治难道就毫无关系么？本书作者从政治角度来观察研究美学，也同样可以给我们以某些启发。

　　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我们把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那么东方各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似乎也可以称之为东方马克思主义。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在世界学术论坛上，它远不如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有影响。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它在传至东方后，又经历了一个与东方各国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长期发展过程。仅就美学的研究而言，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同时，也注意东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美学问题的研究，并将两者作一些比较，这也许是有意义的。

　　本书译者王杰是勤奋地致力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翻译、介绍、研究的一位年轻学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和他的伙伴付德根、麦永雄合译这本书，态度十分认真，花了很大力气，经过反复推敲修改，使译文堪称忠实晓畅可读。如果说某些地方还不是那么好读，我想是因为原书作者的思维与表达方式本来就较为艰涩的缘故。

　　（作者：刘纲纪，原文刊载于《东方丛刊》1996年第1辑。）

　　原标题：《伊格尔顿的一本代表性著作，有了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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