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四代教师，历史机缘巧合｜上海会客厅
9月10日是教师节，也是老师们的节日。郑有慧是美术高级教师，也是一位海上画家，她还先后担任国家教师资格证考试中心主考官和巡考官。退休之后，她担任上海市普陀区美协副主席，东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兼职副教授，仍然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向学生们传授绘画技艺，传播文化艺术。
教师节当天，郑有慧老师首次向新闻晨报·周到“剧透”，她全家四代人都与教师工作有缘，那么，这背后有一段怎样的故事呢？本期《上海会客厅》节目，我们邀请郑有慧老师讲述全家四代人先后从事教师工作的故事。
我的祖父郑逸梅是文史掌故作家，他的一生只从事过两件工作：一是写作，二是教书。解放之前，祖父就在沪上多所学校任教，这当中有大学，也有中学；而中学的课时费有时候比大学还高，因为校长主要是看老师在学生当中的受欢迎程度。
郑逸梅先生在伏案写作祖父生前讲过一件趣事，那是解放之前，某所学校春节之前会请老师吃年夜饭，而老师们去食堂吃饭前心里是蛮忐忑不安的，走进食堂第一件事就是到自己饭桌前去看一看是什么菜。如果上桌的菜当中，有一道菜是“一个油面筋塞肉和两个百叶包(类似双档汤)”，那么老师吃也不吃，马上转身就走了。
原来，这道菜当中的百叶包就是代表“卷了铺盖走人”，校长希望你下学期不要来上课了。据说，这也是校方一种比较含蓄的做法，给教书人一个面子，就不另外发解聘通知了。
那时候，祖父一个礼拜要上二十多堂课，那时候各所学校排课也很有技巧，他们会根据老师的时间安排好课程，保证排课不会撞车。而对祖父来说，上课也是一种锻炼身体，因为要全程站着讲课，而且要在各所学校之间来回奔波。祖父人很瘦，九十多岁高龄时仍然在外面走动访友，应该和那时候一直坚持上课有关系。
郑逸梅先生留下的日记本，日记本标注工作单位为晋元中学上世纪50年代初期，华师大聘请祖父去做教授，但他认为华师大离家比较远，因为当时我们全家是住在长寿路中山北路，那时候公交车坐两站路就觉得路程很远了。所以祖父后来就在我们家附近的晋元中学（前身为华童公学，创办于1904年，1999年更名为“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任教，一直工作到1966年他72岁时才正式退休离开学校。
我父亲郑汝德做老师也是蛮巧合的。父亲考大学时，祖父是要让他考中文系的，当时父亲考取了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了一年多以后，因为院校合并，他就去了华师大。在华师大读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他对经济方面比较感兴趣，而那个时候转校比较容易，他又去了上海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前身）就读。
郑有慧的父亲郑汝德先生毕业之后，我父亲进入上海电表厂工作；这是仪表局下面一个大型企业，当时厂领导看中他的能力，让他到局里办的职工大学去任教，他去了之后，受到学生们的欢迎。特别是有两次讲座的民意测评，他的分数比当时厂里的一把手还高，我父亲觉得这样对个人影响不好，所以就提出申请把教师工作回掉了。他回到厂里继续工作，兢兢业业，作为高级经济师退休。
我自己从小就对教师工作感兴趣，心心念念想长大以后做一名老师。记得在六七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家里就我和妹妹两个人，我就让她做学生，我自己当老师，然后放了许多的小凳子，这些凳子也算是学生，然后我一个人在那里扮演老师上课“自说自话”，这些场景我至今记得。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最初在文化局工作，后来去华师大读书深造。从华师大艺术教育系毕业之后，我报名去教育局，那时候教育局正好缺美术老师，我的前任是一位美术教研员，他还有两年就退休。当时我们教育学院院长觉得我应该是能够胜任工作的，所以我就到了教育学院担任中学美术教研员，并一直工作到2010年退休。退休之后，我担任了东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兼职副教授，平时去学校授课，教学生们画中国画，同时传播文化艺术，而我的学生当中有不少是外国留学生。
郑有慧在大学的国际中文日系列活动为学生授课说起来，我女儿做教师也是蛮偶然的。多年前，她从外贸英语专业毕业之后，进入了一家外企工作，上班在淮海路的商务楼里，当时薪酬蛮高的。但工作了一年以后，她觉得外企的工作环境不适合自己，感觉很迷茫，不知道怎么办，就和我商量。我当时就给她出主意“要么你去做老师吧！”
郑有慧女儿10个月时与曾祖父郑逸梅先生合影我女儿的辞职也是毅然决然的，那时候辞职也是要冒一点险的，需要把薪资丰厚的外企工作辞掉，然后就等于是无业人员，从头开始自己的职业规划。如果要做教师的话，教师资格证是一块入门砖，要成为一名学校在编教师的话，还要经过其他一系列考试。
从外企辞职之后，女儿在家里复习功课，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把教师资格证考出来了，经过努力，她最终成为区里一所重点小学的英语老师。如今，女儿也在这所学校工作了十几年，成为了英语骨干教师，她取得的教学成绩相信也不亚于我。
现在想来，我们家包括自己在内有四代人从事教师工作，我们都热爱教师职业。这，或许就是历史的机缘巧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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