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都市化180周年：中学历史教师的思考与讨论
1843至2023，从开埠到开放，上海都市化已走过整整180年。历经了近两个世纪的磨砺，这座襟江带海“东南都会”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全球城市。回望180年的上海都市化历程，既镌刻着光荣篇章，也烙下了屈辱印迹。特定的时空淬炼，使上海焕发出独特的精神与气质。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市高中历史学科德育实训基地、上海市历史学会及徐家汇书院联袂举办了“从开埠到开放——上海都市化180年”中学教师演讲活动，于2023年10月5日在徐家汇正式拉开了帷幕。有别于以往的学术讨论会，这场别开生面的演讲的主要参与者，均由来自历史教学一线的中学教师组成。他们分别由工业化与都市空间的拓展、生活方式与近代市政的演变、海关制度与近代中国的政经关系、思想及教育的趋新与红色根脉的萌发等视角切入，重新发掘与认知上海独特的城市特质与精神品质。
上海开埠的全球史意义
伴随着《南京条约》及其附属条约的签订，上海于1843年正式开埠。开埠后的上海，逐步融入全球化进程，并呈现出“全球本地化”与“本地全球化”并行的独特发展特征。围绕“本土”和“全球”两条主线，来自上海市金山中学的王超老师，就开埠以后上海之后上海社会的种种变化展开了讨论。
上海开埠以来，丝、茶出口量逐年攀升，极大地推动了华洋贸易的发展，使上海成为国际与国内贸易交汇的枢纽。贸易的发展也刺激了金融业的兴起，中国传统钱庄与汇丰银行为代表的外资银行，共同扮演起了华洋贸易间的重要角色，发挥了稳定金融市场、繁荣商业贸易的作用，也进一步巩固了上海在全球贸易、金融中的地位。
财富和劳动力的汇集，得益于上海相对自由与安全、异质与开放的社会环境。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上海租界由华洋分居变为杂处，华人大量涌入，无数外国“冒险家”也纷至沓来。由于租界人口的剧增，促使租界当局设置工部局等机构加以管理，这一方面加速了租界成为“国中之国”，严重破坏了国家主权，另一方面也使上海逐步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混杂型社会”，得以顺应开放、交流的全球化进程，并最终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
大量中外移民的迁入，使中西文化得以在上海“五方杂处”的多元文化土壤上进一步交融、发展。融合中国与西方、兼具传统与现代的“海派文化”也应运而生，并作为窗口向世界展现出了独特的现代东方魅力。开放、包容、自由、多元、创新的特质，使“魔都”上海成为世界城市发展与全球化进程中的独特样本。在开埠180年后的新时代，上海正努力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以更大胸襟拥抱“全球化”的美好愿景。
19世纪90年代的外滩
赫德与晚清中国海关——近代国家转型与条约体系的历史缩影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向胜翔老师。他以“赫德与晚清中国海关——近代国家转型与条约体系的历史缩影”为题展开了讨论。向胜翔指出，中国传统海关体系在晚清时期的嬗变，是观察传统中国融入近代世界与国家转型的绝佳视角。面对现代工商业发展迟缓与农业赋税无法大幅提升的现实，海关关税很大程度上担负起了中国现代化的资金来源，同时海关深刻介入晚清现代化运动具体历程，在对外交往、航道建设、国家融资、国际检疫、邮政通信等领域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起义的冲击下，风雨飘摇清王朝被迫接受了列强所提出“由总理外国通商事宜大臣或随时亲诣巡历，或委员代办，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桩、号船、搭表、望楼等事”约定，由此形成外籍税务司制度。其中，第二任总税务司赫德凭借对海关的现代化改造以及对中外事务熟悉赢得了清王朝的信赖，在其近50年职业生涯中使海关成为晚清具备近代特征的行政机构。同时赫德深刻理解控制中国、影响中国让中国社会在英国的监督下有序、有效运作是最大程度满足英国利益的选择，即维护英国总体利益的大前提下，推动清王朝稳定与国家现代化效能增长的角色。然而当中英双方利益发生冲突时，赫德天平无疑移向前者，他总是以中国政府的谋士或代表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双重身份出现，特别是《辛丑条约》赔款支付方法成为悬案时，赫德以对中国财政运行的深入了解与对赔款操作行动实际规划能力扮演了列强利益维护者的角色，近代海关的关税收入重心从支撑现代化发展变为对赔款担保。而伴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赫德所呈现的殖民主义面相无疑使其无法承担“号曰客卿，不负所事。食其禄者忠其事。”评价。当近代中国完成了社会、政治领域转型后，民族利益与民族尊严的重视无疑也将促使外籍税务司制度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这一幕传统中国与过度扩张的欧洲帝国前线之间故事也将画上句号。
1893 年上海开埠 50 周年时落成，由总税务司赫德邀请英国工程师设计建筑师杨斯盛承建江海北关。
上海工业化与都市空间的拓展
来自上海市回民中学的朱琳老师认为，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工业化与城市化往往相伴而行。概观近现代上海城市化进程，工业化是上海都市空间拓展的重要推手。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下，上海工业中心的地位不是凭空而来，它具有着十分厚重的历史传统。1937年国民政府举办“上海市政府成立十周年纪念工业展览会”，炫示“十年建设”，展现上海民族工业的强大力量；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在中苏友好大厦盛大召开的上海工业展览会，可谓“辉煌的成就、伟大的胜利”；改革开放以来，2010年世博盛会撬动上海都市空间结构的优化，助力提升上海作为全球城市的功能和地位。
原江南造船厂，现已迁址长兴岛，续写“江南长兴”的宏大篇章。
比照近代以来上海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工业发展带来都市空间的大幅扩容，上海从开埠前的“小苏州”变成“大上海”。以“都市空间”拓展为视角，重识工业化进程下的都市空间拓展之经济驱动、政治建构、人居环境与文化生活。积淀180年之久的上海经验兼具海派风格的独特性与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富含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多种属性的都市空间重构，不断推动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转型，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实践当为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发展之路提供上海智慧。
近代上海市政的历史演进
开埠以来，上海在短短数十年间迅速从传统的江南水乡跃变为远东一大都会。路政、水电、邮政、电讯、消防、公园等一系列近代市政事业均得到迅猛发展，不但在全国独领风骚，一些领域甚至足以与近代列强都会比肩。来自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的张宝奇老师就开埠以来上海市政的嬗变以及取得的成绩展开了讨论。
近代上海市政建设之所以能够迅速进步,一方面与都市发展的巨大势能密切相关。作为远东重要外贸港口、洋务运动建设的中心和民族工业诞生的摇篮，交通拥挤、卫生恶劣等一系列新的难题对城市建设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这也是外国租界这一外力启动的结果。工部局等租界殖民性市政机构的设置在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同时，客观上也为工业革命时代西方先进的市政建设和管理经验的植入提供了契机。
近代上海市政的变迁对上海乃至全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刺激了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为工业文明藉由上海加速扩散到内陆地区创造了条件；其次，它推动了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转变，以及时间观念、交通规则观念、公共卫生观念等新观念的形成；租界市政建设展示出来的近代西方政治、经济、技术文明，也极大地刺激着国人，对探索市政建设、转型发展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样本。但必须指出，半殖民地社会下上海市政建设和管理处于各自为政、参差不齐的畸形繁荣状态；也昭示了拥有完整主权对于市政建设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
图为上海杨树浦水厂建一号出水唧机室照片，该厂由英国人哈特设计，于1883年建成，是近代中国第一座自来水厂。
疫病与上海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最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它的爆发唤醒上海对于城市公共卫生事业从无到有，从薄弱到健全的历史记忆。来自上海市青浦高级中学的钱轶娜劳老师，对近代以来上海的防疫抗疫历史及其经验进行了总结。
近代以来，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多次在上海爆发。在100多年的时间内，霍乱、天花、血吸虫病、甲肝、“非典”、“新冠”肺炎等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多次席卷上海。20世纪40年代，为了扑灭霍乱，当时的市政机构和社会各界紧急采取设立固定注射站、保证饮用水卫生、科学宣传等各种行动参与到霍乱的防治中。天花也多次严重影响过近代上海人的生活。新中国建立后，通过动员和组织市民参加清洁卫生运动、大力宣传科普以及接种牛痘等工作，终于成功消灭了天花。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肆虐青浦，经过近四十年各方的不懈努力，成功消灭了血吸虫病。80年代，甲肝疫情之下，政府领导、医护献身、媒体配合、民众重视，成功控制住了此次疫情。2003年突发的非典疫情给大型城市带来严峻考验，然而当时国内常住人口最多的上海市在疫情期间仅8人感染，2人死亡，并且无医护人员感染、无社区传播、无群体爆发，堪称“上海奇迹”。2019年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是对上海公共卫生体系的新一轮重大考验，党和人民共克时艰，又一次为上海树立了疫情“金钟罩”。
近现代上海防疫史积累了丰富的战“疫”经验，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政府主导、社会合力、科学防疫。政府组织大量的工作人员下乡灭钉螺；广泛发动群众普种牛痘；动员社会上一切力量共同行动；集中整合医疗卫生资源，实行统一指挥。医务工作者始终奋战在抗疫的第一线，青年学生主动参与，为抗疫贡献青春力量。社会其他各界人士团结配合。服务机器人AI防疫师系统等黑科技助力已成为抗击疫情的一股强大力量。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市民更健康，这是上海公共卫生事业的主题。健康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和保障。上海百年来的与疫病抗争的历史，为如今的公共卫生事业管理提供了有效的经验指鉴。
要防天花，来种牛痘——上海工部局卫生处在召唤。
浴火重生：近代战争与上海城市命运
近人姚公鹤曾感慨，“以上海襟江带海，复经外人之竭力经营，工商发达，输运便利，其足以吸收全国之商业固已。然无吾国数次之乱，其效果亦决不至是。”战争，在近代上海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发挥了不容忽略的作用。来自上海市崇明中学杨勇老师对战争与近代上海的城市命运进行了讨论。
中国近代110年间，大部分时间战乱不断，近代上海的城市命运亦与战争一直纠缠互动。一方面，战争不仅重创了上海的物态本体，破坏了上海的行政主权、经济环境和文化生态，也客观上提升了上海的政治地位，将之打造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和精神文化中心，造就其畸形繁荣，所谓“经一次兵事，则租界繁荣一次”；另一方面上海也是一座英雄城市，始终支持着近代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上海这一座城市能与天下治乱之间存在如此奇特纠缠的关系，乃是近代殖民主义侵略与建设的双重性、近代国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斗争目标的两重性和上海本身边缘与中心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及其中立与交汇城市性格的复杂性共同造就而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近代上海由战争造就，上海的前景又毁于战争；近代上海支持着民族民主的正义战争，正义战争最终也解放了上海。一部上海的繁华史就是一部中国的灾难史和中华民族的抗争探索史。我们不愿提及那些战争，因为它们伤害着上海和整个中华民族；我们又不得不铭记那些战争，因为它们同时洗礼着上海和整个中华民族，使之在战火中负重前行，终获新生。
淞沪会战中公共租界内的美国战地记者拍摄的四行仓库保卫战实况
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创立
来自上海市长征中学的张绍俊老师，集中讨论了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在沪创立的关系。
1915年起，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对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旧文学进行深刻批判的思想解放与社会革命运动。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上海这座城市在批判封建礼教、宣传西方文明，倡导白话文方面，都起着先导作用，扮演着重要角色。经过五四的洗礼，新文化运动发展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意义。一批骨干人才逐渐成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有相当部分都与上海这座城市有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陈独秀与毛泽东。新文化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大众化、促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引起进步民主社团的转变与马克思主义性质团体的出现，这些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创立提供了思想奠基、人才孕育、组织建构等三个方面的催生因素。五四运动后，这些因素逐渐发展成熟，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已成为历史与现实的迫切需求。新文化运动在上海特定的历史时空与社会环境的催化下，其内在演进与思想倾向的转变，推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最终实现，近代中国由此掀开了开天辟地的崭新一页。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是新文化运动内在演进的必然结果。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杂志推出第七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篇幅达400多页，这是《新青年》编撰史上最厚的一期。
黄炎培与浦东中学
上海近代的新式教育，是中国教育探索和改革的先行者。可以认为上海新式教育产生、发展、成长的历史是中国教育调适、转型、变迁和重构的一个缩影。来自上海市浦东中学的戴万成老师，以浦东中学为研究对象，对近代上海教育事业的发展展开了讨论。
20世纪初的上海，旧学根基依然牢固，西学来势愈发汹涌，各种教育思潮、教学实验此起彼伏。在此背景下，浦东地区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完全中学——浦东中学创立起来，黄炎培是为浦东中学首任校长。他以“教育救国、实业报国”为使命，在办学过程中，黄炎培将建章立制、延聘名师、中西融合、注重课程等教育理念与方法充分运用到办学实践中，浦东中学由此成绩显著，声誉鹊起，赢得了“北南开，南浦东”的盛誉。在此过程中，他还逐步形成了自己“实”教育思想——“立实志，探实理，重实践，求实用”，为把具有海派教育思想的浦东中学建成“中国近代教育的一座宝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影响直至今日依然深远。黄炎培所提出的体育教育、远足教育、劳动教育等时至今日，依然具有很强的指导价值。尤其珍贵的是，黄炎培等先辈播种下的爱国、革命、科学、革新的种子不断在学校萌芽生长、抽穗拔节，由此培育了大批杰出人才，使得浦东中学在上海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07年农历十月初五，浦东中学体育大会中的攀爬比赛。
中西交汇与海派文化的兴起——以辣酱油为中心
华洋交融，五方杂处的特殊环境，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海派文化。讲求“浓油赤酱”的“本帮”饮食文化，即是上海都市化的必然产物，也是观察近代上海日常生活的理想视角。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卫佳琪老师，便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对象——“辣酱油”，来考察开埠之后上海饮食文化的演变及其动因。
炸猪排搭配辣酱油的饮食组合似乎是每一个上海人的习惯。所谓“辣酱油”，实际上是一种辣而带鲜味的调味品。其实，辣酱油的前身伍斯特酱是英国生产的印度风味调料。在1840年以后，随着坚船利炮的到来，该酱汁也来到了中国，进入了各大餐馆中，但其价格昂贵经常脱销。到了20世纪20-30年代，在民族工业振兴的口号下，梅林罐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它以“生产救国”作为宣传标语，在原本伍斯特酱的配方上进行改动，这才有了物美价廉梅林辣酱油的问世。而辣酱油也由此逐渐成为了上海地区长期独有的地方性调味料，并逐渐产生了以“炸猪排配辣酱油”为代表的海派西餐，成为了一代代上海人眼中缅怀童年、乡愁的选择。而海派西餐以本土性与融合态势塑造了有别于其他地方饮食的特征，一方面推动了本帮菜系食材、技术、理念的进步；另一方面也以其独特的风味构成了上海人身份认同建构的坚实基底。上海人的城市身份在群体情绪的“怀旧”层面与共同想象中得到了明确。可以说，辣酱油因其近百年在上海的演变而深深刻上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烙印。作为一种仪式性的调味品，它以西式中化的菜品作为载体，最终成为了上海“海纳百川”城市精神的体现。
照片为《梅林辣酱油广告》。1933年，梅林罐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开始生产辣酱油等调味料，并以物美价廉迅速占据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