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州人与他的导师李大钊先生
我的伯父杜松寿与他的导师李大钊先生
作者：杜明科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党的北方区早期革命中，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历史性卓越贡献。而就在李大钊的早期革命中，有一位同期的革命者，紧密追随大钊先生，努力从事党的早期革命。这个人就是我的伯父杜松寿。李大钊是他投身革命的导师，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
寻求真理，聆听大钊导师授课
我的伯父杜松寿跟随李大钊先生从事党的早期革命，是在1924年前后。那时，他在自己的母校------陕西华县咸林中学，接受了从北京来校的魏野畴老师和王复生老师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教育，随之，到北京一边求学，一边从事革命活动。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组织。
从那时起，他就结识了党的北方区领导人李大钊。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表述：“当我知道有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我就同时听到中共在党建初期有三个党的领袖：北方（北京）是李大钊，华中（上海）是陈独秀，南方（广东）是谭平山。北京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所在地，也是我党跟反动军阀政府斗争的前哨阵地”。
伯父杜松寿说：“我是在一个‘训练班’（北方区党组织）的地方，多次见到李大钊同志，并聆听他的教导的。”“那时，我们把青年团叫作‘中学’，把党叫作‘大学’。”那段时间，“党团员同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训练班的成员多以在京的为主，外地区也派学员来京参加学习。”
伯父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训练班授课地址设在北京大学第三院的一个大教室，学员人数在200人以上。李大钊同志讲课的次数最多。内容有：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本性，及其跟中国军阀和反动势力互相依存的本质特点等等。他讲的课解说生动，语调愤激，总是带着抗议和号召的语气，给人以极深的影响和感染力。”
李大钊作十月革命斗争经验宣讲
训练班还邀请了当时的马列主义专家学者和在领导岗位上经验丰富的同志讲课。其中有：陈启修、陈乔年、赵世炎、陈为人 ......这些教师大部分以后都去了广州，有的成为毛泽东同志主持的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老师。应该说，李大钊同志为广州北伐干部的培训准备了力量，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培训教育也准备了部分讲学课程，为北方区的革命力量选拔培养了人才。我的伯父杜松寿就是其中之一。
奋勇当先，参加大钊先生组织的革命行动
伯父杜松寿在北京师范大学一边求学，一边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革命活动，而且是奋勇当先，走在前面。
伯父在《回忆录?缅怀先烈李大钊同志》的文章中，这样对他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革命活动做了叙述：“北方区党组织在李大钊先生的领导下，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活动，其中突出的有：要求召开国民会议，欢迎孙中山北上；声援‘五卅’运动总动员；关税自主运动；抵制国家主义派发起的反俄大会；包围段祺瑞政府（被誉为首都革命）的短兵相接；捣毁警察总监、财政总长、教育总长公馆的除奸运动；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三?一八 ’大示威。这些重要活动，我和我们的共进社支部都是参加了的。”
伯父入党以后，就常参加党组织的一系列集会，还奉派参加工人支部的会议。通过做政治报告，使每一位党员都对国内外形势有个基本了解，对斗争的方法和锋芒所指心中有数。
这里，重点说一下我伯父参加的“三?一八”大示威行动......
1926年3月18日由李大钊主持，北京人民群众五千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体抗议，要求拒绝八国最后通牒，驱逐帝国主义公使、立即撤退驻天津的外国军舰，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就在集会后群众举行游行请愿时，在执政府门前遭到持枪卫队的屠杀，打死打伤246人。组织者李大钊、陈乔年均在斗争中负伤，这个对参与群众的无辜屠杀，形成了闻名中外的流血惨案。
3月18日的抗议集会，是党领导下的一次重要斗争，党团员是活动的骨干。在这次斗争中，我的伯父杜松寿积极参加。
那天，当得知党要求在组织集会抗议时，要组织一个“敢死队”，伯父就积极报名参加。伯父那天是从“共进社”所在地（陕籍进步青年平时活动的地方）出发的。伯父臂缠“敢死队”红徽，走在队伍前列，他的任务是散发传单。他一边发传单，一边还用简短的话语宣传着抗议活动的口号。
伯父杜松寿
“敢死队”走进执政府，伯父正好与敌人的手枪队碰面。他把传单递到军警手里，军警不接，伯父就把传单塞在军警的子弹袋里。但又有谁知道，伯父他们是要宣传事件真相，达到宣传目的，而手枪队的军警则是精神紧张地随时待命准备射击。由于派进去府内的代表久久不见出来，群众要求再派代表进去。
正在这时，枪声大作。伯父本能地做了卧倒动作，并呼喊大家卧倒。他爬起来，看到受伤的群众。他听说正对大门的照壁上，到处都是弹孔，他就向大门口俯身跑去，看见大院里躺满了人，死伤狼藉。
伯父又向东大门跑去，那儿已成躺卧的人堆，足有四五层高。他一上去，就被后来的人压倒。他的脸被压在一辆自行车轮子上不能动弹，身上还不断有人踩着往外跑。这时，身边的枪声还没有平息。
到了下午，大家看到还有两个人没有回来，一个是张仲超，一个是我的伯父。原来，伯父没有直接回三眼井。他的想法是：敌人这种有计划的屠杀，也有可能对党的活动基地采取行动。因此，他先去了基地所在的华州会馆。
民国时期的华州会馆
伯父和同学，还有“敢死队”的战友，心里还是牵挂着张仲超。第二天，他和几个同志前去铁狮子胡同认尸。在那四五十口棺材中，他们一个一个揭开，看有没有仲超同志。就在第17口棺木中，看到了仲超的尸体。仲超是这次唯一的陕西籍死难烈士。给伯父留下更深的印象是，有一位女生被割了头，惨不忍睹。
这次三?一八惨案的前期活动参与，伯父目击了敌人的残暴，以及从死难者身旁逃生，年轻的伯父更加具有了爱国之心，他发誓跟党闹革命，为惨案的死难者报仇！
我年轻的伯父（当年21岁），在党的北方区领袖李大钊的指引下，通过参加党的各项工作，得到了更多的实践锻炼。这些活动的积极参加，进一步密切了他与李大钊导师的关系，得到了导师的信任。
共进编辑，编辑大钊先生的革命雄文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更加深刻的见底。我的伯父自打跟随导师在党的北方区（北平）革命开始，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和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认同，有了更进一步的提升，得到深层次的陶冶。
在早期革命中，李大钊曾在《新青年》刊物上，发表过较多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文章。伯父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大钊先生在我们的《共进》半月刊上也是发表过文章的。”伯父这样的记载也是事出有因。这主要是，他曾担任过《共进》半月刊的编辑。
这里先说说《共进》半月刊......
在那个觉醒年代的革命洪流激荡中，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怎样走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 引起了一大批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革命青年的思考与关注，他们纷纷涌入北平、上海和广州。我的伯父与来自华县咸林中学的几位学友，就是这支队伍的一个分支。
进入北平的陕籍进步学生，在师兄杨钟健的影响下，一边求学，一边投入革命运动。陕籍进步学生成立了“共进社”，而《共进》半月刊就是他们的社刊，社刊成为他们接受革命理论和宣传进步思想的阵地。
《共进》半月刊
在这支队伍的革命进程中，伯父成为其中的中坚，且他有很好的文笔素养，因此，他被推荐并成为《共进》半月刊的编辑。
李大钊对这些陕籍进步青年办的刊物很是赏识的，对伯父这些青年也是赞赏有加。
大钊先生与伯父也时常讨论编辑文稿的话题，先生还把自己的文章交给伯父编辑入刊。伯父事务繁忙时，也把大钊导师的革命雄文，转交给其他编辑同事编辑入刊。
受大钊导师的指点和引导，伯父也在《共进》发表自己分析时局的文章。他发表的《时局蠡测》的文章，就更有着导师分析时局的同类观点，也折射出其理论的影子。编辑李大钊先生的革命雄文，更加密切了他与导师的关系。
接受指派，带队赴广州参加“农运”学习
伯父在回忆导师李大钊的文章里这样说：“李大钊同志不仅在斗争中培养人才，而且还有计划的为北方党组织集中培训了干部。既壮大了北方区的革命力量，也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选拔了人才。”
1926年的三四月间，李大钊与党的北方区其他领导确定，派一部分在北方区训练班受过训练同志，前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但此时，蒋介石通过阴谋手段，逮捕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以及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还要求交出共产党员名单，不许继续再发展党员。
这些问题暴露后，北方区党组织确定，原计划派往黄埔的同志，一律改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那时，一批陕西籍青年党团员表现积极，思想活跃，李大钊指派由伯父杜松寿作为领队，带陕籍16名青年党团员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一个月后，伯父牢记着李大钊和党的北方局的嘱托，踏上了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征程。
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伯父进行了五个月的农民运动理论学习，他听取了他的另一位革命导师-----毛泽东（当时是讲习所所长）的讲课，听取了恽代英、肖楚女、陈延年、陈乔年、澎湃等革命者的讲课。
1926年11月，伯父以及他带领的农运学员返回陕西，开始了他们风生水起，风起云涌的陕西农民运动......
原文来源：作者供稿
原文作者：杜明科
整理编辑：华州文史荟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