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回忆：导师一句话，吓得我三年不敢随便回家

　　▲高瑞泉，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2018年荣休。主要研究中国哲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著有《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中国现代性观念的谱系》、《从历史中发现价值》、《智慧之境》、《平等观念史论略》等。（图：图虫创意）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吴先伍

　　高瑞泉先生今年七十了，而且也要光荣退休了，从此不再招收学生了。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我忍不住想写点什么，以记录我与先生之间的点点滴滴。

　　生命往往具有某种机缘巧合。

　　当年高考，我的第一志愿是华东师范大学，结果落选后被安徽师范大学录取。在安徽师范大学读硕士期间，臧宏先生是我们的老师，臧先生对冯契先生推崇备至，经常给我们讲华东师范大学的学术传统，讲华东师范大学各位老师的学术特点，从而引起了报考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博士的念头。

　　▲安徽师范大学（图：图虫创意）

　　在报考之前，高瑞泉先生、陈卫平先生、杨国荣先生的书我基本上都读过，尤其是在读了高瑞泉先生的《走出后经学时代》一文时，深深为文中所显露的高度、广度、深度，乃至才情所折服，因此决定选择报考他的博士。

　　面试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高瑞泉先生。他留着平头，穿一件黑色的皮夹克，帅气当中透着一股威严。

　　先生问我读过哪些书，我说读过牟宗三先生的大部分著作，结果先生紧接着追问，“请你用一句话概括一下牟宗三的主要思想”。记得我当时大脑中有一股气血上涌的感觉，头脑有点发蒙，因为以前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好在牟宗三的书我真的认真拜读过，所以，我迅速地让自己平静下来，大脑迅速运转，答以“内圣开出新外王”，因为当时太过紧张，我也没有注意先生对我回答的反应，不知先生对我的回答是否满意，反正我是被顺利的录取了。

　　我能被录取，大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当时的英语听说能力还不错。记得当时是由童世骏先生专门面试外语，我们用英语进行了将近有十分钟左右的对话。后来读博士的时候，先生曾经和我说起，在面试时，他问我，“如果你被录取了，你准备研究什么”，我回答说：“如果有机会读博士，我觉得自己做什么都可以。”

　　先生对于这个回答非常不满，虽然这个回答表面上看自信满满，实际上说明我对博士论文选题从来就没有认真思考过。不能不说，先生的目光太过犀利，他一眼就洞穿了我自信外衣下所掩藏的浅薄。不过鉴于我其它方面还行，我就幸运地成了漏网之鱼，得以在丽娃河边生活了三年时间。

　　▲华东师范大学校园内的丽娃河（图：图虫创意）

　　我和毛文凤是先生自己开始招的首届博士生。毛文凤是在职的，我是全日制的，因此先生对于我读书非常关心，经常找我聊聊天。

　　记得有一次，先生打电话找我，碰巧我回芜湖了，从电话中我听出了先生的不快，先生说：“下次回家要跟我请假。”吓得我在后来三年时间里，从来没有在节假日之外回过家。

　　我读硕士的时候，做的是中国哲学方向，但硕士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比较深，加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也很肤浅，分析问题动不动就是唯物唯心、辩证法形而上学之类。

　　有一次在与先生聊天的时候，先生大概实在是忍无可忍，对我说：“你最好能忘记过去所学的东西，否则你没办法开始中国哲学研究。”

　　讲到聊天，不能不说我的普通话，先生对于我的普通话经常是一声叹息。虽然我的学术基础不扎实，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也很肤浅，但因为读书过程中所经历的诸多坎坷，以及在此过程中对于人生的不断反思，我对读书非常认真投入。

　　记得刚入学不久，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请先生指导，结果先生说了一句：“就你这个水平还写文章？”放在现在，这个话对那些充满学术情怀的年轻博士，大概算得上是沉重的致命打击，不过对我来说倒没有什么。

　　一方面，上学之后，一直就听到各种有关先生特别严厉的传闻，另一方面，我本身就经历过一些打击的淬炼。因此，我并没有因为先生的这番言论倍感挫折，而是去思考先生为什么会这么说，他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

　　▲左二为高瑞泉教授，左三为本文作者（作者供图）

　　在经过一番思考后，觉得先生的目的是让我多读书，增加学术积累。从此，在华东师大读博的三年时间里，我开始不再写文章，而是静下心来读书。不过也得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当时的政策，不发表两篇C刊论文居然也能顺利毕业，这对于现在的博士生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毕业以后，我特别怀念那段不问收获，只管读书的日子，这大概就是做学问所需要的一种“贵族精神”，在现代社会，这种精神越来越稀缺了。

　　先生的严厉在哲学系中是享有盛名的。

　　进校以后，我经常听人说，无论是在论文答辩的时候，还是在学术会议上，也不论是对方是学生，还是老师，先生在学术上都不会给对方留情面，以至有些学术不扎实的人，都不敢轻易在先生面前谈论学术问题。虽然这些传闻中的场景我都没见过，但我见过先生对自己学生的批评，那绝对是疾风暴雨式，就连女弟子们，也有被先生批评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时候。

　　不过好在师母性格温和，先生前面批评，师母后面出来安慰一番。那个时候，学生的承受能力都比较强，不会像现在的学生那样，动不动觉得自信心遭受了打击，要寻死觅活之类。

　　▲华东师范大学（图：图虫创意）

　　甚感欣慰的是，先生对我真正的批评只有一次。先生曾经跟我说，现在学术已经世界化了，做学问要有世界眼光，因此希望我去学二外，争取以后出国。

　　我回答说，自己的学术基础比较薄弱，因此想把有限的精力化在专业课学习上。结果先生脸色突变，声音陡然高了起来，批评我说，“我当时没有条件，外语都靠自学；你们现在条件这么好，还不去好好学外语。”虽然遭受先生的严厉批评，但我还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后来还因此而丧失了去法国访学的机会，现在想来，后悔晚矣。

　　大概考虑到我的基础比较薄弱，入学不久，先生就指定我去研究柏格森哲学在中国近代的传播。实际上，我在入学之前，心里想的是去做现代新儒家，对这个选题多少还是有点抵触，不过既然先生让我去做，那就一定有他的道理，因此就硬着头皮去做。

　　当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柏格森的书读起来特别困难。柏格森的书以前我从来没读过，而且他的语言系统、思想与我以前读过的哲学家的语言系统、思想之间存在重大差别，因此理解起来特别困难。

　　好在我有股不服输的劲头，既然接受了这个选题，我就必须要读懂柏格森，一遍不行两遍。大概读了五遍之后，我突然发现，过去国内讲柏格森哲学的著作或多或少都有问题，他们都不太符合柏格森哲学的本来面目。

　　现在经常有学生向我诉苦，说书读不懂，我就告诉他们，先读五遍，如果五遍还不懂，就可以退学了。

　　因为在柏格森著作上花费了太多的精力，因此，对国内学者相关著作的研读就很不够，再加上那个时候，出版业还没现在这么发达，中国近代的很多学术成果都还没有整理出版，只能到学校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对着报纸和缩微胶卷去抄，有关中国哲学家讨论柏格森的文献，我抄录了几本笔记本。

　　缘此之故，直到博士论文开题，虽然我知道自己准备写哪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要用什么问题贯穿起来，一直都没有想清楚。因此开题前，一直生活都高度规律的我，开始变得生活没有规律，经常倒在床上垂头丧气，经常不看书，在丽娃河边瞎转悠，当时甚至动了坚持不了、想要放弃的念头。

　　现在经常有学生跟我说做论文太痛苦，坚持不了，我就告诉他们，没什么了不起，你经历过的我都经历过。

　　好在这个时候，先生展现了宽容的一面，说没问题，题先开着，问题慢慢找。因为准备比较充分，论文写作非常快，大概是2002年6月动手写，到9月底，写了十几万字，但要解决的问题一直没有着落。

　　那个时候，做论文已经有点走火入魔，在哪都想论文。记得国庆节乘坐绿皮火车回上海，从芜湖到上海需要七个多小时。在火车上反正没事，就在脑子里开始胡思乱想，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一个可以将全部论文贯穿起来的问题。当时也没带纸，就找了一张别人看过的旧报纸，赶快将这个想法记了下来。回到上海向先生汇报了想法，先生予以首肯，论文久拖未决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毕业之后，我到安徽师范大学工作，后来又到南京师范大学工作，虽然很少再回到丽娃河边，与先生见面机会不多，但我对于先生的学术与生活都非常了解，先生也经常会关心我的发展。

　　与当年读书期间相比，过去先生是一名严师，现在则是一位慈祥的长者，无论如何，我始终对先生都充满敬畏之情，因为对先生的敬畏，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学术的敬畏。

　　先生的人生是一种学术的人生，先生的威严乃是一种学术的威严，面对学术，我们始终只能保持谦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