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给孩子的性教育课 该怎么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胡春艳 刘昶荣
医生惠燕有过一次尴尬的讲课经历。
那是在一所初级中学的大礼堂里，台下坐了400多名师生和家长。作为湖北省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医生的惠燕是主讲人，这堂课的主题是中学生性教育。来自不同年级的学生还有他们的家长，全都坐在一起听。
“最后在尴尬中收场。”那天的情景让惠燕印象深刻。她曾提出面向不同年级的学生分别授课，并且让男生和女生分开听课等，不过这些建议并没有被采纳。惠燕说，“现场人多又杂，我也不好讲得太深太细，导致低年级的学生听得很懵懂，特别是女生又感到很害羞，最终效果非常不好。”这堂课结束后，有家长找到学校反映，认为不应该在大庭广众下讲这些难以启齿的事。
在中国许多中小学校，这样的尴尬同样存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关于如何在校园中开展性教育的话题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各种报道屡屡见诸报端，越来越多人认识到，性教育必须从孩子抓起，性教育课程要走进中小学课堂，现在问题来了，这堂讲给孩子听的性教育课，到底该怎么上？
“被发现的，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副主席于欣伟多年来一直关注儿童安全教育及防性侵教育的问题。近年来，她每年都围绕相关主题提交多项提案，呼吁更多人关注青少年成长中这个“隐秘的角落”。
2014年，于欣伟曾随妇联、民政等相关部门，到农村留守儿童家庭中调研孩子们的性安全问题，“一个个活生生的事例令人感到震惊和心痛。”于欣伟说。当初，她是看到了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儿童安全基金女童保护项目发布的《2013～2014年儿童安全教育及相关性侵案件情况报告》后，决定组织相关部门调研农村留守儿童的性安全问题。上述报告指出，乡村地区是性侵儿童案件发生的重灾区，其中受害者为留守儿童的比例是55.21%。
而于欣伟调研后才知道，被发现的，其实只是冰山一角。2015年，民革广东省委会向广东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提交了《关于“保护未成年人权利，加强农村留守未成年人性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的建议》。提案分析了农村未成年人遭受性犯罪侵害的现状，认为当前社会体系在保护未成年人性安全方面面临着家长无力监护或长期不尽监护职责，学校防范性侵犯教育缺失，基层村居社区综治工作不到位，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取证难、定性难、保护难、救济难、赔偿难等困境。
2019年全国两会，于欣伟提交了《关于将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的建议》的提案，呼吁，尽快出台权威专业的防性侵教程，普及防性侵常识，将防性侵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列入小学必修课。
很多代表委员有着同样的心声。全国人大代表刘丽也建议将防性侵课程纳入九年义务教育，列入中小学必修课。她认为，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远远不足。
《“女童保护”2021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显示，超九成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对未成年儿童进行性教育、防性侵教育；96%以上的受访者都认为需要将对未成年儿童的性教育、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依然认为，学校的性教育存在课程缺乏顶层设计，全国范围内没有统一教材，以及没有组建起专业师资队伍等问题。
性教育进课堂缺：顶层设计、统一教材、专业队伍
学校应是学生性教育的主阵地，然而在中小学校的教学实践中，惠燕遇到的情况非常普遍，真正让性教育走进课堂，依然存在着不少现实的问题。
不久前，由团天津市委牵头起草《天津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天津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建议稿）时进行了多场立法论证会，会上，天津市汇文中学校长璩静谈到基层学校遇到的普遍困惑：性教育课到底该怎么上，性知识具体应怎么讲，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学生又该如何区分授课内容和方式等，“在实际操作层面都存在很多问题。”
然而，那些正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对性知识是有需求的，璩静说，这个年龄的孩子，容易冲动，做事不计后果，如果不加以合适的引导，很容易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殖医院副院长孙燕在门诊中遇到很多曾经多次流产后导致不孕不育的年轻女性。孙燕发现，这些年轻女性基本上都是在青春期没有接受过正确的性教育，“发生性行为时没有避孕，甚至有把人流手术当作避孕方式的想法。”
孙燕建议，预防非意愿妊娠的关口必须前移至中学。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性意识萌发，“需要在这个时候告诉中学生哪些行为是健康的，如何做好保护措施等。”
对于性教育进校园的呼吁早已有之，全国政协委员、成都画院专职画家高晓笛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层面一直在出台学校开展性教育的法律、法规及教育部的相关文件。尤其是2021年以来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部颁发的《学校未成年人保护规定》《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家庭教育促进法》等，都将性教育提到了法律、法规层面。
但是这些文件要落到实处还有很多障碍。在高晓笛看来，这些障碍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性及性教育的误解，认为“性就等于性行为，而性教育就等于性教唆”，这些观念成为性教育进课堂的“老大拦”。
璩静也谈到，往往学校开展性教育最大的阻力来自家长，“有的家长担心，孩子是不是该听到那些性知识。”因为缺乏专业的指导，有的教师讲起性知识也往往浅尝辄止，“总担心讲的哪些内容会刺激到一些有过相关经历的孩子。”
一个共识是，目前学校性教育课程缺乏顶层设计，全国范围内没有统一的教材，也没有组建起专业的队伍。
“青春期教育本来一直就有，但依然远远不够，”胡卫认为，在对青少年预防性侵等知识的传授中，讲得还不够生动形象、浅显易懂，胡卫建议统一规划建立课程标准、培训师资、增设课程质量监测体系等。
强制报告也要保护受害人隐私 避免二次伤害
如何保护那些受侵害的孩子们，也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强制报告制度是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亮点之一，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提供了破题之策。胡卫一直关注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施，认为这不仅是保护了被侵害的未成年人，也有利于保护其他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他同时提醒，一定要关注被侵害人的隐私，应建立相应的保密制度，避免二次伤害。同时，建立黑名单制度，对曾经有性犯罪记录的犯罪分子要加强监管，严格限制这些人从事某些特定的职业，例如教师、医生、保姆等。
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熟人作案”占有很高的比例，于欣伟多次呼吁加强对“熟人作案”的监管。今年两会期间的最高检工作报告提出，通过强制报告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1657件，对未履行报告义务促整改、追责459件。推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查询749万人次、解聘2900名有前科劣迹人员。
看到这组数据，于欣伟说，近些年保护未成年人的法治环境在不断变好，同时也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但她认为，“问题还是不能忽视，要继续重视，继续呼吁。”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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