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任剑涛：中国人深藏一种与西方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文化
自晚清以来，中国在经历了与西方各大国家的战争以及割地赔款等等条约的压制后，不免出现部分"自卑"的大局观。
无论是为自己的民族"落后挨打"而心生的种种无奈也好，还是为认清自己泱泱大国、不管哪方面都落后于人的心理落差而生出的自卑也好，毫无疑问，这种消极且存在于人们潜意识里的自卑心态广泛普及着。
同时，改革开放以来，近代中国初步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凭借人口数量而使得经济总额重回世界前列，同时着力于轻工业、武装火力等等各方面的发展，以及频繁为国人普及爱国情怀，使得部分民众对介入甚至引导世界充满雄心。
不论是哪一种心态，都可以说是旧中国改革至今留下的必然"后遗症"，都是新中国必须直面的群众、统治者共有的心态问题，若是不得到及时解决，它必然影响中国在新的世界体制下的发展脚步。
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提出，中国人深藏一种中国与西方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文化。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告别晚清战争带来的"受害者的心态"，以及强行排外的"战狼式"爱国。
这两种心态都直接导致中国无论是文化还是政治领域，都与西方相抗衡，格格不入，使得中西两种文化没有办法平等发展下去。
一、晚清历史带来的受害者身份对西方政治的抗拒
晚清时期，中国遭遇了毁灭性创伤，不仅仅是八国联军对我国物质文化以及领土的践踏，日本这样想对于中国来说的小国，亦对中国人民多般羞辱。
相信我们不必再过多详述我国近代那不堪回首的惨痛历史，这场世人皆知的战争，对旧中国的人民带来了颠覆性的打击。旧中国百姓普遍的那种认为"中国领土就是整个天下"的世界观被打破，西方国家以极其粗鲁的手段使他们被迫接受这个世界的真实构造。
不可否认的是，长久以来的安逸，使这个原本称霸一方的东方大国早就陷入一种空有其壳却仍不自知、并沾沾自喜的心态。
历朝历代都有对朝贡制度的记载，朝贡制度，顾名思义也就是中国对一些相邻的边陲小国强加每年定时的"送礼"制度，即使到了后期这种朝贡制度的执行力并不如起初那样，但我国历史记载下的朝贡仍然风光无限，但同时又与那些小国的史料存在出入。
何种存在出入自然是不必多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也是旧中国为维护自身的那空有的美丽、壮大的"壳"所做出的"死要面子"的事。
旧中国处于这种巨大又空虚的"泡沫"的幻想里太久了，导致在被迫接受西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全新世界观后，久久无法从中走出来，苦苦维持的国际地位，不过是旧中国一厢情愿的牵强说辞。
再者，从"朝贡制度"中也可以反映出，中国的外交方式一直是被动的，或者说是高高在上的。所以在新的世界体制下，当旧中国认识到我们需要主动地、以自荐的方式向他国进行外交时，这种陌生的、具备极强竞争性的外交体制使我们手足无措。
被动地卷入西方国家建立的现代世界秩序里，旧中国不免陷入一种悲情的政治氛围，潜移默化的接受洋人灌输的政治体系，并且一直以来的政治打压，割地赔款等等屈辱性协议。
让中国在这场国际地位的转变以及人民价值观的更替中，一直定位在一个完完全全的受害者角色里。改变这一定位、在竞争性世界秩序里站住脚，成了人民最强烈的国家意向。
在这种弱势地位里，旧中国的百姓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悲情思维，将自己摆在绝对的"受害者"的一方，将那些入侵的国家，以激烈的、夸张的词语进行修饰和描述。
不断的强调对方的所作所为多么丑恶，全然不提起本国存在的自负并徒有其表的阴暗面。当"硬实力"无法给自己撑腰时，人们惯性地站在道德的角度对对方进行严厉的批判。
人性的本质如此。但这个观点却也实实在在的过于主观。这种不够理智、不够客观的批评。说到底更像是弱者对自己的安慰，以及妄图博得广泛的同情，避免世人的重心都意在嘲笑旧中国的弱小上。
这样的思想导致在道德方面中国总是习惯性的将自己放置在受害者的角度，导致出现了一种偏激的历史哲学：中国作为弱势的一方，爱好和平并着力于国际发展，没有任何的道德上的瑕疵；而选择了侵略的西方国家，在道德方面理应承受激烈的言辞谴责。
直接导致了现代的中国一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典型却不可避免的悲观国情。
二、国力发展同时结合历史影响带来的盲目骄傲对西方政权的鄙视心理
近代中国的飞速发展的，让中国的各方面数据都几乎处于一个稳健的地位，近年的GDP更是跻身世界第二位。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地位变化的根本标志。
但不可避免的，中国又因为这样过于迅速的发展，以及新闻上的良好报道，滋生出一种类似于旧中国的"天下"的那种自负的可笑心理。
当今社会，自大的心理正在各个阶层蔓延。这种心理与旧中国的天下理论存在异曲同工之妙。但不同于旧中国走不出来的那种纯粹幻想，现代中国陷入的是一种以GDP为基础，片面但在某部分人心里极其具有说服力的数值。
随着民众对国家硬实力的认知提升，以及新闻的积极报道，让人们的自信心增强。曾经长期应当民众自我认知的悲观主义国情一扫而光。让民众的骄傲感陡然增强。
这种变化带来一种必然的思想。当初旧中国被多般打压却敢怒不敢言时的那些悲愤的心情在这种时候不免会被拿出来谈论。同时衍生的就是旧中国思想下衍生出来的帮派对那些西方发达国家产生的必然排斥。
在世界史上，崛起的国家很难拥有真正的邦交国家，也有可能是这两个原因导致的。就比如当今的中国，部分民众存在歧视欧洲日本的观点。
近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盛行，结合五千年来中国的发展以及当下中国在世界各国中占据的一定地位而言，中国人将自己的国家看的非常威严完全合乎情理。
中国并不算是传统意义上的皇权专政，它上下五千年来都具备着一种迷信的但却实实在在的出于民意基础的支撑。
中国的社会主义意图证明自己是一条与西方全然不同的，具备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这种政治模式足以挑战西方主张的制度创新，试图通过强调人民利益，从而建立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人民信仰。
但这毫无疑问是弊大于利的，自负的国家即使可以轻易的建立牢固的国家崇拜，但在这种环境下的国家会过于强调自身而无法融入世界各国里，无法被世界各国所接纳。
甚至民众广泛性的存在一种自负的道德冲动，产生一种施密特式的国家崇拜。理所当然地，也找不准自己相较于世界各国的真实定位。
三，抛却情绪化思想，力图追求新世界体系
自卑式爱国与自负式对国情指手画脚这两种政治思想都过于极端，同时也可以说是中国民众对世界态度的前后转变。但二者都体现出中西政权思想一直以来存在的相抗性、对立性。
新中国应该重构旧中国传统理论中自我肯定式的逻辑，并以此为基础，重新思考中国在这个竞争性极强的世界秩序中应该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使国民的国际理念产生一定的变化从而达到一个相处平衡点。
这个平衡点极其重要，首先，必须彻底摆脱种种旧中国的命运轨迹带来的必然世界观，这里所说的"必然产生的世界观"，是指那些片面的，无论是自负还是自卑都持着一种不平等的心态盲目地以为是在为中国谋利益的自我思想。
我们必须摒弃那些旧中国流传下来的贬义词，摆脱战争带来的、对西方国家的政治批评。即使西方国家的政治思想有利有弊，我们仍然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是一味的摒弃之。
既然是新世界体系，那么就必须着重强调客观性，抛却那种站在自我的角度所产生的情绪性大局观。要明确的知道本国国情无法形成政治领域的普遍性，国家道德意愿也无法支配他国。势必清楚的认知国际政治并妥善处理好本国国情与世界制度的关系平衡。
并且细分下来，首先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和，再者到城市与农村发展规划，生存环境顽固垃圾的处理。都在国家必须处理好的清单上，但相较国际关系，还是需要以主次，轻重，缓急来一桩桩一件件地去解决。
任教授指出，只有在中国是属于世界的中国的条件下，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中国方能够不断发展。同时，这个世界才会给中国更多参与重建并优化机制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