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富]传统经典的重塑与演绎——刘三姐创意转化及彩调剧《新刘三姐》探析
传统经典的重塑与演绎
——刘三姐创意转化及彩调剧
《新刘三姐》探析
黄文富
原文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摘 要
刘三姐的历史原点是民间传说。壮族山歌文化是孕育“刘三姐传说”的“母胎”。经历艺术、电影、旅游“三次创意”转化之后，刘三姐成为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现代经典，成为地方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这是文人精英主导下的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塑造的结果。彩调剧《新刘三姐》以传统的内核和精粹的艺术形式表达了新时代精神，这是新时代背景下地方文人精英对传统经典的演绎和重塑。其是否成为新时代经典，还需社会审美经验的转变、培育、接受、重构和认同，从而实现对精品的同频共振，形成固化的社会审美体验。
刘三姐；彩调剧《新刘三姐》；
传统转化
刘三姐是壮族民间传说中的人物，是“歌圩风俗之女儿”。经历艺术、电影、旅游转化之后，刘三姐从传统民间经典上升为现代文化艺术经典。2022年《新刘三姐》获中国第十七届文华奖，引起社会强烈反响，驱动了新时代“刘三姐热”。
一、历史原点：
作为传统经典的刘三姐
（一）来自民间传说的刘三姐
刘三姐的历史原点是民间传说。民间传说是指由劳动人民创作的，与一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地方古迹、自然风物、社会习俗有关的故事，包括历史传说、风物传说、习俗传说等，集历史性、可信性、传奇性于一身。传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真实的历史，它是以口头文学的诗性思维和叙事方式反映历史本真性的一面，属于艺术“求真”，充满想象和传奇的色彩。刘三姐是个传说人物，这是刘三姐最初的文化形态，即作为民间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刘三姐是广大民众通过叙事方式建构起来的人物形象。传说中的刘三姐是一位聪慧灵敏、能歌善舞、歌声优美动听的壮族女性歌手，其对歌十分厉害，能做到开口就唱、歌词顺手拈来，且富有正义感，敢爱敢恨，能为百姓代言，是民间大众虚构出来的“箭剁式”人物。
刘三姐传说广泛流传于广西、广东、贵州、湖南、云南等省（区），在壮、汉、苗、瑶等民族中都有流传；其中，古代岭南地区尤其是两广一带是刘三姐传说流传最主要的区域。最早提到刘三姐的文字记载是广东省阳春市春湾镇的铜石岩石刻，该石刻记载“乾化乙亥重阳日 刘仙三姐歌台”，乾化乙亥为五代十国后梁五年时期，即公元915年；最早的书面文献记载则是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文献中有《三妹山》记载。此后历代文人志书、各地方志多有关于刘三姐人物类型的相关记载，如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八有“女语”“刘三妹”的记载、清代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十六《粤风续九》篇中载有“粤西刘三妹”、清代张尔翮撰有《刘三妹歌仙传》等。各地还有诸多与刘三姐人物类型相关的风物传说，如：广东铜石岩内的刘三姐庙，广西平乐、荔浦、恭城、阳朔、富川、金秀等地的刘三妹庙、刘仙庙、刘三娘庙等，有些地方还有与刘三姐相关的望夫石、洗衣石、石书箱、石歌书、石机杼、石麻篮、石水碗、石凳子、岩洞、石上坐迹、石上身影、三妹山、刘三妹坡等。文献资料中对刘三姐的称呼亦有多种，如刘三妹、刘三姑、刘三妈、刘仙姑、三太婆婆、三太夫人等，虽名字各异，但内容都是同类型的人物传说，后人统称为刘三姐。
（二）成为传统经典的刘三姐
从民间文艺学视角看，作为民间文学塑造的人物形象，刘三姐是民间叙事的产物，具有虚构和想象的成分，不是真实历史的反映，不能从历史学的角度去考究其真实性，但作为民间传说的刘三姐，其能成为家喻户晓的传统经典，则与古代岭南地区尤其是两广一带积淀深厚、绚丽多彩的山歌文化密切相关。
1、壮族山歌文化传统孕育、滋养了作为歌者形象的刘三姐
作为民间传说的刘三姐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唱，成为传世经典，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岭南地区深厚的山歌文化的底蕴。从现今学界收集到的各种刘三姐传说版本来看，刘三姐传说异文很多，内容不甚相同，但人物形象塑造大同小异，属于同一类型的人物传说，传说叙事塑造的都是一位歌者形象。各种版本的传说叙事都极力塑造刘三姐特别能歌的人物形象。这一人物形象是刘三姐传说在各地的广泛流传和发展变异中唯一不变的、任何历史时期的传说版本都始终没有弱化的，民众将其视为山歌文化的代言人。这种歌者身份根植于古代岭南地区尤其是两广一带积淀深厚、丰富多彩的壮族山歌文化热土。
现代歌舞剧中的刘三姐
壮族是古代百越族群支系西瓯、骆越的后裔，是现今广西人口最多也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历史十分久远。其分布东起广东连山、西至云南文山、南至北部湾、北达贵州从江、西南至中越边境的广大区域，广西是壮族的主要聚居地。壮族是一个诗性的民族，素以“善歌”著称，自古爱歌、能歌、善唱，壮族山歌文化源远流长，壮族主要聚居地区广西更是一个山歌文化浓厚的地区，素有“歌海”美誉。创作于2000多年前的广西花山崖画上记载有壮族先民载歌载舞的画面可为例证。壮族出生有仪式歌、祝贺歌，恋爱有交友歌、示爱歌、定情歌、分别歌、讨欢歌，待客有敬酒歌、迎宾歌、庆贺歌、送客歌，生产劳动有时令歌、节气歌、农事歌等，一年四季无事不歌、无时不唱，无歌不聚、有聚必有歌，节庆之时更是三五成群、相聚欢歌。歌圩是壮族山歌的重要文化场，是壮族好歌之俗的结晶。据学者统计，20世纪80年代，广西共有600多个歌圩点，遍布于85个县区市，歌圩人数规模少则几百人，多则上万人。歌圩场上，人们对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和，十分热闹。
在这样的文化时空中，民众对山歌文化喜闻乐见，个个都梦想着成为能歌善唱的歌手，刘三姐这样一个歌者形象自然成为众人“追星”的对象，作为歌者形象的刘三姐传说就这样孕育而生，并在历史的积淀中成为民间经典。正如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所指出的，刘三姐是歌圩风俗之女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刘三姐的历史原点是人物传说，传说塑造的人物形象的核心是歌者的形象。
作为传统经典，刘三姐所代表的是古代岭南地区尤其是两广一带积淀深厚、绚丽多彩的山歌文化，反映壮族人民热爱歌唱、能歌善唱的民族品格和富有正义、勇于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可以说，壮族山歌文化既是孕育“刘三姐传说”的“母胎”，也是诞生刘三姐人物形象的必然。
2、开放式的人物形象塑造是刘三姐得以广泛传承传播的重要条件
民间传说是常见的民间文学体裁之一，具有稳定性、传承性、变异性相统一的特点。作为民间传说的刘三姐文化之所以家喻户晓，是因为其人物形象的“箭剁式”。这种“箭剁式”人物形象的叙事与建构具有开放性特征，不专属于特定的地域族群，而是允许广大群众都能参与叙事建构，这使得刘三姐作为文化符号为各地民众不断传承、丰富和发展，人们把广大人民对优秀贤惠聪慧女性的各种评价标准和人民群众身边出现的优秀女性的优秀品质都移植附会到一个人身上，形成具有多重优秀品质的“刘三姐”人物形象。这种“箭剁式”的人物形象是完美的，是广大民众所追求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唱的正义善良美丽的完美女性形象。现实中不一定甚至不可能有这样的女性，但这样的完美女性一直都活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完美女性歌者的追求，是广大民众“做女当做刘三姐、生女当如刘三姐”集体心理的反映，本质上是一种美学体验，是对美的追求。这样的女性形象满足了各地域、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群众对所在时代女性的审美要求，从而获得了传承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总之，壮族山歌文化诞生了刘三姐传说，传说在民众口耳相传的变异和发展中不断获得精神滋养，使传说人物形象更加饱满、鲜活，成为一个具有多面闪光点、能满足更广泛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人物形象。经过叙事和建构之后，刘三姐形象在民众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为民众所传唱，呈“箭剁式”地丰富与发展，最终在历史的积淀中成为传世经典。
二、传统演绎：
作为现代经典的刘三姐
前文已述及，作为传统经典的刘三姐是民间传说，但现今大众认知经验里的刘三姐更多的却是作为文化艺术经典的人物形象。这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精英文人的直接参与下对作为传统经典的刘三姐进行的艺术转化、影视转化、旅游转化。“三次创意转化”使得作为传统经典的刘三姐成为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现代经典。这是现代文人精英主导下、多方力量共同叙事建构的产物。
（一）舞台艺术转化
舞台艺术转化是作为传统经典的刘三姐走向现代艺术经典的首创之举，也是刘三姐从“草根”走向“精英”的开始。始发之作是1953年时任宜山（今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克强中学校长的业余剧作者邓昌伶根据当地刘三姐传说及相关的故事、歌谣而创作的彩调剧《刘三姐》。这是第一部由文人创作的刘三姐题材艺术作品。剧中有刘三姐教授山歌、对唱山歌、成亲被抢、化仙升天等情节，塑造了一代歌王刘三姐及刘二、渔翁、财主莫怀仁、财主管家、对歌秀才等主要的戏剧人物形象，但此剧后来并未排演，直到1957年8月作者才将剧本寄给当时的广西省戏改会。
现代演出的《刘三姐》舞台剧
次年行政区变更，宜山专区划入柳州专区，广西戏改会将邓昌伶的彩调剧《刘三姐》剧本推荐给柳州彩调团，该剧团决定改编排演该剧本，邀请了柳州第二文化馆创作员曾昭文协助进行改编。曾昭文于1958年底完成了彩调剧《刘三姐》的改编创作，柳州彩调团立即组织排练，于1959年3月在“柳州专区、柳州市献礼剧目会演大会”上首演，同年4月作为柳州市彩调团参加广西国庆献礼剧目在南宁成功首演，得到社会各界高度评价。该剧以民间艺术为主要表现形式，剧中特色鲜明的彩调剧元素和具有鲜明民族性、地域性的刘三姐歌谣元素相结合，再加上富有时代感的剧情创作，生动地塑造了个性鲜明、鲜活饱满的刘三姐人物形象，民间趣味十足，深受民众喜爱，时任中国戏剧研究院院长张庚和著名诗人、戏剧家贺敬之等业界人士给予了高度好评。以邓昌伶最早创作、曾昭文改编、柳州彩调团排演的彩调剧《刘三姐》成功公演并得到社会各界高度评价，标志着以传统经典刘三姐为题材进行演绎的舞台艺术成为现代艺术精品的开始，但此时谈刘三姐作为现代经典言之尚早。
随后，柳州组织邓凡平、牛秀、黄勇刹、曾昭文、龚邦榕等五人组成“刘三姐创作组”，深入民间采风，吸取民间艺术养分，吸纳多方专业意见，对剧本反复修改锤炼，于1959年7月形成修改后的彩调剧《刘三姐》。柳州彩调剧团随即组织排练，同年该剧在柳州首演成功，随后的桂林、南宁公演也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又进行区内巡演，观众和业界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社会反响极大。《广西日报》《柳州日报》随即全文公开发表了彩调剧《刘三姐》剧本，广西各地剧团掀起编创排演《刘三姐》热潮。黎学锐、罗艳：《民歌精神·审美经验·时代价值——谈彩调剧〈刘三姐〉及〈新刘三姐〉》，《南方文坛》,2021年第5期，第183页。鉴于刘三姐题材的价值和前期艺术改编产生的巨大影响力，1960年1月24日广西区党委政府做出了《关于举行全区〈刘三姐〉文艺汇演的决定》，拉开了广西各地轰轰烈烈地排演“刘三姐”高潮，会演前全区1209个专业和业余文艺单位合计5.8万人参加了《刘三姐》演出，相当于当时广西每200个人就有1人参演，观演群众1200多万人次，最后选出会演单位21个1200多人，规模空前，达到高潮，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刘三姐连”“刘三姐生产队”“刘三姐学习班”等“刘三姐热”现象。参见刘三姐文化印象博物馆资料介绍，2020年12月5日。
会演结束后，广西区文化局综合会演节目所长整理创排民间歌舞剧《刘三姐》进行全国各地巡演，并于1960年7月至10月进京演出，誉满京华，共演出了76场，11万首都群众观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演出并给予高度评价；1960年10月至1961年8月期间，歌舞剧《刘三姐》赴全国14个省、自治区、市共25个城市进行巡回公演500场，观演群众场场爆满，累计达58.2万人次，火爆程度在中国戏剧乃至世界戏剧演出史上都极为罕见，甚至在日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美国等国家也出现了“刘三姐热”。参见谢金娇：《电影〈刘三姐〉在香港的传播与接受》,《歌海》,2021年第6期，第115页；黎学锐、罗艳：《民歌精神·审美经验·时代价值——谈彩调剧〈刘三姐〉及〈新刘三姐〉》，《南方文坛》,2021年第5期，第183页；刘三姐文化印象博物馆内展出的报纸文献资料。至此，借助舞台艺术形式，刘三姐能歌善舞、敢爱敢恨、聪明机巧的人物形象活生生地烙印在广大民众心中，成为固化在一代人记忆里的艺术形象，传统经典刘三姐华丽转身成为现代艺术经典。
（二）影视转化
如果说舞台艺术形象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较大，那么刘三姐的影视转化使得刘三姐人物形象以胶片为载体风靡全国、走向世界。鉴于舞台艺术转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刘三姐已成为风靡海内外的文化符号。1960年，著名词作家、剧作家，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原名誉院长乔羽先生将1959年柳州市彩调剧团编创的彩调剧《刘三姐》改编成电影剧本《刘三姐》。1961年电影《刘三姐》由苏里执导，黄婉秋、刘世龙、夏宗学等人主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影片保留了原舞台艺术剧剧本梗概，尤其是保留了以对歌为战斗武器的斗争情节，利用电影艺术独特的优势突出渲染了封建社会尖锐的地主与农民间的阶级矛盾，剧情引人入胜，电影画面还融入了大量广西优美的自然山水风光和壮乡对唱山歌的民俗风情，全面地呈现了地域化、民族化的社会生活场景。
影片公映后迅速火遍大江南北，成为当时拷贝发行量最大的影片，甚至漂洋过海，受到香港同胞以及东南亚、欧美地区华人的喜爱。该片在香港先后四次上映，引发民众的观影潮，第一次公映42天票房即超过了30万港币，发行的《刘三姐》唱片也供不应求；谢金娇：《电影〈刘三姐〉在香港的传播与接受》,《歌海》,2021年第6期，第115页。在新加坡创造了两年两次连续上映120天的放映纪录；被马来西亚评为“世界十部最佳影片”之一；在美国上映则打破了由世界名著改编的电影《飘》的纪录。当时国内放映设备仍只能放映胶片电影，很多地方这个村正在播放电影的时候那个村已经在等待，一个晚上轮流播放，有的村民为了等待观看《刘三姐》而彻夜不眠。电影塑造的刘三姐形象成为一代人心中无法磨灭的印象，这进一步固化了刘三姐在广大民众心中的壮族歌者之王的鲜活人物形象，与彩调剧《刘三姐》共同构筑了刘三姐作为现代经典的艺术形象。
电影《刘三姐》海报
（三）旅游转化
刘三姐的旅游转化是利用作为文化资源的刘三姐进行文化旅游开发，让游客在旅游中了解体验刘三姐文化，实现刘三姐文化的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社会效益的转化。刘三姐旅游转化包括：刘三姐主题旅游景区，如广西河池宜州依托当地浓厚的刘三姐传说和歌谣文化等打造的“刘三姐故里景区”；刘三姐主题旅游文创，如桂林市一些旅游景区依托刘三姐传说资源开发的刘三姐塑像、印有刘三姐形象的旅游纪念品等旅游文创；刘三姐主题博物馆，如广西桂林阳朔建设“刘三姐文化印象博物馆”成为当地新的热门旅游景点；谈到以刘三姐为题材的旅游演艺，不可不提大型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它是刘三姐创意转化的一件标志性事件。
实景演出是一个由专门商业团队运作、以商业利益为主要目的、以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为主旨，以特定开放自然地理空间环境为天然的舞台主体，以演出舞台所在地的自然山水风光、人文历史、民俗文化或其他个性鲜明、特点突出的文化为题材进行演绎编剧，融入声、光、电等现代科技进行编创的现代演艺项目。中国是实景演出的首创者，广西是实景演出的发源地——2004年于广西桂林阳朔开演的《印象·刘三姐》是实景演出的首创之作。该演艺项目由广西本土人士梅帅元任总策划、总制作人，邀请张艺谋、王潮歌、樊跃等出任总导演，选址著名的广西桂林山水旅游胜地，以阳朔县美丽的自然山水作为天然的舞台背景，以刘三姐文化品牌为介入点，植入广西歌谣文化、服饰文化、农耕文化、节庆文化等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进行综合演绎，展现了壮美壮乡的生活图景。
该实景演出项目正式运营之后，其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国内外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产业品牌，给广西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文化效益，先后入选“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中国旅游演出票房十强”“全国文化企业30强”“2016年中国旅游演出剧目票房十强”，获创新奖、中国十大演出盛事奖、中国东盟博览会最佳创意奖等。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的诞生开创了国内外文化旅游演艺产业的一种全新形式，奠定了中国作为制作全球第一部山水实景演出产业项目的首创者地位，标志着文化旅游产业一个新兴业态新纪元的开始。
除了上述“三种转化”外，还有游戏转化、研学转化、动漫转化、民宿转化等，但真正意义上形成巨大影响力并促成刘三姐成为现代经典的转化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艺术转化、电影转化和21世纪初的实景演出旅游转化。经过三次创意转化后，刘三姐从传统经典全面蜕变为具有传承性、地方性、民族性的现代经典。作为现代经典的刘三姐，集文化、艺术、资源、产业、品牌、文化IP等多重身份叙事于一身，是地方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随着“刘三姐热”的兴起，学界对刘三姐的文化研究也进入火热阶段，学者追溯刘三姐文化源流、探析刘三姐文化内涵和文化基因、分析刘三姐文化价值等，对刘三姐文化现象进行了全面的挖掘整理研究，客观上促成了刘三姐文化在社会上的传播，也促成了传统经典的“地方化”“民族化”，固化了刘三姐作为民族的、地域的现代经典在社会公众印象中的认知。至此，通过各方的叙事与建构，刘三姐全面确立了系统化的现代经典地位。作为现代经典的刘三姐，是现代文人精英创作与草根艺术的交相辉映，是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叙事建构的文化符号。
三、叠加赋能：
作为新时代表达的彩调剧《新刘三姐》
创作一部传世经典之作几乎是每个创作者一生的追求，对经典的渴求始终是创作者骨子里的火种。在对经典的艳羡和渴求中，彩调剧《新刘三姐》闪亮登场。这是地方精英试图塑造新时代经典的一次尝试，让世人看到了经典重塑的艰难和经典重现的可能性，引人关注和深思。
（一）弘扬新时代主旋律的主题定位
纵观刘三姐从传统经典到现代经典的演变历程，无不是紧扣了所在时代的主旋律和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可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彩调剧《刘三姐》和电影《刘三姐》能成为经典，不仅仅是文人艺术的胜利，很大程度上也是民间艺术的胜利，是人民艺术的胜利。当时的创作团队深入基层采风，扎根人民生活，摒弃了文人调调的孤芳自赏，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艺术内容塑造具有时代感的刘三姐人物形象，才使刘三姐的舞台艺术形象得以深入人心，成为鲜活的艺术形象，得以迅速走进千家万户而家喻户晓。在这方面，彩调剧《新刘三姐》显然也做到了。
彩调剧《新刘三姐》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放歌、为时代铸魂的创作导向，聚焦新时代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伟业和乡村振兴战略，用传统戏剧精粹的艺术形式、精华的传统内核、群众耳熟能详的经典音乐和唱段来表现新时代青年坚守爱情忠贞、提倡自由恋爱、追求爱情事业双丰收和积极进取、不怕挫折不服输、既尊重传统又不墨守成规的良好精神风貌。在主题定位的引领下，戏剧人物形象由传统的刘三姐变成了歌王之后“姐美”，阿牛哥变成了文艺青年阿郎，莫老爷变成了乡村经济达人电商小莫老板，在戏剧人物塑造方面传承了传统刘三姐能歌善唱的品质，还塑造了青年才俊阿郎、乡村经济能人小莫等新时代乡村青年，同时融入了新时代乡村产业发展、乡村电商、轿车下乡等反映新时代生活的内容。戏剧还是彩调剧，主角还是刘三姐，主题已不再是过去阶级斗争的基调，而是充满新时代民族地区新生活气息的现代乡村生活图景。
（二）坚守传统精粹的创作初心
演绎传统经典是对传统精粹的传承和创新，脱离对传统的传承就是全新的创作，缺乏对传统的创新则是对传统的重复。彩调剧《新刘三姐》坚守了传统精粹的初心，让观众在已经固化的审美经验中看到了传统经典的影子，看到了经典的回归，从而有一种久违重逢的熟悉体验感。
一方面，彩调剧《新刘三姐》坚守了刘三姐文化的精神内核。刘三姐文化精神内核最重要的是“歌舞精神”，这种“歌舞精神”体现着岭南地区民众尤其是壮乡民族性情善真、追求自由、富有正义、无畏无惧、开放乐观的诗性品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彩调剧《刘三姐》在艺术上的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精准把握了刘三姐这一“歌舞精神”内核。《新刘三姐》依旧着力塑造能歌善唱、性情率真、敢爱敢追求的壮家女歌手人物形象。其人虽然是新时代的人，但精神品质依旧是传统经典的精神品质内核。
另一方面，彩调剧《新刘三姐》保留了刘三姐歌谣和彩调剧的艺术精粹。比如刘三姐歌谣擅长直抒胸臆、幽默反讽、夸张比喻、问答对唱、挑逗狂欢等特色，还有来自民间采风所得的《敬亲人》等刘三姐歌谣经典唱段，以及大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等。这些传统经典在民间广泛流传，大众都能传唱，并已固化成民众的审美经验。《新刘三姐》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依旧通过这种富有特色、辨识度极高的山歌手法来呈现人物形象，很好地保留了民间叙事的趣味性和二元对立的审美取向，让观众有经典再现的久违感，这些都是该剧对传统精粹的坚守。
在漫长的历史中，刘三姐歌谣和彩调剧艺术已经成为人们认知刘三姐文化的重要形式，是具有很强辨识度、不可代替的经典符号，离开这些经典符号，刘三姐就不再是刘三姐，只有坚守这些广大民众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传统经典符号，观众才能辨识这是对传统的传承和延续，否则就是全新的创作。但是传统经典标识的存在是否无法兼容现代时尚元素的介入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却是很难做到的，这也给创作团队提出了高难度的考验。传统经典并不必然排斥现代时尚的融入，但传统经典天生的傲岸和高度往往是现代时尚的泥沙俱下所无法企及的，这需要很强大的艺术处理能力和技巧方可抵达。
《新刘三姐》无疑做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坚守传统的同时，该剧探索性地植入了不少现代时尚音乐。如每一次男主角阿郎出场都是现代时尚的登场，摇滚音乐为主乐，跳跃性高、简单直接、重金属味浓、充满现代机械的爆发力。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交织、交融已成为该剧一条隐性的叙事线索。剧中的主人翁姐美角色实际上是传统的代表，阿郎则是现代时尚的代表，两个主角的爱情观念、事业观念、对待家庭父母婚约的态度、对歌唱艺术形式的追求等，都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一面：姐美代表的传统简单快乐、单一饱满、潇洒自信、积极而不过度执著、保守却没有精神负担；阿郎代表的现代则多元而复杂、丰富而迷茫、执著追逐却也无奈、没有精神枷锁却背负精神负担；两者的冲突实际上是传统经典和现代时尚的对立。但戏剧的最后并不是以对立双方的一胜一负为结局，而是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和解、融合，达致美美与共。
（三）彰显地域生态优势的舞美设计
广西山清水秀生态美，生态文明源远流长、生态资源得天独厚，生态优势金不换，山水文化资源优势已成为广西极为重要的资源优势。彩调剧《新刘三姐》的舞美设计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对“一山一水”元素的应用，给人的感觉是舞台上的山、水、人完全融合为一体。这种舞美设计紧扣了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思想，主题意识极强，同时与广西山清水秀生态美相匹配，彰显出极强的地域辨识度。
该剧舞美最大的特点是营造了一个绿色的舞台。舞美设计以广西秀丽的自然山水风光作为舞台呈现的主抓手，以绿色为主调，给观众留下的深刻的印象是绿色生态美。舞台通过投影、LED背景、绿色假山、绿光灯铺洒制成的荷叶舞台地面等方式，充分利用现代声光电技术在舞台制作方面的优势，给舞台三维空间铺满了绿色的彩光，呈现了绿色生态的舞台时空。如在视觉方面，借助现代绿色灯光虚拟技术直接打在舞台地面上，形成绿色河流的意象，再加上缓慢移动的绿色假山背景，架构整个舞台的绿色山水大视觉感；在对歌环节等戏剧情境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彩调剧《刘三姐》和电影《刘三姐》中出现的船在青山绿水中舒缓划行的古典山水画面变成了以电瓶车、平衡车为助力的船划过水中荷叶间的飘逸，从舞台的流动性角度营造了清新绿色生态诗意的充满活力的壮乡山水田园意境；在舞台细节和道具方面，传统彩调“三件宝”之一的手帕、彩带由以往的以红色调为主变成了以绿色调为主，作为彰显民族传统的演员服饰亦进行了“绿色改良”，就连划船用的道具竹竿亦是竹绿色，舞美制作无时无刻不突出绿色生态的舞美理念，简单又不失情调，但整个舞美呈现的依然是人在船上、船在水中、水在山中、山衬托人的人景融合一体的山水田园生活意境。
彩调剧《刘三姐》演出
（四）富有民族特色的本土书写
彩调剧《新刘三姐》坚守了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山歌文化传统，突出了壮乡人民能歌善舞、爱好歌唱的山歌精神和富有正义、追求自由、敢于斗争、敢闯敢干的民族品质，凸显了地域民族的精神风貌。在舞美和道具方面，通过壮族干栏建筑、壮锦、壮族传统服饰等具有壮乡多民族聚居特色的可视文化元素，呈现了戏剧叙事的时空，展现了壮乡人民安居乐业、诗性自由、幸福快乐的田园生活。该剧的编剧是躬耕民族传统戏剧数十年的广西本土资深戏剧人常剑钧老师，一辈子只耕戏剧一块田是他一生的情怀。在这样的情怀加持下，他在戏剧唱词中亦很好地坚守了民族、地域的个性。在壮族刘三姐歌谣唱词中，作者擅于使用青山绿水、碧天热土、民族地区人情风俗物件等进行比喻、夸张和拟人化，呈现浓厚的平民生活情调和民间叙事色彩。总之，《新刘三姐》的唱词充分坚守了刘三姐歌谣的这种传统，把壮乡人民群众对唱山歌的精华给予了很好的传承，民族色彩不减。
在戏剧类型选择方面，编创团队选用了彩调剧这一戏剧形式，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作为草根出身的彩调剧脱胎于壮族歌圩风俗这个母体，而刘三姐是“壮族歌圩风俗的女儿”，同样是民间艺术的产物，彩调剧与刘三姐联袂可谓是珠联璧合，两者都具有很强的民族辨识度和地域辨识度。
综上所述，彩调剧《新刘三姐》获得文华奖完全具有其合理性。笔者完全有理由相信彩调剧《新刘三姐》能成为刘三姐文化经典的重要积淀，剧目的获奖将掀起新时代刘三姐演绎的热潮。
四、实践反思：
作为探索新时代经典的演绎
当然，彩调剧《新刘三姐》亦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叙事感染力和人物形象塑造两方面。
（一）戏剧叙事感染力不足
对于艺术作品而言，叙事是无可代替的。叙事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模式之一，也是人类最古老的思维活动之一，是人类书写历史的重要方式，艺术是人类形象思维的产物，叙事性是艺术与生俱来的功能，舞台艺术同样也具有很强的叙事功能。时代不同、环境不同、场景不同，人的感受往往也不同，但是人性往往是相通的，叙事的强大感染力在于联结了人性的共通点。不管是之前的彩调剧《刘三姐》，还是电影《刘三姐》，叙事感染力都非常强，戏剧矛盾冲突都十分强烈，两者都坚持了叙事为大的理念，作品中精彩的山歌唱词作为衬托叙事情节的有效手段，极大渲染了剧情的开展。但彩调剧《新刘三姐》的叙事性显然有所弱化，观众感觉不到叙事的强大牵引力，剧情的跌宕起伏，以及戏剧冲突的扣人心弦。该剧公演之初甚至让一些观众觉得非常平淡，仅是旧瓶换新酒，毫无创意可言，笔者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跟叙事弱化、矛盾冲突不激烈有一定的关系。
这也是当前整个演艺界的普遍问题。由于读图时代公众审美“快餐化”，声光电文化科技的高度发达，加上大资本的投入，“资本+科技”加持艺术，使得一些艺术制作往往本末倒置，绚丽的形式掩盖了内容的单薄，过于华丽的舞台制作忽略了叙事的感染力，但实际上所有的戏剧艺术都是唯叙事不可辜负的。该剧在叙事力方面仍然是值得持续提升的。
（二）主角人物形象不够饱满
刘三姐是广西山歌文化积淀形成的箭剁式人物，是山歌文化的结晶，不管是民众口耳相传中的刘三姐还是过去舞台艺术转化中的刘三姐，其形象都是非常饱满的。演绎刘三姐文化的重点之一无疑是要塑造刘三姐人物的经典形象。这是刘三姐文化的灵魂所在。但在该剧中，笔者感觉姐美作为“歌者”的人物形象是不够饱满的，主角人物形象有所弱化，个性不够突出、不够鲜活，尤其是女主角点位布局意识不够、戏份不足，剧中有几处舞台点位还疑似出现演员点位走位的问题，倒是阿郎人物形象得到极大突出，反客为主成为一号主角。相对于过去的那些经典而言，彩调剧《刘三姐》、电影《刘三姐》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塑造机智灵敏、敢爱敢恨、个性非常鲜明的刘三姐形象，而且所有的爱恨都通过对歌的方式来呈现，因此，刘三姐作为歌者的形象十分饱满。彩调剧《新刘三姐》也许是编创团队想做一个突破而故意弱化传统刘三姐的歌者形象，也有可能是不想弱化却无意中弱化，抑或是艺术创作上无法突破而形成的尴尬，不管何种情况，从戏剧效果来看，姐美人物形象无疑是不够饱满的。
总之，刘三姐的历史原点是人物传说，其华丽转身成为现代文化艺术经典是现代文人精英主导下多方力量共同叙事建构的结果。艺术精品彩调剧《新刘三姐》是重塑经典的一次勇敢尝试。其最终能否实现经典重塑，不仅靠创作者的独具匠心，也要靠社会审美经验的转变和培育、接受、重构、认同，实现对精品的同频共振，形成固化的社会审美体验。通过梳理刘三姐文化起源、创意转化和经典之路，探讨彩调剧《新刘三姐》的创举之处，可为传统经典的当下重塑提供借鉴参考。
（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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