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法联盟时期，金融关系与政治、军事关系的相互作用是怎样的？
虽然俄法都认识到两国联盟的价值，但它们缔结联盟的主要动机却大相径庭。
法国主要是出于对德国的恐惧,她需要强大的军事和政治伙伴去对抗德国，这点使其自然而然地盘算与俄结盟。
而俄国首要的兴趣是获得法国资本的投资以发展国内工业，主要因为1880年代末德国政策的变化迫使俄国寻求柏林以外的资金帮助，在那以前柏林一直是其首要的资金来源。
法国很明显地乐意借给俄国钱以交换其军事和政治支持，后者却不是很乐意提供。
但是随着俄国对法国资本是金融市场的依赖加深，在涉及政治、军事问题时不得不考虑经济因素。
法国对俄国的大规模贷款带来了重要的政治经济影响：
一、俄国利用法国的大量贷款，扩大了铁路网，改善了交通，为军队订购了大量武器，改善了军队的装备；
二、俄国改变了全部外债的形式，减少了对德国的依赖，俄国成为法国资本输出的主要的市场，法国取代德国成为俄国的主要债权人；
三、则是法国以经济金融手段大大改善法俄关系之后，提出进一步密切政治外交关系乃至结盟的问题，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虽然1880年代俄国金融管理的明显改善和欧洲货币市场资本的普遍丰富部分地解释了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对外贷款政策的成功，但政治因素可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为了避免德国证券商的投机，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开始着手寻求法国银行家的帮助。
法国杰拉图尔在答复俄国提出贷款时说，“只有在相应的政治条件下，才能满足俄国政府提出的贷款要求，并通知蒙特贝罗大使不要随便同意维特的计划草案”。
法国试图通过赢得俄国友谊来结束她在欧洲的孤立，维什涅格拉德斯基欢迎从政治局势中获得财政利益的机会。
1876-86年间，德国市场几乎垄断了俄国的信贷，他意识到依赖的危险由此造成。
即尽管在柏林开展了反对俄国信贷的运动，但俄国政府还未准备好与德国市场彻底决裂；
他同意吉尔斯“允许俄国在柏林和巴黎交易所之间进行选择的制度将是俄国最明智、最方便和最可取的。”
1887年3月21日，拉布拉耶这样写道：“用巴黎取代柏林成为俄国资金市场的想法每天都在取得新的进展。”
大使认为，这样一个改变需要时间，不确定法国资本家购买俄国证券有利，而德国持有者似乎如此渴望摆脱这些证券。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政治结果对我们来说将具有头等重要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再怎么强调政府对出现的有利的征兆的关注也不过分。”
法国外交部不太可能不知道大使提请注意的事态发展的政治重要性，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它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这一想法。
4月16日，外交部向财政部通报了法国一家银行财团的成立情况，声称其目的是以巴黎取代柏林。财政部承认收到上述消息，但是未置一词。
同年9月，弗洛伦斯向里昂信贷银行分支机构负责人克莱恩纳发出了一封特别的推荐信，为他访问圣彼得堡与维什涅格拉斯基讨论法国市场的金融业务。
总的来说，可以假定，从1887年到1890年，法国政府对两国财政接近持一种赞许而又缺乏主动的态度。
在1888年12月10日后当第一笔大额转换贷款在巴黎超额认购2.5时，1889年3月29日法国支付了7亿法郎的贷款，超额认购了8倍；
1889年5月24日，12.4亿法郎，伴随着更高的超额认购率；1890年2月1日3.6亿法郎。
重要的是每一笔连续贷款都是比前一次以更加容易的条款达成。在一年又四分之一的时间内，法国以如此方式吸收了四次大型的俄国贷款超过20亿法郎。
换句话说，金融协议已是既定事实在1890年初，并且这一举措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国银行和公众发起的。
但是，如果法国政府反对的话，法国人民和银行业支持俄国债券的运动就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规模，也不可能发生。
政府及其两个最重要的部门，外交部和财政部，有权力以政治和金融理由去阻止他们认为不妥当的事件，通过拒绝将这种问题纳入交易所的正式报价。
鉴于法国货币市场的结构，尤其是潜在的俄国债券卖家都是以小储蓄户为主，但没有法国银行会有胆量担保如此规模的债券，在没有事先确认政府的态度时。
虽然，随后的俄国贷款表明一些案例，银行可以在没有寻求政府认可的时候推进贷款，确信一旦发行债券，政府就不敢在与俄国的关系中制造紧张局势，也不敢通过拒绝接受报价来损害法国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但是，像这样一种程序，银行就必须确认公众对特定的贷款有良好的接受。
然而在1888年-1890年之间，情况还没有探明，局势不稳定，太多不确定因素而不能承担风险，因此银行要事先得到政府的支持。
1889年3月22，从拉布莱耶给斯布勒的报告中，很明确指出法国外交部随时了解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和法国银行家之间的关于第二次1889年3月的转换贷款商谈，并且考虑把5%的贷款换成4%。
这篇报告反映了一个担忧，即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各种德国银行是贷款合同的主要部分。
大使解释道，像罗斯柴尔德家族是1871年贷款发行的中间人，现在又是转换的主要对象，俄国政府不能拒绝罗斯柴尔德的提议而承担转换。
贴现银行的崩盘也影响俄国财政部的和德国银行洽谈交易的决定。
拉布莱耶感到欣慰的是维什涅格拉德斯基自己规定参与十二月的贷款法国银行应当参加到新一轮的贷款在部长确定的基础上。
该报告是由大使本人而不是由临时代办写的，而且随该报告给财政部的信是由外交部政治司而不是由商业司写的。
这一事实表明，在这一阶段，外交部对与俄国的金融交易已经有了政治暗示。
在德国拒绝延长《再保险条约》的影响下，俄国因此开始推行更加积极的和解政策，这种和解的外部标志有助于加强金融领域中已经存在的关系。
两国政府之间政治和解的公开表现证实，已经拥有俄国债券的法国人的选择是正确的，并改变了那些迄今为止谨慎和犹豫不决的人。
在俄国，法国友谊的“金融”证明在公众和政界都产生了一种友好的意见。1891年春，法国政府向彼得堡提出结盟时，俄国的回答还是搪塞的。
沙皇政府很快对此感到后悔，因为5月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因犹太人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帝国所遭受的厄运，试图给俄国政府施压，提出有必要修改他们的反犹政策，当他们遭到维什涅格拉茨基的坚决拒绝时，便拒绝再向俄国提供贷款。
这对于此时的俄国是一个沉重打击：俄国债券价值下跌；俄国正遭受作物严重歉收的威胁；
国内工业和远东铁路的建设也需要后续资金的继续投入。为了支撑国内的状况不至崩盘，俄国一定要保住法国的投资，为此不惜任何代价。
所以俄国人很快就改变了其含糊的态度。不仅在犹太人问题上做了让步，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对外政策上作出的让步。
俄国总参谋长告诉法国代表布瓦岱弗尔，他赞成订立一个军事议定书，规定一方如果受到三国同盟中的任何一国的攻击，另一方将同时进行动员。俄国政府继续其贷款计划，只限于与法国银行进行谈判，而将巴黎罗斯柴尔德银行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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