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桐城女县令

　　文/李小飞

　　最近“枞阳出了个吴承恩”成了热点话题，可能读者不知道，桐城还有过一位女县令。

　　您会不会感到讶异，稽诸史籍，翻遍县志，哪儿有？谓予不信，有文为证：

　　“……女曰：使我易髻而冠，青紫直芥视之！……以冠军应试，中顺天第四。明年成进士，授桐城令，有吏治。寻迁河南道掌印御史，富埒王侯。因托疾乞骸骨，赐归田里。”

　　原文较长，此为节选。说的是明朝末年，洛阳有一颜姓女子，天资聪颖，嫁给顺天某书生为妻。丈夫参加科举考试，屡试不第。某日，颜氏对丈夫说，中第于她而言，如探囊取物。丈夫不信，于是她易服乔装，打扮成男子，与丈夫一起应考，结果丈夫落榜，自己高中，官授桐城县令，任上政绩显著，后来擢升御史。

　　

　　读到此处，不由你不信，桐城历史上竟然出过这么一位女扮男装的父母官！

　　倘若我再告诉您引文出处：《聊斋志异》。文中的“桐城女县令”——颜氏，被誉为《聊斋志异》第一才女。尊敬的读者，您会不会哑然失笑：哪有什么女县令，原来是小说家言，故弄什么玄虚！

　　还记得小时候，看白话本《聊斋志异》，读到“颜氏”这一篇时，或许自己是桐城人，有一种先入为主的代入感，也对桐城有过这么一位女县令深信不疑。后来年岁渐长，始知小说多虚构，继而又感到纳闷：难道作者蒲松龄来过桐城？他与桐城文人有着怎样的交集？是什么原因让聊斋第一才女“花落”桐城？

　　蒲松龄(1640-1715)，山东淄博人，著名文言短篇小说家。他生于明末，长于清初，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康熙年间（1661-1722）。从其生年来看，明亡时的蒲松龄只有4岁，还是懵懂无知的幼童。

　　

　　出于儒家救世济民的理想，更多的是为了摆脱贫困，蒲松龄从少年时期起就投身科举，然而时乖命蹇，考中秀才后便屡试不第，落魄半生，直到71岁才考取贡生。蒲松龄的一生，也可以说是为科举而活的一生。创作《聊斋志异》，只不过是他的业余爱好，科考之余的副产品。

　　清初统治者为了笼络汉族士人，对科举尤为重视，一旦科举及第，往往给以高官厚禄。引得天下读书人趋之若鹜，奔走于科场，汲汲于功名，把举业当作自己的毕生功业。在《聊斋志异·颜氏》这篇小说中，颜氏不仅自己勤读四书五经，还逼着丈夫去应考，就是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

　　同一时期的桐城，与蒲松龄并世而立的著名文人有张英、戴名世和方苞。三人中，方苞(1668-1749)年龄最小。张英(1638-1708)、戴名世(1653-1713)与蒲松龄(1640-1715)年岁接近，都出生于明亡清兴之际，经历了改朝换代后的沧桑巨变，有着类似的心路历程和科举求官经历。

　　张英比蒲松龄年长两岁，出身官宦之家，祖父为明朝官员，到了他这一代，已经没有多少父辈那种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侍奉新朝的顾虑也就淡了许多。戴名世或许还有故国之思，但因家贫，为了生计，也只好去应考，做官只为稻粱谋。

　　与蒲松龄不同的是，张英和戴名世都顺利通过了科考，成功“上岸”。戴名世还中了“榜眼”（殿试第二名，仅次于状元），点了翰林。张英更是官拜文华殿大学士（民间习惯称“宰相”），成为皇帝身边炙手可热的近臣。而蒲松龄的大半生则科场蹭蹬，终其一生，始终是一介寒儒。

　　如果问蒲松龄与张英、戴名世等桐城文人有无交集，可以说无，也可以说有。

　　说无，从现存资料看，蒲松龄除了中年时期，有过一段游幕江苏宝应县的短暂经历外，一直在家乡坐馆，以塾师为业，足迹未曾踏出山东省，没有去过京师，更别说来过桐城。与顺（治）康（熙）时期的桐城文人们，从未谋过面。

　　说有，是因为他们都曾于明清易代后波谲云诡的时代洪流中起伏沉浮。这一时期，清朝社会开始由乱到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盛世——康乾盛世的曙光已经出现，但各种社会矛盾依旧尖锐。蒲、张、戴三人性格迥异，人生遭际也各不相同，这就造成了他们不同的人生命运，或为朝廷高官（张英），或为乡村穷儒（蒲松龄），而戴名世则因“南山案”身罹惨祸。

　　有清一代，文网之密，文祸之惨，为历代所罕见。在政治高压下，文人们要么噤若寒蝉，要么歌功颂德。抨击时弊，揭露社会黑暗，只能隐约其辞，采取曲里拐弯的形式，正如蒲松龄的写鬼写妖，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刺贪刺虐。

　　有意思的是，蒲松龄在结撰玄幻离奇的小说情节时，用的却是真实的地名、人名。例如“颜氏”这篇小说中，涉及到的“洛阳”、“顺天”、“桐城”。其实这并不奇怪，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一直就有这样的传统，以此来增强故事的真实感，可信度，同时寄寓作者的某种理想或者爱憎情感。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颜氏》中提到桐城，并说颜氏“有吏治”，应是有所寄托的。

　　桐城，这座江淮之间的小城，地处南北要冲，为商旅官员南下北上的必经之地。1667年，安徽建省，桐城更是成为省府（安庆）首县，一时商贾辐辏，市井繁荣。

　　

　　自古以来，桐城就有读书重学的社会风气，明清时期文风之盛，人才之众，为江淮之冠。康熙年间，以张英为首的“桐城作家群”已蔚然形成，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也呼之欲出。与张英同时代，虽僻居乡村，但博闻强记的蒲松龄，对此不会一无所知。说到此处，有必要提及蒲松龄的一位至交好友：大诗人王士禛。

　　王士禛(1634-1711)，别号渔洋山人，山东人，清初诗坛领袖，担任过刑部尚书，与张英同朝为官，都是康熙时期的朝中重臣，张王同为杰出文人，两人惺惺相惜，相互推重。在康熙帝面前，张英曾盛赞王士禛“能诗”。

　　在一次回乡访友时，王士禛与蒲松龄相识、订交。他对《聊斋志异》极为赞赏，并为之题诗：

　　姑妄言之姑听之，

　　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

　　爱听秋坟鬼唱时。

　　王蒲二人地位悬殊，但趣味相投，堪称莫逆之交，有长达20年的诗歌唱和和书信往还。也可以说，王士禛就是蒲松龄眺望外部世界的窗口。透过王士禛，蒲松龄对当时的文坛掌故以及京中情状，一定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像广为流传的“六尺巷故事”和清初文字狱第一大案“南山案”，不会没有耳闻。

　　无疑，蒲松龄对桐城和桐城文人是抱有好感的。

　　可以想见，当蒲松龄在聊斋之内神游八荒，信笔由缰，构思“颜氏”这篇小说时，对于颜氏的任所（任职所在地），是经过一番甄别选择的。为了突出女县令的“有吏治”，也即政绩卓著，她的为官之处应当官爱民，民拥官，社会和谐，人民安乐，遐迩闻名。

　　也许，在蒲松龄眼里，桐城，人杰地灵，书声不绝，弦歌处处，尽显安乐祥和气象。只有这样的地方，才能配得上他的聊斋第一才女。

　　桐城，这个千里之外的小城，简直就是他心中的桃花源，理想的乌托邦。于桐城，虽然素未谋面，然而心向往之。

　　能够得到蒲翁的青眼相看，桐城，何其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