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人祭、翦商与早熟的华夏文明

　　也许，人不应当凝视深渊；虽然深渊就在那里。

　　（1）

　　在民国时期的1933年，军阀陈济棠在广州修建了一座大桥——海珠桥。在给桥墩打桩时，陈济棠听取方士意见，将一对童男童女灌醉了之后绑在桩上沉入了江底。此等陋俗便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打生桩”，即在工程动工时，将人（尤其是儿童）活埋在地基之下，以确保施工顺利。

　　活人祭祀，或者说人祭制度，本是上古社会或人类早期文明的一个普遍现象。在那个蛮荒的岁月里，生产力低下，群智未开，人类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更为强大的鬼神，妄想以“活人祭祀”赢得鬼神的庇佑。此后，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文明的进化，人祭制度的消亡也自然成为情理之中。但让人伤心的是，这一上古时代的遗俗即便在今日社会，也常常会露出苗头。如2006年，香港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一具无头、无掌的童尸腰缠绳索被绑在桥墩海底铁柱下，此案至今还未告破。同样，数年之前，多有儿童在建筑工地失踪一类的事情，不管最终真相如何，也常常引起有关“打生桩”的猜疑。

　　最近类似的事情则发生在印度。近日，综合各方媒体报道，2019年的印度寺庙无头案告破。这一悲剧事件的真相令人震惊，居然是12名男子将一名女子斩首、献祭，只为安抚兄弟的亡灵。而据不完全统计，在2014年到2021年间，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一共记录了103起活人祭祀案件，这些骇人听闻的杀戮事件一般是都是为了安抚神灵，且通常都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

　　我们不禁发现，无论人类文明进化到何种地步，人性在本质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时至今日，也总有人依旧喜欢看到同类受难，甚至还亲自参与其中。

　　（2）

　　李硕《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下称《翦商》）一书就以商朝“人祭风俗”入题，通过大量考古发掘报告，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历程做了一次鸟瞰式的巡览，颇具新论。于我而言，也是很久没遇到这样一本让人一口气读完的历史学读物了。

　　

　　事实上，《翦商》一书颇能引发我的一些回忆。2010年9月，我第一次离开家乡那座小城，经郑州乘坐火车前往外省上大学。熟悉郑州站的人们应该知道，那里离郑州商城遗址不远，而这座遗址被认为是商代早期的都城。当我看到现代繁华的街道与高大的商城遗址城墙近在咫尺，心中不免一惊，因为郑州实在是中国城市建设中的一个巧合，它居然完整地覆压在了3500年前的商代城址上。更让我感到惊讶的可能还在后面，与这遥远的伟大遗存一起发现的还有深埋在黄土之下那密集的人祭遗存，累累白骨，层层叠叠，甚至还有专门用来制作骨器的人骨作坊，比如可以把头盖骨加工成“饮器”等生活用具或巫术法器。

　　严格意义上讲，商代存在人祭行为并不是什么秘密，尤其是那些到殷墟参观的游客们都目睹过人祭坑中的森森白骨。但出生在一个古老民族的国人，总是怀抱着对过往历史的敬意，我们向来是心照不宣的，便是数千年前的血腥杀戮，也常被认为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小黑点，完全不足以影响我们对那样一个伟大朝代的崇敬，甚至会生发出一些对遥远中华文明的向往之情。

　　但是，万一呢？商代的人祭行为并不是什么瑕不掩瑜的黑点，而是在官方层面就成为一种国家宗教了呢？而且是整个商代自上而下的一种普遍实践了呢？这正是《翦商》一书所带来的震撼结论。

　　在这本书的前半部分，作者罗列了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细致地阐述了人祭现象在早期华夏文明的出现和发展历程，但将人祭制度发展到极致的则是商朝；在商朝后期，周人投靠商朝，却也只是充当商朝在关中地区捕猎人牲（即被献祭者）的代理人。相关的证据恕不一一列举，但人祭制度成为了商朝的国家宗教形态和统治机制，应无疑问。

　　那么，这一残忍的制度又是如何消失的呢？《翦商》一书的后半段对此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述，也正对应了书名“翦商”的含义，即剪灭商纣。其根本观点在于：上古时期人祭制度的消亡和周灭商有直接关系；尤其是在周武王死后，他的弟弟周公旦辅政，后者取缔了商人的人祭风俗，并消除了关于人祭的文字记录和历史记忆，却也带来了华夏民族近三千年的记忆空白。

　　毫无疑问，这是华夏文明最为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

　　（3）

　　我小时候读小说《封神榜》，对其中伯邑考的故事颇有心理阴影。

　　小说中讲，西伯侯姬昌（即周文王）被纣王囚禁在羑里城，他的长子伯邑考为救父亲，带着西岐三宝求见纣王，却被妲己陷害，最终纣王下令将伯邑考处死。伯邑考死法凄惨至极，先是被剁尸烹杀，后又被做成肉饼送给了父亲姬昌吃掉。在商朝灭亡后，姜子牙归国封神，伯邑考被敕封为“中天北极紫微大帝”之神，仅次于道教尊神“三清”和玉皇大帝，地位极尊。

　　当然，神魔小说所述之事，异想天开，但未必没有一丁点儿历史事实。实际上，在纣王统治期间，姬昌前往殷都的遭遇，古书记载颇多。大抵姬昌本人在殷都目睹了商人人祭制度的残忍，而自己被囚多年，长子伯邑考又被纣王献祭（此事主要见于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确有此事。一系列事件之下，加上姬昌本人被囚羑里期间对六十四卦的推演，最终为“翦商”大业奠定了天命基础，也使得周族不可逆转地走上了灭商之路。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起兵东征，《史记·周本纪》载，周军兵力45000人，战车300辆，和战车协同作战的“虎贲”有3000人。那年二月二十二日凌晨，牧野大雨，武王身着戎装，先于阵前宣誓，再列举纣王罪行，并自陈自己是代表上天惩罚商纣，望诸位奋勇作战。天色渐明，雨势渐小，对面号称有70万人（这一数字明显与实际不符）的商军阵列逐渐成形。战斗打响了，第一个冲向敌人的居然是吕尚（即姜子牙），武王随即也带领着三百辆战车冲了上去，那一刻，他没有别的选择。或许上天真的站在武王这边，商军一触即溃，纣王在逃回殷都后也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在后人的记忆里，那个清晨的牧野“血流漂杵”，近六百年的商王朝就此终结。

　　但是，一切还并未完全结束。武王随后赶到鹿台，在战车上对着纣王尸体连射三箭，又用短剑砍杀尸体，最后再斩下纣王头颅，挂在太白旗下。在镇定殷都的同时，武王还派出部队去肃清顽抗的商人势力。经数月征战，收获颇丰。灭商当年的四月二十二日，武王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值得关注的是，这次祭祀也是“人祭”，且完全继承了商代的人祭传统。曾经忠于纣王的数百名商朝贵族先被砍断手脚，任其翻滚、哀号，直到临死才会被砍下头颅，其中有些尸体可能还要放到大鼎里烹煮。而这样的祭祀，在之后的五天里，一直在举行。

　　《翦商》书中推测，武王这是常态化地接受了商朝的人祭宗教。换言之，在翦商的过程中，武王自己也完成了商化。

　　呜呼！屠龙的少年，最终自己也变成了恶龙。

　　（4）

　　但是，在武王灭商第二年的十二月，年仅45岁的武王就因病重死去了。

　　中国历史可能在这里奇妙地拐了一个弯。

　　随即，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宣布年幼的侄子周颂（即周成王）为继承人，在成王亲政之前，自己则暂为摄政。摄政期间，周公平定叛乱、分封诸侯、安抚民生，或许更重要的，还有废除商朝的人祭文化。无论是大规模破坏殷都遗存，还是修改集体历史记忆，最终带来的结果就是，在周公主政期间，有着上千年的人祭习俗迅速地消失了，只有一些商代“顽民”多抵抗了一两代人的时间。当然，在后世，人祭行为还是会有星星点点的存在，但都不足以带来改变历史走向的能量，也再也未能作为一种宗教狂热而复兴。

　　书中所言：周公的“改制”恭敬地解除了上帝和诸神对世间的掌控，把他们奉送到距离尘世极为遥远的彼岸世界。诸神的远行似乎也带走了一切奇伟莫测，留给人间的只有平庸的平和，以及残留着种种传说的巨大废墟。

　　自此，“敬鬼神而远之”的世俗主义立场成为了华夏文明最新的共识，一个崭新的新华夏文明在世界的东方熠熠生辉。而放眼三千年前的古人类文明，也只有华夏文明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控，成为了人类史上的一个“异类”。

　　（5）

　　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其实都过于早熟。

　　《翦商》一书认为：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

　　在宏观上来讲，这是由古代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代中国因此与其他文明的交流总是显得不太方便，也因为总是缺少对照物，便常常会在摸索中独自前行。近代以来，中国之落后挨打，大概也与此脱不了干系。换句话说，一个太过稳定的制度维持了数千年之后，给人带来的感觉就常常是自大且目空一切，要想从一个如此稳定的制度框架下走出来，若主要依靠文明内部的自我调节的话，相应的代价也会格外的大。

　　想到之前读到的历史学读物《战国歧途》，其实也是探讨古代中国制度的问题。但归根结底，两本书带给我们的教训或者道理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一种文明如果过于成熟而不能自我更新，便难免会因为烂熟而衰朽。

　　曾经的上古早民以为人祭制度是理所应当的，但周公改制，就会有更好的、更文明的制度来代替它。而西周初年，分封制（封建制）也被认为是美好的制度，但八百年后，秦王扫六合，一统天下，中央集权制比分封制更好。其后再两千多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再三十八载，新中国成立，直至今天，我们已经沐浴在新时代的辉光之下。

　　但无论如何，还是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头脑，继往开来，不断更新，居安思危，与时俱进；我想：于国家、于个人，皆是真理。

　　（6）

　　《翦商》作者李硕在后记里说：这是一场无法解脱的恐怖之旅，犹如独自走过撒满尸骨的荒原。但他依旧选择凝视深渊，以详实的资料和细腻的笔触，为读者带来了一场有关早期华夏文明的宏大史诗之旅，尽管其中往往充满了血腥的杀伐。

　　不久前，我注意到相关的新闻报道，说是李硕老师病重，身体状况堪忧。在此，也祈愿他早日康复。

　　毕竟，那些敢于直视深渊的人，才是人类当中真正的勇者，他们一定值得一个更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