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中原地位之沉浮，政局中的中原王朝
“中原”，自古以来就是王权之所在、正统之所系，既是封建帝国一统国家的地理政Z中心，又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情结凝系的中心。
远离中原的割据政权与王朝，往往不具有政Z的合法性；即使原来的正统王朝离开中原，偏居一隅，也会失去政Z上的优势，如南宋偏安江左之后，就被曾经视为蛮夷的女真金朝斥之为“岛夷”、“蛮夷”。
占有中原，进而重建统一秩序，几乎是历代秩序混乱到秩序恢复的基本原则。
然而，五代十国时期的中原又处在一个尴尬的时期。这个纷繁乱世间，中原诸王朝虽然承袭了先代的“中原”这个饱含政Z意涵的地域称号，但是，它是否仍然拥有千百年来所积淀下来的正统性和威慑力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妨首先从所谓的“十国”割据政权对中原诸政权的认识与态度入手。
（一）中原威势之消散与凝结
907年，朱全忠称帝，建立后梁，揭开了五代历史的序幕。当其时，大多数的政权都承认后梁的政Z合法性，河东、淮南、西川等宿敌之外，当时的南方诸政权除吴之外，都已经纳入了以后梁为中心的政Z新秩序之中，“天下九分，朱氏今有六七”。
他们不仅仅是承认朱氏政权，其中不少还是建立后梁的积极推动者。五代初期虽然政局混乱，但是朱温建立的中原王朝—后梁还是具有很大的政Z向心力和感召力。
朱温亦以天子自居，对各割据政权大加册封以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锣为吴越王，后又兼淮南节度使以权知荆南留后高季昌为节度使，楚王马殷为武昌节度使，另以王审知为闽王，刘隐为南平王，皆拜诏奉命。
当岭南与楚发生争执时，亦以君主的身份派出和韬使，“往解之”。
然而，中原王朝对诸政权的震慑力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乾化二年，朱温病重，其第四子郧王朱友硅发动宫变，弑父篡位，改年号凤历。不论是在后梁直接统治的中原地区，还是在臣服于后梁的诸藩镇之间，这一事件都引起了轩然大波。
朱友硅不仅得位不义，且内政不修，均王朱友贞甚至以此斥友硅为“贼”，与杨师厚密谋叛乱，中原地区由此“人心动摇”。
在诸藩镇之间，虽然之前与后梁有君臣之称，但并非严格的中央与地方之关系，至此中原自顾不及的情势下则变得傲慢起来。原王朝之威势由于梁太祖朱温的离世和继位者的不竞，在当时的天下格局中大大地削减了。
朱梁威势削弱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晋王李克用的勃兴。朱温与李克用自唐末以来就互相征伐，是争夺中原的两支关键力量，也是彼此的最大敌人。朱梁建国，就是与李克用博弈过程中的一种手段。
朱梁的这种手段虽然震慑了其他藩镇，但是李克用自然不会承认，况且李克用、李存助父子“其志不小”，也有争夺天下的愿望，故而战争依然继续，尤其在朱温死后，后梁在李氏父子的攻击下“连年丧师，疆土日鳌”，李氏政权的势力越来越大，各个藩镇也开始向其靠拢；朱友谦虽然“复臣于梁，实阴附于晋”；“楚王闻晋王平河北，遣使通好”，后梁的康延孝、张宗爽等大将也相继来奔。
后唐庄宗夹河三十年战争取得天下，八方拜服，皆以战得之，战争的胜利使得后梁失掉的中原之威势得以重新聚集，就连早已脱离中原政权势力范围的吴、蜀等政权也深感震撼。
武力的强大在五代的乱世中自然具有不言而喻的重大意义，但是武力必须与内政紧密结合，才能得以保持与持续发展。庄宗虽然神武非常，但是内政却是其致命的软肋，这就导致了他依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威势终究不能长久。
庄宗幼善音律，故极为宠信伶人，诸伶恃权估势，出入宫掖，“军机国政，皆与参决”。宦官与监军，为唐末以来的藩镇所最为痛恶者，遐为复兴，自然引起强烈的反感，“由是藩镇皆愤怒。”
另外，庄宗虽然英武豪迈，却是爱财如命，方镇贡献者皆入内府，最终导致了诸军离叛。内部之离心，不免引起外部藩镇的察觉：后唐灭梁之初，吴国徐温对中原的平定感到恐惧，谋臣严可求却笑着宽慰道“闻唐主始得中原，志气骄满，御下无法，不出数年，必内变，吾但卑辞厚礼保境以待足矣。”
己不能自安而何以安人？诸方镇看透了庄宗的内政失修，从而预言乱将发于内，才观望待势，不肯倾心归附。事实也证明结果正如严可求等人所料，庄宗在位不到三年就为部下所杀。中原王朝以百战得来的威势犹如昙花一现，迅即消失在糟糕的内政之上。
后唐庄宗的继位者是明宗李嗣源，行事颇矫庄宗之偏，对割据各地的藩镇不再锐意攻取，而是依据“我不负人，人负我则讨之”的守成姑容的原则，对内政颇为留意，故而终明宗之世，“年谷屡丰，兵戈罕用，较于五代，粗为小康”。
然而，内政的整伤与武备的强盛，是一个中央王朝得以保持威势必须兼具的前提，正如庄宗恃武而骄导致变乱一样，明宗“与物无竞”’的性格和对待藩镇的态度也一样有失偏颇，各藩镇往往以此伺机僭越。
明宗并没有能够挽回庄宗后期失掉的中原王朝的威势，各种割据势力依旧在隐然膨胀。阂帝即位之后，年岁幼弱，诸割据之主坐等变乱，孟知祥趁机称帝于成都，其后潞王从坷果以清君侧为名发兵夺得大位，安置未定之时，石敬塘即引契丹兵南下，以晋易唐。
值得注意的是，后唐明宗嗣源至后晋初立之时，正是当时的政Z秩序趋于稳定并得以甫定的时期。吴之杨溥、蜀之孟知祥、南唐之李异都在这一时期内相继称帝一方，加之之前称帝的南汉，各个政权都有了相对稳固的统治区域与权力构成。
吴越虽然在庄宗甫逝的926年趁中原丧乱而改元，但是很快又回到了“事大”的政策上来：闽在王延钧时建国称帝，但是只是一个闭门天子，对中原王朝一直以藩镇自处，每当中原朝廷有新皇登基、郊祭等大礼，皆以珍宝供奉，对周边政权也不敢用天子礼。
终五代之世，吴越、闽、楚等政权称藩于中原的政策始终都没有改变。至此，当时中国的南北格局己经基本划定，后晋、后汉之时，虽然北方中原地区纷纷攘攘，征战不休，但是已对南方政权影响不大，当时的南北国际关系并没有得到大的触动。
虽然北方政权挟正统之势，但是中原多乱，政权更迭频繁，也无力征讨四方，南北双方从此走向了各自发展的道路。
这样的局面维持了大致十余年，直到北汉趁后周太祖郭威晏驾之机大举入寇，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的大致稳定局面方被开始打破。
显德元年高平之战，周世宗打退了北汉和契丹的联合进攻，声名大振。可见，此役对于中原王朝之意义所在，又可知此役对于世宗柴荣建立威信的重要性。通过高平之战，世宗亦深悟厉行军法之要，乃斩降将，赏有功，进而又大规模整顿禁军。
兵力既强，又有高平之捷带来的满怀信心，世宗由此“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洽有秦州民闻世宗英武而“诣大梁献策请恢复旧疆者，帝纳其言”，遂于显德二年派向训、王景率军西征后蜀，欲收复秦、风、成、阶四州。
蜀雄武监军使赵季札恐惧周军强盛，竟然“惧不敢进，上书求解边任还奏事”，‘“蜀主致书于帝请和……不答，蜀主愈恐”，蜀国君臣上下被这种恐惧感所笼罩，安能取胜周军遂顺利夺取四州之地。
征蜀的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世宗的矛头又对准了久与中原抗衡的南唐。此时的南唐还没有从闽、楚战争中恢复过来，“父征子铜”，“国用遂为一空”，故而“唐人闻周兵将至而惧”，李彦贞败后，“唐人大恐，唐主随即遣使，之后又派出孙晨、李德明等数次请和，且极为卑辞。
战争中尚且害怕与敌方构怨过深，可见南唐对周之恐惧与慑服。及世宗三征淮南，尽得江北十四州，唐主李憬去帝号，称国主，用周正朔，标志着曾经也想着吞并天下的南唐的威势一去不复返，从此悉心奉事。
在征伐淮南的过程中，本来与南唐通好、同时亦朝勤后周的吴越，立即倒向了后周一方，屯兵境上，听从后周的调遣：依违于南北政权之间的荆南亦见风使舵，劝请蜀主共同称藩以讨好于周蜀主虽不称藩，但也遣使通好。
当是时，各个割据政权都已感受到世宗之威势，甚至有亡国之悲。中原王朝之威势再一次彰显日隆。
世宗与后唐庄宗都是于战争之中取得威望与权势，但是庄宗“知用兵之术，不知为天下之道”’，只是穷兵黩武，结果很快内外离叛，为人所轼，对外的震慑力亦随之消失，皆是内政不修，不知治天下之术。
于此一方面，后周二主远胜庄宗。后周太祖郭威建国甫始，就颇留意民间疾苦，己隐然有革五代之弊的新风貌。同时废除久披民怨的牛租等苛捐杂税，鼓励开垦荒地，远近民闻之，先后入周境者达数十万人。
郭威的改革使中原社会从战乱之中逐渐复苏过来，开始走向安定的道路。世宗踵武父风，勤于政事，继续发展了郭威的改革。登位之初，下求贤诏，访有才之士。
世宗己经注意到军力要与民力相适应的道理，同时教养兵士以爱民为要，满足了承五代久经战乱之后民众渴望安定的愿望。
在对待诸镇的态度上，世宗改变之前或优容姑且或武力平压的做法，而待之以诚。内政上对人才的求访、对农业的恢复、对诸镇的信任，中原王朝对内部的凝聚力得到加强，生产得以复苏，为对外战争提供了较为坚定的基础；
外部对北汉契丹防御的成功、对后蜀四州之地的征伐、对南唐江北十四州的抚有，是周边的割据政权无不畏服，后周的成功举措，将中原王朝的实力与威势提高到了五代以来所未有的一个新高度。
（二）中原威势变化之规律
虽然在五十多年时间中，中原政权的权威与震慑力在不断波动，但我们从这种沉浮不定之中仍然可以看到：
1、中原政权始终以天下之主自居，将其它割据政权视为统治下的藩镇。
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个中原王朝莫不行禅代之礼，以“正统”自命，如开平元年，“唐昭宣帝降御札禅位于梁”，朱温代唐，自称金德，以取代唐之土德，试图以传统的五运说来阐释其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
河东李克用与朱梁乃为世仇，故而始终不肯承认后梁，仍然以唐朝旧号纪年，在建立后唐之前一直奉唐正朔，以与朱梁做政Z上的对抗，所以在李存助建立后唐之后，自然就以大唐的继承者自居，号称“中兴唐柞”’，以期塑造自己的正统地位。
另外，五代各朝在立国之初无不对中外其他政权大加册封，比如后梁册封吴越钱谬、荆南高季昌、楚马殷、闽王审知、南平刘隐等，后唐、后晋、后汉册封吴越钱谬、荆南高季昌、楚马殷、闽王审知等，后周册封吴越钱谬、荆南高季昌、南唐李煌等，且在册封诏文中必定自称“皇帝”。
册封是只有皇帝才能行使的权力，对册封名号的赐予表示五代君主把所册封的诸藩视作了自己的藩臣，这些藩臣所统治的地域也是自己统治地域的一部分对这些册封名号的接受，则表示诸藩也在名义上承认五代君主的地位与权威。
虽然无法构成历史上严格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是君君臣臣的政Z秩序仍然被确立了下来。所以，藩臣有对君主朝奉的义务，吴越、荆南、闽、楚皆终世供奉，南汉、南唐称臣时也贡使不断。
同时，君主也有对藩臣之间的事物进行管理的权力，当岭南与楚发生冲突时，朱温就曾派出和韬使前往调解。即使是不来朝贡的藩镇，若是有膺越不逊行为的时候，君主也会加以斥责和惩罚。事实上，五代君主并没有放弃统一天下的愿望，每当条件成熟，这种愿望便会得以凸显。
2、各国对中原政权的影响力始终都颇为敏感中原弱则态度傲慢，甚至趁机僭越中原强则迅速归顺，重归藩臣。
从中原地位的沉浮中，我们可以很明白地看出每当中原动荡，内部紊乱之时，就是各政权伺机而动之际而当中原局势再度安定，各政权便又纷纷堰心归顺，已经有所僭越的政权则感到不安与恐惧。
朱温灭唐建梁，天下震动，除宿敌河东、淮南之外纷纷归附，遂有天下大半；友硅篡位，中原震荡，遂有南汉趁机称王。
庄宗存助灭梁，兵力强极一时，吴、蜀、荆南无不震恐，岐王李茂贞旋即奉表称臣，楚王马殷乞老衡岳庄宗死，后继者明宗嗣源罕用兵事，各政权便认为有机可乘，于是杨溥称帝，孟知祥窃蜀；
此后中原历尽丧乱，各政权更是有恃无恐，闽竟至以一州之地而称帝；至后周柴荣即位，高平一战令天下震惊，及取后蜀之四州、唐之江北，南方政权自上而下便已经弥漫起败亡的气息。
可见，各割据政权都在视中原的形势而动，强则称藩，弱则游离，这种中原动则动四方的情况，说明各割据政权都在始终警惕着中原势力的发展与动向，害怕自己的割据美梦会被中原政权的强大所打破，说明在这些偏安政权的心里，统一的力量正是来自中原大地。
3、各割据政权均对显出强盛势头的中原政权怀有深深的敬畏感。
五代纷乱割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央的软弱造成的，如南汉建国就是因为“中国乱离久矣，我先朝乘其间，故有南越之地”，“中国无主”，“中原丧乱”，“中原多故”，正是割据政权纷纷出现的前提条件。
当这个前提一旦发生了改变，或者出现了改变的迹象，便会引起诸割据政权的警觉。所以，各政权虽然在各自地盘上称王称帝，但对于中原政权的实力强弱，仍是颇为敏感，每当中原政权出现强盛起来的势头，便感到深深的恐惧不安。
后唐灭梁灭蜀之后，消息逐次传至各国，潞州李继韬、岐王李茂贞等藩镇随即入朝表示归顺，吴、蜀、荆南、南汉、楚等国也莫不震动恐惧，纷纷遣使来刺探强弱虚实；
后周立国，蜀雄武监军使赵季札在没有遇见周军时就不战而溃，蜀主也遣书请和，“不答，蜀主愈恐”；
南唐屡以兴复为号召，但在面对周军时也是畏首畏尾，君臣皆无信心迎战，很快请和称藩于周。
及宋朝开展统一战争，“惧”、“恐”、“忧”几乎成了各个割据政权在面对宋朝攻势之前的常态，屡屡现于史籍之中。
这种情况表明了各政权只是在“值中国多事，无暇与之较”“的时候趁机割据，偏霸一方，但是中原王朝一旦崛起，他们就心怀恐惧，甚至稍一遇到挫折，便又会回归到原来的藩镇地位上去，显现出在面对中原王朝时自信的缺乏。
即使在平时，各割据政权也认为自己并不及中原王朝，“时假号偏隅者，以中原为上国”，显示出在面对中原政权时，十国仍是自感矮人一头。南唐诸公正是被点到了脉门之上，才慌张失措。
由此看来，五代之中原政权在十国眼中正是唐王朝的继承者，就连以继承唐统自居的南唐时也已经将正统之位不经意地让与他人。称谓之运用在中古史著中无疑是蕴含有精致微妙的内涵的，即所谓“微言大义”者也。“上国”、“大朝”等称谓在十国中之运用，显示出十国政权肯定中原王朝为正统的潜在意识。
五代时的中原观与中原地位的沉浮，一边是自居正统、以统一为己任的中原王朝，一边是虽获一定独立、却在中原王朝的威势面前畏首畏尾、自觉低人一等的十国政权，正是历史文化传统的的深厚积蕴和客观的现实形势，极大牵涉了五代十国之间的政Z心态。
（三）真主何处？
五代之中能够结束分裂、完成统一的“真主”会出现在哪里？
答案似乎已经很明显了。各个割据政权虽然以帝王作为自称和相互之间的称谓，或者还会以兴复唐朝、统一中原为号召，但内心底却只是想做一个偏安的君主。
没有北向与中原对抗的意志与力量，对中原的崛起充满了警惕与恐惧，对于统一中原或无心，或无力，或无心无力外族之中，游牧的契丹还没有生长出足够的政治智慧与统治手段，来管理农业的中原，况且中原将士与民众对契丹也并未有认同感，仍然将之视为外夷。
因此，由中原王朝来担当统一的大任成为当时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新的问题是，既然统一当由中原政权完成，为什么在朱温篡唐之后，中原乃至天下仍然屡经涂炭，经历了五十余年的分裂局面呢？
处在一个由割据向局部统一转换过程中的过程中，中原王朝虽有正统之名，但是其权威性却一直不能够稳定下来，一直在或隐或彰地存在，也只有在中原呈现安定、强盛势头时才会得到充分彰显，这种势头只有在合适的内政刺激得以保持时才会持久。
因此，武力和内政，这两个条件中缺少任何一个，中原的威势便只能是昙花一现。后唐庄宗武力超绝，明宗勤于安民，都不能对割据藩镇产生持久震慑。两者的结合到了后周时才得以完成。
周世宗之时，对内整肃军队，发展生产，对外征伐不臣，“四海识真人之应，万方知王泽之深”，“真主”的形象己经由原来仅朦胧存在于希望中的影像，开始渐渐清晰起来。
韩熙载，南唐名臣，本是山东青州今山东北海人，因父被李嗣源所杀而逃离中原南奔，临行前与好友李毅别，述其志曰“江左用吾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意气何其壮哉！
及到江南日久，审时度势，已看出原先所想均无可能，所以才佯作享乐，辞做宰相，避免将来成为别人的笑谈。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到韩熙载对南唐的失望也可以看到，在他的心目中，真主必将出现于中原。
这样的认识不仅仅限于韩熙载这样的精英阶层。显德初年，潭州（湖南长沙人）朱昂“尝游庐陵，遇术士，谓昂曰‘中原当有真主矣，君仕可至四品。’遂北游江淮”，投奔后周大将韩令坤。
术士，往往是民间智慧的代表，反映了普通百姓对当时社会的基本看法。朱昂遇见了这样的术士，并且依言而行，反映出“中原当有真主”的思想在当时已经成为普遍的心理趋向。
到了宋朝立国之后，中原真主的形象千呼万唤始出来，被最终确定起来。
宋朝建隆元年（960），南汉大臣邵廷娟向南汉后主进言：“今中国已有真主，陛下未尝遣一介之使，驰咫尺之书，珠贝犀象，袱瑙翠羽，积于内府，岁久而不可较，陛下未尝以修聘，一旦兵至，何以御之？”可惜南汉后主刘振不听直言，不相信宋朝会挥师南方边鄙之地，终至误国。
荆南高保寅奉使入勤宋廷，归来后亦劝其兄高保最曰：“真主出世，天将混一区宇，兄宜首率诸国，‘奉土归朝，无为他人取富贵资。”
谋臣孙光宪也曾劝其主高继冲道“中国自周世宗时，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况圣宋受命，真主出邪，王师岂易当也？”进而劝继冲去斥猴、封府库以待，继冲以为然，听命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