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界跳崖的背后，是四个决绝赴死青年病了，还是社会的残酷？

　　跳崖前，四人都服用了远远超过致死量的药物，可见去意已决。他们还留下了简短的遗书，称自杀是他们自己的想法，与他人无关。即使赴死，他们也不愿意给他人添“麻烦”。这份“善良”与“体谅”反而更让人心疼。

　　听闻如此震惊消息，心中不免满满困惑：

　　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能够决然赴死？

　　他们互不相识，为何相约一起赴死？

　　他们约死的背后，透露了怎样的群体自杀悲剧？

　　天门山跳崖事件反思，如何理解与关注二代农民工的生存困境？

　　

　　4人身份的共同特征：出身贫寒，境遇困苦的二代农民工

　　经过媒体追踪调研，四位当事人的身份均已查明，他们均在外务工，经受着家庭新添的变故和贫穷的压力。面临彩礼、建房、家人疾病等沉重经济压力的他们，最终丧失了活下去的希望……

　　在李谷驼村，彭志军家条件在村里算是差的。这从房屋就能看出来，整个李谷驼村以二层小楼为主，只有彭志军家还住在一层平房里。徐明去过那个家，“村里家家户户都有冰箱、彩电，他家进去后，柜子没有，电视也没有。房子没有做吊顶，还漏水。”

　　跟村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彭志军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了。“我们那时，高中考不上就直接下工地。”徐明告诉本刊，村里人基本上去天津一个叫小南河村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劳务市场，有不少人来找建筑工，像刮腻子、刷大白等等。他们就住在工地板房，几平米，四张上下铺，厕所和洗漱都在外面。

　　彭志军的工作是刮腻子，这是最基础的活，他干活不算勤快，“有点磨洋工”，“工地上五六十个人，几个人一组干活，偷懒也不容易被老板发现。”彭志军比较瘦，又不爱说话，存在感也低。建筑工是个辛苦又枯燥的活，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上班，一直上到12点左右才能吃饭休息一下，一天得干够10个小时。活也脏，一天下来，身上抹的都是东西，还孤单，“虽然都是熟人，但不是朋友。”徐明说自己下班后就会去附近市场逛逛，买点衣服，吃吃饭、喝喝酒，有时也去网吧玩游戏。小南河有几百号同村人，他们经常会约着一起吃饭喝酒，彭志军很少参加，即使来了，也不怎么说话，“要么低头看手机，要么吃饭，就不回你，给人感觉爱答不理。大家也都不再叫他。” 即使如此，徐明和村里人还是没选择离开，“一个月下来工资有八九千。”徐明很知足。彭志军是个特例。在徐明的印象里，应该是在2021年秋天左右，他有一次在小南河的街上碰到彭志军，对方穿个衬衫，外面套着小西服，头发是杀马特造型，乍眼的蓝色。徐明跟他打招呼，才知道彭志军去了理发店。这在徐明看来，是“奇葩”和难以理解的选择，“理发店一个月只有3000左右，村里没其他人做这种从高到低的选择。

　　这说明，他们承受着身心都难以承受的工作强度。

　　特征2：贫穷的压力。对其中女孩子的情况，印象非常深刻。四川女孩（受害人2）陈婷今年23岁。出去打工之前，她一直生活在四川内江的一个村子里她胆子又小，遇到老师批评，她不敢像别的同学一样当面顶撞，只敢背后说一说。

　　陈婷一直成绩不好，孙苗苗说，初中时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劝退了不少学生，陈婷就是其中一个。这之后，陈婷的妈妈吴丹给她找了一个学美容的师傅，陈婷跟着学了半年，就出去打工了，“她本来成绩就不好，我就想着（她）能够找个工作养活自己就好。”那时陈婷才16岁，她先后去了内江、成都、广东等地方。吴丹告诉本刊，陈婷一般半个月到一个月打一次电话给她，“我也不问她在哪个城市打工，我就问她生活好不好，就不管那些。”

　　陈婷原来在的美容院，工资是底薪加提成，好的情形下，一个月有5000多收入。但有一次给家里电话，陈婷提到，工资没有保底了，只有提成，她说自己想要辞职，“她说工资很低了，想换个高一点工资的工作。半个多月前，她辞了原来的工作。”

　　本来，她准备这个月回家照顾父亲，但最后选择了跳崖，还发了朋友圈：晚安世界……我决定要当一个睡美人啦。

　　

　　（受害人3）比陈婷大三个月的张财睿家里生活也是不富裕的。 十多年前张财睿的父母离了婚。张财睿的父亲五十多岁，兄弟六个，他是老四，因为家里穷，两个四十多岁的弟弟现在都没结婚。一个邻居告诉本刊，他们的村子在福建省德化县的村子里，三十多年前开始，村里人相继往镇上搬，“就是集资建房。他们家现在还在山上，几个兄弟凑钱盖了房子，一人估计也就一间，砖头都还露在外面。”

　　（受害人4）刘志永的家人是通过警察才知道刘志永跳崖的事情的。他的堂嫂说，大家都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就在上个月他还请了三四天假，专门从广东回了趟老家看了父亲。”这一次回家，在几个邻居的印象里，似乎是刘志永出去务工十多年来，为数不多的几次回老家——以至于，他们已经不能一眼认出来这位34岁，已临近中年的老乡。

　　刘志永所在的沈丘县，2018年才摘掉贫困县的帽子。这一变化在这个不到2000人的村子里最明显的表现是：村子里终于修好了水泥路，墙上写上了规整的粉刷字。但对村民来说，种地和务工还是他们主要谋生的手段。

　　刘志永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两人都已出嫁。“条件苦”是村里人对这家人最为直观的印象：早在20多年前，刘志永的母亲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多年前中风，行动不太方便，奶奶已经90多岁，两个人住在一层的老房子里，守着半亩地生活，“他父亲虽然身体不好，还是坚持什么事都自己做，一个人照顾老母亲。”

　　一环扣一环的贫穷+微薄收入与巨额支出之间的矛盾带来的沉重压力，成为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据报道，死亡计划是其中一人带头，通过群聊的方式沟通策划。

　　跳崖前，他们服了毒药，并留了遗书。与其说是遗书，其实还不如说是免责声明，表示自己是自杀，以免连累别人。但是大家还是关注，到底是因为哪些原因，导致了这样悲剧的产生。

　　早在2016年，湖南一名20岁的大学生与网友“约死”，当时引起热议，也被官方报道过。

　　随后，记者发现有很多“约死群”，群里的人总是说着丧气话，不是抱团取暖，而是放大负能量。里面的人几乎都在附和，有的还起哄，劝着“快去死”。

　　约死的背后，除了是个人心理问题，反映的还有社会问题。他们在决定赴死之前，或许也想过倾诉，也想有人能拉他们一把，但正是因为有图上这种说风凉话的人，怕被人说矫情，只能在心里憋着，当再也承受不住压力的时候，最终走向不归路。

　　社会在关注这件事时，除了知道为什么，还要实施怎么做。比如他们身上，反映了农村孩子读书难，工作工资待遇欠缺，社会风气冷漠等问题。如果社会可以多关注他们，保障他们的生活条件，并引导风气，增加更多社会温暖与关怀。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对某个群体的长期困境有什么切实的帮助，但只要我们能够看见这种困境，能够理解并善待身处困境之中的一个个鲜活的人，也能够让这个世界多一缕阳光，多一丝希望。他们的情况，会不会变得不一样？

　　如何理解并破解农二代的生存困境和压力？

　　为什么一代接一代的农民式勤劳致富没有在这一代人身上得到延续？“农二代”怎么就成了“懒二代”？为什么“农二代”的打工人，其折射出来的问题，要比老一代农民工反映出来的问题，要严重得多？

　　第一代农民工的目标和动力：家庭、生存与延续的责任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飞速发展，收益较高的就业机会出现，大量农民便选择离土离乡、外出务工，以解决生存问题。

　　农民工为了改善生活境况，赢得社会性竞争，甚至实现阶层跃迁升，吃苦耐劳，勤俭节约。“拿命在拼”是第一代农民工的代际特征，最终这一代发展型的个体推动中国成为一个发展型的国家。然而，第一代农民工勤俭、质朴、责任、本分的精神特征，在第二代农民工群体中却越来越少见。近年来，“用工荒”和“就业难”在我国劳动市场同时出现。一方面，一些工作辛苦但薪酬不低的制造业和建筑业招不到青年劳动力；另一方面许多青年人内卷于工作轻松但薪酬较低的服务业，成为“空调房中的低端白领”。

　　传统中国人的社会意义和生命意义依托于家族或宗族的延续，这构成了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和准宗教信仰。在“归属体系-传宗接代”的模式中，通过对家族历史、祖先的追溯，以及对“祖先-我-子孙”一体的想象，人们生发出浓厚的家族情感和集体意识，并在祭祀祖先和生养男嗣后裔的过程中，获得其在亲属结构中应有的位置，进而实现生命意义的超越。父母是家族纽带的传承，子女又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在此有限的生命获得了无限的意义。中国人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形式，但仿佛又到处充斥着宗教式的信仰和情怀。正如一位知名学者所说：“一个人只有在老年时还完整地保持着他继承来的财产，才能心安理得地死去。他会像胜利者一样把儿子召集到身边，告诉他们他无罪于祖先，无愧于子孙。”对上的祖先崇拜和对下的香火观念，对上的敬重孝顺和对下的无私奉献，构成了中国人的一体两面，也构成了中国式的宗教。

　　为了实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了香火的绵延和家族的兴旺，他们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样的宗教式情怀让每个农民工都具有使命感和超越性。

　　因而，第一代农民工遵循发展的逻辑，不辞辛苦地抓住所有机会多赚钱多省钱，他们为了整个家庭而进城，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体力、情感甚至尊严。拿命在拼，是他们身上典型的特征。

　　第一代农民工如此“拼”的动力主要有以下维度：家庭现实的生存与生计压力、社区性竞争压力与社会性价值的实现、具有部分“新教伦理”特征的超越性的宗教情怀。 而第二代农民工则遵循生活的逻辑，倾向于选择更为轻松和安逸的状态，他们更多是为了自己过城市生活而进城，为此拈轻怕重、不断跳槽，乃至“月光”“啃老”，甚至“躺平”。

　　第二代农民工：家庭教育的“局外人”

　　第一代农民抓住时代机遇纷纷外出，常年在外打拼，却导致了一个吊诡的悖论：外出打工是为了整个家庭的发展与幸福，但又造成了骨肉分离，甚至导致部分家庭的破碎解体；外出务工也是基于一定的社区竞争性压力，但大家的纷纷离乡却导致社区共同体本身逐渐走向解体。

　　同时，他们为了家庭发展而外出务工，最后却导致家庭结构的破碎和家庭功能的不完整，自己成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局外人”。这也是为什么，近些年留守儿童问题一直是成为社会难题问题的主要原因。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懒二代”现象的背后是代际关系的变化与乡村共同体的转型。“懒二代”的实质是新一代农村青年身上背负的家庭性使命和社区性意义的逐渐泯灭，将人生意义和终极价值设定为个体化的消遣。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较，他们还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这些特征，要么就是与传统农村社会价值特征相矛盾，要么就是他们原生家庭难以维系和支撑的。

　　第一是个体主义。与传统乡村社会相互扶持、互惠互利的价值观相冲突，更危险的则是有进一步发展为“精致的利己主义”的可能。如今年青一代用力的方向更多的不再是自省和自勉，而是责备与责骂。一方面，他们嫌弃父母未能为自己积攒足够财产，未能为自己料理家务，乃至怪罪父母身体状况不好给自己增添麻烦。另一方面，他们倾向于为挫折寻找客观原因，将穷苦归因于社会不公，放弃了勤俭刻苦和自我约束，面对困难时也更容易走向好逸恶劳和自我放逐。然后演变为“懒二代”。

　　第二是消费主义。传统农村以勤劳节俭为美德，支出根据家庭的需求量力而为，避免过度消费和透支。但今天的农村是处于“城乡社会”大背景下的“新农村”，农民工身处城市主导的消费文化，却拿着农村级别的工资，生活内容已然“市民化”，消费需求和服务需求都逐渐以城市标准为导向，例如追求新手机和新汽车，选择优质教育以及大型医院等。很多农村青年因此过度消费，成为“月光族”。但他们又没有城市中产青年背后有力的家庭支持，因此最终往往从城市悻悻而归，意兴阑珊地回到农村。面对盛行的消费文化和高昂的城市化成本，农村青年的用力方向不是勤俭致富，而是加入狂欢的浪潮，即时行乐。与已经在城市扎根的中产阶层相比，孱弱的农民工群体其实比传统时代更加需要乡村社会“小传统”的庇护，像上一代那样形成适应城市化生活、谋求向上发展的价值取向与行动策略。可惜的是，在村庄共同体瓦解的背景下，他们极其脆弱、一盘散沙。

　　他们，拥有城里人的想象和欲望，但自身能力缺无法企及城里人的生活水平，“躺平”便成为他们的归宿和寄托。

　　如果说孔乙己是被困在了长衫里，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走不下那高台，不愿靠劳动改变自身处境，还可以说是不够勤奋不够努力。那没有躺平的闰土，却活成了骆驼祥子的样子。这样残酷的现实，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当代年轻人（尤其是农二代）从失望到沮丧，再到抑郁，最后到内心绝望。

　　

　　从这几个年轻人背后的故事，让我们不禁想起经典的拉古迪亚的拷问——“一个人为钱犯罪，这个人有罪；一个人为面包犯罪，这个社会有罪。”

　　

　　因而，有必要通过国家的入场与再建构，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衔接，增强社区内部的互助和抚育功能，培育年青一代的意义感和尊严感。

　　在此过程中，国家应改善分配机制，缩小阶层分化，缩小贫富差距，让更多人有获得感，将是国家重点需要关注的内容。而这，也正是“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所在，即：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