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桥兵变，与“以兵威强制天下”时代，被彻底终结

　　

　　陈桥兵变的发生仍是中唐五代时期以来禁军亲兵骄纵跋扈，“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变易主帅，有同儿戏”的反映。

　　后周恭帝年仅七岁，幼冲践位，主少国疑，无法掌控禁卫部队，京中局势并不稳定。后周皇室凋零，仅有外戚张永德和李重进有拱卫皇室的能力，但二人均不在京，且受世宗猜疑。

　　

　　军中将领各怀心思，殿前军蠢蠢欲动，殿中侍御史郑起“见上握禁兵，有人望，乃贻书范质，极言其事”，希望早加遏制，但却不被范质所重视。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元旦，“镇、定二州言契丹入侵，北汉兵自土门东下，与契丹合。后周朝廷决意紧急派遣赵匡胤领宿卫诸将北上抵御，军权集中到他的手中，赵匡胤也迅速成为后周权势最重的人，打破了世宗崩逝前对朝廷格局的安排。

　　

　　在主少国疑的情况下，一些野心家鼓动颠覆后周政权，军心亦不稳定。赵匡胤等即决定以北汉、契丹联兵入侵为契机，利用后周中枢“仓卒遣将”的失误，举行兵变。

　　上一次郭威代汉立周不过十年，兵变时屠戮都城给都人带来的深刻印象尚未磨灭，一些消息灵通的“富室”甚至举家逃往外州。

　　

　　到赵匡胤领兵出征当日，一众大小官员于城西北固子门内的芳林园设宴送行，其中翰林承旨、吏部侍郎陶谷因为性格“急率”，又好“恢谐”，在酒宴上表现得尤为怪异。

　　陶谷坚持以大礼参拜赵匡胤，并隐晦地称待到其返回时就难以继续在一起喝酒了，似有所指。陶谷历仕四朝，政治嗅觉十分灵敏，之前与赵匡胤少有交集，入宋后也碌碌无为，“终身不获大用”，绝非赵匡胤集团中人。

　　

　　这次积极向赵氏靠拢，表示周廷中相当一部分文官或者得到了可能即将发生兵变的消息，或者从当下的政治格局中得出周室即将被颠覆的结论，并以此相试探，在赵匡胤面前表演，继而希望在新朝获得一席之地。然而赵匡胤也躲躲闪闪，坚辞不受，似乎也未有多大底气。

　　原本应当慎之又慎的兵变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极为不符合常理。宋人袁文对此也怀疑不已，“则此事当时已知之矣，万一别有变，将如之何？何不谨密如此？”若从当时的后周权力结构变动和禁军领导体系或可窥伺一二。

　　

　　宰相范质与赵匡胤共同密谋匿废了世宗的遗诏，“已陷进了一个除了对匡胤予以支持、扶植（无论这种支持、扶植是自愿的，还是违心的）以外，别无选择的泥坑之中了。”

　　另一位宰相王溥也有“阴效诚款”的传言。而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更是以姻亲重点拉拢掌握军令的枢密使魏仁浦，赵匡胤逐渐取得了后周中枢机构的支持。

　　

　　元月三日，赵匡胤率领大军出发，途中遇到幻日现象，“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荡”，军校苗训指给赵匡胤的亲吏近臣楚昭辅，谓之曰“此天命也”，进而煽动军士.

　　中国古代往往把皇帝比作太阳，天有二日则是预示着还有一位新皇的“天命”，为兵变准备了舆论借口。然而在赵匡胤领兵出征当天的芳林园之宴中，赵匡胤似乎饮酒颇多，对兵变也有些犹豫。

　　

　　夜宿陈桥驿时，“醉卧阁中，不知省”，躲在了兵变的幕后，将主导权交予掌书记赵普以及殿前军将领。随后，赵普与殿前军系统的殿前都虞候李汉超、散员都指挥使王彦升、内殿直都虞候马仁瑀、都押衙李处耘等商议，密谋兵变。

　　然而赵匡胤在军中势力并不强大，对侍卫亲军的影响力也十分有限，必须事事谨慎，赵普随即晓谕众将。并且在当夜急遣衙队军使郭延赟入城驰告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侯王审琦，二人遂做好准备，全军“环列待旦”以待赵匡胤大军。

　　

　　其中石守信控制了皇城左掖门，而王审琦则很有可能控制了内城仁和门，同时就近掩护藏于定力院中的赵匡胤家眷。

　　在事前谋划中，军将们就散而复集、“控弦露刃”，强迫意味明显；兵变过程中，殿前军军士彼此间不断呼喝应和“声震原野”，也在为兵变制造声势。总的来看，“陈桥兵变”由军将首先倡乱，军士随后发动，是步步升级的变乱，而非全军一致的行动。

　　

　　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在陈桥的大军中除赵匡胤所亲信的殿前军部队外，还有一支数目可观的侍卫亲军部队，需要把他们裹挟进来，而不至于发生内讧。

　　赵匡胤建立北宋之后，“论翊戴功”，除加封殿前军诸将以及各军高级将领外，还重点封赏了两位侍卫亲军司将领，虎捷右厢都虞候张光翰升为江宁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将龙捷右厢都指挥使赵彦徽升为武信军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

　　

　　在平定了昭义节度使李筠发动的泽、潞之乱后，旋即解除了二人的兵柄，代之以韩重赟和罗彦瓌，前后仅仅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其原因就在于在“陈桥兵变”中二人虽然有“翊戴”之功，但属于被裹挟进来，在赵匡胤的眼中属于“不可靠”的一类。

　　赵匡胤稳定首都局势后随即进入皇城，宣布禅位，整场兵变看似紧锣密鼓，步步为营，连称帝用的“黄袍”都已经提前预备好了，然而在逼宫的大殿之上却遗漏了禅位用的诏书，还是政治嗅觉敏感的陶谷提前准备好，可能是军人出身的赵胤朝廷礼仪知识上的欠缺，只顾着准备好象征皇帝的黄袍，而忘记了禅位需要的诏书。

　　

　　至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陈桥兵变”是一场有严密阴谋的事件，表明了整场兵变仍带有一定的仓促性。

　　无论是都下喧言、芳林园之宴、陈桥驿的谶语还是赵匡胤入城的曲折都表明了周宋鼎革带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和自发色彩。

　　陈桥兵变是禁军整体意志和赵匡胤阴谋集团合力的结果，并不完全是少数阴谋家的密室阴谋，赵匡胤更多是引导了五代禁军骄横难治“变易主帅，如同儿戏”的情绪，使其导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赵匡胤通过兵变夺取政权，靠的并不是他的威望和功勋，而是沿袭了唐代以来藩镇割据时出现的士兵随意拥立将领的模式”。赵匡胤及其阴谋集团利用了周世宗死后幼帝孤弱，禁军兵权旁落的条件，煽动禁军军士，激起他们的骄悍之气，半推半就地接受了禁军的拥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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