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比略为维护莱茵河边境安全：把帕提亚战争转移到安全距离之外
文|巴普罗的独白
编辑|巴普罗的独白
提比略在不牵涉武力的情况下，为一些日耳曼部族首领提供避难。
通过控制前往罗马避难的日耳曼首领，提比略能够左右日耳曼局势，实现其维护莱茵河边境安全。
维护莱茵河边境安全
譬如，被安置于拉文纳（Ravenna）的玛罗波杜乌斯，每当苏埃比人出现骚乱朕兆或举动，玛罗波杜乌斯的复位威胁总是能够制衡苏埃比人。正如提比略所预见的那样，在维护莱茵河边境安全方面，外交手段比公元14—16年日耳曼战争取得了更多的成就。
在亚美尼亚与帕提亚事务中，提比略同样运用外交手段，确保亚美尼亚王国附庸地位，捍卫罗马东部边境的切实利益。沃诺尼斯夺取亚美尼亚王位后，曾派使者前往罗马，请求正式认可。
出于外交考虑，提比略拒绝了这一请求，因为支持沃诺尼斯会导致罗马与帕提亚的直接战争，而这并不符合罗马东方利益。最终，通过扶持阿尔塔克西亚斯三世为亚美尼亚国王，罗马夺回亚美尼亚宗主权，东方实现了长达16年的和平局面。
此外，在授权日耳曼尼库斯解决东方危机的同时，提比略任命老皮索为叙利亚行省副帅，作为日耳曼尼库斯东方之行的顾问。提比略这一安排的目的，正是为了抑制日耳曼尼库斯容易冲动的情绪，防止日耳曼尼库斯将帝国卷入帕提亚战争之中。
最高层的外交能力，是充分实现罗马东方政策目标的必要条件。提比略为应对第二次东方危机“双管齐下”，更是将外交手段运用到极致。
通过扶持帕提亚国内反对势力，以及雇佣高加索部落与帕提亚人作战，提比略不费一兵一卒，重新夺回亚美尼亚宗主权，而且极大地削弱了帕提亚国力。在双方随后的谈判中，罗马占尽优势。
另外，提比略在委派维特里乌斯负责与帕提亚建立友好关系时，特意告知维特里乌斯，信任阿尔塔巴努斯的唯一条件，是获取阿尔塔巴努斯之子作为人质。可见在帕提亚事宜上，提比略对外交筹码的重视程度之高。
总体而言，提比略没有试图扩大帝国疆域，而是致力于巩固罗马对现有领土的控制，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保障和平局面。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证据，都能够体现提比略边境政策的具体运用及其所获成效。
通过施行抚慰政策与外交政策，提比略消弭了边境战争与危机造成的动荡局势，同时避免进行不必要的军事冒险，确保罗马帝国的稳定态势。
提比略边境政策的特征
提比略边境政策形成于他对边境战争与危机的应对和处理过程中，虽然这一政策形成并不是预先设定，但通过观察提比略边境政策的具体施行，仍能够发现其主要特征。提比略边境政策的主要特征有如下三个：
首先，总体上遵循奥古斯都晚年政策。作为奥古斯都的直接继承人，对提比略而言，奥古斯都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神圣性质。
根据塔西佗记载：“在提贝里乌斯（提比略）来说，奥古斯都的话是绝对不能亵渎的”。此外，斯特拉波也记载道：“提比略将奥古斯都作为其施政和法令的典范”。
因此，在边境政策方面，提比略恪守奥古斯都“帝国疆土要维持在现有的边界内”遗训，没有表现出任何尝试扩张的迹象。
甚至有学者质疑奥古斯都“遗训”的真实性，认为奥古斯都并没有所谓的“遗训”，是提比略将个人观念强加给死后的奥古斯都，发明了这句话。不过这种论调基于猜测之上，至少目前来看，没有任何确凿的史实证据。
提比略召回日耳曼尼库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元14—16年日耳曼战争违背了奥古斯都遗训，而这一遗训在提比略统治期间成为近乎教条性质的基本原则。
不仅如此，在处理色雷斯、小亚细亚，以及亚美尼亚与帕提亚事务中，都能够发现提比略遵循奥古斯都政策的明显迹象。当科提斯与雷司库波利斯双双殒命，色雷斯王位空缺时，提比略仍然维持奥古斯都拆分色雷斯的计划。
即便科提斯诸子年幼，无法承担维护多瑙河下游边境的重任，提比略也没有尝试兼并色雷斯，而是指派特列贝列努斯·鲁弗斯代行统治，将科提斯诸子留在罗马与卡里古拉一同接受教育。
与色雷斯情况不同，奥古斯都在小亚细亚实施兼并，这一政策也得到提比略继续推进，卡帕多奇亚王国、科玛盖尼王国与阿玛努斯王国被纳进帝国直接统治范围。在亚美尼亚与帕提亚方面，提比略的外交手段运用，更是深受奥古斯都东方政策影响。
亚美尼亚的间接宗主权与帕提亚的临时协议，代表了奥古斯都维护罗马威望与确保东方安全的手段。提比略在处理东方危机中始终坚持捍卫罗马对亚美尼亚的宗主权，两度与帕提亚达成和平协议，显然是奥古斯都手段的继承与延续。
此外，公元前20年，提比略在奥古斯都指导下出使东方，扶持亲罗马的提格拉涅斯二世（TigranesⅡ）登上亚美尼亚王位。这一早年经历，深刻影响了提比略后来应对东方危机的处理方式。
提比略遵循奥古斯都晚年的政策，完全符合罗马当时的整体情况，适应了帝国需要。奥古斯都晚年以降，帝国政府深受财政困难与兵源匮乏困扰，这两个问题同样贯穿提比略时代。公元19年，提比略处罚了许多持守祖先律法，不愿入伍的犹太人。
公元23年，提比略向元老院抱怨，大量老兵需要安置，自愿参军的新兵又远远不足，而且多为无产者和流浪汉。公元33年，因为现金短缺，罗马爆发金融危机，提比略不得不斥资1亿塞斯特提乌斯为民众提供免息贷款。
财政困难与兵源匮乏的长期存在，导致不计代价的大规模军事战争难以为继，也必然要求提比略边境政策在总体上遵循奥古斯都。
相应地，通过遵循奥古斯都政策，提比略不仅顺利平息帝国边境的战争与危机，也缓和了在位期间帝国政府的财政困难和兵源匮乏，确保了罗马世界平稳发展。
其次，维护边境地区安定。提比略边境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维护边境安定，按苏维托尼乌斯记载：“即位之后，他（提比略）没有用过兵，只任命副将军（副帅）镇压敌人的叛乱；
即使这样，他也只是在必要时不得已而为之”。这表明提比略不仅不愿意发动战争，甚至在动乱发生时也尽量规避不必要的军事手段。
就罗马帝国而言，外邦或土著人口的灭绝很大程度上是荣耀之事，尤其是发生叛乱的情况下，必须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
奥古斯都曾在平定伊利里亚人（Illyrian）时，向元老院夸耀自己将马特塞人（Maltese）部落与克库莱安人（Corcyreans）部落完全消灭，处死部落全部青年，其余人则变卖为奴隶。
阿格里帕在镇压西班牙坎塔布里人（Cantabri）动乱时，砍断所有俘虏的双手，消灭了几乎所有处于军事年龄的男性土著。然而，提比略在边境内部施行抚慰政策，不仅没有对边境起义的土著施加惩罚性措施，甚至能够赦免叛乱群体，给予土著特殊待遇。
至少在现有资料中，塔克法里纳斯起义与色雷斯起义都有赦免叛军的直接记载，高卢起义与弗里西人起义也没有任何追加性惩罚措施。塔西佗曾尖锐地指出，关于边境事务，提比略最担心的就是“局面定下来以后又发生变故”。
提比略边境内部的抚慰政策，始终支持地方迅速恢复正常状态，尽可能地避免冲突升级，具有明显的维护边境地区安定的特征。
提比略于边境外部奉行外交政策，同样旨在维护边境安定。公元17年，玛罗波杜乌斯在与阿米尼乌斯内斗中失利，派遣使者到罗马请求援兵。
但提比略拒绝直接干涉，也没有趁机介入以消灭阿米尼乌斯，而是委任德鲁苏斯前往多瑙河前线，安排双方缔和事宜，其维护边境安定，而非插手战争的用意尽显无疑。同样，相比于在遥远的幼发拉底河进行军事冒险，提比略更愿意采取审慎的外交以及克制的武力展示。
在第一次东方危机中，提比略任命皮索为叙利亚行省副帅，作为日耳曼尼库斯的顾问。皮索高傲忠诚，直谏敢言，提比略这一安排的目的，正是为了牵制日耳曼尼库斯，抑制其容易冲动的情绪，防止帝国陷入与帕提亚的战争之中。
在第二次东方危机中，提比略之所以选择雇佣南高加索部落，其动机就是把帕提亚战争转移到安全距离之外，尽可能地远离罗马边界，确保边境安定。
参考文献
1.[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著，张竹明等译：《罗马十二帝王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55页。
2.SusanP.Mattern,RomeandtheEnemy:ImperialStrategyinthePrincipate,Th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9.p.192.
3.Appian,RomanHistory,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