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磊爱上大10岁的女人，是认真的
作者 | 邢初
周雨彤和吴磊主演的《爱情而已》，5万观众在豆瓣上打出了8.3分。
听说，姐弟恋，这次国产剧终于拍好了。
真的是这样吗？
22岁的运动员宋三川向32岁的女白领梁友安告白：“我特别认真地喜欢你”。
但后者条理清晰地拒绝了。
“我负担不起你对我的喜欢，没准我年轻个十岁，你刚刚这段表白能打动我，但这就是我和你之间差出去的时间。打球，拿冠军，是为了你自己，不要把这些挂在我身上，我负担不起另一个人的人生。我现在就想专心地、认真地把我的俱乐部搞好。我没时间也没精力考虑其他的事。”
梁友安拒绝宋三川的表白
一气呵成的三段话，分别点出了这个年龄的都市职场女性，会对亲密关系存在的三方面考虑：
年龄差带来的阅历与人生规划差距；
保持独立性的需求挤压了恋爱的生存空间和意愿；
以及，工作、事业或梦想绝对优先——这些才是能真正带给自己物质和精神力量的东西。
此外，这里面还有成年人的前瞻后顾、疲态与怯懦，练达与自卑。
就像梁友安对闺蜜说的：“恰好是因为，我见识过那些不光彩的爱，才让我更坚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是有真爱的。只是我不相信，真爱会落到我头上……就算他是热烈的，美好的，那如果是短暂的，伤人的呢？我宁可不要开始。”
梁友安表达成年人的清醒与现实
真实得让人落泪。不是只有奋不顾身的勇气才配得上被称作爱情，成年人的爱情美感，更在于揽集自身生命经验后望向另一个人的目光，这里面层次复杂，可能有勇气，有欣赏和恋慕，但也对自己与他人的责任，有对保证体面的执著。
《爱情而已》的编剧张英姬，就是三年前那部爆款剧《三十而已》的编剧，后者当年在播出后，因为人设的悬浮和失真，曾招致过一些批评。
这一次，《爱情而已》的女主角仍然三十岁，但编剧大概吸收了教训，有在努力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哲学。相较于“三十而已”，“爱情而已”，说教意味更少，却更显得浪漫。
毕竟，我们太久没有在国产剧荧幕上看到不以婚姻为圣经、不以牺牲自我为代价、不用批量生产的甜蜜素来麻醉现实，更不“非你不可”的，普通人的爱情了。
霸总和弟弟，皆是商品
吴磊的宋三川，一个针对当代年轻女性观众精准设计出来的男色标件——
有颜值，有体力，有耐心，有爱心，坦率真诚，善解人意，会主动做家务。
最最最重要的是，懂得尊重姐姐，拥有欣赏成熟女性的能力。
完美得挑不出错，不像近年来一些“姐狗剧”里的弟弟们，装熟或者幼稚，把没边界的强攻当做真性情，除了年龄，本质上还是霸道总裁那一套。
某种程度也可以说：今天批量生产的“奶狗”，其实就是二十年前的“霸总”升级换代版。
这当然不是指他们的商品属性相同，而是说生产模式相同。不同时代活跃于国产荧幕上的男性恋爱对象，都扼中了占据观影市场主体地位的年轻女性喜好，像计算机一样精准踩中了她们的职场困境和情感偏好。
二十年前虏获一众少女心的“霸总”人设，满足的是女性对被照顾、被庇佑的需求。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对“父性”的需求。
但当“打工人”“内卷”等名词成为今天年轻人关切重心，“霸总”的“总”字，更多让人联想到“资本家”的压榨和奸计，《爱情而已》里不让梁友安转岗的总裁可不就是如此。
梁友安提交的转岗申请，被老板转身就放进了碎纸机
“霸”字更糟糕了，赤裸裸的男性本位、大男子主义甚至是暴力倾向等潜台词呼之欲出。
在成长于千禧年的90后、00后女性群体眼里，慕强、霸道、男子气概等特质，已经从暧昧单品变成了避而远之的地雷。取而代之的理想关系，是轻松平等、互相尊重以及共同成长。
近年来姐弟恋题材的爆火，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滋生出来的文化产物。
这种女性居于年龄、阅历较上位的恋爱关系，反映着一些审美趋势：不再是清一色的“白幼瘦”“傻白甜”，还有对成熟女性睿智、独立的欣赏，对“被宠爱”、慕强心理的祛魅，以及打破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处于规训地位的枷锁。
这种趋势逐渐投射在影视作品中。这一两年里，不论是宋三川，还是前不久《去有风的地方》里的李现，或是古装剧里王鹤棣饰演的“小狼狗”魔尊，都是根据当代女性消费群体心理需求定制出来的“男色消费品”：
年龄不大，保留着介于男孩和男人之间的少年气，天真单纯或直率坦荡，但不至于太过幼稚，接受过现代教育，不迂腐不封建，懂得平等独立地与人相处。
“恋爱脑”这个多年来一直被安在女性头上的设定，也被转移到了男方身上。
不过，今天的观众已不会为这种“完美年下恋”冲昏头脑。
与当年的霸总一样，现实里，大概率并不存在一个那样完美得不真实的弟弟，满足她们在“独立”“平等”“宽松”等心理需求下的全部爱情期待。
更常见的“年下”，可能是因为涉世不深而浅薄的阅历，是与之相伴的幼稚、浮躁。你知道，亲密关系总能暴露人内心的脆弱和残缺，这与年龄本身无关。
梁友安在这方面看得清醒：“你现在20岁，我现在30岁，我的成熟、理智都吸引着你，但如果到了40岁甚至50岁，你需要别人的仰视的时候呢？”
从二十岁到三十岁，是一个人飞速认识世界与自我的跌宕阶段，在工作、亲密关系、个人规划等方面，都开始与学生心态一点点拉开距离。
爱情的魅力，在于它不会被这些东西束缚住，但爱情的短暂性，也在于这些东西的不可规避。
正应了日本爱情圣经编剧、创作出《东京爱情故事》《花束般的恋爱》的坂元裕二曾写道的那句话：“告白是小孩子做的，成年人请直接用勾引，勾引的第一步，抛弃人性，基本上来说，是三种套路：变成猫，变成老虎，变成被雨淋湿的狗狗。”
幸好，《爱情而已》没有延续“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俗套逻辑，编剧及时急转弯，没有让它变成一部性转版的《蜗居》或者《流星花园》。
爱不需要理由，但恋爱需要
今年3月，三名北大女生与上野千鹤子对话，前者提出了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您不结婚，是因为受过男性的伤害吗？”
这个问题之所以引发大面积的反感，在于它将主动选择不建立一段亲密关系的人，预设为“有问题”“有创伤”，将对爱情和婚姻的向往，预设为每个人必需具备的心理机制。
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爱情而已》里的梁友安，的确具备传统意义上“缺爱”的设定：父母与闺蜜皆婚姻不顺，前男友人渣，生活苦兮兮，缺糖也“缺氧”。
但她拒绝宋三川，绝不是因为什么“缺乏安全感”“对异性不信任”，而是在诚实面对自己所处人生阶段的情况下，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不能丧失什么。爱情诚可贵，没有也无妨。
梁友安对恋爱有清醒的认知
近年来出现了大量欠缺说服力的姐弟恋故事，这些作品总是陷入重重矛盾：
女性无一例外被刻画为“女版霸总”——烈焰红唇，走路带风，对所有事物拥有绝对掌控欲，唯有在面对弟弟的强烈攻势下，瞬间退化成二十年前的傻白甜小女生。本质依然是一种依附和宠爱感。
仿佛女人到了三十岁，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在事业上变成“大女人”，要么依附于男人变成传统“小女人”。要么，二者兼具于一人身上。
且不谈，一个专注于事业顶峰的女性，哪能匀出那么多时间精力去谈情说爱？这就像一个《黑暗荣耀》里“河道英”式的精英男士，用充满少年气、学生气的方式去爱你，这样的设定是荒谬的。
再者，现实中有几个女人能成为“霸总”？她们的晋升与成功通道又是为何相对狭窄？这背后的底层逻辑避而不谈，却大谈独立女性，只会显得空洞可笑。
《爱情而已》则对打工人给予了充分的诚实与尊重。梁友安就是大多数城市女青年三十岁出头的样子：事业瓶颈，晋升困难，杂事一箩筐，时时刻刻待命，工作三五年好像一直没有成长，面对领导的画饼和压榨，身心俱疲。
梁友安是很多现实中城市女青年的缩影
这个时候，爱情的出现更像是作为一种生活的调剂和情感滋养。年龄、职业焦虑的重压下，会渴望一些柔软、真诚和轻松的东西。
按照柏拉图的爱情互补论，当代城市女性对另一半的需求，早已从经济与物质、保护与宠爱，到相互鼓励、一起成长的良性互动。
“二十岁”的单纯和直率，也正好弥补了“三十岁”时历练出的一些连自己也厌恶的迂回和城府。
不过，互补论固然普适，但其实只适用于爱情的发生，而不能解释爱情的延续。
古早偶像剧里，“恋爱”作为绝对主角，人、事业、亲情，都为谈恋爱服务。但当爱情坍陷到家庭、婚姻、育儿等话题时，我们就会发现，罗曼蒂克的故事讲不下去了。
“终成眷属”之后的每一步，都可以单独再开一个话题，再讲一套故事。
柏拉图的《会饮篇》里，爱情除了互补，还是启发。好的爱情促人成长，也促使人更深入地了解自己，情感流转中的能量交换，赐予我们踏入人生未知领域的勇气。
梁友安鼓励宋三川出国，谁又能说毫无爱情的私心。在后者从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上走得更远、更坚定，回过头来看当初的爱人，他便来到了更靠近梁友安的位置：开始切身体会并懂得，爱情的本质，是一个人先找到完整的自己，再用从内部散发的能量去拥抱另一个人。
享受黎明破晓前
1989年，一个29岁的美国青年理查德在费城与20岁的女孩艾米相遇，两人渡过了浪漫一夜，只是聊天，聊艺术、科学、命运、死亡……多年后，理查德把这段经历拍成了电影，并期待艾米能在大荧幕上看到这部电影。
直到电影上映8年后，导演理查德才得知，艾米早在电影上映前一年就因车祸去世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爱情电影之一《爱在黎明破晓前》，电影内外，皆是爱情。
其实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艳遇故事，简单到许多人看完后忍不住抓耳挠腮——爱情这么简单就能发生，为什么在我身上总是会搞得很复杂呢？
没有“承诺”和“亲密”，甚至没有常作为性存在的“激情”，诚实面对自己和对方，是爱情发生的必要条件，甚至是最重要条件。
举这个例子，并不是想说什么真正的爱情是遗憾，是悲剧，启自人性的受虐癖，虽然的确不可否认，古往今来，世俗意义上不“完美”的爱情往往显得更真实，也更顺应人性的本能。
偶像剧擅长堆砌世俗的期待，怀着一种亦蠢亦真的信仰或是迷信，费尽全力去“创造”一个完整且完美的爱情，它们以为消费者需要这样的“糖”，殊不知我们已经厌透了被“爱情KPI”逼得走投无路的威压感。
斯腾伯格说爱情成立的三要素分别是“激情”“承诺”与“亲密”。以婚姻的长期视角看，这固然不错，但当爱情不再是必需品，也不是通往家庭和繁衍的功能性过程，将爱情还给它原本自由的模样，才是时代的要求和年轻人的渴求。
爱尔兰作家萨利·鲁尼在小说《普通人》（normal people）里塑造了两个不完美的恋爱主人公，女主角玛丽安古怪、特立独行，拼命想逃离人群，男主角康奈尔人缘好、学习好，则努力让自己“正常”。他们相互吸引，坠入爱河，然后在对方身上看见了自己。
爱欲，在两个各自迷茫的青年人身上，显影出一股不可替代的心灵力量。
正如作者在书中说的：“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很奇怪，人生会因为很小的决定而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整体来说你带给我的都是很好的影响，我现在肯定比从前有进步了，我觉得，多亏了你。”
不管两人最终是否在一起，这段的确存在过的关系，都让他们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契诃夫也擅长写爱情，但从不让读者得到爱情。他总是狡黠地呈现一个个具体而又身陷虚无的人，面对人生各种状况，保持着混沌的感受。
《关于爱情》里，他忧愁叹息：“不管是写下的或说过的爱情，都是无解的，只是提出了问题，还是那种不可解的问题。因此就算有一个似乎符合某种情况的解释，也不符合其他十种。”
继续上路，才是人生唯一亘古不移的主题。
当然，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古典爱情故事仍然可以被歌颂，因为它们证明了爱情是一种信仰，是一种超越肉体凡胎的的神性的存在。但《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爱情，《傲慢与偏见》里的爱情同样应该被看见，它们给予人诚实面对生活的力量：并非只有过程与形式的完整，才是幸福。
“梁祝”的殉情是爱情，“黎明前”的邂逅也是爱情。它超越生死，却从不以生死相胁，它不是“终成眷属”，不是“子孙满堂”，不是同情也不是陪伴，而是无可替代的生命交流。
总是执著“让太阳升起”，把一切照得亮堂堂，会把生活本来的模样映得发羞发赧，因为爱情它从不愿意喧宾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