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时期，匈奴的居住饮食、养老丧葬有何不同？

　　

　　匈奴的社会生活涵盖面较广，涉及“构想匈奴”者，多集中在匈奴的居住形式、饮食结构、养老传统、丧葬习俗，以及衣服发饰等方面。

　　其中以《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最为系统。

　　匈奴地区农业生产的局限性，是汉地称匈奴乃“无用之地”的重要依据。

　　

　　但过分夸大自然环境对农业经济的不利，进而否定匈奴境内不能进行农业种植，则充满了构想成分。农业作为匈奴的经济基础，对其社会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

　　西汉时人对于匈奴农业方面的构想性认知，也影响到了他们对于匈奴其他社会生活的看法。

　　

　　韩安国称匈奴“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主父偃引李斯之言曰：“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

　　以上观点都认为匈奴逐水草迁徙，不存在城郭式的定居生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匈奴境内有着一定规模的种植农业，那么由农作物自然生长周期所决定的定居生活，在匈奴社会中必然存在。

　　匈奴境内已经发现的西汉时期的城址有伊沃尔加、德列斯图伊、胡日尔德比等多处。

　　

　　《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匈奴境内有赵信城、颓当城、范夫人城等，卫律也曾建议单于“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

　　西汉时期，匈奴境内存在城郭是毋庸置疑的，这些城郭往往与汉地之人息息相关。

　　

　　赵信城虽为匈奴人建造，但却是供汉朝降将居住的。

　　但在贝加尔湖地区匈奴时期城址中房屋的特征，发现半地穴式的住宅中存在炉灶，并有类似中国北部火炕的结构与功能，认为这些房子很有可能是汉地之人修建的，但也不排除匈奴定居人口建造的可能。

　　

　　虽然匈奴境内的多数城郭与汉地之人关系密切，但考虑到文化的交流，部分匈奴人的社会生活习惯不可能不受影响，卫律建城以守之，就是匈奴借鉴汉地经验修建城池的行为。

　　另外，从“大匈奴”的角度来说，考虑到匈奴群体、社会构成的复杂性，汉地因素也是匈奴社会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在认识匈奴的时候，不能将这部分内容排除出去。

　　

　　此外，汉地之人对匈奴饮食结构也多有误解，主要表现为忽略了整个“大匈奴”内部饮食结构的种类多样性。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在正常生存条件下，现代人类是不可能“唯食肉”的。匈奴境内有农业种植，也有谷物储存，那么谷物在其饮食结构中必然占有一定的比例。

　　

　　西汉前期，汉匈和亲之时，汉朝给与匈奴的物资中，谷类数量十分之大。自呼韩邪单于归降后，汉朝赏赐的谷物也数目庞大。

　　除了大量的奉送、赏赐，汉匈关系紧张时期，匈奴从汉地掠夺的粮食更是不可胜计。

　　

　　无论是匈奴自己要求，还是汉朝主动给予，大量的粮食输入到匈奴地区，其中虽有部分被作为商品用于草原丝路贸易，但肯定有相当数量为匈奴自身所使用。

　　这就表明匈奴的饮食结构中确实存在“谷食”现象，并且占有一定的比例。

　　

　　此外，中行说曾给匈奴老上单于建议“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以此避免汉地文化对匈奴社会习俗的改造。

　　这说明，匈奴十分喜欢汉地食物，凸显出谷物对于匈奴社会的重要性。

　　

　　有学者从交换视角进行分析，认为匈奴频繁入侵汉朝，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匈奴贵族对汉地粮食、米酒、丝织品等存在依赖。

　　这一结论与余英时等人认为匈奴对汉朝存在经济依赖是相一致的。

　　

　　实际上，对汉地物资的依赖并非仅仅限于匈奴贵族，整个匈奴社会都较为需要汉地粮食，这是由匈奴自身以游牧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

　　考古材料也能证明匈奴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谷食现象。

　　

　　虽然泽田勳认为诺颜乌拉古墓及贝加尔湖南岸的伊沃尔加城址内发现的大量黍、粟等遗物。

　　作为家畜饲料的可能性更大，但鉴于文献记载中如此众多的谷物输入匈奴，不能否认匈奴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食用谷物的习惯。

　　

　　辽宁省西岔沟曾发现属于西汉文景至昭宣时期的匈奴墓葬，随葬品中就有石磨盘、杵形器等加工谷物的工具。

　　北匈奴的墓葬中经常发现有公元前七至三世纪的石臼，与在我国北部地区出土的同种器物类似。

　　

　　石臼就是用来加工谷物以备食用的工具，匈奴墓葬中出现这类器物，足以证明匈奴民众是广泛食用谷物的，并且开始食用谷物的时间远在西汉建立之前。

　　汉文帝时期，出使匈奴的使者批评匈奴“匈奴俗贱老”，匈奴社会中，老者的地位要低于年轻者。

　　

　　汉朝文化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应算是“贱老”，但若从匈奴崇尚力量的民族特性来看，重视年轻人是理所当然的。

　　根据中行说的描述，匈奴以美好的食物供养年轻力壮之人，其目的是为了提高自身战斗力以保卫家园，如此方能老少皆安。

　　

　　有学者指出匈奴生产力低下，若想实现群体生存发展，就需要首先保障青壮年的基本需求，这实际上就是在批判汉地之人以自身伦理道德来审视匈奴的做法。

　　汉朝使者和中行说之间价值判断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匈奴和汉朝在文化和社会制度上的不同。

　　

　　如果说年长之人的社会地位较低还较为匈奴的社会现状，汉武帝时期逐渐形成的匈奴暴虐老者的认知，则是对于匈奴“贱老”习俗的构想式发挥。

　　汉武帝对于匈奴“虐老兽心”的评价，实际上是匈奴“无有孝行”的体现。但实际上这种“虐老”的行为可能从未出现过，或者说不是匈奴对待老者的主流做法，而更多是汉地之人对于匈奴无孝行的夸大描述。

　　

　　匈奴丧葬时和汉地一样有棺椁和随葬品，只不过“不封不树”，此外还要有大量的人员殉葬。由此推断，这必然是匈奴贵族的葬俗。

　　匈奴核心民族墓葬的主体特征是石砌墓壁和不高的土石封丘，漠南、漠北地区都发现了一些没有葬具和封土的墓葬。

　　

　　这种丧葬习俗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并在汉代早期与有葬具、封土的丧葬习俗共存于漠南、漠北地区。

　　南匈奴时期，无葬具和封土的丧葬习俗在漠北则逐渐消失，仅在漠南还有保留。

　　

　　因此，匈奴墓葬“不封”现象也是存在的，但这只是局部现象。然而由于“不封”现象在临近汉地的漠南地区长期存在，这或许就给汉地之人营造了一种匈奴墓葬没有封土的假象。

　　相对于“不封”的记载，匈奴墓葬不在封土附近种植树木是较为可信的。

　　

　　根据学者研究，已发现的匈奴贵族墓群都分布在植被茂密的山谷之中，这些高大的树木在墓葬形成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墓葬形成之后出现的树木，也没有人为种植的迹象，应是种子自然发育的结果。

　　

　　准确地说，匈奴丧葬习俗应是“封而不树”，与司马迁所言之状况存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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