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导演王小帅的成长轨迹和创作历程！
按照王小帅电影呈现的叙事风格特点，将其电影作品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在校期间创作的实验短片及《冬春的日子》和《极度寒冷》两部电影，具有较强的自传属性，电影以边缘艺术创作者为拍摄对象，展现生活的困窘、精神的迷茫。
第二阶段创作《扁担姑娘》《十七岁的单车》《青红》《我11》四部电影，聚焦少年、青年的成长与生活，从少年的视角窥探成人世界。
通过父与女、城与乡的冲突展现人与人之间因欲望产生的隔阂、碰撞，这一阶段的电影作品针对上一阶段碎片化的问题，通过戏剧冲突、形象反差强化戏剧张力的建构。
第三阶段包括《二弟》《左右》《日照重庆》《闯入者》《地久天长》五部电影，电影以家庭伦理为叙事内容，王小帅突破传统家庭伦理线性叙事结构、大团圆式结局的叙事模式，探索家庭伦理的新表达，其中《地久天长》为创作高峰。
此阶段，他通过内向化叙事策略将外在的戏剧张力转向内在的克制表达，挖掘人物内在力量。
他每一阶段的电影创作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通过模仿、探索、突破、融合进而形成王小帅独特的叙事风格。
01初创阶段：模仿与探索
艺术史学家丹纳认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
1966年，王小帅出生于上海，出生四个多月后随父母从上海前往贵阳。
1979年，他们全家迁往武汉，虽在武汉只生活了两年，但对武汉印象深刻。
1981年，在北京求学，成为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学生。
“1984年的某一天，在看完《黄土地》和《一个和八个》之后，我放下已经被我涂抹得像墙皮一样厚的油画创作，走出画室，来到图书馆，找出两本书《世界电影史》和巴赞的《电影是什么？》”，心中已种下电影的种子。
在临近中央美院附中毕业时，王小帅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并在1985年考入理想院校。
在校期间，“受到意大利那些大师的影响，影响最多的人是费里尼”，创作《白》《儿童游戏》和《基本筹划》三个短片，其中《基本筹划》时长15分钟，短片讲述青年导演筹划电影痛苦的过程，表达创作的困境，具有自传属性。
此外，他的毕业论文对费德里科·费里尼的电影作品进行细致且深入的研究，1990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上发表文章《费里尼：电影思维》，认为“费里尼创造了一种‘新的电影形式’。这种新的电影形式不仅向我们展示了电影的深层功能，而且使我们看见了形成这种形态的工艺根源和心理根源。”由此可见，费德里科·费里尼对王小帅初创期创作影响深远。
王小帅在毕业后被分配到福建制片厂工作，他在两年内创作五六个剧本，虽受到赞赏但离独立拍片仍有很长的距离，于是他决定离开福建制片厂流浪北京，开始电影创作。
1993年王小帅导演的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受资金、技术和环境的限制成片较粗糙，具有自传色彩。
“《冬春的日子》这部电影我把摄影机调过来拍自己，喃喃自语，拍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
”电影起步艰难，资金的唯一来源是从摄影系同学张洪涛借来的五万人民币，用于电影拍摄期间的餐饮、交通以及后期制作费用。
以中央美院附中内不足20平方米的画室为电影的主拍摄场景，以一台在北影厂器材库里弃用的摄影机为拍摄工具，由朋友刘小东和喻红出演男女主角。
除此之外，电影的拍摄周期长达五个月，因为演员均在中央美院留校任教，仅在周六下午和周日参与拍摄。
在艰难困苦中，第一部电影终于诞生。
《冬春的日子》讲述冬与春这对恋人离开长春在北京奋斗的日常生活与精神困境，他们面临生活与生存的双重压力，展现年轻人在都市真实且无奈的生活状态、迷茫无助的精神状态以及逼仄的人生状态。
此外，也传达了导演的精神状态，“在电影中呈现这种困惑和情感，表现为一种直接的精神状态。”电影因平淡而真实，给人一种慢慢沁入肺腑的迷茫感与焦虑感，且带有浓郁的身边性和个人的隐私性，像一部日记体小说。
1997年王小帅导演第二部电影《极度寒冷》，电影蕴涵了王小帅对死亡的态度。
“电影重要的是我的态度，反映我的视角，保持我的态度。”电影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而成，主要讲述齐雷通过“春分火葬、夏至冰葬、立秋土葬、冬至水葬”四个行为艺术，完成与自然的抗衡，体会死亡的故事。其中齐雷存在真实原型，作为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的学生，在临毕业之际从中戏宿舍楼上跳下，他自杀的那年王小帅考上北京电影学院。身边人的离世使王小帅切身感受死亡，他试图通过影像解答“用死亡作为代价，在一件艺术作品中是否显得代价太大了”的疑惑，并通过视听语言表达自己对这一社会事件的解读。
在王小帅迄今为止的电影作品中，《极度寒冷》是感情色彩最浓烈的电影，电影中的摇滚音乐是他释放压抑情绪的表现形式，也是他对原型人物悲惨命运难以释怀的表达方式，更是他尊重他人、敬畏生命的关怀方式。
“在第六代导演群体中，王小帅是颇具思想者气质，也颇具‘作者电影’风格的一位”。
他自电影创作初始，坚持“导演应是核心”的创作理念和“对应内心”的拍摄宗旨，“反观所有作者电影，其实里面都存在着人性的关辉。这个在中国年轻一代的创作者中，存在一些迷乱的境地。当然，我也没有做得多好，但至少我坚持这样一个对应内心的原则……”。
在校期间，王小帅拍摄的三部实验短片以及毕业后拍摄的电影《冬春的日子》和《极度寒冷》均具有作者自传色彩，反映无处可依的生活状态和苦闷挣扎的内心世界。
“作者电影”强调导演的原创性和独特性，王小帅坚持剧作的原创性和叙事角度的个性，他认为“电影是个性化的东西，有个性的东西才会真正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也是独立电影或者是作者电影还能顽强存活的缘由。”
02发展阶段：建构与突破
发展阶段王小帅以青春与记忆为叙事内容，延续纪实的影像风格。
在借鉴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美学风格的基础上，探索具有作者标记的张力叙事策略，挖掘“寻找童年与青春的共同记忆，释放被屏蔽与压抑的青春感受……”。
从《扁担姑娘》开始，导演放大叙事视角，思考自我生存的精神意义，关照边缘人的生活状态；从《青红》开始，将三线的生活经历搬上电影银幕，挖掘三线建设对自身及父辈的意义。
1999年王小帅创作第一部体制内的电影作品《扁担姑娘》，导演通过细致描摹边缘人的现实生活，记录武汉20世纪90年代特有的风土人情，表达关怀。
由于两年的武汉生活经验，他把握住武汉码头、扁担和民工三个关键点。
电影讲述高平、冬子和阮红离开家乡进城打工的故事，描摹城市漂泊者的生存状态和倔强叛逆的心理状态，以及在残酷的生存境遇下仍对生活抱以希望的生活态度。
影片结尾中冬子向阮红露出微笑予以证明，生活虽艰难且沉重，但露出微笑的那一刻，冬子释放自我也接纳生活，这种苦中作乐的生活状态，饱含温暖的创作底色。
在焦雄屏的帮助下，2001年《十七岁的单车》入选吉光公司策划的“三城记”系列电影之一，高圆圆、李滨和崔林作为主要演职人员参与拍摄，再加上王小帅对社会焦点问题的敏锐观察和深度思考，使电影大放异彩。
电影将冲突焦点集中于自行车，探寻自行车带给来自城市与乡村两位青年心理畸变的原因；并将这种欲望引发的冲突放大为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再放大到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城市与乡村的冲突。
电影以残酷青春为主题，以两位少年的行为冲突为标签，将少年间的冲突与转型期城和乡的冲突相结合，渗透厚重的人文情怀。
王小帅借鉴经典“三大段”的情节设置，加入戏剧张力的作者元素，在一定程度上致敬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大师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
《十七岁的单车》中导演通过独特的叙事视角给予青春故事的创作母题新诠释，使电影蕴涵中国气息，这部电影获得第5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银熊奖一举成名，让王小帅成为国内外艺术电影群体中的一匹黑马。
三线建设对王小帅的电影创作具有深刻影响，“关于‘三线’的故事，总觉得是从我血液里、骨子里出来的，总想把它真切地拿出来，释放出来。”
1997年萌发创作三线建设影片的念头，写剧本《美好的愿望》，成为《青红》的雏形。
《青红》的创作过程曲折且艰辛，2003年国家电影局召开会议，撤销对第六代导演们的禁令，民营公司可自主出品电影。
王小帅立即上报《青红》的剧本，立项后进入正式筹备阶段；拍摄中遇到投资人消失、取景地变化、演员因档期无法拍摄等问题，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大功告成。
电影由青红的爱情线和青红家的“逃亡”线构成，其中以支援贵州建设的青红一家渴望回城为主线，以青红惨痛的苦涩爱情故事为副线。
王小帅曾说“《青红》存在距离感，那不是我的亲历。而《我11》来源于我父亲的很多东西。《青红》里让孩子学手风琴就有父亲的影子，《我11》把父亲的形象具体化，表现个人在那个时代的生活状态。”
电影通过王憨的所见所闻，让观众以儿童的视角感受成人的世界，增加真实感和参与感，延伸时代带给人们的伤痛感和无根状态。
王小帅在此阶段将叙事重点放在懵懂、叛逆的少年身上，通过少年与社会发生的第一次交锋、碰撞与妥协，产生对爱与生命裂变的思考。
这一阶段的四部电影与初创阶段的电影相比，在叙事主题上，放大叙事视角，从城乡结合、三线建设的视角出发，召唤集体的青春记忆，渗透人文关怀。
在叙事策略上，脱离私语式的自我表达，强化叙事张力的建构，在叙事结构上，抛弃闲散的叙事链条，明晰线性叙事脉络，在影像表达上，舍弃镜头语言的粗粒，注重意象表达，通过声音景观渲染时代印记。
03成熟阶段：融合与升华
从《二弟》起，王小帅创作的电影作品，叙事内容由青春叙事向家庭伦理发生转变。
“再往后走，确实我觉得人的一个成长趋势，发展趋势没有办法，生活环境的变化，经历的变化，家庭的变化，慢慢你走到社会的另外一个层面，所以这时候你所能关注的，你所感受的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他将创作背景置于中国现实发展的进程之中，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表现现实图景，普通个体的生活状态家庭状态。
该时期，王小帅创作《二弟》《左右》《日照重庆》《闯入者》和《地久天长》五部作品，以家庭生活为切入点，围绕个体创伤展开。
作品将创作背景置于改革开放、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建构和谐社会这些中国社会发展重要的历史节点之中。
导演通过现实图景展现个人成长史和家庭变迁史，体现时代性，同时也为伦常新形态提供创作土壤。
导演突破传统家庭伦理电影的的线性叙事结构和大团圆式结尾，并在现实图景下对家庭关系的情感表达进行新探索，通过非线性叙事结构展现家庭结构剥离的新形态；通过将内向化叙事平铺于家庭生活之中展现个体自我寻找、救赎的历程；通过讲述中国故事、触摸中国现实，使王小帅一以贯之的人文关怀得以彰显。
2003年王小帅创作《二弟》，以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切入点，通过再现福建、浙江沿海的渔民想偷渡到美国的真实事件，展现传统的家庭伦理准则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被冲击，为伦常新形态孕育土壤。
电影讲述二弟因生计偷渡到美国，与中餐厅老板的女儿育有一子，在现实生活压力下他被迫放弃抚养权且因违反契约被派遣回国。
二弟与儿子的情感关系呈剥离状态，他寻找儿子的过程，其实也是自我寻找、自我救赎的过程，二弟在传统家庭伦理秩序与现代社会的冲击之中左右为难。
《左右》是王小帅2008年的电影作品，以禾禾患白血病展开叙事，以母亲枚竹得知女儿病情，将她寻找各种途径挽救女儿性命的内在行动外化体现内心的焦灼，经过血型匹配失败最终决定与前夫肖路通过再生一个孩子用细胞移植挽救女儿的性命，这个决定虽看似荒诞却隐含着母性的光辉与爱，隐含着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
电影《日照重庆》于2010年上映，主要讲述船长林权海因忙于工作而忽略家庭，忽略孩子成长而自我救赎的故事。
某天他接到儿子林波因抢劫而被击毙的通知，开始追踪儿子的死因，通过层层探究事件背后的原因最终发现忽略了父爱的分量。
导演以温情的结尾予老林以救赎：父亲在沙滩上一直走，走到妻子、小儿子身边，摸了摸他的头……“这个动作本身就在暗示一种东西，暗示我们寻找一种东西，人的重要性，亲情的重要性，对孩子成长的关怀的重要性，对人类未来的期待。”电影看似讲述一个寻找儿子的故事，其实透过寻找反映了家庭结构的剥离、亲情的隔阂和个体在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表现的焦躁、恐慌情绪，这些社会现象表现了真实的社会问题。
王小帅不仅关注少年、青年的精神状态还关注中年人、老年人的生活状态，2015年上映的《闯入者》是一部通过老邓的生活现状展现日常生活中老年人精神状态的电影。
电影原名《奔跑的老邓》，以母亲邓美慈为原型，体现“她们由那个时代走来，进入现代社会，也进入人生暮年。
社会的巨大变迁有时让她们无法适应，可是她们没有选择，必须面对”[1]的生活境况，导演侧重展现老年人内心孤苦的状态。
由于陌生电话的频繁骚扰，促使独居的老邓回忆起因争取回京名额举报老赵而导致他重病不起一事，对老赵一家的愧疚之意油然而起。
此外，通过老邓追踪电话铃声的来源使电影具有悬疑感，运用电话铃声丰富叙事结构，通过铃声将无序的叙事时空交叠，叩问老邓内心，勾起回忆。
这样的叙事结构容易引发观众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情感共鸣，也为《地久天长》的“平民史诗”叙事铺垫。
2019年上映的《地久天长》，是王小帅创作历程中的高峰。
通过讲述刘耀军与沈英明两个中国普通家庭在近四十年里的生活迭变，“让观众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
电影虽聚焦家庭的变迁，但更多关注的是在时代变迁中，个体的遭遇以及他们面对无常命运的坦然与乐观。
电影打破家庭伦理的线性叙事，打乱时空顺序，以刘耀军和王丽云的生命遭际为主线，在“失独”的生命经验中，穿插因“黑灯舞会”而“严打”、因“下岗潮”而下海、因“计划生育”而无法主宰生育的生命经验，通过多个现实背景的串联，开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建构家庭伦理的新叙事。
纵观王小帅的创作历程，从《冬春的日子》到《地久天长》，他通过不断地学习、借鉴和融合，致力于探索电影叙事风格的呈现方式。
王小帅从自我生活状态出发，随着自我发现的深入，世界观、历史观的建构以及时光的沉淀。
在创作中，他听取学者提出“戏剧性不强”的意见，建构电影张力叙事，找寻适合作者电影的叙事风格。
他的电影在变与不变中保有对生活的写实与对时代的记录，虽然电影作品的叙事角度时有变化，但其关注的内核和电影作品的精神气质具有一致性，“其实我每部电影都是扎扎实实给中国老百姓拍的，讲的是老百姓自己的情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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