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新学”传入之时，我国正经历着怎样的历史背景？
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为牟取暴利、累积资本，不惜以暴力手段打开中国市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耄耋之年的清政府毫无还手之力，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继而开始被动学习西方的漫长之路。
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社会生活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学”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逐渐传入并发展起来的。
1840 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并未使清政府认识到自己的落后与闭塞，直至 50 年后的甲午海战中才真正觉醒。并且领悟到东西方之间不仅在军事、科技、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更重要的是二者在思想领域的不同。
洋务运动虽然没有实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自强”和“富强”的目标，但值得肯定的是，在社会环境相对闭塞的六七十年代，洋务派官员开放的思想及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所秉持的正确态度起到了相对积极的作用，不仅塑造了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而且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西方文化是在欧洲诸国暴力打开中国大门进行资本掠夺和商品倾销之际传入中国的，面对势力正处在上升阶段的西方各国，清政府的封建抵抗无异于以卵击石。失去了统治者的特殊关照，中国传统文化遭到西方文化的强势进攻，在这场文化与文化的较量中，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败下阵来。
在被动接受西方文化知识熏陶的同时，一大批早期觉醒的知识分子学以致用，满怀强烈的爱国救国情怀，为中国传统文化剔除糟粕、注入活力。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为辅助，一种新的学术文化形态应运而生。
中国传统文化也通过这场较量实现了自身的蜕变、转换和升级，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引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浪潮，并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以洋务运动为起点，“新学”在经历了“蛮夷思想”“中体西用”“民主科学”的思想变迁之后，在与西学的交叉重叠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往常的新的学术文化形态。
梁启超说：“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可见，梁启超认为新思想的传入呈现出的两个特点：一是种类多，数量大，传入或翻译的书籍质量无法得到保证；二是民众学习热情高涨，积极性比较高。
随着对西方文化认识程度的不断加深，传播“新学”的主体日益增多，由最初的传教士到后来的中国留学生，近代知识分子在“新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从最初西方传教士们开设译书馆到 19 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开办报馆，在属于自己的阵地上印刷书籍、报纸、宣传册等等。这种从被动接受西方知识熏陶到主动寻求科学文化滋养的转向，可以充分说明，科学知识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中国知识分子对待“新学”的态度也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跨越式转变。
报刊机构的下移表明官方肯定了民办报刊机构存在的合理性，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及普通民众也有了接触新知识的机会。“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反响，进一步地启发民智、宣传新思想，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为中国日后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西学东渐加速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也使得封建思想的螺丝逐渐松动，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变化。正是源于思想上的变革，历来受科举思想和儒家思想支配的学风、社会风气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重义理轻艺事”、重农轻商等传统观念也逐渐淹没在“民主、科学”的浪潮之中。
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整体，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也是促使旧学转型的主体，“新学”的形成离不开知识分子的觉醒。世人崇实致用，重视科学技艺，追求民主自由的风气日渐浓厚。
近代知识分子大多是由传统知识分子转变而来，接受传统儒学教育的同时受到了西学的熏陶，知识分子群体在维护国家安全和推动社会近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也实现了价值观念的转变和自身的华丽蜕变。
“他们既是旧文化的承袭者，又是新道路的开拓人”，传统教育体制受到冲击，科举入仕之路被堵塞，迫切需要寻求新的发展方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代知识分子应运而生。不仅充当起近代社会改革的先锋，还成为传播新思想的主体和输入新文化的桥梁。
林则徐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赴广东禁烟之前，他与传统封建士大夫并无二异，但其进步之处在于意识到中西差距之后，能够以客观真实的态度面对现实，积极应对。
林则徐主张解放思想、虚心学习，“详考禁令，访悉近来情事及夷商轻邈所由来”，同时广纳人才，大力搜集记载相关西方国家的情况的书籍、小册子等刊物，曾组织翻译西方书籍报纸，《澳门月报》的创办就是典型的代表。现存的《澳门新闻纸》六册，就是当时的一部译报稿汇编，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社情等。
林则徐在1836 年慕瑞编写《世界地理大全》的基础上进行翻译，撰成《四洲志》一书，是当时一部比较系统介绍西方的世界地理著作，不仅有助于国人开阔眼界、了解西方，还为知识分子的觉醒奠定了精神基础，引领了开眼看世界的社会新趋向。
1842 年，我国完成了近代史上第一部相对比较全面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伟大著作《海国图志》，此书记载更为详细，是对魏源《四洲志》的发展和完善。
相较于较为缺失的文字资料，真正不容忽视的是学习二人在思想上的开放精神。曾有学者指出，或许正是二人拥有共同的近代文化背景才造就了他们的改革意识。
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均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可以说是近代中国首批知识分子觉醒的代表。龚自珍是晚清的著名诗人、文学家，虽未直接参与近代社会的政治改革，但他痛批清政府统治腐朽和主张解放思想的精神从其诗文中可见一斑。
龚自珍的观点相较于魏源和林则徐，显得更为激进、言语激烈，猛烈抨击社会现实。著名的《己亥杂诗》便是龚自珍在忧国忧民的境遇下完成的，反映了龚自珍关心民族命运走向的强烈爱国主义情怀。
洋务运动是晚清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自强求富运动，以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主张，变革内容以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机器生产、火器制造等为主，在探索近代化道路上起着重要的先导作用。
正所谓，“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简易而能变通之法”，主张鼓励民间兴办工业，发展实业，同时提出在中国设立翻译馆，为国人源源不断的输入西方知识，具体军事实践在《筹海篇》中可见一斑。
“内守既固，乃御外攻。岳飞日:‘以官军攻水贼则难，以水贼攻水贼则易。’今以海夷攻海夷之法如何？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请先陈其形势。”
通过分析上述内容可知，此时的魏源已经意识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与其他封建士大夫在思想上存在很大不同。他意识到不可墨守成规，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向西方学习军事技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他将西方的文化、制度等以书籍的形式呈现在国人面前，试图从中找到击败他们的方法。除此之外，魏源在关于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等方也提出了相应的变革措施，为洋务运动的展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翻译西方书籍成为获取先进知识的唯一途径，由此，社会上兴起一股译书热潮。译书机构的发展虽然历经波折，但有识之士翻译西学的积极性却并未衰退。
自 1895年至 1900 年间，便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西学丛书，如《西学大成》《西学富强丛书》《西政丛书》《质学丛书》《西学通考》《续西学大成》《自强军西法类编》《通学斋丛书》等。该类型的丛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技术等领域，虽然大部分是对前人内容的整理，但也体现出知识分子迫切寻求新知识的渴望。
早期觉醒的知识分子的特点在于，一旦国人意识觉醒，接触到利于社会和个体发展的新知识，原有的旧体制就必然面临解体的危险。近代知识分子不仅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还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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