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风云录》之新的曙光
宣传马列主义的《青年杂志》
《新青年》出版的《劳动纪念号》
上海《星期评论》1920年5月1日出版的《劳动日纪念》专号
一、《新青年》问世
1915年6月，正是仲夏季节。这一天，一艘从日本来的航船刚停靠黄浦江边的码头。两个中年人，提着简单的行李从船上下来，在码头边分手告辞，随即消失在人流中。其中一人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风云人物陈独秀。这个1879年出生的安徽人，此时刚过36岁，但已经有了非同一般的经历。在民国建立之前，陈独秀曾三次东渡日本，先后在东京专门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早稻田大学等学习日语和英语。
早在1901年至1905年间，陈独秀就在安庆发起拒俄爱国演说会，创办了《安徽俗话报》，联络革命志士参加谋刺清朝顽固派的活动和组织反清的岳王会，是安徽地区有名的革命人物。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陈独秀担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陈独秀的挚友柏文蔚再任皖督，陈独秀也再度出任都督府秘书长，此时陈独秀曾遭一大难，险被枪决。原来当时皖督柏文蔚的部下龚振鹏驻军芜湖，滥杀无度，并且将讨伐袁世凯的计划密告段祺瑞，陈独秀到芜湖，当着龚振鹏的面“痛斥其非”，龚振鹏恼羞成怒，命令手下将陈独秀等人捆绑起来，“拟即枪决”。陈独秀临危不惧，怡然自处，很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后来幸亏张永正旅长带兵赶来相救，陈独秀才免遭毒手，真可谓大难不死。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爪牙倪嗣冲任皖督兼民政长，上台后即通缉革命党人，将陈独秀列为第一要犯，陈独秀只身逃往上海，其儿子延年、乔年也逃至乡间躲避，军警抓不到陈独秀，抓走了他的侄子永年，抄了他的家。
1914年7月，陈独秀再次东渡日本，这是陈独秀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去日本。在日本，他进了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同时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李大钊、方一涵、易白沙等人。
陈独秀跟同船而来的易白沙分手后，即叫了一辆黄包车，向法租界嵩山路方向赶去。他来到嵩山路吉谊里21号，这里住着他久别的妻子高君曼。一进门，妻子即扑上前来，一串眼泪禁不住往下流，呜咽中夹着阵阵咳嗽。原来妻子高君曼患肺病咯血已好久了，这也是陈独秀在日本呆了一年不到急于回来的原因之一。
陈独秀回到了上海，对妻子来说是有了照顾，但他仍想着他想干的事。国内的政治空气使他感到十分压抑，前不久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行径昭然若揭。他感到民国创立的共和招牌，已被袁世凯完全抛弃，在这种时候进行政治革命，已没有意义，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他经常向他的好友宣传自己的这一想法。
经过一番奔忙，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问世。创刊号的首篇文章是陈独秀自己撰写的《敬告青年》。文章满怀激情地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文章呼唤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创刊号上同时还刊有陈独秀的另一篇文章：《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青年杂志》的创办，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反响。却不料在这新生的《青年杂志》问世不久，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写了一封信给出版杂志的益群书社，说《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应该改名，避免犯冒名的错误，于是从1916年9月1日第二卷第一号开始，《青年杂志》正式改名为《新青年》。也许陈独秀自己也没想到，这改名后的《新青年》杂志，竟然会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团结了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宣传科学与民主，向愚昧和专制宣战，向统治了几千年的孔教宣战。
二、共产国际的代表
几年之后，1920年2月19日，这天正是农历除夕。上海街头不时响起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饭馆里热气腾腾，传出阵阵喧闹声和划拳声，虽然时局动荡，但走在上海租界的马路上，仍能感受到一点过年的气氛，陈独秀不由得感到松了一口气。
上一年9月16日，在各方面人士的呼吁下，最后由热心的安徽同乡作保，京师警察厅终于释放了他。屈指算来，自在北京城南游艺园散发传单被捕以来，整整关了三个月，连头带尾共98天。这98天的监狱生活，静下心来的思考，使陈独秀的头脑更清醒，经验也更丰富了。出狱之后，尽管他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一次面，但几个月中，他已先后在天津觉悟社、武汉文华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等处作了多次讲演。这几个月中，他就像是在同警察机关捉迷藏，当警察厅得知他在某处的行踪而赶到那里时，他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在几天前，他又一次骗过警察，没有乘火车，而是装扮成一个绅士，乘船从天津来到了上海。他至今还深深地记得离开天津前李大钊先生同他的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和分手时的嘱托：“我着手在北京作建党的准备，你在上海作建党的准备。”
1921年4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一个“不速之客”来到柏公馆。陈独秀正在专心地写一篇文章，文思突然被打断，心中已有点不快，再一看来者素不相识，更有点不悦，他脱口而出：“先生要找谁?”“我找仲甫先生。”来者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陈独秀，陈独秀不看则已，一看信封上李大钊那熟悉的笔迹，顿时激动起来，连声说：“请，请进。”
来者杨明斋，是中共建党史上值得书写的一位人物。
杨明斋，1882年出生在山东平度县一个农民家庭。1901年春天，村子里有人去闯俄罗斯，此时19岁的杨明斋因新婚不久的妻子刚去世，孤身一人，便和村里人一起来到海参崴打工。后来他到西伯利亚做工，参加了俄国工人运动，成了一名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杨明斋在旅俄华工中开展活动，动员和组织他们参加红军，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久杨明斋被派往海参崴，在那里他以华侨联合会负责人的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1919年下半年，红军越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解放了海参崴，杨明斋参加了设在海参崴的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工作。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同中国的革命者建立联系，杨明斋以其特殊的经历和身份，被选入代表团，他的职务是翻译。
此刻，杨明斋就是作为共产国际所派代表团的成员，受命前来同陈独秀联系的。差不多一个月前，代表团历经种种曲折，在北京找到了李大钊，同北京几个参加过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开了座谈会，介绍了苏俄的情况。李大钊慎重地向代表团推荐了陈独秀，并为他们亲笔写了介绍信。
杨明斋找到陈独秀后，随即带了代表团团长维经斯基来见陈独秀。第一次见面，双方都很客气，陈独秀也显得有点谨慎，双方似乎都在观察着对方。比较起来，似乎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的揣摩更多一些，初次见面，他尚难判断，眼前这个宽脑门，浓眉大眼，已经有点谢顶的人是不是像人们所说的是个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
说起来，维经斯基虽然比陈独秀年轻14岁，但已是个老资格的职业革命家了。他1893年出生在俄国维切布斯克州涅韦尔市，14岁中学毕业后因无钱继续上学，在当地的一家印刷厂里当排字工人。20岁那年他前往美国谋生，两年后他不但学了一口流利的英语，还加入了社会党，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十月革命胜利后，维经斯基回到俄国，在海参崴加入了俄共(布)。1919年5月，维经斯基因从事地下工作在海参崴遭白匪逮捕，被判处无期徒刑，流放到黑龙江口外的库页岛做苦工。维经斯基在恶劣的环境中显示了杰出的组织才能，他暗中联合了岛上被流放的政治犯，成功地组织了一场暴动，得以从流放地逃出。
1920年1月他回到海参崴，参加了俄共(布)东方民族部的工作。当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为组织一个代表团去中国物色人选时，首先选中了他，因为他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对革命无限忠诚，而且具有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又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
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正式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独秀为负责人，小组成员有李汉俊、沈玄庐、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杨明斋等人。
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很吸引人，先是施存统和陈望道加入，这个矮个子的陈望道，带来了一份珍贵的礼物----《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原来这年2月下旬，趁回老家过年，陈望道将自己关在浙江义乌县城西分水塘老家的一间柴屋里，避开亲友，根据英文版和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埋头苦译了两个月，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7月，第一版的中文本《共产党宣言》问世，淡色的封面上印着马克思的肖像。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争而购之，初印的几百册书很快销售一空，于是又加印了第二版。另一位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是30岁的湖南人李达。
李达1890年出生于湖南零陵县一户佃农的家庭，1913年他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到日本学习理工。血气方刚的李达，在日本时时感受着母国衰亡的耻辱，积极投身于“反日救亡”运动。1918年5月，当获知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反苏卖国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后，他作为“留日学生救国团”的领袖人物，率领“留日学生救国团”100多人抵达北京，和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一起，参加了向段祺瑞政府的示威请愿。此后他埋头钻研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在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接连发表《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因此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圈子中已小有名气。李达的加入，使陈独秀十分高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又多了一员干将。
1920年8月，经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几个月的准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这个小组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杨明斋、陈望道、茅盾、俞秀松、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周佛海、沈泽民(茅盾之弟)、李启汉、林伯渠、袁振英、李中、李季共17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41岁的陈独秀，最小的是沈泽民，才20岁。几天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正式诞生，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袁振英、金家凤、叶天底等八个年轻人为第一批成员。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不久，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即以崭新的面目问世。封面以一个地球为背景，分别从东西方伸出的两只手紧握在一起，暗喻中国人民和苏俄人民手携着手。这一期杂志新辟的“俄罗斯研究”栏目中，刊登了杨明斋等人撰写的介绍苏俄最新情况的文章。从此，《新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开始全面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程。
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杂志创刊号
此时发起组似乎感到光有一份《新青年》杂志还不足以表明小组鲜明的政治立场，几个月后，即11月7日，又创办了一份崭新的刊物《共产党》月刊。杂志选在11月7日创刊，有其深刻的含义，因为11月7日正是苏俄工农群众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纪念日。这一期《共产党》创刊号，刊登了《俄国共产党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在俄共(布)“九大”的演说《俄罗斯的新问题》及专门介绍列宁的文章，在发刊词中明确地提出：“跟着俄国的共产党”。《共产党》月刊一创刊即发行了5000份，很快流向全国各地。这份刊物，犹如一个信号，向社会表明新生的政治力量已经诞生。
在这同时，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也纷纷建立起来。
1920年10月李大钊得到上海消息，同张申府、张国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亢慕义斋"正式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亢慕义斋”，这个名称听起来有点怪，实际上它是"Commu—nism"的音译，“亢慕义斋”就是“共产主义室”，可见主持者的一片用心。
1921年初，在湖南的毛泽东把新民学会中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会员组织成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员最初有六人，后来发展到十人。
武汉、济南、广东也都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四、马林到沪
1921年6月来到中国时的马林
正当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组织纷纷建立，并开展活动时，一个神秘的使者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悄悄地来到上海。他就是共产国际运动史和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上的著名人物马林。
荷兰人马林称得上是个传奇式人物。他1883年出生于荷兰最大的海港城市鹿特丹，中学毕业后，马林来到首都阿姆斯特丹，考入荷京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开始接触革命者。1900年马林到铁路上工作，成为铁路工会的一名斗士。1902年他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开始他的政治生涯。
1913年，30岁的马林被派往万里之遥的荷属东印度从事革命活动。在印度尼西亚最繁华的爪哇岛，先是担任商会秘书，兼任三宝垅铁路电车工会机关刊物《坚韧报》主编。1914年5月，他发起组织了“东印度社会主义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又亲自创办了荷兰文的《自由呼声报》和印尼文的《人民呼声报》，写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18年12月，马林因宣传马克思主义被荷属东印度总督下令驱逐出境。回到荷兰后，他仍通过一些战友，领导荷属东印度的革命斗争。1920年5月，马林前往苏俄以印尼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共产国际“二大”筹备工作。马林的身份有点特殊，他不是俄共(布)党员，但却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他直接受命于列宁，来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由于马林是个活跃的革命者，他的行踪早已引起荷兰政府的注意。
6月3日，一艘名字为“阿奎利亚”号的意大利轮船缓缓地驶入黄浦江，船一靠岸，马林拎着一只提箱，踏上码头，叫了一辆黄包车，来到位于南京路上的大东旅社，但马林的行踪已被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侦探掌握。原来当马林乘的这艘“阿奎利亚”号从新加坡途经香港时，香港警方已将荷兰政府告之的情报发给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
马林一到上海，便和先期抵沪的弗兰姆堡接上了关系。弗兰姆堡本来在俄共(布)西伯利亚地区委员会东方民族部情报局工作。他1920年1月奉派来华，这时主要进行红色工会建立的有关联络工作。在上海他经常同维经斯基碰头，所以马林找到了弗兰姆堡，便同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建立了联系。
一天晚上，马林通过弗兰姆堡，约了上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在永安公司的屋顶花园见面，他们用英语悄悄地交谈，在旁人看来，好像是两个华商在同洋人谈生意，实际上他们正在商量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事。
马林这次来上海，主要使命就是帮助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建立共产国际同中国共产党组织之间的联系。马林建议，由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为此他拿出了带来的经费，每名代表给路费100元，回去时再给50元。同马林交谈后，李达和李汉俊即向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等七个地区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出邀请信。
从7月上旬开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代表陆陆续续来到上海，北京的代表是张国焘和刘仁静，原先人们盼望李大钊能够亲自出席，但此时正值北京大学学年结束之时，校务繁忙，李大钊抽不出身。湖南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日本的周佛海等代表，纷纷到达上海，大部分代表住在法租界蒲柏路一所私立学校博文女校内，对外称是“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此时的博文女校，因正值暑假，学生教员都放假了，校中空无一人，只有厨役一人兼管看门，故十分清静。
转眼已是7月中旬，陈独秀是否来上海的消息一直得不到确认。
原来上一年12月，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来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忙得不亦乐乎，又是讲演、写文章，又要主管全省的教育行政。收到李达、李汉俊的来信，知道将召开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他很想回上海参加这个非同寻常的会，然他毕竟太忙了，于是他决定不去上海了，派包惠僧代表自己去上海参加会议。
五、中共一大召开
中共一大代表宿舍博文女校（今太仓路127号）
7月23日，上海正处酷暑季节。此时，在法租界贝勒路(现黄陂路)和望志路(现兴业路)相交处，一幢石库门房子的底层客堂内，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始。代表大会之所以在这里举行，说起来也纯属偶然。本来这幢房子由李汉俊的长兄李书城居住，此段时间李书城正好到湖南去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王占元的军务，偌大的房子只有李汉俊、一个厨师、娘姨、李书城新婚的妻子和9岁的女儿李声颖几人居住。为此准备会务的李汉俊提议到他家开会，马上得到李达的支持。确实，这是个很理想的开会场所，闹中取静，离博文女校很近，对外又有李公馆的招牌，一般不会有什么麻烦。
当年中共一大召开的场所
代表们在楼下客堂间的一张餐桌边团团围坐。在前一天的预备会上被推选为会议主席的张国焘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后，首先向大家报告了会议筹备经过，接着提出了大会的议题，即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会议从7月23日开始，到29日，除了25、26日两天休会，共进行了五次会议，头两天会议的气氛很平静，没有争论，但是当开始讨论党的纲领和决议时，会议便有了起伏。
会议争论的一个焦点是中国共产党应当有什么样的党章，李汉俊认为，当前党最实际的做法是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革命成功后，中共可以参加议会竞选，因此他提出党的中央机构只能是个联络机关。他的意见被大多数代表否定。
出席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
经过几天的讨论，党纲和决议案已初步形成。7月30日傍晚，马林同尼科尔斯基早早地来到会场，因为他已经听了张国焘向他转述的几天来的会议情况，他敏感地意识到在拟定的党纲中“联合共产国际”这一提法，是有违共产国际组织的性质的，因此他特地赶来向代表们说明共产国际“二大”所通过的决议，强调共产国际的领导地位。晚上8点多当代表们坐下来，准备恭听马林的讲话时，突然从后门闯进来一个陌生男子，此人中等身材，穿一身灰布长衫，有一张很精明的脸。一进门，他的眼睛即向屋内环视了一圈。“你找谁?”见有陌生人进来，李汉俊上前发问。“我想找社联的王主席，不知在不在这里?”“这里是私人住宅，哪里有社联?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在回答之中颇感疑惑。“噢，那我找错了地方，对不起，打扰了。”那人迅即改口，哈哈腰，匆匆退出。
不速之客一走，马林严肃地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听完李汉俊简要的回答，马林用手掌猛击桌子，大声说道：“此人肯定是包打听!会议应该立即停止，大家赶快离开这里，不然就会有危险。”代表们听马林这一讲，不敢怠慢，立即分别从前后门离开了李公馆。
这马林不愧为久经沙场的职业革命家，他在瞬间作出的这一判断十分正确，刚才来的不速之客，正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程子卿。原来程子卿根据情报，知道有一个早已被跟踪的“外国赤色分子”在那里开会，于是他假装找人，亲自来探一下虚实。
会场上只留下两个人，一个是李汉俊，他是房屋的主人，自然不能走。另一人是陈公博，他不相信马林的话，想留下来看看事态的发展。然事态果然不出马林所料，代表们刚离开不久，即来了一帮人，一个法国巡捕房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三个翻译，再加一个全副武装的法国兵。那个捕房总巡将李汉俊、陈公博隔开来讯问了一番，问那两个外国人是哪一国人，在开什么会。李汉俊、陈公博回答说是外国教授乘暑假来上海开会。总巡见问不出什么名堂，便让几个侦探翻箱倒柜搜了一通，足足折腾了两个小时，没有搜到什么可疑的物证，最后将李、陈两人教训了一顿，便悻悻地离去。，所幸这几个侦探在翻搜时没有注意放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也许是那张薄纸被改得一塌糊涂，被当作废纸，否则，将会是另一结局了。
法国巡捕离去后，陈公博口干舌燥，李汉俊便吩咐厨师烧水泡茶，待陈公博坐下来呷了几口茶，突然又闻楼梯响。陈公博心中一惊，莫不是警探又杀“回马枪”?抬头一看，来者竟是包惠僧。
原来包惠僧和诸代表撤出会场后，一时不敢回博文女校，怕那里也被密探监视，便到渔阳里2号陈独秀住处暂避。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见无异样动静，大家牵挂留在家里的李汉俊，于是包惠僧自告奋勇，来探虚实。待李汉俊、陈公博将刚才发生的事告诉包惠僧后，包惠僧知道此处非久留之地，便叫了辆黄包车，东拐西拐，确认后面没有“尾巴”跟着，才回到渔阳里报告事情经过。大家不由得都佩服马林丰富的经验，但会议还没开完，接下去怎么办?一时议论纷纷。李达说：“我们最好是离开上海，到另一个地方去开会。”周佛海提议到杭州西湖去开会，去年他曾在西湖边上的智果寺住过三个星期，留下极好的印象。“我有一个主意。”坐在李达旁边的王会悟说道。
王会悟是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虽然她不是中共一大代表，但从筹备会议开始，她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住宿。这时看到代表们为开会地方心焦，她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浙江桐乡，紧靠嘉兴南湖，虽不及西湖那么大，但却很幽静，游客也少。再说从上海乘火车到嘉兴，不到三个钟头就到了，路程要比到杭州近一半。经王会悟一介绍，大家都觉得可以。
六、南湖续会
第二天一早，中共一大的代表乘坐7时35分的快车，奔向嘉兴。代表中李汉俊、陈公博没去，马林、尼科尔斯基因是外国人，代表们怕他俩引人注目，没有通知他们。李汉俊因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密探们的监视，故不便前往嘉兴。而陈公博没去，则是当晚在遭遇捕房巡捕之后，又再度遭到惊吓。
那天夜晚，陈公博离开李公馆，走不多久回头一看，见有一人影相随，知道已有“尾巴”，他叫了一辆黄包车到大世界，“尾巴”竟然也跟到那里。他走进大世界，在几个戏场兜了一圈，看到电影场还没结束，便一头扑进去，在漆黑的场子里待了一会，看没有什么动静，便径自离开大世界，这一回，那个尾巴终于被他甩掉了。
回到旅馆，陈公博不免有点气喘吁吁。他先从皮箱中取出几份文件，点火烧掉，再洗了一个澡，才感到一阵轻松，此时他的妻子已被吵醒，他搂着新婚妻子，告诉她刚才发生的惊险一幕。清晨5点多钟，陈公博夫妇还沉浸在睡梦之中，隔壁房间突然一声枪响，接着是一女子惨烈的呼叫，将陈公博从睡梦中惊醒。其实隔壁房间发生的事件，是上海滩不少见的情杀案。一对青年男女，7月29日住进大东旅社，男的叫瞿松林，是一个外国医生的役仆，女的叫孔阿琴，在一家缫丝厂做工。两人显然有一段恋情，但不知为什么不能结婚，要相约而死。
7月31日这天清晨，瞿松林用偷来的他主人的手枪，朝孔阿琴开了一枪，却未中要害，便用毛巾将她勒死，事毕他本想用手枪自杀，但临到最后下不了决心，便一走了之。那男子肇出这般事端，着实将隔壁的陈公博吓得半死，他不等茶房送来开水，已慌忙打点好行李，带着太太李励庆离开了大东旅社，乘火车到杭州散心去了。
中共一大代表们乘坐的火车，一路十分顺利，于上午10点25分到达嘉兴车站。王会悟带领代表在鸳湖旅馆开好房间后便让旅馆代订了一艘画舫。说是画舫，其实是一条大型的游船。王会悟事先在旅馆借了两副麻将，以作掩护。湖上游船不多，湖面上很是宁静，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就这样开始了。会议首先通过了党的纲领，一共15条，接着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不知不觉，已经是黄昏时刻，大会进入最后一项议程，选举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全国的党员不过50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选举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陈独秀以其历来的威望，被代表们一致选为总书记。
张国焘因主持会议的进行，擅长社会活动，被选为组织主任，李达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又是上海发起组的代理书记，发表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选为宣传主任。选举结束，已是下午6时，几天来紧张而曲折的会议，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代表们用发自内心的声音，轻轻呼喊：“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万岁!”在口号声中，结束了中国现代史上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中共“一大”会议。
当天晚上，代表们乘火车赶回上海，开始新的战斗。
七、国共合作开始
这年9月，陈独秀离开广州，回到上海，正式开始他对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不料到上海不久，即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幸亏马林等人全力营救，才得以获释。经过这次遭难，陈独秀同马林之间建立起了真诚的友谊。这样，代表共产国际的马林和身为中共中央书记的陈独秀携手合作，使中共中央局的工作顺利开展起来。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此时中共党员已由一年前的50多人发展到195人，其中光上海就有党员50人。会议吸取了一年前“一大”召开时的经验教训，每开一次会议，都改换一个地方，而且多开分散的小组会，所以会议十分保密，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二大”选出了由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等五名中央委员和邓中夏、向警予两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仍然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11个文件，表明一周岁的中国共产党已逐渐摆脱了稚气。
中共“二大”召开的时候，马林正在莫斯科特维尔斯卡五大街的留克斯饭店里向共产国际汇报他的中国之行。原来马林自1922年4月23日离开上海后，途经新加坡、苏伊士运河、马赛、荷兰、柏林到莫斯科时，已经是7月份了。共产国际十分重视马林的汇报，而马林在汇报中，十分强调的一个意见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保留自己身份的前提下应该加入国民党，甚至进入国民党的领导层，以此来壮大和发展中共。这是马林根据自己以往在爪哇工作的经验，结合他在中国所看到的情况而得出的一个结论。
原来当年马林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时，他参与发起的东印度社会民主同盟曾同当地有悠久历史的政党----泛伊斯兰教联盟进行合作，两个组织的成员可以互相加入并保留原有的政党身份。当时在马林等人积极活动下，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逐渐渗入到了泛伊斯兰教联盟委员会的核心中去。这段经历，马林记忆犹新。
1921年12月，马林曾在张太雷陪同下，到广西桂林拜访了孙中山，在孙中山的大本营里住了好几天，同孙中山进行过几番长谈，他对孙中山留下了极佳的印象。他认为孙中山和工人有长期的接触，他领导的国民党支持工会，在罢工中站在工人一边，孙中山领导的斗争，坚持反对外国统治，争取民主，争取公民的个人的生活三条原则，而这第三条原则同社会主义十分接近。为此他主张中共只有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才能推动中国革命迅速发展。但是1922年3月份，当他回到上海将这一意见向陈独秀提出时，却遭到了陈的坚决反对。马林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在莫斯科，他的意见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所接受。所以当7月下旬马林再次来到上海会见陈独秀时，他带来了共产国际的决定。
8月29日和30日，根据马林的建议，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全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这五位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马林由翻译张太雷陪同，到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实行国共合作。
事情也凑巧，两个星期前，孙中山因陈炯明叛乱，在永丰舰上坚持了50多天，终因北伐军回师失利，缺乏外援，退回到上海。此次陈炯明叛乱，给孙中山的打击很大，面对南北军阀夹击的形势，孙中山深感到原来依靠军阀这条路显然已走不通，应该寻找新的同盟者。去年年底，马林同他的会见使他想起了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看来只能选择同苏俄和共产党合作了，以使他的事业能继续下去。回上海两个星期后，李大钊来拜访他。
李大钊同孙中山进行了一番长谈，向孙中山表示了中国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愿望，孙中山当即表示欢迎，当李大钊说明自己在加入国民党时还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成员，不能脱离共产党党籍时，孙中山爽朗地回答：“这没关系，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就这样李大钊由张继作介绍人，首先加入了国民党，接着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等一批中共党员，也先后加入了国民党。
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根据越飞和马林的报告，正式作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认为国民党是中国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要求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并施加影响，以使国民党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根据共产国际的这个决议，苏维埃政府的特使越飞从北京到达上海。第二天，即1923年1月18日，经旅居上海的俄国协会负责人科索拉波夫的牵线，越飞同孙中山进行了第一次会晤。此后几天，越飞几乎每天同孙中山或孙中山的代表见面，进行长谈。
越飞是苏维埃政府派出的正式代表，他1922年7月来到中国后，一直同北洋政府的代表进行接触，故他一到上海，立即引起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密切关注，他的行踪始终由租界巡捕房跟踪并写成报告，向租界当局呈报。当然侦探只能探知越飞的行踪，而无法探悉越飞同孙中山及其代表交谈的内容。然恰恰在这几天里，越飞同孙中山进行了十分重要的会谈，1月26日，上海的《大陆报》首先发表了《孙中山越飞会谈纪要》，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
《孙文越飞宣言》的发表，惊动了方方面面。几个月来北洋政府在同越飞的接触中讨价还价，指望从同越飞的洽谈中捞到点什么，这下子算是完了。国民党内大部分党员，感到孙中山找到了盟友，持拥护态度。而在中国共产党内，加入国民党，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这一方针，逐渐为全党所认识。几个月后，当孙中山靠着滇、桂军的支持，重新回到广州，主持广州政权时，中共“三大”也在广州召开，正式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民主的统一战线，中国现代史上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局面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两年后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