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女红军被敌人追杀,穷皮匠把红盖头一扔:要活命就快盖上!

  1937年3月,黑皴皴的祁连山下风雪漫天,24岁的女红军杨文局衣衫褴褛,挺着即将临盆的肚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艰难前行。

  她的身上脸上全是几十道被石头棱子划开的血口子,被呼啸的被风一吹,有的已经凝住了,有的还在往外冒血。

  在雪地里走了几天几夜之后,此刻她已精疲力尽,血肉模糊,饥渴交加,但她已全然顾不得那么多了,唯一支撑自己走到现在的动力,就是带着孩子从敌人的屠刀下死里逃生。

  几天之前,她还是这支红军总供应部管理科的科长,这个身份如果被敌人知道了,下场一定比死还惨。

  因为她的心中藏着丈夫交给自己的,一个宁死都不能说出口的秘密,那就是部队被打散之前剩余经费的去向。

  她的丈夫名叫邓少文,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1930年在上海以“义斋钱庄”经理身份作掩护从事秘密活动,从此改名郑义斋。

  自1932年开始,郑义斋长期负责红四方面军的后勤供应工作,运筹帷幄调度有方,为红军的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

  至今郑义斋只留下了一张画像

  大军西征,作为总供给部部长的郑义斋是军政委员会11名委员之一,与徐向前、王树声、李先念等赫赫有名的开国元勋并肩作战。

  红军西征以来,通过打土豪和与国民党军作战缴获了不少金银首饰、银元和金条,但随着围拢来的敌人越来越多,红军寡不敌众,伤亡惨重。

  眼看部队就要全军覆没,郑义斋为了保护剩余的经费不被敌人抢去,让几名警卫员带着金银分路突围。

  警卫员离开后,郑义斋断后掩护大家和追兵展开激战,不幸中弹牺牲。

  在最后时刻,郑义斋对已经怀孕八个月的她深情地说:“文局,最后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如果我冲不出去,你也要想法冲出去,活着把孩子生下来,不管是男是女,都要拉扯成人,让他继承革命事业。”

  杨文局年纪虽轻,但却已经干了8年的革命,她从1930年17岁开始就在家乡达县一带从事地下工作,组织当地的妇女运动,并担任川东游击队的联络员。

  1933年红四方面军入川解放达县,她是游击队派出迎接大军的代表,川陕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之后,她先是跟随部队作战,之后又调到总部任军需物资保管科科长。

  郑义斋的造币厂制造的苏区硬币

  在那里,她与郑义斋结为伴侣,随后参加长征,短短三年转战数千里,又从虎豹口强渡黄河,经历了古浪、凉州、永昌、高台、临泽、梨园口等连番血战。

  郑义斋牺牲之后,杨文局向东突围,她拖着沉重的身子在张掖的祁连山中打了几天游击,终于弹尽粮绝而被敌人俘获。

  贪财的敌人抓到了一个活的“共产婆子”,便猜想她一定知道剩下经费的去向,他们软硬兼施,不断拷问她钱财的下落。

  杨文局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早就想好了有一天会牺牲,她并非贪生怕死之辈,尽管敌人用尽了各种手段,但她却守口如瓶,坚不吐实。

  最终敌人失望了,他们本想把这个“共产婆子”押送到西宁邀功请赏,但一看杨文局大着肚子,在路上只会徒增负担,就改变了主意。

  凶残的敌人把她绑在马尾巴后面,然后骑着马狂奔起来,杨文局当场倒地,被绳子拉着在沙石地上翻滚,部队失败以后,不知有多少被俘的战友被敌人这一招活活拖死。

  坑洼不平的沙石地上碎石如同尖刀,人体撞上去立马就剜下一块肉或者拉出一道口子,不一会杨文局就奄奄一息了。

  武威一带的荒漠戈壁

  敌人见杨文局已是出气多、进气少,干脆把她丢在旷野里让她自生自灭,反正过不了多久野狗和秃鹫也会把剩下的活干完。

  他们骑着马扬长而去,一边走,一边还骂骂咧咧。

  或许是即将为母给了杨文局惊人的生命力,也不知过了多久,她竟又慢慢地醒了过来,只见天色将晚,乌云下有几个黑点正在盘旋。

  荒原上的秃鹫似乎闻到了死亡的气息,正在赶来享受美餐的路上。

  她挣扎着起身,朝着日落处相反的方向艰难走去,因为东边就是她们心目中“大部队”的所在,只要一直往东,就能回到队伍上。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何况是正当西北寒冬的三月下旬,果然不一会天上就飘起了细细的雪花。

  雪下得一阵紧似一阵,杨文局身上的衣衫早已破破烂烂,只能折下一些枯草塞在衣服里,饿了就以草根、野果、虫子果腹,渴了就舔清晨草叶上凝结的露水。

  当年被俘的一些女红军战士

  幸而她在张掖一带游击已有多日,对于大漠生存颇有经验,她担心敌人再来搜捕,便尽量远离大路,白天就躲在山洞或者土坑里,晚上再出来行动。

  如此坚持了几日,她从山丹一路走到武威天祝县草原上,终于再也坚持不住,眼看前面出现了一个破旧的小村子,就想去找老乡讨些吃的,不料身体已不听使唤,还没有走进村子就昏厥了。

  等到她醒来时,已经是在一户人家里,褥子边上坐着一个年纪和自己差不多的藏族妇女,后来她才知道,这个藏族女子是当地土司的小妾李坚草吉,她出外寻找走散的羊群时遇到昏倒的杨文局,就把她救了回来。

  当时红军西征一路打土豪、打军阀,给穷人分钱分粮,影响很大,流落在西北各地的红军有不少得到当地农民牧民的帮助幸免于难的。

  这里是个汉藏回杂居的小村子,救了杨文局的李坚草吉是当地姓梅藏族头人的小老婆所以家里比较殷实,有一群牛羊,不说多有钱,但起码吃穿不愁。

  而村里还有不少汉人、回人和藏人,不过大家被反动军阀和地主压榨多年,在这里都是一样的贫困,除了几只牲口,几个破碗,家里几乎是一无所有。

  杨文局被藏民搭救之后没多久就生下了一个男孩,她给孩子取名为“郑盟海”,正巧李坚草吉也有个比郑盟海大几个月的儿子,杨文局也给他取了个汉名,叫做“梅万海”。

  当年一个土司夫人的照片(供参考)

  杨文局早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念过女子师范学校,很有一些文化,这两个人的名字合在一起“千盟万誓,情深似海”,意思就是永远记得藏族同胞对她母子的救命之恩。

  考虑到儿子还小,带着赶路不方便,杨文局只好在李坚草吉家里暂时安顿下来。

  国民党反动派方面,也知道还有一些红军还流散在武威、张掖一带,他们生怕将来红军打回来报仇,为了斩草除根,这些丧心病狂的反动派开始一轮又一轮的“搜剿”,恨不得把这里每一座村庄都翻个底朝天。

  因为怕四川口音暴露自己的红军身份,杨文局平日里装聋作哑,不敢开口说话,也不常在李坚草吉家里出入。她带着儿子住在李家的柴房里,平时帮忙做些酥油和糌粑,出点劳力。

  这小村子里总共就百来个人,平时村里多了谁少了谁再也显眼不过,其实大家心里明镜似地:像杨文局这样的十有八九就是和大部队走散的红军。

  李坚草吉笃信佛教,并不十分计较收留杨文局,但她最最担心的还是“杨家妹子”的身份暴露,那可是要掉脑袋的祸事。

  为此,她给杨文局带了几套当地汉人的普通衣服,又帮她上药治伤,虽然这次死里逃生伤筋动骨,但幸好不是内伤,藏民平时有个跌打损伤本是常事,治疗的药也有不少,杨文局自己的身子骨又颇为硬朗,因此将养了两三个月也就慢慢痊愈了。

  今天的天祝草原

  李家隔壁还住着一户穷苦的汉族皮匠,他家世世代代都是做这行的,父亲是老皮匠,大儿子是大皮匠,小儿子是小皮匠。

  小皮匠平时经常到李坚草吉这里收一些皮货,做成皮靴、马鞍,然后再卖给村里的其他人,借此混口饭吃。

  却说这天小皮匠拿了两条做好的褡裢到李家换钱,正好和杨文局迎面撞见,杨文局一看是生人,赶忙低着头匆匆走过。

  小皮匠觉得诧异:李家什么时候来了别的女人?但他见到李坚草吉依然是满脸堆笑,和平日里没什么两样,就像什么都没看到。

  回到柴房的杨文局却心绪不定:这个年轻男人也不知是好人还是坏人,意外碰见会不会发生事情?

  可是李坚草吉却劝她不必担心:皮匠一家都是老实人,只不过因为家里实在穷困,大皮匠已经成家了,小皮匠却一直讨不到老婆,看到陌生女人多留意两眼也是难免的。

  经过李坚草吉一开导,杨文局反而觉得自己多心了:这个村里大多是都是苦命人,显得过于警惕反而会引来不必要的耳目。

  解放初期的天祝县儿童

  从此她对小皮匠的态度逐渐转变,就算在路上看到这个男人也就笑笑点点头,小皮匠反而紧张得很,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眼看在村里的日子风平浪静,杨文局一颗悬着的心也慢慢地放了下来,身上的伤好得七七八八,大部分都结了疤,她琢磨着什么时候该启程去找组织了。

  但往往以为没事的时候就该出事,这天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来到了村子里,他们挨家挨户地搜寻村子里的生人,连鸡窝、羊圈都不放过,闹得鸡飞狗跳。

  正好小皮匠从邻村送皮货回来,在村口就遇见了把守的一群士兵,对方把他上上下下搜了好一阵,摸走了他身上不多的几个铜子,才放小皮匠进村。

  但这时小皮匠却急了:也不知道那个女红军知不知道自己有危险,万一她没跑得了给这帮强盗抓了出来,全村都得遭殃!

  他也顾不得回家了,立即飞奔到李坚草吉家的柴房,也没敲门,猛地推开破木门就喊:“当兵的来了!”

  一句话喊出,小皮匠的喉咙却似被什么堵住:黑洞洞的屋子里一下子被光照亮,杨文局压根没想到他会闯进来,正敞着胸脯给孩子喂奶。

  电影《万水千山》剧照

  两个人的脸几乎同时刷地红到了耳根,但在这生死关头,也顾不上尴尬了,杨文局火急火燎地扣好衣衫,抱着孩子就想往外跑,却被小皮匠一把拦住:“来不及了,现在外面都是当兵的!”

  “那怎么办!”惊急之下杨文局蓦地脱口出声。

  小皮匠眼珠一转,说:“你等着!”

  此刻的时间真可以用秒来计算,杨文局见他转身飞奔出门,不知道他动的什么脑筋,只是悄悄地来到门口,抄起拄在门后的一根带着棘刺的木棍,那是她从柴火里拣出来,当做平日的防身之物。

  说时迟,那时快,小皮匠很快又“咚咚”敲门,这次进来的除了他自己,还有一个妇女,这个女人杨文局倒是认识的,是小皮匠的嫂子。

  小皮匠对杨文局说:“快,把孩子交给我嫂子!”说完又把一堆东西往炕上一扔,“想活命就快换上!”

  杨文局定睛一看:原来这是一套旧的红色衣服,还有一块红盖头,却是当地汉族人结婚时候新娘子的行头,看这旧的样子,应该是小皮匠嫂子当年用过的。

  事急从权,别无他法

  她何等聪明之人,顿时想到了小皮匠打算把她装扮成自己的新娘子,借此蒙混过关,脸上不禁腾地飞红。

  只不过除了这等方法,此时此地再也没有可以脱险的良策,杨文局沉默片刻只能微微点头,小皮匠的嫂子抱过了小盟海,他紧接着一掩门,就在外面等候。

  杨文局飞快地脱下外衣,换上了那套旧的红衣服,又自己盖上了红盖头,她本来年纪就轻,这么一打扮倒也全无违和,就是一个寻常人家的新娘子。

  她打开房门,小皮匠也顾不得那么多,一拉她的手就往自己家里奔,等到安排她在炕上坐定,敌人已经在隔壁敲门吆喝了。

  杨文局静静地坐在炕上,屏住呼吸,只听得外头有人说话:“老总,今天娃子讨婆娘,真是不好意思。”

  按道理说当地人娶妻应该摆酒,但无奈皮匠一家实在太穷,连壶酒都买不起,国民党兵心想这家人真是穷得可以,竟然没起疑心。

  又听见推门声响,似乎有人走了进来,杨文局心想来的不知是什么人,干脆捏紧了拳头,坐在炕上一动不动。

  当年西北的国民党士兵

  只听小皮匠“嘿嘿”笑笑:“报告老总,这个就是我婆娘……”

  原来杨文局却是不知,当地人有个迷信思想,就是遇到别人家里成亲自己要避开,以免被“冲喜”染了霉运,小皮匠想的法子看似“占便宜”,其实十分高明。

  果然又有两个人说话:“你娃的婆娘莎地很呀!”他们担心“冲喜”也没仔细搜查,就匆匆忙忙地走出去了。

  这次母子俩化险为夷,让杨文局心中对皮匠一家人感激无已,但她也怕小皮匠提出就此假戏真做,到时候真不知该如何自处。

  可小皮匠却没有多说什么,等到敌人从村里离开之后,只是安安静静地送杨文局母子回家,从此就当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过一样。

  春去冬来,杨文局和李坚草吉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二人从小在一起玩耍,干脆结拜为异姓兄弟,杨文局也在向过往的商队打听延安的消息。

  后来她得知国共实现合作,红军改编成了八路军共同抗日,又想动身前往延安,只是消息来得晚了,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严密封锁,寻常人等很难进入。

  80年代的杨文局老人

  在李坚草吉的劝说下,杨文局安下心来,在当地开了一家私塾,由头人家里提供场地、课桌和书本,杨文局当老师免费供村里的孩子念书,6年里私塾共教育了160多名各族学生。

  这一住就是十二年,1949年解放军进军甘肃,武威解放,李坚草吉得知这个好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告诉了杨文局。

  杨文局激动不已,她骑着李坚草吉送的毛驴走了近二百里的山路,终于来到武威找到了组织。

  在组织的安排下,杨文局先后在武威、永昌等县的党委机关里任职,80年代之后她找到徐向前、李先念等当年部队的老首长,为许多流落失散在河西走廊的老战友争取待遇,改善生活。

  当然,她也始终没忘记在天祝草原上有再生之德的乡亲们,每年都给村里人寄钱寄物。

  1994年8月,已经担任陕西省警察学校校长的郑盟海受母亲之托,再次来到天祝草原上,寻找曾经救过他们母子的藏族乡亲。

  时隔半个多世纪,“老郑”和义兄梅万海的后人再次相遇,泪流满面,百感交集,后来梅家后人还把当年杨文局用过的一条织毯捐赠给天祝县博物馆保存。

  郑义斋、杨文局合葬墓碑

  1998年,杨文局以85岁高龄在西安去世,她的临终遗愿是:自己的骨灰和能代表郑义斋的遗物一起安葬在四川巴中红四方面军烈士陵园。

  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当年不惧生死救助红军的各族群众青史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