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之士慷慨赴死，尽管未必能换来对冤案的昭雪
正义之士慷慨赴死，尽管未必能换来对冤案的昭雪
在朝的大理评事胡梦昱也应诏上万言书，不仅直言无忌，还把副本送达史弥远。他认为济王冤案关系“立国之根本”：“戕天理，弃人伦，对我宋立国之根本损伤太多！”他还指出：“即便追赠褒崇，其实对济王已无所增益；倘欲削夺追贬，其实对济王也无所减损。但陛下友爱之心或厚或薄，天理之或缺或全，人伦之或悖或合，国家安危治乱之机却将由此而判定！”史弥远恼羞成怒，撸去其仕籍，勒令其停职，贬窜象州（今属广西）。参知政事袁韶与临安府尹都认为梦昱无罪，拒绝在执行公文上签名。
象州，时称蛮荒之地，胡梦昱流贬之际，很多朝士不畏淫威，赋诗赠别，称颂他“危言在国为元气，君子从来岂顾名”。他也赋诗明志：“非求美誉传千古，不欲浮生愧两间。”
胡梦昱铮铮铁骨，只为了不愧对天地，他坚定地表示“忧国不怕死”，最后死在贬所。在专制政权下，正义之士的慷慨赴死，尽管也未必能换来统治者对冤案的昭雪，但他们无疑是当时中国人的脊梁。
对史弥远宫廷政变与宋理宗夺位，理学家魏了翁“积忧成疾”。济王被害后，他每次见到宋理宗，就“请厚伦纪，以弭人言”。胡梦昱流贬，他不畏牵连，出城饯行。史弥远恨之入骨，便以“首倡异论”、“朋邪谤国”之罪，将其连降三级，限制在靖州居住。
另一个理学家真德秀在上书中认为，朝廷对济王的处理有违纲常，未尽人伦，如今冤案已成，他之所以“进补过之说”，只希望理宗“力行众善，以掩前非，庶几将来不失为我宋盛德之主。这是愚臣之愿，也是天下之愿也”！真、魏的委婉规劝，完全出于为朝廷消谤弭过的考虑，理宗却文过饰非，声称“朝廷对济王也够仁至义尽了”。史弥远更是唆使鹰犬攻击真德秀“舛论纲常，曲为济王也”，将其罢官。真德秀做过济王的老师，对其冤死戚戚在心，临终还对家人表示：不能为其昭雪是终身大恨。
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三月，临安特大火灾把太庙里列祖列宗的御像与灵位烧为灰烬，朝野无不视为“天谴”，理宗装模作样下诏求言。徐清叟上书就拿济王说事：“陛下与巴陵（指赵竑），同是先帝之子，陛下富贵如此，而巴陵戮辱如彼。近日京城大火，延烧太庙，恐怕就因陛下一念之愠，忍加同气，累载积年，犹未消释，所以有伤和气而召来灾异。”宋理宗仍不理不睬，置若罔闻。
绍定六年六月，权相史弥远病在旦夕，有朝臣旧案重提，要求为赵竑追复王爵，以王礼改葬，并为其立嗣。理宗颁下御笔，虽命有关部门改葬，却依旧给济王安上“胁狂陷逆”的罪名，对于立嗣，还振振有词道：“事关家国，非朕敢私。”
这年十月，史弥远病死，理宗亲政，推行“更化”。按理说，他完全可以把罪责推给史弥远，洗刷自己，把握住平反昭雪的绝佳契机。但宋理宗对史弥远感恩戴德，“深欲保全”。洪咨夔在起草归葬诏书时说济王“虽死不朽”，史弥远余党碍于其知名度，不便拿他开刀，转而诬指周成子“与谋”，将其投入大理寺狱，大理卿徐宣“力辩其非”，两人“皆坐贬死”。诚如洪咨夔指出：“上意未回，则天意亦未易回。”如果说，在此之前，史弥远是济王覆盆之冤的元凶；那么，在此以后，理宗就是阻挠冤案昭雪的根源。
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谏官方大琮再向理宗上疏说：“当年冤案，天地祖宗也察知陛下受挟制；泉壤亡灵也原谅陛下不得已。今将十载，夭毙老妖（指史弥远）；端平改弦，威权自出，这难道还不是昭冤雪枉之机吗？”他虽然指责理宗对冤死的济王“牢关固拒，如待深仇”，对已故的权相“丁宁覆护，如抚爱子”，却仍指望理宗“豁然开悟，特下明诏，正权臣之罪，洗故王之冤，则端平德刑之大者明矣！天心之悔祸有期，人心之厌乱有日，特在陛下一念之间”！然而理宗依然故我。
这年，行献享礼时又遇雷电雨雹之灾，架阁韩祥、司农丞郑逢辰又牵扯出济王冤案。前者说：“宿草荒阡，彼独何辜？二三臣子劝陛下绍巴陵之后则弗顾。”后者说：“巴陵之死，幽魂藁葬，败冢荒丘，天阴鬼哭，夜雨血腥，行道之人，见者陨涕。”从他俩对赵竑爵位的称呼与葬地的描述，可以推断，端平改葬，既未追复王爵，也没遵用王礼。
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临安城再次大火，延烧的恰是济王旧邸。太学、武学与宗学的学生联合上书，说这是济王的冤魂“为厉之验”。在朝官宦与在野士人也无不认为，这是“故王之冤不伸，致干和气”。而殿中侍御史蒋岘却为当局帮腔，鼓吹“君臣既定，兄弟不当问”。此言一出，激起了公愤，触犯了众怒，武学生两百余人在刘实甫带领下上书猛攻，把他赶出了御史台。
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在位四十一年的理宗终于死去。终理宗朝，“群臣泛议，一语及此，揺手吐舌，指为深讳”，济王案成为既碰不得也说不得的敏感事件。宋理宗丢下过一句话：“留以遗后人”，他至死也不打算昭雪冤案，铁了心把棘手的难题扔给后代。在济王冤案上，理宗与他的“定策元勋”史弥远始终是沆瀣一气的。因为，否定了史弥远，昭雪了冤案，也就动摇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宋度宗继位，他是理宗的亲侄。监察御史常楙旧案重提，度宗表示，既然先帝说过“以遗后人”，那就“所宜继志，以慰泉壤”，追复济王太师、保静镇潼军节度使，让有关部门讨论陵墓规制，尽快增补修缮，至于其他问题，仍按理宗亲政时御笔办，仍未予彻底平反。度宗的皇位来自理宗，他也不可能完全否定理宗的做法，那样也会危及自身继统的合法性。
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度宗已死，他的儿子恭帝即位。蒙古军已突破长江防线，南宋政权朝不保夕。升任吏部尚书的常楙再次上书，将时政危局与济王冤案挂上了钩，他说：“置之死地，过矣；不为立后，又过矣！匹夫匹妇之冤，尚能感应飞霜枯草之灾，何况曾是帝王之胄、皇嗣之选，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理宗以来，疆土日蹙，灾变频至，恐怕就是他在地下祈请吧！求陛下勿惑浮议，特发英断，为理宗和度宗了却这段未了之事。”著名学者王应麟也有上奏陈请。年仅五岁的小皇帝何来“英断”，但朝廷终于颁诏，对赵竑恢复了王爵，特封其为镇王，并赐谥“昭肃”，还为其立嗣，以承袭王爵，对他的陵墓也重加修缮。
在为济王平反昭雪的所有吁请中，以王礼改葬的呼声几乎不绝于耳。有外国学者指出，所有对有争议性历史人物的重新掩埋活动与仪式，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其中包括对某种体制与政权的否定与控诉。饶有意味的是，南宋末之济王冤案，为这一论点提供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个例。按照宋代的主流价值观，理宗夺位，已然不正，但既然称帝，就代表了社稷国家，就应由得位的皇帝出面，为因政变致死的皇位合法继承者彻底平反昭雪，或者更进一步，做出必要的政治道歉，这样做，是有利于化解朝野怨气与社会矛盾的。可惜，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历代统治者恰恰缺乏这种责任感和勇气。
济王冤案牵动了南宋三朝政局，历时整整半个世纪。“天意从来高难问”，仅过一年，临安陷落，南宋覆灭。
宋亡以后，学者周密反思此案，痛定思痛，感慨万千道：呜呼！挽回天意，至此亦晚矣，悲夫！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