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版“三国演义”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临江仙》是明代文学家杨慎所作《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中的开场词。后来被明末清初毛宗岗父子点评刻印的《三国演义》收入卷首，再后来又被央视版电视剧《三国演义》选为主题曲的歌词，由著名男高音杨洪基演唱，随着电视剧在社会上的热播而为世人所熟知并广为传唱。
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有股英雄气的开篇诗，仿佛一下子就能将我们带入那金戈铁马的《三国演义》故事里。虽然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故事很精彩，但是这些故事的内容却有很多虚构的情节和夸张的成分，和真实的历史并不完全一样。
钱币版的“三国演义”，通过对曹魏、孙吴两国对蜀汉的货币攻击所做出回应的考察，来揭示三国以货币为武器所进行的战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魏、蜀、吴三国之间的计谋权变、势力消长以及最后由篡魏而起的三国归晋的历史必然。
刘备是《三国演义》中的主角。传统的小说、戏曲以及现代的影视作品都是按照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观念，将刘备塑造成了一个政治上以匡扶汉室为己任，经济上处处体谅百姓疾苦的明君形象。其实，这都属于文学艺术上的创作，那真实的刘备是怎样的呢？
我们就通过他铸造的“直百五铢”钱，来看看他的所作所为。
还是先来认识一下刘备铸造的这枚直百五铢钱。它正面铸有四个汉字，上下是“直百”、左右是“五铢”，背面没有文字。大家对五铢钱可能并不陌生，知道它是汉武帝时期铸造的，一直流通使用到唐朝初年。但是直百五铢钱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也不知道它与一般的五铢钱有什么不同。
实际上，直百五铢与一般的五铢钱完全不同。钱币版“三国演义”是因为刘备铸造直百五铢钱而引发的。这枚小小的钱币，在三国的历史上发挥过非常大的作用。它不但给刘备帮过大忙，使其渡过难关，还让尝到甜头的刘备乐此不疲，继续大量铸造，并因此而给东吴和曹魏两国造成了重大伤害，对于当时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那这是一枚怎样的钱币？刘备又是在什么背景下铸造的呢？
关于刘备铸造直百五铢钱的事，在《三国演义》小说及影视作品中都没有被提及，因此一般的读者、观众可能并不清楚。但是，这件事在《三国志》这一专门记述三国历史的著作中，却有明确的记载：
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储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三国志·蜀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这段记载说的是，建安十九年（214）刘备采用军师庞统的策略，趁着刘璋危难之际，发兵从刘璋的手中夺取了成都。当时刘备为了激励将士，就与他们约定：攻取成都之后，刘璋府库里的东西任由他们去拿。在利益刺激之下，士兵们争先恐后，一举攻占了成都。刘备也说到做到，兑现了诺言，兵士们都满载而归，只有刘备没有收获战利品。这样一来，问题就出来了。因为当时部队的给养都是由军阀自己负责，主要是靠战利品来筹集。现在成都虽然到手了，但是刘备的军需用品却没有获得补充，而随后对成都的管理还需要消耗大量的财物，如何来解决呢？这使刘备犯了难。正当刘备为军需用品不足而犯愁的时候，有个叫刘巴的部下向他提出了铸造“当百大钱”的建议。那什么是当百大钱？铸造当百大钱如何就能解决军队给养不足的难题呢？
这里需要给大家做点解释，普及一点货币金融知识。
所谓当百大钱，实际上就是一种大面值的钱。当时成都地区使用的五铢钱比汉武帝时期的五铢钱要小将近一半，重量仅有2克左右，直径约21毫米，被称为“蜀五铢”，意思就是在蜀地流通的五铢钱。刘巴建议刘备铸造的当百大钱，一枚相当于100枚蜀五铢。
蜀五铢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不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在1元纸币的基础上，再发行一种100元面值的纸币吗？这样反而更方便人们的交易、携带，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好啊！
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我们现在使用的是纸币，它本身几乎是没有价值的，面值无论是1元还是100元，都是政府以信誉做担保，属于信用货币。虽然和面值的大小没有关系，但是纸币的发行总量必须和社会财富的总量相匹配，否则就容易引起通货膨胀，货币就会贬值。
古代使用的铜钱与纸币是有区别的，因为铜钱本身是有价值的。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刘备铸造的直百五铢钱，虽然面值是蜀五铢的100倍，但是它实际的重量却不到100倍，只有3倍多，重约6.4克，直径约25毫米。这就意味着，刘备凭借他手中拥有的武力，通过直百五铢钱，在他控制的市场上强买强卖，要用6.4克的铜去兑换百姓手中原有的200克铜，这样就等于多换取了民间三四十倍的物资和劳务。难怪《三国志》记载说，刘备发行直百五铢钱之后，“以数月之间，府库充实”，一下子就解决了军队的给养问题。这让刘备初次尝到了铸造虚值大钱的好处。
说到直百五铢钱，它正面的钱文有一大特点，就是直百五铢这四个字的书体是不一样的，竖写的“直百”两字是隶书，而横写的“五铢”却是小篆。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同一枚钱币上面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字体呢？
实际上，这是因为刘备是在仓促之间决定铸造直百五铢钱的。因为时间紧迫，就随手从此前蜀地流通的五铢钱的旧钱范中拣选了比较厚重的一种，在上面加刻“直百”两字便开始铸钱。因此，原来分列穿口左右的五铢两字，还是原来的小篆体，而新刻的、直列穿口上下的直百两字，却是当时流行的隶书体，这就造成同一枚钱币上面出现两种不同的书体，但是却开创了我国货币史上隶书用于钱文的先例。另外，在一枚钱币上同时使用两种字体，就是从刘备铸造的这枚直百五铢钱开始的，这也算是开了先河。
除了字体不一样，直百五铢钱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颜色五花八门。颜色多有不同说明它们的含铜量是不一样的。这又是怎样造成的呢？
民间传说，刘备当时为了铸钱四处寻找铜料，甚至收取民间百姓家里挂蚊帐用的铜钩，然后将这一类的铜器，甚至是铁器销毁之后，直接都铸成了钱。因此，直百五铢钱的颜色五花八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刘备当时军用不足的窘况。
建安十九年，刘备在刘巴的建议下，通过铸造直百五铢钱，解决了经费不足的难题。尝到甜头的刘备并没有见好就收，而是在几年之后加大了铸造的规模和数量。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这时的刘备又遇到了一个更大的难题，他想再次用直百五铢钱来帮助解决。这一回刘备碰上的是什么难题呢？
赤壁之战后，东吴为了联合刘备共同对付曹操，曾将荆州借给刘备。但是战争结束之后，刘备失约，不想将荆州归还东吴，并派关羽驻守在那里。东吴大将吕蒙于是设计杀了关羽，夺回了荆州。刘备大怒，为了给关羽报仇，决定发兵讨伐东吴。
打仗需要经费，刘备自然就想到了上次帮他渡过难关的直百五铢钱，于是又开始大规模地铸造。《三国演义》中的夷陵之战，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这一段历史。但是书中只渲染了刘备如何重情重义，明明知道蜀汉的国力不如东吴，但是为了给结拜兄弟报仇，身体有病的他依然执意御驾亲征。然而，书中并没有给读者交代，刘备的这次出征是通过大规模地铸造虚值大钱、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筹集军费的。这次铸造的直百五铢钱与上一次铸造的相比，数量更大，对蜀国及东吴和曹魏的经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战争的结果大家都很清楚。蜀军不但被东吴大将陆逊火烧连营，惨败而归，刘备更是病逝在了白帝城，诸葛亮临危受命托孤，这时南方的少数民族又趁机发动了叛乱。处于内忧外患中的诸葛亮，后来在《出师表》里用“危急存亡之秋”来形容当时的艰难处境。
被刘备托孤的诸葛亮丝毫不敢懈怠，他一边派人与东吴讲和修好，一边亲率大军南渡泸水，平定叛乱，稳定后方。可是，这时的蜀国已经财力枯竭，如何来解决南征的费用呢？无奈的诸葛亮只能也学刘备，再次铸造直百五铢钱。《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反映的就是这一段历史。当然在书中我们也不会看到，诸葛亮为了降服反叛的孟获，除了七擒七纵，还使用了铸造虚值大钱的手段来筹集经费。
诸葛亮这次铸钱，与刘备为了东征孙权铸造的直百五铢钱有两点不同。一是直径约27毫米，重达7克，尺寸和重量都要厚重并略微大一点；刘备铸造的直径约25毫米，重约6.4克；这可能是因为诸葛亮认为这是用于蜀国境内的钱币，应该与对付吴国的钱有所区别。二是在钱币的背面，加铸了一个篆书“为”字，表示铸造于“犍为”。那犍为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说这种钱是由诸葛亮铸造的呢？
直百五铢（背“为”）
“犍为”是蜀国的一个地名，位于今天四川威远县。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那里挖掘出土了一批背铸“为”字的直百五铢钱，而诸葛亮当年又正好在那里驻军，因此，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些钱币有可能是当年诸葛亮铸造的。中国钱币博物馆收藏的直百五铢，就是1992年年初我去威远县博物馆调拨的。那里曾是四川与西南少数民族贸易的中心，商业发达，贸易繁盛。诸葛亮选择在那里铸钱，就是为了便于筹集军需物资。在钱币背面加铸地点“为”字，可能是为了与刘备为东征孙权而铸造的钱币相区别。相传，这个篆书“为”字还是诸葛武侯所书。这也是古代方孔钱中最早的两面都铸有文字的钱币，因此成了钱币收藏爱好者争相追逐的珍品。
夷陵之战以后，诸葛亮通过主动讲和，虽然缓和了与东吴的关系，使吴蜀两国似乎又回到了此前相互结盟、共同对抗北面强敌曹魏的局面；但是刘备为筹集军费而大量发行的虚值货币直百五铢钱，实际上却在魏蜀吴三国之间引爆了一场不见刀光剑影的货币贬值竞赛，其惨烈程度及杀伤力丝毫不逊色于火烧连营的夷陵之战，或是火烧连环船的赤壁之战。
大家可能要问，为什么刘备铸造直百五铢钱就能引爆一场如此惨烈的货币贬值竞赛呢？
为了后面的叙述，这里我需要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有关货币金融的知识。
所谓货币战争，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货币的发行，即以货币为武器来打击敌对一方的货币，并套购其战略物资，目标是从经济上打击、削弱对方，同时增强壮大自己的实力。因此，从本质上讲，货币战争属于经济战的范畴。它能够成功实施必须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所发行的货币能够流通到对方国家；二是所发行的货币能够在对方市场上取代对方的货币。也许刘备主观上并没有发动货币战争的想法，但客观上确实产生了这样的连锁反应。
第一点，即货币流通到对方国家，实际上这很容易做到。当时魏蜀吴三国政治上虽然是分裂的，但是经济上却是一体的，使用的都是同一种金属货币，就是东汉遗留下来的五铢钱，因此可以互相流通，相互使用，并且无障碍。关键是第二点，这涉及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原理，说的是当市场上有两种实际价值不同的货币同时流通使用的时候，实际价值高的货币，即良币，必然要被迫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较低的货币，即劣币，反而会充斥市场。这就是著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
明白了这个原理，我们再来看刘备大量铸造的直百五铢钱，除了可以从本国老百姓手中聚敛财富，这些虚值大钱流出国界之后，对东吴和曹魏两国的货币市场同样也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因为刘备的直百五铢钱一枚相当于100枚五铢钱，这就使得那些使用原来五铢钱的人损失惨重，他们就会将手中的五铢钱藏匿起来不用，而使用刘备的直百五铢钱；或者是将原来的五铢钱销毁改铸成直百五铢钱。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
总之，不管怎样，最终的结果都是，直百五铢钱在市场上驱逐了原来的五铢钱。这样，刘备通过大量发行他的虚值大钱，客观上达到了取代对方货币、套购对方物资、最终破坏对方经济的目的。
面对刘备发行虚值大钱、咄咄逼人的货币贬值政策，魏、吴两国是如何应对的呢？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魏国的情况。
魏国地处北方，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以后，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货币经济日益衰落，后来在董卓铸造的减重小钱的冲击之下，货币经济被彻底地摧毁了，基本上退回实物经济状态，公私都很少使用货币，而是使用稻谷、绢帛作为交换的媒介。
曹操统一北方之后，借鉴“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经验，为了增加粮食收入，保证军需供应，大力提倡屯田，使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曹操初步安顿了北方之后，于建安元年（196）迁都许昌，被汉献帝封为名义上还存在的东汉丞相。于是，他亲率大军南下征讨刘表、孙权，希望能够实现统一，结果在赤壁被周瑜率领的孙权和刘备的联军打败，这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三国演义》中火烧赤壁的那一段。当时，曹操为了筹集粮草，在北方恢复使用五铢钱，但是他恢复使用的是旧钱，还是另外铸造了新钱，正史中没有记载，私家的记述又都相互矛盾。
经过考证，我们发现曹操实际上在洛阳开炉铸造过钱，他本来是想以此整顿币制，取代董卓留下来的恶钱，重新恢复使用货币，借以安定社会，提振民心，也便于他调配社会资源，加强管理。但是，汉代在洛阳、长安的两大造币中心先后都毁于战火，两汉积累下来的铸钱技术也都失传，因为缺乏技术上的支撑，曹操所铸造的五铢钱虽然重达三铢，但是铸工低劣，并不比董卓的恶钱好多少，作价却比董卓的恶钱还要高，因此并不受欢迎，只能被封存在府库里。
公元221年，也就是刘备东征孙吴的当年，曹丕也曾于三月份下令恢复使用五铢钱。这是因为他准备征讨东吴，恢复使用货币主要是便于从社会上筹集所需要的军需物资。曹丕向社会上投放的货币，就是曹操当年存入府库中的钱。后来因为吴蜀之间爆发了夷陵之战，曹丕希望它们相互消耗，所以并没有出兵伐吴。这时，蜀国的直百五铢钱开始大量流入魏国境内，使得曹魏的五铢钱被逐出了市场，市场上流通的都是蜀国的虚值当百大钱，谷物的价格开始大幅攀升，并被蜀国商人大量套购运走。曹丕一看形势不妙，就“以谷贵罢五铢钱”，继续“以谷帛为市”。意思就是以粮食价格太贵为理由，废除铜钱，又恢复使用实物货币。但是，以谷帛为交换手段的弊端很快就暴露了出来。
《晋书·食货志》记载，当时百姓为了贪图小利，就向稻谷中加水，或者是将绢帛织得很薄，以此来获利。虽然对犯法的人施以杀头的重刑，但是也不能禁绝。因此，主管经济的大司农司马芝在朝堂上讨论的时候，曾经建议恢复使用五铢钱，他说：“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意思是说使用货币不但能增加国库的收入，甚至还能减少犯罪。于是魏明帝曹叡于太和元年（227），再次决定恢复使用铜钱，并重新铸造了一种新钱，称“曹魏五铢”。
曹魏五铢
曹魏五铢虽然还是以五铢为名，但是重量却不到四铢，为1.4~2.5克。这样减重就是它在曹丕时期受蜀国当百大钱冲击的结果。即便是这样减重的小钱，恢复使用之后，还是吸引蜀国的当百大钱大量流入魏国，在推高物价的同时，还套购走了魏国大量的物资。无奈的曹叡只得再次废除铜钱，恢复使用谷帛等实物货币。《三国志》里记载，当时魏国给大臣发工资都是用稻谷或布帛支付，乡村里更是以物易物。史书记载：“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意思是说，一直到西晋，北方再没有铸造过钱。
曹叡这样做，使得实物经济就像一道防火墙一样，不但断绝了刘备直百五铢钱对魏国的渗透，更是阻断了后来蜀国和吴国竞相推行通货膨胀政策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保持了魏国经济的逐渐恢复，以及社会的相对稳定，这都为后来西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面对刘备的通货膨胀政策，曹魏用实物经济筑就的这道防火墙，阻断了蜀汉虚值大钱的冲击。那东吴的孙权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上节我们介绍了魏国几次恢复使用五铢钱的计划都被蜀国的直百五铢钱给搅黄了，无奈之下，魏国只能退回实物经济状态。出人意料的是，这却像是一道防火墙，阻断了蜀汉虚值大钱的冲击，魏国因此而躲过一劫。
曹魏躲过了蜀国虚值大钱的冲击，那吴国能躲过吗？它又是如何还击的？蜀国又是如何应对的呢？下面我将给大家做更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
在地理位置上，东吴位于江南地区，因为没有受到黄巾起义以及董卓之乱的影响，社会经济几乎没有遭到破坏，货币仍然正常使用。赤壁之战以前，刘备与孙权结盟，共同对付曹操；赤壁之战以后，吴蜀两国因为对荆州的争夺，开始由政治上的盟友演变成为交战的敌国，最后于公元221年爆发了夷陵之战。
虽然在正面战场上，吴国用火攻大败蜀军；但是在另一条战线上，蜀国所铸造的直百五铢大钱却在不经意间给吴国的货币经济造成重创。孙权对此也毫不示弱，做出了强烈的反击。他铸造发行大钱，货币贬值的幅度更是超过了刘备的直百五铢钱。在两国这样竞相升级的货币贬值竞赛中，等于是在正面战场之外，又爆发了一场虽然不见刀枪，但是依然惨烈无比的货币战争。
曹魏几次恢复使用五铢钱的计划，都在刘备的直百五铢钱的冲击之下失败了，被迫使用实物货币。如果因为刘备的货币武器对以实物经济为主的曹魏经济影响有限，就低估了它的杀伤力，那么这是一种误解。
蜀国的通货膨胀政策，虽然对以实物经济为主的曹魏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但对东吴的货币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引起了吴国强烈的反应，并遭到坚决的回击。
文献记载，孙权首先于嘉禾五年（236）铸造了大泉五百。事见《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嘉禾）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意思是说，孙权铸造了当五百的大钱之后，要求官民向官府输送铜料，并根据铜料的多少付给报酬，同时还设立了专门负责打击私铸的机构。
两年后的赤乌元年，孙权又铸造了大泉当千。这件事也记录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里：“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
另外还有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它们的大小轻重与初铸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相差不多，但是面值却又膨胀了几倍。
大泉二千、大泉五千这两种钱币，虽然文献中没有见到记载，但是却偶尔有实物出土。特别是1975年在江苏省句容县葛村发现的一处孙吴铸钱遗址中，出土了一批被铸废的大泉五百、大泉五千，以及泥质范母一批。由此可以证明大泉二千、大泉五千也都是东吴铸造的钱币。
大泉五百、大泉当千
大泉二千、大泉五千
前文我们讲到东吴最早铸钱始于嘉禾五年，这个时候距离孙权称帝已经有七年、称王改元也有十年，更是距离孙策割据江东自立已有三十多年。
那么问题就来了：一般来讲，称帝立国后的君主，多数都愿意通过铸造货币，从政治上彰显其合法性。但是孙吴为何这么晚才铸钱？又为何一开始铸钱，就要铸造当五百的大钱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
一是东吴没有经受黄巾军以及董卓之乱的破坏，两汉以来留存下来的五铢钱数量很多，因此，孙吴政权虽然最初没有铸钱，但是社会上留存的钱币能够满足流通的需要；
二是因为当时东南地区开发得还不够充分，货币经济相对也不够发达，以物易物的实物经济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汉代遗留下来的五铢钱能够满足市场流通的需求，所以孙权没有急于铸钱。
但是第二个问题却很难用常规的逻辑来解释。因为，依照传统的经验，发行货币最初都应该是从当一的小平钱开始，而虚值的大钱应该是由当二、当五、当十、当百这样的顺序逐渐递增。但是孙权却是跳过了前面几个阶段，直接从当五百的面值开始铸造发行他的货币。
孙权为何如此不循常理、一开始就发行面值高达五百的虚值大钱呢？以往大家因为不能理解孙权的这种行为，而视其为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的一大谜团。
千百年来，人们都仅仅是从孙吴单方面、孤立地来看待这件事，确实只能得出这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一大谜团的结论。但是，如果将孙吴铸钱与刘备发行直百五铢，推行通货膨胀政策联系起来分析，那么我们就能明白，孙权急切地铸造当五百的大钱，自有他的道理。实际上，孙权这是为了应对蜀汉通货膨胀政策的无奈之举！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在蜀汉咄咄逼人的通货膨胀政策面前，东吴地区原来流通使用的两汉遗留下来的五铢钱，在直百五铢大钱的冲击之下，一方面会推高吴国市场上各种商品的价格，受影响最大的是谷物粮食以及绢帛、麻布等纺织品。这些百姓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物价被推高之后，会严重扰乱吴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同时，大量的物资会被蜀国的商人用直百五铢这种虚值大钱套购运走，这又反过来会继续推高物价，破坏吴国的经济。另一方面，吴国原有的五铢钱则会很快地退出流通，或被藏匿起来，或者是被私铸者销毁，改铸成蜀国的直百五铢钱，从中牟利。这样既会加重吴国出现通货紧缩的危机，同时会更加便利蜀国直百五铢钱的流入，形成恶性循环，给吴国的经济以沉重打击。
面对蜀国以通货膨胀为手段发动的这场货币攻击，东吴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坐以待毙，要么进行反击。曾经被曹操在诗中盛赞“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显然不可能坐以待毙，他选择了反击。
孙权反击的手段也有两种：一种是效法曹魏，即放弃使用货币，回归实物经济状态，以此建立一道防火墙，彻底阻隔蜀国虚值大钱的流入；另一种是正面回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也用贬值的货币去应对蜀国的虚值大钱。
实际上，曹魏回归实物经济的应对办法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曹魏地处北方，黄巾军起义以及董卓之乱以后，社会经济遭到了持续的战乱破坏，就像曹操诗里所描写的那样“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种社会环境下，退回到实物经济状态是当时社会的自然选择，并不是曹魏所情愿的。因为只有在货币经济状态下，政府才更容易从社会上调配或筹集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因此，曹魏也曾经几次试图恢复使用五铢钱，但这种努力最终都因条件所限，以及蜀国贬值货币的冲击而没有成功。
所以说，孙权不可能效法曹魏，以退回实物经济的方式来应对蜀国的攻击，只可能选择正面的回击。但是，孙权反制措施之强烈、幅度之大，却是远远地超出大家的想象。他竟然一出手，就造出了面值当五百的“大泉五百”来应对刘备的“直百五铢”。这既反映了孙权的决断与气魄，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形势的紧迫与严峻。
前文讲过，在早期金属称量货币时代统治者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一般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在重量不变或稍微增加重量的情况下，成倍地、大幅度地加大货币的面值，使其成为虚值大钱；另一种则是在保持面值不变的情况下，减少货币的重量和尺寸，使之成为减重的小钱。这两种手段的目的实际上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用尽量少的铜兑换到尽量多的物品。
刘备铸造直百五铢大钱，使用的就是第一种方法；孙权强力反击刘备所使用的手段，实际上用的也是第一种方法，只是膨胀的幅度更大。他用当五百的膨胀幅度来应对刘备当一百的膨胀幅度，希望以此阻断蜀国直百五铢钱的流入，以及吴国物资的流出。
那孙权反击的效果如何？蜀国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面对东吴的强力反击，蜀汉被迫采用了通货膨胀战术的第二种方法，即减少重量。于是直百五铢钱的面值虽然没有再增加，但是重量却已经从最初铸造时的7克左右，急剧地减少到1克，甚至最轻时仅有0.5克。
蜀汉的这一回击手段也非常地阴狠，看似没有改变货币的面值，但实际在重量上减轻了百分之六七十甚至更多。这迫使东吴也不得不将两种通货膨胀手段结合起来使用，即一方面将货币的面值从当五百提高到当千，甚至当二千，乃至最后高达当五千，另一方面则将重约20克的“大泉当千”减重至12克，最轻的不及4克，有的甚至还没有五铢钱重。改铸“大泉二千”的时候，面值虽然增长了一倍，但是重量只有12克，后来又减重为10克，再减为8克，甚至有的轻至6克不到。
在这一轮以货币为武器的对攻中，孙吴货币减重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并不亚于蜀汉，只是时间较短而已。但是东吴在应对蜀汉发行虚值大钱的反制措施中，因为交替使用了提高面值和减少重量这两种通货膨胀的方法，使各种大钱轻重错落、作价颠倒，根本无法流通，最终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对，商人纷纷罢市，社会经济遭受重创。
据史书记载，赤乌九年（246），面对社会上普遍的不满情绪，孙权将铸造大钱的责任诿过于手下的大臣谢宏。《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
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也。
孙权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当初是谢宏提议他铸造大钱的，现在他听说老百姓使用大钱很不方便，因此决定停止铸造大钱，将已经铸好的大钱改铸成器物，并且明令官府再不许投放大钱，民间已有的大钱都交官府收兑，按照重量付给价值，尽量不让老百姓受委屈。
孙权在这里只说铸造大钱的事，而不言减重的事，虽然暴露了统治者虚伪的一面，但是当他发现这种贬值货币的政策破坏国内民众的生活、于己不利的时候，就果断地停铸大钱，并将已经发行的大钱收回，仿效魏国恢复使用实物货币。他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减少蜀国通货膨胀政策的冲击。
因此我们说，货币领域不见刀枪的这场战争，其惨烈程度相比那场火烧连营的夷陵之战，甚至是那场更加著名的赤壁之战，也都毫不逊色，只是大家不清楚。
吴蜀两国之间的这场货币较量，造成的结果可以说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属于两败俱伤。既然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是把双刃剑，害人又害己，那么刘备、诸葛亮这等聪明之人，为何还要执意地铸造虚值大钱，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呢？
实际上，这既是刘备、诸葛亮有意为之，也是他们的无奈之举。
这一方面是因为刘备、诸葛亮此前已经体验过铸造大钱、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好处，尝到了甜头，所以他们才会主观上愿意继续铸造虚值大钱。
他们客观上无奈的一面，主要是刘备以及后来的诸葛亮所追求的政治目标过于宏大，与蜀国当时有限的国力不相匹配。
刘备以汉室后裔自居，自称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以匡扶汉室为己任。他三顾茅庐，邀请诸葛亮出山之后，更是以消灭各地诸侯、恢复汉室为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他的这一目标虽然崇高伟大，但是现实却很残酷。因为当时蜀汉与曹魏以及东吴的力量对比，实在是太过悬殊。
汉代共有十三个州，其中曹魏差不多占有九个州，孙吴占有三个州，而蜀汉只有一个州，并且地处西南边陲。小国寡民的蜀汉，虽然号称是天府之地，但是以一州之地，却以恢复汉室为目标，与曹魏、东吴两国抗衡，承受了浩大的军费开支。这种形势下，为了筹措物资，刘备实行通货膨胀政策、铸造虚值大钱，也是出于无奈。
这通过后主刘禅投降魏国时所上缴的“士民簿”，也就是现在的“户口簿”，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当时蜀汉有户28万：口94万、兵10.2万、官吏4万，总计人口108.2万。也就是说，以包括老幼在内的百万人口，供养了14万军人和官吏，还要承担多次平定西南夷，以及五次北伐曹魏的军事负担。如果不铸造大钱、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蜀汉又能通过什么途径来筹措这些费用呢？
孙皓投降西晋时，东吴有户52.3万：口230万、兵23万、官吏3.2万，总计人口256.2万，供养约26万军人和官吏。人口与供养的军队以及官员数量虽然都比蜀汉多一倍，但是“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铸造大钱也是出于无奈，在被动地应对蜀汉的同时，实际上也相当于一次在国内强征赋税，顺势就将费用转嫁给了老百姓。
前文提到，北方的曹魏基本上退回到实物经济状态，因此蜀汉推行的通货膨胀政策对它的影响最小。后来当孙吴也仿效曹魏回归实物经济，以谷帛为交换手段时，蜀汉的通货膨胀政策实际上就变成了独角戏。因此，后主刘禅于延熙三年（240）进行了一次币制改革，罢废直百五铢钱，改铸“直百”与“直一”两种新钱。
直百、直一
这次币制改革，应该是对减重的直百五铢钱的一次修复。一方面使币制简化，便于流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稳定币值。“直百”与“直一”也可以看作一种100 ∶ 1的主辅币流通制度。
“直百”钱直径约18毫米，重约2克。“直一”钱直径约13毫米，重1克多。这两种钱币发行的时候，正值蒋琬、费祎、诸葛瞻执政时期，稳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又突然开始减重，大小轻重相差较大。“直百”由2克减为1.5克，再减为1克，甚至仅有0.5克、0.4克。当“直百”钱减重至1克以下时，“直一”钱就被迫退出了流通，不复存在了。因此，传世的“直百”钱较多，“直一”钱极少。
“直百”与“直一”两种钱币都是光背，轮郭周正，铸工精良。文字均为隶书，书法精绝，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书写。这是官铸隶书钱的第一种，开了以后唐宋各代铸造隶书钱的先河，也是我国货币史上的又一个创新。
蜀国灭亡之前，刘禅又进行了最后一次币制改革，罢“直百”与“直一”，改铸“定平一百”。曾经有人将“定平”释读为“平定”，说是邓艾平定蜀汉时所铸造的纪念币。实际上，这里的“定”是法定的意思，“平”的意思与“值”字相同。因此，“定平一百”的意思就是“法定作价一百文的钱”。
定平一百
虽然标注的是法定作价，但是实际上却减重得非常厉害。最初铸造的时候，直径约16毫米，后来减为13毫米，再减为10毫米，甚至还有仅8毫米的。这一减重趋势充分体现了蜀汉灭亡之前，国力江河日下、朝不保夕的惨状。
钱币虽然很小，但却事关重大，宏观上直接决定国家的强弱、政权的安危，微观上更是与每个家庭、任何个人都息息相关。因此，货币政策必须要稳健、适中，最要防止的，就是走极端，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对经济都会造成严重的破坏。然而，统治者却最愿意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具体的办法就是铸造虚值大钱，以借机从社会上聚敛财富。
通货膨胀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在三国历史上的表现一目了然。譬如：最先铸造虚值大钱的蜀国，受害最深，也最先亡国；中途废止大钱的东吴，受害相比蜀国要轻；而没有铸造虚值大钱的曹魏受害最少，这为西晋的最后统一奠定了基础。因此我们说，蜀汉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所搬起的这块石头，最后还是砸在了自己的脚上，可谓自作自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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