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朝时期诗人杜甫悲剧命运形成的必然性
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谢氏在专著中将杜甫命运总结为“杜甫的命运并不是失意者的命运，而是在封建时代有着崇高理想的人的典型命运，而这些理想不可避免地与当时的制度发生冲突。”杜甫的命运
这一概括被李明滨教授引用在《俄罗斯汉学史》对谢氏进行介绍的部分中，可见其简练与精准。
既然谢氏认为杜甫的命运并非失意者的命运，那我们不妨借用冯至的话来总结：“杜甫的一生是一个不能避免的悲剧”，毕竟杜甫较为短暂的一生始终都郁郁不得志。
他出生于祖上显赫的官宦世家，但是在他出生时家道已经基本中落；他生活在唐代由鼎盛走向衰败的转折时期，见识过繁华的盛世又被分崩离析的国家乱象强烈冲击。
他一生坚定“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却始终仕途不顺，不是无官可做就是只能在小官位上碌碌无为的勉强糊口。
他心痛于国土被战火蹂躏，同情普通人在战乱时期的苦难和艰辛，愤恨皇帝与朝臣们尸位素餐的不作为，却无计可施，一直苦于报国无门。
他生命中的大半时光都背井离乡，四处辗转，与亲友分散，孤独又落魄，最后孤单地逝世于湘江的孤舟上。
杜甫的命运在谢氏看来，是封建时代的制度与高尚的人坚守的崇高理想之间的必然冲突。
因此我们接下来从客观历史的必然性与主观个人的必然性两个角度来分析谢氏的观点。
前者主要是论述历史洪流中唐代的必然历史发展，后者则是试图剖析谢氏眼中杜甫性格中的责任感、正直勇敢和坚定。
客观历史必然性
要知道个体的命运走向与其所生活的大环境的发展变化是不可分割的。
前面我们提到谢氏专著的一个特点就是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写作手法，同时也不忘辅以宏观的唐代历史发展脉络来补充自己的分析。
在专著的四个章节中谢氏从自己的角度再现了8世纪封建中国的繁盛与衰败的开始，我们将以此为基础来分析他眼中杜甫悲剧命运的客观历史必然性。
唐代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已经形成了一个疆土辽阔、强大、独立和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
而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加强促进了经济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在开元年间都繁荣至鼎盛。
谢氏指出，重大的变革发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土地耕耘进一步完善，水利灌溉设施大批修建；炼铁、采矿等重工业和陶瓷、绸缎等手工艺品的生产代表着轻工业蓬勃发展。
水路、陆路运输系统得到优化，同时废除关税，促进与周边国家的商贸往来；科学艺术领域成就斐然；僧侣游历、商贸往来的多边交流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地理学科的发展。
强大繁荣的国家使人们产生了对唐王朝坚不可摧的信心，也给自由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杜甫出身官宦世家，早年生活就算不够优渥，但也衣食无忧，这样安稳的生活给了诗人更多的机会认识世界，拓展自己的视野。
因此后来在经历了安史之乱，这一时期完全可以代表他心中理想的国家生活面貌。
然而繁荣的盛世之下潜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不断恶化导致在8世纪中期爆发安史之乱，唐代自此走向衰败直至906年朝代覆灭。
这里谢氏引用了列宁的论断——“所有的危机都揭示了现象或过程的本质，除去表面的、微小的、外在的部分，揭示所发生的事情更深层次的基本原理。
最后，这样的危机以战争为例：所有政治和社会制度都受到刀光剑影的考验。
任何民族的制度和秩序的强弱都取决于战争的结果及其后果”来论证安禄山的叛乱暴露了唐王朝的危机，这些危机主要可以分为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两方面。
关于政治危机方面谢氏指出，统一的中央集权在此时并不是以中央和其他地区间持久的经济联系为基础的，重镇藩王夺取了最好的土地，跃跃欲试想要摆脱中央的管控，分立主义一直存在。
社会危机方面，谢氏认为主要是封建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土地兼并，皇室慷慨地给予官僚们各种特权，却将税收负担全都转移到了农民的肩上。
均田制逐渐遭受破坏使人民失去土地，陷入贫困，在战争中迁徙流亡。
而盛世繁华迷惑了当权者的双眼，唐玄宗失去了奋进的斗志，整日声色犬马，任由朝政把持在奸佞手中。
先是采取各种手段排除异己、为了防止新晋官员威胁自己的地位而对皇帝声称“野无遗贤”而使杜甫无官可做的李林甫。
再是李林甫死后走上政治舞台的、以杨贵妃和杨国忠为首的杨氏集团，他们所代表的官僚阶级与皇帝所代表的统治阶级权欲熏心，极尽骄奢，给人民带来了更沉重的负担，加剧了阶级与社会矛盾。
个人意志力是无法与历史的发展相抗衡的。
就像是叛乱爆发，洛阳与长安相继失守，唐玄宗带领亲近的部下逃至四川之际，尽管有不少忠于祖国，英勇抗敌的将士如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张巡等站出来保卫祖国。
但是朝臣们相互之间还是充斥着对彼此的不信任，爱国将领在这种氛围下很难能够有所行动，更不用说连官都做不成的文人杜甫。
因此尽管杜甫悲痛愤怒，也无法改变叛军势如破竹，唐王朝开始衰落的事实。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本就处于贫困境地的杜甫也自此开始了更加漫长和艰辛的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