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有富︱文廷式《纯常子枝语》61册本考论

时间：2023-05-02

　　原标题：陆有富︱文廷式《纯常子枝语》61册本考论

　　《枝语》61册本第1册首页书影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3年第3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要《纯常子枝语》是文廷式汇萃一生精力而成的一部学术札记，在近现代学林中屡受称誉。目前，其版本流传最广的当属40册手稿本和据此刻印的40卷刻本，均非最终之定稿足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纯常子枝语》61册本实为《纯常子枝语》版本中最接近定稿足本规模者，为我们揭示了学界企盼已久的《纯常子枝语》分类本的真实面目。61册本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钞录整理分类者，共分9类，计44册；第二部分为以册标题而无分类者，计17册，为未整理之底稿，间有文廷式手稿。两部分皆有文龢等人之批注。61册本包含着丰富的学术信息并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不仅为《纯常子枝语》的版本研究和校勘辑佚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材料，也为文氏晚年生平及学术思想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纯常子枝语》是晚清学者、诗人文廷式（1856—1904）汇萃一生精力而成的一部学术札记。文廷式，字道希，号芸阁（一作云阁），中年以后自号纯常子，取意《庄子·山木》“纯纯常常，乃比于狂”1之语，将其笔记命名为“纯常子枝语”（下文简称《枝语》）。《枝语》全书广涉域外见闻和塞表殊俗，多记遗闻佚文、舆地风俗、学术评论、诗文词赋、政治文化等，可谓别开生面。细而言之，是书涉及经学、小学、史学、政治、官制、舆地、宗教、典籍、语言、文字、术数等诸多领域，其考镜源流、匡辨伪讹、索微烛幽，多中肯之论。施蛰存、钱锺书、钱仲联、张舜徽等学者在其著述中数次提及《枝语》并对其中之条目屡次征引2。张舜徽《纯常子枝语跋》言：“自1943年刊版行世，余乃得卒读之，服其博学高识，实为清学后劲……乾嘉以前诸儒气象博大，亦惟晚清二三学者得其仿佛耳。芸阁生诸老先生之后，浸渍濡染之既久，宜其所见卓尔。”3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评云：“是书为著者平生博览群书的札记，继承了清代考据家和校雠家的遗风，综核群书，附以自己的见解，兼对于周秦诸子加以注释和校勘，颇有独到的见解。”4可见《枝语》在近代学术史上之地位。《枝语》版本较多，有稿本、钞本、刻本流传5，各本内容多有出入。后之学者研习《枝语》，多以40册手稿本与40卷刻本为主，此二本均为未经厘定之稿，亦非最后之定稿足本。其实，中国国家图书馆藏61册本是《枝语》最接近定稿足本的版本，为我们揭示了学界企盼已久的《枝语》分类本的真实面目，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

　　一

　　汪叔子在《〈纯常子枝语〉撰著考》一文中曾十分遗憾地说：“蒙文氏家人近年函告，谓家中原存之文廷式遗稿（包括文龢所藏之《枝语》稿本），今亦皆已荡无片纸。一代名著，遂令世人竟无复能一睹其作者手定足本之真貌风采，岂不惜哉惜哉。”6其后，又在其所编《文廷式集》谈到《枝语》时指出：“文龢家藏《枝语》稿本，或二十余册，或六十一册，今皆存佚不详。”7然而，值得欣慰的是，文龢家藏《枝语》61册本依然完整地保存着。

　　《枝语》61册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计6函61册。高27.3厘米，宽19.7厘米，朱格，每册首页首行上题“纯常子枝语”，下署“萍乡文廷式”。全本多为一页一目，当页正面未钞完则钞于背面，无关联之新条目则另起一页，书页多正面有字而背面无字。计“经部”5册、“史部”4册、“子部”4册、“集部”3册、“教派”10册、“政治”7册、“舆地人种”3册、“术数”3册、“语言文字”5册，以册标题而无分类者17册，每册后多有空页。

　　第1—5册属“经部”，第1、2、4、5册封皮墨笔左题“纯常子枝语”，右题“经部”二字。第1册钞本每条天头皆有批注。第3册封皮墨笔左题“纯常子枝语”，右题“史部”二字，中有一行小字言“此册当属经部，龢记”8。按，此处之“龢”当是文廷式九弟文廷楷（1874—1935），号法和，又名龢。封皮所书之笔迹与批注之笔迹相同，说明钞本经过文龢整理。第6—44册封皮均墨笔左题“纯常子枝语”，右署所分之类，除第29册为文廷式手稿外，其他各本笔迹时有不同，当为文龢等人后来钞录整理之本。第37册封皮右署“教派”二字，中有一枚方印，漫漶不清，无法辨认。第42、43册内容损坏严重，但从分类顺序来看，当属政治类。

　　第45—61册无分类标志。第48册封皮墨笔左题“纯常子枝语第四十二册”，中有“未分类抄”字样，右题“此册在萍乡武庙著，系叔父绝笔，侄觐宸谨识”。第52册封皮墨笔左题“枝语”二字，右题“第廿三册”，中书“行箧无书，随借随阅，意有所得辄录入之，既难考证，亦鲜旁通，此不忍弃置，聊为稿本而已。菩提流支审记”。按，“菩提流支”为梵语，华言即“道希”，为文廷式字。从封面所述之信息和册内钞录之笔迹来看，此二册确为文廷式手稿无疑。第55册封皮下有小字云：“此册专考唐以前四裔语，以著古译之崖略，且以补陈第书之未备，第二十册接此册。”从小字所言之内容来看，此处所言之“第二十册”当是前面有“语言文字”标志分类的第20册。第57册与第58册所录内容相同，笔体各异，应系不同人钞录。第59册封皮墨笔左题“纯常子枝语第廿六”，右题“此册与第十六册相校”。第60册封皮墨笔左题“纯常子枝语第廿七”。第61册封皮墨笔左题“纯常子枝语第二十六”。通过以上描述我们不难看出，61册本之第45—61册参伍庞杂，难以归属，有文廷式手稿，亦有他人钞录之本，有时同一本中各条笔迹亦不相同，显然是未经整理的底稿。

　　《枝语》61册本第52册封面书影

　　《枝语》61册本前无序言，后无跋语，仅靠书中批注、标志难以推断其成书流传经过。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有《适园藏稿》，其中有《纯常子枝语选钞》一卷，此本前有钞录者李景铭小序，为我们查考《枝语》61册本提供了重要线索。序文曰：

　　文德滋世兄，法和长子，于丙子五月十七日，出示其三伯父云阁先生手录自著《纯常子枝语》。计“经部”四册、“史部”五册、“子部”四册、“集部”三册、“教派”十册、“政治”七册、“舆地人种”三册、“术数”三册、“语言文字”五册，以册标题而无分类者十七。云阁为庚寅榜眼，与吾师载克尘夫子同年。以大考第一，升内阁侍读学士。甲午中日战后，弹劾李文忠失职，以此去官，卒于萍乡，时论惜之。兹先就“政治”各册，摘录数则如左。9

　　按，序中所言之文德滋，即文龢长子。又文廷式表弟汪曾武1930年所著之《萍乡文道希学士事略》曰：“《纯常子枝语》稿本二十余册、《知过轩随录》四卷、《琴风余谭》一卷、《闻尘偶记》一卷、《春秋学术考》稿本十册、《文氏世录》一卷。君殁，散佚殆尽。既为其弟文龢以重价购归，未付剞劂，至今藏于家。”10知文廷式逝世后，其九弟文龢确实对其遗稿进行收集整理。从今存之61册本之内容来看，文龢辞世后，其所搜集之《枝语》尚未整理完毕。

　　其实，文廷式在生前对《枝语》曾进行过分类整理。陈三立《文芸阁学士同年挽辞六首》之五“枕中宗教记，搜证恐无伦”下自注云：“今岁（1904——引者注，下同）四月，与君（文廷式）由南昌同舟抵金陵，得阅所著杂记，中有述宗教数卷，可谓奇作。”11陈氏所言“杂记”便是《枝语》，其云“有述宗教数卷”，说明当时陈三立所见应是文廷式自著《枝语》分类本。而文廷式也曾自记《枝语》稿本目录，云有9类43册，所录分类次序与分类册数与61册本亦有不同12。汪叔子称：“文氏殁前最后手定之《枝语》足本规模，于兹四十三册与六十一册者，当可具见矣。”13据此，《纯常子枝语选钞》序中所言“云阁先生手录自著《纯常子枝语》”之情状可能有二：一是序者当年所见《枝语》确为文廷式手录自著43册分类本，而后文龢等人据此钞录整理，后来文氏手录自著43册分类本下落不明，存佚未详，而文龢等人钞录整理本辗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另一种可能则是序者当年所见之本即今61册本，前44册为整理钞录本，后17册则杂乱混淆，第48、52册根据上面考订，确为文廷式手稿，其他各册中亦杂有文氏笔迹，故序者误以为其所见全本为文氏手录自著分类本。

　　通过以上描述分析不难看出，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61册本《枝语》的前44册（第29册除外）为文龢等人钞录整理之分类本。后17册则为未整理之底稿，其中，第45—47册、第49—51册为未整理之誊钞本，第48、52册为文廷式手稿，第53—61册每条笔迹各异，既有文廷式手稿，亦有他人钞录增补者，应是他人在文廷式手稿空白处又增补诸条所致。

　　二

　　文廷式《纯常子枝语》有40册手稿本传世，原为武汉徐行可所藏，徐氏1931年花重金购自湘潭彭子英，彭氏又购自文氏外室龚夫人，后为张仁蠡得之献于汪兆铭14，最后藏于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其后，台湾文海出版社《清代稿本百种汇刊》据40册手稿本影印，收入子部第54种，于1974年出版。目前，《枝语》流传最早最广的刻本为1943年双照楼刻本，此本据40册手稿本刻印，以手稿本1册为1卷，标为40卷，是张仁蠡为汪兆铭献寿所刻之本，李霈秋、周子美任校勘，前有汪兆铭序。1962年，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据1943年刻版重印，删去汪序；1979年，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又在1943年刻版的基础上重修增刻，增补了钱仲联序。今取40册手稿本与40卷双照楼刻本相对照，乃知双照楼刻本较40册手稿本删改遗漏处较多15，最为显见者，40册手稿本天头多有“某条当入某类”之批语，双照楼刻本则弃而不录。由此可知，汪兆铭在双照楼刻本序中“一仍原稿”“实为最后足本”“李君霈秋躬任校勘，极审慎”16之言，纯属虚妄。

　　《枝语》40册手稿本第1册首页书影

　　《枝语》40卷双照楼刻本卷一首页书影

　　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之《纯常子枝语》61册本较之40册手稿本，不仅数量多出21册，且分卷依据、内容、顺序等皆有不同。手稿本标40册，未分类，仅在部分条目天头上标有所归之类。而61册本分类者共有44册，未分类者17册。分类者分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教派、政治、舆地人种、术数、语言文字9类，每类册数上文已述。其中“舆地人种”3册中，标“舆地附人种”2册，标“人种”1册。未分类者17册中，有部分内容亦见于前44册分类者。

　　由上表不难看出，文廷式在撰著40册手稿本之初已有分类之意，只不过此时所分之类还没有最终确定。61册本第1册“经部”每条皆有文龢批注，这些条目大多分布在40册手稿本第17、18、29、32、38册中。通过对比二本《枝语》相同条目的眉批标注，可以看出其相互对应之关系。文龢在整理《枝语》时，61册本第1册“经部”显然是从文廷式40册手稿本中钞出的，分类也基本遵从了文廷式最初的想法。61册本第2—5册内容绝大多数无文龢标注。第2册大多分布在40册手稿本之第7、8、10、14、15、16册中，但“婚姻之礼”“沈赤然《寒夜丛谈》”“西人论血脉不盛”“《夏小正》”诸条则不见于40册手稿本。61册本之第27册“人种”亦为40册手稿本所无。由此可知，文龢等人整理时除了依据文廷式40册手稿本外，尚有另外的本子，应是文廷式自著分类之本。61册本前44册与40册手稿本相比，不仅分类明晰，而且内容更为丰富。

　　61册本第45册起为无分类的以册标志本。第45册封皮标“第十七册抄本”，其内容与40册手稿本第17册内容基本相同，个别条目互有增删，“刘智《天方典礼》”条后有8条内容为40册手稿本所无；第46册封皮标“第十六册”，其内容与40册手稿本第34册内容大体相同，个别条目为40册手稿本所无；第47册封皮标“第四十册”，内容与手稿本第40册大致相同，其中“世界地理”条见于40册手稿本第34册，“宋王得臣《麈史》”条后内容为40册手稿本所无；第48册封皮标“第四十二册”，为文氏绝笔，此册内容均不见于40册手稿本；第49册封皮标“第廿三册抄本上”，内容亦不见于40册手稿本；第50、51册封皮分别标“廿四抄本上/下”，其内容与40册手稿本第24册大抵相同；第52册封皮标“第廿三册”，为文氏亲笔随阅随记之本，字体为行草；第53册封皮标“四十一”，其内容为40册手稿本所无；第54册封皮标“第三十九册抄本”，内容与40册手稿本第39册几乎完全相同；第55册封皮标“第十八册”，其内容至“薛叔芸《出使日记》”条与40册手稿本第18册完全相同，自“大唐法典录”一条起，眉批云“入补《晋·艺文志》”，而文氏《补〈晋书·艺文志〉》则未见；第56册封皮标“第十九册抄本”，内容与40册手稿本第19册大致相同，比后者多十余条；第57册封皮标“第二十一册”，内容为40册手稿本所无；第58册封皮标“第廿一册”，与第57册内容大致相同，较第57册多出6条；第59册封皮标“第廿六”，其内容为40册手稿本所无；第60册封皮标“第廿七”，其内容为40册手稿本所无；第61册封皮标“第二十八”，其内容少部分见于40册手稿本第34册。由此可知，后17册内容相对杂乱，无明确分类且与40册手稿本多有重复。后17册多有眉批或夹入纸条标明分类，如第47册“毛子晋汲古阁刊《片玉词》”条有眉批“集部”，“《周礼·小宗伯》”条有眉批“入‘先民有□’条后”，又夹有纸条“抄入经部，查附入”，查核第5册“经部”与第14册“集部”，此二条确实已被纳入其中。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知：第一，文龢等人整理所依据之本既有40册手稿本，亦有文廷式手录自著43册分类本，即文廷式自记之本，同时还有文廷式未归类之手稿，文廷式手录自著分类本时亦曾依据其40册手稿本；第二，文龢等人在整理61册本前44册时，确实参考了后17册，然而后17册中亦有条目应入前册某部实际上却无，显然是因某种原因尚未整理钞入。前44册本虽初具规模，但并非最终之完稿，需要依据后17册继续整理、完善。

　　三

　　61册本虽非《枝语》最终之定稿，但通过以上版本分析、内容描述可以看出，它是最接近定稿足本者，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

　　首先，61册本存世的最直接价值，就是可以帮助我们逐步厘清《枝语》的版本源流和成书过程，避免在研究中出现不必要的错误。《枝语》流传年代虽不算十分久远，但因所处时代动荡不安，保留至今实属不易。由上文可知，文龢等人在钞录整理《枝语》时，不仅依据文廷式40册手稿本，还曾见到文廷式手录自著43册分类本，我们亦可从61册本窥测文廷式手录自著分类本之大体面目。61册本内部可分为前44册分类本和后17册未分类本，前44册与40册手稿本分卷依据、内容顺序等皆不相同，看似两个不同的系统，但由其中之批注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枝语》在流传中有个逐渐完善的过程。61册本最为可贵之处是对《枝语》的内容进行了分类整理，这为当下流传之40册手稿本与40卷刻本所未见。后17册内容杂乱，部分条目与40册手稿本完全相同，部分条目则既不见于前册又不见于40册手稿本，似是未整理完成之残稿，但其中有文氏绝笔一册，又留下他人整理《枝语》的线索，我们据此可以进一步探明《枝语》40册手稿本、61册本流传整理之经过。

　　其次，从61册本对原有条目的不断补充修改，我们可窥见文廷式晚年学术思想的嬗变和对《枝语》调整完善之思路。如40册手稿本第4册有“明黄廷美《双槐岁钞》”条云：“明黄廷美《双槐岁钞》卷一云：‘枫林先生朱允升（升），休宁人。博综群书，皆有旁注。早从资中黄楚望游，偕同郡赵汸受经。’此书当以黄氏家法求之，即知果为朱作否矣。”此条又见于61册本第3册，但后者在其后补充了如下文字：“全谢山《宋元学案》卷七〇：‘朱允升从定宇学，又师黄楚望，五经皆有旁注而《易》尤详。别有《前图》二卷。’”黄瑜《双槐岁钞》多记异闻遗论，文廷式引录其中关于朱升的记载，后在修订时又略加补充，特别征引《宋元学案》指出朱升治《易》之成就，并补充了其易学著作。再如，61册本第5册考证学校之“《太平寰宇记》”条曰：“《太平寰宇记》卷十八稷门。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处也，故称为稷下之学。’此盖‘学堂’二字之始。”此条见于40册手稿本第26册，曰：“《太平寰宇记》十八：‘稷门。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齐有之城，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处也，故称为稷下之学。’按，后世‘学堂’二字本此。”二者略异，可相互校勘。其中40册手稿本之“齐有之城”，而61册本为“齐之城西门也”，核诸《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引刘向《别录》，应为“齐之城西门也”17，可见40册手稿本之误。此条最后一句按语两本亦有不同，61册本“此盖‘学堂’二字之始”比40册手稿本之“后世‘学堂’二字本此”更为审慎。这足以说明文廷式在《枝语》定稿过程中不断修改补充、求精求实的作风。此类补充说明在61册本中十分常见，不一一列举。

　　《枝语》40册手稿本第4册第40页书影

　　就具体条目而言，61册本除录有40册手稿本内容外，又加入了详细的注解说明。如40册手稿本第32册“中国物产自外国来者”条云：“中国物产自外国来者……如毗尸沙金钱花也，本出外国，大同二年，始来中土。愚按，末利乃五印度华名，佛书多载之。贯华亦佛事也。耶悉弭即野悉茗。”此条亦见61册本第6册“史部”，在“耶悉弭即野悉茗”句后多“又鸡冠花，陆次云《天禄识余》云佛书谓之‘波罗奢花’，汴中谓之‘洗手花’”一句。又如61册本第5册“王安石《周官新义》卷二”条与40册手稿本第3册相同内容比较，61册本多47字，所补充内容为：“魏鹤山《师友雅言》云：‘看《周礼》只用三代法度，看义理方精。郑注引后世之法，便不是此。’南宋以来陋习，非通今知古之学也。”第5册“《周礼·大司徒》郑注”条与40册手稿本第1册相同内容比较，61册本多出内容为：“杜元凯《春秋释例·土地名》篇云：‘今所画图，本依官司空图，据泰始之初郡国为正。’是晋时犹沿汉制。”可见，与40册手稿本相比，61册本这些条目在论证上更为完善。总之，61册本既有40册手稿本未见的独立条目，有些共有的条目也补充了注解或论说。文廷式晚年对《枝语》的补充修订，十分明显。

　　再次，61册本显然比40册手稿本内容更为丰富，不少内容为《枝语》他本所无，这些内容不仅为文氏本人著述补遗、学术思想研究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也为他书的辑佚提供了相关资料和信息。如61册本第2册“婚姻之礼”等4条皆不见于40册手稿本；第27册“人种”为40册手稿本所无；第30、31、34、35、39册近六万字的内容亦为40册手稿本所无。特别是61册本“教派”一类，较为系统地讨论了产生或流行于西亚的三种宗教即祆教、摩尼教、景教的起源以及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很有学术价值。比如第34册引日人狩野良知《支那教学史略》关于祆教的论说18，第39册又引宋僧志磐《佛祖统纪》关于祆教之起源的辨正等19，这为后来陈垣等人考察火祆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详细的文献资料20。此外，“教派”一类对佛教知识的精深理解、对佛教与西洋哲学与科学异同的洞见，体现出文廷式对佛教典籍的广泛阅读和深刻思考，是晚近佛学史研究不应该忽视和遗忘的。

　　61册本第29册封面虽题为“教派”，但内容则为诗词、联语和部分残句，为文廷式手笔无疑，计《金缕曲》词1首、《偶书》绝句2首、《寄祝楠本硕水七十寿》律诗1首、残句联语百十余副。今取《文廷式诗词集》21与之对勘，乃知此册中诗词残句均为文氏佚作，可为辑佚之资。尤其是《金缕曲·泛舟秦淮与木斋联句》22一阕，豪宕中饶有沉郁，确是文词本色。文廷式《湘行日记》记载光绪十四年二月初八日（1888年3月20日）到江宁，“夜，木斋、由甫皆宿寓中，联句联词，天明未暝，亦客中一乐也”23。日记仅记载了与王德楷（木斋）、易顺豫（由甫）等人在秦淮河联句联词之情状，但未录词作文本，而《枝语》61册本却录存了当时的联句之作，弥足珍贵。他如61册本第55册有十余页内容，文廷式眉批言应补入其所撰之《补〈晋书·艺文志〉》，如第6册“《抱朴子·金丹经》（唐梅彪《石药尔雅》卷下）”条，眉批云：“入《晋·艺文志》。”这些内容为40册手稿本所无，亦应补入文氏所撰之《补〈晋书·艺文志〉》中。此外，61册本中还保留着一些可为他书补遗之内容，如第53册“《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七十九真韵”条曰：“《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七十九真韵‘坤’字下引各家《易》说。今择世之罕觏者，略录一二以备续《经义考》者采摘焉。”其后列出数十条各家《易》说所引书目。又“《大典》卷一万四千三百九十四霁韵”条云：“《大典》卷一万四千三百九十四霁韵‘季’字下录《论语·季氏》一篇，而广引各家之说为注，今亦录其书目之经见者，且略载其词俾来者有考焉。”其后录有近三十条文献。文廷式所钞录的这些内容，为今存之《永乐大典》残卷所无，可作《永乐大典》辑佚之资。《永乐大典》在清前已佚，清代有副本尚存。乾隆朝修纂《四库全书》时，为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而专门设立了“校勘散篇办书处”。后来四库馆臣认为“菁华已采，糟粕可捐，原可置不复道”24，遂将《永乐大典》副本弃置在翰林院中，无人过问。文廷式曾从翰林院借读钞录此书，《枝语》61册本第54册载：“《大典》所引如《东观汉记》《风俗通·姓氏篇》之类，皆在未佚以前。而《广韵》则旧本、宋重修本厘然分载，尤可宝贵，余见者仅八百九十余册，然可集录者甚多，今更庚子之变，殆不复可问矣。”61册本第60册“《经史百家制度》”条曰：“宋人有《经史百家制度》一书，余于《永乐大典》中集得一卷，今附录于此。”其后辑录“作史论史有体”“不可强合《春秋》”“新旧史之得失”等近三十条九千余字，为40册手稿本所无，从中可以窥见文氏意欲留存一代文献的拳拳之意。61册本时有文廷式借读钞录自《永乐大典》的内容，虽为零缣余墨，但对《永乐大典》及他书的校勘补遗，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枝语》61册本第29册首页书影

　　最后，61册本多有文廷式、文龢批注，且批注形式多样，有的书于天头，有的书于封面，还有的书写在纸条上夹于书中相应位置，前44册多为文龢批注，后17册间有文廷式本人批注，这为《枝语》各方面的研究以及文廷式学术思想的探讨提供了极为有益的线索。如第3册经部“《三代会要》”条曰：“余拟撰《三代会要》，荟经学之大成。师曰：‘此志甚大。’然吾尝欲考《春秋》时，各国人所读何书，所习何学，迄今未就，况能网罗政教、甄综三朝乎。余遂知难而退，然尚思集众材成一编，以为后王取法，姑志于此，以当息壤。”此页另夹一纸条，上书“余于己戊之岁，在上海寓庐曾见先兄所撰《春秋学术考》，拟以九流分隶，当未成书，今手稿不知何处矣。甲子五月初六龢记”。从文龢之批注可知，文廷式曾撰有《春秋学术考》一书，此书亦著录于汪曾武《萍乡文道希学士事略》，云有稿本十卷之多。虽然《春秋学术考》存佚俟考，但这条批注为我们搜集查考文氏著述、全面研究文氏学术思想提供了重要线索。再如第48册“辽耶律纯《星命总括》”条天头有文廷式批注“入婆罗学派条”，“《翻译名义集》”条天头有文廷式批注“入葡萄酒条”；第52册“文宗晚年祭太庙诗”条天头有文廷式批注“记事各条可入《闻尘偶记》”，“《元史·西北地附录》”条天头有文廷式批注“箧中无《元史》及洪李各家书，俟再检”。这些批注展示了文氏着意对《枝语》进行补充、整理之思路，我们可由此分析研究文氏学术思想之嬗变轨迹。

　　《枝语》61册本第52册第13页书影

　　综上所述，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所藏文廷式《枝语》61册本包含着丰富的学术信息并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它不仅为《纯常子枝语》的版本研究和校勘辑佚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材料，也为文氏晚年生平及学术思想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就目前所存《枝语》之版本来看，61册本最接近定稿足本。我们整理与校订此书，当以61册本之前44册（第29册除外）为底本，并参校61册本之后17册和40册手稿本、40卷刻本，如此，庶几接近文廷式撰著《枝语》之初衷。

　　注释

　　1 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80页。

　　2 施蛰存曾细读《枝语》，并从中辑录文廷式论词之吉光片羽14则，钞为一集，名曰“纯常子词话”，发表于《词学》第5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钱锺书曾阅读《枝语》，记了106则笔记。每则节录或全录《枝语》原文，有订补则写在该页的天头或地脚，其中以《枝语》本书互相参观的有15则，以他书补订的有19则，共计34则（《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七，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3—39页）。钱仲联尝曰：“芸阁博学强识，四部俱深入其奥。”又云《枝语》“方之往古，盖伯厚、亭林、辛楣之亚；求之并世，较沈乙庵《海日楼札丛》，虽精湛或逊，而广博差同”（钱仲联：《纯常子枝语序》，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首，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79年版）。

　　3 张舜徽：《讱庵学术讲论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706页。

　　4 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

　　5 《纯常子枝语》手稿本主要有以下几种：1. 43册手稿本，见于文廷式晚年自撰诗文稿册内附录的自著稿本目录，存佚未详；2. 9册稿本，为作者手书草稿，现藏于台湾傅斯年图书馆；3. 40册手稿本（不分卷），现藏于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影入《清代稿本百种汇刊》（详下），是当今主要流传的手稿本。钞本主要有：1. 叶遐庵钞本，钞录自文氏手书9册稿本，存佚不详；2. 徐行可钞本，为徐氏所藏40册手稿本被迫转让给张仁蠡时，其录副自存者，现藏于湖北省图书馆；3. 41册钞本，为湖南易培基所藏，存佚未详；4. 三好斋钞本，今存4函36册，为徐行可所藏40册手稿本转让给张仁蠡时，徐振五录副者，今藏河北大学图书馆；5. 《纯常子枝语选钞》，为李景铭钞自分类整理本者，收入《适园藏稿》，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刻本主要有双照楼1943年刻本，底本为40册手稿本，后来流传较广的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6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影印本与其为同一系统（详下）。

　　6 汪叔子：《〈纯常子枝语〉撰著考》，《历史文献研究》第10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

　　7 13 23 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527页，第1527页，第1119页。

　　8 本文所引《枝语》61册本，皆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仅随文注明册数、条目。

　　9 李景铭：《纯常子枝语选钞序》，《适园藏稿·纯常子枝语选钞》，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钞本。

　　10 汪曾武：《萍乡文道希学士事略》，《词学季刊》第2卷第1号，1934年10月。

　　11 陈三立著，李开军点校：《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12 文廷式晚年所撰诗文稿册内有其附录的自著稿本目录，在“《纯常子枝语》”一条下记曰：“‘经部’共五本，‘史部’共五本，‘子部’共四本，‘集部’共三本，‘政治’共六本，‘教派’共十本，‘语言文字’共六本，‘术数’共二本，‘舆地’（人种附）共二本。”（《文廷式集》，第1527页）计有43本。

　　14 张仁蠡跋《纯常子枝语》40册手稿本云：“辛巳岁杪，仁蠡承双照楼主人之命，就武昌徐行可（恕）先生访求是书，并获见《黄帝政教考》《伊尹事录》各一册。徐君自言致书之由，乃于民国二十年间得自湘潭彭子英，子英则得之龚夫人所者。维时武汉大学方谋筑馆聚书，有以是书求售者，拒未之收，乃由罗田王季芗先生（葆心）之介，走千里、斥巨资得之。”［本文所引《枝语》40册手稿本，皆据（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清代稿本百种汇编》本，仅随文注明册数、条目］

　　15 40册手稿本有些条目不见于40卷双照楼刻本，如双照楼刻本卷三二较手稿本少“伍唐珪”条，卷三三较手稿本少《哀许袁》五律1首、《重有感》七律4首。此外，刻本对稿本天头补充文字选取随意，有的刻入正文，有的则遗漏不取。

　　16 汪兆铭：《纯常子枝语序》，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首，双照楼1943年刻本。

　　17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八“河南道”，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53页。

　　18 狩野良知《支那教学史略》卷三：“按西籍，昔大夏国有曾吕亚斯太，据亚里亚人所传神说，创立一教，当周初弘行于波斯地方，其教崇火。诸史《西域传》载，波斯俗谓其所事神曰天神、火神，或曰火祆神，或曰祆神。而所谓祆教自波斯来，则其为曾吕亚斯太教无可疑。”（《枝语》61册本第34册“日本狩野良知《支那教学史略》”条）

　　19 宋僧志磐《佛祖统纪》卷三九：“正（贞）观五年初，波斯国苏鲁支立末尼火祆教（祆，大烟反；胡神，即外道梵志也），敕于京师建大秦寺（波斯国在西海，此云大秦）。”（《枝语》61册本第34册“宋僧志磐《佛祖统纪》”条）

　　20 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3—328页。

　　21 陆有富点校：《文廷式诗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22 《金缕曲·泛舟秦淮与木斋联句》：“一舸江南岸。对西风、酒人三五，壮怀难遣。（木斋）冷鹭闲鸥都相识，舣棹孤行葭乱。（纯常）种芳草、而今谁玩。渐有微波生北渚，迟佳期、待把疏麻荐。天路迥，碧云黯。（木）深杯不用流莺劝。但容与、吴根越角，秦楼楚馆。（纯）无限琵琶秋江恨，并入琴心哀怨。（木）倾耳听、玉壶催箭。儿女情多风云气，笑张华、愧煞丰城剑。君莫负，月轮满。（纯）”（《枝语》61册本第29册）

　　2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65页。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文廷式《纯常子枝语》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9BZS011）成果。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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