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访者谎报年龄，难道我还得查他身份证？
未成年来访者谎称成年，为得是背着爸妈做咨询。你突然发现ta其实未满十八岁，你会怎么做呢？
10~18岁的未成年人在法律上被称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做心理咨询需要先征得其监护人的知情同意。
其中有一个例外，那就是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能够经济独立，就可以被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这样的未成年人可以独立自主地与心理咨询师做咨询。
但是不得不说，一方面可能是现在的孩子营养太好了，另一方面可能是有些孩子确实“显老”，有些十几岁的青少年说自己成年了，安能靠肉眼辨真假？
这期困境的来访者可能就是这样一位青少年，利用自身“优势”，谎称成年，却不料在一次咨询中说秃噜了嘴。
我们该如何避免和处理这样的困境？难道第一次咨询一上来就要对来访者说：“你好，请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
本期「咨询师别慌！」邀请到了三位简单心理合作咨询师、督导师，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看法。让我们一起带着自己的“解题思路”来看一看他们对于本期困境的见解，同时我们也期待你的分享。
咨询师A和来访者T从一个月前开始做视频咨询，从资料上看，来访者T是一名18岁的学生，在咨询里谈论得最多的是和父母的关系，T表达自己之所以会有困扰，完全是因为父母。
来访者T曾经说过，因为父母对于心理咨询有很深的偏见，来访者T非常不希望父母知道Ta正在接受咨询。
在一次咨询中，来访者T脱口而出：“下个月就是我16岁的生日……”，咨询师A这才知道来访者T并未成年，你觉得咨询师A应该怎么做呢？
张冬晓 简单心理认证合作咨询师 精神分析流派“我们从咨询过程和咨询伦理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来访者的行为不仅反映了他的内部心理冲突，同时也造成现实的后果。
咨询困难的地方在于需要迅速地处理现实伦理问题，又要在咨询中对行为的潜意识动机进行阐释，才能够避免生硬地强调伦理而造成对来访者心理的伤害。
由于未成年人不具有法律承担能力，他所签的咨询协议是无效的，咨询师可能需要在不超过三次的咨询时段内同时处理内在心理动机和外在咨询伦理问题。
由来访者告知监护人并征得同意，这既是现实事件，也是使来访者在内部修复并接纳与父母关系的心理事件。
来访者正面临一个独立与分离的阶段，从动力学的角度来说：
对于真实年龄的“隐瞒”提示了少年在面临分离的时候，所感到的愤怒和对抗心理，同时也表现了无助，并以隐瞒年龄的方式，将咨询师拉进自己的阵营，形成“同盟”帮助自己对抗内心的父母形象。
这是一个试图拉开心理距离，划清心理边界的付诸行动。
在少年走向独立，发展自我的阶段，有两种发展同时展开，一种是个体化的发展，即发展内心的自主性；另一种是分离，从心理上与父母拉开距离，分化出来。
在分离的阶段，否定性对于进一步发展认同感是必须的，通过说不的阶段，帮助个体推动分离和个体化的发展。
心理上与父母的分离，尤其是当孩子要离开一种内在共生关系时，是需要一定的愤怒和挫败感作为推动力的。
来访者隐瞒年龄并不愿告知父母的行为恰好重复了、并验证了来访者在分离个体化方面遇到的困难。
父母形象被分裂为好的和坏的两种形象并分别投射给现实的父母和咨询师，咨询的过程也正是带领来访者逐步整合好的和坏的自体表象与客体表象的过程。
帮助来访者更少地使用分裂的机制，将好的和坏的表象综合为一个总的自体和客体表象，这意味着自我同一感的建立。
咨询的困境正是可以开启咨询的窗口，充分地讨论来访者对咨询师的幻想，体会来访者是如何使用咨询和咨询师作为自己人格结构的支撑，将会是个极好的工作契机。
未成年人的咨询是需要监护人知情同意的。如何向来访者说明这一部分，需要与咨询过程并行。
当来访者意识到自己对分离的需要和无助感时，与父母带有敌意的关系可以被讨论并修复，因为向父母隐瞒咨询这个事情本身就具有对父母的排斥和敌意象征，随着敌意的缓和，这个问题可以随之解决。
来访者的隐瞒不仅无助于咨询的进展，同时也使咨询师被动地陷入咨询伦理的困境，这个问题应该在咨询过程中进行充分讨论。
一个少年在瞒报年龄进行咨询的时候可能并没想过会对咨询和咨询师本人产生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有没有可能这样的事情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与父母的关系中也发生着？少年在面对复杂关联的世界时的感受是否也是他在个体化发展中的问题？
陈宇飞 简单心理认证合作咨询师、督导师 表达性艺术疗法，游戏疗法“这里涉及的伦理问题是咨询师通常不能在未经未成年人的合法监护人同意下给未成年人提供服务。
咨询师首先需要判断的是个案里的未成年人是否由于当地法律法规享有自行决定接受心理健康服务的权利（如美国地方法律规定13岁及以上未成年人有权利自行决定接受心理咨询以及物质滥用相关的心理服务）。
当咨询师认定来访者没有自行决定接受心理服务的权利，应在此次咨询中和来访者沟通，并告知为何咨询师会联系TA的合法监护人，并由监护人决定是否允许咨询师继续为来访者服务。
如咨询师没有监护人联系方式且来访者拒绝提供，咨询师仍需说明自己在联系上监护人之前不能继续提供服务。
情景的难点是考虑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咨询，如何在表达清楚上述内容的前提下尽量不伤害咨询关系，使得来访者的利益最大化。
由于情境中信息不足，这里只能给一些参考：
（1）因接待前没有核实来访者年龄，咨询师需要对可能的关系破裂承担部分责任。
（2）咨询师需重申保密原则，表明自己会告知监护人哪些信息（如来访者在咨询的事实、咨询次数、形式、费用），不会透露哪些信息（如咨询内容）。
（3）和来访者一起探索TA对隐瞒咨询师、“说漏嘴” 和咨询师联系自己监护人的感受。
（4）和来访者探讨TA可以如何应对监护人被告知TA在做咨询，减少来访者的焦虑和恐惧。
（5）探讨因监护人偏见来访者无法继续咨询的可能，做咨询总结和告别工作。
黄宇文 简单心理认证合作咨询师 心理动力学派看到这个案例，首先让我想到的是设置上的问题：能够被一个未成年人瞒过，可能提示在身份确认以及咨询费用来源的讨论上存在疏漏。对于远程咨询来说，这些基础工作的重要性甚于面询。
然后想到就是青少年的特殊性。和青少年工作通常就意味着需要关注其对于自我独立和被平等对待需要的同时，也要承受来自于父母的焦虑和介入冲动，以及亲子矛盾的漩涡。
来访者反复提到父母的问题并向咨询师强调父母和咨询师的对立性，多少体现其渴望被视作独立个体、受人尊重的愿望以及对于咨询师可能会背叛自己的担忧。谎报年龄可能也有这部分的原因。
18和16两个年龄的象征意义浓厚，值得进一步探索和理解。
访者提及自己的生日，可能是关系深入之后的坦白，也可能是无意间的穿帮，但其本质上，都和咨询关系的加深以及来访者此刻内心关注的议题相关。
对于这样一个将父母描述为问题的源泉、与己敌对的来访者来说，其心灵现实更接近于“我有一对糟糕的父母，为此我感到非常痛苦”；
而比起思考“这是怎么发生的，我在其中的角色如何，影响如何”，来访者更可能希望得到“在这样糟糕的环境下生存下去”的办法。
这样的情况下，咨询师是否还能够和来访者继续工作？
我在阅读这个案例的时候，总是很自然地想起CAPA（中美精神分析联盟）主席Elise16岁为了接受高频率的精神分析，在父母反对的情况下，做着数份兼职支付自己分析费的事。
然而每个人的情况总是不同的，困境的出路往往没有标准，却存在于对困境本身的探索和理解。
咨询师要如何选择自己的位置？青少年的身心状态以及生活处境在多大程度上面可以支持到其自身对于独立的诉求？
这不仅要考虑到伦理规范和法律的要求，也需要咨询师去认真审视、具体面对到的每一个家庭和个人。
读完了这3位咨询师的观点，你有没有获得新的启发呢？
小编看到的是：
维护伦理是为了避免对来访者造成伤害，但是当咨询进展一切顺利，你又必须为来访者的长远利益做出调整的时候，你怎样才能让来访者理解、接受、尽量不造成伤害？可见伦理是知识，“讲伦理”却是技巧；在视频咨询中，咨询师很可能会遇到一些在面对面咨询中根本不会遇到的问题，本期困境就是一个例子，咨询师A如果是和来访者T进行面询，咨询师A可能也不至于如此“后知后觉”了。
作为咨询师，你会怎样与向你隐瞒真实信息的来访者工作？作为来访者，你有没有对你的咨询师隐瞒些什么呢？原文发表于：来访者谎报年龄，难道我还得查他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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