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学案例（恶魔医生）
当医生克莱恩推开法庭的大门，走到法官面前时，坐在旁听席上的十几位与他面容相像的男女，不约而同地转过头来。
他们用一种复杂、憎恨的目光看着那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他们共同的父亲——唐纳德克莱恩。
站在原告席上的雅各芭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她以妨碍司法公正的名义起诉了医生克莱恩，举报克莱恩在警方调查期间，对他们进行了恐吓威胁。
这是2022年纪录影片《我们的父亲》中所讲述的真实故事。但这个故事要讲诉的并不是一起恐吓案，而是美国联邦法律覆盖不到的灰色地带：
失德医生在进行人工授精的手术时，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调换捐精者的精子，将自己的精子注射进病人体内。这种恶劣的行为持续了数十年。
克莱恩的罪恶行径究竟是怎么被发现的？他最终又会有怎样的下场呢？
这个事件的始末要从1981年，雅各芭的母亲来到克莱恩所在的诊所，进行授精手术说起。
1979年，雅各芭的父母生活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夫妻二人都想要一位孩子，但雅各芭的父亲不能生育。
于是他们找上了在当地很有名望的医生克莱恩，进行人工授精。
夫妻二人要求，要找一位与雅各芭父亲长相相似的医学生进行捐精。
克莱恩答应了，从医数年的他在夫妻二人眼里看起来非常专业，因此他们没有丝毫的怀疑。
孩子出生后的样貌让两人很诧异：金发碧眼的雅各布是标准的白人长相，与夫妻二人的样貌大相径庭。
但他们并没有深究，他们爱这个孩子胜过一切。
10岁的雅各芭美丽聪慧，她从小就发觉了自己跟父母外貌上的不同。
刚开始，她以为自己是被收养的。为了得到答案，她不停追问母亲。
最终，她的母亲将那次人工授精手术告诉了她：她生理学上的父亲是一位匿名的捐精者。
年轻的雅各芭并没有因为和父母长相不同而难过，尽管与父亲没有血缘关系，他们依旧非常亲密。
但是，不是自然生育的她仍会感到一阵孤独，她想要找到和她一样人工受精出生的人，找到一种归属感。
所以，当她第一次敲响了医生克莱恩的房门时，她想要知道的是：自己是否有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自己是否可以与他们建立联系。
曾经，雅各芭的母亲在诊所咨询时，被告知每位捐精者可以多次捐精，但数量不可以超过三次。
得知此事的雅各芭觉得，有很大的可能自己会拥有两个血缘上的兄弟姐妹，这种感觉让她兴奋。
但克莱恩对雅各芭的请求表示了拒绝，理由是当年她母亲的病例已被销毁，无从查起。
既然如此，雅各芭也只能暂时放弃，没有同伴对她来说，不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
长大以后，她结了婚并有了自己的孩子，但仍期望着某一天，能有缘分和自己可能存在的兄弟姐妹相遇。
然而，就是她的这个愿望，牵引出了一个被隐匿了数年、极其荒谬的真相。
2014年，基因检测技术迅速发展，并逐渐向大众普及。普通的民众只需要花很少的钱提供一份唾液样本，就可以获得属于自己的基因分析报告。
此时已32岁的雅各芭邮寄了自己的基因样本，希望能够实现自己寻找亲缘的愿望。
很快，分析报告出来了，她激动地拿到报告，却在看到查询结果的那刻震惊了：
她确实有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但是数量并不是她想象的两三个，而是有七个。
这七份基因数据都是当事人主动提交检测的，雅各芭心里泛起冷意。
那些没有提交基因检测的人中，会不会有更多和她同一个生物学“父亲” 的人？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现象，无论从伦理还是科学角度，它所产生的后果都已经远超出医疗事故范畴。
如果同一个人的后代，在短时间小范围内数量过多，且彼此之间还不认识，就非常有可能无意识地近亲结婚，并生下患有先天残缺的孩子，这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苦难。
雅各芭意识到，这已经构成了蓄谋的“犯罪”。
她立刻行动起来，决定制止这个悲剧的发生，并决心要找到那位“异常”的捐精者。
很快，雅各芭联系上了报告中的另外几个人，将几位同父异母的“亲人”信息整理起来，发现了两个关键的共同点。他们的母亲都在克莱恩医生的诊所里，进行了人工授精手术。7个人都有一位叫西尔维娅的远房表姐。
此时的雅各芭已经开始怀疑，这一切是克莱恩医生在背后捣鬼。为了应证自己的猜测，她联系了这位“远方表姐”西尔维娅。
事实的真相比她猜测得更为恐怖。
西尔维娅女士告诉她，自己有一位表弟是妇产科的医生，而那个表弟叫克莱恩。
雅各芭只是怀疑克莱恩医生违法行医，她从没想过对方会是自己“生父”。
看着同样是白人的克莱恩的照片，他的面部特征与八个兄弟姐妹极其相似，她基本相信了西尔维娅的说法。
如今已经白发苍苍的克莱恩就是他们的父亲。
她找寻了多年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但仍需要得到克莱恩的DNA鉴定结果，来验证这一切。
相隔几年后，雅各芭再一次敲起了医生克莱恩的房门。
第一次来时，她还只是个小姑娘，来寻找“亲人”的下落。当时的克莱恩虽然言辞冷漠，但也安抚过她失望的情绪。
可第二次来时，看着和自己眉眼相像的克莱恩，雅各芭只感到一阵恶心。
医生克莱恩在明白她的来意后，并没有表现出同情，或愿意协助调查的意思。
他拒绝了用基因检测来证明清白，无论她如何劝说也没有同意，只是一味强调这是自己的隐私，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
雅各芭在心里认准了，克莱恩是不敢去做基因鉴定，却又无可奈何。
她只能和其他“兄弟姐妹”给能找到的克莱恩家族男性发短信，询问他们是否曾捐献过精子，一个一个地进行排除。
“排除”工作坚持了数月，这件事惊动了整个克莱恩家族的人。
很快，克莱恩的儿子找上了门。
他告诉雅各芭，他的父亲对家人承认了，自己在找不到年轻捐精者时用自己的精子替代的事实，但数量不超过10次。
雅各芭立马反应过来，克莱恩是在撒谎。
从她调查到现在，陆陆续续已有超过14人被证明是她的“兄弟姐妹”，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绝不是他所说的10次。
更甚者，有些家庭的丈夫精子质量正常，却被他隐瞒真相，在“人工授精”的手术中换成了自己的精子。
朱莉的母亲就是这样的受害者。
当年在进行人工授精手术时，她丈夫的精子是正常的，医生只要完成注射就可以了。
但现在做了基因比对才发现，朱莉并不是丈夫的孩子，她同样有个西尔维娅的表姐。
这意味着，她的“生父”很有可能也是克莱恩医生。
朱莉在得知这一切后，无比崩溃。她在镜头面前绝望地讲诉：“我的身份被完全抹去了，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她的父亲泪流满面，难以言喻的痛苦化作了一句沉重的话：“他夺走了我的一切。”
随着调查范围越来越广，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众人陷入一种深深的恐惧中。
在他们生活的印第安纳州，克莱恩医生在妇科行业声名显赫。想要人工受孕的母亲在选择手术医生时，都会优先考虑他的诊所。
印城地广人稀，这种情况下，他们每天擦肩而过的路人，经常光顾的餐厅店员，再到同床共枕的爱人，都有可能是他们的兄弟姐妹。
一部分人开始劝说雅各芭不要再调查下去，或许不断浮出水面的真相带给他们的只有痛苦。
可雅各芭不想放弃，因为放弃就意味着真凶会继续逍遥法外，而这些痛苦都会被一笔带过。
她报过警，也找过印城总检察长，美国总检察长，希望他们能够帮助她得到克莱恩的DNA样本，但得到的只是程序化公文的敷衍。
2015年2月，雅各芭看到电视上的新闻播报人，安吉拉加诺特。她决定通过媒体报道来曝光此事。
通过公共社交平台，雅各芭给安吉拉发了事情的经过，和她搜集到的所有证据。安吉拉对这件事情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通过对资料的整理和对“受害者”的访谈，她决定插手此事，帮助雅各芭揭露克莱恩医生的罪恶嘴脸。
但差一份极其关键的线索，那就是克莱恩的DNA检测。
只有它能够证明克莱恩与“受害者们”之间的直接关系。
但早在雅各芭去找他时，克莱恩就坚决地拒绝这种“自证清白”的请求。为了掩盖真相，他是绝对不会主动进行基因检测的。
眼看着所有的调查结果都要付诸东流，一个突破口及时地出现了。
克莱恩曾向调查人员否认使用过自己的精子，并且在雅各芭调查期间对他们进行恐吓威胁，用强制的手段向他们施压让他们放弃调查。
于是雅各芭利用这两点，以影响司法公正的名义，在前文的那场庭审上，要求法官传唤克莱恩医生，并对他进行基因检测。
雅各芭成功了，克莱恩的基因检测结果很快下来。
他与雅各芭的亲子关系概率是99.9997%，二人确定为父女关系。
这个结果没有出乎雅各芭与兄弟姐妹的意外，他们所有人都患有同样的遗传性的免疫系统疾病，而源头就是克莱恩的基因。
这种免疫性疾病在严重病发时，医疗技术无法挽救生命。
而这样不合格的残缺基因，被他注射进无数母亲的身体里。
他作为一名医生，知道这个行为带来的所有危害：近亲结婚、遗传性疾病、无数家庭的破碎......
可他还是这样做了，为什么？
在雅各芭的调查中，她发现克莱恩疑似加入一个叫做“箭袋组织”的邪教团体。这是一个极其扭曲的病态组织。
早期这个组织的理念很极端化，把女性看作生育工具，要求每个成员要尽量多生孩子，以此获得嘉奖。
但是到了克莱恩这一代，“箭袋”组织的理论发生变化。
他们要求生出更多白种人，防止其他种族渗透进来，导致白种人消失。而这个组织的成员里不乏美国的高官。
克莱恩就在这种极端且荒谬的思想下，利于职业之便与美国法律上的空缺，进行了无数次的犯罪。
即便多年后雅各芭找上门，对他进行了迟来了数年的指控与谴责，他也没有一点愧疚，反而冷漠地对她进行攻击、威胁，阻止她继续追踪调查。
起初，他向家人承认自己捐赠精子超过了3次，但不会超过10次。
后来，他与来同他相认的14位授精子女见面，在众人的逼问下，他又说自己捐献精子不超过15次。
最后，在警方调查的问询中，他一口否认了捐献自己精子一事。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雅各芭的兄弟姐妹已到达了93个，而没人知道这个数字还会不会在之后不断增加。
14位与他有直接血缘的受害人为了让克莱恩露出破绽，曾邀请克莱恩与他们共进晚餐。
他出现时衣着很正式，平静的与大家沟通。但实际上，在他的衣服下藏着他提起准备的手枪。
他在众人晦涩不明的目光下落座，表现得很得体，像一个成功人士所拥有姿态，询问每一个人的姓名、年龄以及职业，最后很轻松地比较说，我来看看你们当中谁最成功。
他对他的这些“子女”毫无亲情，甚至将他们当做自己的勋章、作品。
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让桌上的众人更为愤慨。
在不知情人的眼中，唐纳德克莱恩是名声显赫的成功人士，是医生，是慈善家，更是教会的长老。
但在他的“孩子”眼中，他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
如果在谈判的那天，有人的言语刺激到了克莱恩，那他包里的枪将毫不留情的带走一位寻求公正的生命。
餐桌上，对于他们的调查，克莱恩不予回应。回家之后暗中却设置各种阻碍，用骚扰、恐吓的手段逼迫他们放弃真相。
他在受到法庭传唤时，有恃无恐地走过坐满受害者的旁听席，站到了“女儿”雅各芭的对面。
当天，克莱因所在的社区居民、克莱因的病人、教会的成员，甚至是县城的检察官都发来信件表示对他的支持，为他的人品做担保。
他很清楚自己不会得到很严重的判决，因为当时美国法律对人工受孕换精这件事，没有惩罚规定。毕竟，那些人成功得到了自己的孩子不是吗？
雅各芭只能通过克莱恩在警方进入调查核实期间，对她的威胁行为提起诉讼，但这个罪名，远远抵不过他造成的伤害。
法院对他的审判结果，最终也只是吊销执照和500美元的罚款。而这是雅各芭投入两年的时间精力，花费了无数金钱才得到的结果。
这样的恶人还在逍遥法外，尽管被一个一个曝光出来，但他们的生活从未受到过影响。而他们带来的苦难还在蔓延。
蔓延在美国民众看不见的阴影里，受害者曝光无门，凶手坐在明堂里被人祝福被人喝彩。
在美国，人工授精手术在医学行业里已经存在发展了十几年，所牵扯出的产业链与社会问题，在纪录片上映时都没有被解决完善。
这个悲惨的事件不仅透露了美国上层知识分子极端扭曲的错误思想、人工授精手术的不规范、相关法律的不完善。
也透露了美国对人工授精这种涉及到社会民生等问题的不严肃，在还相关法规还未完善之时就全面推广，忽略其中会带来的副效应。
雅各芭的抗议与努力只成功改变了所在州在此方面的立法，并没有影响到联邦法律。而其他州在此方面仍处于真空地带。
在我国，对这种牵扯伦理婚姻、对公众认知和行业规范有影响的人工授精手术，是如何建立有效的管控措施的呢？
在人工授精技术刚传入国内时，有记者曾潜入违规的地下医院，调查违规滥用医学技术，非法进行人工授精的事件。
据《深圳晚报》1999年7月15所刊登的：医生在人工授精手术中用自己的精子为许多对夫妻授精，结果产生了150多个孩子。该医生既没有从业执照，也不从属于正规医院，且整个手术过程都是秘密进行。
2018年，我国卫生部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等文件，对人工授精、体外授精、设置精子库等规定了十分严格的实施条件。
往后，国家依次讨论并完善了人工授精行为在伦理、婚姻中所造成的问题，并对不同的问题划分不同的法律界定与违反处罚。
在中国，非法的人工授精被严格限制，已很难出现美国这样巨大的性质严重的恶性事件，更不会存在无法可惩的情况。
雅各芭的悲剧被我们的祖国通过立法的完善、对医院的监管和执法必严的决心，扼杀在摇篮中。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不会陷入那种迷茫的恐惧之中。
在谴责克莱恩这种无耻的犯罪，共情雅各芭及兄弟姐妹时，也要思考：
当我们最基本的权益被侵犯，正义不能被合法途径伸张，以及施暴者的恐吓威胁，周围人的冷漠求助无门，我们是否还会愿意继续发声。
纪录片里的雅各芭和“亲人”们并没有结束自己的抗争，她们仍继续通过媒体报道，不断曝光克莱恩的行径，就像雅各布在纪录片的结尾里所说：
“我是一个斗士，我会为每一个兄弟姐妹而战，也会为每一个被你冒犯的女性而战，我会一直做下去，直到为死去的那一天。”
对于雅各芭及其他93名“兄弟姐妹”的遭遇，各位读者有何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