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冠②｜十字圣球：古老帝国的宗教诠释

　　正如大英帝国曾经幅员辽阔一样，大英帝国王室所用冠服物品也一直处于人类奢华史中的“顶流”。直至20世纪，英国王权器物（Crown Jewels）依然保持着强大的阵容：冠冕、权杖、十字圣球、戒指、手镯、马刺、五柄佩剑（包括献纳之宝剑、国家之剑、精神正义之剑、世俗正义之剑和慈悲之剑）和数件袍服（纯白长袍、加冕服、王者袍）……

　　在相似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熏陶中，西欧各王国的王权器物在种类上颇为接近：法国、德国、奥地利、丹麦等国的王权器物中均有做工不同但形制相似的冠冕、权杖和十字圣球。2018年，瑞典发生了一起王权器物失窃案，失窃物中就包括两顶冠冕和一个十字圣球。

　　结合欧洲文化，很容易联想到十字圣球的设计寓意：“十字”无疑象征着基督教式的君权神授，而“圣球”则代表着世界，十字铸于圣球之上则象征着神授君权普照世界。从中也可以看出，冠冕、权杖、戒指、佩剑等王权器物可以跨越宗教边界出现在其他文明的国家中，但十字圣球则只宜流通于普遍信仰基督教的地区——严格来说，是普遍信仰天主教的地区，因为基督教的“十字”种类繁多，连三大教派的十字架符号也并不完全一致，而十字圣球上的“十字”明显属于天主教的“拉丁十字”。

　　如果说冠冕与权杖的历史可以穿透希腊化时期直指古埃及文明，那十字圣球的历史从器物形制上来看也要晚近很多：“十字”标志至少要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之后才能成为王权标志。它最可能出现在中世纪，最早不可能早于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之时。而“圣球”则更让人困惑：“地圆说”在欧洲被广泛接受似乎在是在1519年斐迪南·麦哲伦船队环绕地球成功之后，那将王权扎根于旧世界的众多国王为何会将王权所及之地用圆球指代呢？

　　这背后其实牵引着两个故事：“十字”的故事起源于刑具，“圣球”的故事则渊源于地图，相较而言，“圣球”的故事比“十字”的故事更为漫长。

　　“地圆说”里的古老世界

　　虽然“地圆说”在16世纪初才被最终确认，但作为假设或是学说，“地圆说”的历史与“地平说”同样古老。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就从科学的角度首次提出了“地圆说”。毕达哥拉斯的理论源于以下三个观测结果：第一，越往北走，北极星越高；越往南走，北极星越低，且可以看到一些在北方看不到的星星；第二，远航的船只，先露出桅杆顶，慢慢露出船身，最后才看得到整艘船；第三，在月食的时候，地球投到月球上的形状为圆形。

　　在毕达哥拉斯等先贤的研究基础上，前4世纪的古希腊数学家尤得塞斯已经设想出了以地球为中心、各个星体以多层同心球的方式环绕地球公转的宇宙体系；而至晚在前2世纪，古希腊的数学家们甚至提出了星体运行轨迹的“本轮”与“均轮”模型，以此来解释如“逆行”这般在“同心球”模式下无法解释的特殊星体运动。

　　这一切的基础是“地心说”，而“地心说”的基础又恰恰是“地圆说”。虽然“地圆说”要在两千多年后才能在一名葡萄牙探险家搏命式的航程中被证明，但这并不妨碍学说本身的流转与发展。古罗马时期，在西塞罗等学者眼中，“地圆说”——或退一步来讲——“凸面大地”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概念，世界与宇宙均为球体，能够分别具象化为“地球”与“天球”。在这样的文化熏染下，古罗马雕塑中，“众神之王”朱庇特的手中或脚下常常会出现一个球体以象征其“权威行于地上”就显得非常自然。

　　在朱庇特雕像中，球体可以视为抽象化的地图，这背后可以按图索骥寻找到古希腊的科学成就，不过事实有可能更为简单：将世界视为一个圆，并不需要建立在“地圆说”的假设之上。在人类现存最古老的地图——古巴比伦《世界地图》泥版上，世界已经被描绘成一个漂浮在海上的圆盘，虽然这种描述的基础更可能是神话而非科学观测。古希腊作家、天文学家米努斯曾指出“荷马以及所有的古代诗人都认为地球是一块平坦的大地，同样他们也认为海洋包围着陆地，日月星辰从海中升起从海中落下”。

　　在希腊化时代，从前6世纪左右的古希腊阿那克西曼德、赫卡泰奥斯、埃拉托色尼、波希多尼、斯特拉博等人绘制的地图，到古罗马旁波尼乌斯·梅拉、马里诺·推罗等人绘制的地图，均将已知世界大致描绘为一个圆盘，欧亚非三大洲成为这一圆盘的组成部分，而圆盘外围则环绕着一圈大洋海。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纵然在“地平说”的视野中，世界也是一个圆，只不过这个圆不是球体，而是一个古巴比伦式的圆盘。

　　这些圆盘式的地图自然有其实用意义，然而科学观测的有限成果依然包裹在神学想像之下。早期地图在宗教、权力方面的隐喻明显要比其实用色彩更浓，地图内容愈抽象，这一倾向就越明显。地图是宇宙秩序的图案化，神权与君权是宇宙秩序的制度化，地图与神权、君权天然相关，将抽象的地图引入王权器物是符号学发展的自然结果。

　　至古罗马时期，将象征世界的球体捧在手中或踩在脚下已经成为罗马君主统治世界的象征。2世纪，哈德良皇帝统治时期的硬币中出现了罗马“安全和幸福女神”萨卢斯和她脚下地球的形象；4世纪，君士坦丁一世统治时期的硬币中出现了他本人手里捧球的形象；423年，东罗马帝国的硬币中甚至出现了十字圣球的图案——这当是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后才能出现的情形。

　　与其说是罗马人设计了十字圣球图案，倒不如说是罗马人延续了古老文明中以圆代表世界进而代表神权与王权的传统。不过关于十字圣球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中世纪西欧的文明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出现了断层，曾经存在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地图概念消亡了，地图制作技术也与大量古典传统知识一道慢慢消失。在这一背景下，以圆盘形地图为核心的“圣球”意象还能继续流传至中世纪，仅仅是因为古罗马文明的惯性么？

　　答案是否定的。作为古典文化的守护者，教会虽然在地图制作技术领域经历了漫长的退步，但并不影响教士们通过地图这一载体去表达基督教视野中的世界。在中世纪，地图的制作基本出于宗教目的，表述宗教信仰的需求要远远优先于明析地理内容。地图的主要意图是向观众展示一种基督教世界及国家的地理学观念，并尽可能地将地图上的地点与《圣经》中的记载联系在一起——“TO地图”，正是这一地图制作思潮的代表。

　　“TO地图”的信仰之力

　　“TO地图”的“T”指的是世界各地区——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分布大致以“T”形边界分野；而“O”则是世界周边环绕的大洋海。欧亚非三洲的区分自然立足于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确定的事实，但它同时符合基督教义。杰罗姆于4世纪翻译了拉丁文《圣经》并成为罗马教会的钦定文本，这一版本中写道：“诺亚将世界三部分作为遗产留给他的三个儿子闪、含及雅弗，这三部分分别是亚洲、非洲和欧洲。”于是，《圣经》的内容与古人的知识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的基础神学宇宙观，也即成为“TO地图”的基本内容。

　　早期的“TO地图”大多上东下西，因为东方是伊甸园所在，于是广袤的亚洲占据了“TO地图”的上半部分，而欧洲与非洲分别占据地图下半部分的左右两侧。欧洲与非洲的分界线——也就是“T”的那一竖——自然是以“海格力斯之柱”为终点的地中海，而顿河与尼罗河则成为“T”的那一横，也就是亚洲与其他两洲的分界线。“T”的交叉点是世界中心，所以必须是圣城耶路撒冷，因为《旧约·以西结书》5：5如此描述：“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她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她的四围。”

　　“TO地图”与其说是对世界的描述，更不如说是对世界的构想；与其说是对世界的构想，更不如说是对世界的规定。在塞维利亚大主教圣伊西多尔所著的《词源》中，一幅精致的“TO地图”及其文本代表了基督教宇宙观对世界的定义：精神优于肉体，宗教优于世俗，神的启示不是一切真理的原因而是源头。11世纪，西欧兴起长达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这背后雄雄燃烧着基督教教徒们收回世界中心耶路撒冷的决心。十字军东征失败后，很多西欧的地图也因此发生了细微的改变：耶路撒冷仍然处于地图的中心，但已经“沦为”众多普通城市中的一座。

　　将“TO地图”与十字圣球相比，会很容易看出两者的相似之处。十字圣球中的“圣球”部分就是“TO地图”的轮廓，“圣球”即地图，地图即世界。曾经的朱庇特用圆球代表古罗马时代的世界，而中世纪的国王们则用“圣球”代表基督教视野中的宇宙，其中的象征学内涵一脉相承。

　　以圆球或“圣球”代替世界，可以说是自古巴比伦、古希腊以降为整个西方共同接受的象征方式。这一文化渊源只能解释“圣球”在中世纪的流行，却不能诠释十字圣球作为一个整体的出现，从“圣球”到“十字圣球”毕竟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

　　十字架无疑是基督教的象征，但早在基督教诞生之前，十字架作为一种刑具就已经在地中海沿岸广泛出现了。腓尼基、迦太基、波斯、希腊、罗马等地区和国家均有十字架刑（Crucifixion），斯巴达克斯起义失败后，被克拉苏俘虏的六千名奴隶就被钉死在从卡普亚通往罗马城的阿庇亚大道沿线的十字架上。

　　十字架刑的执行方式简单而残忍：用两根以上的木桩制成木架，将受审者钉在木架处死。木架形制没有固定格式，可以是“十”形，也可以是“T”形、“X”形、“Y”形，其中耶稣受刑所用的“十”形十字架最为著名——如果当时耶稣用的是另一种十字架，汉语中的“十字架”一词恐怕也会有另一个译名。

　　依《圣经》所述，耶稣在传道时受控告并被罗马总督本丢·彼拉多判处十字架刑，耶稣受难后，十字架辗转成为基督教的圣物及代表符号。就在耶稣被本丢·彼拉多判处死刑后的3个世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宣布基督教合法化并于337年下令取缔了十字架刑，十字架由此过滤了其刑具功能，成为单纯的宗教符号。

　　世俗政权需要宗教强化其神圣性，而宗教需要世俗政权的保护，这种互利互惠使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会达成了和谐的合作关系，5世纪东罗马帝国硬币上十字圣球图案也正是这种关系的印证。不过在西欧，教会的形势就不那么乐观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让教会陷入了孤立，面对滚滚而来的日耳曼诸王国，教会还能将“十字”铸于“圣球”之上，并将这一图腾“兜售”给西欧大地新的主人们吗？

　　罗马教皇的苦心经营

　　事实证明，能。8世纪中期，教皇斯蒂芬二世在伦巴底人攻占拉文纳的威胁下还不得不向法兰克国王丕平三世求救，而在丕平三世查理大帝统治的时代，教皇利奥三世就已经利用教会的一切权威与传统，将查理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在中世纪末期著名画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笔下，查理大帝头戴皇冠，右手持剑，左手持十字圣球——这一肖像定格了查理大帝加冕时的高光时刻，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查理大帝加冕的最大获利者并不是查理大帝本人，而是为他加冕的利奥三世，以及利奥三世背后的天主教会。

　　这背后有两层政治背景。第一层背景解释了十字圣球的出现：罗马帝国虽然将基督教立为国教，但教皇并无为世俗君主加冕的权力，尤其是利奥三世授予查理大帝的称号还是“罗马人的皇帝”。为了享有加冕权，罗马教会不惜于8世纪末伪造了一份《君士坦丁的捐赠》，假称罗马帝皇君士坦丁一世早已通过这一纸文书将整个西罗马帝国领土的统治权赠予当时的罗马教宗西尔维斯特一世及其后继者，于是利奥三世给查理大帝加冕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对罗马帝国皇帝所授权力的转授，十字圣球的出现自然成了这一转授的最佳载体。

　　第二层背景则解释了为何十字圣球所用的十字，是罗马教会的“拉丁十字”，而不是当时东罗马帝国正教会常用的“正教会十字”。395年罗马帝国于最终分裂为东西二部，其中西罗马帝国于476年灭亡后，东罗马帝国一直存续并在事实上保存着罗马帝国的“正朔”。罗马帝国的分裂、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促成了基督教的分裂，罗马天主教会、希腊正教会由此产生。天主教的领袖是罗马教宗，即日后的教皇；而正教会则以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为平等的精神领袖，并在未来与斯拉夫等正教会共融成为东正教会。天主教一直沿用“拉丁十字”及相应变体，而富有东方特色的“正教会十字”则渐渐成为希腊正教中常见的符号：这一十字在“拉丁十字”上下均多了一道短横，上方的短横为水平方向，象征耶稣钉十字架时加在其上的罪状牌；下方的短横象征踏板，其左高右低的形态又象征左盗与右盗的高低。

　　在天主教会的视野下，十字圣球自然要用“拉丁十字”，而丢勒笔下《查理大帝肖像》中的十字圣球也即是中世纪各国王十字圣球的范本——虽然真实的历史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查理大帝加冕时，手中未必有十字圣球，而丢勒是在中世纪传统的影响下才可能绘制出这样一幅查理大帝的肖像。

　　无论如何，罗马教会在查理大帝加冕礼中受益良多。《君士坦丁的捐赠》中伪造的西罗马帝国继承权得到了肯定，世俗王权对宗教的服从得到了认可，同时“罗马人的皇帝”这一称呼又间接贬低甚至无视了希腊正教会和支持它的东罗马帝国。而更具暗示意义的是，东罗马帝国的加冕礼上并不存在十字圣球这一器物，东罗马皇帝们使用的是一种名为“阿卡亚”（akakia）的紫色丝绸卷，里面装有土壤，象征着人类的终结与尘世间的不确定性。

　　在东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牧首与东罗马皇帝关系非常密切，以至于在历史学家眼中形成了“皇帝兼牧首制度”。牧首并不需要刻意将“十字”放在“圣球”上重塑自身的权威；而教皇则不同：如果罗马教会不努力将“十字”放在“圣球”上，背后可能就是基督教面对日耳曼世俗政权的普遍失败——虽然十字圣球和冠冕、权杖等王权器物一样都只是国王权力象征的标志，但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十字圣球对于教会无疑有着更为深沉的历史负重。

　　整个中世纪，十字圣球频繁出现在各国的货币、肖像画或是王室纹章中，在最古老的塔罗牌维斯康提牌里，“皇帝”的牌面也有一个十字圣球，十字圣球与冠冕、权杖一样，早已成为中世纪君权经典的标志。

　　不过，十字圣球中的“圣球”虽然象征着世界，但正如“拉丁十字”不能在严格意义上代表基督派三大流派一样，“圣球”在中世纪君主手中也不能代表整个世界。查理大帝虽然有“罗马人的皇帝”这一称号，但其帝国毕竟没能统一东罗马帝国，故而查理大帝远不能成为罗马人的“天下共主”——尤其是在东罗马帝国拒不承认这一称呼合法性的前提下。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神圣罗马帝国时期，东罗马帝国皇帝约翰一世才承认了奥托一世的西罗马帝国皇帝头衔，但西罗马帝国皇帝与东罗马帝国皇帝一样终究只是“半个皇帝”，自罗马帝国分裂后，天下共主“罗马人的皇帝”就未再出现，十字圣球中的“圣球”，指向的不过是一个残破的世界；而对于连“皇帝”头衔都没有的各国国王来说，“圣球”里的世界甚至连残破都称不上了。

　　十字圣球只是一件器物，“十字”与“圣球”却是两个故事，而且是两个风格迥异的故事：“圣球”与世界渐行渐远，只有上方的“十字”笑到了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