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天气频发何解?未来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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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变化以迅猛之势袭来。

  2020年,澳大利亚的野火烧了半年;2021年,河南省遭遇罕见的特大暴雨,398人因灾死亡失踪;2022年,多雨潮湿的中国南方迎来罕见的干旱,山火频发,邻近的大陆上,欧洲也出现了创纪录的高温天气。

  更多变化则是悄悄发生的。

  沈阳的刺槐、北京的玉兰、合肥的垂柳,还有桂林的枫香树,从1963年到2022年这60年,展叶期始期平均每10年分别提前了1.5天到3.3天。

  位于玉龙雪山东坡的白水河1号冰川,从1982年到2022年这40年间,冰川末端退缩了470多米。

  海水温度也升高了,有专家说,“已经到了海洋生物无法忍受的程度”。此外,它还越来越“酸”了——人类每年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1/5以上被海洋吸收。

  这些年,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意识到了生活的环境发生了某种变化:气候变暖已是老生常谈,各种各样的极端天气也越发频繁。

  近日于贵州省贵阳市举办的生态文明论坛上,人们探讨了一系列与气候变化、极端天气相关的议题。有气象学家表示,除了极端冷的事件以外,其他极端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基本都呈增加趋势,比如极端热、极端强降水、极端海平面的上升。

  未来,会怎样?

  夏天会越来越长

  四五年前,国家气候中心首席科学家孙颖专门做过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变化的研究。

  她知道,未来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会开始得越来越早、结束得越来越晚,高温天数增加、强度变强。孙颖说:“我们研究已经证实,未来极端事件会更频繁,而且持续时间会长。这从我们科学上有很确切的研究结论。”

  但她没想到,变化来得这么快。

  今年北京的高温来得格外早,人们抱怨说,没想到这个端午节居然在40摄氏度高温中度过。

  长年生活在北京、做了20多年气候变化研究的孙颖都感到惊讶。她说:“去年的高温和今年的高温都是很不正常的。我们看过大量的资料数据,去年长江流域的高温是一场破纪录的高温,今年对华北来讲也是破纪录了。”

  近些年,孙颖感觉,极端事件“一波又一波,这波还没有分析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下一波就又来了”。

  高温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去年持续高温,长江流域干旱严重,干旱又加剧了高温。水流量减少,水力发电受影响,就连能源大省四川都出现了能源短缺。水资源少了,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受到影响,还出现了严重的山火。

  “从2020年到现在,高温真的常态化了。”孙颖坦言,“(未来)到底常态化到什么程度、具体到什么位置,这是以后需要研究的事。”

  而气候变化,还不止于高温。

  罕见极端事件会越来越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到,全球平均地面温度已经比工业化前升高了1.1摄氏度。

  “全球升温1.1摄氏度”,这样的表述可能让人觉得不足为奇。如果没有温度计,人体甚至感受不到1摄氏度的差异。

  但实际上,气候变化并不会以这样温和的面貌出现,而是呈现为一次次剧烈的极端天气事件。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IPCC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翟盘茂表示:“极端温度的升高,大于全球平均温度的升高。”

  降水也是如此。

  孙颖估计,“温度每增加一度,大气持水量会增加7%,意味着极端降水事件增加。”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研究员胡增臻引用一篇论文解释说,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雨滴变大了——小雨滴变少、毛毛雨变少,大雨的次数变多,“降雨日数少了,但是一降雨就是大雨”。

  于是,一个英国气象学家,在有生之年竟然看到英国出现40摄氏度高温,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近年,非洲、亚洲、欧洲、北美和南美洲都发生过巨大的洪灾,在几小时或几天内降下的雨量相当于此前一个月甚至几个月的量。

  这看似不起眼的升温,还带来了其他连锁反应。

  联合国一篇科普文章中写道:“很多人理解的‘气候变化’就是温度升高,但这只是个开头……气候变化的后果包括但不限于严重干旱、缺水、火灾、海平面上升、洪灾、极冰融化、灾难性风暴和生物多样性降低等。”

  全球变暖堪称极端事件的“放大器”。

  世界气象组织助理秘书长张文建提到,当前每年有244个四到五级的台风。如果将来温度提高3摄氏度,每年会有超过300个台风,同时强度也会增强。

  翟盘茂也表示:“未来极端事件变化与全球变暖幅度紧密相关。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气候系统的许多变化将进一步加大。随着全球气候进一步变暖,在观测系统中没有观测到的极端事件也可能发生。越罕见的极端事件,概率增长越大。”

  气候灾害“吃”掉经济增长

  在“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应对”论坛上,张文建拿出几张图表。

  他说,这50年世界各地发生了2.2万余起极端灾害,其中一半以上与天气、气候和水有关。极端天气、气候和水相关事件引发的灾害导致200多万人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合30多万亿人民币。

  张文建指出几个变化趋势:极端天气事件增加、死亡人数减少、经济损失增加。

  他说,对高收入国家来说,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巨大;对不发达国家来说,经济损失总量虽然不大,但是占GDP比重很大,“(有可能)一年GDP增长6%,5%给(自然灾害)吃掉了”。

  张文建认为:“最发达国家依然要警惕减灾防灾对经济的影响,因为实际损失不小。最穷的国家,给气象多投点资,投的钱回报至少40%、50%。”

  世界气象组织估计,随着全球变暖加剧,强热带气旋的比例将在全球范围内增加。这一方面意味着经济损失——对许多国家而言,沿海地区是最富裕的区域。另一方面是对生命的现实威胁——近50年来,亚洲有98万人死于极端天气事件,热带气旋是主要原因。

  具体到个人,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也是“不能承受之重”。

  去年西南地区频发山火,当地百姓被迫“与火为邻”。而这一现象也并非个例。前段时间孙颖到北美访问时,一位加拿大科学家告诉她,加拿大的山火活动很严重,“在家里都要戴N95口罩”。

  孙颖说:“我们在讲极端事件的时候,会提到人的脆弱性和暴露度。暴露度很好理解。脆弱性是比较复杂的东西,同样的烟雾、大火、高温,要是有基础疾病,适应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还有生活条件,如果有空调,应对高温会好一点、适应能力就强,如果没有空调,适应能力马上就不一样了……”

  出路何在

  1988年以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一直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人类活动对于气候变化到底有多大影响?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认为,人类活动“可能”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第四次报告认为“很可能”,第五次认为“极有可能”。最近这次历时9年的研究报告出炉,认为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毋庸置疑”。

  这是全球气象学家的共识。

  张文建说:“气候变化的根源,还是温室气体排放。”

  孙颖形容,“(温室气体)像盖了一层厚厚的毯子”。

  而这张覆盖地球的“巨毯”还在变厚。

  最近几年,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温室气体公报内容如出一辙:2020年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创历史新高;2021年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均为温室气体)的大气水平均创下新高。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佳双提到,“温室气体的浓度在逐年上升。2022年全球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平均浓度都达到了历史最高。”

  翟盘茂认为:“实现全球碳中和以前,极端事件肯定进一步增加。碳中和以后,进入负排放的阶段,才能把温度提升的幅度降下来,极端事件的频率可能下降。”

  而在实现碳中和之前,“至少在未来30年到40年之内,我们面临极端事件的挑战越来越大,所以现在不得不做预警预防工作。”

  张文建表示:“24小时之前对极端事件热浪、热带风暴的预警,可以减少30%的损失。特别是极端事件来临之前,可以把人员撤出来,减少人员死亡。”

  除了预报天气,气象界也在努力预报极端事件。但张文建提出,在早期预警这方面,应该再往前走一步——不仅把极端事件的预报做得更准,还要讲清楚它们对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他说:“这中间的差距如果长期存在的话,我们(气象部门)做的很多工作最后就没有实现经济社会价值。”

  胡增臻说:“澳大利亚气象局聘请了社会学家来修改他们的报告,我们(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知道这个事之后也聘请了社会学家,气候报告的语言很通俗。除了讲这些事实让内行人知道之外,关键是让社会大众知道气候确实在变。”

  孙颖认为,目前国内的公众教育还非常匮乏。她说:“那天北京那么热,还有老太太带着小孩出去,她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她没有这样的意识。”

  孙颖记得,2021年郑州下暴雨前,气象局发布了很多红色预警,但许多人没当回事。2012年北京7·21特大暴雨,79人死亡,“从那以后大家知道了下暴雨的时候得在家待着,不要到处溜达,开车的时候别往高速里面或者是比较低的地方去。”

  这是用生命代价换来的教训。

  “跟发达国家比,我们对灾害的校园教育做得少一点。如果现在从学生教起,等到这些人长大了、老了以后,整个社会的科学意识都会有比较大的提升。”孙颖说。

  而对于现阶段要做的低碳、减排,每个个体都有责任,气象组织也大有可为。

  张文建经常分享的观点是,一个成熟的气象组织,要既能够为减灾防灾作贡献,同时又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经济要发展,没有新能源怎么办?这是我们气象组织能做的更大的方面。”

  来源:渭南发布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