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创伤能够变强？只有一部分人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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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谈起“创伤”这个词时，我们容易联想到的是它给个体发展带来的各种不良的影响。

　　然而，近年来心理学家在针对各类创伤事件的研究中发现，有一部分经历过长期的羞辱或虐待、绝症、至亲离世、战争、恐怖袭击等创伤事件的人们，反而从这些经历中获得了积极的个人成长。这些人被称呼为“幸存者”。

　　幸存者这个词，一方面代表他们经历了负面的人生体验，同时更是一种力量的体现——这个词强调了“他们有力量度过了那些负面事件”。

　　1995年，Richard Tedeschi 和Lawrence Calhoun提出了 “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的概念。创伤后成长是指一部分人在和具有高度挑战性的生命境遇抗争之后，所经历的积极的心理变化：在创伤后，个体发展出了比原先更高的适应水平、心理功能和生命意识。

　　不是每一个经历过创伤的人，都会发生“创伤后成长”，那么，是什么让一些人发生了这样的创伤后成长呢？它是如何发生的呢？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创伤后成长”。

　　什么是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在聊创伤后成长之前，我们需要首先了解，我们所说的创伤是什么意思。

　　根据APA(1994)的定义，创伤性的事件是指与（实际的或威胁性的）死亡或严重伤害相关的事件，暴露在这样的事件中会使人感到害怕、恐怖、无助的情绪。

　　Tedeschi(2012)认为，能够引发创伤的事件往往包含以下特征：a. 事件的发生是突然的、令人意外的或不寻常的；b. 通常包含身体上的伤害，或者感到生命受到威胁；会使人产生失控的感觉。在一些特定人生阶段的发生的创伤事件更容易使人脆弱，比如童年及20岁前后。

　　然而，研究者却在一些幸存者身上发现，在与创伤性事件抗争的过程中，尽管痛苦仍未消失，但他们也经历了一些新的、积极的心理变化。比如，针对被关押在越南监狱长达8年的前战犯的研究中惊讶地发现，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被释放后，都经历了持续不断的积极的个人成长。而且，那些经历最恶劣处境——反复的折磨、饥饿和肉体伤害的人，积极的成长会比他人更显著(Fretwell, 2013)。

　　Calhoun称，在他所研究的案例中，大约有35-75%的幸存者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创伤后成长(Kushner, 2016)。

　　这种成长是如何发生的，它是创伤的直接结果吗？答案是否定的。

　　Tedeschi(2004)认为，尽管名为“创伤后成长”，但在其中，促成成长最关键的因素并不是创伤本身，而是幸存（surviving）的过程——是尝试与创伤抗争、最终幸存下来的过程，决定了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成长。尽管我们很少有人会有意识地、系统性地尝试给创伤赋予意义，或者从中寻找创伤的好处，但当我们做出努力时，这种成长是真实存在的。

　　在每个经历创伤的个体身上，创伤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正面影响都是并存的。只不过在每个人身上这二者的配比不同。有一些人能够不断通过“幸存”的过程，克服负面影响，让自己产生更多的正面影响。从这个角度说，创伤后成长既是一种过程，也是这个过程所产生的结果。

　　*Tedeschi和Calhoun(1996)认为，当我们与创伤性事件抗争时，会获得以下3个方面的成长：

　　1. 自我的改变（changes in self）

　　不知道经受过创伤的你，是否曾经这样想过：“再坏的情况也不会比现在更坏了。连面对这样的困难时我都能够处理好，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不能应对的呢？” 

　　在凭借努力度过创伤后，我们都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加强大。研究发现，应对和处理创伤的经历，让幸存者们更加能够自我依靠，获得自我效能感和价值感的提升，改变了一些对自己的看法。

　　简单来说，他们对自己应对困境能力的自我评估会提高，而且也会更相信自己在未来遇到困难时会有能力去处理(Tedeschi, 1996)。这是因为我们会把自己在一次艰难情境中的幸存过程，更广泛加以总结和推论。

　　2. 与他人关系的改变（changes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针对重病新生儿的母亲、以及失去父母的个体的研究发现，有60%的人都认为自己从这个过程中有所受益。20%的人报告说，这段经历使得她们的家庭关系更加亲密 (Affleck, 1985)。这是因为，创伤经历使他们意识到与他人的关系有多重要，以及丧失亲密的人可以是一件多么迅速的事情，从而更珍惜和他人的关系(Malinak, 1979)。

　　一部分被父母忽视、虐待过的孩子，也会对家庭以外给予了自己爱的人（朋友、老师、恋人）等，有着更多的珍惜和感恩之心。这种珍惜会让他们拥有更紧密的关系。

　　此外，创伤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找到曾经被忽视的社会支持系统。受到创伤时，我们愿意自我暴露的程度会比以前更多，这种自我暴露则能够使我们寻找到合适的社会支持，当得到了回应是，我们会明白当自己处于困难中时是可以依靠他人的，愿意接受他人的帮助。在被强奸的女性的报告中，有25%的人都说因为受伤害的事件，而和原本疏远的家人增进了关系(Burt, 1987)。

　　同时，我们也会因为自己体会过痛苦，而对他人的痛苦更加敏感，我们因此变成一个更有关怀的人。这一点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关系。

　　3. 人生哲学的改变（changes in philosophy of life）

　　除了对自己和他人看法的改变，和创伤抗争的过程还会改变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在被查出癌症的女性身上，表现出了这样的变化：她们开始对人生的优先级进行调整，对自己该重视什么有了新的判断，比如，会更欣赏自己的人生价值，让自己活得更轻松，更享受生活(Taylor, 1984)。

　　从长期来看，与创伤斗争的过程最终增强了幸存者们的精神信仰，使他们人生的意义感增强。他们会获得情感上的释然，并建立起新的人生哲学，比如，相信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都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而这并没有什么(Aldwin, 1994)。

　　创伤后成长是如何发生的？——“创伤后成长模型”

　　关于创伤后成长是如何发生的，Tedeschi和Calhoun(2014)提出了创伤后成长模型（model of posttraumatic growth）。如图所示，创伤后成长的发生轨迹往往是这样的：

　　

　　来源：A Model of Posttraumatic Growth(Tedeschi, 2004). 汉化/隋真

　　1. 首先，当个体经历创伤事件后，我们会在三个方面受到重大的挑战：

　　2. 大多数的个体会进入反复的思考，即沉思（rumination）。一开始，沉思大多还是无意的（automatic）、侵入性的（intrusive）（侵入是指不受你自己控制、明明不愿意去想却总是钻到你脑子里），这些思绪会自动进入我们的脑海，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反复进行和创伤相关的思考。

　　在沉思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人能够自己减轻悲痛的情绪，对被动的沉思过程进行管理，进入主动、有意的（deliberate）沉思。还有一部分人，则会去外界寻求支持。他们会通过沟通、祈祷等方式来对他人进行自我暴露，并从其他榜样人物（比如心理咨询师）那里获得关于如何认知、如何处理的模范学习和支持，获得生活叙事的新视角，从而进入主动的沉思。

　　3. 进入有意的沉思后，个体就能逐步改变认知图式（即你认识世界的一些基本框架）和叙事方式，进行新的意义发现，从而获得创伤后成长，并获得人生智慧（wisdom）。获得人生智慧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会使我们“不断地平衡反思与行动，衡量已知与未知，更能够接受人生的种种矛盾之处，以更开放的心态去理解与人类存在相关的基本问题”。

　　创伤后成长中的认知策略

　　Zoellner(2006)认为，在“创伤后成长模型”中包含着几个重要的认知策略，他们对创伤后成长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积极的认知重评，指的是用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去理解产生负性情绪的事件。它是一种“先行关注”的情绪调节策略，即不要等到对情绪做出反应，而是在产生和接收情绪的当时，就对情绪进行重新解释。

　　认知重评是让幸存者感到强大、能够控制和管理艰难情境的最有效策略(Castro, 2016)。

　　认知重评的过程包括：当我们遇到一件让自己感受到负面情绪的事件时，先试着识别自己的负面情绪，给他们打标签，比如“我开始有愤怒的情绪了”或者“我感到非常焦虑”。然后，系统地重新分析这件事对我们个人产生的影响，以新的、乐观的方式去叙述和评价创伤，分析它对我们现在和今后的人生的积极意义。

　　对于创伤后成长而言，有意的沉思指的是“对于意义寻求、问题解决、回忆和期待的反复思考”(Martin, 1996)。如前文所说，经历创伤事件后，我们往往会先进入无意的沉思，再进入有意的、建设性的沉思。当有意沉思和积极重评相继发生的时候，创伤后成长的程度最高。

　　在对9·11创伤人群的研究中，使用“接受应对”策略，即在应对创伤时，平静地接受已经发生的创伤事件，接受不能改变的事情，是能够促进创伤后成长的一项重要策略 (Butler et al., 2005)。相反，如果采用防御性应对，即对灾难性事件表现出否认、愤怒，则不利于个体积极的成长。

　　2013年发表于PNAS的研究发现，快乐感和意义感往往并不重叠，快乐感往往更注重当下和利己，意义感则更长远和利他；并不是快乐感高的人意义感就一定越高，反之亦然。那些报告负面事件和痛苦挣扎（快乐感较少）的个体，人生的意义感更强，他们需要意义感，才得以在逆境中维持信念，相信自己是在获得更长远的、更宏大的人生奖赏。

　　研究也证明，如果一个人的意义感（meaningfulness）比较强，他们可能会更好地获得创伤后成长。在针对脊髓损伤的人群、丧失孩子的父母的研究中都发现，如果个体具有较强的意义感（觉得世界是有意义的，正面和负面的经历都是有意义的，并且愿意去追求意义，认为具有挑战性的情形也值得为之投入），那么他们就会更好地获得创伤性成长(Zoellner, 2006)。

　　我们曾经做过一次互动留言征集，标题是一个粉丝的留言：“那时候自杀都没死成，现在的每一天都像是重生。”当时有很多人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特别的故事。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读着这些充满细节的故事时，我发现故事的主人深知自己的不幸，但他们从未忘掉那些过去，过去不是用来忘掉的——那些让你“忘掉过去，就能忘掉伤痛”的劝告永远是软弱无力的。相反，只有那些选择深刻地记住它们，理解它们的人，选择认真地活下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平静和力量。比起宿命，他们更相信自己。

　　当时其中一位留言的粉丝画了一幅小画，现在把它送给你们，所有的“幸存者”：

　　以上，晚安。

　　References:

　　Affleck, G., Allen, D. A., Tennen, H., McGrade, B. J., & Ratzan, S. (1985). CAUSAL AND CONTROL COGNITIONS IN PARENTS'COPING WITH CHRONICALLY ILL CHILDREN.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3(3), 367.

　　Aldwin, C. Stress, Coping, and Development. 1994. New York: Guilford.

　　Antonovsky, A. (1979). Sense of Coherence Scale. Jossey-bass.

　　Burt, M. R., & Katz, B. L. (1987). Dimensions of recovery from rape focus on growth outcome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1), 57-81.

　　Castro, M. C., Martínez, M. A., & Abarca, X. F. (2016). Deliberate Rumination and Positive Reappraisal as Serial Mediators Between Life Impact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Victims of State Terrorism in Chile (1973-1990).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0886260516642294.

　　Cox, H. (2004). Facilitating post traumatic growth.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outcomes, 2(1), 1.

　　Fretwell, P., & Kiland, T. (2013). Lessons from the Hanoi Hilton: Six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Performance Teams. Naval Institute Press.

　　Joseph, S., Williams, R., & Yule, W. (1993). Changes in outlook following disaster: The preliminary development of a measure to assess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sponses.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6(2), 271-279.

　　Malinak, D. P., Hoyt, M. F., & Patterson, V. (1979). Adults' reactions to the death of a parent: A preliminary stud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Martin, L. L., & Tesser, A. (1996). Clarifying our thoughts. Ruminative thought: Advances in social cognition, 9, 189-209.

　　Michaela Haas, "Bouncing Forward: Transforming Bad Breaks into Breakthroughs," Atria/Enliven, 2015

　　Taylor, S. E., Lichtman, R. R., & Wood, J. V. (1984). Attributions, beliefs about control, and adjustment to breast canc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6(3), 489.

　　Tedeschi, R. G., & Calhoun, L. G. (2004). " Posttraumatic growth: 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Psychological inquiry, 15(1), 1-18.

　　Tedeschi, R. G., & Calhoun, L. G. (1996). The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Measuring the positive legacy of trauma.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9(3), 455-471.

　　Calhoun, L. G., & Tedeschi, R. G. (2012).Posttraumatic growth in clinical practice. Routledge.

　　Zoellner, T., & Maercker, A. (2006).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clinical psychology—A critical review and introduction of a two component model.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6(5), 626-653.

　　David Kushner. (2016). Can Trauma Help You Grow? The New Yorker.

　　题图来源：123RF图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