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皆假设（3）
在着陆的几天之后，第一架维京号探测器铲了一堆土壤样本，放进了测试箱中。莱文的自动装置随后将放射性标记过的养料汤喷洒在土壤上，NASA的每个人都屏住呼吸等着看会发生什么。很快，盖革计数器记录了测试箱中辐射水平的迅速上升。这是一个明确的阳性反应。但是，接下来，必须开展对照实验。在另一个测试室，火星土壤被杀菌，随后进行了测试。这一回，盖革计数器没有探测到空气中辐射水平的变化。结论似乎很清晰：任务前制订的标准被满足了，火星上探测到了生命。
第二架维京号探测器携带了同样的装置，它降落在四千英里之外的火星地表。当它随后开展了同样的连续实验之后，得到了同样的数据。手握这些结果的莱文和其他NASA的科学家们开始开香槟酒庆祝了。这似乎是科学历史上重大的时刻，地球不再是宇宙中唯一已知的生命家园。
但是欢庆胜利的时间很短暂。几天之后，NASA的科学家就改变了主意，并断定他们终究还是没有探测到生命。问题在于探测器携带的其他实验装置产生的结果比莱文的标记释放测试要模糊得多。
维京号探测器还携带了另外两个生命探测实验装置。气体交换实验通过测量火星土壤湿润后是否会生成氧气来寻找可能的代谢活动。测试显示确实生成了氧气，但是速度太快了，以至于反应看起来更多的是化学上而不是生物上的。而且，当杀菌之后，火星土壤仍然生成氧气。这暗示没有生命存在。
接着还有高温分解释放测试。它测量火星土壤中有没有任何东西会对人造阳光做出反应，吸收空气中放射性标记过的碳。如果有，这表示由微生物进行的合成有机化合物的过程可能存在。该设备测量到了很小的阳性反应，这很有趣，但测试的设计者，诺曼·霍罗威茨最终断定反应不足以表明生命的存在。也许是土壤的一种特性引发了这样的结果。
然而，真正决定性的结果来自第四个实验，被称为“气象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它被设计用来测试有机化合物的存在，而不是直接探测生命。有机化合物是碳基生命的基本组成材料，所有已知的生物体都由它们构成。其返回的结果完全是阴性的，这令所有人都惊讶了。人们以为土壤中至少会有几种有机化合物。但是GCMS表明那里根本什么都没有。
人们也需要考虑更大的背景。火星并不像可以支持生命存在的那种地方。那里的气温远在冰点以下，大气对紫外线辐射不起保护作用，而且那里的环境干燥得厉害。
最终，人们因此对莱文的标记释放测试的阳性结果提出了质疑。是的，火星土壤中肯定有什么引起了液体的汤转变成气体，但是许多NASA研究者都觉得反应发生得太快了，不可能是生物性的。他们假设，如果火星土壤含有一种如过氧化氢之类的化学物质，可能就会造成观察到的反应。
鉴于所有这些事实，结论看起来令人失望，但无可避免。火星上没有生命。维京号首席科学家杰拉尔德·索芬在1976年11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向公众发表了这一结果，从那以后，这也一直是NASA官方的观点。
一开始，莱文小心翼翼地遵从NASA的决定。他安静地坐在NASA的新闻发布会中。就连维京太空飞行任务的负责人吉姆·马丁用手肘顶了顶他的胸口，并且在他耳边低语“该死，吉尔，站起来说你探测到了生命”时也什么都没说。
但是，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他的不满日渐增长。他相信他的实验明确地表示火星并非一个无生命的星球，然而公众却被告知了相反的结论，他认为这是不对的。他还感到没有生命的断言导致了公众对火星丧失了兴趣。1997年，他终于将自己的异议公之于众了，彻底地宣称“维京号上的标记释放试验在火星土壤中探测到了活的微生物”。自那以后，他一直是令NASA苦恼不已的人物。
莱文提出了一系列技术问题来对无生命理论提出质疑。首先，他坚持认为化学物质不可能产生他的标记释放测试得出的结果。毕竟，将土壤加热到160℃令反应停下来了。这暗示高温杀灭了生成气体的有机物。而另一方面，大多数化学物质，不会受到那种温度的影响。NASA官方解释将阳性结果归结为由过氧化氢造成，而过氧化氢当然不会受到高温的影响。这是给土壤加热的全部意义—区分起因是生物性的还是化学性的。
2008年，凤凰号火星探测器确实在火星土壤中发现了高氯酸盐。与过氧化氢类似，它是一种强有力的氧化剂，有可能会生成阳性的结果。但是，莱文提出高氯酸盐在160℃下不会分解。因此，它的存在也并不能排除微生物存在的可能性。
莱文还提出正是因为GCMS没能找到有机化合物，才使天平倾向于无生命的结论这一方的，但后来地球上的实验显示，GCMS有严重的缺陷。尽管智利的阿塔卡玛沙漠以及南极洲的土壤中显然存在有机化合物，但它没能找到它们。而且，2012年NASA的好奇号火星车确实在火星土壤中探测到了有机化合物，进一步质疑了GCMS的结果。
莱文甚至曾暗示火星上可能有可见的证据证明生命存在。早在1978年，他就指出：由维京号探测器拍回的一些照片似乎展现了火星岩石上的“绿色斑块”。他宣称：“这些斑块中的一部分，在整个火星年中移动了位置。”怀疑者认为这不过是“光照效果”而已。但是他却认为火星岩石上可能生长着一些肉眼可见的细菌。
莱文还提供了一个更为宽泛的论点，聚焦于生命的顽强。科学家曾经认为生命是脆弱的，只能在有限的环境条件范围内生存。鉴于这样的信念，NASA的科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得出结论，火星上不存在生命—至少，不存在于维京号探测器寻找它们的地方—也并不令人吃惊。但是，自70年代起，科学上对生命坚韧性的理解已经急剧地改变了。研究者们现在意识到生命几乎存在于地球每一个角落。他们在南极洲最冷的地方，在高空的平流层中，在海洋最深处，甚至地下许多公里深处，都发现了微生物。我们现在知道，生命具有惊人的能力，能够在最极端的环境下繁荣生长。
研究者还在地球上发现了来自火星的陨石，意味着地球和火星并非彼此隔绝。它们相互交换地质物质已数十亿年—物质的交换大概是双向的—这源于小行星撞击事件，它们的冲撞令岩石飞进宇宙，从一颗行星飘至另一颗行星。而且，由于微生物可以在岩石内部存活下来，我们不得不认为，地球上的微生物肯定很早以前就一路抵达过火星。
鉴于此，莱文主张，生命不存在于火星上才是非同寻常的事。事实上，火星上全无生命会与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了解到的关于生命顽强性的一切情况彻底相矛盾。
莱文吸引了一小群科学家加入他的阵营。2015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列出了十四名科学家的名字，他们都愿意公开表示：他们相信莱文的标记释放试验找到了火星生命。他还列出了另外十五名科学家，他们认为他的测试有可能探测到了生命。在后面这一列中，有数名杰出的科学家，包括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及地质学家罗伯特·黑曾。
莱文最热情的支持者中有一位阿根廷的神经生物学家马里奥·克罗科，他在2007年提出，通过维京号标记释放试验（可能）发现的生命形式应当被命名为Gillevinia straata，以纪念莱文。
然而，科学界大多数人仍然持怀疑态度，而NASA的很多莱文的前同事只希望他能把嘴闭上。2000年，维京号高温分解释放测试的设计者诺曼·霍罗威茨对一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直言道：“每次莱文开口谈论关于火星的事，他都会丢自己的人。”
这倒并不是说大多数科学家认为火星没有生命。远非如此。有一种流行的理论称：也许会在火星上一些与外界隔绝的“绿洲”，或者一些液态水构成的地下湖中发现生命。但人们普遍的感受是，维京号的结果太过模糊，无法提供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火星上存在生命。
当然，如果能够专门为搜寻生命设计并执行更多火星任务，所有这些争论是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的，莱文一直期盼着这件事发生。他提倡在一架探测器上安置一台可录像的显微镜，这样研究者就可以从视觉上查看火星土壤中有没有微小的有机物在蠕动了。
另一方面，NASA似乎并不急于解决争议。NASA在科学家充分理解火星的环境之前就把各项实验发射到了火星上，导致科学家无法很好地解读实验结果，这令NASA备受批评。因此，他们现在的策略是缓慢而稳定地前进。例如：自2012年起，就一直在火星上的好奇号探测器，仍未开展任何直接寻找生命的工作。它仅仅是在寻找令生命有可能存在的东西，诸如水的存在。莱文曾抱怨说：“虽然它名为好奇号，但这架探测器显然缺乏好奇心。”
NASA承诺，未来的一次火星任务会收集火星土壤样本，只为了在那之后把样本带回地球，使研究者可以从容地检查它，没人知道所谓那之后是多久以后。也可能在几十年之后的未来。在那之前，争议仍将继续。
第四章 迷幻猿的崛起
我们已经提到，在至少三十七亿年之前，生命就在地球上诞生了。关于最早的生命形式，有明确的证据，大致来说，它们由深海热液喷口附近岩石表面覆盖的薄薄几层单细胞生物体构成。但是生命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随着时间流逝，它会演化。因此，让我们以快进的方式来看看这些最初的原始细胞的祖先是怎么转变形态的。
几十亿年里，地球完全是单细胞微生物的天下。它们充满海洋，起初以自由飘浮的有机化合物为食，随后学会了如何从阳光中获取能量。最终，它们找到了结合在一起形成多细胞生物的办法。但是直到五亿五千万年前，才突然间爆发式地出现多样到令人目眩的动物形态。它们仍然处在海洋之中，但是渐渐地，又过了一亿年时间，它们爬上了陆地—首先作为植物，随后作为两栖动物，最终作为爬行动物，漫游到了遥远广阔的地域。这些爬行动物长成了恐龙，统治地球长达一亿五千万年，直到它们中的大多数在六千五百万年前遭遇了一场灾难性的灭亡。
与此同时，与恐龙一起出现的还有许多地位略低的动物：小型哺乳动物。而且，随着恐龙退出世界舞台，这些哺乳动物取代了它们的位置。它们中有一种相当奇特，这是一种像松鼠一样生活在树上的小型生物。
再快进四千万年，这些像松鼠一样的生物的后代仍然生活在树上，但是它们现在长得更大了，而且可以被看作灵长类动物；又过了一千五百万年，其中的一些动物开始了地面生活；接着，大约八百万年前，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了。它们中的一些开始双脚站立，直立行走。
这些生物就是我们的直系祖先—最早的原始人类。这些生物到底长什么样，它们是如何转变成我们现在的样子的，这些谜题将是接下来我们将要讨论的话题。
古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专门研究这些问题。古人类学的研究者们会挖掘早期人类的化石，并试图从中梳理关于我们演化的线索。然而，这些科学家必须持续不断地击退圈外人的进犯，因为关于人类物种是如何出现的这个话题，很多人都固执己见。正是这些圈外人—其中一些是业余研究者，另一些来自诸如海洋生物学或者遗传学等学科—往往就我们的起源问题提出最为奇怪的理论。
恐龙灭绝于一场核战争？
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六千五百万年前恐龙灭亡了—无论是什么原因。如果这些强大的掠食爬行动物还统治着地球，那么生活在它们身边的小型哺乳动物就永远没有机会得到充分的发展—它们的时间都用来避免成为别的动物的盘中餐了。而且，如果哺乳动物一直是地球上的“二等公民”，那么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那么，恐龙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毁灭了它们？
1980年，主流的理论由路易斯和沃尔特·阿尔瓦雷斯父子团队提出，讲的是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击灭绝了恐龙。但是多年来，人们还提出了许多其他的可能性，其中最不同寻常的一个，就是认为恐龙可能在一场核战争中毁灭了它们自己……
信不信由你，几乎在同一时间，有两个人同时想到了这个理论，认为恐龙可能自己制造了核灭绝事件。这两个人，一个是作家、艺术家以及拥有数部受欢迎的演化生物学作品的作者约翰·迈克劳林，另一个是英国约克郡退休的化学家迈克·马吉。迈克劳林在1984年《动物王国》杂志的一篇文章中首先提出的这个想法。而马吉则于近十年后，在一本自费出版的书《谁仍在睡梦中：恐龙的遗产和人类的灭绝》中提出自己的版本。
尽管迈克劳林首先想出了这个概念，但并没有证据表明马吉知道此事。看起来两个人确实是各自独立地想到了同样的东西，而他们提出的主张也非常相似。相似到为了讲述的需要，我们可以把二者作为一个想法放在一起。由于他们两人都没有给它取名字，我们就将这个想法称为“原子弹恐龙假说”。
这种两个人几乎同时有了同样想法的现象被称为“多次独立发现”。它在科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即微积分概念几乎同时却各自独立地分别由艾萨克·牛顿和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在17世纪末发现。通常，这样的情形是一种迹象，表明文化中存在的某种东西已经使一个想法成熟到能够被人们想到的程度了，显然恐龙核战争的想法所处的也是这种情况。
1983年，包括卡尔·萨根和保罗·埃尔利希在内的一群研究者在《科学》期刊中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描述了一场核战争会怎样将巨量的尘埃抛撒进大气中，遮挡阳光，由此引发一场“核冬天”，令整个地球的地表陷入严寒，使它许多年都不适宜居住。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流的观念还曾认为这样的一场战争会杀死许多人，但会有相当多的人能够活下来。《科学》上的这篇文章几乎引起了大规模恐慌，它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冷战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一场全面的核冲突有可能给我们整个物种带来灭绝。
这种对核战争的恐慌情绪，显然引发了迈克劳林和马吉的思考，并且带领他们两个人联想到了同样的事：如果一场核战争可能会造成全球性的灭绝，那么它会不会是杀死恐龙的罪魁祸首呢？
两位作者都完全清楚这样的观点听起来多么离谱。例如：迈克劳林强调这倒不是他真心相信的想法，他把它描述为深夜里偶然在脑中冒出的点子和他没法摆脱的想法。他把它怪罪在听巴托克，那个“疯狂的匈牙利人”的音乐身上。马吉对这个想法的投入更全心全意，但他也给自己留了退路，把他致力于发展这一概念怪罪于当地的苹果酒没能平息他热烈的想象。虽然有这样的免责声明，但两个人仍继续将他们的主张发表了出来。
若要使恐龙灭绝于一场核战争，那么其中的一些恐龙必须足够聪明，可以制造核弹。所以，这必定得有一个恐龙物种演化出了高级、可以制造工具的智力。这是原子弹恐龙假说首要也是中心的支柱，它们断言没有明确的理由可以否认这种可能。
或许这听起来很疯狂，但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为了使这种智力演化出来，到底需要什么？回答这一问题时，我们只能参考一个例子：我们自己的物种。通过研究我们的祖先，人类学家已确定一些因素，他们认为这些因素在使早期人类发展出较大的大脑（以及最终发展出复杂的技术）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清单的最前面，是一系列解剖学特征，包括对生拇指、直立行走以及双目视觉（两只眼视野有重叠，使人能够感知到深度）。所有的这些结合在一起，使我们的祖先得以运用它们的双手操纵工具，并提升了智力。
生活在社会群体里也给大脑的发展施加了巨大的选择压力，因为对大脑来说，应付这些关系是要求非常高的任务。最后，或许也是最难预料到的，是我们的食谱。我们的祖先吃肉。看起来一个物种可以拥有之前所有的特征，但如果它缺少像肉类这种最易于提供丰富能量的食谱，那它是很难发展出较大的大脑的，因为大脑需要的能量相当可观。
因此，早期人类是群居性、肉食性的两足动物，有对生拇指和双目视觉。人类学家相信，这些正是使它们易于变得聪明的特点。有哪种恐龙也具有这些特点吗？是的，迈克劳林提供了恐爪龙这个例子—电影《侏罗纪公园》呈现过的双足、食肉的掠食动物，在电影中它们被称为“迅猛龙”（电影制作者知道他们用错了名字，但是后来提出迅猛龙只是比恐爪龙听起来更好听而已）。这些生物本身并没有对生拇指，但是它们有强有力的爪子，这也是它们名字的由来。恐爪龙这个名字英文的意思是“可怕的爪子”。显然，它们具有其他所有的特点。
事实上，有相当多的恐龙物种都有类似的特点，如伤齿龙。所以，根据这一特征的清单，预测至少有一种恐龙物种应该演化出了更高级的智力也就很合理了。
然而，据古生物学家所知，这件事并没有发生。恐龙似乎处在即将发展出较大的大脑的边缘，但是它们并没有迈出命运的下一步。会有别的什么阻挡了它们演化的进展吗？某种大规模的环境条件？
一种可能性是白垩纪期间的大气氧含量略低，可能抑制了大脑的成长，因为大脑是耗氧量极高的器官。或者也许恐龙的世界危险的掠食者太多了。大个的恐龙大脑需要更多的训练。这意味着幼龙需要依赖其父母更久的时间—就像人类的儿童，得耗费十多年才能成熟。在恐龙的野蛮世界里，无助的时期如此漫长有可能是致命的。或者，一个更简单的解释是，或许恐龙只不过是时间不够了。有数名古生物学家曾经猜测，如果再给恐龙几百年的时间，有智能的恐龙有可能就演化出来了。然而情况是，这些障碍似乎都不是不可跨越的。尤其是时间不够这一点值得怀疑。恐龙有一亿五千万年的时间用来进化。它们还能再需要多久时间呢？
原子弹恐龙假说提出，我们不要试图解释为何必要的前提条件看似具备，恐龙却没能演化出智力，而应该考虑一个物种实际上拥有智力，而我们只是还不知道的可能性。
这引出了原子弹恐龙假说的第二个支柱—它主张化石记录不够完整，不足以让我们完全肯定地说：聪明的恐龙及随之而来的恐龙文明，从未存在过。提出说得通的怀疑观点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古生物学家自己当然会承认化石记录是不够完善的。并非一切都被保存了下来。使用化石记录来重塑过去，有点像试图从一些静帧图像拼凑出一部电影的剧情一样。你永远也不确定自己到底错过了多少东西—角色和整个情节主线都可能被遗漏了。
考虑这种情况—记录黑猩猩在过去六百万年演化史的全部化石记录由2005年发现的三颗牙齿组成。如果出于某种原因，黑猩猩在一千年前灭绝了，我们可能甚至不会知道这样的一个物种曾经存在过。这种化石记录极为缺乏的原因在于特定的环境，如丛林。丛林并不能很好地保存骨骼。什么能够以化石的形式被保留下来完全依赖于一只动物碰巧死亡的环境。
另外，你回溯得越远，化石记录的情况就越糟。如果曾经有一个恐龙物种在白垩纪末期的最后几百万年里，经历过快速的大脑发育，但它那时候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丛林中，我们很有可能完全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但是整个文明难道不会留下其存在过的证据吗？也许会。也许不会。如果我们蠢到把自己的物种毁灭了，或者很不幸被一种环境灾难给毁灭了，那么我们自己的文明在六千五百万年之后又能留下什么呢？
这给抹去证据留下了漫长的时间：地震、洪水、龙卷风和飓风会将我们的城市摧毁；阳光、风和雨会侵蚀断壁残垣；上升的海平面会将它们淹没；冰川会从两极下行，将沿途的一切都碾碎成细尘。在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中，整个大陆都会移动，新的山脉会升起。尽管承认这一点或许有伤我们的虚荣心，但我们留在地球上的印记可能不会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持久，地球有可能最终将我们遗忘。
还有一种更令人不安的可能性，构成了原子弹恐龙假说最后的一个支柱。有可能这种以往的恐龙文明的证据留存了下来，但是我们却没能认出它来。证据就在眼前，我们却视而不见。
研究者认为小行星杀死了恐龙，让我们来看看那些让他们得出如此结论的地质证据。—小行星杀死了恐龙的地质证据。他们发现了一个沉积层，富含稀有元素和重金属，同时还发现白垩纪末期有发生过大火和酸雨的化学迹象。这些都暗示那时发生了某种大灾难，这当然有可能是由一场小行星撞击引起的。但是，若说这些是工业污染和核战争的迹象，不也是有可能的吗？若发生核武器爆炸，以及随之而来的核冬天，可能会造成与小行星撞击非常相似的影响。
还有其他的线索。看起来恐龙并非突然之间全部灭绝的。化石记录显示，从恐龙灭绝的一百万年前开始，它们的数量在缓缓地下降。在它们彻底消失前，有什么东西在杀死它们，而灭绝并非某一时刻发生的一次性事件。
有趣的是，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过去的十万年里，也有一个类似的现象在发生。随着我们的祖先开始向全球扩张，已经拥有与现代人类相当脑力的它们，在系统性地将它们遇到的几乎每一种大型生物物种推向灭亡，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显。在北美洲，它们杀光了猛犸象和剑齿虎；在澳大利亚，是巨型袋鼠；在欧洲，它们最势均力敌的对手是尼安德特人。学者们把这些大型杀戮称为“人类世灭绝事件”。
重点是，一场缓慢发生的大灭绝，就像我们在白垩纪末看到的，有可能是一种具有智能的超级掠食者崛起的证据—一个恐龙物种远胜过它周围其他物种的证据。
在这个谜题中还有一个线索，因为近白垩纪末期，并非所有物种都走上了灭绝的道路。有一些恐龙直到最后也仍然有相当数量存活了下来。它们就是角龙类恐龙—一个包括三角龙在内的大型食草、有角恐龙的类群。所以，如果所有其他恐龙都在死亡，又是什么令它们活了下来？
同样，我们人类自己的历史或许能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因为人类世大灭绝事件并未均等地影响到所有的物种。相反，一些物种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受益匪浅，尤其是许多大型食草动物，如牛和羊，繁荣发展出惊人的数量，即使大多数其他物种的数量都直线下降。
若是白垩纪末期发生了什么类似的情况呢？若是有如此大量的角龙存活下来，是因为一种聪明的物种在为了食用而饲养它们呢？若是聪明的恐龙喜欢吃三角龙汉堡呢？
聪明、能制造核武器的恐龙？三角龙汉堡？必须承认，所有这些都不太好接受。显然，没有古生物学家认真地看待其中任何一个观点。
是的，从六千五百万年前来看，一场小行星撞击的影响与核战争的影响可能略有些相似。但是自然，如果恐龙科技曾经存在，那么它应该会有一部分被保留了下来—一杆恐龙枪、恐龙引擎或者一颗恐龙核弹，但是我们什么也没发现。
还有位于中美洲海岸边的希克苏鲁伯撞击坑，你很难对它做出解释。20世纪90年代初，这里被确定为导致恐龙灭绝的小行星可能的撞击地点。换句话说，科学家很确定有什么巨大的东西撞击了地球，而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为了解释恐龙的灭绝，去额外想出一场核战争来，也就没有必要了。
然而，原子弹恐龙假说确实触及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这或许是人们并没有认为它彻底无价值的原因。这个问题指的就是，为什么我们是演化出能运用工具的高级智力的唯一物种？你会想这是如此有用的能力，因而持续不断地寻找着竞争优势的演化应该达成这种能力不止一次才对。其他复杂的特点，诸如飞行和眼睛的晶状体，都多次独立地演化了出来。然而，我们显然是有史以来大脑发展出思考能力的唯一物种—不光是在地球的历史上。而且，据我们目前所知，是在整个宇宙中，仰望群星，我们未曾找到过那里有其他文明存在的证据。为什么会是这样？
广泛认定的答案是，演化出我们这样的智能肯定非常难以实现。它肯定要求如此众多的条件都必须满足才能发生，因而除了我们这个最大的例外，它几乎从未发生过。这令我们相当不同寻常。
原子弹恐龙假说还提供了一种更黑暗的可能性。它暗示我们的智能实际上没有那么独特，像我们这样聪明的物种可能事实上曾经演化出来过，不仅在我们的星球上，在别的地方也可能有过。然而，问题在于，高科技文明一经出现，它们天生就有不稳定的特点。它们往往会迅速地把自己毁灭，而没有留下多少它们存在过的证据。这就是为什么群星都沉默的原因，因为那里所有像我们这样的人都把自己毁灭掉了。
这样的想法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心里不好过。相信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显然更轻松一些，但是原子弹恐龙假说悄悄地道出了一个相反的警告：我们的高科技并没有使我们像我们想的那样特别。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够小心的话，它有可能会使我们走上和恐龙一样的道路。
我们的祖先是水猿？
想象一下一千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它们可能看起来有一点像长臂猿—身上覆盖着毛发，用手臂将身体挂在树枝上，四脚着地在树木间跑来跑去。这些原始的动物以某种方式进化成了现代人类。虽然我们其中的一些人仍然毛发很重，但是在其他方面，我们都与这些早期的灵长类动物截然不同。那么，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
据人类学家称，这种改变发生在我们的祖先在非洲大陆游荡的数百万年间，它们在林地和尘土飞扬的非洲大草原上迁徙，经过了许多代之后，它们的体格终于变得像我们的一样。但是在半个世纪里，水猿假说就我们的历史提出了一种迥异且奇怪得多的版本。它声称我们的祖先并不是始终都在陆地生活，而是进入水里生活了超过一百万年，就像海豚一样在海浪间游弋，最终回到了陆地上。该理论称，正是这段海洋的插曲，使它们从像猿猴一样的动物进化成了我们现在的形态。
水猿假说的提出者，是英国海洋生物学家阿利斯特·哈代。1929年，当他在书房读书时，产生了这个想法。当时他在读一本由博物学家弗里德里克·伍德·琼斯写的书—《人在哺乳动物中的地位》。当他读到的其中一段—讨论为什么人类在皮肤以下有这么厚一层脂肪的谜题时，哈代想到在最近的一次南极洲旅途中，他观察过的许多海洋生物，大部分都有一层厚厚的脂肪，而这与人类体脂的相似性令他大感兴趣。就在那时，他脑中突然闪现出一个灵感。一种我们的祖先作为水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半水猿—生活的景象涌入他的脑海中。他想象它们生活在非洲沿海，紧随着鱼类，像企鹅或者海豹一样潜入水中，海水在它们薄薄的一层毛发上汩汩流过。
在长达三十年里，哈代对自己的猜测绝口不提，生怕自己的同事会将它看作荒谬的想法。直到1960年，他才在英国潜水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将自己的猜测公之于众。结果证明他是对的，他的同事确实认为这是个荒谬的理论。面对这样的反对，哈代接着转向了另一个项目—为心灵感应寻找生物学基础。看起来他热衷于反主流的想法。
水猿的事件本可能在几乎没有给学术界激起任何涟漪之下就结束的，但是，在十年之后，它突然间获得了一名令人意外的支持者—五十二岁的英国威尔士编剧伊莲·摩根。摩根从未接受过任何科学训练，但她喜欢阅读关于科学的文章，尤其是关于人类演化的内容。当她读到一段提及哈代理论的内容时，她说：“这就好像整个演化全景都因一阵令人目眩的闪光而转变了一样。”
此后，摩根太受打动，迅速成了一名铁杆信徒。以至于虽然她缺乏科学背景，她仍下定决心仅凭一己之力开展宣传活动，推广“水猿假说”。关于这个主题，她的第一本书《女人的起源》成了一本国际畅销书，最终被翻译成了二十五种语言。
由此，摩根成了水猿之母，该理论在文化上取得的盛名的确应该归功于她，因为她从未放弃为这一理论摇旗呐喊。她几乎一手将这一理论从寂寂无闻托起，为它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几乎比任何现代科学的非正统理论拥有的支持者人数还要多。
水猿假说的核心问题如下所述：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在身体外观方面如此独特？稍微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确实看起来有点古怪。就算是放在我们的灵长类近亲，如大猩猩和黑猩猩之中，我们也格外惹眼。
就拿我们直立行走、双脚着地来说吧。仅仅这一点就已经让我们显得奇怪了。还有多少生物靠双足行走？也许袋鼠也算，可它们并非行走而是跳跃前行。还有鸟类—但它们大部分依靠飞翔移动，而非行走。那么，为什么几乎所有陆地物种都演化出了四足着地的特点，而我们却没有呢？
接着，是我们缺少毛发的问题。身上覆盖的毛发显然十分实用。毛发可以在白天保护你免受阳光的伤害，在夜晚保持体温。那么为什么绝大多数其他陆地哺乳动物毛发很厚，早期人类的毛发却退化了呢？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20年代到90年代—关于人类的外表这一谜题，人类学给出的标准答案是：其原因在于远古人类生活在开阔的非洲稀树草原上。大概是这样的，在我们的祖先离开丛林之后，它们迁往开阔的非洲平原，在那里他们开始直立行走，因为这使它们得以越过高草看到掠食者。直立还使它们可以手握并投掷武器。它们的毛发退化是为了在炎热的阳光下奔跑时保持身体凉爽。
20世纪90年代，这一解释必须要修改了。研究者可以运用花粉化石重塑非洲地貌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他们发现，从过去一直到两百万年以前，稀树草原在非洲并不是十分常见，而两百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褪去毛发且直立行走了。原始人类，其实应该居住在散布着林地和湖泊的地形之中，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中演化出了双足行走的特点，也就不是那么明显了。研究者曾猜测，站立起来或许使我们的祖先得以从头顶的树枝上抓取食物。也许它开始时是像红毛猩猩一样，作为沿树枝行走的一种方式而存在的。身体毛发的丧失看起来仍然是一种调节体内温度的方式，也许它还使早期人类不太受虱子和其他皮肤寄生虫的骚扰了。
尽管有这些解释上的修改，但更大且为人接受的人类学观点仍然维持了原样，即非洲的地形将我们的身体塑造成了如今的形态。
水猿的支持者则驳斥这些解释为荒谬的想法。这就是他们和主流科学争论的关键。他们不认为这些答案对我们的独特性给予了充分的说明。他们提问道：毕竟，不管我们的祖先生活在大草原还是林地，如果直立有这么大的意义，为什么其他生物中没有一种做出同样的演化选择呢？在同样的地形中，还生活着相当多的其他动物，包括其他灵长类动物。为什么只有我们的祖先发现了双腿行走的好处呢？而且，如果毛发退化给温度调节，或者控制寄生虫提供了如此大的帮助，为什么绝大多数其他陆地动物仍然保有它们的毛发呢？
水猿假说得出结论：正相反，我们独特的外形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解释得通，那就是我们的祖先并未与所有其他非洲陆地动物生活在同样的地形中。它们肯定绕了条演化的小道，经历了截然不同的环境—水生环境。随后，这不仅造成了我们毛发的退化、双足行走，而且还有许多其他古怪的解剖学属性。
该理论主张，大约在五百万到七百万年前，一群猿离开了它们的家园—非洲丛林，去往海岸边，并步入了海洋中。这些猿成了人类血统的开创者。
为什么它们会选择去适应水下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完全清楚。也许是因为水保护它们免受如大型猫科动物等掠食者的伤害，又或许它们并非自愿选择这种改变。气候变化和洪水有可能将一些猿困在了一座大岛上，逼迫它们以寻求水下资源为生。不管理由是什么，该理论想象这些猿在海岸边生存了一百万到两百万年的时间，并花了很多时间在浅水域觅食小虾和螃蟹，潜入深水域捕鱼，夜晚在陆地上睡觉。它们以这种方式缓缓地适应了水生环境，而在那之后，它们最终完全返回了陆地。就像对它们起初进入水中的原因不甚清楚一样，对它们返回大陆的原因也不完全明确。在受困岛屿的情形中，气候变化有可能重新将它们的栖息地与大陆连接在一起，促使它们沿海岸线迁徙，进入到非洲的内陆。
据该理论称：这段水下生活的日子在很多方面永久性地改变了原始人类的身体。在列表的最上方，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是我们直立的姿态。陆地上并没有什么环境会迫使我们的祖先主要以双足站立。其他灵长类动物物种，如黑猩猩和狒狒，虽然在树枝上行走，从头顶抓取果实，但他们仍主要以四脚着地的方式行走。然而，如果一群猿曾经进入水下，它们会本能地站直以保持它们的胸膛和头部干燥。现今的黑猩猩和大猩猩在过河时的姿态正是如此。随着进入海洋的猿向海洋更远处前进，海水的浮力会使它们自然而然地将双脚踏在海底，而头部则露在海面以上。
接着，是我们的身体缺少毛发的问题。在水里，这能在我们游动的过程中帮助减少阻力。没有毛发这种适应性特点在许多海洋哺乳动物身上，如海豚和海豹。但在我们头顶保留一些毛发会比较合理，这样可以保护我们的头皮不会被晒伤，因为头顶需要露在水面以上。
然而，双足行走和没有毛发只是冰山一角。水猿假说的支持者有一份长长的清单，上面列着水生环境还从哪些别的方面改变了我们的解剖学特点。
例如：在我们没有毛发的皮肤下，有一层相对较厚的皮下脂肪—比大多数其他哺乳动物要多得多。这正是一开始让哈代想象出水猿假说的特点。在陆地上，它似乎没有任何明显的存在目的，但是在水中，它有可能曾使我们保持体温和浮力，很像你会在鲸鱼、海豹和企鹅身上发现的脂肪的作用。
我们的鼻子突出的形状，迥异于其他灵长类动物。在我们潜入水下时，突出的鼻子可以引导水流远离我们的鼻孔。不过，也许因为在游泳时没必要使用嗅觉，所以比起其他陆地物种，我们的嗅觉没有那么灵敏。此外，我们还能自发地控制呼吸。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有意识地调节吸入的空气量，以及在肺部憋气多久，这正是我们可以较长时间潜水的原因。而其他陆地哺乳动物没法做到像我们一样好。正是这种控制呼吸的能力，使我们可以说话。我们的身体甚至拥有本能的潜水反应。当我们跳入冷水中时，我们的心率和其他代谢过程会自动放缓，减少我们身体的耗氧量。这对陆地哺乳动物来说是一种奇怪的能力，但对于会进入海洋生活的生物来说，就完全说得通了。
清单长之又长，但是整体的论点应该很清楚了。我们的祖先如果从未离开过陆地，那么他们做出的演化选择就会显得十分奇怪，因为它们改变的方式往往与他们周围的其他物种截然不同。水猿假说的粉丝坚称，这肯定意味着我们的祖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水中生活过。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学家一直试图无视“水猿假说”或“浸水猿理论”—他们有时喜欢这样称呼它—对他们来说，其主张看起来如此自证荒谬，甚至不需要对其加以反驳。他们认定公众会看出所有这些论点的愚蠢之处。然而，随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公众并没有做出这样的判断。事实上，许多人似乎还认为该理论相当合理。浸水猿理论屹立不倒，人类学家也越来越受困扰，他们渐渐地切换到了站出来推翻它的模式。
现如今，如果你竟敢向人类学家提出这一话题，你就等着听他们长时间的斥责吧，其中肯定点缀着诸如“伪科学”“哗众取宠”“一文不值”等词语。要是你继续追问，肯定也会得到长长的理由清单，细数他们为何认为该理论是错的。
这一清单的头一条是：他们坚信，该理论给人类演化的故事笨拙地插入了一个不必要的额外步骤，我们知道现今的人类是陆地动物，我们的丛林祖先也是。因此，认定我们的物种一直生活在陆地上是最简单的方式，这样我们只需要对每种特点的演化过程做一次说明就够了。如果我们猜测我们的祖先在它们成为人类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段水生的时期，我们必须解释这些特点最初是怎么在海洋栖息地中演化出来的，随后解释为什么它们在祖先返回陆地之后被保留了下来。在科学的术语中，这一额外的解释步骤是非简约的。
他们还强烈地反对所谓我们的任何特点似乎正是为水中生活而设计的观点，坚称所有这些明显的“海洋适应性”在更仔细的审视之下都会化为乌有。拿没有毛发来说，没有了毛发在游泳方面并不能给我们任何显著的优势。据我所知，有很多半水生哺乳动物是多毛的，比如海獭。
而且，如果我们的祖先确实曾生活在海洋栖息地中，那么我们的物种就应该演化出某些适应性特点，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随便举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体内睾丸。所有水生哺乳动物的睾丸都在体内，因为让睾丸在寒冷的水中晃荡可不益于繁殖。最好把它保护在体内，因为那里比较暖和。所以，我们物种的体外睾丸强烈地暗示我们一直是陆生动物。
人类学家还抱怨说，许多为该理论提出的证据，都聚焦于身体软组织的演化，如皮肤、毛发和脂肪。问题在于这些软组织不会被保存在化石记录中，这使人类历史上到底何时演化出的这些特点，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演化出来的—了解这些事变得十分困难。由于这种模糊性，就这些特点的起源编造“就是如此”的故事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学家更倾向于关注化石的“硬”证据，这些化石证据从未有任何迹象表明，在我们的演化史上存在一段水生的时期。
也许人类学家期望的是，一旦他们解释了为何水猿假说是错误的，每个人了解了之后都会对它失去兴趣。但这件事并未发生。如今，它还是一样地流行。一些杰出的知识分子甚至曾经表达过对该理论的支持，包括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动物学家莱尔·沃森，以及主持过英国广播公司（BBC）数个推广水猿假说的纪录片的博物学家大卫·艾登堡爵士。
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该理论一直流行？人类学家经常把它怪罪在伊莲·摩根的头上，经常指责她就像伪科学异教团体充满魅力的领袖一样。如果这种说法没错，那么2013年摩根的去世应该意味着，对这个理论的支持现在该渐渐减弱下去了。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答案。
尽管人类学家并不喜欢承认这一点，但是20世纪90年代，人类演化的非洲大草原理论的衰落，的确给水猿模型鼓起了一阵助力的“风”。它导致数名广受尊敬的理论家，包括演化生物学家卡斯滕·尼米茨和人类学家菲利普·托拜厄斯提出，在我们演化的陆地和水生两种理论之间，找一种中间立场或许是值得考虑的事。他们很乐意放弃绝大部分的水猿模型，但他们力劝自己的同事们再次考虑涉水作为双足行走成因的可能性，主张它和其他任何一种解释我们为何直立行走的说法一样地有可能。他们并不认为我们的祖先处于有水的环境这件事就一定发生在海岸边。早期人类有可能生活在河岸边、湖边，或者存在季节性洪水的林地。但是不管地点在哪里，涉水有可能赋予了它们一种适应性优势。
然而，对该理论最强有力的支持，仍然来自人类独特性的问题。它触及人们内心深藏的直觉，即我们与其他动物不同，特别是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不同。我们一定有什么古怪之处，许多人感觉，这种古怪肯定是我们的演化过程中发生了某种非同寻常事件的结果。
人类学家提醒人们，这种认为我们是独一无二的信念是错的，我们并没有像自己想的那样特别，使自己相信自己的独特之处的不过是我们的虚荣心罢了。也许是这样，但有时你很难不受这个想法的吸引。如果你曾经在海岸边消磨过时光，在那里目睹过我们的物种身穿泳装冲浪的样子，你可能尤其会有此感受。面对这样的景象，我们或许真的是一群水猿后代的想法，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吧。
怪论成真：走出非洲理论
人类生活的地点遍布全球—非洲、亚洲、北极、南美洲的丛林，甚至太平洋偏远的岛屿。我们可以适应几乎所有地球环境的生存能力，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物种的一个最典型的特点。但是我们的发源地究竟在哪里呢？
基于大量的化石证据，人类学家接受的观点是：我们的诞生地在非洲。这些化石证据中首先被发现的是一块被称为“汤恩幼儿的头骨”，1924年由雷蒙德·达特于南非发现。它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化石发现之一，但一开始情况并非如此。当达特最初将它展现在科学界面前时，人们的反应完全是不屑一顾的。一流的英国人类学家否定了达特提出的人类起源自非洲的论点，认为它并不重要而将其搁置一旁。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科学家们才终于改变了看法。
实际上，达特并不想去南非。他恰巧去了那里，自己又受过充分的解剖学训练，能够在注意到头骨时看出它的重要性，完全是命运的巧合。他出生于澳大利亚，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了解剖学。当听说南非约翰内斯堡新成立的金山大学需要一位解剖学教授时，他并无兴趣，担心去那里会像学术上被放逐一样。后来，在他的指导教授的强行要求之下，他才申请并接受了这个职位。
尽管如此，结果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职业选择，因为这将他直接送上了做出世纪化石发现的道路，这件事仅仅发生在他抵达南非两年以后。就人类学发现而言，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不费力的发现了，因为这没花费他任何搜寻或者挖掘的工夫。他甚至从未离开过办公室。这块头骨是附近一个称为“巴克斯顿石灰石采石场”的矿区采集到的一批化石中的一块，直接被送到了他的手里。在这之前达特曾经和采石场约定，如果他们在采矿过程中发现任何有趣的东西，就寄给自己。当收到采石场寄来的盒子时，达特打开了它，里面就装着这块头骨，就躺在所有化石的最上面。
达特即刻就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接下来故事是这样的，当盒子被送到时，他正在为参加朋友的婚礼而穿衣打扮，后来他的妻子几乎是强迫性地拖着他离开盒子，才没有迟到。
这块头骨很小，属于一名生活在几十万年以前的幼儿，但其解剖学特征有趣地结合了猿和人的特点。它的大脑非常小，就像一只猿的大脑，牙齿却与人类牙齿相似。达特还可以看出它的大脑有人类的特点，他能够确定它肯定已经是直立行走的了，因为有依稀可辨的痕迹显示它的头骨置于脊椎正上方，而不是像猿一样向前突出。
他认为，这个生物活着时，看起来更像猿而不是人，所以他将它称为“南方古猿”。他知道，它出现在非洲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此前这里还从未发现过猿和人之间的这类过渡性化石。
达特迅速将他的报告寄给了《自然》期刊，该期刊于1925年发表了这份报告。但是，令他沮丧的是，它非但没有被人们誉为伟大发现，反而遭遇了严厉的批评。德高望重的英国人类学家亚瑟·基思，带领人们对它发起了批评。他否认该头骨能代表猿和人之间一个过渡的形式，称其为“荒诞不经”—这是科学界里，讨论一名同事的工作时人们轻易不会用的一个词。他宣称该头骨是一只幼年大猩猩的可能性最大。
该批评有部分的合理性。幼年灵长类动物的头骨看起来会有些相似。只有随着年岁增长，物种之间的差异才显现出来。因此，该头骨属于一名幼儿的事实，使人们很难确切地分辨它到底是什么。而且确定头骨的地质年代也是一个挑战。由于它是被放在盒子里送过来的，其发现的确切地点未知，因此达特必须通过解剖学线索来确定它的年代。而达特本人因为三十二岁的年纪，仍被看作年轻且缺乏经验的。
该批评的一个不那么合理的理由是：人类学家并不认为人类源自非洲。19世纪70年代，就连查尔斯·达尔文这样的权威人物也曾提出过我们起源自非洲的观点，指出人类起源于其他大型类人猿生活的地点是说得通的。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已不再是流行的观念了。部分缘于当时正流行将亚洲看作我们起源的可能地点，因为那段时间，人们刚在亚洲发现了早期人类化石。然而最主要的是老一套的种族歧视。欧洲精英学者们并不乐意承认非洲是他们祖先的家园。
随后，作为对汤恩幼儿的最后一击，出现了皮尔丹人。这是1912年发现于英国皮尔丹的早期人类化石，由一大块头骨构成，看起来就像现代人类一样，但是与之配对的是一块像猿一样的下颌骨。这一配对的意义在于，它确认了许多人类学家长久以来怀疑的一点，即在我们演化的历史上，祖先身上发展出来的第一个人类独有的特点应该是较大的大脑。这让他们感到合理，因为他们推断智力是我们最独特的特点，所以大脑发育肯定应该早于其他所有解剖学上的改变。
然而，汤恩幼儿，公然地违背了这一推断。它将较小的大脑和双足行走的迹象结合在一起，暗示我们的祖先在它们获得较大的大脑之前就开始直立行走了。换句话说，这两块化石讲述的是关于我们过去的两个不同的故事。那么，到底该相信哪一个呢？
一个来自英国，大脑较大的“缺失的一环”；另一个来自非洲，大脑较小的化石。面对这两个选项，英国学者坚决地站在了“最早的英国人”这一边。基思正是极力支持皮尔丹人重要性的人之一，这也是他如此迅速地得出结论，说汤恩幼儿是一只大猩猩，而不是早期人类的原因。
达特由于这些否定其发现的声音而变得沮丧，婚姻也破裂了。有一段时间，他还放弃了做进一步的人类学研究。然而，随着支持他对汤恩头骨解读的新的化石证据稳步积累，他很幸运地活着见证了自己的发现被证实。这些化石包括由达特的同事罗伯特·布鲁姆在非洲发现的其他的南方古猿头骨。
20世纪40年代末，思想潮流已经决定性地倒向了达特的一边。所有发现的化石都讲述着同样的故事：双足行走在先，大脑发育在其很久之后，而最早的原始人类化石持续地在非洲被发现。就连达特的主要劲敌基思也公开承认错误时，达特肯定体验到了巨大的满足感，基思在一篇1947年写给《自然》的信中说：“我现在确信……达特教授是对的，我是错的。”
20世纪50年代，人们惊讶地发现皮尔丹人是拙劣的赝品，由此最后的反对声音也消散了。大英博物馆的一队研究者，因为奇怪它怎么会与所有其他化石证据如此不同，决定更仔细地检查它。他们发现其表面被人为地上过色—这是做过手脚的明确迹象。仍然有大量争论探讨谁会是伪造者。被怀疑者中排在最前面的是发现这块化石的律师、业余化石搜寻者查尔斯·道森。
事后看来，这块化石实属伪造这件事本应该很明显才对。早在1915年，美国学者格里特·S.米勒就指出：“咀嚼的机制使这块下颌骨和头骨没法配对在一起。”英国人类学家无视了他的警告。皮尔丹化石讲述了他们想要相信的东西，所以他们无视了反面的证据。而它作为赝品被发现一事，为汤恩头骨及作为其推论的人类起源自非洲的理论被全面接受铺平了道路。
我们的祖先是猪和黑猩猩混血？
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在书中挑战了所谓物种从不曾改变的旧有信念，主张它们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一种自然选择的过程而不断演化。达尔文意识到这一想法会使人们震惊，可能尤其会触动宗教人士的敏感神经，因此他小心地避免深入讨论他的理论在人类起源方面的推论。相反，他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诸如狗以及雀等物种上，而把关于人类演化的讨论保留到了十二年后，他的另一本书《人类的由来》之中。
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们并没有被愚弄。他们马上根据事实推断出，正如达尔文的批评者所说，达尔文是在宣称人类肯定自猿演化而来。这自然激起了宗教人士的对立：这怎么可能？时至今日，人类起源自猿仍然是一个敏感问题，一些人仍然拒绝相信这一点。
由此，你可以想象，遗传学家尤金·麦卡锡的假说若有一日能获得主流科学的接受，大众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了。他显著放大了有可能激怒人们的因素，主张人类可能不仅起源自猿，还可能起源自猪。更具体地说，他猜测大约六百万年前，在一只雌性黑猩猩和雄性猪之间（或者不如说，在当今这两个物种的祖先之间）可能发生了交配事件，而生下来的后代就是人类血统的祖先。
2003年，麦卡锡从佐治亚大学获得了演化遗传学博士学位。三年后，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世界杂交鸟类手册》，这是一份百科全书式的清单，列明了数千种野外及圈养环境下的杂交鸟类。这本书从评阅者那里得到很高的评价，也暗示等待麦卡锡的将是前景光明的职业生涯。
也就是说，麦卡锡一开始似乎是在循着一条传统的路径发展。而且，如果继续向着这个方向前进，或许他现在会舒适地作为某大学的教授安顿下来，经常性地炮制学术文章，享受来自同辈的尊敬。但是，麦卡锡急转直下地离开了这一路径。他开始主张奇怪和激进的想法—这些猜测最终使他成了学术界的弃儿。
在麦卡锡决定以杂交为专业选题时，或许这其中已经显现出了一丝反叛的端倪。杂交这一术语描述了两个不同的物种交配并生下后代的现象。最著名的例子是骡子，它是雄性驴和雌性马杂交的产物。
对于想要培育出具有潜在有利属性的新品种的水果和蔬菜的植物育种者来说，杂交有巨大的吸引力。你可能偶尔在超市的农产品区遇见过这类研究的结果，也许见过球花甘蓝（西蓝花和花椰菜的杂交种）或者李杏（李子和杏）。
但是，杂交植物是一回事，使动物物种杂交，尤其是那些比驴和马分隔得更远的物种，完全是另一回事。动物物种杂交使文化亮起各种各样的红灯。想象一下狗和牛的杂交种，或者山羊和马的杂交种，或者人类和任何其他物种的杂交种。这样的混合会使人们既着迷又恐惧，杂交种存在的可能性似乎既像怪物又不自然，与我们持有的所谓事物间应存适当秩序的信念相冲突。
神话传说中满是这些令人不安的混血儿的例子。据说克里特的国王米诺斯在他城堡下面的一座迷宫里养了一只米诺陶诺斯（半牛半人的动物）。一个中世纪的传说讲述了鞑靼植物羊（一种果实会结出绵羊的植物）的存在。也许最著名的混血儿来自基督教传统，其恶魔经常被描绘为半山羊半人类的样子。
麦卡锡开始思索的正是这些奇怪种类的杂交生物。他想知道杂交现象到底能走多远。物种之间到底能相隔多远而仍然能繁衍出可生育的后代？
这令他开始思考杂交在演化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标准的模型是，演化通过基因变异的稳定积累而发生。环境中的选择压力随后决定哪些变异会被保留下来，哪些不会。当一个物种的两个种群从地理上与彼此隔绝，这一自然过程造成它们逐渐向着不同的路径演化，直到最后它们不再能够与彼此交配繁衍后代。于是，它们变成了截然不同的物种。查尔斯·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观察到的雀就是这一现象的著名例子。它们被与大陆隔绝开来，因而独自经历了物种形成过程。
麦卡锡怀疑物种间，即使是那些相距甚远的物种之间存在的生殖屏障，也没有像几乎所有科学家认定的那样严格。如果情况如此，那么杂交或许偶尔会启动演化。一场杂交交配可能会突然间引入一套全新的基因进入一个种群，造成其发展走上截然不同的新路径。
如果麦卡锡将这些演化的猜想限制在鸟类或者植物物种范围内，它们仍会引起争议，但仅仅是在学者之间。但相反，他瞄准了最具煽动性的问题：杂交会不会在人类的演化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麦卡锡并未想象所有物种都是杂交的结果。然而，他确实认为，杂交扮演的角色比大多数生物学家认定的要重要得多，而且他怀疑，人类尤其可能是这种过程的一个产物。引导他得出这个结论的，是我们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较低的生育率。他指出，生物学研究发现，一名典型的人类男性身上，高达18.4％的精子可能形状异常，存在功能障碍，而黑猩猩的这一比例仅为0.2％。有缺陷的精子比例如此之高，传统上会将其归因于着装影响了阴囊的温度，但麦卡锡指出，这也是杂交的一个常见特点。
如果人类是一种杂交动物，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哪两个物种是我们的亲本。麦卡锡解释说，当生物学家怀疑一种生物是杂交动物时，他们用一种测试来确定其亲本。首先，他们确定该生物最像的物种是哪个，然后他们假设那就是其中一个亲本。随后，他们列了一个清单，将被怀疑为杂交动物的生物与其已知亲本不同的特点列出来。在手上有了这份清单之后，他们会试图将这些特点与另一个物种相比对。如果他们找到了很匹配的物种，就会认为自己可能找到了另一个亲本。
麦卡锡接着将这一测试用在了人类身上。我们显然很像黑猩猩，所以他假设这一物种（其中新世末期的祖先）就是我们的一个亲本。随后，他梳理了科学文献，建立了一份人类与黑猩猩不同之处的完整清单。
列表中包括了诸如我们裸露的皮肤、多汗、皮下脂肪很厚、有突出的鼻子、略微带有颜色的双眼等项目。表面以下的解剖学区别包括我们的声带和肾脏，后者有形状独特的内腔—被描述为“多锥体式的”—因为它有许多从内向外放射状的肾锥体。清单上还有许多行为差异：人类喜欢游泳、相互依偎以及饮酒。而黑猩猩并不会特别介意这些活动。
在列出这份清单之后，麦卡锡自问哪种动物表现出所有这些特点。他只找到了一个备选，那就是普通的猪。事实上，匹配情况也惊人的好……
一头猪！麦卡锡坦言，他本人一开始也不愿认真对待这一想法。可当他发现人类和猪的声带实际上看起来很相似时，他才开始确信他脑中形成的疯狂想法或许有什么重要的意义。这个想法在他脑中一经形成，就开始不断看出人类和猪之间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
但是从生物学上来说，猪与黑猩猩杂交不是不可能的吗？细胞层面上不会有机制避免这样相距遥远的两个物种间繁殖出可生育后代吗？亲本不同的染色体数量不会阻止杂交的发生吗？而且就算形成了后代，杂交后代不是通常都无法生育吗？
提到这些反对意见时，麦卡锡称它们是对杂交常见的误解。他承认在相距甚远的两个物种间发生杂交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坚称并非完全不可能。自然或许找到了一种方法使之发生，而人们假想的生殖屏障，如不同的染色体数，很难阻止其发生。有许多物种染色体数差异极大，仍然成功地杂交产下了后代。斑马有四十四条染色体，而驴有六十二条染色体，两者仍然一同生下了“斑驴”。另外，杂交后代通常是能生育的。在麦卡锡对鸟类杂交后代的研究中，他发现可生育后代的数量是不育后代的八倍。生育率降低的确很常见，但是这正是使他一开始怀疑人类可能是杂交物种的原因。
但一头猪和一只黑猩猩不大可能相互交配的这件事又该如何解释呢？同样，麦卡锡不认为这是个问题。解剖学上，只有猪是父本，黑猩猩是母本这种配对方式才能奏效。行为上也是如此，因为一头雄性猪不会介意与它交配的到底是什么。动物学家指出，许多动物尝试与—婉转地被称为—“生物学上不适合的物体”交配是很常见的现象。麦卡锡猜测，雌性的黑猩猩可能顺从地蜷缩着，因为它感觉受到了威胁。这就是麦卡锡想象出的人类物种起源的浪漫情节。
麦卡锡想象猪—黑猩猩幼崽出生以后，被黑猩猩养大。当它成年以后，就与其他黑猩猩交配，它的后代也是如此。随着一代代过去，这种杂交造成这一支混血血脉越来越像黑猩猩，麦卡锡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如今的人类更像灵长类动物，而不是猪。大多数猪的特点已经在繁殖过程中从我们身体里消除了。他主张可能正是这个过程，隐藏了我们的祖先是猪的大部分遗传学证据，使发现此事成了极具挑战性的一项任务。
2013年，麦卡锡自行在网上发表了他的“猪-黑猩猩假说”。事实上，这是麦卡锡能把它公之于众的唯一途径。没有学术期刊打算触及此事。几周之内，《每日邮报》听到了风声，并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一只雌性黑猩猩和一头猪交配后演化出了人类》。这使麦卡锡迅速获得了全球的受众和远扬的恶名。
主流科学家也因此被激怒了。数名科学家气愤地提出：如果麦卡锡认真地相信猪和灵长类动物能繁衍后代，那么他应该试试让一头猪怀孕，最好用上他自己的精子，然后再报告他的结果。麦卡锡拒绝了。
麦卡锡的贬低者有许多更具体的批评。其中许多聚焦于他那份人类与黑猩猩不同之处的清单，攻击它为经过精心拣选的专门支持他古怪论点的列表。他们指出，清单略去了两个最明显的区别，即我们靠双腿行走，而且有较大的大脑，这两个特点都不像猪。他们解释说，虽然这么多的相似性很有意思，但却是趋同演化的结果—由于面临相似的选择压力，不相关的物种演化出了相似特点的现象。
批评者同时还坚持认为：不论麦卡锡是怎样宣称的，细胞层面肯定有生殖屏障，会阻止猪—黑猩猩发生杂交。猪和灵长类动物的支系在八千万年前就分开了，在那时候积累了太多的差异，以至于不可能再把它们归在一类。甚至就连一个猪的精子能否识别出黑猩猩的卵子以成功使之受精，也是值得怀疑的。在动物生物学中，显然并没有跨越了如此巨大的分类学差异还发生杂交的已知例子。
接着，还有缺乏遗传学证据的问题。就算事实如同麦卡锡提出的那样，假设的猪—黑猩猩杂交的后代曾经与黑猩猩混血了许多代，也应该有继承自猪的线索留在我们的DNA中。到了2013年，猪和人类的基因组都已经完成了完整的测序工作，但是对两者的分析未能揭示任何明显的相似性。猪的基因序列如果在我们的DNA中存在，研究者应该会注意到才对。就麦卡锡的批评者而言，这是猪—黑猩猩杂交假说“棺材”上最后也是决定性的一根钉子。
然而，这段故事还没彻底结束。2015年，研究者们发现猪和人类的遗传因子中，所谓的短散在重复序列（SINEs）之间，有出人意料的相似之处，其粉丝中间（是的，该假说有一群粉丝）刮起了一阵激动的旋风。这是否意味着“猪—黑猩猩假说”终于有了基因方面的支持？麦卡锡的说法是不是即将被证实了？
不太对。麦卡锡自己也告诫说，该发现很难证明他的假说，将其描述为“一场九局的比赛中才得了一分而已”。没有更实质性的证据，他的理论注定还得待在学术边缘最偏僻的角落。但即使该理论正如大多数科学家认定的那样，错得离谱，它仍然提出了颇具争议性的问题：杂交的边界在哪里？两个物种在分隔多远的情况下仍然能产下后代？
想要从生物学文献中找到确切的答案将是徒劳的。普遍的共识是八千万年的分类学距离（就像猪和人类之间的那样）已经太远而无法跨越了，但是确切的分隔点在哪里？四千万年，四百万年还是两百万年？这似乎得看你试图配对的动物是什么。
狮子和老虎的支系是在大约四百万年以前分开的，它们能够产下后代。然而，大多数生物学家不认为六百万年以前分开的人类和黑猩猩可以杂交。虽然人们的确没有为测试这一假设付出多少努力。但是2012年，大约在五十万年前与我们分开的尼安德特人与我们的祖先的确曾混血的一事得到了确认，这使我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尼安德特—人类混血。
这些数据暗示了，只有相对较晚分隔开的物种可以杂交，但是也有特例令情况变得更复杂，比如珠鸡和鸡可以产生能生育的后代几内亚鸡，尽管它们的支系在五千四百万年前就分开了。如果你观察植物之间的杂交，一切都不好说。
而且，现在有了基因工程，几乎一切皆有可能。科学家正在杂交那些在自然界永远不会相遇的物种。看起来研究者尤其感兴趣的一个物种是猪。正如麦卡锡指出的那样，许多猪的器官确实与人类的器官很相似。这引发了人们对移植猪的器官给人的可能性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如果能做到这件事，它会解决器官短缺的危机。
在实现的路上，有许多严重的问题横亘在人们面前，尤其是如何阻止人类免疫系统对猪器官发生的排异反应。而已经得到数十亿美元投入的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培育从细胞层面更像人类的猪。美国索尔克研究所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者正在积极工作来实现这一点，而且他们已经成功地造出了人类—猪嵌合体的样本。
这也就是说，就算六百万年前猪—黑猩猩的杂交动物没有出生，人与猪混合而生出来的不寻常的生物如今也确实存在于实验室里了。不过，它们只是恰巧属于科学的产物，而非自然。
迷幻药使我们演化成人类？
有一种名叫古巴裸盖菇的蘑菇，一经摄入，大约二十分钟后，就会产生可以察觉到的作用。这些作用因人而异，且差别可能很大，但身体作用中常见的包括散瞳，心率加快。精神作用可能包括眩晕、意识模糊、幻视、时间和空间扭曲感以及一种天人合一的巨大感受。
但这些作用仅仅是暂时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它们会在四到六小时之后消散，但是可能会给人留下深刻而持久的印象。作家兼民族植物学家特伦斯·麦肯纳尤其受这种体验打动。而且程度之深让他开始怀疑，或许在我们物种的历史上，古巴裸盖菇扮演了比任何人以往的猜测影响更深远的角色。他在想，这种蘑菇会是人类产生智力的原因吗？
1992年，麦肯纳在他的书《众神的食物》中详述了这一猜测。他想象我们遥远的祖先大口咀嚼着能改变意识的蘑菇，随之而来的迷幻体验，使它们的大脑经过一代又一代而增大了。他把这称为人类演化的“迷幻猿理论”。
迷幻猿理论触及的中心谜题是人类大脑显著的演化发展。两百万年以前，人类祖先的大脑只比现代黑猩猩的大脑大一点点，是当今人类平均大脑的三分之一。随后，祖先们开始迅速地发育。据我们所知，这是演化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一个物种经历了如此迅速的大脑发育，其最终结果是人类得到了相对于其身体，比地球上任何其他生物都更大的大脑。到底是什么引起了这种不同寻常的发育？
古人类学家提出了许多的可能性，诸如使用工具、语言、集体狩猎甚至我们物种的社会性。可问题在于你没法得到确切的答案，因为能够参考的证据太少了。大脑不会转变为化石，而头骨，虽然的确能变成化石，但对它们所容纳的大脑，也说明不了多少情况。由于能参照的材料如此匮乏，研究者也就没法得到什么共识。这也就是为什么仍有裂痕为更非正统的可能性留下了敞口的原因。于是，就出现了麦肯纳的“迷幻猿理论”。
虽然麦肯纳经常被描述为民族植物学家，听起来还挺科学的，但他并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他是一名自学成才的梦想家和知识分子。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个小镇上作为一名普通的少年长大之后，20世纪60年代中期，麦肯纳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并接受了反主流文化。随后，他出发去环球旅行，最终来到了亚马孙丛林中，在那里首次品尝了迷幻蘑菇。迷幻蘑菇改变了他的人生。回到了美国家中后，他在1976年与他的兄弟丹尼斯合著了《裸盖菇素：迷幻蘑菇栽培者指南》，卖出去了超过十万本，他也由此开始了一段作为演讲者和作家的职业生涯，把传播迷幻药的福音当成了他人生的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迷幻猿理论是这一努力的顶点。对于迷幻蘑菇怎样促进了人类大脑的演化，这正是他做出反映自然的科学解释的尝试。
据麦肯纳说：“人类大脑的迷幻式演化开始于数百万年以前（他没有明确说出具体的时间），那时原始人类走出了非洲的热带丛林，走上了干燥的草原。我们的祖先，在这个阶段，生活条件并不怎么好。它们以能找到的其他动物所剩的食物为生，经常跟在穿越大草原迁徙的野生牛群的后面。”
随后，在决定命运的一天，其中一名原始人类做出了一个意外发现。在他跟随一支兽群，迂回地穿行于一堆堆粪便周围时，他看到一只蘑菇长在一个粪堆上。他伸出手，把这只菇采下来丢进嘴里，结果获得了惊人而新奇的体验。这不是常见的蘑菇，而是一只迷幻蘑菇—古巴裸盖菇，含有强力迷幻剂裸盖菇素。这第一个意外的迷幻体验者发现了“非洲草原的幻觉菌菇”。很快，他所有的同伴都开始寻找这些长在粪堆上的蘑菇了，由此把自己转变成了该理论中的“迷幻猿”。
麦肯纳相信，这些蘑菇不仅令我们的祖先体验到了愉悦的感受，还使他们获得了适应性的演化优势。麦肯纳还提到由精神病学家罗兰·费希尔做的研究：在低剂量下，这些蘑菇能提高视觉敏锐度，尤其是边缘感知，这对狩猎起到了帮助，蘑菇发挥了化学望远镜的作用，在略高的剂量下，这些菌菇增加了性唤起，鼓励那些食用它们的祖先更经常性地交配，比不食用者产下更多后代。在这个剂量下，这些蘑菇还缓和了男性猎人凶暴的个性，使他们平和下来，与女性共同抚养年幼者。
在更高剂量下，这些蘑菇会产生“十足的古老巫术般的狂喜感”。在这里，大脑发育就参与进来了。裸盖菇素的一个已知的作用—麦肯纳曾提到过，是造成感觉以奇怪的方式重叠和混合的效果。它似乎重新组织了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麦肯纳主张，这一知觉上的重整可能打破了意识上的屏障，促进了想象力、自我反思、象征性思考，以及可能最重要的—语言的发展。而且，如果它确实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如果它鼓励了早期人类以新的方式发声并解读从它们口中发出的声音，它可能在许多个世纪之后，引发大脑尺寸的增长。据麦肯纳说，我们可能“吃出了更高级的意识。”
在麦肯纳的时间表中，人类与蘑菇共生的活跃时期几乎持续了两百万年，从我们遥远的祖先能人时代，一直持续到文明的黎明时期。他把这看作我们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他将之称为“合作伙伴社会”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人类得到蘑菇智慧的滋养，脑力完全发育成熟。该时期在一万两千年前结束，蘑菇因为气候变化而变得稀少，而我们的祖先定居下来开始了农耕。
然而，他们想念那些蘑菇，开始寻找其他的东西—酒—取代蘑菇。对麦肯纳而言，这就代表了人类从高雅的生活悲惨地沦落了。代表我们被放逐出了伊甸园。酒增加了人类的侵略性和权力分层，使“统治者文化”得以崛起，这种文化在过去的十二个世纪里一直统治着人类社会。
麦肯纳所讲述的关于我们物种的历史，最终转变成了一个丢失纯真的故事，一路引向当下的时代，而根据他的诊断，如今的我们与彼此和自然疏远地生活着。他给出的解药是再次接纳蘑菇古老巫术般的智慧，重新与自然相连，重新回到我们丢失了的合作伙伴社会的天堂中。
许多主要报刊都撰写了《众神的食物》的书评，包括《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以及《自然》和《美国科学家》等科学期刊。麦肯纳不能宣称他受到了忽视。对他来说，好消息是许多评论家都称赞他语言上的天赋；坏消息是几乎每一个人都抨击了他的科学主张，他们并不相信他提出的蘑菇使我们成为人类的论点。
一个反复出现的批评是，麦肯纳只是略微涉及现有的科学文献而已。他蜻蜓点水地触及了许多学科—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真菌学—哪些事实符合他的需要就引用哪些事实，但他并没有深入探究任何一个学科领域。该书聚焦于笼统的观点，而不是学术的细节。
另一个抱怨是麦肯纳的社会和政治观点干扰了他的科学论述。“他完全没有去尝试保持科学上的公正性。相反，他公开地呼吁工业化世界放宽药品政策限制，坚称作用于精神的药物有可能在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不应该被定为非法。”评论者们抱怨道。其结果就是，他的书读起来更像是支持药物的宣传材料而不是科学。
更严重的是，评论者们指责麦肯纳歪曲研究结果。例如：他提到了罗兰·费希尔的研究，宣称该研究显示裸盖菇素提高了视觉敏锐度，而实际上该研究并没有这种说法。研究显示裸盖菇素改变了视觉，却并没有暗示存在提升。麦肯纳所想象的给旧石器时代猎人们提供了帮助的“化学望远镜”实际上并不存在。
接着，还有他的主张太过夸张的问题。整个前提看起来都特别奇怪，而且说实话，非常愚蠢。因此，科学界得出了结论。没人能否定麦肯纳在遣词造句上有一套，而且有想出令人兴奋的点子的天分，但最终人们认为他缺乏学术上的严谨性，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主张。比较宽容的说法是，迷幻猿理论是过于相信迷幻剂积极价值的人想出来的无稽之谈；不那么宽容的说法是，这就是伪科学的愚蠢而已。
因此，麦肯纳自然是没能令他的理论得到主流科学的接受，但是这会不会是传递信息者的过分热情和缺乏经验阻碍了信息的传递呢？虽然受到否定，但是迷幻猿理论是否值得被认真对待呢？有一小部分研究者确实是这样认为的。
这些支持者往往来自迷幻药研究领域，这意味着他们比绝大多数人更倾向于认为迷幻药有很大的意义。尽管如此，他们确信迷幻蘑菇有可能在人类演化中扮演了某种角色，而且由于麦肯纳于2000年去世，他们也试图在麦肯纳去世之后保证迷幻猿理论不至于销声匿迹。
真菌学家保罗·史塔曼兹就是这些粉丝之一，他被认为是蘑菇和迷幻剂方面最重要的权威人士之一。2017年4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场学术会议上，史塔曼兹宣布自己相信迷幻猿理论“完全正确”，听众报之以热情的掌声。另一个粉丝是特伦斯·麦肯纳的兄弟，丹尼斯—很难把他当成一个不偏不倚的信息来源，但与特伦斯不同，他有充分的科学资质，他自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植物学博士学位。
他们提出应认真对待该理论的主张，部分基于科学上对迷幻剂的作用日渐增长的重视。新的研究不断揭示这些迷幻剂对大脑的强烈作用。最近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的研究表明，迷幻剂激发了大脑一些通常不会交流的部位之间产生深度联系，这种作用看起来极为持久。许多使用者报告说摄入这些迷幻剂的体验对人生的改变是永久性的。
另外，这些作用于精神的强有力的物质，显然存在于我们祖先生活的环境中。古巴裸盖菇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它长在许多动物物种的粪堆上，这些动物包括大象、斑马、羚羊、水牛和奶牛。一名好奇的原始人类只要捡起一只蘑菇，把它丢进嘴里就能体验到它的作用。
对迷幻猿理论的支持者而言，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并得出结论，迷幻剂很可能在人类大脑的突然发育中起到了作用，才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来自批评者的反对则是，不管这些迷幻剂有多么强有力，或者多么容易取得，并没有明确的理由说明它们为何影响了人类的演化。该理论支持者的回应回到了麦肯纳提出的所谓的“迷幻剂可能帮助人类获得语言能力”的主张上。
想想动物和人类交流方式上的区别是什么。许多动物都有简单的交流形式。犬类会吠，长尾猴曾被观察到对不同的掠食动物发出不同的警告叫声。但是在这些例子中，一种声音总是有一个特定的含义。然而，人类掌握了复杂、符号形式的语言，使我们得以交流高度抽象的信息。我们将声音和概念混合在一起，生成了无尽多样化的含义。我们的祖先是怎么学到这个窍门的？
丹尼斯·麦肯纳和他的兄弟一样，指出裸盖菇素的标志性作用是“联觉”。它造成了感觉的混合。我们大脑的一些通常不会相互协调的部分因而联系在了一起。这看起来恰恰就是帮助我们人类的祖先从简单的声音跨越到更复杂、符号语言所需要的关键的刺激。这确实让人倾向于去想象其中一个祖先摄入了古巴裸盖菇，随后在脑中形成了一种模糊的意识，感觉到这些从它嘴里发出的声音如果用新的方式组合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丹尼斯·麦肯纳确信两者之间的关联。他宣称这是一个事实：“裸盖菇素教会了我们语言。它教会了我们如何思考。”
依据类似的思路，卡尔·萨根的儿子：作家多里昂·萨根将人们的注意引向了语言和迷幻剂之间有趣的相似性上。迷幻剂在一个人的脑中生成画面，而语言也有同样的作用。我们运用语言在彼此脑中形成图像。诗歌和歌曲可以生成强有力的视觉想象涌入脑海。萨根暗示：从这个意义来说，语言实际上是一种“交感幻觉”。它是终极的迷幻剂。
或许这些相似之处不过是巧合罢了。我们可能永远没法确切知道是怎么回事。很难想象有什么古生物学发现或者心理学实验能正面或反面结束这场争论。但是，想象迷幻剂和语言之间或许有深层的联系，的确是一件吸引人的事。
接着，还有最后的一个概念，它说服了一些人，认为我们或许值得再多看看迷幻猿理论。这个概念是说，人类意识是如此不同寻常的东西，因此为了解释它，我们或许需要越过标准的演化理论，并考虑有惊人的偶发事件使其产生的可能性。
特伦斯·麦肯纳经常谈及蘑菇和早期人类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你可以很轻易地把它当成他的一种诗意的辞藻而置之不理，但是这的确令人回想起了“极盛”的人类学概念，这个词用来描述两种文化的接触往往引发创造力的爆发，并产生出不期然结果的现象。一个例子是全球贸易是如何使中国的发明，诸如火药和印刷术在欧洲普及开来的，在欧洲，这些发明以全新的方式得到了发展。
麦肯纳的理论要求我们考虑，两百万年前，有什么类似的情况或许在非洲发生了。想象两种来自不同生物界的物种机缘巧合地相遇了。菌菇复杂的化学系统可能遇到了一种灵长类动物，而它恰恰是唯一准备好从中获益的物种。其结果是演化不期然的极盛时刻。新的意识通道和潜藏的能力在原始的猿的大脑中被激发了，随后渐渐地，我们的祖先开始在幻觉中一路发展出了更高级的意识。
怪论成真: 洞穴艺术
阿尔塔米拉洞窟位于西班牙北部沿岸，步入那里好似走进一座史前教堂一样。其洞顶和洞壁布满令人震撼的图画，描绘着欧洲野牛、古代野牛、鹿和马的画面，所有这些岩画都绘制于一万多年前，绘画者的身份在时间的迷雾中早已模糊。这些恢宏的旧石器时代画作如今被认为是“世界艺术的奇迹”，但是很显然，它们并非一向都受到这样的重视。当这座洞窟在19世纪末被发现时，这还是人们第一次看到如此精心绘制的史前艺术作品，而史前史这一年轻学科一流的专家们显然不为所动。他们很快就宣称穴居人是不可能创作出这种艺术作品的，并将其斥为一场现代骗局。直到二十年后，他们才最终回过头来，承认其真实性和重要性。
该岩画是由一名富有的西班牙地主，马塞利诺·桑斯·德·索图欧拉发现的。1878年，他曾经参观巴黎世博会，在那里，他看到在法国发现的一些史前手工艺品的展品。他想起数年前—1868年，一位寻找自己的狗的猎人在他的土地上发现了一座洞窟的入口，这激起了他的好奇。索图欧拉想：这个洞窟中会不会有什么史前手工艺品呢？
但直到第二年，索图欧拉才跟随自己的想法，着手更仔细地查看这座洞窟。当在其入口附近挖掘时，他很快发现了一些燧石工具和骨头，这让他兴奋了起来。第二天，索图欧拉带上了自己九岁的女儿玛利亚—这样她可以在他工作时在他身边玩—他弯下身去，继续他的挖掘，而玛利亚直接跑进洞窟探险去了。几分钟之后，索图欧拉听到她大喊：“看啊，爸爸，野牛！”
索图欧拉在早些时候曾经一个人走进过洞窟，但是他对自己可能在地面上找到什么的心情太过急切，所以根本没想到要抬头看看洞顶。结果他就错过了那里画着的几乎和真牛一样大小的彩色野牛，直到玛利亚的喊声吸引他看到了它们。
这个关于孩子在如此重要的发现中起到作用的迷人故事，如今已经成了现代考古学中最常提起的故事之一。它经常被拿来提醒人们，不要太过专注于手头现有的任务，要记得时不时停下来考虑一下更全面的情况。
索图欧拉一看到这些壁画，即刻就意识到了它们的重要性，于是他勤勉地开始工作，将他们的发现传播出去。他准备了一本小册子，在册子里仔细地描述了这些壁画，并主张这些壁画必定来自史前时代。他还获得了马德里大学的一位教授胡安·比拉诺瓦·彼拉的帮助，这位教授也一样被这些壁画所打动。两人一起前往西班牙、德国和法国的一系列学术会议，去讲述关于洞窟的信息。他们原以为人们会对该发现产生巨大的兴趣。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公开的怀疑和轻视。
索图欧拉是一位寂寂无闻的业余人士，这对该发现帮助不大。如果是一位富有经验和盛名的学术专家做出的发现，也许人们对它的反应会有所不同。同样地，人们以前从未见过与这处洞窟壁画同样规模的东西。它似乎太过不同寻常，不像是真的，而且，由于在当时史前史这门学科才建立了几十年而已，其从业者深恐因为相信了骗局而名誉受损。
而最重要的是，对于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当时流行的想象与洞窟壁画是相矛盾的。这种想象来自达尔文在那不久以前发表的演化理论，主张人类起源自猿。史前史的学者因此相信我们遥远、穴居的祖先肯定在行为上更像黑猩猩而不是人类。然而，阿尔塔米拉洞窟的壁画显然不是任何像黑猩猩这样的动物能画出来的东西。它是由熟练的绘画者创作的，而其技巧一点也不输现代的画家。
有两位影响力很大的法国学者，埃米尔·卡提拉克和加布里埃尔·德·莫提哀带头反对了这个发现。从未走进过洞窟，甚至拒绝前往洞窟的卡提拉克宣称，其岩画是“平庸画家粗俗的玩笑”。两位学者都谴责这一洞窟壁画为骗局，是拐弯抹角构思出来攻击进化论用的。卡提拉克将其怪罪在保守的西班牙教士身上，而莫提哀则怀疑这是反进化论的西班牙耶稣会士所为。
卡提拉克和莫提哀或许还受到一种民族主义嫉妒心理的影响。他们就是不想将创作如此恢宏的作品归功于古代西班牙人。如果洞窟位于法国，他们对它的观点可能会更宽容些吧。
为了支持他们提出的一切都是骗局的指责，这些学者们指出洞窟和画作身上不同寻常的特点，如在洞顶缺少烟留下的痕迹。他们问道，穴居人是如何在没有点火去看的情况下，画出这样的画来的？他们宣称，这证明这些画是最近的作品。学术界的其他人都追随他们的领导，同意了这样的观点。
索图欧拉发现他的名声快要变得千疮百孔了。他抗议说动物脂肪在燃烧时，并不会生成多少烟，但是他却被无视了。他没有被盛赞为伟大的发现者，却被当成骗子而被排挤，他甚至被禁止参加未来的学术会议。
后来，更多的洞窟壁画被发现，才最终证实了他的发现。1895年，与阿尔塔米拉相似的雕刻画和岩画—包括熊、猛犸象、狮子和更多野牛的画作—在法国的孔巴雷尔和丰德戈姆的洞窟中被发现。这一次，没人怀疑这些艺术作品是旧石器时代的了，而其地点位于法国显然也安抚了法国的学者们。在他们民族主义的骄傲得到安慰之后，他们重新考虑了阿尔塔米拉绘画的真实性。
然而，直到1902年，学术上彻底的承认才终于到来。在那一年，卡提拉克写了一封公开道歉信给索图欧拉，标题是“一名怀疑者的错误”。不幸的是，被错误对待的发现者已经来不及接受这则道歉了，他已于1888年去世。然而，卡提拉克前往西班牙，当面向索图欧拉的女儿，现在已经是成年人的玛利亚道了歉。在他来到那里时，首次步入了阿尔塔米拉洞窟，终于看到了这些惊人的画作，这些他长久以来一直拒绝承认其真实性的画作。
人类在变笨？
如果我们能从石器时代揪起一名穴居人，把他丢进21世纪会发生什么？我们会发现他比我们更聪明还是更笨？
穴居人在智力方面不怎么受尊敬。人们对它们典型的印象是粗野、愚蠢，挥舞着大棒的呆子。大多数人或许认定一名穿越时空而来的穴居人智力水平肯定跟不上现代。然而，有数名科学家却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观点，认为穴居人实际上从智力上比现代人要高一大截。其思想很敏锐、聪明、有能力轻易掌握复杂的观念，情绪很稳定，并且拥有强大的记忆力。据这些研究者称，其智力优越的原因在于人类的脑力在过去的一万两千年里一直在走下坡路。他们说，石器时代末期，是我们物种智力处于最高水准的时期。这以“蠢蛋理论”的名字为人所熟知，来源自2006年的同名电影，讲述的是未来世界人类变得病态地愚蠢的故事。
“我们可能变得更笨了”的第一条线索来自古人类学领域，这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聚焦于人类的演化历史。到了20世纪末，就人类大脑在我们的演化过程中的大小，研究者已经收集了足够多的数据，得以揭示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在石器时代三百万年的跨度之内，我们祖先的平均脑容量显著增加了，但是到了石器时代末期（五万到一万两千年以前），它达到了顶峰。从那以后，脑容量一直在减少，减少了相当多。
两万年以前，生活在欧洲的克罗马农人的大脑体积平均有一千五百立方厘米。如今，人类的大脑体积大约在一千三百五十立方厘米，这代表了10％的减少。从视觉角度来说，我们失去的脑容量大约相当于一个网球的大小。虽说二万年可能听起来很久，但从演化的时间尺度来看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而已。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的大脑不仅缩小了，而且缩小得还很迅速。
关于大脑大小的这些令人沮丧的统计数字方面并无争议。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缩小意味着什么？这表示我们在变得更笨吗？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吗？
也许不是。解剖学家很快指出，虽然在大脑大小和智力之间存在一种不甚严密的相关性，但两者间并没有严格的相关性存在。比如说，一名天才的大脑不一定比一个笨蛋的大脑个头要大—爱因斯坦的大脑就只是平均大小而已。
当在不同物种间对大脑进行比较时，最重要的因素是脑容量与身体质量的比值。这被称为“脑形成商数（EQ）”。一个物种每单位体重对应的脑容量越大，它通常也就越聪明。因此，一个大脑袋的小型生物很可能比一个大脑袋的大型生物要聪明。在动物界，人类的这个数值比任何其他物种都要高，这似乎正是为什么我们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危险的物种的原因。
也许克罗马农人的大脑个头大，仅仅因为它们的体型更大而已。这可能是我们大脑缩小的一种解释，我们可以把自己较小的头颅归咎于我们整个体型缩小了。
不幸的是，这行不通。最近的研究表明：克罗马农人的大脑从比例上比我们的大，即使当我们考虑到它们较大的体型也是如此—人类的大脑比体型缩小的程度要高得多，EQ并没能给我们解围。
这一发现使得密苏里大学的一位认知科学家大卫·吉尔里（David Geary）得出结论，我们的确可能正在变笨。在他2005年的书《意识的起源》（The Origin of Mind）中，他提出，人类整体上个体能力可能降低了的可能性。他是第一个开玩笑地把这一观点称为“蠢蛋理论”的人。
吉尔里猜测，我们头颅的缩小与新时期时代末期，大约12000年前农业的采用相关。他跟踪记录了人类的大脑尺寸随时间的变化，并发现恰恰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随着人口密度增加，人类的大脑显著地缩小了。在全世界所有出现复杂社会的地方，这一动向不断重现。
吉尔里推测，先不论我们对穴居人的固有印象，其实在我们的祖先作为狩猎采集者生活的石器时代，想要生存就需要很高的智力。他们需要掌握广泛的一系列技能，如怎样持续地找到并识别可食用的食物，怎样躲避掠食动物以及怎样很好地狩猎。一个笨蛋可是活不下来的。如果你犯了错误，受到的可不只是象征性的惩罚，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