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论文大全11篇
历史文化论文篇（1）
基于德育意义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是指相对于精神形态的文化存在而言，可以用于教育的包含自然地理、人文历史和社会文化内容等的物质形态（包括固化形式）的历史文化存在。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形象性、具体性、鲜活性，是学生开展德育实践活动，进行自主体验、自主发展的优质教育资源。凡有效的德育都是需要学生走进生活、主动体验文化才能实现，因此，如何有效地开发和利用我们身边的物化形态的文化教育资源，让学生在体验实践中探索提高对德育内容的感悟和理解，以增强德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学校德育的一个重要课题。开发和利用物化形态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德育实践中有着重要意义。它使德育生活化、形象化，克服把德育当作“符号知识”在教室里空对空传授的缺点，为创设德育情境、开展体验活动提供有效平台。它能让学生走出教材和校内资源的狭隘视野，合理建构课程资源的结构和功能。尤其对于转变和完善德育课程功能、打破德育教育资源结构单一的局面、转变学生的习得方式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学校德育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主要有四大类别：国家重大事件纪念类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民间传统文化类历史文化资源、自然景观类历史文化资源和学校自建的历史文化资源。这四大类别资源在雷州半岛十分丰富，是学校德育常用的题材：
（1）国家重大事件纪念类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如湛江博物馆、各地革命烈士纪念碑等。这类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承载着国家意识、政治观念、理想信念等内容，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对历史的认知和对民族英雄的怀念、对政治生活的信仰和对职业理想的崇敬。其特点是政治性鲜明，意识形态浓厚、思想意义深刻。它属于一种政治资源，呈现出庄严性、历史性特点，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2）民间传统文化类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如雷州妈祖庙、雷祖祠、三元塔、石狗等。这类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历史性和民族性，它承载着整个民族对人类生存的体验、对祖先和民族英雄的怀念、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憧憬等内容。其特点是民俗性鲜明，文娱性浓厚。它属于一种文化资源，呈现出传统性、民俗性特点，是进行乡情教育的重要载体。
（3）自然景观类历史文化资源，如雷州半岛的山川水库、公园森林等。这类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承载着爱国意识、家乡观念、审美情感等内容，是生活理想的体现、对自然的认知和美好事物的追求。这类历史文化资源的特点是观赏性强，美育意义深厚。它属于一种自然资源，呈现出审美化、娱乐化特点，是进行审美教育的重要载体。
（4）学校自建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如校史纪念馆、校园雕塑等。它承载着教育观念、治校意识、学习理念、文化审美等内容，是师生意志的体现、对校本文化的认知、对学习和文化生活的愿景以及成才的追求。它属于一种校本教育资源，呈现出教育性、文化性、独特性及广泛性等特点，是进行校本教育的重要载体。
（二）基于德育意义的雷州半岛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的分布
雷州半岛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特色鲜明的物化的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德育意义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的分布十分广泛，大致可分为五类：
（1）物化形态的历史文化资源。主要分布在雷州、徐闻和吴川市，如雷州市的雷祖祠、三元塔、靖海宫，徐闻县的灯楼角、大汉三墩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遗址等；
（2）固定形式的民俗文化形式。主要分布在雷州市、吴川市、廉江市和遂溪县，大致可分为：民俗崇拜方式，以傩戏、傩舞等为代表；节庆贺岁模式以吴川飘色、“年例”为代表；民间艺术形式，以雷歌、“白戏”等为代表；民间竞技活动，以赛龙舟、舞雄狮等为代表。
（3）物化形态的“红色文化”资源。主要分布在湛江市区、麻章郊区、吴川市、遂溪县和廉江市，如各地的烈士陵园、梅菉头抗日纪念馆、中山纪念堂，廉江的鹤地水库等，这些“红色文化”资源包括以抗法斗争、抗日斗争为代表反抗侵略历史文化；以革命老区、抗日根据地、解放海南岛战役为代表的红色革命文化；以鹤地水库建设、湛江农垦建设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建设文化；以海洋文化、国际交流文化、现代企业文化为代表的改革开放文化。
（4）物化形态的学校历史文化和校园雕塑。主要分布在湛江各县市主要学校。如各校的校史纪念馆、校园雕塑和廉江一中的“论语广场”等。
（5）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如鹤地水库、东海岛、特呈岛、祖国大陆最南端等。这些物化（固化）形态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大多是学校德育十分珍贵的教育资源。
（三）雷州半岛物化形态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德育意蕴
（1）利于道德教化。雷州半岛物化形态的民俗文化形式是一种原生态的民间社会生活模式，潜存着丰富的道德教化思想，民间礼仪也蕴含着鲜明的道德价值引导。如民间生活习俗文化形式中反映的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开源节流思想；民间信仰文化形式中的尊老爱幼、敬老敬贤、相互帮助、扶困济贫、乐善好施、见义勇为信念等。当地民众自小就熏陶于这些物化形态的民俗文化形式当中，并参与其民俗文化活动，其文化习惯就是他们的习惯，其文化信仰就是他们的信仰，其文化不可能性就是他的不可能性，这说明物化形态的民俗文化形式对个体的教育和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雷州半岛传统民俗文化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品质所在，是永不枯竭的民间德育资源。
（2）利于民族意识培养。雷州半岛物化形态的历史文化形式承载着民族精神，因为物化形态的历史文化形式中蕴含着族群意识，具有唤醒民众民族认同的功能。民族精神的培养离不开物化形态的历史文化形式，通过固化的文化形式强化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有利于培养民众的家乡观念，陶冶民族审美情趣，提升优良的道德境界，培育热爱族群的和谐精神。例如，雷州文化的傩戏、雷歌、传统节庆民俗（如春节团圆年夜饭、清明节扫墓、端午节赛龙舟等），都有特定的固化文化形式，其间蕴含着浓郁的族群意识，是雷州半岛人民千百年所传承积淀下来的丰厚遗产，对塑造民族性格、凝聚民族情感起着重要作用，是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资源。
（3）利于培育和谐精神。“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之一，雷州文化不讲征服自然，而强调要顺应自然天理，讲求天人感应。如雷祖祠的关于陈文玉、“雷州换鼓”等神话传说，所反映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这与我们现代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完全吻合的。又如，以吴川飘色为代表的“年例”祭祀文化，它伴生着各种民间艺术表演，以博取和讨得一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表达人们美好的愿望。“年例”对农民的和谐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还增强了农民之间的相互交流，有利于促进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又如，雷州文化的民俗节庆活动是湛江和谐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传承和谐精神的一种重要形式。尤其是在春节、正月十五、端午节、中秋节、七月十四、冬节等这些传统节日里，充满着中华民族的和谐精神，这些流传千古的优良和谐文化正是学校德育的天然教材。
（4）利于弘扬教书育人美德。以雷阳书院为代表的书院文化特具有崇教尚学，修德育才的精神品质，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崇教尚学，传承文化。是雷州半岛文化教育活动的中心，又是学者研究学术和进行艺术创作的胜地，他们的活动使雷州府城成为雷州半岛的文化中心，被称为“天南重地”。书院文化的“崇教尚学，传承文化，培育英才”传统对当代教育影响深远。二是修德育才，甘当人梯。雷州半岛远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相对中原内地，文化比较落后，为了提携后学，他们发现少年英才不惜代价培育养护。今天湛江的教育成绩斐然，为国家输送了大批精英人才，这与书院文化的传统影响不无关系。
（5）利于建设廉政文化。雷州半岛廉政文化教育基地以陈瑸故居为代表，陈瑸是雷州半岛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著名的清官。他一生宦迹遍布北京、台湾、四川、湖南等地，政绩卓著，留下大量诗歌文章，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陈瑸是按照儒家的政治标准修炼成的清官典范，用他一生艰苦卓绝的努力，实践和诠释了封建社会的“六廉”思想：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从而也为当代的廉政建设留下了良好的廉政文化：陈瑸的“贪一钱，即与百千万金无异”名言成为今天廉政教育的宝贵思想财富；陈瑸的简陋故居成为人们最好的廉政教育基地。
（6）利于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雷州半岛物化的“红色文化”资源是一种宝贵的当代德育资源，这些“红色文化”资源包括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遗留下来的“红色革命遗址”。这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是湛江教育界建设特色德育的重要途径，也是乡土课程建设的重要素材之一，它对于教育学生继承革命传统，培育爱国主义情操，发扬革命前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具有亲切而直观的现实性和实效性。
二、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的德育应用意义
雷州半岛物化形态的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更易被学生所体验和接受，更能让学生解决身边和学习生活中的思想道德问题。对于组织学生开展爱国、情感、环保、审美、理想教育活动；开展文化传统教育活动；开展自强意识、自信意识、艰苦奋斗精神、团队精神和奉献精神教育活动等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将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引入德育过程，符合国家教育改革的新要求
开发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引入德育过程，符合国家对德育课程改革的新要求。2001年国家相继颁布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标准》，对传统教学思想、传统课程体系提出了改革要求，要求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领域中，把“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作为课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也指出：加快中小学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的改进和建设，充分利用和整合各种德育资源，深入研究中小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和特点，把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和民主法制教育有机统一于教材之中，并保证占有适当分量，努力构建适应21世纪发展需要的中小学德育课程体系。同年4月、教育部也颁布了《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提出“从学生的学习生活实际出发，从学生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善于挖掘和利用当地体现民族精神的各种资源，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学生熟悉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教育活动，以情动人、以事感人、以理服人”。可见，把地方历史资源引进德育过程并用以改进德育工作是符合国家有关教育改革的顶层设置要求的。
（二）将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引入德育过程，有利于拓展德育新途径
创新德育途径和方法，须依托一个有效的载体，开发地方爱国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地方校本课程，让学生学有所依，不失为一个良好的载体。地方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属于乡土文化资源的一部分，它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具体性、鲜活性，是学生开展德育实践活动，进行自主体验、自主发展的优质资源，它能使德育生活化、形象化，克服把德育当作“符号知识”在教室里空对空的传授的缺点，为创设德育情境、开展体验活动带来丰富的创新资源，从而实现让学生走出教材和校内资源的狭隘视野，在实践中提高德育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教育目标。利用我们身边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是拓宽德育途径的有效载体，在德育实践中有着重要意义。雷州半岛有着丰富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开展爱国、情感、理想和文化传统教育活动，譬如，指导学生参观革命纪念地，让学生体验真实的生活情境，使学生有真切、深刻的感受，这种德育教育的途径不可替代，效果也不言而喻，德育教育的意义十分重大。
（三）将物化形态文化资源引入德育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和正确的人生观
有学者认为：“引导我们的孩子去了解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去发现、领悟、认识其中深厚的地理文化和历史文化，去关心这块土地上的普通人民，和他们一起感受生命的快乐和痛苦，并把这一切融入自己的灵魂与血肉中，成为自我生命的底蕴与存在之根。这将为他们一生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丰厚的精神底子。”而根植于一方土地上的学校，更要充分认识到育好一方人就要用好一方文化，让本土文化成为打造学校特色德育的重要资源。党的十报告也指出：“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可见爱国主义教育和“三观”教育应始终是学校德育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我们的学校德育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三观教育”方面却大多方法陈旧，流于形式，较多地停留在简单的说教，缺乏生动活泼的德育形式，成效不大。因此，改革学校德育教育方式，将思想教育与当地历史文化及生活联系起来，充分利用地方丰富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并积极研究和注入地方特色文化和思想内涵以开展学校德育活动，以形成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氛围。
（四）将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引入德育过程，有利于促进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雷州半岛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和知识宝库。可是这些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如果不加以保护和开发，她的历史面貌就会受到破坏，甚至逐渐消亡，她的历史价值就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和体现。保护是开发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的前提，开发是保护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的目的。目前，雷州半岛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力度还不够，随着人们对历史文化资源利用意识的增强，必将促使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重视当地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虽然目前仍属于初级阶段，但最低限度地保护了历史文物免于遭受破坏，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珍贵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为人们参观学习提供了真实的历史教材，时刻向人们敲响不忘历史的警钟，成为十分宝贵的德育资源。
三、雷州半岛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引入德育过程的实践探索
现代德育过程理论也认为，现代德育过程是一种实践过程，所谓实践过程，包括两个含义。其一，必须以实践观点审视德育过程；其二，在德育过程中必须遵循实践性原则。基于学校德育所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坚持贴近社会实际、贴近生活、贴近中小学生自身实际的原则取向，从学生的学习生活身边出发，善于开发地方德育资源，开发校本课程，用事实说话，用典型事例说话，用学生熟悉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教育活动，以情动人、以事感人、以理服人，才能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
（一）利用雷州半岛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开展体验性德育活动
道德体验不是教师以权威者的身份对学生实施种种设计和约束，而是从作为体验者学生的生存体验始，通过教师的引导，诱发和唤醒学生的道德体验，使其在体验中领悟道德判断，自主选择，优化行为方式。具体方法有：
（1）让学生在本土德育资源收集实践中受到熏陶，如组织学生收集本地历史名人的事迹故事、风俗、礼仪、民间传说、特色、土特产、摘抄历代赞美家乡的名句佳作等活动，从小培养学生对家乡文化传统的认同感和热爱心；
（2）让学生探究当地革命历史，通过了解革命烈士、人民群众的英雄事迹，感悟到当今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倍加珍惜。
（3）组织学生参观当地人文和自然景观，了解本地的历史文化发展状况，感受到新中国诞生以及改革开放后民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
（二）利用雷州半岛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开展的研究性学习活动
一是开展地方民俗文化研究性学习。湛江地区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山川秀丽，名胜众多。民俗风情丰富多彩，民俗文化思想内涵丰富，艺术风格独特，是作为学生研究性学习的重要资源。例如：在组织学生开展“湛江文化知多少”的征文比赛；邀请专家进校开展地区文化系列讲座；组织老师编写校本教材，将湛江红土文化引入课堂；在校园内开展红土文化系列活动，激发学生了解湛江红土文化及湛江人精神的兴趣，增强他们热爱家乡的意识等。二是开展学科探索研究性学习。学校可以引导各学科老师结合本学科特点及需要，进行本学科课程的拓展和补充以作为本学科的研究性学习。例如在课堂教学中，利用吴川状元府、雷州天宁寺等名人古迹展开文言文教学的兴趣之旅，学生要了解状元府的人物，要了解当年一代文豪苏轼在雷州的生活，就必须要读懂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文卷，探索的好奇心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课堂内的文言文教学也就不再那么深奥。同时，学生亦在探索的过程中，对我们先人的科举选拔和贬官文化有了更浓厚的兴趣，老师及时引导他们将兴趣转化为行动，这便成了对历史学科和语文学科的延伸研究性学习。三是开展感悟生活的研究性学习。如高一新生的军训，除了要参加军事训练外，还可组织学生参观梅箓头抗日纪念馆、中山纪念堂等，培养学生刻苦耐劳的意志和爱国主义情怀。四是组织学生共同参与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开发课题研究，邀请老师、家长或社会专业人士作为指导，引导学生从地方历史文化领域参与课题研究。
（三）利用雷州半岛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建设校本文化资源
历史文化论文篇（2）
二、关于文化艺术研究
霍巍《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一文，通过研究近年来西部地区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回顾了在对西部早期文明探索若干问题上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并通过对这批新发现的考古材料的分析，联系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所涉及的关于远古历史上“恰”“穆”氏族以及古老象雄文明等问题，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某些联系和今后的研究方向，对新出考古材料的时空关系及其学术价值也作了扼要的介绍。［13］杨曦《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简论》一文以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要依据，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内涵、经济形态进行分析，以探讨远古人类的生计文化以及高原自然环境与文化面貌的关系。并在对现有材料进行总体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石器文化的基本特点，表明高原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向世人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14］刘志群《远古时期文艺发展渊源》一文对远古时期文化艺术发展源流作了梳理，作者认为远古时期，特别是原始社会的文化艺术，主要是以诗歌与散文形式流传在民间的神话故事和诗辞歌谣。［15］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指出:“歌唱家则歌唱一些隐晦的难解之谜，也可能还歌唱一些家谱故事……始终是以诗词形式来陈述的，其特点是使用了隐喻，口头禅般的套话和俗话。”［16］石泰安认为，“谜歌此字的辞源即意识着它实际上是指以问答形式进行的轮唱，其中涉及到创世问题以及人和神的世系内容。”［16］达娃《古陶———原始文化史的缩影》一文通过对考古发掘的古陶的研究，认为古陶瓷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组成部分，古陶瓷器发展历史，是一部间接而形象的远古发展史。文章指出，“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凝聚着创作者情感，带着泥土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艺术形象，表现着民族文化，叙述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录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民族的喜与悲而前行”。［17］万代吉《倾听远古的舞动———探讨藏族远古时期的舞蹈》一文，主要从三方面论述了远古时期的藏族舞蹈，即从古人类遗迹、遗物，神话传说，原始舞蹈遗存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藏族远古舞蹈的内容丰富，与当时的地理环境、生产劳动、人们的思维方式，原始宗教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18］李延浩等在《藏族原始“拟兽舞”考察》一文中，认为“产生于远古时期的藏族原始‘拟兽舞’，是藏族先民早期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拟兽舞’不仅蕴含了远古藏族先民独特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观念，重要的是其间隐含了藏族舞蹈起源的线索”。［19］格曲在《民族器乐发展史简论》一文中，对远古时期的器乐艺术做了简要概述，认为“远古时期文化、历史情况的资料异常稀少，对于了解那时的器乐情况造成了极大困难”。但同时又说:“就其现在所知道的远古时期的乐器而言，虽然是远不能反映其全貌，但是还是明显地看出这些本教和世俗民间的远古乐器对后期藏传佛教器乐音乐和民间器乐、歌舞、藏戏伴奏等产生的影响。”［20］德却卓玛《论狩猎岩画对远古先民经济行为的记录》一文给予岩画很高的地位，文章通过概述狩猎岩画的大致分类以及主要内容来分析其反映出的深层含义。作者认为，“在没有文字之前的远古时代，岩画是藏族先民最初的美术作品和‘文献’”。［21］
三、关于丧葬习俗研究
沈跃萍《藏族神话及其远古丧葬习俗》一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考察了远古时期丧葬习俗，认为“古代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与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的远古居民之间关系密切”。［22］文章认为，文献记载中与“天绳”意义相近但又有着细微区别的“天梯”一词，实际上是与“高度”这一概念相关的“神山”之类，如高山峻岭的隐含代名词。这一提法，颇有创新意义。霍巍《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史传说之历史考察》一文，依靠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和文献资料的记载，对“天尺七王与‘天绳’神话”“早期陵墓起源的古史与传说”“松赞干布以前吐蕃诸王陵墓葬所的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对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史传说进行一番历史考察，将为进一步的利用考古材料开展对于古代丧葬习俗与墓葬制度的研究，提供有益的线索，作好先期准备”。［23］霍巍《高原史前时期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详细考察了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吐蕃部落时期的墓葬埋葬习俗的发展，并作了对比研究，认为“最早出现墓葬的年代，至迟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约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距今约3000年前左右，这表明在原始宗教观念支配下产生的埋葬自己同伴尸体的丧葬意识，高原史前人类并不落后于同一时代的其他人，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与周边地区大致相当”。［24］作者认为，“高原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生息、繁衍，他们是创造高原古代文化的主体”;“从远古时期开始，高原就与祖国西北、西南地区的考古文化之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既说明古代藏区与内地文化联系的持续性，也说明古代藏区的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有漫长的发展历史，表明远古时期的藏族先民与周边地区的各部族一道，对于创造我们祖国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过重大贡献”。［24］
四、关于其他方面研究
目前学术界关于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还有考古、医学、体育等方面。石硕《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认识远古文明的价值》一文，对40年来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作了分析，对于这些考古发现在认识远古文明的内涵、发展轨迹及其与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渊源联系等方面的价值作初步探讨。文章着重探讨新石器文化的三元格局及其内涵，对卡若文化、曲贡文化和藏北细石器文化作了深入阐释，认为“在新石器时代，高原地区已经不只是某一个单一的原始部落在活动”。［25］霍巍《考古新发现及意义》一文，根据高原一批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将远古时期分成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代，认为考古资料的发现与研究，对于整个亚洲古文明历史演进过程的描述，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从某种角度来说已经超出了考古学领域，对历史、民族、宗教、艺术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将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它“不仅接受和融合着来自祖国内陆以及中亚、南亚古老文化的影响，同时，其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对外部世界产生辐射，具有顽强的生命力。”［26］夏格旺堆、普智《考古工作40年》一文，回顾了40年来考古工作主要成果，重点对近10余年中在全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吐蕃王朝时期与古格王国时期的各类遗存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工作作了简要地介绍。该文比较系统地使用了考古发掘的最新资料，对远古时期社会基本状况作了较为综合性的描述。［27］斗嘎《藏医学的起源与苯医》一文，根据藏族远古有关藏医药最初起源的神话传说、藏族早期史料记载以及苯医著作《本玉》与藏医药学莫基著作《四部医典》的比较研究，证明藏医药学是以苯医为基础，汲取其它国家和民族医学的许多精华而形成的一种民族医学。该文对远古时期的医学多有考证。［28］沈德功《试论古代体育的产生与发展》一文认为，“古代体育的产生是以古代人类的活动为基础，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于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古代体育，逐步从生产劳动和生活等实践活动中分离出来，用于训练武士、宗教祭祀、竞赛娱乐等，从而形成了颇具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并延传至今”。［29］
历史文化论文篇（3）
二、在贵州省2013年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年会开幕时发来的贺信中，为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指明了方向
在贺信中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中国将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⑴的贺信，成为都匀及水族同胞创建旅游安康，生态经济，有机农业等功能格局的基本要求和奋斗目标，也是都匀及水族同胞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和谐发展的根本保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儿女孜孜以求的“中国梦”，如果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切入口，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则是现阶段贵州乃至都匀及水族同胞的中国梦。
三、2014年10月贵州省省长陈敏尔在会见全国工商联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事叶志光一行时说：“当前贵州正在认真贯彻落实提出的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指示要求，因地制宜发展环境友好型、生态友好型产业
推进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崔之东（贵州都匀市委党校，贵州都匀558000）摘要：归兰山是贵州十大非著名山峰之一，景区内分布着许多奇珍异石及少数瀑布景观，是一处尚待开发的旅游处女地，同时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大家庭水族同胞居住地之一。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多方面原因，边远贫困的水族同胞经济文化发展仍然相对滞后。随着贵广高铁的开通，推进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发展旅游业，是水族同胞摆脱贫困从而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的根本路径。关键词：归兰山景区；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中图分类号：F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035（2015）06-0106-01贵州旅游资源丰富，很多景区景点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加快改善，贵州旅游发展前景广阔，贵州交通‘天亮’了，贵州旅游发展的春天己经到来。”⑵2014年12月26日，贵阳至广州高铁开通，为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提供了新机遇。贵广高铁途经都匀东站，都匀东站正好距归兰山景区及水族村寨较近，如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后，地球村的客人们出站便可乘车50分钟到达，可以更好地去领略那水族历史文化，独享着原生态大山中这无尽的妙趣和大自然那沁入心灵地洗礼。
四、都匀市原三个水族乡（奉合、阳和、基长）于2014年5月合并并取名为归兰水族乡，可以更好地发挥优势，形成归兰山风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和经济发展的合力
归兰山风景及水族文化旅游开发的优势在于它的原生态和悠久的水族历史文化，有一种震撼人心的自然美，当与水族的风情和文化融合在一起，便揉合出人与自然，历史与现在，现在与发展的独特的美丽和憧憬来。而且它潜在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和发展后劲，一但开发成功，不仅给世人奉献了一处旅游胜地，而且将为该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产生有力地推动，改善水族群体的居住环境，承传水族人的独特文化，而且因此将召回长年在外打工的青壮年，归兰水族乡有12000多人可回乡投入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劳动中来，走上勤劳致富、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
历史文化论文篇（4）
早在远古时代，黄河下游地区就是当时文化发达之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炎帝氏族及其后裔创造了东夷文化。考古资料表明，发源于黄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一度处于当时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而当时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黄帝氏族及其后裔则创造了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共同创造了早期的黄河文明。经过夏、商、周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渐次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两个主干——夷夏文化，而齐鲁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齐鲁建国至春秋，是齐鲁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形成时期。随着西周的建立，来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渐沿黄河东下，到达下游地区。周文化和东夷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由于齐、鲁两国人文环境、地理条件的不同和建国方略的差异，造成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体系：齐文化和鲁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里，齐文化和鲁文化沿着各自独特的道路发展，使黄河下游地区的文化格局呈现出多元化状态。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从齐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实际情况出发，除了继承周的“重农”传统外，又实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以农业为主，农、工、商并举；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而亲亲”的宗法原则，而是“举贤而尚功”；文化上，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因其俗，简其礼”。齐文化最终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传统。鲁文化则是以周文化为主、以东夷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由于鲁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适于农耕，这就使鲁文化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农业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鲁国统治者强调周的宗法制度，主张“尊尊而亲亲”；文化上，则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方针，用周文化强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讲求的礼乐仁义即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鲁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传统。
战国秦汉时期，是齐鲁文化的综合发展时期。进入战国，由于齐国对鲁国的兼并，造成黄河下游地区政治上的局部统一。而学术文化界兴起的百家争鸣，则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在这个背景下，齐、鲁两大文化传统的交融日益发展，逐渐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表现在思想领域，主要是孟子对齐学的批判吸收，邹衍阴阳五行说对鲁学的渗透以及管子学派和荀子对齐学和鲁学的揉合。特别是《管子》、《荀子》的出现，反映了齐鲁两大学派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向。秦及汉初，齐学盛极一时，主要表现在黄老学和阴阳五行学的盛行。这一历史时期齐学与鲁学的融合，为其后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构筑新的儒学体系作了理论准备；同时也为汉代儒学内部的齐学与鲁学以及今古文经学之争埋下了伏线。经过东汉今古文经学的学术之争，双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渗透，至东汉末年，一代经学大师郑玄会通古、今文经学，最终完成了齐鲁文化一体化的过程。
齐鲁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它不仅融合了齐文化和鲁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齐鲁文化实际获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终融入到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历史文化论文篇（5）
近年来历史剧异常火爆。无论是严肃之作还是游戏之笔,历史剧都带来了许多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剧,历史剧究竟以“历史”为核心还是以“剧”为鹄的?这些都不是单纯的理论性、技术性问题,包含着许多特殊的文化涵义。
一般说来,历史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或者某个事物的发展过程、某个人的经历;二是指对自然界、人类社会、某个事物、个人经历的文字记录。虽然自然界、人类社会等的存在、发展变化是不证自明的,但它的处境却甚是尴尬:要么它是不可知的,人类不可能绝对无误地认识、体察它的存在和变化;要么是必定被主观化的,对于历史的观察、记录必定浸染观察者、记录者的主体性因素,受其出身、地位、修养、立场、观点、方法、好恶等因素的影响。
这为历史的阐释和再阐释留下了丰富的想象和创造空间。这个观点可能会逻辑地派生出两个意味深长的结论。第一,任何一种历史记录都可以对已经发生的一切加以取舍剪裁,或浓墨重彩或一笔带过,或以偏概全或以善饰恶,总之都带有某种程度的主体性,虽然在意图上存在着差异——有人刻意扭曲历史,有人刻意追求客观。虽然主观性强弱程度存在差异,但本质上并不存在绝对真实、客观的历史记录。第二,并不存在绝对主义的一元论的“历史”,历史是多元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因为不同的缘故写出来的历史常常大相径庭,无论哪一种历史记录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的“惟一”,因为,即使历史事实是可知的,一旦由人写进历史书籍、演义进历史剧之后,都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任何人都不具有界定、说明、解释历史事实的终极权力。
到目前为止,我们通常只能通过书本了解历史,我们了解到的历史只是别人书写出来的历史,比如我们从司马迁、班固、司马光、欧阳修那里了解我们民族辉煌的过去。但历史的讲法是多种多样的,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当代人根据自己对于历史的理解而编写出来的。历史带有主观性,并不存在一元化的、一体化的历史。如果有,那也是借助于政治强权或文化霸权强制规定出来的。历史有客观性,但它的客观性只是一种社会公认性,而不是物质的客观性,历史的客观性毕竟不同于物质的客观性。西方人玩拆字游戏,把历史(history)理解成“他讲的故事”(his story),充满了看透世事、大彻大悟后的智慧。我们许多人并不这样看。我们认为只有古人、文人、精英们写出来的历史才叫历史,否则就有信口胡诌、胡编乱造的嫌疑,这种“王麻子剪刀”式的历史观(“吾乃正宗王麻子”、“假冒王麻子灭门三代”),到现在还颇有市场。
也就是说,我们似乎应该区分两种不同的“历史”:一种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一种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前者才是客观的,后者则是被主观化了的。在英文中,“the historic”(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与“the historical”(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两者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明确的。前者指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人物或事件,后者是对前者的记载或“反映”。比如说到“古建筑”时必须使用“a historic building”,而非“a historical building”;说到“历史剧”时必须使用“a historical play”,而非“a historic play”——“a historic play”这种说法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
作为朴素的唯实论者,我们相信,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与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之间的关系是“被反映者”和“反映者”的关系。这是不错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我们是通过“反映者”来认识“被反映者”的,我们也只有通过“反映者”才能认识到“被反映者”,这无异于以“反映者”征服“被反映者”。离开了“反映者”,我们就无从认识、理解和把握“被反映者”。我们触及的只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而无从触及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即使我们今天看到的“古建筑”(historic building),也几经风雨,几经粉饰,与原物大异其趣,不再是纯粹的古建筑了。虽然“今月曾经照古人”,毕竟今天的月亮不再是古代的月亮。月亮尚且如何,何况建筑物呢?
在有关历史剧的理论研究中,我们听到最多的是“历史题材”这个概念。“历史题材”这个概念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要经过剧作家的加工和改造,因为它是“题材”,是一种用来写作的“材料”。如果说历史编纂是对历史事实的第一重加工的话,那么处理历史题材则是对历史事实的第二重加工。在历史学家看来,历史是第一性的,历史剧是第二性的,历史对于历史剧具有逻辑优先性。违背这个原则的历史剧,就不配称作历史剧。“历史剧应当是:主要历史人物、事件,均于史有据,真实可信。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虚构的部分只能是细微末节,或可能在历史上发生的情节。郭沫若的《屈原》、吴晗的《海瑞罢官》,都是比较标准的历史剧。离开这个界定,在历史剧中大量戏说、造假、歪曲,根本就不能叫历史剧,只是挂历史的羊头卖狗肉而已。”[1]
即使开明的历史学家,也只能把历史剧视为历史的替充(supplement),即只能成为补遗、补充、附录、增刊之类的东西。他绝不允许剧作家“重写”、“改写”历史。比如编写有关“大禹治水”的电视剧,历史学家能够确定的有关历史史实少而又少,只知道他以疏导的方法治理过洪水,而且三过家门口而不入,其他的就一无所知了。历史剧作家在尊重这一历史的前提下,设想他的音容笑貌、思想感情、人际关系。用郭沫若的话说,便是“在史学家搁笔的地方,便须得史剧家来发展”,因为“古人的心理,史书多缺而不传”[2](P50),需要历史剧作家来补充。“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疑案,如新疆塔里木楼兰古都的米兰壁画,古僚人的悬棺,古夜郎国的神秘灭亡,倘要编成电视剧,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就只好依靠假设了。”[3]至于已经确定的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但“历史题材”这个概念本身就暗示出了“戏说历史”成分的存在,也暗示出了“戏说历史”的合理性——当然这里的“戏”一般说来是“戏剧”的“戏”而非“游戏”的“戏”。但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戏说历史”才合情合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这既取决于历史题材的性质,也取决于剧作者的哲学背景、政治立场、艺术观念、创作原则、艺术惯例等复杂问题,还取决于剧作者拥有怎样的“情”、“理”观。
但长期以来绝对主义一元论历史观的存在,使得历史剧作家在处理历史题材时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即有“触雷”的危险。久而久之,历史剧作者成了刚入婆家门的小媳妇,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一个个呆头呆脑、形同弱智。这样的现实顺理成章地造就了许多相当低能的受众。《宰相刘罗锅》在祖国大陆播放时,片头上必须冠以“不是历史”、“民间故事”的提醒,否则必定有人横刀立马、夹缠不清。饶是如此,有些人还是要“鸡蛋里面挑骨头”般地兴师问罪,把“不是历史”视为“就是历史”。《宰相刘罗锅》在香港播放时则去掉了片头的“不是历史”、“民间故事”的提示性字样,也没有 人以此责备这部电视剧,说它与历史不符。
历史剧总是免不了“戏说历史”的成分,这是历史剧之所以为历史剧的“本体论依据”。无论多么严肃的历史题材,一入戏剧总是要纳入文艺的轨道,总是难以避免“戏说历史”的痕迹。《三国演义》之与《三国志》是“戏说历史”,《西游记》之与唐玄奘西域取经也是“戏说历史”,但人们对于《三国演义》和《西游记》表现了非凡的宽容与大度,无非是“从古原则”在作怪罢了——古人是不会有错的,仿佛只有古人才有“戏说历史”的特权。对于今日之“戏说历史”则大不以为然,也是习惯势力使然。《戏说乾隆》在电视台放得最起劲时,也是《三国演义》大红大紫之时,北京地区的观众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无非说明有人喜欢这种“戏说历史”(即“游戏”的“戏”),有人喜欢那种“戏说历史”(即“戏剧”的“戏”)罢了。但不论青红皂白地反对“戏说历史”的人毕竟还有不少。据说,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现在受到的最大威胁是“戏说历史”。《戏说乾隆》为始作俑者,《宰相刘罗锅》则走向了极致,《秦颂》则有气死历史学家的“罪恶企图”。其实一看这些剧目马上就会明白,“戏说历史”自有其存在,只是拿王侯将相开涮,大有“大打死老虎”和“狠烫死猪头”的威风,绝不敢随意拿近现代人物开刀,描写林则徐的电视剧就遇上了法律方面的麻烦。但不管怎样的任意杜撰、歪曲历史,不论社会精英人物如何竭力反对,这些都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都有相当好的收视率。
历史文化论文篇（6）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整个学术背景看，“文化”一词成为学者们重点讨论和思索的问题。教育作为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分支，文化问题自然引起了教育学界学者们的关注，由此产生了他们对教师文化的研究。纵观以往学者们的教师文化研究，可以看出他们比较认同的教师文化内涵系指“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从此，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两个维度成为诸多学者教师文化研究的思维定势。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文化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它对学校的师资队伍管理、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进以及教师的专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有学者所言：“没有教师文化的深层次改革，任何教育改革都是表面的和临时的。”由于教师文化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的研究，探究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我们重新理解教师文化特征和重新审视教师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教师文化研究的历史追溯
回顾国内学者的教师文化研究，就会发现他们研究的历史脉络大致为从文化现象领域到学校管理领域，再到课程领域和教师专业发展领域，研究层次上从宏观、中观到微观。其中宏观和中观层次主要有四个方面，微观层次的研究则主要表现在对教师的行为方式进行的观察与分析。
(一)宏观与中观层次的研究
1、文化现象领域中的教师文化研究
研究教师文化的学者们离不开对文化的认识，这些认识主要包括对文化概念、分类以及文化理论模式的理解和运用。大多数学者认为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并且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对其进行划分。例如：按照结构分类标准可以有纵向和横向两种划分，其中纵向上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横向上包括社会主导文化、群体文化和个体文化。因此，有学者从横向的文化角度来理解教师文化，认为教师文化是一种群体文化，是教师群体在共同的学校教育环境里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此外，从文化的形式表现特征还可以分为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据此，有学者提出教师的职业意识、态度倾向和行为方式属于显性文化，教师的教育理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属于隐性文化。鉴于文化现象本身的复杂性，还存在诸多分类标准，在此不一一赘述。但无论按照怎样的划分标准，它们都是从不同角度印证了教师文化的深层次因素。
另外，学者们把教师文化作为文化现象的一个子系统进行研究的还表现在对某种文化理论的理解与运用。例如：有学者把荷兰文化协作研究所所长霍夫斯坦特(HofstedeC.)的“文化四维度理论”作为揭示教师文化特征的参考依据，该学者采用此理论的前提是认为教师文化是一种职业文化，它是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被大多数人认同的职业意识、教育理念、行为作风、思维方式、生活信念、人际关系以及情绪反应等群体行为，简单地讲就是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所习得且特有的一切观念和行为。根据霍夫斯坦特描述文化差异的四项指标，该学者对教师文化的特征进行了描述，即“教师文化是一种低权力距离的文化，平等观念是教师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教师文化是一种高不确定性回避的文化，教师群体普遍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和上进心，追求教师的稳定性；教师文化是一种高‘个人主义’文化，教师群体结构相对松散，教师教学活动是个个体性的活动；教师文化是一种女性度文化，主要表现为教师群体注重和谐与伦理道德，重视精神和情感的回报等。”还有学者在教师文化的研究方式上体现了对文化理论的运用，如文化三层次理论。在对此理论的理解之上，该学者对大陆和香港两地的教师文化进行了实证研究，选取大陆和香港两地部分教师作为主要的调研对象，从他们的教学工作、工作方式、继续教育制度以及教师的心理感受等三个不同层面作为文化内容进行比较，并就这些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进行了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分析。
2、学校管理领域中的教师文化研究
立足于此的教师文化研究者们主要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进行了研究。他们多把校园文化看作是由多种不同的亚文化群所组成的文化，认为教师文化就是校园文化的一种亚文化。他们尝试运用组织文化的观点解释、理解和构建教师文化，最终服务于学校教育管理的需要。例如：有学者提出校园文化是由制度文化、教师文化、学生文化和物质文化四种亚文化构成的复合体，教师文化引领整个校园文化的方向，因此，作为学校管理者应该重视教师文化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还有研究者进一步把教师文化与校园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为探寻教师文化建设的研究起点，这种观点认为教师文化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基石，对校园文化建设具有引导、示范、整合和预警功能。因此，要从制度文化、教学文化、学术文化和师德文化四个方面构建教师文化。
另外，教师文化还是学校管理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有学者对教师文化与学校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指出教师的行为、态度、价值观等难免受学校制度的影响。教师所担负的教师文化同样也受学校制度的制约。但是，对于那些长期处于学校组织中的教师来说，学校成为他们生活的场所，因此，教师在受环境性质约束的同时，他们的行为方式并不是停留于制度层面的简单重复，而是以其特有的行为和思想创造着教师文化。因此，以此为基础所构成的教师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学校制度的框架，并对学校制度的发展方向具有相应的反作用。可见学校制度与教师文化之间是一种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
3、课程领域中的教师文化研究
基于课程领域的教师文化研究，多是在新课程改革的时代背景诉求下开展的。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教师在课程改革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教师文化的革新才是课程改革的深层次支撑因素。因此，他们总结传统的教师文化特征，指明教师文化的重建主要在于教师角色的转换，而教师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是走向共同合作，同时要发挥学校已有物质文化设施的功能才会促进教师文化的更新。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课程改革是全方位、立体式的改革。在传统教育下教师们形成的教育理念、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已不适应这场改革。传统的教师文化特征主要有无创造性、保守性和缺乏合作、角色认同的神圣化、价值取向的保守性、文化冲突中的自我中心主义等，这些制约着课程改革的进程，因此，新课程需要教师由单兵作战走向共同合作。另外，有学者就课程本身为主要指向的狭义文化来理解教师文化，认为教师文化的重建就是教师专业角色的改变，即在课程“范式转换”的背景下，教师由传统的技术熟练者相适切的适应型教师文化走向反思性实践者，因此，教师文化重建要从教师的课程意识和行为方式两个方面人手：教师首先应该在专业理念上坚持科学、艺术、人文的开放教育思想，在价值观层次上确立指导者和引路人的教师观；其次，在行为模式层次上重视教师群体的协同教学与民主的师生关系，个性化的教学风格以及行动研究中的自我发展。最后，来自实践层面的研究者对传统组织模式下的教师文化进行了分析，即这些传统组织主要是指学校已有的物质文化设施，如学校统一设置的以学科、年级为单元的组织结构——学科组的集体备课就是典型的实例，这些为教师的团队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合作空间。在此基础上又可以通过科学的教师评价机制或者辅助机制如经验交流活动，自由论坛，学术沙龙等创建一种自然合作文化，从而推进课程改革的顺利实施。4、教师专业发展领域中的教师文化研究
研究教师文化对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推进教育革新有很大意义。不少学者基于教师文化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重要功能，就其形式和类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指明了教师间的自然合作文化最终能够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如：加拿大著名学者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A.)的教师文化研究对世界各国学者的研究影响甚远，他把教师文化按形式划分为“个人主义文化(individualism)、派别主义文化(balka-nization)、人为合作文化(contrivedcollegiality)和自然合作文化(collaboration)”。从它们的发展态势上看，个人主义、派别主义、人为合作的阶段可以发展到自然合作这个境界，因此，只有形成以真实、自然、互相尊重和理解为特征的自然协作的教师文化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教师的发展，从而可以达到教育变革的根本目的。此外，师徒教师教育模式的合作教师文化也是引领和促进教师之间自然合作的一种重要途径。关于教师文化与教师专业发展的关系，有学者提出“教师文化是教师专业发展的生态环境”的观点，其中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深层次教师文化对教师专业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二)微观层次的研究
综上四个方面，可以说教师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或者是中观层次，而微观层次的研究比较少见。在已经查阅到的相关文献中发现唐芬芬曾对桂林市某小学的8位教师进行了近90余节的课堂观察，并结合一定形式的访谈等调查方法对教师的口头言语行为进行了研究，最后在她的硕士论文《教师文化的课堂透视——对教师口头言语行为的个案研究》中，她总结出教师文化(言语文化)具有权威式的表现特征。由此她分析了权威式的教师文化产生的原因，既有宏观方面的如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因素的影响，又有微观方面的如家庭、同辈群体、学校文化和社区文化等因素的制约。
二、教师文化研究的总体特征与思考
对学者们的研究进行历史追溯，可以发现以往学者的教师文化研究从文化现象、学校管理、课程到教师专业发展的宏观或者中观层次，再到微观层次的研究。如果从整体上综合分析学者们的研究内容、观点以及研究思路，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特征并寻找到今后研究的新的思考方向。
(一)以往研究的总体特征
1、主要内容和观点体现的特征
首先，从教师文化的内涵看，学者们认为教师文化的内涵要素包括信念、态度、思维、习惯和处事方式等一些相同的内容，体现出教师文化构成要素的多样性特征。其次，从教师文化的性质看，学者们认为教师文化属于群体文化，如有学者明确提出了教师文化是一种群体文化，是教师群体共有的一种品质。再次，从教师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看，学者们一致认为教师文化产生于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它的发展受到社会性的历史因素和制度文化的共同制约，同时教师文化反作用于制度文化(如课程领域和学校管理领域方面的研究)。
2、整体研究思路体现的特征
第一，从研究趋势看，首先，从学者们研究反映出他们是从宏观层次的理论研究(如文化现象领域的研究)逐渐到微观层次的实证性研究(如教师言语文化研究)，注重教师自身的反思与实践，共同着眼于教师的专业发展，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具有实践性指导意义。其次，学者们意识到传统的教师文化类型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他们都在积极探索如何构建与世界教育发展趋势相适应的教师文化类型(如课程领域的研究)，研究的趋势由教师文化内容的研究到形式的深入挖掘，体现了教师文化研究的时代性特征。
第二，从研究模式看，仔细分析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他们的研究都是首先从揭示教师文化内涵开始，其次对教师文化进行分类，再次到揭示教师文化特征的研究模式，可见大多数学者们的研究模式具有某些相似的因素。
第三，从研究体现的特征看，学者们的研究反映出主要是以演绎分析和价值研究为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归纳分析和事实研究较少，因此，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表现为一种静态分析的特征。
第四，从研究的切入点看，学者们的研究大多倾向于运用文化的相关理论对教育中的某个领域(如课程、学校管理和教师领域的研究)进行分析，研究领域具体明确，基于教育活动的特殊性对隐藏在其中的教师文化进行探究，体现了教师文化的真实性和具体性。
(二)以往研究的思考
结合当今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理念的背景，重新解读我国学者的教师文化研究，可以看出此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分析过后便会发现其中似乎能为我们今后的研究寻找新的思考方向。
首先，虽然我国学者比较认同从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两方面对教师文化进行规范，但从以往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们是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教师文化”的内涵，由于教师文化实属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现象，从而出现了教师文化定义过于宽泛的局面，甚至出现了相互重叠的现象。可以说，教师文化无处不在。鉴于文化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对教师文化的重新审视成为理论研究的必要，如何深入教师文化的理论研究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历史文化论文篇（7）
暗器文化，是中华武术文化里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篇章。在众多武侠小说与电影等各类作品中，我们经常看到大量特色鲜明的暗器。无论是李寻欢的小李飞刀，还是东方不败的绣花针，亦或是唐门暗器，这些神秘莫测的暗器都颇受人们的青睐。暗器无论对于中国的兵器发展史还是武侠文化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暗器的历史文化却在如今网络信息时代下，显得有些黯然失色。在现实中与其重要意义不相称的是社会上与暗器文化相关的学术性研究文章以及书籍却乏善可陈。周遭的人们在生活中或许会谈及与武术相关的话题，但是涉及到暗器这一领域，也许我们只能在武侠小说或者武侠电影中才能看见其鬼魅的身影。
一、武术暗器及其文化的起源
所谓的武术暗器，是指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能够在暗中实施突袭的兵器。暗器，古人将它称之为“护身符”。暗器及其文化的发展，要追溯它的根源，主要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捕猎活动。远古时期的人类为了生产生活，制造了大量的武器用以猎杀动物、防身护卫、农业耕作。就目前而言在中国发现的最早期的远古人类元谋人已经可以熟练地制造与使用石器，这也为以后的暗器“飞蝗石”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之后人们又在石器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在石头上加上绳索演化出“绊兽索”，这也是后来索击类暗器最早的雏形。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需要，又出现了弓箭等武器。弓箭类武器的出现大大地提升了生产力与战斗力，这也对原始社会部落间的战斗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后世机射类暗器的出现也是由此而来。随着时代不断地变迁以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升级发展，武器的用途也越来越广，武器的种类也不断地增加。为了提升武器的杀伤力，人类在武器的制作用材、外形等方面更是费尽心思。暗器的出现，远在周代就已经初露锋芒，而它的广泛运用与发展则是在宋元之后。宋代，在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女真族与契丹族经常与宋军发生战争。他们在战争中发现，由于在马背上作战，通常骑兵所使用的武器在战斗中无法离手，使得士兵处境十分不利，于是便发明了诸如流星锤、连弩、钩抓之类的暗器供士兵使用，便于在战斗中掌握战机。元朝时期，成吉思汗的蒙古士兵能够雄霸亚洲远征欧洲，其军队战斗力十分强大。当时蒙古族的士兵们都普遍装备了一种叫乾坤圈的暗器，又名“阴阳刺轮”，其圈一半手握另一半装有猪牙形的尖刺，刺尖弯转，投掷出去便可以在长矛利剑刺不到的地方重伤敌人。武侠作品的作者以及民间传说也将“阴阳刺轮”这种暗器加以丰富，例如神雕侠侣中的金轮法王，他便是不折不扣的蒙古人，其所使用的武器便是“阴阳刺轮”的衍生。明清时期，是中国武术逐步走向成熟并且进入绚烂夺目的巅峰时期。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有文武状元之分。武状元不仅要精通十八般武艺，同时还要掌握各种兵器的使用方法，这大大地推进了武术文化在民间的传播，也使得各种武术流派蓬勃发展。在清代暗器与弓弩、枪炮合称为三大射远器。这一时期暗器的使用效果更加注重打击，往往还带有许多残忍与血腥。例如让人闻风丧胆的“血滴子”，便是将暗器甩出，直接切割掉对手的头颅。清末时期，外国洋人的入侵让西洋火枪、大炮盛行，民国时期的各种战争也是枪炮的对决，这宣告了数千年的冷兵器时代开始终结，同时也加速了暗器的没落。现如今，人们更多地是选择习武来强身健体，武器已经失去了其搏斗杀戮的原始功能。而暗器更是早已失去了它当年的用武之地，纯属强健身心的器械，除在杂技表演中供人欣赏外，民众练习者已经寥寥无几。可以说，现在暗器在武术器械谱中的处境十分尴尬，其相关的文化也正面临濒危的绝境。
二、武术暗器的特点
无论是暗器制作材料、形状构造还是其使用方式，都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色。暗器的制作材料可以是石头、金属甚至植物。形状构造可以是飞镖、飞刀、梅花针或者毒箭，造型有尖有刃，锋利无比。使用方式可通过手的投、甩、掷、按、弹，脚踏、踢甚至用嘴吹。可以说暗器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由此也造就了暗器文化的发展。1.暗器制作使用材料的特点暗器的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种类的暗器，其制作的材料便有所不同。暗器的制作材料可以是石头、金属甚至植物。早期的暗器制作方法比较简单，都是一些唾手可得不需要精加工的物品，比如竹箭、木刃、飞蝗石，更有高手可以用树叶当做飞刀掷出。其后，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兵器功能的需求，更多的暗器选择了用金属来制作，比如飞刀、飞镖、流星锤、梅花针、手里剑等种类繁多的暗器，全部是选择用金属制作，这样更能提高战斗力增加杀伤力。选择金属制作的同时，也增加了暗器的重量，这为暗器的投掷与使用增加了难度与不便，于是便又出现了将金属与自然物品混合起来制作的暗器，比如将飞刀的手柄部位做成木制结构，或者将竹箭的箭头换成金属制作。暗器更多的是在常规战斗势均力敌拖延太久不能战胜对手，或者在战斗中处于劣势，为了打破僵局反败为胜所使出的出其不意的特殊攻击手段。其目的多是一击必杀，能够将对手置于死地，所以暗器的制作一般十分精良，能够符合暗器使用者的习惯与心理。2.暗器制作采用形状的特点暗器的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种类的暗器，其制作的形状便有所不同。手掷类的暗器大多数都会有一个手把让投掷者握住，暗器刃部则是尖刃突出状或者呈锯齿状，这样容易给对手造成杀伤。索击类暗器则有尖有钝，这样设计不仅能给对手造成外伤，同时也能给对手造成致命的内伤。机射类暗器一般都会有一个发射器装置，射出的暗器多呈尖刃状，发射器推送出强大的物理力量能给对手造成严重的杀伤。暗器的制作所采用的各种形状与形状之间的搭配十分考究，其制作的形状与结构之间的搭配通常便决定了该暗器的使用功效。不同形状不同搭配的暗器，它的使用效果是不尽相同的。除了这些外部形状的设计，绝大多数暗器的构造都具有体积较小重量轻的特点，所以也可以将暗器说成是袖珍型的武器。这样设计便于携带更多的数量，同时更加方便地投入实战中。3.暗器使用方式的特点暗器的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种类的暗器，其使用的方式便有所不同。“出其不意，防不胜防”，通常是用来形容暗器的形容词。当然，暗器的使用方法也正如这些词的形容一样，当对手疏忽大意之时突然掷出暗器，往往当使用者投出暗器的时候都会使对手猝不及防、惊慌失措。在具体的使用方式中，操作方法虽然十分普通简单但是对技巧性的要求相当精湛。手掷类暗器与索击类暗器一般采用甩、投、掷等手法将暗器发出克敌。机射类暗器一般通过按、拉、弹、吹、抖等方式触发弹射机关，弹射机关通过物理力学等方式将暗器弹射出去。当然，各种类型中不同的暗器又有着自己特殊的使用方式，所以在使用过程中对使用者的技巧性要求十分严格，只有经过长时间刻苦严格的训练，才能做到驾轻就熟地使用该暗器，熟练的掌握该种暗器的使用方法、使用时机等等，以达到击杀对手的目的。同时，除了需要掌握使用的要领，还需要使用者有着极其深厚的武功基础作为保障，俗话说高手对决内力取胜，只有拥有深厚的功力，才能将暗器发射得更加快速更加有力更加准确并且还能增加隐蔽性，在造成应有杀伤效果的同时还能恫吓对手，让其他敌人闻风丧胆，从而树立自己的威名。
三、武术暗器的功能
暗器的功能不胜枚举，从远古时期的狩猎耕作，到近代的战争防卫，再到现在的强身健体。暗器最常见的用处自不用说，当然还是其战斗、防身的用途。在战斗中，除了用最常规的武器搏杀外，又出现了暗器的使用，这当然与暗器所创造的特殊功能密不可分。一是隐蔽。最大特殊性，莫过于暗器的隐蔽。常规武器对决，双方厮杀的过程十分激烈，两方精神都高度紧张，如果在这个时候突然向对手掷出一枚暗器，一定会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在掷出暗器那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就有可能创造有利战机给对手致命一击，也有可能逆转当前不利的战局创造反败为胜的机会。二是灵活。暗器的灵活性也是其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暗器的使用不受距离远近的限制，也不受使用方式的限制。第一，常规兵器的攻击范围都有一个限制，短刀短剑只能做到近身攻击，对稍远的敌人很难给予伤害，而长枪长矛攻击距离较大，但是容易折断且攻击近身敌人的时候又显得十分无力。暗器的出现就弥补了这一缺陷，近战可将暗器握于手中同敌人搏斗，远战亦可将暗器甩掷出去击杀对手。第二，常规兵器的使用又无法离手，一旦兵器脱手之后便毫无攻击能力与防卫能力。暗器的出现，又弥补了这一缺陷，不仅可以投射出去伤敌，携带数量多的情况下还可以多次使用，多次给予对手打击也可以同时打击多名敌人。三是攻击防御。另外，暗器除了在攻击性上给以强大的支持外，在防御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暗器不仅有在战斗中防守反击的功能，还有制作暗器机关来防御保护的功能。防御型的暗器机关，可以拖延对手保护己方，也能在对手触发机关后给予打击伤害。
四、武术暗器的分类
暗器飞镖的分类十分细致，根据使用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手掷类暗器、索击类暗器、机射类暗器以及药喷类暗器这四大类，四大类型中则罗列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暗器。另外还有一些暗器很难归入以上四类，便将它归类为其他暗器。(1)手掷类暗器。顾名思义，就是指以手握器，通过手、手腕、手臂的甩、投、掷等手法将暗器发射出去的暗器类型。人力有强有弱，暗器也有大有小，其射程的远近也不等。此类暗器使用简便且能大量携带，所以应用最为广泛。其类型南北各地也不尽相同，主要类型有标枪、金钱镖、飞镖、掷箭、飞叉、飞铙、飞刺、飞刀、飞蝗石、铁橄榄(枣核箭)、如意珠、乾坤圈、铁鸳鸯、铁蟾蜍、梅花针等。手掷类暗器最负盛名的代表就是飞镖与飞刀了。镖，主要靠掷射伤人，一般由金属材质做成长短轻重不一的镖形。适用于近距离使用，但是也有武功高强者能够接住对方射出的飞镖并还击对方，这就是有名“接镖还镖”。武林中属于暗器的镖主要有四种:带衣镖、袖镖、简镖和钱镖。飞刀，同样是靠掷射伤人，亦属镖中的一类。一般由金属材质做成刀刃，由木质材料做成刀柄。近战可防身，远战可掷射。古龙先生的武侠小说兵器排行榜中“小李飞刀”位列第二，可以看出飞刀的威力有多强大。飞刀有单刃、双刃之分，其中属柳叶飞刀最为常见。(2)索击类暗器。索击类暗器是指以绳索系住暗器的一段，手握住另一端，用力抛出伤人，同时攻击之后可以迅速回收暗器再次攻击，如此连续不断地使用。鞭法是以圆周运动为主，借助于手臂的摇动和身体各部位的转动，增加惯性动力而改变圆心及其方向。其优点是攻击之后可以再次收回然后再次发动攻击，但缺点是用法较单一且只能携带一个，速度较慢。主要类型有:绳镖、流星锤、狼牙锤、龙须钩、飞爪、软鞭、锦套索、铁莲花等等。索击类暗器大家熟悉的有绳镖、流星锤、飞爪以及软鞭。(3)机射类暗器。机射类暗器是依靠弹力或机关来发射暗器，其射程是各暗器种类中中最远的一种，护身自卫的能力十分强大。著名的诸葛连弩就属于机射类的武器。机射类暗器的最大特点就是时刻都准备好，可以掌握任何时机来发射，可以提前发射也可以视情况推迟发射亦可以用机关预测时机来发射。同时机射类暗器借助物理的力量，提高了暗器射出的速度、力量以及准确性，提高了杀伤力。主要类型有:袖箭、弩箭、弹弓、踏弩、背弩、雷公钻等等。(4)药喷类暗器。药喷类暗器即是在暗器中，装入各种剧毒以及可燃物，让人中毒、燃烧而死。主要类型有:喷筒、袖炮、迷迭香、鸟嘴铳等等。
五、武术暗器文化
中华文化的发展推动着武术文化的发展，武术文化的发展又推动着暗器文化的发展，而暗器文化的发展又回过头来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第一，由暗器所产生的文化现象。暗器所产生的文化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十分常见。暗的字面意思是光线不足、黑暗的，其引申的含义则是隐藏不露的、秘密的、不明朗的。对于暗器的使用是在暗中进行的，是令对手在不知不觉中中招，不是光明正大的胜过对手，是一种暗地里使用的阴招。所以，由暗器所产生的这类文化现象也能充分地展现出暗器的这些特点。最有名的一句话莫过于“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暗箭难防，很显然字面上就能得知难以防范的暗箭是暗器中的一种。其次还有“笑里藏刀”，形容对人外表和气，却阴险毒辣。另外诸如“暗藏玄机”、“趁其不备”、“暗箭伤人”等各类的词语、成语、歇后语，都是由暗器所衍生出来的文化现象。暗器在这时早已脱离了一种伤人武器的原始含义，形成了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现象。第二，由暗器所产生的社会生活现象。在暗器里，范围类型最广、使用最多的当属镖。由镖又产生了一种社会生活现象，一种职业，那就是镖师。镖头成立镖局，聘请镖师，镖师们凭借着自己精湛的武艺与团队的配合，护送雇主投保的物品上路，直至目的地。与今日的快递行业颇有几分相似之处。镖局之所以能够出现，除了社会自身的发展需要外，中华武术的存在也是其出现的重要物质条件。没有武功就不能成为镖师，而没有镖师则不能成立镖局。镖局出现在明末，兴盛于清朝。与暗器在明朝走向成熟，在清朝达到巅峰不谋而合。这也在某种程度说明了两者之间所存在的紧密联系。镖局、镖师的出现，推动了民间武术的传承，推动了武术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武术的交流与创新，促进了武德的发扬光大。这也为中华武术文化的发展不断地注入新鲜的活力，使之能够屹立于世界之林，并在这么多年后受到国内外友人的喜爱。当然一些镖局压镖的传奇故事，也在坊间传为佳话。第三，暗器飞镖对于主流武术文化的影响。武术文化流传至今，已经产生了许多流派。但是，所有习武之人都有自己必须具备必须遵循必须信仰的东西，那就是武德。所谓武德，就是从事武术活动的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应遵循的的道德规范和所应具有的道德品质。武是停止干戈;德是以仁、义为核心理念，以上、止、正为行为操守的言行举止。主流武术文化虽然在发展，但始终离不开其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习武之人对练，讲究的是点到为止。而古时候的武林中人，决斗也讲究武德，讲究以一敌一、讲究正大光明的对决。暗器的出现却恰恰违反了这些观念，趁其不备趁人之危、暗中偷袭突施冷箭、下手狠毒致残致死。所以暗器会给主流武术文化施以一些黑暗的、不光彩的影响。但事实上，主流武术文化并不排斥暗器的出现，暗器其自身并无好坏是非。暗器的出现只是顺应了社会的需要和生产力的发展，它只是一种使用的器具。重点在于制造使用这些暗器的人们怀着什么样的心理，有着什么样的道德修养。侠客们使用暗器防身救人、劫富济贫，而恶徒们则使用暗器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第四，暗器飞镖与武侠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于刀光剑影中渗透着中国文化精神，这是武侠文化的特殊魅力所在。早在周朝就已经出现了暗器，武侠小说所演绎出的武侠文化具有超越现实的意义和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武侠小说之所以如此吸引读者，就是因为其中总会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有打动人心的儿女情长，有义薄云天的侠义精神，有让人兴奋的神兵利器，当然也离不开暗器那神秘诡谲的魅影。小说创造的世界神奇、自由、神秘，玄幻而又不失真实。各类人物性格各有特色，各种绝世武功令人眼花缭乱、神兵利器也是五花八门。百余年来，武侠小说的故事思路与打斗场面基本相同，满是杀伐之声，而侠客总是拥有盖世武功绝学持有绝世神兵利器，纵横天下除暴安良赢得江山美人。侠客们打斗的能力则经历了“宝剑宝刀”到“宝剑宝刀加暗器”再到“宝剑宝刀加暗器加内力”的发展过程。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武侠作品创作也加入了新的东西。暗器在作品中的加入，以及暗器在作品中重要的地位，都有其充分的道理。所以回到本质的问题上来，不知道是暗器影响了武侠文化还是武侠文化影响了暗器。亦或者说暗器影响了武侠文化不断的发展，武侠文化也推动着暗器不断的进步。
六、武术暗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暗器及其文化，对于生产生活、文化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出现短暂的鼎盛时期之后，便开始走上了没落的道路。直到如今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暗器及其文化，属于中华武术文化中的一部分，我们有必要加以保护并传承下去，保留中华民族武术文化的完整性。第一，武术暗器文化保护的现实性与紧迫性。武术文化在21世纪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在各种文化融合、全球联系更加紧密的时代，其作用显得越来越单一，越来越得不到重视。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暗器文化更是无人问津。现如今，见过真正暗器的人少之又少，真正在习练暗器之术的武林中人更是寥寥无几，而相关方面的研究性文章更是乏善可陈。可以说，国粹正在逐渐地消失，我国优秀的武术文化将面临消亡的危险，也许再过几代人，这些名词可能就出现字典里了。第二，武术暗器文化保护工作的基本思路。首先要结合我国自身体育文化的特点，合理地制定武术文化的发展模式，同时注重其中各个细节，重视边缘部位的薄弱环节，及时加以修复、弥补、升级，保证其完整性不受缺失。其次要反思武术暗器文化失落的原因，找出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同时对武术文化遗产进行明确的定位，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将丢失掉的东西及时找回。最后则是要重建武术暗器的文化体系，使其能够适应现今的文化氛围和时代节奏，构建一套完整的保护体系。第三，武术暗器文化的传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武术文化的内涵开始逐渐淡化，并且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加速消亡，这对武术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了十分严峻的挑战。虽然暗器已经被岁月淘洗出历史的舞台，但它所留下的文化底蕴却依然存在，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武术暗器文化传承下去。
作者:吴志勇 潘炎 单位:三峡大学
参考文献:
［1］周庆杰．武术暗器文化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9(2)．
［2］汪宝树．暗器琐谈［J］．辽宁体育科技，1989(Z1)．
［3］次春雷．对中国武术文化传承的研究［D］．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08．
［4］林建华．论中国武术文化的保护［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5］李翰如．逝去的飞刀［J］．读者，2005(3)．
［6］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
［7］古龙．天涯明月刀［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
［8］古龙．飞刀，又见飞刀［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
［9］刘东波．镖局的生存空间与民间武术的传承与创新［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2)．
［10］于志均．中国武术与传统文化［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0．
［11］邱丕相．武术文化传承与教育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12］吴超．中国武侠电影冷兵器影像及其文化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1．
［13］吴超．中国武侠电影中冷兵器影像的暴力美学［J］．南方电视学刊，2011(4)．
历史文化论文篇（8）
文化主要是社会上的一种现象，不仅包括生活习惯、风俗，同时还包括社会组织、行为准则等多种内容。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现象或者是一种历史的沉淀物，具有较强的民族性，淋漓尽致的展现着属于自己的民族特色。阿拉伯语文化是目前值得研究的最广泛的课题。
一、阿拉伯语的文化的分析
（1）阿拉伯语文化，也可以称为伊斯兰文化，主要是指阿拉伯各个国家以及各个民族间共同创造出带有伊斯兰精神且以阿拉伯文字撰写的一种文化。显而易见，伊斯兰是阿拉伯文化的主要核心，对阿拉伯人民的生活习惯、以及社会风俗等多种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还可以说成是伊斯兰教是阿拉伯语文化的孕育之母等。
此外，阿拉伯语文化也是人类文明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同时也是在社会经济、生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集思想观念、生活习俗以及创造发明等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体系。
（2）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的思想以及教育体系均是密切相连的，也可以说是阿拉伯文化不仅仅是局限于阿拉伯文化，同时也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全世界穆斯林文化的巨大成就，两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另外，阿拉伯文化在我国已有多年历史、具有丰富的内容，同时高度展现出国家以及民族的开放胸怀等。
二、关于阿拉伯文化的形成
（1）阿拉伯文化主要形成于7世纪，并且随着伊斯兰教思想及文化传播，逐渐萌生出阿拉伯文化。另外，7世纪时兴起的伊斯兰教，其是在最短时间内与阿拉伯人进行融合，并给予其神奇的力量，帮助他们逐渐走出阿拉伯半岛，去到一个新的疆域建立属于自己的阿拉伯帝国等。另外，阿拉伯人在想新疆拓展的过程中，由原来的比较落后的游牧民族迅速的成长为整个世纪中高举文明的火炬人物。同时光荣的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桥梁，除此之外，还涌现出大量的思想家、语言家以及科学家等人才，并为世人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明古迹。
（2）阿拉伯国家为了保证国家的繁荣与基础文化巩固，逐步加强对先进文化的管理和摄取，并提出“人最美的装饰品其实就是知识”的人生格言。此外，巴格达、开罗以及西班牙等著名城市均成为著名的阿拉伯文化城市等。而且，在这里国家中很多地方均是文明的象征，继承属于各个城市的文化成果，经过长期的发展，综合多个民族综合性的创新精神，保存并广泛的传播着阿拉伯的文化。
三、阿拉伯文化的特点
（1）阿拉伯文化的多民族性。阿拉伯帝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的集合体，不仅有阿拉伯人外、埃及人，同时还有印度人、西班牙人以及叙利亚人等。民族间通过互相接触和影响，逐渐进行融合与渗透，并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创造了阿拉伯文化。
（2）阿拉伯文化注意把学习和创新结合起来。世界文化最早发达地区有埃及、叙利亚以及波斯等地，阿拉伯人征服这些地区之后，不仅接受了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并且积极吸收希腊与印度的优秀文化，创造出新的阿拉伯文化，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
四、阿拉伯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
（1）保存并传播了西方古典文化。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长期动乱过程中，很多希腊、罗马古典作品被毁坏，其中一部分通过拜占庭流传到阿拉伯帝国。阿拉伯学者们认真研究它们，并将这些古代作品翻译成阿拉伯文。曾经在公元9世纪至11世纪期间，阿拉伯掀起一场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翻译运动——“阿拉伯翻译运动”。
（2）阿拉伯文化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阿拉伯人将古代印度与中国文化的成就积极介绍到西方国家，例如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四项重大发明带到了欧洲；同时又把阿拉伯的天文学医学知识与伊斯兰教传播到中国等东方国家。阿拉伯人还将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著作翻译成阿拉伯文，比如《物理学》、《工具论》等著作，此外，还翻译了柏拉图著作《理想国》等。
历史文化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2)04－0121－08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pecialties of Chengdu
HE Yi-min
(Base of Innovation for the Research of Regional History, Phase III of 985 Project,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Key words: Chengdu Local Culture; ancient culture of Su;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Abstract: Chengdu is famous for its long history and unique culture. The several thousand years of development has not only endowed Chengdu with homogeneous cultural kernel possessed by the many other Chinese cities, but also formulated cultural special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ts own, which are demonstrated in its harmonious and broad compatibility, innovative and frontier spirit, and emphasis on education and respect for cultural heritage etc.
成都是一座拥有4500年文明史的古老文化名城，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和影响深远的地域文化。今天成都的文化，既是绵远的历史文化的延续，又是现代文化兴起的基点，既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活力，又有闲情逸致的柔性。
成都自然环境优美，物产丰富，经济富庶，几千年来的发展使成都的城市人文积淀深厚，孕育和汇集过大批文学家、诗人、画家、学者、教育家以及各类文化名人。他们留给成都丰富的文化内涵，促进了城市文化的繁荣。成都又是一座移民城市，汇集各方风俗文化，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城市精神。这一切共同造就了成都人恬淡怡然、彬彬有礼、积极进取又悠闲自得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在历史的长河中，成都文化表现出了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等特质。
一、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
和谐包容作为一种理念、一种文化的体现，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同时它又以自身的发展、演进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迈向新的和谐与包容。成都这座有着4500多年文明史的文化名城，几千年来，始终以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营造着优良的城市品格。
1.人与自然的和谐包容
成都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首先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代贤哲们提出的一种宇宙观和哲学思想，它至少应包含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应尊重自然、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等基本思想。“天人合一”观还认为人类应该平等地对待自然界的一切，与之处于一种完美和谐的状态。因而,“天人合一”思想体现的是一种大智慧，一种永恒的自然法则。
以成都为中心的古蜀文化一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重视人对环境的依赖与互动关系。这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发掘出来的若干器物中可以得到印证，如太阳神鸟金箔图案充分展现了古蜀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精神。正是由于蜀文化具有丰富而深刻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内涵，成都才能够成为中国道教的发源地。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的。道教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成为道教的文化主体。道教认为道、天、地、人是宇宙循环系统的四个子系统，它们相互作用、和谐共生，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人的行为应该符合宇宙的自然法则，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成都是道教发源地,居于其地的人们很早就已经能够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真谛，他们长期遵循“道法自然”、顺应自然的思想，崇尚自然，热爱自然，享受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便是成都深厚的文化传承中蕴含着的和谐基因，也是成都的神韵和魅力所在。
古代成都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正如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在诗中所称赞的那样：“九天开出一成都，千门万户入画图”。成都不仅“水绿天清不染尘”，而且“既崇且丽”，虽为人作，宛如天开。古代成都人把道教朴素的天人合一和谐观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运用自己的智慧修建了许多工程，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其中最具典型性的当属距今2000多年前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它描绘了一幅古代成都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画卷。公元前236年，战国时期的秦蜀守李冰及其子带领群众治理岷江水患，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水利工程巧妙利用了天然地势和岷江水流，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水利系统，科学地解决了江水的自动分流、自动排沙、自动排水和引水等难题，收到了“行水灌田，泻洪平灾”的功效。2000年11月，这项“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设计最科学、保存最完整、至今发挥作用最好、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大型水利生态工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瑰宝。
“道法自然”、“崇尚自然”、“天人合一”，是成都从古至今的文化传统。深入发掘成都文化的内涵并加以传承和弘扬，不仅对于改善现代城市形象，增强成都的吸引力、号召力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也是今天成都建设世界生态田园城市的重要文化基础。
2.人与人的和谐包容
成都不但是一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城市，更是一座人与人之间宽容度与融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