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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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原理研究所」（ID：newprincipia）
撰文：李世佳（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明园晨晖学者）
社会心理学家们常常面临这样的两难处境：个人之于社会，究竟谁重谁轻？社会学家和保守派哲学家也许会强调，社会结构是稳定的基石，无论这个结构有多么不合理，反抗都会对社会结构带来威胁从而引起动荡，所以社会结构应该凌驾于个人需求之上。然而人文学者和大多数心理学家会认为，每一个生命的意愿都必须要尊重，如果个人的道德判断与社会权威的判断发生了冲突，应该遵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盲从社会权威。
毫无疑问，人类是最典型的社会性动物之一，当我们在讨论人性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很难区分我们看到的到底是“人性”，还是“社会性”。汉娜·阿伦特在1963年出版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这本书里，提到了“平庸的恶”的概念。纳粹德国军官阿道夫·艾希曼在二战期间签发了处死数万犹太人的命令，是一个比恶魔还可怕的存在；但是阿伦特却发现，和想象中那个残忍无道、嗜血为乐的杀人魔鬼相比，真正的艾希曼只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的人。他像机器一样顺从上级的指示，对命令毫不动脑，麻木机械的完成任务，从来不去思考自己任务的意义。
艾希曼也是纳粹德国大部分德国军官的缩影。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德国人轻易的服从纳粹的权威，对犹太人进行了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英国作家斯诺曾经指出：“回首思考漫长而灰暗的人类历史时，你会发现，以服从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远多于以反抗为名的罪行。”正因为如此，二战之后很多社会心理学家也开始反思，当服从权威的恶战胜了遵从内心的善，二战的悲剧是否会重演？我们该如何避免？
在服从权威的研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1960年到1963年间在耶鲁大学进行的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身为纳粹德国最大的受害者团体——犹太人团体中的一员，耶鲁大学心理学系的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深刻反思服从权威现象的同时，首次把可控的实验室环境引入了科学研究中。他设计了19个独立的实验，实验对象多达1000人，年龄跨度从20岁到50岁，涵盖了几乎各种职业。他的研究问题很明确：当权威角色下命令，要求一个人作出挑战其个人认知和道德的行为时，会对这个人产生怎样的直接和即刻影响。
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
这个社会心理学上最经典的实验，其初始理念十分简单：一个人来到心理学实验室，被要求作出一系列的行为，这些行为的强度逐渐加强，开始与他们的道德意识相违背。为了隐藏实验的真实意图从而研究人们的真实反应，米尔格拉姆对广告招募来的志愿者谎称这是一个研究学习与记忆的实验。两名志愿者同时来到实验室，一个人的角色是教师，另一个人的角色是学生。为了研究惩罚对学习效果的影响，扮演学生的人被领到一个房间，坐在椅子上，手臂被绑起来，一个电极和他的手腕相连。这名“学生”需要在试验中学习一组单词配对，每出现一次错误，就要受到一次电击。如果错误反复出现，电击强度也会随之不断加大。而执行电击命令的人就是扮演教师的志愿者。这名“教师“在另一个房间里，坐在一个醒目的电击器面前，面对着电击器上水平排列的30个开关，从15伏特一直到450伏特，以15伏特递增。开关边上还有文字提示，从”轻度电击“一直到”危险-强烈电击“。“教师”的任务是对“学生”进行学习测试：如果回答正确，就继续下一个问题；如果回答错误，要进行电击惩罚。每答错一个问题，电击程度就会增加15伏特，依次类推。
实际上，只有扮演”教师“的志愿者才是真正的受试者，而扮演“学生“的人是研究人员假扮的，他并不会真正受到电击。但是他会按照着事先编写好的台本进行表演，比如他会不停犯错，这样”教师“就不得不按照约定增加惩罚电击强度。在75伏特时，”学生“会嘟囔；在120伏特，”学生“会口头抱怨；在150伏特，他会要求停止实验。如果电击强度继续增大，他也会进行持续的抗议和强烈的情绪表达。到了285伏特，他会发出”极度痛苦的尖叫“，从而让整个实验过程充满了震撼性。
当面临“学生“的痛苦表现时，受试者会犹豫不决，想要放弃电击，而以心理学家身份出现的主试则会命令他继续。如果受试者遵从人性良善的原则，他们本一开始就不该同意对陌生人进行电击伤害，或者到了一定程度就应当放弃，与权威明确彻底的决裂。然而实验结果令人震惊和沮丧，尽管很多受试者都向主试表达了抗议，但在主试的4次命令和坚持之内，大部分受试者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坚持到了最后，对”学生“施加了电击器上最强级别的电击。这些受试者并不是魔鬼或者虐待狂，他们来自员工、管理者和专业人士三种不同的职业，这里面近三分之二的人选择了彻底服从权威。
米尔格拉姆实验的结果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惊恐的发现，“那些只是做着分内事、内心并不带有特别的敌意的普通人，可能会在可怕的毁灭性活动中充当帮凶“。反抗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抉择会受到多种力量的冲突，而价值观仅仅是这些力量中一股很小的力量。这些力量是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无法反抗？
米尔格拉姆认为，首先，有一系列的”绑定因素“把受试者锁定在惩罚学生这种情境中，比如与实验人员的约定，中途退出的尴尬等。其次，受试者的思维过程出现了一种调整，他们完全陷入任务的狭隘技术层面，电击器开关上的数字对他们来说只是完成任务的工具，他们只想作出合格的表现，以至于无法看到任务所产生的更广泛的后果——一个人受到了身体上的伤害。即使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后果，他们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思维调整：所有的主动权都在实验主试这个法定权威身上，他们只是一个代理人，自己不必承担自身行为的后果。他把道德关注点从”受害者“转移到了”权威“身上，对他来说，达到权威对自己的期望才是最直接的目标。第三种起作用的心理力量叫做”反人类变体特性“，这种力量使得受试者把自己、”学生“、主试都看成了名为”实验“的机器中的一个零件，而不再是独立的人类个体。在他的思维中，人已经消失，实验本身拥有了超越人类的力量，因此无论发生什么事，实验都必须继续。除此之外，很多受试者也试图对”受害者“进行非人化的诋毁，”他太愚蠢和顽固了，就应该被电击“，通过贬低他人的存在价值，惩罚就变成了一种咎由自取的”必然“。而决定人们服从权威的最后一个因素，也就是社会因素。盲从权威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心理问题，社会的形式、形态以及发展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人们的服从。当个体失去了独立意识和反抗精神，将自己单纯看作社会这个大机器中的小部件，那么没有来自权威部件的命令，他们就无法行动。
那么，这是不是说个体和社会就是永远对立的概念呢？毫无疑问是否定的。人类通过数百万年的进化，以社会形态保存了基因和文明，这是因为组织化的社会生活为个体和群体提供了生存利益和稳定保障。因为个体的需求和利益是各不相同的，为了维持社会的运作，最普遍的需求，就是压制个体使其接受来自更高一级的控制。进入了这种等级制度的个体，必须作出内在改变。米尔格拉姆将这种改变之后的状态称为“代理状态“，即个体认为自己是执行他人意愿的代理。当然，人们不会总是处于”代理状态“中，但是一些特定的社会情境（例如电击实验）会触发这种状态，导致个体以他人（如权威）的意愿来定义自我，同时也以他人（如权威）的意愿来左右自己对他人的态度和行为。
如何坚持自我？
揭露人性的黑暗面并不是米尔格拉姆的真正目的，对他来说，研究服从权威的最终目的还是找到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们更不容易进入“代理状态“，人性的良善能够让他们对邪恶的权威大胆说不。
他设计了四组“角色转换“实验，想看看决定服从行为的最主要因素，是”说了什么“，还是”谁在说“。
实验1中，”学生“坚持要求被电击，因为”退出有损他的男子气概“，而”主试“以学生心脏不好为由禁止电击”学生“；
实验2中，以科学家身份出现的主试借故离开实验房间，以记录员身份出现的第二名伪受试者（普通人）代替主试发号施令；
实验3中，在主试离席的情况下，”记录员“提议代替受试者进行电击；
实验4中，主试为了鼓励”怯场“的”学生“开始实验，代替他成为被电击的人，由”学生“来发号施令。
和预想的一致，在所有实验中大部分人都拒绝了电击的命令。这说明受试者服从的决定性因素，是因为发布命令的人是权威，而不是电击命令本身。来自权威之外的所有命令都失去了效力。
如果权威自己陷入了冲突，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米尔格拉姆巧妙的设计了两个“双权威“实验。
实验1中，两名主试出现了完全矛盾的命令，一个要求继续，一个要求停止；
实验2中，因为预先约好的”另一名受试者“无法前来，两名主试中的一名只能代替”那位受试者“担任”学生“的角色。
结果显示，当两名权威的命令互相矛盾时，受试者在这个混乱的情况下没有明确的服从方向，于是停止了服从行为；当一名权威成为受害者而另一名权威的权势还在时，受试者服从了剩下的那位权威的命令，对曾经的权威进行了电击。
除了权威自己出现了问题，还有哪些因素可以让人们更多的反抗而不是服从暴戾的权威呢？
米尔格拉姆首先设计了四组“距离“实验，探查当受害者在受试者面前的存在越来越醒目，服从的现象会不会消失。
实验1中”学生“在另一个房间，他的反抗只能通过捶打墙壁来表现（远距离反馈）；
实验2中”学生“可以通过抱怨和尖叫来表达痛苦（声音反馈）；
实验3中”学生“和”教师“在同一个房间里（接近）；
实验4中”教师“需要用力把”学生“的手压在电击盘上才能进行电击（身体接触）。
结果显示，从实验1到4，随着与受害者距离的拉近，受试者反抗的比率也逐步增加，尤其当受试者能够清晰看到受害者时，他们的反抗概率一下子从实验2中的37.5%增加到了60%。
米尔格拉姆认为，亲眼看到受害者能够激发受试者心中的移情反应，让他感同身受；同时距离的缩短让受试者再也无法将受害者排除在意识之外。受害者亲眼看着受试者对自己的加害行为，受试者亲眼看到自己行为的直接后果，这件事本身也会让受试者心存愧疚——还记得《权力的游戏》里狼家的家训么？处死一个人必须要城主亲自动手，这样能够让城主对自己的命令更加慎重。最重要的是，物理上的距离也会增进心理上的距离。当受害者在另一个房间时，受试者和作为权威的主试距离更近，更容易形成统一战线；而当受害者和受试者的距离更接近时，这种和权威的”联盟“就被打破了，受试者更容易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去进行抉择。
这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幸成为了受害者，默默忍受绝对不是美德，只有不停的呼喊抗争，拼命让加害者意识到你的存在，你才有一线生机。那么，如果你处在权威命令下不得不成为加害者的地位上，你该如何反抗呢？
米尔格拉姆认为，反抗恶意权威最有效的方法，不是进行个人行为，而是集合群体力量。他设计了一个实验，让受试者周围多了两个同伴，他们会按照预先设定好的台本反抗主试，拒绝进行更强的电击惩罚。当有同伴奋起反抗权威时，主试的权威被大大削弱了，这次大部分人都反抗了主试，他们不再是孤身一人；他们也看到了反抗主试并没有不良后果。更重要的是三分之二的人都选择了反抗，所以反抗成为了主流，而且如果另外两个人离开，惩罚伤害他人的责任会落在选择服从的人一人肩头，这种处境的改变也会激发人们的反抗。
在米尔格拉姆著名的19个电击实验中，他还探讨了影响服从行为的其他因素。这里面有一些让人对人性失望的发现。比如“学生“即使声称自己有心脏病无法承受电击，也不能影响受试者进行惩罚的决心。比如当”学生“在实验开始之前和主试签订豁免书，写明”只要他要求停止，实验就必须停止“，受试者反抗的比率有所加大，但依然有接近一半的人选择了惩罚到底。权威本身无论是威严肃穆还是和蔼可亲，都不会影响受试者的服从比例。当”教师“是女性时，她们的服从程度和男性受试者基本一致，即使她们事后报告说感受到了更多内心的冲突所造成的压力。而让人更加难以置信的是，当实验发生的场所不再是一所世界闻名的权威大学，而是一个杜撰的组织，受试者的服从比率有所降低，但依然有接近一半的人选择了完全服从权威，说明人们无需去判断权威的真实性，只要威慑力足够，即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组织也能让人完全服从。
不过，也有一些让人可以对人性重拾信心的发现。例如当主试离开实验室，只通过电话对实验过程远程操纵时，受试者表面上遵从权威的命令，实际上总是选择用最小的电压来惩罚“学生“。如果受试者获得了自由选择电击级别的权力，绝大多数人只向学生施加了最低程度的电击。这些都说明，服从行为并不是因为人类隐藏的攻击性本能决定的，正常的人也不会在没有权威强制命令时对其它人进行加害行为。
我们该如何看待米尔格拉姆实验？
米尔格拉姆实验作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拷问人性阴暗面的先驱性实验，和其后的很多实验一样，甫一诞生就饱受争议，直到现在也没能逃过心理学界和社会的口诛笔伐。这主要是因为实验的参与者在实验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痛苦和负罪感，引发了对实验道德问题的质疑；而它对于失去自我的“代理状态“的描述和披露，也让很多认为自己绝对自由的人胆战心惊。几个月前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引发争论的因”斯坦福监狱实验“而广为人知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曾经在给米尔格拉姆的书作序时戏称，米尔格拉姆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之后高兴的对自己说：“你进行了一个更没道德的研究，终于有人可以分担我肩膀上的道德重负了！”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常常被人诟病，主要还是因为可重复性差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在米尔格拉姆实验和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却是例外。后者因为严重的道德伦理冲突而不得不中途停止，自后更无重复的可能；而前者正好相反，米尔格拉姆的团队及合作者在美国、德国、意大利、南非和澳大利亚的很多城市都进行了相同实验，受试者的群体特征全无相同，但服从的程度依然达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实验之后对受试者的多次访谈也能证明，大部分受试者都认为实验是真实的，“学生”确实遭到了痛苦的伤害。还有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实验室中的服从与现实生活中的服从之间，到底有多少可比性？米尔格拉姆认为，服从是一个心理程序，虽然实验室中的服从情境远没有现实生活中那么复杂，但是其本质是一样的，那就是合法权威命令一个人去伤害另一个人。无论是实验中临时扮演教师角色的普通人，还是纳粹时代的德国人，都是在这样的场景下变成了加害者。
在米尔格拉姆的《对权威的服从——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学实验》一书的后记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有一件事情始终让我如鲠在喉。我曾在全国各大学中进行服从实验演讲，实验受试者的行为令这些学生们非常震惊，他们表示，永远都不会做出这种行为。但就在几个月后，这些学生就走进了军队，被送上战场。与他们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相比，电击受害者的行为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但他们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自责。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会有人变成权威的代理，成为毁灭过程中的工具，这些年轻人与他们没有任何区别。”
米尔格拉姆精心设计了一系列实验，想要唤起人们对盲从权威的危险后果的重视。可他最终还是发现，在现实中人们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智慧去摆脱权威的影响力。对利益的追求总是能够找到机会淡化人们对道德的思考，但无论权威的势力如何遮天盖地，人性的善良和光辉却不该被遗忘。正如哈罗德·拉斯基在《服从的危险》一书中所写的：“……文明首先意味着不愿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在这个定义的范围内，不加任何思索就接受权威命令的人，不能称之为文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