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论文范文-论历代诗人笔下的王昭君形象
论历代诗人笔下的王昭君形象
摘 要
王昭君是我国西汉时期的一位历史人物，从两晋南北朝以来，她就步入了文学殿堂，慢慢地成为一个家喻户晓、富有传奇色彩的文学形象。这应归功于历代诗人，他们用自己的全部心灵，审美理想与丰富想象进行艺术加工，用设身处地的感受与体悟，充分而合理地发掘与揭示出昭君不同时期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从而共同创造了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昭君形象，使她从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宫女，成为民族和睦亲善的使节。纵观不同历史朝代下诗人们所题数百篇诗章，都是紧紧围绕着昭君的不得见御、出塞和亲与身死异邦几个方面进行叙写、抒情或议论，从而创造出丰满完整的，又是生动感人的、极具艺术感染力的王昭君形象，而产生这些不同的王昭君形象的原因除了时代不同之外，更主要的就是诗人的主观感情不同。因此，对于同一个王昭君的歌咏却产生了不同的王昭君形象，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关键词：历代诗人；王昭君；形象；研究
目 录
摘要……………………………………………………………………………Ⅰ
Abstract…………………………………………………………………………Ⅱ
目录……………………………………………………………………………Ⅲ
绪论……………………………………………………………………………1
一、王昭君故事的流传和演变…………………………………………………1
二、历代诗人咏昭君………………………………………………………… 3
1．两晋南北朝诗人咏昭君………………………………………………3
2．隋唐诗人咏昭君………………………………………………………4
3．宋代诗人咏昭君………………………………………………………5
4．元代诗人咏昭君………………………………………………………7
5．明代诗人咏昭君………………………………………………………7
6．清代诗人咏昭君………………………………………………………8
三、王昭君形象发生演变的过程及其原因探析……………………………8
1．对传统旧题的继承……………………………………………………9
2．对悲怨主题的钟爱……………………………………………………9
3．对怀才不遇的感叹……………………………………………………10
4．对和亲政策的指责……………………………………………………10
5．对儒家思想的推崇…………………………………………………11
结论……………………………………………………………………………12
注释……………………………………………………………………………13
参考文献………………………………………………………………………14
致谢……………………………………………………………………………15
绪论
历史上出塞和亲的女子不乏其人，而且大多是身份显赫的宗室之女。但是，她们的事迹，绝大多数随着历史的消逝，早已默默无闻了。唯独“良家子”出身的普通宫女王昭君却名留千古，广为传颂。
王昭君，字嫱，南郡（今湖北秭归）人，汉元帝时宫女。她有着惊人的美貌，却没有得到元帝的宠爱，最后不得已出塞和亲，从而成为汉代与匈奴和亲政策的实施者。从两晋南北朝开始，她就步入了文学殿堂。历代的诗人们，用自己全部的心灵，审美理想与丰富想象进行艺术的加工；用设身处地的感受与体悟，充分而合理地发掘与揭示出有着不同时期、复杂矛盾内心世界的昭君，使她成为一个家喻户晓、富有传奇色彩的文学形象。
王昭君形象的生成，不是历史和文学视野的一次性叠加完成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充实，是一个动态的历程，体现为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视野融合。因为没有一种固定的观点会永远流行，每一代人都必须以新的方式阅读文本，都必须以自己的角度来咨询文本，并以自己的方式通过作品的问题来发现与自己时代有关的东西。因此时代的进步与观念的更新，不在于悬念的证实，困惑的消失和问题的解决，而在于提出问题的方式的变化、应答问题的角度的改变。在不断阅读与诠释中，形象逐渐充实，文化日益丰富。文化视野中的昭君形象就是这样走向完善的。
一、王昭君故事的流传和演变
王昭君，字嫱，南郡（今湖北秭归）人，汉元帝时宫女。有关王昭君的原始资料在正史记载中，以《后汉书·南匈奴传》最为详尽。“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照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子，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1] 据这史料看，王昭君是元帝后宫中待诏的宫女，她长得很美却没有得到元帝的宠爱，而成为汉代与匈奴和亲政策的实施者，其形象甚为单薄。
当然，除正史中关于王昭君事迹的点滴记载外，在相传为东汉蔡邕所作的《琴操》、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中也有对王昭君的记述。《西京杂记》的叙述是这样的：“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昭君自恃容貌，独不肯与。工人乃丑图之，遂不得见。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帝按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方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但其后元帝归罪画工，不仅杀了善画人物的毛延寿，而且连当时善画牛马飞鸟的陈敞、刘白、龚宽，工布色的樊青等都“同日弃市”，并抄其家财，以至于京师画工一时非常紧缺。《西京杂记》属历史小说集，其记事的真实程度固然要打一定的折扣，但这段记载对后代诗人的影响最大最深，他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许多诗人都把它当成史料，据此来议论抒情。
宋人韩驹在《题李伯时画昭君图序》中说：“《汉书》：竟宁元年，呼韩邪来朝，言愿婿汉氏。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昭君字蔷配之，生一子。秣累立，复妻之，生二女。范晔《书》又言字昭君，生二子，与前书皆不合。其言不愿妻其子而诏使从胡俗，此是乌孙公主，非昭君也。《西京杂记》又言元帝使画工图宫人。宫人皆赂画工。而昭君独不赂，乃恶图之。既行，遂按诛毛延寿。《琴操》又言本齐国王攘女，端正闲丽，未尝窥看门户。攘以其有异，人求之不与。年十七，进之。帝以地远不幸。欲赐单于美人，嫱对使者越席请往。后不愿妻其子，吞药而死。盖其事杂出，无所考正，信史尚不同，况传记乎?”
昭君的事迹，至今仍无详细的考证，其真相依然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不过和以往一样，人们所进行的研究无非是以一种记载为依据去责难另一种说法。这和传统的思维方式实无二致，因此从根本上不会有太大的突破。对昭君故事的研究，必须摆脱一分为二的思维习惯，不要企图将以往的记载划分到真实与虚构两个阵营当中，而应关注各种说法得以出现的文化氛围及意义，努力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钱钟书先生云：“然其颇悟正史稗史之意匠经营，同贯共观，泯旷畦而通骑驿，则亦何可厚非哉？史家追述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乎入情合理，盖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2]真实的历史应该是存在的，但历史的面貌却是变动的，因为它存在于视野之中。而眼前所见到的，常常是心灵已准备接受的东西，为了使眼前的景象与期待相吻合，必要的修饰是不可少的。对于信史，我们没有必要顶礼膜拜。这对于我们理解昭君故事的演变尤为重要。
同时，许多历史人物是因为走进了文学殿堂才显得光彩夺目。文学形象的内涵是在诗与史的对话中逐渐丰富起来的。昭君之所以引人注目，野史对正史的渗透是功不可没的。王昭君首先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出现的，不过其地位和影响的确立并不完全是在史学的范围内完成的。一般认为，出塞是其名垂青史的重要原因。但是，自从汉初采取和亲政策以来，出塞的公主屡见不鲜，很多人默默无闻，在历史上“消失”了。刘细村，汉朝宗室江都王建之女，元封年间，汉武帝遣其为公主，以妻乌孙王昆莫。昆莫死，复妻其孙岑陬。刘细君主事亦见载于《汉书》，其遭遇亦与昭君极为相似，影响却远逊于昭君。文人的关注与感发，无疑是昭君声名远播的重要原因。所以，从《汉书》、《后汉书》到《琴操》、《西京杂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与文学是如何纠缠在一起的。历史学家以叙述事物的始末原由来解释它的实质，而文学家则致力于理解事件的意义。历史叙事并不能完全客观地再现所描述的历史片段，文学虽以史实为触发点，却用它来表达对生活的一般态度与理解。昭君的形象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事实基础上的，但其滚雪球似的发展速度，已将内涵扩充到极至，原有的史实便为丰富复杂的形象所淹没。或以其为民族友好的使者，或以其为民族屈辱的典型；或颂其忠君，或愤其失节；或哀其不幸，鸣其不平；或扬其令名，赞其伟业，等等。在人们反复叙述与咏叹的过程中，故事的主题不断得到修正，事件的意义逐渐明朗，昭君的形象日益丰满，从一个只有姓名的干瘪的历史人物，逐渐拥有了年龄、籍贯、家世、个性乃至生活的细节和曲折的遭遇，从而具有了动人而长久的艺术魅力。
但昭君作为一个女子，她毕竟不可能象王侯将相、才子学士们那样在史书中得到较为详备的记述。而女主角王昭君又是个圆形人物，于是千百年来，历代吟咏不绝，诗人们纷纷以自己的体会来再现昭君当时的心境，遂使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较之正史远为丰富生动的形象。于是在“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阅读接受下，王昭君和亲故事，就有了丰富多姿的文学意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昭君形象并不如一般所想象的那样在吟咏中越来越丰满，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单薄到丰满，又从丰满归于单薄的过程，当然后一个单薄不是前一个单薄的重复。考察这一过程，不仅可以使我们对昭君形象有更全面的了解，而且，透过这一个不断得到改造的原型，也可折射出特定时代的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
二、历代诗人咏昭君
1．两晋南北朝诗人咏昭君
大概王昭君去世不久，故事就已经开始流传，汉代就有以昭君出塞为内容的乐曲。汉人为什么作这样的乐曲？据《唐书·乐志》所载，为的是“怜其远嫁”。既然是“怜其远嫁”，自然也就多“哀怨”之声。汉代乐曲这一基调，深远地影响着后代诗人，因而“怜其远嫁”也成为后代多数诗人咏叹昭君出塞的主题思想。
用诗吟咏王昭君的事迹始于西晋大富豪石崇的《王明君辞》。《辞》前有《序》，云：“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焉。匈奴盛，请婚于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故叙之于纸云尔!”其辞曰：“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旌。仆御涕流离，辕马悲且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行行日已远，遂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殊累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愿假飞鸿翼，乘之以遐征。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并。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
从石崇这首《王明君辞》中，固然可以看出它和汉乐曲的渊源关系——怜其远嫁、多哀怨之声，从昭君辞别的悲伤写到匈奴生活的不适与匈奴王父子的凌辱及虽生犹死的绝望，格调哀怨凄恻，为后代诗人的咏唱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诗人笔下的王昭君，自伤自悼柔弱无助，完全是一个被当作牺牲品的弱女子形象。
2．隋唐诗人咏昭君
在汉以后，经过两百多年的分裂，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统一的王朝——隋朝，这是一个短命的朝代，故它留下的咏昭君的诗歌也极少，但已透露了一点新的气息。薛道衡的诗在承袭前人感叹昭君薄命的基础上，已明确触及了君王，即：“专由妾命薄，误使君恩轻。” [3]侯夫人则断然写出：“毛君真可戮，不肯写昭君” [4]，可见，在隋代诗人笔下，吟咏的眼界已经逐步打开。首先，君王形象的增加使昭君原来一味自怨自艾的心灵世界增添了波澜；其次，侯夫人对画师的“判决”与前代那种轻描淡写的叹息形成鲜明的对照，将原来那个朦胧的主题彻底挑明，这些都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启发紧随其后的唐代诗人开始进行更为大胆的开拓。
在唐代诗人笔下，昭君是个情感复杂的昭君。
先看唐代大诗人李白所写的两首《王昭君》。先看第一首五绝:“昭君拂玉鞍，上马啼红颊。今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语浅意深，短短四句，把王昭君远嫁之悲写得入木三分。“今日”、“明朝”、“汉宫人”、“胡地妾”，既是工整的对仗，也是鲜明的对比。再看第二首：“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一路孤寂，只有明月相送，只有明月陪伴，就够悲的了。但是，更可悲的是去无返日，永世不得归。全诗以离汉宫起，至“没胡沙”止，写出了远嫁胡地的全部历程。以明月比人，既形象又深刻。最后诗人以悲壮的心情哀叹了王昭君的不幸遭遇。
历代歌咏王昭君的诗词中，据说以白居易的《王昭君》最“负盛名”。宋人魏庆之说:“古人作昭君词多矣，余独爱乐天一绝。其意优游而不迫切。然乐天赋此诗[时]年甚少，才十七岁。”罗大经也说:“古今赋昭君词多矣，唯乐天作有恋恋不忘君之意。欧阳公明妃词，自以为胜太白，而实不及乐天。”先看一下原诗：“满面胡沙满鬓风，眉销殊黛脸销红。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其一)“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其二)白居易的这两首诗，评论者最津津乐道的是第二首。白居易是唐代的著名诗人，写有不少内容健康、思想性强的好诗。但就这两首，特别是就古代评论者最爱称道的这一首看，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因为诗中宣扬的是一种封建伦理道德和奴才思想。《鹤林玉露》的作者说“唯乐天作有恋恋不忘君之意”，这话确实是道出了白诗的本质。只是作者对这种思想抱的是肯定态度，而我们则相反。自从白诗开了宣扬这种封建伦理道德的先河之后，宋元以后，步其后尘的诗人屡见不鲜。例如明人陶安的《昭君图》，顾鼎臣的《明妃词》，李有朋的《明妃新曲并序》都是的。
历史上的王昭君是没有“恋恋不忘君之意”的。而是“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也许是这样的原因，其他一些诗人没有走白居易的道路。例如较白居易为早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唱的就是别调。其《咏怀古迹五首》（之一）是写昭君故事的，不仅艺术性高，内容也好。诗云：“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前人评论此诗，说“此诗风流摇曳，杜诗之极有韵致者”。诗以记叙昭君的遗事始，以凭吊昭君怨恨终，确实是“风流摇曳”。“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月夜魂”，是说生前尚不曾识面，死后魂归也是徒然。不难看出，这里对于君王是有所谴责的。如果说诗人在这里说的还比较含蓄，那么下二句就说得十分明白了:“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怨”和“恨”都是对着汉主而发的。杜诗不仅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而且还扫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污垢；所不足之处，只是没有从昭君出塞的历史作用取意，反而把远嫁认作是昭君的“怨”。
唐代诗人中，与白居易唱别调的还有王叡的《解昭君怨》：“莫怨工人丑画身，莫嫌明主遣和亲。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诗人对昭君出塞和亲不一定有正确认识，但是就其宣扬摆脱“宫中一舞人”这一点看，其立意还是可取的。虽然他的着眼点只是庆幸昭君个人能借出塞机会而摆脱宫中的“牢笼”，但起码不同流俗，与“悲怨”及“恋恋不忘君”唱了反调。
但是，也有诗人从男权主义的立场，对王昭君和亲表示同情的，如初唐东方虬的《昭君怨》其一：“汉道方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须薄命妾，辛苦事和亲。”中唐戎昱《咏史》其一：“汉家青史上，计拙时和亲。社稷因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左臣？”这些是人讽刺武臣的无能及统治者的失策，虽然主要表达了对昭君的哀悯，但也是对她和亲功绩的一种侧面肯定。
3．宋代诗人咏昭君
唐人开拓了吟咏的昭君诗，宋人则将其归拢。唐人各呈异思，破前人旧意而竟立新意，宋人则对唐人的各种意旨归纳并合。有继承也有创新，其特点是失去了唐代那种百家争鸣的盛况，吟咏的立意逐渐被规范于固定的方面。
古代咏唱王昭君的诗歌中，最受谴责的是北宋王安石的《明妃曲》。谴责王诗最厉害的要算宋人罗大经和明人瞿佑。罗大经说：“荆公论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尝不行，奚独有取于鞅哉？东坡曰：‘商鞅、韩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则舜之术也。’此说犹回护，不如荆公之直捷无忌惮。其咏昭君云云，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弃其夫乎？其视乐天所作，盖天渊悬绝也。”又说：“至于‘汉恩自浅胡自深’云云，则悖理伤道矣。”瞿佑说：“诗人咏昭君者多矣，大篇短章，率叙其离愁别恨而已。惟乐天云‘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不言怨恨，而倦倦旧主，过人远甚。其与‘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贵在相知心’者异矣！”王安石的《明妃曲》为二首，为了便于探讨，现全录如下：“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其一）“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说独无处，传语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贵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其二）王安石这两首《明妃曲》，从思想内容上说是健康的，从艺术技巧上说是十分成功的。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具有进步的政治思想和锐意改革的人物，他在文学艺术领域也成就颇高。传统的历史题材，他大都能立意翻新、除其旧套。王安石这两首《明妃曲》传出后，当时轰动了整个诗坛，很多人起来唱和，就是当时的文坛宿将欧阳修也不例外。但是谁也没有王安石这两首诗的立意新颖、思想高远。其原因是当时文坛诸人的思想都没有达到王安石的思想那样高度。
宋人笔下的昭君胸襟显然较唐人开阔，由此，诗人们更偏离了王安石的诗意，开始在昭君远嫁这一事实上对君王表示体谅：“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5]，并发出“长城不战四夷平，臣妾一死鸿毛轻”的豪语[6]。同时出现如“西京自有麒麟阁，画出功臣卫霍间”之类的诗篇[7]。在这些诗中，昭君不再悲叹埋没胡沉，而是想在胡地有所作为，对汉主作出“戎虏和乐也，圣主永无忧”的保证[8]。
宋人赋予昭君承当国家政事的胆略和豪气，同时又对其在边地切实的凄苦加以种种安慰和借藉——“野狐落中高台倾，宫人斜边曲畴平。千秋万岁总如此，谁似青冢年年青”[9]，这是对王叡诗的一个拓展；“倘于国有益，尚胜守空房……得为胡阏氏，揣分已过当。”[10] 安慰之馀甚而庆幸不已。至于苏轼的“古来人事尽如此，反复纵横安可知”[11]，则已经上升到哲理性的高度来涵盖人事的变迁。
慰藉之意冲淡了怨怒之气，昭君对画师的态度也有极大的转变。在唐代，人们就已经认为画师不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到宋代，已经是“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那么，怪谁呢？有的认为“自是君王先错计，爱将耳目寄他人”[12]，但也有的认为“君恩厚，空怜命薄”[13]。我们注意到，后代的吟咏是沿着后者的意思来发展的。
总之，在宋人笔下，昭君出塞的悲剧意味已经大大减弱。宋人喜欢做翻案诗是有名的，可惜在咏昭君的诗上，其翻案可谓极不高明，到了宋代，君王不必怨，画师无可恨，都是自己命不好，似乎重归自怨自艾的形象，只是这一形象开始具有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宋人这种颇带道学气的论点却深为后世所喜爱，为明清两代诗人们所津津乐道而进一步理想化。
4．元代诗人咏昭君
也许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族统治的王朝，故这个时代诗人的昭君吟咏极具有时代特色。在强大的外族统治下，他们痛感前朝因羸弱而亡国。因此，元人几乎将昭君的悲剧完全归于外族（匈奴）的强大。马致远的《汉宫秋》里塑造了一个有情有义但柔弱无能的汉元帝，这个形象是元人笔下君王形象的典型代表。因其柔弱，昭君非但无可怨，相反倒平添几分为主分忧的情怀。于是，她由衷表示：“恨不别君未识时，免使君王怜玉质。君心有忧在远方，但恨妾身是女郎。”[14]，并很深明大义地认为：“汉廷自此恩信重，美人身比鸿毛轻。”[15]非但如此，元人还为昭君出塞设置了一个令汉廷理直气壮的理由，即红颜祸水，不如远远离去，反而于国有补，这样，画师无过，反而有功。就连昭君都很自觉地承认：“自售悬知非静女，汉家当论画师功。”[16]此外，由于处在外族统治的特殊环境下，人们渐渐需要为自己的处境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于是不少诗人纷纷描述昭君在胡地受厚遇而满意的心情：“旃车百辆入单于，不恨千金买画图。争似山中插花女，傍家只嫁一丈夫。”[17]
元人张翥的《昭君怨》词，较之唐代的王叡更进了一步。他在那阕《昭君怨》词前面先作了如下的说明：“昔人赋昭君词，多写其红悲绿怨，作此解之。”以明作者反对把昭君出塞描写成为“悲怨”之旨。其词曰:“队队毡车细马，簇拥阏氏如画。却胜汉宫人，闭长门。 看取蛾眉妒宠，身后谁如遗冢。千载草青青，有芳名。”在张翥笔下，不但写出了昭君出塞要比禁闭在宫中幸福，而且留下“遗冢”墓草常青，赢得了流芳千古的美名。至于他的词仍题作《昭君怨》，那不是他没有跳出“悲怨”的圈子，而只是按照一般词曲的旧例，袭用“昭君怨”的词牌而已。在元人看来，就昭君个人而言，远嫁已经不是悲剧；然对国家而言，“寄语汉飞将，此计诚太拙”[18]，对和亲仍抱否定态度。这种矛盾心理是否正体现了在异族统治下的人们的某种心情呢？即一方面是迫于形势不得不隐忍偷安，而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又不服外族统治。
5．明代诗人咏昭君
“爱恶原有命，不在妍与媸。名花萎荒秽，小草植轩墀。古今皆如此，悲叹亦奚为。”[19]正如诗中表现的，昭君在明人的笔下，以一种通达的情怀来看待世间的悲欢离合，表现出一种更为理智的境界。不过，对于和亲政策，明人的态度很模糊，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只是作为奉行和亲政策的昭君，则体现了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国精神，这较之宋人更为进步。她自豪地声称：“将军仗钺妾和番，一样承恩出玉关。死战生留皆为国，敢将薄命怨红颜。”[20]并很大度的表示：“但使此身能报国，何妨恩宠属他人”[21]，充分体现了一种舍己为国，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
昭君在明人的笔下，以一种无怨无悔的担当精神出塞和亲，并以途中切身的体会，用充满同情的口吻说道：“晓来马上寒如许，信是将军出塞难。”[22]在这个时代，虽然也不乏凄凉语调，然而总而言之，这些声音是极微弱的。诗人们认为昭君承受“千载文人笔，当年圣主情”，当然是“抚弦应破涕，那是断肠声”[23]。昭君轻抛个人恩怨，重视国家大义，是一位温柔善良，德容俱佳的女中楷模。如果说前代诗人笔下的昭君尚有儿女之态，还能让人可亲可近，到了明代，昭君的形象则已经成了道德教化的象征，完全泯灭了作为血肉个体的自我。
6．清代诗人咏昭君
唐人吟咏昭君的诗歌的辉煌灿烂已经不可再来，在宋人设定的藩篱下，后代诗人们亦步亦趋，只求锦上添花，不敢再发出异语狂论。这在清代也不例外，不过除了基本蹈袭旧意，清代还是涌现了一大批立意很特殊的诗篇。他们一反明人笔下昭君的温柔敦厚，塑造了一个刚烈女子的形象，这成为清代昭君咏的最大特色。清人可能深感明人笔下的昭君太缺乏个性色彩，故赋予其强烈而鲜明的个性特征。于是，清人笔下的昭君慨然表示“君恩不可再，断绝彼中肠。丈夫各有志，女子亦有行”[24]。那么，是什么“行”呢？“才貌岂是定闺贤，总观大节知臧否，……宁为鸡口不牛后，谁识女子真英雄。”[25]这些见解从未见诸前人笔端，到清代却成为诗人们的共同观点。昭君俨然是一位慷慨激昂、节义凛然的侠女。在清代一些女性作者眼里，王昭君更成了一位了不起的巾帼英雄，如湖南湘潭姊妹诗人郭漱玉、郭润玉两人的诗即是如此。姐姐在《永明妃》诗中写道：“竟抱琵琶塞外行，非关画图误倾城。汉家议就和戎策，差胜边防十万兵！”妹妹在《明妃》诗中更是热情讴歌：“漫道黄金误此身，朔风吹散马头尘。琵琶一曲干戈靖，论到边功是美人。”这些诗作正确地认识了昭君和亲的进步作用及昭君个人遭际中积极的一面。
清人塑造了一个远见卓识的昭君，昭君也终于褪尽了最后一丝汉宫女王嫱的残馀。在明代她还是“我本弱女子，被选当雄兵”[26]，到清代则完全是一个敢于进取的，有思想、有主见、有很强个人原则的强者。
三、王昭君形象发生演变的过程及其原因探析
漫长的一千多年的吟咏，昭君的形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她从一个悲剧的主人公，一个缠绵悱恻，留意于个人得失，悲红怨绿的弱女子，而一跃成为刚烈英侠的巾帼英雄。昭君内涵中的每一种特质，都成为诗人们咏叹的对象。诗人为她美丽的埋没而惋惜，为她不肯贿赂画师而赞叹，为元帝对她忽视而伤感，更颂扬她出塞所带来的安宁。在人们反复叙述与咏叹的过程中，故事的主题不断得到修正，事件的意义足见明朗，人物形象日益丰满。这样一个形象是怎样被逐渐树立的，我们是否也能在这一过程中略看到中国历代诗人在历史演变中的一点心路历程？约略言之，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分析：
1．对传统旧题的继承
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引《琴操》曰：“昭君在外，恨帝始不见遇，乃作怨思之歌，后人名为《昭君怨》”。又据《唐书·乐志》载，“《明君》，汉曲也……汉人怜其远嫁，为作此歌”。由此看来，在汉代关于王昭君的诗至少就有来自民间和托名王昭君创作的两套曲辞。自建安时期“三曹”、“七子”等人模仿汉乐府题目创作诗歌以来，历代文人的诗歌中都有相当一部分汉乐府旧题，如《从军行》、《行路难》等。这些诗歌，一部分是出于学诗者初始的模仿，就如同绘画的人，在开始都有一段临摹的过程，其后才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一样，诗人也大都要经历一段模拟创作，而模仿的对象一般都是前朝的旧题。在这些旧题已有的模式中，他们或能翻出新意，发前人之所未发而立意标新，或踵武前人，囿于藩篱，而因此留下了许多见解略同的诗。另一部分则是出于诗人的有感而发，是借古说今。而吟咏王昭君事迹的诗如此之多，主要原因还在于这个形象本身所具备的丰富内涵。
2．对悲怨主题的钟爱
在上述我们总结的王昭君艺术形象中，悲和怨的内容占了主要成分。如果对我国古典诗歌的情感特点稍做一下浏览，就不难发现，其中抒悲叙怨的诗歌比例的确是很大的。如在钟嵘《诗品序》所列能触发诗人创作的国事、家事、身事、心事中，“楚臣去境，汉妾辞宫，骨横朔野，魂逐飞蓬，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等都属人生悲怨的范畴。诚如《庄子·至乐篇》中所说：“人之生也，与忧俱生”，人伴随着自己的哭声而降临，又伴随着亲人的哭声而离去，这一始一终得哭声也许就标示了人生不如意处总是极多。那么，作为人生情感写照的诗歌，表现人类与生俱来的悲苦和无奈，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我国自《诗经》时代就有“君子作歌，维以告哀”的传统，而历代的文人，也经常地在重复咏叹伤春悲秋的主题，以至于使之成为我国古典抒情文学的主旋律。对于这种现象，唐代散文大家韩愈在其《荆潭唱和诗序》中说得最直接，他认为“欢愉至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可见，无论从创作的角度还是从审美的角度来说，表现悲怨的内容都是易于成功的。王昭君的形象集人生悲怨于一身，她的望乡思乡，憔悴悲伤，都能牵动诗人敏感的情怀，他们不断地重弹这一老调，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情感上的这种偏爱。
3．对怀才不遇的感叹
王昭君的形象触动诗人们心弦的，还在于她拥有国色却未受到皇帝恩遇的深刻内涵。在封建时代，许多士人认为，“妇女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27]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女子有绝色而不为人欣赏同士人有才华而不见用一样。在封建时代选才用人制度下，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往往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必须得到高位者的赏识才可飞黄腾达，否则就要遭贬受谪，所以这些文人笔下，王昭君之所以在楚楚动人的形象中弥漫着悲凉色彩，实际上就是作者们怀才不遇、无可奈何心情的表露和命运坎坷、天涯沦落之感的抒发，即所谓的“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这部分作品更多地隐含了封建帝王，出塞后的王昭君那般思恋汉元帝，希望元帝能“黄金赎蛾眉”，这其中不也寄托了这些失意文人的身世之感吗？屈原在《离骚》中就多次以美女自比，将男女婚约喻为君臣遇合。这一文学传统被后代的文人发扬光大，怀才不遇的诗人常借女子抒发不遇的怀抱。那些诗作咏叹昭君对故主的思念及其身世漂泊、天涯沦落的悲怨，只不过是个引子。它实际上表现了封建文人们把兼济天下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封建帝王身上，并由此生发出无穷的失望、郁闷和悲叹。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理解：封建时代的文人们在正史野史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变幻，又融进个人的遭际，赋予了王昭君以新的、截然不同于以往的王昭君的艺术形象。这些古代文人作品虽然立意不同，构思各异，但一个总的倾向是离不了“悲怨”二字，王昭君在某些文人作品里变成了悲剧主人公，她终日以泪洗面，说不尽的愁苦，道不尽的相思。王昭君的美艳资质及她不被汉皇帝恩宠的遭际，的确是能引起怀才不遇的诗人的共鸣和同感的。他们从王昭君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咏王昭君的诗，与其说诗人的在评价历史人物，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吟咏自己。
4．对和亲政策的指责
在我国历史上，汉族统治者向来以“中国”人自居，而把边域各少数民族视为蛮夷、戎狄，把自己的华夏文化以及这种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规范，作为普天之下文明存在的唯一形态，儒家更把自己的礼教纲常伦理视为天下文明的唯一尺度。这些自我中心意识和文化优越意识使得他们向来以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待那些不曾“开化”、处于披发纹身、衣毛穴居的少数民族。因此王昭君这样一个美丽娴雅的汉族女子却嫁给了当时“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苟利所在，不知礼仪。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甚至“夫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匈奴人，这难免要引起那些儒生们的极大不满，因此他们要极力否定昭君和亲的积极性。如唐代诗人戎昱《咏史》诗就认为“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即斥之为“拙”。而唐代诗人李中更是直接地骂其为“污”，“谁贡和亲策，千秋污简编”。晚唐诗人胡曾在《汉宫》中亦讽刺云：“何事将军万户侯，却令红粉为和戎。”直到清代林彖的诗还说：“千秋哀怨写琵琶，万里和戎出汉家。果是安边无别策，忍教红粉度龙沙 。”这类作品虽有借古讽今，抒发作者对汉唐以来汉家天子某些错误的边塞政策、懦弱无能的边将的不满的情绪，但也不可否认带有狭隘的民族意识和大男子主义。安史之乱后尤其是宋元时期，由于中原屡遭异族入侵，生灵涂炭，汉族人民的民族情感空前高涨，因此以昭君为题材的此类文人作品中，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又演化为浓烈的爱国主义与高昂的民族情感。如南宋时因金兵入侵，北方沦陷，广大中原人民饱受掳掠之苦，兵燹之灾，民族矛盾尖锐化。于是这时的昭君题材作品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和亲政策是错误的，是投降和屈辱。如吕本中的《明妃》、李纲的《明妃曲》、陆游的《明妃曲》、文天祥的《和中斋韵》、《二月晦》等，都抒发了作者们内心悲恨已极的爱国情怀，唱出了自己和广大人民心中的无限怨恨。这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然而这时的王昭君已不是汉元帝竟宁元年的王昭君，我们还是不能依此来否定历史上的昭君出塞。
5．对儒家思想的推崇
昭君出嫁匈奴前是汉元帝的后廷待诏，尽管她没有受到过元帝的宠幸，和元帝没有过正式的夫妻关系，但她一旦被选入宫，那她无疑在名义上就是属于元帝的。汉家的宫女却嫁给了少数民族首领做阏氏，这于君权是种轻视和辱没，于夫权也是一种背逆。“好女不嫁二夫”，昭君不仅嫁了二夫，后来甚至“从胡俗”又嫁给了呼韩邪单于的前妻之子株累单于，这不仅是夫权问题，而且是乱伦的问题，这于汉族的文人们来说无疑是莫大的耻辱。于是他们要为汉元帝遮丑，为王昭君雪耻。晋人葛洪的《西京杂记》首先捧出画工毛延寿，让他因索贿不得而点破美人图，蒙蔽圣聪，误了元帝与昭君相见，又误使昭君入侍匈奴。其后《世说新语》及大量文人诗歌、戏剧纷纷效仿，毛延寿成了替罪羊，最后或让毛延寿被元帝斩首谢罪（如《西京杂记》）；或让他叛国投敌，充当挑起民族战争的罪人（如《汉宫秋》）。而元帝本人却成了谦谦君子，为了民族的团结而“重信于外国”，忍痛割爱，迫不得已而让昭君远嫁漠北。马致远《汉宫秋》更是描写他在昭君临行之日，于灞陵桥头送别，依依情深归来面对美人图，“愁泪滴千行”，好一个钟情天子。而昭君呢？出嫁后仍整日思君恋君，魂系汉廷。“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时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东汉蔡邕的《琴操》写王昭君在匈奴“吞药自杀”，《汉宫秋》则干脆让她死在汉匈交界处的黑河里，以全节义，洗刷自己以至民族的耻辱。所有这一切都是封建文人们的封建道德观、节烈观的明显表现。由于历代封建文人长期受儒家纲常礼教的熏陶，用封建的君权、夫权思想来束缚昭君，他们笔下的王昭君已不再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民族友好使者，而是一个在封建伦理道德的条条绳索束缚下痛苦呻吟、甚至不得不一死了之的悲剧主人公。这与历史上的王昭君已相差甚远。
结论
从两晋南北朝凄哀无助的弱女子昭君，到隋唐柔肠百转恨怨难释的昭君，到宋代自嗟自慰的昭君，到元代随遇而安平心静气的昭君，到明代温柔宽厚、取义成仁的昭君，最后到清代义烈清刚、识见非凡的昭君，汉宫女王嫱由一个悲悲切切，伤感于一己忧乐的弱女子到塑造成千秋景仰的和亲使者。也许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更关注个人的生命，在自身狭小的生命空间内吟咏琐细的服饰，微妙的心灵感受；隋唐大国的恢宏气势则使诗人们能在一个广阔的自由空间里发挥充分的想象；宋代的内忧外患使人们不能不忧虑于国家的前途安危，于是王昭君也被赋予了一定的参政意识，具有全忠保义的思想；元代昭君咏是元人在承受外族统治这一大冲击下的心理调整；明人则以其前所未有的道学气和迂腐思想塑造了一个毫无生气的王昭君，其形象的暗弱沉闷尤如有明一代的风气；清人对此作了一个积极的反动，清代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使王昭君也追求才以致用，而公羊学派的重新兴起，那种“夷狄”可以进而为“中国”、“诸夏”可以退为“夷狄”的民族融合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清人的心理压力。故同为异族统治，清人便一反元人的态度，大唱和亲的赞歌。
汉代的王昭君是历史的，诗人笔下的王昭君是艺术的。艺术化的东西总是美的，因此王昭君这一艺术形象的魅力将是永恒的。
注 释
[1] 范晔《后汉书?南匈奴传》。
[2] 钱钟书《管锥篇》，中华书局，2010年，164。
[3] 薛道衡《昭君词》，《乐府诗集》第433页。
[4] 隋侯夫人《遣意》，逯钦立《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第1725页，中华书局1959年5 月版。
[5] 文同《王昭君》，《宋诗钞》第605页。
[6] 高似孙《琵琶引》，《宋诗纪事》第14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6月版。
[7] 刘子翚《明妃出塞图》，见鲁歌、高峰、戴其芳、李世琦《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第100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以下简称《选注》。
[8] 黄庭坚《水调歌头·游览》，《全宋词》第386页，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
[9] 费文雷《昭君行》，《选注》第105页。
[10] 郭祥正《王昭君》，《四库全书·青山集》。
[11] 苏轼《昭君村》，《选注》第84页。
[12] 徐均《王昭君》，《选注》第111页。
[13] 周密《杏花天》。
[14] 刘因《明妃曲》，《选注》第125页。
[15] 陈旅《明妃出塞图》，《四库全书·安雅堂集》。
[16] 刘因《昭君扇头二首》，《四库全书·静修集》。
[17] 马祖常《昭君》，《选注》第132页。
[18] 周权《明妃曲》，《选注》第136页。
[19] 何乔新《王昭君》，《选注》第154页。
[20] 汪循《明妃》，《选注》第159页。
[21] 霍瑛《青冢吊明妃》，《选注》第159页。
[22] 屠大山《昭君怨》，《选注》第166页。
[23] 薛宪岳《昭君》，《选注》第197页。
[24] 顾景星《王明妃》，《选注》第211页。
[25] 升寅《青冢行》，《选注》第269页。
[26] 陈子龙《王昭君》，《选注》第187页。
[27] 刘义庆《世说新语·惑溺》，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参考文献
[1] 鲁歌,高峰,戴其芳,李世琦.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Z].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
[2] 吴一虹,吴碧云.王昭君传说[Z].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
[3]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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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 何文焕.历代诗话[Z].北京：中华书局,1983.
[7]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Z].北京：中华书局,1983.
[8] 余冠英.诗经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9] 钱钟书.管锥篇[M]. 北京：中华书局,2010.
[10] 范晔.后汉书[M].长沙：岳麓书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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