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届由一个青年教师带领一些学生来操办的传统
第19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现场 图片由第19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提供
跨过18岁的门槛，进入第19个年头，这标志着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已经举行过“成人礼” ，并逐渐迈向成熟。成熟绝不等同于老气横秋的审美眼光，而是指打磨得愈加圆熟的运作机制，以及与时俱进的判断标准。19年来，变化的是孩子们的脸庞，不变的是青春激情和人文关怀。
——黄会林寄语第19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中国电影绝不是没有希望，在大学生电影节面对中国电影最为艰难的时期，因相信坚守文化意识就能守住阵地而始终不渝地关注中国电影，我们大学生电影节明白根本要素不是市场风潮高低而是文化基础不能丢弃。只有内在的精神昂扬才能夺取人心，只有感悟生活才能焕发魅力，只有提升精神质量才可能呈现情感境界。
——周星寄语第19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19岁，母亲可能依然喊她孩子，而孩子却可能叫她大人，于一个人是这样，于一个联结大学生与电影的特殊节日来说，如是？岁月会给她什么？她会给岁月什么？……
专家说，她是在中国电影最低谷的时候横空出世，旗帜鲜明地支持国产电影；同类电影节很多，但能像她一样和业界、学界等各界联系这么紧密，且关系到电影产业、行业的却很少见；她评出的奖被誉为电影界的风向标；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大学生和电影人问可不可以也来参加……
19岁，第19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华彩落幕已半月余。
五月里，母亲节的第二天，空气里似乎还弥散着康乃馨的余香，我走进了大学生电影节诞生的摇篮，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里，试图通过“母亲” ，来近距离感受一个特别的19岁。
艰难/坚守：“老太太强行起飞了！ ”
“昨天是母亲节，准备采访您时我突然在想，您似乎就像大学生电影节的母亲！ ”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以下简称大影节）最重要的创始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资深教授黄会林的办公室中，我说出了藏在内心的感受。没想到话音刚落，带着总有的慈祥，这位倍受电影教育界尊重的电影节灵魂人物赶忙向我否定，“当初办大影节也是几位青年教师，坐在地板上想出来的，是众多可爱的年轻教师，可爱的孩子们让大影节从襁褓中一步步走到今天。 ”
参赛影片达173部，全国18所高校开设分会场，全国共有200多所高校参与；除了进行国产电影（含合拍片）评奖，还要举办入围影片展映与华语电影全国高校巡展、大学生原创影片大赛、首届网络电影评选活动、电视电影评奖、海内外系列影视学术研讨会、日本青春电影展映、大学生影评大赛、大学生主持人大赛等多种形式的评选、展映、研讨和交流活动……
走过19个年头的大影节，毫无疑问地被大学生及电影业界所重视。而今天，没有多少人知道，如果不是大学生吃方便面的“恶习”助产，大影节降生的艰难便可能根本无法跨过。
“大学生电影节，我足足跟了她19年，甚至加上孕育的那年有20年了。第一个直感是‘太不容易了！ ’真的是很不容易坚持下来的。 ”黄会林深深感叹道。她介绍， 1993年筹划大影节时，是他们刚刚从中文系转到艺术系建立影视学科时的事。当时只有6个老师5个学生。领导机关、电影制作和发行单位、北京各大高校以及经费这四大难题要逐一攻克，而最难、最“要命”的是经费问题。四处“化缘”的她屡屡碰壁，终于有一天绝处逢生，一位她已记不得姓名的女孩竟奇迹般地帮她找到了一个台资的生产“营多牌”方便面的赞助商，商家看重大学生常吃方便面这个产品推广商机，让大影节筹措到了15万元的启动费。
后来很多人回忆，那一年校园的青春气息里，似乎弥漫着方便面的味道。
“开幕式头一天，我到英东学术会堂（第一届大影节的开幕式场地）去，一进门就愣住了，整个会场挂满了举着方便面、带着厨师帽的大厨师、胖老头图片。我马上和老板说，‘这不行，必须把会场上这些图片撤掉！ ’我们这是学术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是一个文化活动，四面挂那么多‘营多’宣传广告，这电影节性质就变了啊！ ”
当时还是黄会林的学生，并担任了第1至4届大影节的组织工作，之后又做了很多届大影节评委，并从2009年至今连任大影节评委会主席的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王宜文回忆这段经历时还忍不住笑道：“当时黄老师和赞助商谈判时真的很‘牛’ ，那气度就不像是人家给我们钱，倒像是我们给他们钱似的。 ”
“即便因此他们真的撤资了，我们也得坚持！ ”义正辞严的态度，能够让人感觉到她当初与之后对于电影节“学术品位”与“文化意识”的坚守。也难怪后来有澳门五星卫视等很多企图用金钱把大影节买走的机构根本没有机会。
就这样，大影节降生了，但用黄会林的话说，当时的大影节还是呱呱坠地的一个非常幼小、毫无力气的初生婴儿。
在大影节相关资料中，记载着大影节最初几届组委会秘书长回忆当初几位年轻教师、学生骑自行车穿行20多公里去南城恰谈合作的细节，以及艰苦敲定落实一项项具体操作的情境。
“缺钱”依然困扰着他们。“有一届，当时任组委会秘书长的张同道老师找到我，说‘老太太，这届没有钱恐怕办不下去了’ ，我说‘那可不行，有钱大办，没钱小办，但不能不办啊’ ，结果他回去和学生说，要办，老太太强行起飞了！ ”黄会林说。
当我在之后的采访中向时任第3至5届大影节组委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纪录片制作中心主任张同道核对“强行起飞”究竟是哪一届时，他却说记不清了，因为那时没钱是常态，几乎没有哪一届不是“强行起飞” ，一度紧急迫降但又化险为夷也是常有的。
运送拷贝靠蹬三轮车，甚至手提，所有会议标志、条幅得手工制作，办公地点打游击，办公室没有个固定电话，每天早出晚归、加班加点，到食堂发现没饭了是常事，个个嘴角生疮，办公桌上随处可见金嗓子喉宝……采访中，无论当时操办历届大影节的学生还是老师，都会谈起这些经历，但都带着一种回味的美好。
“学生中还传说我最爱吃的菜是尖椒土豆丝——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爱好来自深刻的现实主义土壤，电影节的预算不允许我们发展出更豪华的口味。 ”说起这些，张同道还充满歉意地窘笑起来，他说，当时他能给大影节工作的学生谋得的最大福利是每人一箱方便面。
“青春激情、学术品位、文化意识” ，在第3届大影节时，经讨论采用了张同道为大影节提出的12字方针，自身定位与精神坚守就这样确立，一个关于电影文化的品牌从此接受着岁月的磨砺，与筚路蓝缕相联，却与物质贫穷无关。
张同道说，他觉得大影节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概括的这12个字。大学生评价电影不是完全冷静的分析，必须是带有激情的选择判断。比如大影节要求创新，喜欢有创新的片子，但他记得艺术创新奖空缺了好几届。“没有就放弃，不能随便给奖，尤其对我们的艺术创新奖、新人奖，每次评奖的时候说情的人多极了，但我们依然坚持。我觉得这种坚持是我们电影节赢得社会承认的一个重要元素。大学生电影节不是随便评奖的。 ”
百年/百校：“大学生进影院看电影对中国电影特别重要”
“需要” ，黄会林说大学生电影节能披荆斩棘走到今天，最关键最重要的不是他们多有能力，而是需要，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中国电影发展的需要，中国大学生的需要。“我总是把大影节比喻成一架桥，桥的一边是中国电影，桥的另一边是中国大学生，中国大学生成为一个独特的受众层面，支持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反过来也能够对大学生提升审美、培养情操，进一步扩大视野走向社会发挥重要作用，也是因为这种需要使她一路走来受到许多呵护、关爱和关注。 ”黄会林说。
第11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活动中，参加文艺演出的学生身着演出服在楼梯上吃盒饭。图片由历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提供 制图 杨兴
19年，19届。
从青涩稚嫩到成长成熟，一届届大学生电影节中，一座座奖杯星光璀璨，一个个舞台激情飞扬，而背后，也许正是这样一些身影，承载起了一次次历史的辉煌……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拍摄了由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断，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开启了中国电影自己的历史。
2005年，时逢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当业界人士都在以不同方式庆祝这一历史时刻时，一所大学中一群热爱电影、充满激情的青年学子，在老师的带动下正在悄悄谋划着也要为此做些什么。于是就有了第12届大影节主办的中国电影百年百校系列活动。走进100所学校放映超过1000场电影，大影节的规模也藉此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开始学校不信，哪有这么好的事，一分钱都不要免费给我们放电影。后来我们说我们有自己的运作方式，并开了个新闻发布会，全国各个比较大的地区的重点院校全到了，他们才知道这不是闹着玩的。 ”时任第11至13届大影节组委会秘书长的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周雯介绍，后来发现百校不够了，到第13届差不多推到近2000场，因为有很多不知名的学校主动要求参与进来。
周雯告诉我，之所以开展百年百校活动，因为很多学校本身就是百年老校，会有一种厚重的文化历史传承，另外想通过百校的规模让更多的学生去感受电影，从而培养大学生进电影院的习惯。因为当时很少有人去影院看电影的，而且影院的规模也并不大，并不多。其实大影节一直在致力于培养大学生进电影院的习惯。“现在大学生成为很重要的电影观众源，这些年轻化、高学历化的学生进影院看电影，对中国电影特别重要，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把这一代人培养起来。 ”周雯说。
同为大影节创建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周星曾形容第一届大影节“小小的规模却划开了历史的天空” ，百年百校活动中大学生观影范围的骤然扩大，是否也表征和预示着中国电影发展新的历史阶段？
在第5届大影节时，正在研究民间艺术，并偏爱汉代艺术的粗犷和雄浑的大影节组委会秘书长张同道，以汉代画像石中的白虎形象加上了翅膀，确立了飞虎形象为大影节的Logo，他说他期待这一富有美学力度的形象，给中国电影带来灵感与力量。而他的这一期愿，似乎正在被一届一届落实。
“我们电影节捧出了很多新人，张建亚、霍建起、张扬、宁浩等很多人第一次获奖都在我们这里，而且大影节的评奖被誉为电影界的风向标，因为我们电影节每年在电影界第一个评奖，很多在我们这里获奖的电影都陆续在国际上获奖，我想这是我们电影节对艺术判断的坚持，就是我说的学术性，当然也还有青春激情，因为年轻，所以我们不一定把奖给最完美的，而是给那些更有艺术锐气的人。 ”张同道说。
谈到大影节对中国电影的影响，王宜文说：“我不能说大影节一定起到什么根本作用，但她的存在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标志，她是在中国电影最低谷的时候横空出世，旗帜鲜明地支持国产电影，表达高校学子对中国电影的一种判断。 ”他介绍说，办最早几届大影节时是中国电影的低谷期，那时每年影片出片量很少，那时大影节每年有大约20多部参赛，基本就把中国主要的电影囊括进来了，之后9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体制开始改革了，中国电影丰富起来了，到了新世纪，电影产业化就被提出来了，而且被认为是电影的一个基本的政策，电影开始走向繁荣，数量、类型也越来越多，大影节选片的空间越来越大，也给选片带来了困难。
王宜文还透露，大影节选片很有特点，是以整个年度的国产电影为一个整体选片范围，所以包容了中国电影的各种类型，比如有商业片、有艺术特点的商业大片，有所谓的主旋律电影，还有一些实验性的电影、纪录片、动画片等。另外现在大影节也越来越有比较明确的标准，比如大影节应体现出青春文化，比较支持年轻的导演、年轻的电影人，以及对中小成本的影片给予更多的关注和侧重。每年电影的篇目中会有少数投资大的所谓大片，但主体都是中小成本的影片，而这些影片在院线，或者在国内举办的其它电影节中很少能看到。评奖程序强调公平，每年都有100至200部影片来报名，在这里面我们怎么选，选哪些影片入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兼顾整个国产电影的整体格局，同时关注年轻人的作品和中小成本的影片，而一旦进入评奖的程序，一定很公平地在一个水平上来评判。
在王宜文看来，大影节不仅将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联结起来，更有聚拢中国电影中坚力量的凝聚力。戴锦华、王一川、贾磊磊、饶曙光、尹鸿等许多著名的电影和影视文化的评论家，几乎都在大学生电影节中做过评委或者参与过学术活动，也就是说中国最主体的电影研究者大约都有过参加大影节的经历。
成长/成熟：“不管我们有多用心，我们都不专业”
第7届大影节，增设了DV短片竞赛单元（该单元现已更名为“大学生原创影片大赛” ） ，大影节区别于其它所有电影节的核心特点“大学生办、大学生看、大学生评”从此又多了一项“大学生拍” ，让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有了初试荧屏的舞台。
第16届大影节，增设了大学生影评大赛。
第17届大影节，增设了大学生主持人大赛。
第18届大影节，被纳入到了北京国际电影节。
第19届大影节，增设了首届网络电影评选活动与电视电影评奖。
据第19届大影节组委会秘书长王韵介绍，本届大影节在国际拓展上也有新的突破，首次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和马来西亚理科大学设立分会场。并且，本届大影节也首次设立了形象大使。
“第一届的时候，在颁奖仪式时，没有人领奖，颁奖嘉宾捧着奖杯不知道给谁，一是因为没有经验，再一个是业界跟本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节，而现在，影星们都想方设法想来到这里。 ”王宜文说。
……
“跨过18岁的门槛，进入第19个年头，这标志着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已经举行过‘成人礼’ ，并逐渐迈向成熟。 ”这是黄会林给第19届大影节寄语中的一句话。
19个春秋，见证着电影节的成长，见证着北京师范大学影视学科教学品质的提升，也见证着电影节的主人成长。
“大影节参加了4年，每届都有一种紧迫感！ ”准备采访王宜文时，我跟随刚刚结束本科生答辩工作的他走进他的办公室，一路上，一个手捧一摞资料的男同学紧随，并争分夺秒向他的这位老师告白自己的感受和计划：“在大学生电影节时我和斯琴高娃老师交流过，那是大二的时候，她说你们拍片子时我一定支持，所以这个片子我想找她拍。 ”
眼前这个一脸青涩却很沉稳的学生用行动帮我证实了几位老师都曾向我“炫耀”的事实——历届大影节助力着学生课业外的成长。据王宜文介绍，这位大四的同学便是经过了几届电影节会务工作的历练，现在正在中影集团实习，并即将被中影留用。现在他正想利用入职前的时间拍自己的片子。
第17至18届大影节组委会秘书长樊启鹏坦承，大影节一般3年换一个组委会秘书长，每一届由一个青年教师带领一些学生来操办的传统，虽然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电影节经验传承和长远发展，但的确影响了很多学生的人生轨迹，培养了很多人才。“其实电影的宣发（宣传发行）主要在北京，而北京的宣发圈一大半都有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学生做两三届电影节出去立马就能进入角色。像华谊、保利博纳等大电影公司，以及张艺谋、陈可辛、冯小刚等许多著名电影人工作室都有我们的毕业生在担任重要工作。 ”
万达院线负责销售的陈宏伟，便毕业于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研究生学习阶段参加了几届大学生电影节，并曾在第12届担任外联部部长。提起在“百年百校”活动中的高强度工作，他感触道：“真的挺感谢大影节的，在大影节的工作让我对电影行业有了基本认识，组织、协调、公关等能力有了全方位提升，让我提前进入了工作状态。 ”而同为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毕业生、现就职于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张江艺，则把在校时能参加大影节的工作看做人生极大的幸运，他觉得从这个平台上获得的许多东西在日后工作中受益无穷。
“我们在电影节一起工作过的师生们每年都会聚两次。有一次聊起电影节，大家说电影节好像是自己的一个男朋友，你很爱他，那种爱是很深沉的，但绝对不能和他永久在一起，因为太苦了、太耗心力了。电影节有很多特别美好的记忆，但无论开心还是苦楚都是强色调的。 ”周雯说。但她同时表示，就是这种高负荷的锻炼，让学生高密度地收获着成长着。
谈及19岁的大影节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王宜文说他对今年大影节颁奖仪式上纽承泽说的一段话记忆犹新。纽承泽介绍说他在一周之内跑了两次北京，即已经回到台湾的他接到了一个通知，问他可不可以回去出席大影节闭幕式颁奖仪式，他问身边的人大影节是什么玩意儿？别人告诉他，“大影节是最不功利、最真诚的、最公正的电影节，你一定要去” 。说到这里，王宜文说，其实这可以说就是我们大学生电影节在外面的印象、口碑。对业界、社会来说，可能大家认为大影节是民间的、高校的，但她却充满了学生的激情与真诚。
据张同道介绍，大影节每年大约30名左右的学生评委与10名左右的优秀学者评委组成的评选机制，得益于首届与第2届大影节组委会秘书长、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的最初确立，这也保证了“大学生看、大学生评”的电影节根本特征。
而王宜文曝料，每年评奖都吵架，常常围绕几个问题争论得很凶。比如今年，最佳影片奖是《Holle！树先生》投了三轮，才尘埃落定。大学生的喜欢、感动，是很直接的标准，当然他们也会加上一些理性判断，会倾向于文艺性的，也会喜欢很感性的、很感动的影片，比如他们喜欢《杨善洲》这个影片是真的被主人公的精神力量所感动，这也超出了他的想象，因为不是谁引导的，没有强大的意见领袖左右他们，而是完全自主的评判。“这是一个最没有功利色彩的、最公平的、最公正的，而且是一个高知识群体评出的奖，因此业界很看重，把在这里得奖看成很荣耀的事。 ”王宜文说。
他还表示，无论国内国外，其实类似的电影节很多，虽然由于自身特点，这些电影节之间实际上是没有太多可比性的，但是能和业界、学界等各界联系这么紧密是很少见的，因为其它很多学生的电影节都是局限在学生创作，或者实验性的创作，我们的大影节主体是评国产电影，既有很鲜明的高校特点，又是面向整体国产影片，与其它高校的大学生的电影节很不一样，关系到整个电影产业、行业，视野、范围要开阔得多。从海外影响来讲，外国媒体对大影节的报道可以让我们看到她的影响力已经传播出去了，世界上许多华语地区的电影人，会参与原创短片竞赛单元，因为这个单元不像电影节主项竞赛单元限于国产电影。今年短片最佳影片奖是台湾一个作者获得，一定程度可以看出这种影响。
“那年我参加的一届电影节，我们组委会的一个工作部门印会刊时把嘉宾升职了，本来是北京市副市长写成了市长，还好前一天晚上发现，大家就重新打印了职务后剪成小纸条， 1000多份材料，从晚上8点贴到凌晨2点多才贴完，总算没耽误第二天的活动。 ”张江艺谈到这段糗事的时候感怀大家对他们的宽容，允许学生犯错误。
“我到现在还清晰记得，有一年闭幕颁奖晚会时，我身上挎着三个对讲机，一个是大循环，就是整个台前幕后的，一个是小循环，就是我们组委会内部的，一个是紧急事件呼叫的。当时一位嘉宾和他爱人一起来了，把他们迎进来以后，因为他爱人没有在嘉宾名单中，没有座签，我就和他说：‘您去走红毯，您爱人我来负责。 ’于是我在前面走，她在后面跟着，要给她找位置，正在这时接到一个紧急呼叫，我一路狂奔过去解决……第三天早上，我才想起我后面那位嘉宾的爱人。 ”
讲完这段经历，周雯如是感叹：“我还是想说，不管我们有多用心，我们都不专业（指大影节组织上的、事务性的） ，其实这也是我做电影节时最伤感的地方，虽然我们都是花了全身心的精力去做，我们没有一个人去计较自己的得失，所有的人都全心地扑进这件事，但是我们都不专业，我们是老师、学生。做电影节期间，我们所有的学校常规的课业没有一件是可以放下的。 ”
“但我觉得我们在踏踏实实地一步步走，不会去炒作概念，只会去做非常实在的事，我觉得这正是现在中国电影特别需要的。 ”周雯说。
大影节即将迈入二字头，成长中的大影节也在面临困惑与挑战，电影节经验的有效传承，在被纳入北京国际电影节后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如何使自己的个性更突出，在商业浪潮的冲击下，如何保持自己最宝贵的那份激情与纯真、品质与风骨等问题，都成为关爱大影节的人思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