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孝经》(鲜卑语) 与鲜卑装孝子画像的出现
原标题：《国语孝经》(鲜卑语) 与鲜卑装孝子画像的出现
《国语孝经》(鲜卑语) 与鲜卑装孝子画像的出现
——兼考固原北魏漆棺墓墓主身份
文 / 陈彦平
主持人语：［史学］陈彦平通过对固原北魏漆棺墓墓主身份以及鲜卑语版《孝经》译出时间的考证，探讨固原北魏漆棺墓上鲜卑装孝子画像出现的原因。张满玉结合医学文献和图像材料，联系《柳荫群盲图》等为代表的田家风物绘画对乡野之人的形象塑造和医术、相术知识的描绘，深入解读《灸艾图》，且从画中具有时代指向性的细节推测《灸艾图》很有可能是明前期的作品。杨红、纪立芳考察了明代到清早期紫禁城内及其他处官式建筑六十余处脊檩彩画，归纳其时代特征，为建筑年代及建筑功能的判定提供依据。（徐翎）
内容摘要：孝子画像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在了墓室石葬具和壁画上，人物着汉服，然而，北魏平城晚期的固原漆棺墓木棺漆皮上的孝子画像皆为鲜卑服。就目前考古发掘来看，这种着装的孝子画像仅此一例。那么，固原北魏漆棺鲜卑装孝子画像是画工偶然为之还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在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固原北魏漆棺墓墓主身份的考证以及《国语孝经》（鲜卑语）译出的时间来探讨鲜卑装孝子画像出现的原因。
关键词：北魏 孝经 鲜卑 孝子画像
孝子画像形成于汉代，是汉代社会大力倡导孝道思想的产物。这一时期的孝子画像以董永、郭巨、丁兰、老莱子等人物为题材。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孝子画像的题材更加丰富，在汉代孝子画像题材基础上又增加了蔡顺等人物形象，这在北魏洛阳时期石葬具及固原北魏漆棺等孝子画像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遗存上的孝子理应着汉服，才与孝子的身份保持一致，然而，固原北魏漆棺墓（以下简称漆棺墓）木棺漆皮上的孝子画像，无论是孝子蔡顺、丁兰、尹伯奇还是孝子郭巨、舜，人物皆着鲜卑服，与汉晋以来的其他孝子画像迥然不同。
一、漆棺墓木棺漆皮孝子画像的题材及漆皮人物衣冠特征
漆棺墓发掘时漆皮已全部脱落，后经专家们的考证拼对才使漆皮上的图案比较完整地呈现在了仿制木棺之上，孝子画像就绘制在仿制木棺两侧板的上层，其中右侧板上层孝子画像保存最为完好。
漆棺右侧板从右至左首先绘制的是孝子舜画像。（图1）早在汉代，舜画像就已出现在了画像砖上，北魏时期，除漆棺墓木棺漆皮上的这例外，在北魏墓室石葬具，如元谧石棺〔1〕宁懋石室〔2〕以及司马金龙墓漆围屏〔3〕上也发现有舜画像。与漆棺墓相比，这些遗存中的孝子画像涉及孝子舜的故事情节比较少，而漆棺墓木棺漆皮上的舜画像有八个故事情节，且每个故事情节均有榜题。
图1 北魏固原漆棺墓漆棺右侧板孝子画像 宁夏固原博物馆提供图片
从整体来看，画面中出现的舜以及其他人物皆头戴黑色鲜卑帽，上身着鲜卑交领长衫，女性下身着裙，男性下身着束口裤，足穿乌鞋，这在保存最为完好的第六个故事情节中呈现的十分清晰。该故事情节中绘有三人，相向而立，画面右侧绘一人头戴黑色帽，冠顶中央处下凹，身着交领长衫，下身着及地长裙，袖手，向左侧身，榜题“舜来卖萻（蒿）”；左侧画两人头戴相同垂裙皂帽，角巾披肩，上身着交领长衫，前立者下身着束口裤，一手提一黑色布袋，另一手持一长颈壶，似在与右侧着及地长裙者交流，榜题“应直米一斗倍德二十”（图2）。根据榜题及人物关系来判断，手持一长颈壶者应为孝子舜〔4〕。
图2 北魏司马金龙墓木板漆画孝子舜 选自扬之水《画迹——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屏风发微》
舜之后绘制的是孝子郭巨画像，漆棺郭巨像有三幅。第一幅画面中画两人跪坐于一庑殿式屋宇内，其中画面左侧一人留孩童发饰，榜题“孝子距（巨）供养老母”，依据榜题，留孩童发饰者应为郭巨，而右侧一人是郭巨的老母。第二幅画面中画有两人站立，左侧一人一手持一物，头戴黑色帽，上身著交领长袖，下身着束口裤；右侧一人叉手而立，面向另一人，头亦戴黑色帽，上身亦着交领长袖，下身着裙，榜题“相将□土冢天赐皇今（黄金）一父（釜）”“以食不足敬□昔母”，依据画面内容及榜题来判断，着束口裤手持一物者应是郭巨，着裙叉手而立者是郭巨之妻子。第三幅画有一人头戴黑色垂裙皂帽（顶部略残），身著交领衫，双手拿锸，躬身做铲土状，锸前画有一釜，直口鼓腹、短束颈，榜题“□衣德脱私不德与”。倘若将这三幅郭巨画像连在一起看，正好表现了郭巨埋儿奉母的故事。
漆棺左侧板孝子画像残损很严重，自棺前向后，根据榜题开始部分是孝子蔡顺的画像。早在东汉，有关蔡顺行孝的记载就已出现，至南北朝，其画像才出现在了墓室石葬具、棺椁等上，此时南朝画像主要表现蔡顺“闻雷泣墓”的故事，而北朝画像多用蔡顺“火起伏棺”这一情节〔5〕。固原漆棺蔡顺画像只有一幅，画面残存一男子头部，榜题“东家失火蔡顺伏身官（棺）上”，根据榜题，画面再现的正是蔡顺“火起伏棺”这一故事情节，而屋内残存一头部的男子应为蔡顺。
漆棺左侧板蔡顺像之后根据榜题及人物组合关系，推测残存的是孝子丁兰的画像，丁兰画像之后是孝子尹伯奇的画像。固原漆棺上尹伯奇画像描绘了尹伯奇化作飞鸟的传说，现存残损画面三幅，其中第一幅画面中绘有一头戴垂裙皂帽男子骑于马上，残存榜题两行：“尹吉符（甫）□□□□伯奇化作飞鸟”，“上肩上”。〔6〕
纵览以上漆棺上出现的舜、郭巨、蔡顺、丁兰、尹伯奇画像，人物面部均为长圆面相，刻画十分简约。所有人物上身均着窄袖交领袍衫，足蹬乌靴，其中男性头戴顶部浑圆黑色垂裙鲜卑帽，下身着束口的裤装，女性头戴顶中间下凹黑色垂裙鲜卑帽，下身着长裙，人物服饰呈现出浓厚的鲜卑风格。如此面部造型和着装的孝子画像，若没有榜题，是很难根据画面内容去判断人物身份的。
北魏平城时期的孝子画像，除出现在漆棺墓棺椁上的这例外，还有一例发现于司马金龙墓木板漆画上。司马金龙墓有明确纪年，是太和八年（484）的北魏墓葬，墓主司马金龙是晋宣帝司马懿弟司马馗的九世孙。目前保存较完整的司马金龙墓木板漆画有五块，其中第一块与第二块拼合后，原向上的一面有绘孝子舜的故事，表现了舜的三个故事内容〔7〕。以上发现的两例北魏孝子画像均出现在平城晚期，显示出了强烈的时代特征。然而，从画面人物形象来看，司马金龙墓木板漆画孝子舜人物着“褒衣博带”式汉族传统衣冠，且刻画生动逼真，于固原漆棺鲜卑装孝子舜画像迥异。是什么原因使同时期的两例孝子舜画像呈现出不同的风格面貌呢？这首先还应从墓主的身份以及墓主的思想意识谈起。
二、墓主身份的确立与漆棺孝子人物的鲜卑着装
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清理固原漆棺墓时，宁夏固原博物馆及其他部门专家没有发现任何与墓葬年代、墓主有的关文字资料，通过考证判断该墓形成的年代在太和十年（486）左右，墓主可能是鲜卑族〔8〕。倘若漆棺墓主如专家所考证是鲜卑族，那么，漆棺孝子以及其他人物（除漆棺棺盖东王父、西王母着褒衣博带汉服外）皆着鲜卑服饰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从最近二次清理墓葬时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发现的一块墓室铭文纪年砖来考察（图3），墓主并非鲜卑族。
图3 北魏固原漆棺墓铭文纪年砖 供图：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初步考释墓室纪年砖上的文字，其文为：
太和十三年六月十四日高平镇祚專（？）场市（？）用專二万五千八，持节傎（镇）西大将军高平傎（镇）都将冯始公專，塚壁方二丈，萇（？）三丈。万年至后，右水光（？）永，后仁见者用專作塔庙并（？）作。〔9〕
铭文纪年砖上的一些文字目前无法辨认，还有一些字显然不能融入整个句子的语义之中去，如“萇”等，这些字还需更进一步考证。但铭文砖以下文字的考证是可以确定且反映出的信息是十分珍贵的：一是建墓时间，铭文纪年砖上有“太和十三年六月十四日”字样，可以肯定该墓是太和十三年即公元489年的墓葬。二是墓主的姓氏为冯氏，铭文纪年砖上有“冯始公”字样，所以该墓的墓主为冯氏也是无疑义的。北魏冯氏祖籍长乐信都（今河北衡水市冀州区），是北朝时期的一个重要家族。公元409年，冯跋称天王于昌黎，改元太平，史称北燕〔10〕。元嘉七年（430），冯跋死后，其弟冯弘杀冯跋诸子，自立为帝。冯弘即位不久，北燕灭亡。而早在北魏灭北燕之前，冯弘子冯朗及弟冯邈、冯崇就已逃至北魏。冯朗有一子冯熙，有两女，文成文明皇后冯氏和穆真续妻冯氏〔11〕，此三人都是北魏上流社会贵族，特别是文成文明皇后冯氏更是北魏社会的重要人物，执政北魏政坛长达14年之久。三是墓主的官职，铭文纪年砖上有“高平傎（镇）都大将”字样。太延二年（436），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出于巩固西北边防的军事战略考虑，在高平设立高平镇，“太延二年置高平镇”。〔12〕镇将亦称镇大将、镇都大将，为北魏设于北疆军政机构的最高军事长官〔13〕。“旧制，缘边皆置镇都大将，统兵备御，与刺史同”。〔14〕由此可推测，墓主的官职正是“高平傎（镇）都大将”。
既然墓主冯始公是高平傎（镇）都大将，所以该墓是一座汉人高官墓葬应该是无疑的。然而固原漆棺墓与司马金龙墓这两座汉族高官墓葬中的孝子画像为什么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面貌呢？这或许能从漆棺墓主画像上找到答案。漆棺前档绘有墓主画像一幅，墓主头戴垂裙皂帽，上身着窄袖交领袍衫，下身着宽腿束口裤，腰束带，足蹬乌靴，一身鲜卑装侧面坐于屋内长方形榻上。从墓主画像人物着装可以看出墓主冯氏已经完全鲜卑化了，其思想倾向在人物的衣冠装束上体现的十分清晰〔15〕。所以，该墓严格来说应该是一座鲜卑化的汉人高官墓葬，在墓主人强烈鲜卑民族意识的驱动下，将汉族的孝子人物着上鲜卑装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类似固原漆棺孝子画像的鲜卑装在同时期大同智家堡石椁壁画墓中也有发现。智家堡石椁椁室东壁正中绘男性四人，皆头戴垂裙黑帽，上身着宽袖交领长衫，下身着束口宽腿裤，双手袖于胸前，半侧身面向墓主人；椁室西壁所绘四人皆为女性，衣冠与北壁西侧男性人物相同，只是带垂裙的黑帽中间下凹且下身着及地长裙，四女侍亦皆袖手胸前，半侧身面向墓主人（图4）〔16〕。两座时代一致且都与鲜卑族有关的墓葬中出现了着相似服饰的人物画像，应该是时代特征在人物着装上的体现。
图4 大同智家堡壁画墓石椁东、西两壁壁画 选自王银田、刘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
图4 大同智家堡壁画墓石椁东、西两壁壁画 选自王银田、刘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固原漆棺这例出现在北魏平城晚期且身着鲜卑服饰的孝子画像绝非画工偶然为之，应该是当时社会的产物。那么，如此着装的孝子画像是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呢？下面笔者将以《国语孝经》（鲜卑语）的译出时间为切入点来展开探讨。
三、漆棺孝子画像形成的社会原因：基于鲜卑语《孝经》形成时间的考察
《孝经》是我国重要的儒家经典，约形成于西汉初年。到了北朝时期，曾出现了以鲜卑语译成的《孝经》，即《国语孝经》。对于该书的形成时间，孙机先生有过考证，指出：“北魏且曾以鲜卑语译《孝经》，《隋书·经籍志》中有《国语孝经》一卷……国语即鲜卑语。这卷鲜卑语《孝经》译出的时间当在孝文帝迁洛以前。”孙机先生还指出：“如果鲜卑语《孝经》译成于冯太后时，那么鲜卑装的《孝子图》接踵而出，并进而摹绘到漆棺上，也正是自然的趋势了。”〔17〕
以上孙机先生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史料记载中确有《国语孝经》（鲜卑语）一书；二是《国语孝经》（鲜卑语）译成的时间是迁洛以前，也就是冯太后执政北魏的平城晚期；三是用假设复句的形式指出鲜卑装《孝子图》与鲜卑语《孝经》之间的关系。虽然假设的事情并不一定存在，但在这个假设复句中，假设情况所产生的结果却是事实，那就是鲜卑装的《孝子图》在冯太后时确实被摹绘到了漆棺上。依次来推断，冯太后时译成鲜卑语《孝经》也应该是真实的了。然而，以上对于鲜卑语《孝经》译成冯太后时的考证显然证据不足，对此还需要做进一步考证。
《孝经》在汉代一经出现，就被汉代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北魏时期，鲜卑族入住中原，从一些相关的文献资料中也能看到有关《孝经》以及《孝经》所倡导孝道思想的记载。如《魏书·王洛儿》载：太宗即位，拜散骑常侍，诏曰：“士处家必以孝敬为本，在朝则以忠节为先，不然，何以立身于当世，扬名于后代也……”这则是太宗刚刚即位，拜王洛儿为散骑常侍时颁布的诏令，从诏令的内容来看，太宗要求臣民能够效仿王洛儿以“孝”立身，“处家以孝敬为本，在朝以忠节为先”，上行下效以巩固统治。太宗刚即位就透露出忠孝治国的思想，显然是受到前朝统治者的影响。到冯太后执政北魏时，文明太后让其兄长冯熙悉心教导孝文帝，据《外戚列传·冯熙传》载：“（冯熙12岁）从师受《孝经》《论语》，好阴阳兵法。”可知冯熙应熟悉包括《孝经》在内的各种汉文化典籍。另外，她还于“太和十三年秋七月，立孔子庙于京师”〔18〕。冯太后对《孝经》以及其他汉文化的重视程度足可见一斑〔19〕。
基于以上简要梳理可知，形成于汉代的《孝经》在北魏迁洛以前，特别是冯太后时一直被统治者所关注，那么，《国语孝经》（鲜卑语）是否就如孙机先生所言译成在北魏迁洛以前的冯太后时期呢？笔者认为，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北魏冯太后执政时期，社会环境阻碍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孝经》。
北魏平城晚期，冯太后颁布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太和八年的“班禄制”，太和十年的“三长制”等，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改善了吏治，加强了国家对地方各级政权的管理。与此同时，改革措施也遭到了保守派鲜卑贵族的抵制，如《魏书》“卷五十四高闾传”载：“淮南王他奏求依旧断禄，文明太后令召群臣议之。”而遭保守派鲜卑贵族更为强烈抵制的是当时的汉化政策，典型代表是太子元恂、穆泰等人，他们曾“举兵断关，规据泾北”。〔20〕以上情况的存在使得北魏政权上层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另外，北魏平城时期，拓跋鲜卑与汉人之间的矛盾更是十分尖锐。拓跋鲜卑在战争中对汉人极为残忍，《通典·边防典》称：“每以骑战，驱夏（汉）人为肉篱。”这种残暴的压迫不仅仅是身体上，还有语言、文化、生活习俗等精神上的，以至于从延兴元年（471）到太和十七年（493）的22年间共发生各种起义和反抗斗争28次，其中汉族人民的起义就占多大半〔21〕。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用鲜卑语翻译《孝经》去教化国人（鲜卑人），势必会引起国人及反汉化鲜卑贵族势力对汉化政策的不满，不利于《孝经》伦理思想在北魏的传播。
其次，在保守派鲜卑贵族集中的平城地区推广《孝经》是不易的。据《魏书》“卷十九 景穆十二王中·任城王云传附澄传”载：“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这则文献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对任城王元澄所言，从文献中我们可以明显洞察到孝文帝在迁都洛阳这件事上的矛盾心理。平城地区地处边塞，适合用武，要移风易俗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地理环境上的因素也限制了孝文化以及汉化政策在文明太后时期的推广。
由此，笔者认为，冯太后时期用鲜卑语翻译《孝经》时机还不够成熟。那么，《国语孝经》（鲜卑语）是何时译成的呢？《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载：“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依此来看，此书应形成于北魏洛阳时期。拓跋鲜卑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是用汉字拼写记录口碑语料等，《隋书·经籍志一》中著录的“国语”之书都是被著录于汉文的音韵类书籍之后〔22〕，“取以附音韵之末”〔23〕。如此看来，“《国语孝经》也应该是用汉字记录相应的鲜卑语音来完成翻译的”〔24〕。迁洛之后，孝文帝虽“断诸北语，一从正音”〔25〕，规定“不得为北俗之语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26〕，竭力推广汉语，但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当时的国人还是不会使用华语（即汉语）的，所以，孝文帝命令懂汉语的侯伏、侯可、悉陵等人，用鲜卑语翻译《孝经》的精华部分教给国人。至于迁洛之后的国人是怎样学习《国语孝经》精华的目前暂无从考证，但依据《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的记载来看，《国语孝经》形成于北魏洛阳时期是可以确定的〔27〕。
结语
注释：
〔1〕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大华书报社1941年版，第28—29页。
〔2〕郭建邦《北魏宁懋石室和墓志》，《中原文物》1980年第2期。
〔3〕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
〔4〕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北魏墓漆棺画》一书中认为右侧袖手侧立者为舜，而左侧两人应为年轻女子。但根据漆棺棺盖东王父、西王母以及漆棺前档墓主画像的冠服来看，这种头戴垂裙皂帽（顶部浑圆），下身着束口裤的人物为男性，而头戴垂裙皂帽（顶部中间下凹），下身着裙的人物为女性。关于这点，王银田、刘俊喜在《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一文中也有论述：“鲜卑人男装与女装的区别为男女的上装没有区别，下身则女着长裙而男着束口的裤装；女帽亦有垂裙但头顶中间下凹。”因此，笔者认为处于画面中心位置、手持一长颈壶者应为孝子舜。
〔5〕后晓荣、杨燚锋《接受与挪用：蔡顺孝行故事流变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1期。
〔6〕本文孝子画面的榜题参见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北魏墓漆棺画》，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3页。
〔7〕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
〔8〕罗丰《北朝、隋唐原州墓葬》，载《原州古墓集成》，文物出版1999年版，第15页。
〔9〕陈彦平《固原北朝隋唐墓葬图像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2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页。
〔10〕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28页。
〔11〕张春芳《北朝冯氏家族源流及墓群位置探析》，《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32期。
〔12〕魏收《魏书·地形志》（卷一百六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22页。
〔13〕王萌《北魏时期怀朔镇军事经略、军事地位及镇府职官考略》，载魏坚、武燕编《北魏六镇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5年出版，第25—33页。
〔14〕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976页。
〔15〕孙机先生在《固原北魏漆棺画研究》一文中指出：固原漆棺墓主所代表的思想倾向属于反汉化的那股势力。
〔16〕王银田、刘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文物》2001年第7期，推测该墓年代大致在太和八年和太和十三年这段时期。
〔17〕孙机《固原北魏漆棺画研究》，《文物》1989年第9期。
〔18〕见《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19〕关于《孝经》在北魏的流传情况，邹清泉先生在《北魏孝子图像研究》一书中有更为详细的考证。
〔20〕《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一。
〔21〕孙祚民《试论北魏太和改革的几个问题——兼评〈也谈北魏孝文帝的改革〉的一些观点》，《山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22〕段锐超《北朝民族认同研究》，郑州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9—100页。
〔23〕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47页。
〔24〕同〔22〕，第101页。
〔25〕《魏书·咸阳王禧传》。
〔26〕《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 177 页。
〔27〕段锐超在《北朝民族认同研究》一文也认为《国语孝经》形成于北魏迁洛以后。
〔28〕文章摘自本人《固原北朝隋唐墓葬图像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20年博士学位论文，有改动。
陈彦平 宁夏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博士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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