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到底是什么深层培育、滋养了晋商精神？
有人说晋商论儒学，不如徽商；论精明，不如浙商；论权力，不如京商；论管理，不如潮汕商人。但是这种强手云集的激烈竞争之中，晋商如何能够成为“海内最富”稳坐商帮的第一把交椅呢？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核心竞争力呢？作为一个地方性商帮的晋商与其他商人最大的不同又在哪里？
晋商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讲到晋商发展壮大的原因有政治原因，有地缘优势，也有抓住机遇等等优势，但除了这些之外，大家伙有没有想过，晋商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呢？
石涛：比如说地缘优势主要指的是明洪武年间开中法的实施，山西晋南又有盐池也是粮食生产基地，北部有驻军，近水楼台先得月，能节约运输成本，所以开始贩盐。但这只是充分条件，不是必要条件。河北的情况跟山西差不多，北有边关，东有海盐，为什么山西人愿意从事贩盐业，而河北人从业者寥寥呢？其实，无论什么经济活动，其主体都是人。而说到其核心竞争力，是因为山西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独特的看待社会的方式方法。归结起来，就是他们具有独特的处人处事的规则，换句话说，就是独特的伦理观。
伦理，意思是人伦道德之理，也就是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比如经常说的“天地君亲师”就是五天伦；又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为五人伦。而忠、孝、悌、忍、信就是处理人伦的规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往往把伦理看作是对道德标准的寻求。既然如此，那么，晋商的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和商业伦理又是什么呢？
晋商的家庭伦理是什么？
常家被誉为“三晋儒商”，对儒家“和”的思想非常推崇，被称为“北常”始祖的九世常万达不仅将自己的堂号命名为“世和堂”，而且其三子十孙的堂名也均以“和”命名。受其影响，常家后辈也多以“和”命堂名。现在可查的常家堂名中带“和”字的就接近三十个，和合是常家伦理的两个基本概念，和是和谐、和睦、和善、祥和；合是融合、结合、合作、合理等。常家合族上下“有事聚而商之，合众口如一口矣，合众心如一心也，实合众人如一人也”，逐渐形成并世代传承着“且孝且慈且和且顺且勤且俭” 的良好家风家训。
白明东：常家宗祠里面的一幅对联“春祀秋尝遵万古圣贤，礼乐愉色婉容，孝无形而顺有迹，仁爱忠恕存于心。古今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左昭右穆序一家，世代源流钟福裕后，天不言而应自爽，恭谦克俭敏于行，人世间第一品格还是尽孝。我们说这一幅对联就很好的诠释了常家的家庭伦理。
晋商的社会伦理是什么？
介休范氏经商始祖叫范永斗，明末时在张家口经商，经常出入辽东，为满清提供军需物资，满清入关称帝后，顺治皇帝亲自召见，将范永斗编入“御用皇商”之列，并任命他主持贸易事务，还赐字“张家口世业”牌匾一幅，一下子让他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经济特权。清朝初年，康熙皇帝亲征准噶尔部，由于运送军粮花费过大，“输米蚀军”付出了惨重代价。范永斗的孙子范毓宾，作为皇商接受这项官差后，认为虽然返贩军粮艰苦，但依仗自己多年经商的经验，认为不仅有利可图，又可报效国家。他请求以每石米低于官价三分二的价格自费办售军粮，康熙闻奏大喜，遂即准请。范毓宾感受皇恩浩大，表现出令人感慨的忠诚。他凑足144万两白银，补运军粮计为百万余石，为清政府节省费用600余万两。忠诚换来了丰富的回报。范氏家族中有许多人被授予官爵，甲第联辉，显赫一时。朝廷还慷慨地把西北游牧民族的贸易权交给了范家，获得了巨大的商机。范氏由皇商兼获高官，在清朝二百多年历史上实属罕见，范家并不满足于既得利益，继续寻求发展机会。康熙时，国内铜斤（造铜钱用的原料）严重短缺，政府允许商人赴日本购买铜斤。范氏把握时机，奏请内务府，承担了贩运洋铜的大部分业务，获得巨大利益。
白明东：晋商的社会伦理主要体现在以利弘义上。这种社会伦理都是从家庭伦理中延伸出来的。实际上我们现在讲到的社会伦理大体就是对社会、对国家，甚至乡邻的一种伦理观念，在社会伦理这块，晋商做到了以利宏义，就是说君臣之利，为臣者有他的义，这个义如何去实现，我作为一个商人，我如何去实现呢？我用我的利，用我的物质利益来实现我对国家、对相邻的义，来实现他对国家、对民族的义。
晋商的商业伦理是什么？
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晋商通过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双重规范形成了“忠孝节义”的道德人格。但是俗话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晋商本质上还是商人，商人做买卖，逐利是永远的追求目标，赚钱光讲道德是不够的，那他们还有没有一些其他规则呢？
白明东：商业是逐利行为，但逐利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商人经商总是要盈利赚钱的，但在怎样赚钱上，却又不同的行为选择。晋商以“义”来规范约束自己的商业活动，讲究“财自道生、利缘义取”。
晋商的商业伦理总结起来就是：以义制利、以利弘义。但人性是复杂的，社会价值的多元和道德境遇的复杂，使得商业行为中出现道德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义和利的冲突，可能大家在心理上对唯利是图的行为十分反感，但另一方面，在商业活动中，残酷而激烈的竞争又迫使商人不得不把经济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就连马克思都说了，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那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道德，靠这些商业伦理，远远不够吧？
为什么说“诚信”是晋商博弈后的产物？
石涛：我一直有一个想法，“谦受益，满招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古话，这句话出自《尚书·大禹谟》。就因为这句话，我们一直把谦虚作为人的品格或者是美德。但大家都没有这样想，如果谦虚不能受益，而会遭致损害，我们还会不会谦虚，或者说，我们谦虚是因为我们能因此而受益。如果是这样，谦虚就不应该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策略了。诚信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商人在商业活动中，面临两种选择，诚信和不诚信，经济学认为人都是理性的，商人也是如此，是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晋商之所以能够选择诚信，起初恐怕不是因为自身的道德水准高，而是从中能够带来收益，因为做生意与人打交道不是一锤子买卖，是反复交易的过程。这次你坑了我，下次也许就是我坑了你，如此反反复复，互相熟悉了之后，交易起来就不用担心被骗。久而久之，甚至可以赊账了。于是，信用就产生。正是因为这样以后的晋商大多会选择诚信作为为人处世的准则，因为这样才会有长期的收益。谦虚也是如此，大家通过谦虚都能受益，慢慢谦虚也就成为人们为人处世的准则了。
晋商伦理观对现实的启迪？
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当时山西发行的一种钞票叫晋钞，阎锡山失败以后，晋钞急剧贬值，25块晋钞才能换1块新币。大德通存款户以山西本省最多，放款却多在外省。如果对存款户以晋钞付出，大德通可趁此机会大赚一笔。如此，元气已伤正走向衰落的大德通或许就能获得一次难得的自救机会。但乔家没有这么做，他们几乎动用了自己的全部积蓄用新币付给存款户。存款户没有吃晋钞贬值的亏，而已陷入商业困境中的乔家则亏空数十万两白银。
石涛：1911年辛亥革命后，社会伦理已经发生变化，君臣父子不再是“天理”，而晋商票号在传统家庭伦理观影响下一直采用的是家长制管理方法不变，总号不统一改组银行，分号经理根本无法改变形势。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1930年中原大战，晋钞贬值，硕果仅存的大德通票号为了维护信誉，动用历年攒下的公积金，不让储户吃亏。最终导致票号勉强维持，到抗战胜利后新储户不断涌来的时候，大德通已经不敢接受了。诚实守信固然是良好的品德，但在社会规则和商业规则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晋商的伦理观念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依然延续传统的做法，不能变通，就为其埋下了祸根。
那么在现在的世界经济格局下
如何使自己的家庭伦理
和商业伦理跟上时代的变化呢？
石涛：纵观晋商伦理与晋商经营的起起伏伏，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现代企业家应该具备四手。
第一手：该出手时就出手：互联网+时代下，由于信息的高度透明化，减少了信息的非对称性，商品流通的速度不断增加，给现在的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信息透明化，资源配置速度快，意味着选择成本或机会成本的增加，因此要求企业家知识广博，善于变通，将自己的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变革紧密结合，与国家的伦理要求紧密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商业伦理观跟上时代的变化。才能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出手就能有收益。
第二手：该放手时就放手：现代社会更多需要的是职业经理人，资本与经营的分离是必然选择，如何做好从家族经营向家族投资的转化，要求现在的企业家自身的品行端正，熟悉企业运行规则，知人善任，规避风险。
第三手和第四手：留一手和露一手：留一手知进退，懂包容。共赢社会，平台的作用远大于个人的单打独斗，只有知进退，懂包容，才能与其他企业合作共赢。露一手如何塑造企业形象，如何打造企业伦理，即便是现代社会也不能完全否定传统社会伦理中的观念，毕竟我们脱胎于传统，因此，企业家本身对于企业员工和周边社会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只有企业家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企业的员工才会爱岗敬业，才会塑造更加良好的企业伦理。
中共晋中市委宣传部
黄河电视台
晋中广播电视台
大型文化访谈类节目
《晋商那些事儿》
6月16日 晚7:40
为您揭晓 不见不散
赶快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
小编在后台等你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