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社会专题整理
目录
一、 媒体与舆论（新闻舆论）、新闻与娱乐（新闻娱乐化） 2
1. 要点 2
1.1媒体与舆论 2
1.2新闻与娱乐 5
一、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现象的短视频 8
二、短视频创作传播中的价值困境 9
三、短视频价值困境的化解路径 9
2. 理论 11
2.1信息茧房（出自“算法分发与平台媒体”） 11
2.2媒介环境学派 13
2.3麦克·卢汉 13
2.4 波兹曼——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 14
3.问题 14
二、 媒体与女性（媒介文本中的女性） 15
三、 传播自由和社会责任、危机报道 15
3.1传播自由 15
3.2社会责任 15
3.3危机报道 15
后真相时代的网络舆论场：话语空间与治理范式新转向 16
一、后真相时代与社会传播格局重构 16
二、舆情2.0：后真相时代舆论场的话语空间新转向 17
（一）舆情本体：从“个体对事实的争论”转为“群氓为情感的困斗” 17
（二）场域结构：从“两个舆论场”到“网络社群巴尔干化” 17
（三）话语表达机制：从“广场式的众声喧哗”到“客厅式的窃窃私语” 17
（四）权力主体：从“技术-公权力两方角力”到“多元力量纠结对决” 18
（五）网民主体：从“想象的共同体”到“偏见共同体”与“行动共同体” 18
（六）网民行为模式：从“围观-较真”模式到“应激-遗忘”模式 18
（七）舆情治理：从“寻求达成意见共识”到“意见压制与竞争失序” 19
三、从后真相到后共识和后秩序：网络社会治理范式的新转向 19
（一）思维范式转变：用“意见博弈的正和思维”来代替“零和斗争思维” 19
（二）治理路径选择：破除社群的“回声室”、“意见气泡”负效应，建构重叠共识 20
（三）话语空间重构：警惕后真相与民粹主义“合谋” 20
（四）底层技术支撑：技术的“锅”技术来背，互联网具有耗散结构属性 20
结语：从“威权精英”到“庸众社会” 20
l 舆论形成七要素（见笔记）
案例：复旦20岁“才女”外滩踩踏事故中遇难
l 互联网——新传播革命
l 网络舆情的不同阶段与特征
(1) 社区时代：论坛、贴吧
(2) 会客厅时代：博客
(3) 广场时代：微博
图1 微博传播模式
“微博传播”既是一种多中心的网状传播（用户承担着受传者与传播者的双重身份），也是一种层级裂变式传播。从O、A、B、C……G这多个由中心向四周扩散的“小蒲公英”， 可以看出微博平台以每个用户发布的内容为传播中心，而其他用户扮演着讯息接收者/传播者的角色。
粉丝对微博主进行关注后，博主更新的每条动态就能第一时间推送到粉丝的微博首页，被粉丝所接收，而讯息接收的力度效果不仅取决于粉丝的数量，还取决于讯息内容的质量与吸引力，如果内容具备足够的煽动性和聚焦点，粉丝就会在评论栏进行互动，甚至主动转发分享。同样的，假设这名粉丝作为微博用户，也具备较高人气值，拥有大量粉丝，那么，这条转发对于他的粉丝来说，又是一条极具吸引力的动态，足以激发二次传播。通过用户的逐级转发传播，一个呈几何级裂变的传播网络便自然形成。
可以说，在微博传播中，用户地位大大提高，受众不再仅仅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受传者与传播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等互动的，这种互动关系使微博舆论监督的舆情效应聚集得更为快速。以翟天临学术门事件为例，作为事发论战的主战场——微博平台就借助网友推力，围绕翟天临论文等一系列话题产生巨大舆论导向，通过用户碎片化的证据搜集，使事情真相快速浮出水面。（去中心与再中心的呈现，微博是具有草根本质的;任何人都可以无门槛地发布信息，然而事实上实名制就使得网民的社会身份阶层属性无法被过滤。公众人物与微博上原生的网络红人一起成为微博大V，重新定义了微博的话语中心。）
用户地位得到提升，这是相对于整个微博用户群体而言的。对于个体用户而言却并非如此。由于微博传播具有碎片化、信息量庞大的特点，它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平民效应微弱，传播范围有限（如微博传播模式图中的较短箭头），普通用户除非参与焦点话题，否则其微博几乎很少被“关注”，发布的讯息也终将长久被湮没在庞大信息流中，无法进行及时有效传播；名人效应显著，意见领袖占据话语权（如微博模式图中的长箭头），微博大V一旦发布讯息，便能及时得到反馈。这种两级分化的现象，不利于微博平台的良性发展。
另一方面，微博信息庞杂碎片化，更新极速，如微博热搜榜话题更新以分钟来衡量，短暂的几个小时后，也许人们便会遗忘之前的热搜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微博传播的长期效果，使得传播内容仅停留在短期内的轰动效应，不利于在用户内心留下长久深刻印象。
(4) 熟人圈子时代：微信朋友圈
微信朋友圈中的信息都是一种作为交往的信息，我们是看到一个信息结构参差多态的朋友圈，严肃公共议题与娱乐八卦、心灵鸡汤同时出现。
朋友圈构成了新兴的民间舆情集合场。这个基于熟人而构建的小圈子相对封闭而稳定，本身便拥有一定程度上的共识，因此，人们更容易从某些话题出发，并且常获得同质化的讨论，共享的观点下断被加强。
朋友圈的私密性鼓励了舆情表达的主动性，鉴于朋友圈中较为紧密的人际关系，用户可能更敢于主动去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且期待得到认可或是真诚的讨论；但另一方面，考虑到自我形象的呈现于线下真实的人际往来，用户们在表达态度时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克制、温和的措辞，以免被贴上“偏激”“难相处”的标签。
l 微博与微信的比较
社会交往圈大小不同：
做博的弱关系机制有助于多样性社会关系的发展。微信强关系的弱化会加速信息茧房的形成。
信息获取多样性的不同：
微博热点推送机制的改进削弱了信息茧房的形成。微信公众号的订阅会妨碍接触外界信息。
观点极化程度不同：
微博的自净能力助推观点理性化。微信建群机制可导致群体极化。
l 网络舆论的未来趋势
（1）Web X.0——万物皆媒
物体的媒介化。因为任何死的物品都可能被值入芯片而成为活的节点，拥有发送少量信并从节点接收信息的能力，这使得节点变得越平越小，连接越来越多。光纤使节点之间连接的速度加快、频率加强。
人体的终端化。各种可穿戴设备以及其他传感设备使人的身体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各种机械设备中，从中收集了大量人体的数据:主要包括位置数据、运动数据、身体基本状态数据。这些数据可以用作为个人进行定制化的新闻服务，又可以集中起来作为某种趋势的表征。
1) 表现形态的众，用户的多元需求使媒体内容不再受制于传统的表现形式，更加多元分化。
2) 生产主体的众，各种机构、人、物体皆可为媒体，信息生产的进入门槛被进一步消解。
3) 传播结构的众，传播结构趋向更为复杂，以用户的人际关系网络为传播基础的社交化传播成为常态。
4) 媒体平台的众，各种内容平台、关系平台、服务平台在今天都成为了平台媒体。
5) 屏幕和作端的众，包括智能手机在内的媒体终端日趋多样化。
（2）中间阶层的扩大（觉醒）
以知乎为例：
u 分享内容专业化
“知乎”网站在成立之初，采取“邀请注册制”形成一个相对封闭、小众化的问答平台。汇聚了一批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 从这一阶段到向公众开放注册的期间，知乎形成了一种良好的问答氛图，涉及的领域来自社会各行业。对于不同的知识、观点能以平和理性的方式展开讨论，其专业性有所保证。
u 用户主体中产化
多元化已经成为“知乎”用户的主要特征，知乎用户群体多元，新兴中产和影响力人群占主流。
u 讨论过程理性化
与其他社交平台相比，“知乎”的讨论在效果上更显示出理性化的特点，其中意见领袖的作用至关重要。一批依靠问答成名的“知识大亨”通过提供大量且长篇幅的回答和高质量的内容，获得大量用户的点赞、收藏和转发。积累了一定的人气，逐步形成了自身影响力，人们一般把他们称为“知乎”意见领袖中的“草根大V”。
u 运行方式社交化
除了最基本的三个功能一一浏览、提问和作答，如乎还在浏览功能中赋予用户投票和评论的权利，提问可以“邀请作答”或“公共编辑”，都可以在用户之间激发社交互动的积极性。从根本上讲，知乎将社会化网络服务(SNS)模式与问答相融合，是它区别并领先于其他问答网站的核心因素。
（2）后真相与网络民粹主义
后真相：社会关系“茧房化”使得社会传播圈子化，信息传播过程中真相有时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情感和立场。后真相使得传统信息传播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莫斯科维奇认为：“人类这种东西不能承受太多的真相。群体所能承受的就更少。一旦人们被聚集在一起，并融为一个群体，他们就失去了各自的鉴别力……他们理解的唯一语言是那种绕过理性，直接向灵魂讲述的语言，这种语言所描述的现实比实际的情况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在他看来，人们在民粹主义的运动中，不仅失去了鉴别力，而且丧失了理性。情感逻辑是驱使网民行动的逻辑，很容易让从众的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或义愤填膺，从而失去判断力，在狂热的围观之下以庸俗正义之名集体作恶。因此，必须需要警惕后真相与民粹主义的“合谋”。
现代社会新闻传播的大体方向是适度世俗化，这种适度的世俗化适应时代发展、符合媒介变革、满足受众需求。适度世俗化的关键在于度的把握，时机、场合、内容编排、议程选择，这些程序如果在把握上出现偏差，则会产生过度世俗化、庸俗化、表面化的新闻生态，这些都是世俗化新闻传播过程所面临的潜在弊端。
l 新闻传播过度世俗化带来的潜在弊端
(1) 拟态环境塑造出现严重偏差：新闻内容的琐碎化和极端化。
民生新闻要世俗化，要接地气，但不代表着市井化、庸俗化，如何对新闻进行选择、取舍、编排是采编团队专业能力的体现。琐碎、无价值的庸俗信息长期占据报纸版面和电视时长，由于获取此类信息的便捷性，采编人员往往乐此不疲，而真正有挖掘价值、启示意义的信息却被淹没在汪洋大海。 为了快捷地体现新闻媒体的某种存在价值和意义，过度世俗化的新闻传播有违了平衡报道的原则，将特殊的小概率事件放大为普遍现象，比如“公交车上不给老人让座”、“老人碰瓷扶不扶”等等。这些报道看似遵循新闻传播世俗化的原则，关注社会问题，提出并寄希望解决问题，但恰恰在平衡报道上有所缺失，造成了拟态环境在塑造上的偏差，造成了社会不良心理和群体刻板印象。
(2) 深度报道和独家新闻的缺位
新闻传播过度世俗化所导致的信息琐碎化、极端化，将接连导致信息挖掘缺乏深度、传播停留在情绪化和表面化的浅层阶段，传播效果无从体现。
信息爆炸的时代里，各路媒体为受众提供海量信息，却仅仅满足于迎合，迎合所谓的“主流认同”和“民众情绪”，在这之中缺位的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判断和操作。新闻媒体不单是信息的提供者，也理应成为信息的阐释者进而成为舆论的引领者，新闻的编排是有思想性、方向性的，而非简单的数量叠加。
l 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泛娱乐化”
新闻泛娱乐化是指从新闻制作到传播过程中，将严肃的新闻事实用过度娱乐化的形式包装，从而吸引受众眼球以追逐经济效益最大化。
泛娱乐化的主要特点：一是以现代媒介为主要载体；二是形式上娱乐元素的过度膨胀与泛滥；三是新闻内容流于表面、过于肤浅；四是过度追求感官刺激。
新媒体时代新闻泛娱乐化的成因：
从哲学角度审视，传媒娱乐化带有强烈的传媒后现代化色彩，法国后现代主义学者让？鲍德里亚认为，后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即信息和娱乐相结合，他认为，“正是在后现代条件下，信息与娱乐的界限消失了，传媒从过去的那种简单的信息传播开始转向越来越追求娱乐效果。鲍德里亚把这种信息与娱乐之界限的崩溃称之为‘内爆’。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文化产业的发展开始占据消费市场，后现代主义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形成。在我国，后现代主义所展现的“去中心化”和“碎片化”被认为是代表了一种青春和活力象征的时尚，它不再仅仅关注于抽象的精神内涵，力求关注每一个平常人的日常生活。后现代主义消解了精英文化的神圣性，髙雅文化正在消失，开始走向平民化，新闻泛娱乐化现象由此蔓延开来。
从技术角度分析，逐利过度化是新闻泛娱乐化的根本诱因。为了发挥所有资源的剩余价值，一些新闻丑闻被大肆报遣，通过新媒体广泛传播。通过挖掘极具看点的新闻来吸引观众的眼球，赚取收视率，从而获取经济效益最大化。这种过度追求市场效益，将新闻中刻意放大娱乐感官刺激的做法，无疑是新闻泛娱乐化的开端。大数据时代致使新闻泛娱乐化沦陷加剧。大数据直接决定大多数人的喜好。人类在安逸地在享受数据为我们提供便利生活的同时，逐渐在这种享乐的氛围中得到满足、忘记思考，在这种背景下，无疑会加剧新闻的泛娱乐化。
新媒体时代新闻泛娱乐化的伦理困境：
(1) 新闻媒体社会公器角色的缺失
(2) 新闻泛娱乐化对人的关怀弱化
在新闻泛娱乐化立场下，对人的关怀弱化，让人只处在当下这个享乐的世界中，对接受的新闻信息无法做出理性的判断，失去原有的思考力，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变得淡漠，泛娱乐化疏离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3) 新闻泛娱乐化中传统道德意义的解构
后现代媒体将新闻进行娱乐加工后，将道德感弱化成了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它必然会带来新闻道德界限的模糊和媒体道德责任感的弱化。当前，新媒体的泛娱乐化道德意义的解构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正确舆论导向的偏离。泛娱乐化立场俨然助长滋生了低俗的社会风气，如：艳照门、车震门等。当此类新闻被夸张、放大时，传统的道德观与庸俗的报道激烈碰撞，受众的价值观被误导，正确的舆论导向随之被弱化。二是缺少对新闻本质的深度思考，媒体单方面迎合受众的需求，记者被迫不断挖掘、寻找能够吸引眼球的新闻线索，不惜侵犯他人隐私，爆料惊人的内幕来增加收视率。因此，新媒体新闻娱乐化立场可能造成媒体工作者对新闻价值把握上的偏差，缺乏对新闻的深度思考。另外，在严肃重大新闻中过度加入娱乐化元素，挖掘严肃新闻的娱乐信息，转移了大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丧失对新闻本质的理性思考。回避对事物道德价值与意义的评价与判断，缺乏对社会正义的深度认知，在娱乐化中迷失自我。
新媒体时代新闻泛娱乐化的伦理后果：
（1）对人：
真实个人与媒体分离：新媒体环境下新闻泛娱乐化导致塑造的人变得不纯粹，人们置身于这一环境下，通过新媒体伪装自己，根据自身喜好塑造一个媒体中的“我”，与真实个人产生差距。
人的“被消费”：尼尔·波兹曼认为，新闻娱乐化倾向将带来全社会的智力下降，受众甘心被娱乐、甘心被娱乐信息填充，仅仅是为了获得一种短暂的快乐和碎片化的记忆，最终，我们踏上了“娱乐至死”的道路，“被我们所钟爱的所毁灭”。
人的异化：人们起初借助新传媒的娱乐功能放松身心，但随着新媒体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将新闻中加入了大量的娱乐元素，脱离了媒体应有的属性，受众对新媒体依赖的加深，使其置身于新闻娱乐化浪潮中，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方面面都都受到新闻娱乐化的影响，彻底沦为被新媒体统治下的工具，人在与新媒体的关系中便被异化了。麦克卢汉的观点认为媒体是人的延伸；而在新闻泛娱乐化立场下，人恰恰成为了媒体的延伸。（沦为媒介的附庸/奴隶）
（2）对社会：
对良好伦理道德观念的冲击：过度的新闻娱乐化现象无疑会导致对优秀传统文化及良好伦理道德观念的冲击和破坏。（尤其对青少年的三观形成产生不良影响）
“仿真环境”取代现实世界：媒体制造的“仿真环境”成为一种实质意义上的力量，当“媒介真实”代替了“社会真实”，生存在媒介语境中的当代人，变得远离“真实”生活，“不接地气”。“传播手段的现代发展造就了更加逼真的效果，同时也造就了更大的虚幻”。新媒体构造的仿真环境塑造了媒体环境下的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仿真环境中产生，真实性无从考量。（如《楚门的世界》）
真实新闻价值被消解：泛娱乐化新闻旨在为受众提供趣味性的新闻信息，受众在娱乐化中得到放松和享受。甚至毫无底线地一味迎合一部分受众的恶趣味，制造出低俗的新闻娱乐产品，与社会主流价值相冲撞。社会规范在狂欢式娱乐的内爆中不断地被消解，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在与多元的价值观交锋中遭到了解构，在当下，人们承认了不同伦理道德原则的存在合理性，但却又无法再以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去否认其他价值观，真实的新闻价值逐渐被结构。
l 体现在五个方面：
（1）获取新闻习惯的改变
网络技术的发展，挑战了大众媒体时代的受众观念。带有被动意味的“受众”越来越难以适应现实，在新媒体语境下,受众正在被更具有主动性的用户( user )概念所取代。人们使用社交应用看新闻的频率不断上升，逐渐成为普遍现象。
（2）重新理解新闻
英国媒介与文化学者库尔德利就曾断言“社会交往正在改变我们“何为新闻的感觉”， 而这是”一场根本的变革”，堪比16世纪和17世纪“新闻”一词的诞生。
将人际交往中的新闻活动视为一种新闻生产，首先挑战了经典的新闻概念，其次打破了中心化的定义。（举例：“微信不会提供一个中心化的流量入口来给所有的公众平台方、第三方”;微信公众号的阅读量更多地来自朋友之间的流转,即所谓的“二八原理”:20%的用户到订阅号里面去挑选内容，然后80%的用户在朋友着里去阅读这些内容”。——腾讯公司微信事业群负责人张小龙）
当下，新闻与娱乐，新闻与公关，意见和信息之间愈发难以区分,边界愈发模糊，新闻成了一个分散和开放的过程。新闻的涵盖面变得更广泛，过去不属于新闻的各种日常信息、流行话题、社交聊天、普通人经历等都有可能成为新闻；而新闻的呈现方式也比过去更加注重个人视角,注重对话性和视觉化，我们在网络平台上看到的新闻普遍比过去在传统媒体上看到的更“杂”也更“软” 。
（3）用户结构的变化
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80、90后成为当前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支柱，成为社会消费决策的主体。其中，受益于经济和教育发展的中高学历和收入的新晋中产人群，正从物质消费的升级走向精神的升级，也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新晋中产中,具有新闻资讯阅读习惯的人群有成熟的心智,理性的判断力以及鲜明的观点,对于广告和营销活动也有自己的判断。同时，内容和技术的驱动了新闻资讯平台的升级，为针对新闻资讯人群的营销提供了更多机会。
（4）新的娱乐新闻实践
u 短视频文化
短视频作为一种当下流行的文化现象，既满足了人们的娱乐需求，又符合“碎片化”的阅读习惯，还体现了网络虚拟交往的时代要求。它借助于智能手机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精神实质的泛娱乐化、感官刺激下的浅思维化和网络传播的无主体化等价值困境。化解这种价值困境，就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做到形式娱乐化与内容严肃化的辩证统一，小故事与大情怀的有机结合，坚决抵制其低俗、庸俗与媚俗的文化现象，让短视频成为传播核心价值观和弘扬社会正能量的新型文化形式。
一、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现象的短视频
短视频作为互联网时代衍生的文化产品，是一种由音乐、图像、语言和文字结合在一起的，在网络上流行并广泛传播的影像产品。其特点是播放时间短、参与门槛低、观看便捷、互动性强，并兼具社交功能。智能手机的全面普及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为短视频的流行提供了技术支撑。其从制作到传播，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运行链。在资本逻辑的大力推动下，它迅速风靡与流行，并成为一种具有时代印记的文化现象。
作为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短视频，它是大众参与的自媒体时代娱乐文化的产物。相较于其他视频形式，短视频的参与制作门槛更低。它通过对拍摄技术的简单化处理、快速的场景设置、美化编辑和音乐植入，用户可以轻松地制作完成。短视频用户规模庞大，这些用户因其受教育程度、生活经历、职业背景等差异的影响，他们所生产或传播的短视频形式花样繁多、内容鱼龙混杂。短视频的制作和传播的过程，体现了“去中心化”的媒介现象，迎合了“去精英化”的文化潮流。“一般而言，文学艺术和文化活动的精英化是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精英知识分子对于文学艺术和文化生产的各种资源特别是媒介资源的垄断性占有。”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由精英分子垄断的娱乐文化话语权，使其失去了对大众媒介的绝对控制力，以个人为主体的自媒体越来越成为信息的中心。普通民众以崭新的姿态加入了娱乐文化大军，并拥有越来越多自我表达的机会。他们既可以参与短视频的生产制作，从中享受表演的乐趣，也能够利用网络平台的推荐功能观看自己感兴趣的短视频。因此，短视频满足了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的需求，呈现出全民性、娱乐化的趋势，迅速成为当下大众流行文化的新宠。
短视频之“短”迎合了碎片化时代人们的信息“阅读”习惯。在碎片化阅读时代，短视频之“短”特点迎合了新媒体时代的信息接收方式，因此受到了大众的热烈追捧。短视频以“视频”的方式传播，满足了虚拟交往方式的时代要求。虚拟交往是建立在现实交往基础上，又与之相区别的一种交往方式。网络空间是虚拟交往的依托平台，它打破了传统交往的时空局限，拓宽了人际交往的范围、维度和方式，已经成为人们进行日常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虚拟交往从最初的电子邮件、虚拟社区发展到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呈现出便利化、主体化和多样化的趋势。而短视频应用作为一种通过网络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短视频的分享、交流和创作的平台，也兼具了社交的功能。它较之于其他的虚拟社交平台，具有更加个性化、主体化和娱乐化的特征，满足和迎合了用户虚拟交往的要求。短视频不同于以文字和图片为主的虚拟社交平台，它是以动态的影像直接表达用户的观点、喜好和价值判断，这种直观立体、丰富感性的形式更能凸显用户的个性化特征。短视频应用的界面设计简单、操作技术门槛低，用户几乎零成本地参与短视频的制作，提高了用户的活跃度和参与感。在制作短视频的过程中，用户做出夸张的动作和丰富的肢体语言，从中享受表演的乐趣。再通过添加滤镜美颜、科技特效、背景音乐等，所创造出来的短视频播放效果好，娱乐功能十分强大。通过系统自身的“去中心化”算法设计，每个用户上传的作品都有机会平等地进入受众的视野，为受众所关注和观看。受众通过留言、点赞和“刷礼物”建立彼此之间的交往关系。短视频的“视频”传播方式凸显了当今时代虚拟交往的便捷化趋势，通过短视频的观看交流，用户能够更加精准地建立满足自己社交需求的虚拟社交关系。
二、短视频创作传播中的价值困境
短视频在互联网传播的过程中，按照其内容产生的内在逻辑和表达效果，寄予着无形的态度、观点和诉求。它精神实质的泛娱乐化、感官刺激下的浅思维化和网络传播的无主体化，在有意无意之中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产生负面的影响。
(1) 精神实质的泛娱乐化
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现象的短视频，其精神实质是泛娱乐化，体现了“娱乐至上”的价值取向，“好玩”“刺激”是短视频传播的隐性标准。短视频正用一种全新的话语体系在解构着传统
文化、经典文艺作品、民族英雄、政治事件和时代精神，整个社会的价值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被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主导地位被严重冲击这种泛娱乐化的文化现象无可避免地侵蚀着人们的价值观，消费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喧嚣尘上，严重侵蚀着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认同。
(2) 感官刺激下的浅思维化
按其信息属性，短视频是不同于文字的图像信息产品。它对受众的独立思考能力要求较低，呈现出浅思维化的特征。从电视、电影到如今的手机屏幕，图像产品越来越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而文字和图像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载体，所要求的阅读习惯、思维深度和逻辑方式都是不同的。文字对于读者的思考能力要求更高，面对抽象的人类文化符号，读者通过抽象的理性思维才能明白文字背后所要表达的深层含义。而短视频这样的视觉信息产品则不同，它的传播过程不需要受众有多深的抽象思维能力。在观看短视频的过程中，无数色彩丰富的图像稍纵即逝，给人以直接的感官刺激，它没有留给受众的深层思考的时间和机会，接受的只是通过画面呈现出来的感性信息，对于作品内涵、意义的要求越来越低。
特点：短视频具有简明，直观、生动、有趣、轻松等特质，易于表达，易于病毒式传播，也迎合了用户快速消费内容的阅读习惯。
（三）网络传播的“无主体化”
短视频作为一种网络产品，是一种无权决定和分辨使用者的信息形式，呈现出“无主体化”的传播特征，即传播受众不区分未成年人和成人，所有人无论其年龄、认知能力、心智成熟度都可以不受约束地接收。短视频因其画面丰富、直观、娱乐性强，俘获了众多的未成年人。但在市场化的运营机制下，短视频为了能够获得流量，实现经济利益，富有刺激性和冲击性的画面成为必然选择，色情、暴力等成人内容充斥其中。
三、短视频价值困境的化解路径
（1）处理好形式娱乐化与内容严肃化的辩证关系
短视频的文艺形式把抽象理论转化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表现方式，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一种生动的表达路径。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短视频的创作和传播，用短视频传递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就需要把短视频的“娱乐化方式”与核心价值观的“严肃性内容”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要不断发展短视频的“娱乐化形式”，另一方面，要确保短视频所传递思想内容的严肃性。用短视频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就意味着可以对其进行任意的内容解读和政治消解。“形式娱乐化”不等于“内容娱乐化”。可以利用短视频的形式将符合主流价值观念的历史事件、社会新闻、人物风情等，通过娱乐化的形式展现出来，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民众影响。
（2）使小故事与大情怀有机结合起来
突破当前主流媒体创作短视频的仅依赖宏大叙事手法，用小故事体现大情怀，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是当前探索短视频创作转型的重要方式。 “以独特定位找准重大题材的‘微视角’，才能防止‘大’而‘空’，从而实现以故事感人，以真情动人。”短视频的时间长度和内容跨度决定了其适合微视角的叙事方式，用微叙事凸显时代主题，深耕内容，从而以小切口展现大情怀。
（3）对低俗、庸俗与媚俗现象的坚决抵制
从根本上说，抵制短视频中低俗现象，需要提升大众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使体现真善美的内容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的文化滋养。此外，还需要网络监管、平台审核和用户监督三
管齐下，让充斥低俗、庸俗与媚俗的短视频无处容身。
优势：
(1) 内容生产基础
社交媒体全面激发了网络用户的个性和表现欲，网民自我展示需求日趋精细化、视觉化。
(2) 独特的亚文化气质
短视频内容可以有效填补互联网用户的碎片化时间和即时的视听消费需求,相较其他原生网络内容(如容量很大的网络剧和同样碎片化但不具视觉娱乐性的网络文学)具有不可替代性。
(3) 技术基础
移动通讯资费下降和速率提升大大降低了流媒体内容消费的成本。
不足：内容碎片化容易导致受众理解的偏差。为了打造“爆款”内容,争取更多的流量，用煽动性的标题,扩大内容暴力、血腥、色情的一面来博得关注。
u 直播
优势：在直播中，网红主播可以与粉丝进行双向互动，在将信息通过屏幕直接分享给粉丝的同时，也能接收到粉丝传递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最大程度减少了双方“信息的损耗”。
（1）心理的满足
满足自身的猎奇心理和窥私心理,正是用户的使用动机之一。在网红直播过程中，用户可以窥探网红的生活场景，并与心仪的网红进行高频度互动。即使是无聊的私人日常生活内容，也能吸引无数用户参与围观。
（2）个性的表达
网络直播更加突出传播个体的个性。释放公众表达的欧望。个性十足的人们迅速成为不同话题的“意见领袖”带着自己的跟随者不断地设置新的“议题”。
不足：
（1）暧昧式的软色情层出不穷
网络直播堪称是”眼球经济”，激发观众的兴趣，获得观众的好感，赢得观众的”打赏”才可以获得丰富的收入。然而，网络直播是一个门槛极低的行业，大批草根在“月入百万”的刺激下迅速涌入，极大地激发了行业竞争态势。部分主播没有突出才艺，无法产出优质内容而又抱着迅速获利心理，逐步趋向于采用暖昧式的甚至是带有明显挑逗性的语言、行为来博得关注,游走于法律的边缘。
（2）庸俗化语言暴力几近泛滥
部分网络主播为了彰显个性、抓眼球博出位，往往“出口成脏”，再加软色情、低俗表演所形成的互动氛围,使观众肆无忌惮、畅所欲言地表达一些暴力、色情、恶俗之类的内容。
（3）虚假性信息内容广泛蔓延
部分主播和观众在自由化的网络直播平台上，抱着“缺少监管”、“法不责众”的心理，而肆无忌惮地制造和传播谣言与虚假信息。
u 娱乐至死还是快乐生活
由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奥巴马总统的法律顾问凯斯·桑斯坦在其2006年出版的著作《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中提出的。通过对互联网的考察，桑斯坦指出，在信息传播中，因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通讯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
? 信息茧房下的微博群体极化现象成因
（一）微博用户的个人差异形成的选择性心理
个人差异论是卡尔·霍夫兰于1946年首先提出，经梅尔文·德弗勒修正后形成。该理论认为，在大众传播提供的信息面前，个人由于需要、习惯、信念、价值观、态度、技能等的差异而对信息做出不同的选择和理解。微博上信息量庞大，用户在接收信息时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选择，而在进行选择时，必然受到选择性心理的影响，用户会依照个人的喜好对信息进行过滤和选择，以“保持集中的注意力和心理上的舒适感”。因此，对信息的选择性心理是形成“信息茧房”的原因之一，“它将用户束缚在由兴趣和先入之见所引导的狭隘的信息领域”。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则会强化用户的先入之见，加深用户固有的一些浅陋之见，最后走向极端，造成偏激的观点、言论或者行为，由此形成群体极化现象。
（二）微博意见领袖营造群体压力形成群体“回音室效应”
群体压力论是一种与社会关系论相关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群体压力能够影响受众对媒介内容的接受。人们一般都会选择加入与自己意见一致的团体，团体对这些意见的认同会加强个人关于此意见的信心。媒介的信息一旦不符合团体的利益和规范时，便会受到团体抵制。
在微博上，意见领袖对于群体压力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微博意见领袖通常是某些拥有庞大粉丝群的“大 V”或者公众账号，他们由于自身的职业或经常发表富有个性的言论吸引了大批认同其言论或者对其行业感兴趣甚至是同行业粉丝的关注。这些粉丝自发性地形成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认同意见领袖的言论，由此形成了一种“群体共识”。在评论中不符合群体共识的他人言论，几乎都会受到这个团体（包括意见领袖）的排斥和抵制。由此形成一种群体压力，以此来维护团体的共识。桑斯坦称之为“把自己归入他们设计的回音室”。
这种群体压力导致的后果之一即在群体中易形成信息茧房，虽然它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意见（共识），但共识并不总是正确的。当意见领袖错误的意见受到群体压力的作用时，在相对封闭的“茧房”中这种错误的意见会不断得到重复，令到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的全部，并形成沉默的螺旋来抵制不同意见的人，由此形成“回音室效应”。相似的观点通过“信息茧房”内的“回音壁”进行发酵，非常容易导致群体意见的极化，甚至还会走向网络暴力和线下行动。
（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形成“网络巴尔干化”
微博作为 Web2.0时代兴起的媒体平台，它为用户所提供的筛选关注功能、个性化定制功能以及协同过滤的技术成了“信息茧房”形成的温床.微博为用户所提供的功能实际上将微博上的不同领域的用户分化为一个个小群体，这些小群体的内部意见是统一的。这有其潜在的隐患——会造成“网络巴尔干化”。
网络巴尔干概念由美国麻省理工教授马歇尔和埃里克提出。意指网络已分裂为有各怀利益心机的繁多群类，且一个子群的成员几乎总是利用互联网传播或阅读仅可吸引本子群其他成员的信息或材料。在微博上，由于用户个人的喜好与习惯，驱使其选择了不同的关注者，定制个性化的信息，同时又以评论、转发、分享关注者的言论来吸引更多的意见趋同的用户，过滤持不同意见的其他个人或团体，由此形成了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因某种共识而积聚，同时抵制其他不认同该共识的用户，维护团体意识。同时作为信息推送主体的“大 V”、公众账号等又迎合这个团体，积极推送团体认同的信息和意见，协同过滤其他不同的意见和信息。在微博庞大的用户群中就形成了无数个小团体，这些小团体都有不同的共识，相互之间很难沟通，但内部意见是一致的。这些分裂开来的小团体如同巴尔干半岛的局势一样复杂多变，被称为“网络巴尔干化”。
网络巴尔干化的形成如同在微博上有无数个相互对立的小部落，部落之间相互不认同，部落内部有一致的共识。部落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就会越发凸显出来，出现群体极化行为是必然结果，如2012年的“7.6微博约架事件”。
信息茧房效应下微博群体极化现象的对策
微博信息茧房形成造成的群体极化现象，对个体和社会的发展都造成了频繁而不利的影响。在个人层面，阻碍了个人的全面发展，造成了个人对现实世界认识的失真；在社会层面，群体极化引发网络暴力，对公共秩序造成破坏，信息壁垒促使社会分化，社会黏性的丧失，社会关系变得紧张，导致社会整体价值观的离散甚至缺失，妨碍现实社会基本共识的达成。信息茧房造成的群体极化现象亟须得到有效控制。（危害）
（一）微博主流媒体积极推广主流价值观
（相对成熟的价值走向构成人们的意识中心，支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确定每个人行为的稳定性、连续性和一致性。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种处于支配地位的价值观，称之为主流价值观。网络上主流价值观的彰显，能表现出网络社区的稳定和有序。）
微博上有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国家权威媒体的公众账号，拥有数百万的粉丝群体，关注者中不乏许多社会精英人士。这些账号在宣传主流价值观方面起到了支柱性的作用。微博信息茧房的形成，自然而然地对主流价值观形成了一定的抵制，主流媒体必须引起重视，积极采取措施，合理运用宣传报道策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通过权威示范作用，在微博用户心中树立起价值取向的标杆，让微博用户明白应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
（二）积极建设微博公共领域，增强信息聚合与共享微博媒体应形成“公共论坛”，增强信息聚合与共享。
通过向用户提供“非计划”、“不想要”的信息，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不同领域的信息，接触到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观点，并让用户参与到公共领域中去交流、讨论，避免孤立，减少“偏于一端的误导”。
特别要注重对一些持中立观点的用户提供多元的信息和观点的“热门微博评论”，利用微博媒体的权威性，积极获得这部分用户的认同，赋予他们新的认知和观念，并扩大影响，自上而下地拓展用户的信息面、知识面，增强“信息偶遇”，打破信息壁垒，将困于信息茧房中的群体解放出来，避免群体极化的形成。
此外，通过微博官方技术突破，加强公共议程设置。通过将正在发生的、引起高度关注的信息主动向用户界面推送，引起用户兴趣，从而将公共议程纳入个人议程中，弥补个人因关注领域狭窄而没有机会参与到公共议题中去的缺陷，让个人从封闭的信息茧房中走出来。
（三）注重微博意见领袖形象的培养
意见领袖往往是信息茧房形成的关键因素，也是群体极化行为的潜在推动者。在避免和控制群体极化行为的过程中，意见领袖同样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通过培养意见领袖形象，可以在发生群体极化事件后最大可能地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对群体极化行为可以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对于微博“大 V”等微博个人用户而言，塑造意见领袖形象同样重要。作为微博上地位较高，拥有更为宽广的信息接触面的个人意见领袖，更应注重对群体内部多元信息的推送和分享，为自己塑造公正、客观的形象，合理引导粉丝群体意见聚合，让粉丝群体能够接触到外界更多的信息。这就如同在封闭的房间内打开一扇窗户，让房间内部的人能够呼吸到外界新鲜的空气。
（四）个人应扩宽信息认知范围，提升自身媒介素养
微博用户扮演着微博信息传播主要接受者、参与者的双重角色，更是群体极化行为的主要参与者。个人应积极避免自身陷入信息茧房，更不应参与到群体极化行为中去。微博的关注机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微博用户信息认知范围的受限制。这种限制并不完全是官方造成的，个人选择性心理在此发挥着很大作用。因此，作为微博个人用户，应清楚认识到陷入信息茧房的不利性，积极拓宽信息认知范围。例如，关注不同领域的微博博主特别是主流媒体的官博，可以不认同他们的意见或信息，但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取信息；积极参与微博热门话题的讨论，将自己视为公共领域中的一份子，在理性讨论和交流中获取更多的信息和知识；避免与偏激的言论或他人发生冲突，微博并不是相互攻讦以胜负来判断个人价值的场所，在面对偏激或者极端的行为时，可以选择退避，这对个人并无实质性的负面影响。
此外，微博个人用户作为自媒体，要做到理性讨论话题，扩宽自身认知范围，避免陷入信息茧房的桎梏，应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勇于担当社会责任。可通过增强对信息的辨别能力，在碎片化、繁杂化的信息中去辨别真伪，分享有价值的信息，而不是充当谣言和暴力的助推器，健康的微博舆论环境离不开理性的网民。
2.2媒介环境学派
2.3麦克·卢汉
l 地球村（《传播学概论》P119）
l 媒介即讯息（《传播学概论》P118-119） 媒介即按摩
l 媒介即讯息传达的是媒介引起人们社会变革的新尺度 ，是媒介引起的可能性变革是什么；而媒介即按摩则引导我们思考媒介对人施加影响的后果和性质。
l 微信对人的全面按摩：
(1) 聊天的自恋式按摩
麦克卢汉曾提过自恋式麻木的看法，意指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在其受到影响的区域实行自我保护的麻痹机制，以此来完成自己与他人的互动。微信聊天有个置顶功能，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进行筛选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人置顶，可能你把对方置顶但对方并未将你置顶，这种置顶往往是不对等的，是一方的自恋式麻木，以己为中心完成对虚拟社交关系的管理。
(2) 朋友圈的自我形象按摩
微信朋友圈已让当前很多人患上了媒介依赖症 ，企鹅智库报告显示一个微信用户平均每天要刷30 到 40 次朋友圈 ，有的年轻用户 1 分钟都能刷上几十次。人们为朋友圈里的点赞和评论而活着。
微信朋友圈信息的扩散如同费孝通在《乡土社会》中所描述的中国的差序格局一样，每个人都是一个水波纹的中心，朋友圈中的晒、点赞和评论则昭示着与中心者关系的远近，每个人都在他的水波能波及到的范围内进行着自我形象的管理和披露。梅罗维茨在戈夫曼的基础上认为，新媒介具有的融合现存的信息系统的趋势，导致了“侧台”或“中区”行为，人们进行表演的策略是印象管理。微信朋友圈中的晒天生具有模糊前台和后台行为的中区特性，每一条朋友圈都是在进行人际传播中的印象管理。
(3) 微信群的关系按摩
微信群和朋友圈的多级互动分享则形成了微信原住民所面对的复杂的信息环境。这
个环境通过多级互动而对每个人产生不同程度的按摩 ，加入的群越多表明其社会关系越多 ，所接受的按摩也就越多。这些群类似于费孝通先生在《乡土社会》中所描述西洋社会的一捆捆柴的结构 ，每个人都从属于多个团体 ，通过在群里发消息互动来完成对群体的归属。
(4) 微信红包的游戏按摩
如同詹姆斯·凯瑞所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那样，红包本身所带来的愉悦感和基于红包所共享信仰的表征，以及红包所暗含的文化意义才更重要。
(5) 微信支付的消费按摩
微信支付营造出一种轻松愉悦的消费环境，给消费制造假象。一连串的消费账单和惊喜数字抹掉了花人民币时找钱的麻烦，消弭了刷卡时割肉似的痛楚，让消费变成一件很舒适很享受的事情，完成了对人消费时的强烈按摩。
(6) 微信公众号的推送按摩
本质就是一种“环境按摩”，通过不断推送向用户施压。
后果：
（1）微信的全面胜利
微信成功打垮了其他的社交软件如 QQ 使用频率占据 App 榜首，微信亦通过收发消息和视频通话等跨界竞争挤占了移动通信的市场份额，微信支付也到处都在与支付宝支付做营销斗争，二维码和摇一摇等功能遍地开花，微信已成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后视镜理论：
（2）自我个性的消逝
微信作为一种自媒体看似最大程度地提高了人的个性化，拥有了真实的传播权利。殊不知，人们正在被微信这种媒介所同化，人们每天接触大抵相同的信息环境，观看同样的自拍美照，阅读公众号推广的一样的鸡汤，甚至在群中说着一样的网络语言。在享受微信按摩的同时，被其没收了最宝贵的自我，自以为获得了自我，却恰恰导致了自我的迷失甚至消逝。
（3）麻木而不自知
媒介改变环境，唤起我们独特的感知比率。微信完成了对人体的各种延伸，改变了人们交往的信息环境，唤起人们独特的聊天方式，促使人们朋友圈的各种晒与点赞，引导人们加入各种微信群维持社交关系，诱惑我们去抢红包、参与各种营销活动、阅读微信公众号的冗余信息。人们沉浸于这种媒介环绕方式，最终进入了一个娱乐着不会死，清醒着却被微信变得麻木而不自知的状态。
l 媒介是人的延伸（《传播学概论》P119-120）
l 冷媒介和热媒介（《传播学概论》P120）
2.4 波兹曼——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
媒介即隐喻，他认为，如今的人们正生存在一个由媒介所建构的巨大的隐喻世界中而不自知，媒介自有的属性，使其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重新定义现实世界，甚至塑造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
l 什么是群体极化？结合网络热点事件分析群体极化的发生机制和特点。
l 互联网时代泛娱乐化现象突出，你是否同意人类会成为波茨曼所说“娱乐至死”的物种？
l 算法分发对网络舆论有何影响？
正面：
1.依靠算法推荐精准推送信息，大大提高了互联网信息的传播效率，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信息私人定制的效果，也满足了人们对信息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降低了人们获取相关信息的成本。
2.舆论的形成需要有一定的讨论强度，当用户受困于“信息茧房”时，会形成“回音室效应”。社交平台的交互性和及时性让更多观点相似的网民能够集聚起来。不断加入到事件的评论。转发、点赞过程中，提升了相关事件在网络舆论场的“可见性”，使事件能得到持续的讨论和交流。最终唤起网民的广泛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事件得以解决。
负面：
1.算法支配下的信息生产，传递和消费模式容易激发群体极化现象，桑斯坦曾经这样诠释过网络环境下的“群体极化”，指部分人初始状态时对某话题存有编向。经过交流、讨论与阅读后，这类人朝着原有方向继续偏移，最后形成更加极端与固执的认知”。从网络群体极化带来的结果来香，也不乏正面效果。但是负效应不容忽视。
2.算法分发有可能导致在信息传播中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整体内容质量出现下降。为了获取用户的关注度和信息的热度，不惜进行情绪化编动，陷入标题党”，或是无原则蹭热点。以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在吸引用户关注度上，暴力、黄色，惊悚、低俗等信息容易契合人的猎奇心理，这点也被自媒体创作者大加利用，成为获取流量和关注度的手段。当这些信息被传播之后，用户的关注。点击和评论将进一步推动相关信息的传播。可以说，算法推荐在这些低俗信息的传播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另一方面，专注内容质量的自媒体创作者，其生产出来的内容在算法推荐机制下往往传播竞争力不足，推送范围和影响力进步受限。
l 形象建构的社会影响：
(1) 传媒可能加剧社会性别“刻板成见”
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认为，所有影响中最微妙的和最有普遍意义的是创造和保持固定的成见的储存物。在我们观察世界以前，已有人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的了。对于大多数事物，我们是先想象它们，然后经历它们的。如果不是教育使得我们已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地化，那么这些先入之见会深深地支配整个知觉过程。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地刻板成见通过两种渠道形成，其一是直接和某些人或群体接触，然后将其特点概括化和固定化，其二是依据间接方式（别人介绍、传媒描述等）获得。在性别刻板成见形成中，大众传媒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l 传统性别观念对男女截然两分，而我们的媒介强化了这种两性成见
有两性存在的文章，大都暗含男本位立场，按流俗之见先验地将女性归类。
l 传媒制造强大集体幻像，弱势群体“消音”
女性的生存状态难以真正通过媒体表达和揭示；女性的理性与力量也极少在媒体出现；
传媒通过议程设置，对一些问题集中报道，而对其他问题忽视或掩盖，以影响公众舆论；媒介中的性别与真实的性别情况可能有出入。
l 传媒传播的价值观内化为女性的集体无意识
生活在被性别话语笼罩的现代大众传媒中的女性，是很难抗拒这种无处不在的力量的。（一个女孩从小被教育、被灌输要“像个女孩”，倘若一个女孩生性无所顾忌，大胆泼辣，就会被定性为“假小子”，社会与家长会尽力把她拉回女孩队伍中。）
3.1传播自由
l 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2008年的“王老吉公益性事件”是事件营销的经典案例。加多宝集团在2008年5月18日在央视《爱的奉献》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现场，向四川灾区捐款一亿元，顿时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王老吉的生产商广东加多宝集团一夜成名。随后加多宝集团通过有效策划，善用网络民意，引导舆论，使王老吉捐款事件迅速成为各个论坛、微博等网络媒体讨论的焦点话题，使“要捐就捐一个亿，要喝就喝王老吉”的口号大范围的散布。网络舆论的影响力很快延伸到了现实生活当中。王老吉开始在很多地方卖断货。2008年的王老吉在市场上销售额份额达到24.6%，销量第一。通过此次公益性事件营销王老吉更是在全国人民心中树立了爱国、有责任有担当的良好形象，前所未有的拉近了国货与国民之间的距离，赢得了全国人民好评。
消极自由是指在自然状态下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自然状态是指每个人都能在自由的状态下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做出真实的行为，追求自己真正的意愿，是指人类最初处于的纯粹的自然的状态，是一种完全的自由、平等的状态。而人真正的意愿是表现为否定的，否定的意愿才是真正的自由，这种消极的自由是个人的自由而非社会群体的自由，不仅是精神的自由，更是行为自由。
在王老吉此次营销事件中，王老吉在一定层度上是为了建立公司的良好形象，进一步扩大市场，是为了自己公司的利益向灾区捐款，是为了公司的利益策划这次营销事件，但这次捐款事件，通过营销手段广泛传播，不仅仅帮助了灾区人民，解决了一定的问题，在一定层度上也鼓励了全国人民救灾捐款，为全国的企业做了榜样，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社会正义得以宣扬。另一方面王老吉追求公司销售额增长，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但同时也拉进国货与国民的距离，进一步打开了市场，促进了商品流动，增加市场活力，社会利益也得以维持。
从积极自由角度看待此次事件，显然此次王老吉的营销行为是不道德的。积极自由认为理性在灵魂、上帝、本体、无限这几个问题上是自由的，因为没有唯一确定的、正确的说法，所以理性是有矛盾的，它本来就是矛盾的，因为矛盾所以自由。积极自由来源于神谕，认为人其实无法获得自由，只有信神、听神谕才能获得自由，神谕告诉人应当怎么做，这种应当是一种必然性，也就是说人是必然的。文艺复兴以后，提出用人的理性寻求自由，听从人的理性，而不再是神谕。用人的理性认识人的必然性。康德说正因为人是必然的，所以人才是自由的，人的自由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上。自由是自律，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他律来表现出来，把自律和他律相结合，形成一种职责，这是一种善良的动机，在处理任何事时都应出自于自己的善良动机，应当出于责任，而不是因为合乎责任才去做。这种善良动机是把人当做目的，而不仅仅是动物性的工具，只把人当做工具，而不当做目的是不道德的，这种判断是无条件的，而且是自我确证，因为是出自于自己的善良动机，所以只有自己才能知道是不是道德的。就是说只有内心的自由，没有外部的自由。
如果用积极自由的观点来看这次事件，那么王老吉的营销行为一定是不道德的行为。首先此次捐款行为，是为了建立良好的公司形象，在国民心中留下好印象，是为了得到道德奖赏，为了获得好的评价，但是道德是不需要奖赏的，是不可以评价的。所以这种目的、这种效果本身就谈不上道德。并且他把向灾区人民捐款当做增长销售额的工具，更是通过各种营销手段引导舆论、利用民意促进消费者购买产品，此次捐款行为不是出自善良动机的目的性行为，而是为了得到更多个人利益把他人当工具的行为，不仅仅把救济灾民当做宣传企业良好形象的工具，更是通过引导舆论，让更多的人成为企业的消费者，利用消费者成为企业的宣传者，进而获得更多利润。是以结果为目的，而不是以人为目的。康德认为，只有出自好的动机的行为，即出自“善良意志”的行为才是道德的。把人当作工具，这是不道德的，捐款行为没有出自于善良的动机，这也是不道德的。所以在积极自由看来王老吉这次公益性事件营销是不道德行为。
对于同一事件，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有不同的分析结果。在我看来，王老吉此次营销事件是对个人对社会都是有好处的，王老吉承担起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切实帮助了灾区，这就是对社会和消费者最好的回报。企业通过回报社会赢得赞誉和树立形象，这种赞誉和正面的形象又帮助企业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选择，促使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企业的后续发展才会更有力量，才能更好的回报社会，这是一种良性循环，显然是企业和社会都需要的。
l 罗伯特议事规则：文明表达原则
不得进行人身攻击；不得质疑他人动机、习惯或偏好；辩论就事论事；以当前待决问题为限
3.2社会责任
l 全媒体时代意味着什么（见附件）
l 乌合之众和大众狂欢
l 公众归位
l 新闻学子的追求
3.3危机报道
l 社会危机要素（哈贝马斯）
l 危机成因
l 风险社会理论
问题：从乌合之众到公众，全媒体时代的我们如何思考？
案例：
l 红黄蓝幼儿园事件
常识：事实判断
逻辑：事后诸葛
隐忧：社会责任
l 罗尔事件
后真相时代的网络舆论场：话语空间与治理范式新转向
随着社会关系茧房化和重归部落化，情感和立场优于事实的后真相时代来临。后真相使得舆论场出现新转向：从“个体对事实的争论”转变为“群氓为情感的困斗”，从“两个舆论场”到“多元圈子区隔并存”，从“广场式的众声喧哗”到“客厅式的窃窃私语”，从“技术-公权力两方角力”到“多元力量纠结对决”，网民从“想象的共同体”到“偏见共同体”，行为从“围观-较真”模式到“应激-遗忘”模式、舆情治理从“寻求达成意见共识”到“意见压制与竞争失序”，后真相时代需要对社会治理的范式进行转变，构建后共识和后秩序。
近年来，随着新型技术平台的层出不穷，社会舆情生态呈现出多元、多变的态势，尤其以微信群、朋友圈为代表的社群传播崛起后，人类社会重归部落化，改变了以往“原子化”的个体存在，社会底层关系的重构进一步改变了民众获取信息和认识世界的基本架构，舆论场话语空间出现了显著变化。
后真相（Post-truth）是《牛津词典》选中的2016年度词汇，社会关系“茧房化”使得社会传播圈子化，信息传播过程中真相有时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情感和立场。后真相使得传统信息传播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抵可以用“四化”来总结：一是信息碎片化，多元主体生产的信息过度竞争，信息传播以秒来计算，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熵越来越多——轻脉络、重细节、难以追溯来源；二是去中心化，“后真相”的提出符合了主流思潮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演进趋势，传统观点认为文本、表征和符号都是独立闭合体系，只能有唯一、准确且权威的定义，而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文本、表征和符号都是开放的动态系统，对任何事物哪怕是“真相”所做的阐释都可以有无限多样的可能性，在具体的实践中，全球化并未朝向整合方向发展；三是部落化，后真相时代民众为追求情感共鸣必然需要“抱团取暖”，人类在网络空间重新数字部落化；四是偶像化，“谁说的”比“说什么”更重要，用“谁说的”来决定是否相信，有“我支持的人所说的就是真的”心态。
可以说，社群是后真相时代的硬件，信息的圈子化传播造成了立场先行的后真相时代来临；情感是后真相时代的软件，情感使得网民抛弃对事实真相的追索，转为情感宣泄和寻求归属感，而这两个要素恰恰是舆情演变的新趋向。舆情已经从以往单纯的信息流动的事实传播1.0时代，转变为以情感传导和关系嵌套的复合传播2.0时代。某种意义上说，后真相时代就是舆情2.0传播的底色和历史坐标，舆情研究范式也从以往的单向度的信息维度转化为“信息-情感-关系-行为”的多元维度。
根据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观点，社会舆论场作为社会元场域的一个子场域，必然受到大的媒介、政治和文化环境等元场域的影响，后真相时代使得舆论场在话语空间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向，进入了舆情2.0时代。
（一）舆情本体：从“个体对事实的争论”转为“群氓为情感的困斗”
真相时代，民众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大抵追求的是事实真相，通过围观-倒逼形成话语权力压制来获得真相，但在后真相时代，事实真相经过“七嘴八舌”无数次地再阐释甚至是故意扭曲与篡改，其本身不再是事实真相的核心，而是让位于情感、观点与立场。从大的元场域来说，“后真相”其实是社会分化和社会焦虑下的产物，每当出现医患、师生和警民矛盾等事件时，社交媒体上很多人其实不完全是就事论事，而是基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体验“迁移”于此，把之前的感受“代入”，进行简单的情绪宣泄，从对事实的争论转变为情感的困斗。
（二）场域结构：从“两个舆论场”到“网络社群巴尔干化”
长期以来，“两个舆论场”一直是官方与学界解释当下舆论场结构的重要概念，即一个是以大众媒体主导的“官方舆论场”，一个是互联网中的“草根舆论场”，这种提法既承认了舆论场的对立分化又为观察舆论场提供了简单有效的视角。但随着社交网络时代来临，不同的网民开始基于血缘、地缘、学缘、业缘和趣缘等形成独立的圈子，以往铁板一块的草根舆论场进一步圈子化，相较于高高在上的主流媒体，网民们更愿意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寻求精神慰藉，获取归属感。换言之，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Echo Chamber）效应和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效应使得一个个圈子的“内壁加厚”，圈子和圈子沟通与对话的难度在逐步加大——圈子内部的人抱怨其他圈子的人不了解自己所处的圈子，希望与其他圈子交往，但又以固有的偏见打量着外部世界，如日益刻板印象化的医患关系、师生关系和警民关系等。以往“两个舆论场”非此即彼的结构格局被一个个分散到不同社交网络平台的多元“圈子”所取代，这些圈子类似于打地鼠游戏中的一个个“地洞”，表面是开着口，期待与其他圈子沟通但实际上却是隔着厚厚的“内壁”，进而加剧了社会群体的撕裂，分裂成有特定利益的不同子群，即网络社群巴尔干化（Cyber-Balkanization）愈发明显。
另外，圈子内部的表达并非是理性平等的对话，由于圈子是基于熟人网络的转移，把线下的社会资本带入线上的虚拟圈子中，很容易形成与线下熟人网络一样的话语权力结构。另外，圈子内部也存在话语权的争夺，为了能在圈子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很多成员表现特别偏激。正如《乌合之众》中所表述的，任何时代的领袖（包括意见领袖），都是特别偏激的，偏激的观点才具有煽动性，话语表达必须简单粗暴，情绪明确，爱憎分明的人更容易在圈子内部得到拥护，产生虚妄的成就感，激发其他成员表达更加偏激的观点，最终形成了只诉诸情感不诉诸理性、抱团对抗的“不加思考”行为模式。
（三）话语表达机制：从“广场式的众声喧哗”到“客厅式的窃窃私语”
微博时代话语表达更像是在大的广场上大家一起叽叽喳喳各抒己见，这中间可能会存在小圈子，但所有人的声音如果想去听的话都可以听到。随着社群传播时代来临，本应在网络公共领域开展的正常讨论，越来越转向隐匿化、完全封闭的小圈子，更像躲在自家的客厅里“窃窃私语”。由于圈子内成员大抵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他们每天得到的信息大多经过了“立场过滤”，与之相左的信息逐渐消弭，“意见茧房”形成。这种表达机制是符合人类最初始的群体组织的。社会学中有经典的150定律，由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该定律是根据猿猴的智力与社交网络推断出人类智力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是150人。会客厅式的话语表达使得圈子内部的归属感更为强烈，因为熟人网络情感支持的正效应，具有情绪放大和制造虚拟社会环境进而形成虚拟社会认同的作用，很容易形成意见一致的“意见气候”，因此作为数字部落的成员，很容易使得人们失去彼此辩论的机会和勇气。在圈子内部制造的“数字泡沫”中，就很容易情绪化，甚至极端化，形成群体极化现象，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不利的。
（四）权力主体：从“技术-公权力两方角力”到“多元力量纠结对决”
近年来互联网寡头格局形成，以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代表三家技术新贵开始介入话语表达平台，越来越具有“超国家”的能力。资本对舆论生态的干扰最典型的体现是2016年赵薇执意在其导演的电影中与“台独”艺人戴立忍合作引起网民愤怒，之后资本的力量强压舆论。很多热点舆论背后往往是“带血的10万+”。如杨改兰事件中在朋友圈刷屏的“盛世蝼蚁”，就是一个财经公众号“格隆”为营销而进行的炒作。
2017年，境外敌对势力从幕后到前台，在国内公共热点事件中移花接木炮制虚假新闻和网络谣言，混淆视听，扰乱舆论生态。近年来，境外反华势力大力开发网络虚拟机器人，进行机器自动发帖，编造大量政治谣言企图由境外向境内倒灌，这些行径扰乱了本已错综复杂的国内舆论生态。这意味着，社会舆论生态的权力主体已经由1.0时代的技术-政治两元力量向2.0时代的技术-政治-资本-境外势力多方角力的战场。
（五）网民主体：从“想象的共同体”到“偏见共同体”与“行动共同体”
“想象的共同体”由本尼迪克特?安德尔森提出，他认为印刷资本主义是民族主义建构的关键，是凝聚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必要技术手段。在舆情1.0时代，一旦发生了社会公共事件，民众在平台上各抒己见，最终改善线下社会公共治理，尤其是以孙志刚案为标志，网民开始作为独立的话语表达主体登上社会舆论场，“天下网民是一家”、网民是弱势族群成为这一时期“想象的共同体”。
后真相时代，“立场”已赤裸裸地压制“事实”，虽然在历史上不乏一时被“立场”所蒙蔽的时期，但过去人们还是会承认“事实”比“立场”更加神圣，如今一些谎言、谣言之所以能够“披着真相的外衣”在新媒体上大行其道，绝不是因为谎言已经被指鹿为马为“事实”，而是因为人们认为虚假信息中蕴含的“立场”比“事实”更加重要。在大众媒体祛魅的时代，谎言和“事实”此起彼伏，人们在难以判断的情况下，第一反应往往是相信自己的感觉，跟着感觉走，之后一旦出现了与自己直觉相悖的证据，人们就会倾向于选择性忽视，不以达成意见共识为目的，只是追求情绪宣泄。拥有共同偏见的人聚合在一起，“想象的共同体”被窄化了，形成一个个“偏见的共同体”，如陕西榆林产妇坠楼事件中，民众下意识地将对医生群体存在的偏见进行了集中放大。
偏见的共同体在虚拟认同的刺激下又转化为行动的共同体，如李小璐留宿事件中，PG One的粉丝自发捐款购买热搜词，抹黑抨击其偶像的紫光阁杂志公号；北京大兴火灾后，一些人组织起来为相关人员提供住宿和工作机会等等，这些都从偏见的共同体转化为行动的共同体。
（六）网民行为模式：从“围观-较真”模式到“应激-遗忘”模式
在真相时代，一旦发生舆情事件，民众会自发地在网络上进行围观，“围观改变中国”，在网民的凝视之下，社会事件得以解决。这是一种“围观-较真”行为模式，如持续三年之久的正龙拍虎事件，最终以周正龙被抓、官方道歉为结局。
后真相时代，情感太多，事实已经不够用了。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壁垒更加坚实，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池塘，都像是自己池塘边的青蛙，信息理解变短变浅，偏见与偏见的人交锋，只是情绪的冲撞。人们只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立即反应，然后遗忘。面对舆情事件的发生，一个个的小圈子成员开始探出脑袋来关注，这是一种下意识的看热闹行为，是一种应激机制，但只诉诸情感发泄不关注事实真相，不加思考地与当事人同悲同喜，情感付出廉价，但不再像以前那么较真，只是“逢场作戏”地关注自己圈子内部的“小确幸”（小而确定的幸福）。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近年来舆情事件反而让人感觉少了，其实客观上并没有少，只是人们是用一种全新的“应激-遗忘”行为模式来对待这些事件罢了。
（七）舆情治理：从“寻求达成意见共识”到“意见压制与竞争失序”
后真相时代，由于关键意见领袖（Key Opinion Leader，KOL）的退场、转场而被削弱，以往官方-意见领袖-民众的二级意见流动模式转变为官-民直面模式，缺少意见领袖的缓冲，在公共危机事件面前官民直接面对，再加上刻板成见效应，很容易引发舆情波动。公权力部门想不明白：以往“屡试不爽”的舆情应对方式怎么失灵了——发了情况通报、解释了真相为什么还是没有人相信？这是因为民众从寥寥几句的情况通报中看不出自己想要表达或者被慰藉的情感，事实真相在公权力部门与民众之间的互相撕扯下已经支离破碎，公权力机关需要民众“静下来不要闹事”，而民众觉得自己的立场与情感没人关注，事实真相已经不重要了，“解惑”不如“解气”来得更真实。
个别部门领导虽然在意网络舆情，但在实际运作中对舆情报告的写作要求“定制化生产”——在立场预设的前提下为其提供舆情报告，构建了不实的意见环境，再加上个别政府部门也没什么经验来进行社会对话，疏解情绪淤积，后真相时代的舆情处理不再是以达成各方意见共识为目的，而是以达成一元意见为目的；处理舆情事件也不再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消除负面信息成为下意识的行为。这也是为什么网民感觉到烂尾新闻有始无终，意见竞争以简单的意见压制而告终，事件处理以多输为结局。无论是雷洋事件的删帖处理还是北京红黄蓝事件中的“硬盘背锅”，这些事件并没有足以使得各方意见达成共识，只是通过简单的优势意见压制而告终，意见竞争呈现失序状态。
后真相时代“事实”的唯一解释性被消解，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事实的“塑造”，在某种意义上是把对“事实”的解释权还给了每个人。另外，后真相的确带来了非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非理性都是不好的，在莫斯科维奇看来，“是幻觉引起的激情和愚顽，激励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在这方面，人类的理性反倒没有多大用处，它既不能带来音乐，也不能带来美术”。勒庞也认为，民众的非理性才是历史前进的深层动因，“尽管理性永远存在，但文明的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就像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这些东西”。但问题是后真相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将泛滥的情感宣泄进行有效引导，发挥非理性的最大价值，实现社会新型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破解后真相的是后共识。后共识并非是对事实真相本体的共识，而是对说真相者和真相表达方式的共识，要实现后共识必须重构舆情1.0时代的社会治理范式，构建后真相时代的舆情治理“后秩序”。
（一）思维范式转变：用“意见博弈的正和思维”来代替“零和斗争思维”
“后真相”带来了社会分化、焦虑和撕裂，但并不是必然会发生，即使发生，其烈度也可以以缓和的形式出现，处理的方式不能硬碰硬，更不能劈头盖脸地单向度打击别人，偏执化地维护自己。后真相时代柔性思维更为重要，因为情感相比事实就是柔性的。舆情管理不能总想着剥夺别人发言的权利而令自己的声音更大来压制反对声音，这是一种零和斗争思维，最终往往造成多输的结局。2017年底之所以舆情热点事件不断，主要的原因一是上半年的舆情势能被压制，二是公权力强力介入公共话语讨论。代替零和思维的是正和思维，该思维认为博弈中的双方利益都将增加，至少一方利益增加、另一方利益不受损害。由此出发，就会把如何促进意见共识和对话放在首位，会通过合作（甚至妥协）来博弈。正和思维其实也是一种增量思维，在通过正和思维创造增量的同时，要注意增量分配适度向相对弱势的意见群体倾斜，以矫正当前社群意见过于分散的状态。正和思维有利于正向对冲情绪宣泄泛滥的现实，增加社会意见竞争的柔性。同时要不断对当前舆情治理思维和方向进行反思，不走极端，以此寻求意见的和合之道和情绪宣泄的引导之法。
（二）治理路径选择：破除社群的“回声室”、“意见气泡”负效应，建构重叠共识
社交网络时代，社会的组成单元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网民个体，而是一个个抱团的社群，舆情治理客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往针对个体形成的舆情应对模式从根本上失去了效力。只要是圈子就会存在回声室效应——信息被圈子壁垒不停地重复反弹，以至于无论该信息是否是真的，圈子内的每一个人都最终会相信，并且圈子外部的任何信息，都很难在这个圈子中传播或者不会到达圈子中——“回声室”使得圈子内部产生“意见泡沫”，不同圈子之间又各说各话，“信者愈信”，(很容易出现观点极化和同质化。要改变这种极端现象，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打破回声室，让圈子里的人看到更大的世界，“让装睡的人没法睡得好”，让数字部落里松动的人慢慢走出去，主要路径是将各个圈子的共识进行显性化，进而重叠共识；二是凝聚各数字部落，解除“部落”中的身份枷锁及“偶像必定是对的”等偶像化误解，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构建对话平台，放大优势意见，寻找最大公约数，建构最大共识。
（三）话语空间重构：警惕后真相与民粹主义“合谋”
圈子是后真相的底层框架，情感是后真相的纽带，这恰恰与网络民粹主义异曲同工。莫斯科维奇认为：“人类这种东西不能承受太多的真相。群体所能承受的就更少。一旦人们被聚集在一起，并融为一个群体，他们就失去了各自的鉴别力……他们理解的唯一语言是那种绕过理性，直接向灵魂讲述的语言，这种语言所描述的现实比实际的情况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在他看来，人们在民粹主义的运动中，不仅失去了鉴别力，而且丧失了理性。情感逻辑是驱使网民行动的逻辑，很容易让从众的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或义愤填膺，从而失去判断力，在狂热的围观之下以庸俗正义之名集体作恶。因此，必须需要警惕后真相与民粹主义的“合谋”。
“随着平民意识的觉醒，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裂痕的加大，平民大众不再将自身的权利诉求于精英与政客，并开始走向政治前台”。*民众的崛起已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重要政治现象。因此，必须将民粹表达与精英话语之间的冲突限定在现有政治秩序的轨道之内发泄与平息，这才是未来舆情治理要义所在。
（四）底层技术支撑：技术的“锅”技术来背，互联网具有耗散结构属性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技术的发展是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是在平衡-不平衡-再平衡的状态下演进的，具有耗散结构特性。以往的技术都是在人类原有操作系统上的一个个“应用”，好比APP之于苹果系统，而互联网改变的是社会结构底层的人际关系，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操作系统，不是简单地嵌入而是重构和彻底格式化原有的社会系统。同时互联网作为一种新技术也具有自平衡属性，有研究者对技术持一种悲观态度，认为算法技术让资本和技术“合谋”，通过“贪嗔痴”的推送模式帮着人们做决定，人人都成为被投喂的Feed怪兽。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新技术带来了“后真相”，后真相带来的一切问题也可以由技术本身来解决，解铃还须系铃人。
当前舆情研究还多停留在1.0时代，即只考虑信息的流动，而忽略背后的“情绪”和“关系”，舆情发生后好比泼出去的水，往何处流具有随机性，但背后不变的是社会情绪和传播关系网。上帝在打开社交网络技术这扇门的同时也打开了大数据、情感计算和机器学习等技术之门，2018年初火起来的区块链技术、数字对象体系架构（Digital Object Architecture，DOA）技术等，都有助于从底层彻底解决目前舆情研究失灵的问题，将虚拟社群在底层技术框架下留下的“蛛丝马迹”进行机器学习研判，在此基础上辅以情感计算等模型，可以准确地研判社会情绪走向和痛点，改变舆情研究重信息轻情绪、重描述轻研判的现状。
后真相时代，全球信息传播平面化、圈子化带来了对于事件真相认识的方式、方法的重大转变。如果说20世纪是威权政治时代，那么21世纪则是庸众社会。庸众是个中性词，即平民社会，一定程度上特朗普的当选就是庸众社会形成的标志，以希拉里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精英因忽略了“庸众”而最终尝到了苦头。网络公共领域是现代性社会的重要表征，它不是单纯的“意见束”，不是各种意见的简单重合，而是在传统社会中嵌入一个全新的公共领域，各种意见在其中不是压制而是对话与沟通，达到正和有序竞争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有序运行，否则只要“庸众”的利益一旦受到损害，网络空间的意见波澜总会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