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代中西文化比较
轴心时代中西文化比较
陈浩武、冯天瑜、唐翼明、赵林
编者按：2019年4月17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研究院“一个人一座城”制作组共同主办的珞珈中国传统文化论坛第111期之《文化名家四手联谈（一）：轴心时代中西文化比较》成功举行。本次活动由“世界文明阅读与行走”创办人陈浩武先生主持，由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唐翼明先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赵林先生担纲主讲。本文系本次“联谈”的谈话记录整理稿，并由各位主讲者分别进行了订正修改。（整理者：姚彬彬、汪军民）
陈浩武：
今天我们荣幸邀请到冯天瑜先生、唐翼明先生、赵林先生三位著名人文学者，一起来探讨人类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主题，因为是四个人，我们把今天的讨论称为作“四手联谈”（借两人四手联弹钢琴以喻四人对谈），以轴心时代和轴心文明的话题为中心。本人陈浩武，也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学生，当年读的经济学系，今天回到母校非常高兴。
感谢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和历史学院，感谢杨华主任，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交流场所，也感谢杨俊女士的《一个人一座城》栏目组的策划。
德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叫雅斯贝尔斯，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轴心时代”。所谓“轴心时代”，是指人类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左右，发生的一场非常重要的人类文明突破。这场文明突破发生在北纬25度到北纬35度之间的一个地理带上，同时发生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这么一个时间轴心上。“轴心时代”或“轴心文明”概念的提出，在历史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知道现在的学校里教科书还用不用所谓“四大文明古国”这个说法，我认为所谓四大文明古国这个说法并不科学，也不完全符合事实，而称为“轴心时代”则合理得多。所以我们今天的对话主要围绕轴心文明这个话题来展开。
我们开始谈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轴心文明”？什么叫“轴心时代”？我们怎么来界定这个概念？这个问题我想先请冯天瑜先生来讲一讲，欢迎冯天瑜老师。
冯天瑜：
人类诞生意味着文化的开始，经历蒙昧时代（旧石器时代，采集—渔猎经济）、野蛮时代（新石器时代，农业发明），再跨入文明门槛（以金属工具发明、文字发明和国家建立为标志），经千百年文明积淀，进入一个重要节点，这便是轴心时代。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在东地中海沿岸、南亚次大陆、东亚大陆黄河长江流域，不约而同地涌现了几种原创性、高水平的“轴心文明”——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
“轴心时代”这一概念由卡尔·雅斯贝尔斯正式提出，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把公元前6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印度、希伯来、波斯、希腊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当然，关于“历史的轴心”这一观念的提出，还要早得多，在雅思贝尔斯之前约一个世纪，也就是在19世纪初由黑格尔所提出，他在《历史哲学》中说：“上帝只有被认为是‘三位一体’以后，才被认为是‘精神’。这个新原则是一个枢纽，‘世界历史’便在这枢纽上旋转。‘历史’向这里来，又从这里出发。”黑格尔将基督教和《圣经》的产生视为“历史的轴心”，认为历史都是向着一个目标走，这个目标就是记录上帝之子，这显然是立足于基督教世界的“西方中心论”的产物。
其实，中国人也有与之类似的提法，在黑格尔之前两千多年，公元前六世纪的孔子，他有一个很著名的，对于中国的文明史的过程的一个概括：“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思是说，周代的文明已经非常繁盛，这是因为它借鉴学习和继承了夏、商文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郁乎文哉”的，非常发达、非常繁荣的文明。显然，“监于二代”的周王朝就是孔子心目中的“轴心时代”。
实际上，雅斯贝尔斯对“轴心时代”的阐述，其贡献在于完整性和系统性。我很赞成陈先生前面所说，“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十分确切。除了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以外，还有好几个至少比中国还要古老的国家（比如波斯），因此这一说法并不十分妥当。比较而言，“轴心文明”之说更深刻、更有涵盖力一些。
从轴心文明产生的时间和空间上看，包含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在时间上，即雅斯贝尔斯强调的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这段时间，尤其是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之间。就空间而言，轴心文明产生在被称作人类文明发生线的北纬30度左右，在亚欧大陆这个宽阔的胸膛上发生。自西徂东，乃至于南亚次大陆和中国的长江和黄河流域。在这一时段，这些地区的文明基本上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我们的中国文化尤为典型，基本上没有受到域外文化诸如希腊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影响。——各大文化圈彼此都是独自、而且几乎是同时达到了很高水准的文明程度，深刻影响后世至今。
就精神文明而论，从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即希腊与希伯来来看，东地中海出现了希腊的群哲，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希伯来的那些宗教的祭司和先知们，也有重要的思想创造。在印度半岛，出现了一系列对人类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影响的元典，如《奥义书》乃至佛教的佛经，他们对于宇宙的博大乃至其构造的分析十分精致，比如佛教提出了“三千大千世界”的假说，这用现在的天文学的知识看，也是十分充分和深刻的，他们认识到宇宙浩瀚无垠，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过是当中一个小小的尘埃。
在中国，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哲人也是在一个相近的时间段内出现的，构成中国文化的“诸子时代”，成就辉煌，光被后世。——有人说，整个西方的哲学史或思想史，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就此而论，我们中国的思想也是对《周易》和诸子思想的一个注脚。当然“注脚”绝不是指的是重复，而是围绕着“轴心”的螺旋式上升运行，因此称“轴心文明”
陈浩武：
冯先生对“轴心时代”做了一个全面的讲解，非常精彩。下面请唐翼明先生来谈一下，谢谢！
唐翼明：
“轴心时代”“轴心文明”虽然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概念，现在基本上已经成为人文学者的共识，是我们研究人类文明史的时候一定会接触到的。“轴心时代”这个概念，由雅思贝尔斯在黑格尔的基础上加以重新诠释之后，有一个大的进步，就是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黑格尔的西方霸权主义思想。因为在黑格尔看来，世界是绕着耶稣在转，耶稣的诞生就是轴心，雅思贝尔斯至少照顾到希腊、印度、中国这几个文明。认为在这几个文明在同一个时代，出现了很大的飞跃。虽然雅思贝尔斯也是德国人，也是西方哲学家，但视野显然比黑格尔更宽广、更值得欣赏。
我们人类从那以后到现在2000余年，基本上没有脱离“轴心时代”的笼罩。有人说过，整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在给柏拉图作注释。其实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国的整个文明体系，何尝又不是给先秦诸子作注释，尤其是给孔子作注释。所以“轴心文明”的理论也适合用来观照中国文明史。但是这个理论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包括它的定义以及时限。“轴心时代”的时限，我看到的至少有三种说法，一个是公元前1000年，即第一个千禧年。第二种说法是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后200年，这样也是1000年。还有一种说法是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后100年，共700年。这其实不奇怪，因为“轴心文明”本身就是一个模糊概念，历史这个东西是很难一刀切的，有时候一个模糊的概念反而比精确的概念更有用。比方说我们去人群中找一个同学，你告诉他，说要找一个大概1米7左右、比较清秀的男生，他可以找得到。你明确告诉他要找一个1米73，体重61公斤的男生，他可能反而找不到了。所以概念有时候模糊一点是必要的。但定义的不确定同时也就证明这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认识和探讨的。我们中国的“轴心文明”时代，我看比较合适的提法，应该是从西周初年即周公的那个年代（大约公元前1000年）开始，一直到秦朝的建立（大约公元前200年）。把这一段约800年的时间称为中国的“轴心时代”，我认为是比较合适的。
冯天瑜：
我有一个很初步的想法，即夏商，或者从商的前期开始至周朝建立，可看作中国的“前轴心时代”，是“轴心时代”的准备阶段。从周初的周公制礼作乐，下迄战国，秦朝建立结束封建，进入大一统的专制帝制时代，这个历史阶段是我们中国的“轴心时代”。
陈浩武：
好，下面我们欢迎赵林教授。
赵林：
刚才冯先生、唐先生也谈到了一些基本概念问题，我就不再进一步论述了，但是我觉得这里边关于时间的概念，可能东西方确实是不一样的，它不可能是一次性形成的。雅思贝尔斯也特别谈到了，“轴心时代”主要是针对当时三个主要文明而言的，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一个是西方，这些文明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都发生了非常重要的文化变革过程。那么我现在想谈的就是这个时间节点问题。
雅思贝尔斯是个哲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谈到“轴心时代”的时候，他更多是从观念思想、也就是观念史的角度来谈的。所以他谈的主要是“轴心时代”在人类这三个不同的地区，不约而同地都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思想的或精神的变革。而这些精神变革的结果，一直到今天，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人类不同文明共同体的历史命运。比如说西方文明从“两希”传统的融合、更新，最后导致了基督教的产生，基督教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西方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那么同样在中国，经历了从商周一直到秦汉这段时间的变化，最后生成了以儒家伦理为主体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基本上成为中国人2000年来安身立命的根本。在大体相当的时间里，在印度，从婆罗门教、佛教一直到印度教，历经变革，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宗教信仰，一直到今天，印度教仍然是绝大多数印度人信仰的宗教。所以就此而言，“轴心时代”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变革，产生了对后来2000多年来一直具有巨大影响的一些价值体系和信仰形态。这就是雅思贝尔斯所谈的问题。但是由于雅斯贝尔斯毕竟是一个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他的很多观点是比较形而上的，基本上是从思想逻辑中推论出来的。当然他也大体上考察了人类不同的这些文明地区，表述了大体上发生的历史情况，但是我始终认为他的观点有两个比较薄弱的环节。
近年来，我一直对西方文明尤其是基督教文明的发生过程比较感兴趣的，同时也参照了中国文化在商周至秦汉之际所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我觉得雅斯贝尔斯的第一个薄弱环节就是，他并没有从历史学角度来说明中国、印度和西方在“轴心时代”各自具体发生了怎样的文化变革，而只是从哲学角度论述了这个时代的重要精神革命所导致的文化结果，即导致了基督教、佛教-印度教以及中国儒家伦理这样一些思想体系的出现。但是问题恰恰在于，这些过程是怎么变化的、怎么发展的？这可能应该是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肯定不能从思辨的概念里面直接推论出来，而必须要深入地进行历史研究。比如说，西方文明是如何从希伯来的犹太教传统和希腊的哲学理论孕育出基督教的？基督教最初是如何从西亚传到西方，传到希腊罗马世界，然后怎么样一方面实现了希腊罗马的基督教化，另一方面又实现了更加深刻的基督教的希腊罗马化？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就像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问题一样，是极其复杂的。这些问题是需要做一些具体的历史研究的，我觉得雅斯贝尔斯在这方面是比较欠缺的，所以我说这是一个薄弱环节。
第二个薄弱环节，或者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大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轴心时代”？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在“轴心时代”来临之前，在旧大陆已经有了一些古老的文明形态，如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印度哈拉巴文明、中国黄河流域文明以及西方的爱琴海文明。从文明的发生来说，在距今大约4000-5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最早的文明形态。从地理上看，旧大陆的几个早期文明都分布在一个狭长的纬度带上，大体上都在北回归线到北纬35度之间。文明的发生往往是依傍一条或两条大河，以农耕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在游牧地区是不可能产生文明的。在文化上，早期文明地区的人们都崇拜大地和母神，具有很强的生殖崇拜和母权主义的特点，与后来的文明崇拜天空、崇拜男神不一样。
我们知道希腊文明是西方最早的文明形态，但是在我们所熟悉的希腊城邦文明之前，还曾经有过一个更加古老的爱琴文明，即克里特-迈锡尼文明。这几年我去了七次克里特岛，目的就是为了考察爱琴文明。克里特文明与后来的希腊城邦文明差别非常大，它更接近于埃及和西亚文明。在东方，中国的夏商周三代文明也与秦汉以后的中国文明差别很大，“尊神事鬼”的色彩较为浓郁。在印度，在婆罗门教建立以前，曾经有一个哈拉帕文明，是由一些身材矮小的印度土著达罗毗荼人所创建，他们后来被来自西北方的雅利安语入侵者所征服，沦为社会低层。公元前14世纪前后，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入侵者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开始建立了婆罗门教和种姓制度。同样，两河流域从最早的苏美尔文明，历经变化，一直到新巴比伦，最后被来自北方的波斯人所征服，开启了波斯帝国的历史。与上述的文明变更相应，地中海南岸的古埃及文明也经历了一些历史变迁。人类最早发生的这五个文明一字排开，其中四个都是依傍一条或者两条大河为生，只有爱琴海文明是海洋文明，大家只要看看地图就可以知道。
我最近在讲古希腊文明的时候，专门讲过一个观点，我认为旧大陆的这五个早期文明，由于地理环境的缘故，分别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中心就是东亚的中国，由于崇山峻岭的阻隔，中国自古以来就与葱岭（即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世界基本上没有什么交往，处于比较闭塞的状态中，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中心。还有一个中心就是东地中海中心，包括三个文明在内，即西亚文明、埃及文明和希腊文明。大家看看地图就知道了，从两河流域到腓尼基，就是今天的叙利亚这一带，这是西亚文明；然后是埃及文明，埃及文明主要是在尼罗河中下游地区；再然后就是爱琴海文明。这三个文明都处于东地中海世界，它们之间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交往，因为跨越海洋是要比翻越高山大川容易得多，而且东地中海的航海环境比较便利。所以早在有史记载之前，这三个文明地区的人们彼此之间就多有交流和渗透。考察“轴心时代”来临之前这五个文明的基本状况，以及它们与北方蛮荒世界之间的动态关系，恐怕就是雅思贝尔斯理论要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太大了，乃至于至今还没有人可以解决。
为什么这五个古老的文明在大体相同的时间里会不约而同地出现“轴心时代”的文化变革？这些不同文明地区的人们，在没有彼此交往的情况下，尤其是东边、西边和中间印度这三块地方基本上没什么文化交流的情况下，会不约而同地产生一批伟大的人物？例如西方出现了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当然还包括希伯来人中间出现的以赛亚、以西结等先知；在中国出现了从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等等这样一批伟大的诸子百家；在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筏驮摩那这样一些重要的宗教创教者。他们所处的时代都差不多，他们为什么会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几乎同时出现呢？
这个问题长期以来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而且更要命的是关于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什么文字资料可以借鉴。但我倒是得到过一个启发，我本人虽然现在在哲学系任教，但是我曾经学了七年历史，应该还有具备一些历史学根基。我当时在读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深受世界史大师吴于廑先生的一个思想的影响，那就是关于游牧民族和农耕世界的冲突及其融合的理论。
这个问题后来没有人接着进行研究，非常可惜，我觉得几乎成了绝学。当然，吴于廑先生当年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很难能够找到资料支持，他谈到了三次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大冲击，其中尤其是第一次最为重要，那就是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对爱琴海文明、对西亚文明乃至于对印度河流域文明这三大文明的冲击。这次大冲击涉及到三个古老文明，但是它并没有越过帕米尔高原，没有影响到中国，也没有影响到地中海南岸的埃及文明。这次大冲击造成了深远的历史后果，我们发现所有受到第一次游牧民族大冲击的地区，都不约而同地在这次大冲击的尘埃落定以后，发生了重要的精神文化变革。
所以我们只能从这个结果来看，但是这一点并没有资料可以证实。我们发现，大家今天所有比较熟悉的那些民族概念，都是第一次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大冲击以后的结果。比如说希腊半岛出现了阿卡亚人、多利亚人等，都是第一次大冲击的结果。在意大利的各种族群，包括伊特鲁里亚人、翁布利亚人、伊里利亚人等，还有偏北一点的高卢人，他们应该都属于广义的凯尔特人这个大族类。在欧洲最西部的地方，比如早先的爱尔兰人、英格兰的威尔士人，苏格兰的皮克特人，法国的布列塔尼人、西班牙西部的人群等，基本上都与凯尔特人有关系。他们都是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第一次大冲击的过程中从东方来到西欧定居的，后来又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冲击的时候，被日耳曼入侵者赶到了欧洲的最西部。例如公元后5世纪，日耳曼人越过英吉利海峡来到不列颠，这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是比凯尔特人更晚来的一些族群，而凯尔特人则被赶到了不列颠的最西部。此外，还有进入伊朗高原的赫梯人、喀西特人、胡里特人，以及米底人、波斯人等等，这些族群都是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第一次大冲击时进入文明地区的。
这些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来到欧洲和伊朗高原定居之后，就逐渐与当地文明世界的农耕民族相融合，最后促进了这些古老文明的“轴心时代”的来临。同样，我刚才讲到有一支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向东南方向进入了印度河流域。这些人身材比较高大，皮肤比较白皙，他们征服了当地的那些身材矮小、肤色黝黑的达罗毗荼人，把这些建立哈拉巴文明的印度土著蔑称为“达萨”，“达萨”在雅利安语里就是没有鼻子的意思。可见这些征服者的鼻子比较高，所以他们把当地的土著叫做“没有鼻子的人”。由此可见，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身体形态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些肤色较白的征服者来到印度河流域之后，在后来长期的居住过程中，由于纬度幅射的原因，他们的肤色也开始发生变化，这是获得性遗传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印度上流社会的人，他们出身于印度的高级种姓，如婆罗门、刹帝利等，他们的相貌仍然非常像欧洲人，只不过肤色比较黑了。而那些被征服的达罗毗荼人的社会地位却非常低下，他们主要生活在印度的南部地区，很多人都是传统的“贱民”后裔。所以，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中，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征服者分别向西南、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冲入到农耕的文明地区，摧毁了人类的第一代文明（爱琴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印度哈拉巴文明），形成了创建第二代文明的希腊人、罗马人、米底人、波斯人、印度人，以及文明边缘地带的凯尔特人，后来的“轴心时代”就是在这些第二代文明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当然，我们中国没有受到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的冲击，但是中国也在大体相当的时间里遭受了一直操持蒙古利亚语的游牧民族的冲击。从最早的《商书》、《周书》里面所讲的鬼方、獯鬻、玁狁，还有杀死周幽王的犬戎，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匈奴。这些夷狄族对华夏族的冲击，实际上就是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第一次大冲击在帕米尔高原以东的中国文明地区的表现，它同样也造成了一个文化大融合，导致了中国第二代文明形态、即秦汉帝国的产生，并且使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一样，经历了“轴心时代”的文化变革。
只有一个唯一的例外，它在大体相同的时间里没有遭受到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大入侵，这就是古代埃及文明。埃及由于地中海的阻隔，它地处地中海南岸，因此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中幸免于难，埃及因此而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纯系种”，保持了其文化的纯洁性。古埃及文明虽然也曾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遭受了一次短暂的喜克索斯人的入侵，但是喜克索斯人并不是从北方来的，他们属于与埃及人具有文化同源性的闪米特-含米特文化类型，而且这些入侵者很快就被赶走了，埃及文明又重新回到了“纯洁”状态。看起来埃及当时是非常幸运的，但是从文化发展更新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埃及的幸运恰恰也就是它的不幸。大家知道，生物学上的“纯系种”是没有生命力的，不经过不同品种的杂交，生命是不可能长期延续和发展的。古代埃及文明就是由于过分“纯洁”，所以它的文化生命力很快就开始衰竭了，逐渐蜕化为文明的“化石”。当经历了文化杂交的其他文明地区产生了第二代文明形态之后，埃及很快就成为这些新兴文明的俎上肉和盘中餐——它首先被波斯帝国的冈比西斯所征服，后来被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国所征服，然后又被罗马帝国所征服。到了公元7世纪以后，埃及地区又被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所征服，乃至于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完全被纳入到伊斯兰教文明中。时至今日，埃及人以及广义的北非民族（包括利比亚人、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人等）都已经成为新阿拉伯人，完全被融入到阿拉伯伊斯兰教文明中。
我觉得，埃及今天就像它的典型文化象征一样，成为一个保持着古代文明木乃伊的历史金字塔，一个文明的“化石”而已。所以五个文明到了这个时候就只剩下四个了，而且其中有三个文明都遭受了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的大冲击，这些地区后来都产生了第二代文明形态，发生了“轴心时代”的文化大变革，产生了一些高级宗教，如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和佛教-印度教等，形成了后来的基督教文明体系和佛教-印度教文明体系。在西亚地区，到了更晚一些时候，随着波斯文明的衰落和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又出现了一个更新的高级宗教——伊斯兰教，取代了琐罗亚斯德教的主流地位，最后形成了伊斯兰教文明体系。在中国，虽然未曾遭到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的冲击，但是同样也受到了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大入侵，造成了文化杂交的历史结果，产生了第二代文明形态，并且经过“轴心时代”即商周秦汉之际的文化大变革，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家文明体系。一直到今天，人类社会仍然可以大体上划分为四大文明体系，即西方基督教文明、中东伊斯兰教文明、南亚印度教文明和东亚儒家文明。这四大文明体系都是以某种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作为文化根基和精神纽带的。旧大陆文明基本上如此，深受旧大陆文明影响的其他地区也是如此。例如北美、澳洲和南美地区基本上都属于西方基督教文明，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正处于伊斯兰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争夺之中。由此可见，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四大文明体系都是在“轴心时代”开始孕育，在后来的历史境遇中逐渐成型的。而“轴心时代”的出现，又似乎可以从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以及随后而至的文化大融合中寻找根据，虽然在这方面目前还找不到充分的资料，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这样一种推测。这就是关于“轴心时代”之所以产生的一种理论解释。
陈浩武：
所谓轴心时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原有文明上的突破。正如古希腊的轴心文明是对荷马诸神世界的突破。古犹太文明是对《旧约》和摩西传统的突破，古印度文明是对《吠陀》传统的突破，而在中国，则是对三代礼乐传统的突破。所以文明突破是轴心时代一个重要的特点。刚才赵林教授讲到埃及，埃及我们称为“绝嗣文明”，为什么叫“绝嗣”？就是因为它没有在轴心时代实现突破，所以埃及人今天变成了阿拉伯人。世界上曾经过多种文明，有人说达到几十上百种，其他的都慢慢地灭亡了，唯独这四种文明，即古犹太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中华文明，他们在轴心时代实现了自己的突破，所以他们一直保存下来，而且对今天人类社会，对今天的历史都还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下面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题目的讨论，也就是讨论一下轴心文明产生的历史条件，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出现轴心文明？刚才三位学者都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出生的年代，竟然非常的接近，他们之间彼此没有关联，为什么突然就出现了这么多伟大的人物呢？我们首先还是请冯天瑜教授谈一下。
冯天瑜：
赵林等几位先生提到的问题，非常复杂难解。关于吴于廑先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的基本看法，在古代社会，他认为因游牧和农耕这两种不同生产方式影响了社会发展乃至世界格局变化；近代则表现为重农和重商。轴心文明的形成，为什么在当时那个时候出现？虽然跟游牧民族的冲击所造成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融汇有一定关系，也同时具有其他多元因素。正如中国轴心文明的产生，就未必与游牧文化的冲击直接相关。——所谓华夏夷狄之争，在更古老的先民中早已出现。但在中国的“轴心时代”也就是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虽然经常议论到这个问题，却并不具有核心重要性。上溯夏商周三代文化，恐怕也都不能说是主要受到了游牧文明的冲击所产生的，虽然确实存在相关因素的影响。
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不同文化圈的“轴心文明”何以在北半球的30度上下同时产生。雅思贝尔斯确实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正如刚才赵林教授所说，因为他是哲学家或者是哲学史家，不太可能从历史学的角度做出比较完整深入的探讨。我们作为历史学工作者，倒是不妨进一步做一点探讨，我简单概括了六点：
第一点，高级农业的出现。农业文明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发展，迄今至少有1万多年了，在轴心时代前后，正值农业革命完成，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在农业、畜牧业产生之前，人类直接依赖天然物在生活，处在采集经济和渔猎经济阶段，包括畜牧业在内的农业文明发达以后，则把那些植物或动物进行了人工改造，成为农作物和被人所掌控的牲畜，所以农业革命使得人类的历史大幅度的向前跨进了一步。需要注意，游牧文明也是农业文明的一个分支，因为他们养马也好，养牛也好，也还是属于畜牧业，不过由于他们生活无定，故而迁徙无定，长期的战争冲突，也导致他们的生活方式的破坏性很强，所以游牧文化中恐怕注定产生不了高水平的轴心文明。——游牧民族中可以产生像成吉思汗这样的一代天骄，征服半个地球，却未必能产生伟大的思想家。所以，只有在种植业为主的狭义农业下，人民拥有比较稳定的生活状态，文明才能够稳定发展，从而进入到轴心时代。——人类的几大早期文明，开始广泛使用青铜器或铁器等硬度大、延展性强的金属工具，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显著提高。由于生产力都较早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在经济生活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的分工，以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等到这些分工达到比较精密和高水准的时候，轴心时代出现的条件就产生了。
第二点，高水平城市的出现。公元前六世纪前后的几百年，北半球这一带高水平城市的出现，与农业革命的完成直接相关。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和交换的发展，导致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和城乡的分离。各种不同性质的城市（军事堡垒、政治中心、工商业中心，或兼具几者）在东地中海沿岸、南亚次大陆、东亚大陆竞相出现，如中国在战国时，仅韩国便“有城市之邑七十”（《战国策·赵策一》）。中国的“国”其本义就是城市，到了轴心时代，城市不仅仅是军事中心、政治中心，也已经发展成了文化中心。这就是轴心时代、轴心文明的产生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在这个阶段，城市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比如希腊的雅典，当时的政治家伯里克利把雅典称为“希腊的学校”，也是巨大的图书馆，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他们都曾长期居于此，是希腊诸哲生息之所。中国当时齐国的首都临淄，因“稷下学宫” 而形成千古闻名的文化中心，淳于髡、孟轲、邹衍、彭蒙、田骈、接子、慎到、宋钘、尹文、环渊、鲁仲连、荀况曾讲学论道于此，人称“稷下先生”。其他如鲁都曲阜、魏都大梁、楚都郢、赵都邯郸、秦都雍城等，也是政治、经济、军事重镇兼文化中心，是哲人聚会、文学游说之士论辩的所在。——此外，希伯来的耶路撒冷是希伯来先知们的聚集地，《圣经》即修订于此。印度的华氏城是由阿育王组织的佛经第三次结集之处。总之，城邦作为文明的集结中心，构成智者荟萃、典籍撰写与传播的处所。为轴心文明的产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第三点，国家制度初步成熟。与城市的日渐发达紧密相联，轴心时代前后各大文明圈中的国家典章制度也应运而生，这也是轴心时代政治环境特色所在。当时已进入社会等级截然有别的阶段，国家典章制度初具规模。印度的种姓制度的日益琐细苛严，以孔雀王朝为高峰的古代国家体系在此间形成；希腊的城邦国家崛起，寡头政治（以斯巴达为代表）与民主政治（以雅典为代表）在此间并存；中国的宗法封建制度以及君主政治，在这一时段基本成型。这些国家体制对于文明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前国家的原始民主记忆仍然鲜活，这二者的互动关系，是轴心时代政治环境特色所在。
第四点，专业文化人的诞生。轴心时代的一大进步，是专司文化事务的人群及其创制的记载文化事迹的文籍出现，与此同时，文化传播获得较便捷的手段。
首先，由于剩余产品的日益丰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进一步明显，专职文化人脱颖而出。希伯来祭司，印度婆罗门和佛教僧侣，希腊哲人和剧作家，中国聚徒讲学、著书立说的“诸子”，便是这种以宗教活动、艺术创造或教育后生、整理典籍为职志的专业文化人。他们摆脱沉重的体力劳动的压力，从求生负担下得到解放，以“劳心”为务，专心致志，从事精神性创造，理性思考、历史反思、哲学玄想、艺术创造成为这部分人的特长和职业。
其次，民族文字及修辞方式基本成熟，印度的梵文、巴利文，希伯来和希腊的拼音文字，中国的汉字及文言文，都在这一时段定型。而且，其时各民族也都有了载籍材料，如纸草、牛羊皮、竹简、帛等。总之，著书立说的主观条件（学者的知识积累与思维能力）和客观手段（文字、书写材料）大体齐备，学者们这时不仅产生了思想学说，而且“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墨子·明鬼下》）。人类第一批系统的典籍具备了诞生的条件。
第五点，文化传播的日益发达。随着车辆、舟楫等交通工具的广泛使用，以及商业活动和战争的进行，人们逐渐走出狭窄的天地，各区间人群交往增多，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被打破，异质文化相互碰撞、彼此融会，波澜壮阔，蔚为大观。如中国有南北之学（老庄与孔孟）的交会，有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典型事例）；希伯来则躬逢巴比伦、埃及、波斯、亚述、迦南文化的聚会；印度处在本土哈拉巴文化与外来雅利安文化的碰撞，以及吠陀与反吠陀的论争之中；对于希腊文化，就像赵林教授说的，兼收埃及、巴比伦、波斯、亚述、腓尼基文化的恩泽，直接承接了埃及文化，又接续了腓尼基文化，腓尼基的拼音字母，就是被克里特岛乃至被整个爱琴海文明的改造发展出来的，从而有后来的拉丁字母，整个西方语言系统都是这一路过来。另外，柏拉图的《理想国》也不是他一个人的空想，埃及的国家体制给他提供了很多素材。——多种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选择、文化重组的机会，有可能形成“杂交优势”。所以文化传播、文化的交流碰撞，在这个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交流手段的逐渐具备，构成这个时候产生轴心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六点，自由思想充分发展。轴心时代是一个独断论尚未确立的时代，之前被神所支配人们的思想得到很大程度的解放，自由思索得到鼓励，起码没有被严厉禁止。如印度在释迦牟尼出现前后，唯物论、怀疑论、感觉论、诡辩论、虚无论等思想流派竞相涌现，许多城邦国家的统治者对哲学论争颇感兴趣，从不迫害文人学士；希腊古典时期，众哲人纷纷创立学说，群贤毕至，相与论难，而希腊诸城邦提供了这种宽松活泼的学术环境；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还没有形成专制一统的政治体制，也没有形成一家独大的思想霸权，这个时候各种思想都在发展，且与诸侯们竞相变法相关联，“求士”之风大盛，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诸子之学“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譬犹水火”（《汉书·艺文志》），儒、墨、道、法等学派蜂起，成一空前绝后的百家争鸣局面。这个是轴心文明产生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此外，当时的统治者都没有以哲学王自居，而是热心于向这些士人学习。孟子到列国去周游，梁惠王见了孟子就说：“老夫子你不远千里来了，你何以教我。”然后孟子侃侃而谈，完全把梁惠王当为小学生来进行教育，梁惠王居然也洗耳恭听。他说：“你主张要行王道，我这人有毛病就是好货，我喜欢别人的财产。”孟子说：“你好货可以，但是你不要让天下的老百姓没饭吃，如果天下老百姓都没饭吃，你的货也保不住了。所以你要行王道。” 然后梁惠王就说：“我还有毛病，我好色，后宫佳丽很多。”你看孟子多会说话，他不是批评梁惠王好货和好色，他说：“你好色可以，但是如果因为你好色，天下的老百姓都成了鳏夫。这个时候，你后宫的佳丽就要保不住。所以要行王道，行仁政。”在这个时期，有学识的人是真正的王者之师，王者也愿意听，这也是能产生出高水平的自由发展的思想的必要条件。
着眼于后世，情况则不同了，唐宋时期很多大文人都当想帝王之师，想“得君行道”，但实际上根本无法实现。清代更是如此，像纪晓岚这么大学问的人，在乾隆皇帝面前一谈政治，马上就被呵斥，说你不过就是一个文学侍从而已。但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轴心时代，确实有这个条件。正是在这种思想相对自由、学术空气比较活跃的条件下，几大古文明才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作，在继承性的创新过程中产生了轴心文明。
陈浩武：
今天赵林教授和冯天瑜教授其实是在完善雅斯贝尔斯的问题。因为轴心文明产生的原因，雅斯贝尔斯并没有清晰的回答，赵林教授提出了这个观点，也是吴于厪教授的观点，就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大冲击导致了轴心时代的发生。冯老师则从历史的多维视角阐述了六个方面，我们如果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应该是很有贡献的。
下面我们进入第三个话题：中西轴心文明的差异。
为什么讨论这个问题？我补充一个情节：前些天我跟冯天瑜教授通电话，我说，我们将于4月28号组织一个去美国的 “五月花号之旅”，今年是“五月花号”的四百周年，1620年一帮清教徒坐着五月花号到了美国，这些人的思想对于美国后来的建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电话中冯老师给我提了一个问题：“假如当时五月花号坐的是一些中国人，会是什么情况？”
我觉得这个问题太有趣，也太深刻了。五月花号的这些清教徒，他们在上岸之前就立了一个契约，叫“五月花号公约”，体现的是一种“公约”精神，一种自治精神。这种自治精神的源头是什么？为什么民众会有这种自治的精神？而在中国，我们现在的国民非常缺乏这种精神。由此我们想到，中西方文明的差异，其实在轴心时代就形成了。正是由于轴心时代文明的差异，中西方文明才走出不同的路径。
下面我们请赵林教授和唐翼明教授，请他们分别来讲讲东方和西方，也就是轴心时代生长出的这两种文化，他们有哪些差异？最后再请冯老师来总结。
唐翼明：
我觉得应该由赵林老师先讲。因为轴心文明这个概念是西方先提出来的。我们接受了这个概念，所以我们中国人是在西方人提出的理论的语境中来看中国的轴心突破，所以我觉得他先讲比较合适。
赵林：
首先我想接着浩武先生的话来说“五月花号”，因为这是我的研究方向之一。实际上“五月花号公约”更为重要，它是一个“约”。这个“约”的概念在西方是非常重要的，从犹太教的“旧约”到后来基督教的“新约”，强调的都是“约”，即人与神之间的契约，它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契约的根基。我觉得这个问题涉及到“轴心时代”文化变革的重要内涵，西方文明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我先简单地对照一下中国的情况，我们中国从商周的时候开始，从商人的“尊神事鬼”和周人的“尊礼敬德”，然后再到先秦诸子百家，特别是孔孟的仁义礼智内化于心，经历了一个不断向内敛聚的过程。
周朝建立以后，建立在血缘宗亲关系之上的宗法礼仪开始取代商人的鬼神崇拜。因为周和商不是源于同一个地区的，一个来自东边，一个来自西边，他们的文化传统不一样。所以周代商祀之后，在宗法制度的基础上逐渐把“德”、“礼”的思想提出来，而不再是对鬼神的单纯崇拜。当然鬼神也还有，但是它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之上的礼乐规范，实际上开始以人和人的关系来取代人和鬼神的关系。也就是说，在重要性上，鬼神虽然还是有的，但是已经无关紧要了。
到了孔孟时代，更是敬鬼神而远之，鬼神被淡化了，更多地强调人和人的伦理关系。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变化，从商周之际的“尊神事鬼”到“尊礼敬德”，然后再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先贤把外在的礼法制度内化于人心，逐渐形成了一套自觉的伦理意识。
所以中国人从此以后只注重一个维度，即人伦的维度，这个维度落实在六合之内，人们关注的无非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这些伦理关系。所以，中国后来的儒家知识分子以及整个社会制度都执着于这五伦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西方基督教文明注重人与神的关系不同，中国儒家文明只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父子关系和君臣关系。从父子推出君臣，从兄弟推出朋友，此外还有夫妻，都是建立在血缘宗亲的基础上。所以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基本上不关注现实世界之外的东西，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等。这种现实维度的好处在于使中国人不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中国儒家知识分子非常清醒，始终关注现实，关注内在的道德修为和外在的经世致用。人生在世追求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追求建功立业，成已成物、内圣外王，这是中国社会精英即儒家知识份子关注的主要问题。
与此相对，西方文明在“轴心时代”发生的最重要变化就是从“两希传统”（希腊传统和希伯来传统）中产生出基督教，把关注的眼光投向六合之外的神。
我们先来看看希腊的情况。其实我觉得“希腊”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希腊”是哪个希腊？我们说希腊本身包括克里特、迈锡尼，以及后来的希腊城邦，甚至还有希腊化时期的希腊，这些时代的文化精神都不相同。我这几年研究希腊比较多，我觉得从迈锡尼时代开始，实际上就是北方的影响开始居上。我们中国有一个传统叫“以夏变夷”，“以夏变夷”就使得我们很少去关注“夷”怎么对“夏”产生影响。但是西方由于一支一支不同的北方民族入侵，它更多地造成了一种“以夷变夏” 或“以夷更夏”的历史结果。比如“荷马史诗”中所讲述的奥林匹斯宗教，奥林匹斯宗教就是北方人带来的，它不是克里特文明的，克里特文明带有浓郁的埃及文化特点。
克里特人在身体形态和文化形态上都深受埃及影响，克里特男人平均身高才1.55m，他们肤色发黑发红，崇尚束腰之风。但后来迈锡尼时代从北方来的希腊人，他们都长得人高马大、皮肤白皙，他们带来的一批神就是奥林匹斯神。这些神话观念在迈锡尼时代开始出现，然后在“黑暗时代”广泛流行。到了城邦时代，在奥林匹斯宗教的基础上产生了希腊一系列的辉煌文化。无论是荷马史诗，无论是希腊奥林匹亚竞技会，无论是抒情诗、叙事诗，乃至雕塑、建筑、悲剧、歌舞，全都深受奥林匹斯宗教的影响。这就是北方人带来的文化产物。后来奥林匹斯宗教里面又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因为奥林匹斯宗教充满了感性朴素的色彩，具有“神人同形同性”的显著特点。希腊人一开始很虔诚，非常迷信，但是到了“轴心时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那里，他们开始批判和超越这种与人同形同性的神，超越崇拜肉体的神。苏格拉底之死就是因为两条罪名，其中之一就是指责他不信旧神，而苏格拉底自己对此也供认不讳。
所以400年以后，当基督教产生，一位希腊护教士就明确地指出：“鼓舞苏格拉底去死的那个灵就是基督耶稣。”所以这种对奥林匹斯宗教的批判和超越实际上就是希腊在“轴心时代”所进行的最重要的文化变革。具体地说，就是用一种无形的东西，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性的神，取代了希腊早前崇拜的有血有肉的、感性的奥林匹斯诸神。可见西方文明在“轴心时代”走了一条超越的路线，追求一种形而上的东西。
在希伯来这边，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关于弥赛亚的概念。希伯来人或古代犹太人的社会革命和现世解放意义上的弥赛亚主义，到了希腊罗马世界以后，受到希腊形而上学的影响，逐渐灵性化为道成肉身和死而复活的基督信仰，明显走上了一条超越的道路。初期基督教摆脱犹太教的母体之后，就是在希腊罗马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的，最后形成了两支具有西方文化特点的高级宗教：一支是希腊正教，另一支是罗马公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东正教和天主教，这是在两块不同的文化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基督教在希腊罗马世界的生长发展，一方面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希腊罗马多神教，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宗教；另一方面也打上了浓重的希腊罗马文化烙印，尤其是希腊哲学，把基督教提升到一种形而上的高度，使其发展成为一套博大精深的神学理论。
犹太人的弥赛亚主义是一场社会解放运动，期盼一个复国救主的到来，他将引导人们过上一千年的幸福生活，可见它期盼的是人活着就能够进入一个幸福的乐园。基督教超越犹太教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把得救的希望从此生搬到了彼岸，从人间搬到了天国，这一点显然是深受希腊形而上学的影响。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基督教在希腊罗马世界传播的时候，开始潜移默化地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品味，融会了希腊的形而上学理想，所以基督教就逐渐演化成为一个追求彼岸得救的唯灵主义宗教。
这样一种唯灵主义的理想，对于基督教在希腊罗马世界中的传播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感召了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幸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同时又不能改变自己命运的弱势群体，他们是最早信仰基督教的人群。早在希腊化时代，有教养的希腊人想用高雅的哲学来改变东方低俗的宗教，结果没想到反而被东方低俗的宗教给改变了。所以到底是希腊征服了东方，还是东方征服了希腊？这件事情很难说，但是基督教到了希腊果然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提高了自己的品位，把一个追求现实解放的弥赛亚运动改造成为一个追求灵魂得救的基督信仰，使自己具有了超越的唯灵主义特点。
到了罗马帝国一统江山的时候，与我们秦汉帝国的大一统情况很相像。如果说希腊城邦与我们的春秋战国很相像，那么罗马帝国就与我们的秦汉帝国很类似。罗马的行省制度和秦汉的郡县制度几乎是一样的，而且也是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也是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军事、统一的财政、统一的法律。但是西方后来的过程是跟我们不一样了，罗马帝国后来崩溃了。几百年以后，到了公元四世纪末，罗马帝国就分成东、西两个罗马帝国了。不久以后西罗马帝国又遭到了日耳曼蛮族的入侵，被大卸八块，进入了分崩离析的封建社会。当时中国的南北朝时代也曾经发生了分裂，但是两、三百年后又统一了；而欧洲的封建社会持续的时间很长，有1000多年。所以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文明，它在政治上的一个主旋律就是一统天下，而不像西方是长期分裂。这就像《三国演义》所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是以合为主，所以它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中国的社会精英（儒家知识分子）又不信鬼神，所以就只有靠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维系社会的统一和管理了。
但是西方不一样，西方到罗马帝国后期分裂了，不久以后日耳曼人来了把罗马帝国大卸八块。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些西方国家，比如说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等，那都是后来的概念，这些国家当年不是罗马的一个行省，就是罗马境外的蛮荒之地，后来才形成今天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且中世纪西方社会的分裂，不仅是就国家而言，而且每个国家内部也是高度分裂的。以德国为例，中世纪的德国叫神圣罗马帝国，一直到马丁·路德搞宗教改革的时候，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还分为300多个诸侯国，1400多个骑士领地，完全是分崩离析的，比我们春秋战国还分裂得厉害。
然而另一方面，基督教会却随着国家的分裂而逐渐强大。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后期就已经成为合法宗教和国教了，它在313年成为合法宗教，380年成为国教。后来罗马帝国崩溃了，基督教却因祸得福，北方来的日耳曼人摧毁了罗马帝国，他们却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普遍皈依了罗马天主教会。在罗马天主教的影响之下，在公元五世纪到八世纪末的“黑暗时代”，一种新思想开始改造刚刚进入欧洲文明世界的野蛮民族。正是在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之下，日耳曼人开始告别蛮荒，走向文明殿堂。所以在中世纪，上帝对于他们来说，比国家更加重要。到了中世纪中期以后，教会的权力也变得越来越大了，形成了“君权神授”的政治传统。早在公元前751年，篡夺法兰克王位的矮子丕平就开始由罗马教皇加冕了；而800年查理称帝，也是到罗马去跪在当时的罗马教皇面前，由罗马教皇给他戴上一顶王冠，授予他一个小棍子叫权杖，罗马帝国的皇帝手里都拿着这个权杖，然后给他一个金球。这三个东西就表示你的世俗统治具有神圣性和合法性，没有这些东西，诸侯不承认你，人民也不承认你，你的江山就坐不稳。所以这样一个传统，从751年开始，一直持续到近代，连拿破仑一代枭雄，最后也还得把罗马教皇请到巴黎圣母院来为他加冕。尽管拿破仑桀骜不驯，把皇冠拿过来自己戴上，但是他毕竟还得履行这个手续，还得把罗马教皇请到巴黎圣母院来。在西方，基督教的影响巨大，“君权神授”的传统根深蒂固，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王权日益衰落，教权却不断强化，最后就形成了教权高于王权的状况。所以教皇和罗马教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从中世纪中期一直到近代早期，都高高地凌驾于王权之上。这样一个传统就导致了西方长期以来的二元权力体系，也就是在人民心中除了现实的国王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天上的国王即上帝，而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就是罗马教皇和罗马教会。到了近代以后，随着西方民主、自由精神的出现，十七世纪社会契约论思想高涨。西方人主张我们大家制定一个契约，把权力让渡出来交给一个国家或者政府的统治者，让他更好地维护我们的权利。所以国家的基础就是社会契约，这个契约是人和人定的契约，但是人和人定的契约是以人和神定的契约为前提的，宪约是以圣约为基础的。这种“约”的精神深深地埋藏在基督教的文化传统里面。
近代的加尔文教，也就是所谓的“清教徒”，对整个西方现代的宪政民主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大的，他们在16、17世纪时就主张政教分离。很多加尔文教信徒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遭到了当政者的迫害，因此他们主张国王不应该因为我们的宗教信仰不同而迫害我们，剥夺我们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这样他们就发展出来一种政权归政权，教权归教权的理论，这个理论后来被17世纪的一些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等人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君权民授”、“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观念。
霍布斯所说的“君权民授”，和“君权神授”之间只差一个字。君权民授，这种政治理论认为君主的权力来自人民。那么人民的权利又从哪里来的呢？是由上天赋予的、与生俱来的，这就叫“天赋人权”。人民的权利是上天赋予的，说到底还是来自于上帝。作为一切权力的最后根据，上帝把权力赋予了人民，而不是赋予了教会，人民再把权力赋予国王。所以“君权神授”和“君权民授”一字之差，精神实质还是一样的，只不过以前“君权神授”是由罗马教会代表神把权力交给国王，给国王加冕，授予国王皇冠、权杖等。但是到了近代，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说法，“天赋人权”实际上就是上帝给予人民一些与生俱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包括生命的权利、安全的权利、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权利，以及私有财产权等等，这些权利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具有了这些权利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你才从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成为一个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人。正是因为人从上帝那里获得了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所以他们才能够通过社会契约，把其中的一部分权利转交给国王或统治者。由此可见，“君权民授”与“君权神授”，看起来差别巨大，其内在的核心精神还是一致的，权利的最终根据都是至高无上的神或上帝，差别只在于由谁来作为中介，是由罗马教皇来授权，还是由广大的民众来授权。所以西方的传统还是这样一种二元权力结构。大家看今天的美国总统虽然是民选，但是他在就职宣誓时一定要手按着《圣经》宣誓，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门前悬挂的是《摩西十诫》。所以有人说美国人生活在两个国度中，一个是人和人制定契约而形成的国家，还有一个是人和神制定契约而形成的团契。宪约由国家来保证，圣约由教会来维系，所以美国人是生活在两个国度中的。
因此虽然美国今天有许多流行文化出现，但它在实质上仍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人的一些核心概念，什么人权、人道主义等，都是源于他们的基督教理想。美国有80%的人信仰基督教，40%人还经常要去教堂的，所以美国人认为欧洲人堕落了，因为他们信教的少了，去教堂的不多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可以说是从西方文化的传统中延续了二元权力结构，这一切源头都是在“轴心时代”开启的。
中国在“轴心时代”完成了向内敛聚的过程，确立了以“四端之心”为原点的文化进路。在此基础上，人生在世的一切功夫都从与生俱来的人性良知出发，由内圣到外王，由成己到达人，由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条人生进路是从内到外的，因为一切都已经内在于心了，所以一切都要从自己的当下内心做起。西方文化却不一样，西方文化在“轴心时代”发生了一种超越的转化，关注的重心转向了形而上的天国和救赎的神性，对于这些超越的东西你只能期盼，所以信仰就成为最重要的东西。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又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从超越的神性中演变出一些普遍性的原则，比如普遍的人权、普遍的理性法则等，它们仍然具有超越性。
这就是中西方文明在“轴心时代”所发生的重要变革，它们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但是不能说哪条路好，哪条路不好。我在这里只是做了一个客观描述，并不想做价值判断，而且实事上也无法做价值判断，中西方文明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只能各走各的路，不存在谁比谁好的问题。
最后我还想谈一点，就是刚才冯先生与唐先生谈及的黑格尔的“西方中心论”观点。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黑格尔宗教哲学的，我觉得我要替黑格尔要说几句公道话。黑格尔的观点看起来确实是“西方中心论”、甚至是“德国中心论”的。他有一个基本思想，他的四大讲演录，无论是《历史哲学讲演录》、《美学讲演录》、《哲学史讲演录》还是《宗教哲学讲演录》，都是从东方开始讲起，从古代开始讲起，从逻辑上最抽象的阶段开始讲起。我们一般说黑格尔的原则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但是实际上黑格尔是“三统一”，除了逻辑和历史以外，还有一个地理的统一。最高的东西叫做“绝对精神”，它总是从古代开始，从抽象的东西开始，而且还是从东方开始，所以黑格尔的四大讲演录都是从旧大陆的最东边、从中国开始的。黑格尔还有一个观点，那就是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每一个时代都只能由一个民族来独领风骚，引领时代精神。一旦这个时代结束，这个民族也就退出世界历史舞台了。所以黑格尔的历史论述总是由东向西地从中国开始，然后是印度，然后是波斯，然后是埃及，然后是希腊罗马，然后是中世纪欧洲那些国家，最后到英、法、德这些西欧国家。历史哲学讲到普鲁士国家制度结束，宗教哲学讲到德国等西北欧国家的基督新教为止，哲学史讲到黑格尔自己的哲学终结。可见黑格尔最要命的就是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经常指责的黑格尔的保守体系。他的方法（辩证法）是非常革命的，但是他的体系却太保守了，以至于革命的方法被保守的体系给闷死了。但是实际上黑格尔的体系中还是留下了一条缝隙，这条缝隙是什么呢？那就是大西洋彼岸。在英、法、德这些西欧国家的西面，就是大西洋了，在大西洋彼岸，还有美国。尽管在黑格尔时代美国尚未崛起，但是黑格尔已经睿智地意识到美国可能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下一个目标。绝对精神要突破保守的体系，必须向大西洋彼岸进发，所以黑格尔明确地表示美国是明日的希望。
可见黑格尔的体系中还是留下了一条缝隙，他并不满足于绝对精神的停滞不前，历史还得发展，所以他认为美国将是明日的希望。后来的历史发展果然证明了黑格尔的这个预言，今天美国已经开始取代西欧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么，我们不妨顺着黑格尔的思路继续往前推进，如果按照黑格尔的方法论再往下走，大家想到了什么结果？地球是圆的，美国在中国的东方，中国在美国的西方。我们常常把美国叫做西方，其实大家看看地图，我们才是美国的西方。21世纪初，美国人率先做出了战略中心转移，美国人是最敏感的，他们最擅于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全球战略。美国人意识到21世纪将不再属于大西洋时代，而属于亚太时代，所以美国人率先把战略中心转移到亚太地区。而我们在亚太的西边，美国在东边，所以历史发展的方向整个还是向西。即使我们接着“西方中心论”的观点说，按照“西方中心论”，世界的中心最初是希腊罗马世界，即地中海世界，先是东地中海（希腊），然后到西地中海（罗马）。再往后到了中世纪，经过一千多年，向西北方向发展到了北大西洋地区。北大西洋地区包括北大西洋东边的英国、法国、荷兰、德国等，也包括北大西洋西边的美国、加拿大等等，这些国家开始相继引导世界潮流。从20世纪中叶开始，美国成为引领历史潮流者，而美国一边是大西洋，另一边是太平洋，所以美国在21世纪又做了一个转变，它再度把眼光投向了西方，这就是亚太地区。大西洋比地中海更西，太平洋又比大西洋更西，中国也比美国更西，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国际战略还是向西。所以按照黑格尔的历史发展观，绝对精神或时代精神的发展永远都是“向西、向西”，从旧大陆最东部的中国出发，绕了一圈，最后又回到中国。然后由中国引领时代潮流，通过“一带一路”，再重新走向地中海世界。这就是我从黑格尔的保守的体系和革命的方法的矛盾中读出的更深含义。
唐翼明：
赵林教授刚才讲到西方文明的转型，也提到中国的哲学突破。所以实际上已经讲到了二者的差异，我现在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中西轴心文明有什么共同点？
我觉得中西轴心文明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哲学上的“突破”。刚才赵林教授讲了西方的哲学“突破”，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哲学“突破”。例如《庄子·天下篇》评论当时各派的学说，说各家都只是得古人之一体，最后他感叹说：“道术将为天下裂”。刚才冯老师也提了这个话。这就是说，古人的道术本来是一个整体，现在你讲道术的一个面，我讲道术的一个面，他讲道术的另一面。好比同一个师父的徒弟，你带一帮子人，我带一帮子人，他带另一帮子人，几帮子人打官司。原来是整体不分的道术，现在被几帮子人分成了几块，互相指责，互相攻击，“列（裂）道而议，分徒而讼”（《淮南子·俶真训》）。其实这说的就是哲学“突破”，突而破之，裂而议之，所以不仅西方有“突破”，中国也有“突破”。哲学上的“突破”是中西轴心文明的共同点。
作为突破，我们要问的是，它在什么基础上突破，原来是什么东西？它怎么突破？它突破到哪里去？突破以后有什么后果产生，因而使得突破成为一种跃进，一种超越，而且影响以后几乎2000多年的文明史？。如果不回答这些问题，突破就不好谈。各个突破的基础不同，刚才陈浩武先生已经提到，以色列的文明是突破旧约，印度突破吠陀，希腊突破以前诸神的世界，那么中国“突破”是什么东西呢？这个问题，余英时先生在他的近著《论天人之际》中有详细的论述，他认为，中国轴心文明突破的是三代礼乐传统。
所以讲突破要弄清楚文化背景，突破以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新局面，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我认为轴心突破主要表现在人的个人意识的觉醒。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从人、时、地三个方面来讨论。冯天瑜教授谈的基本上是“时”的因素，就是各种条件的具备。如果从“地”的因素来看，我们要问为什么是北回归线35度左右这个范围？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解释，即北回归线35度左右是最适合文明发展的，因为更北的地方太冷，比如说加拿大那么大的国家，面积跟我们中国差不多，可人口才3000多万，很多地方都没有人烟，人都聚不到一块，这样文明就很难产生，也很难发展。又或者像蒙古这样的戈壁草原，人们靠游牧生活，好远好远才有一个蒙古包，这文明如何发展得起来？如果再往南呢，草木茂盛，随便上树就可以摘果子吃，所以热带人都比较懒，因为他吃了果子就饱了，无须努力去追求更好的生活。从地的因素来看，大概只能这样来解释。我觉得最难解决的是“时”的问题，为什么是这个时候而不是别的时候？我只能说偶然性很大，如果有什么必然性在里面，恐怕要请上帝来说明。有句话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啊，你们瞎想些什么？但是有一点，这几大民族在这一个时代具备了这些条件，然后实现了哲学突破、发展了轴心文明以后，别的民族、别的文明基本上没份了，因为这个舞台已经站满了。这倒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看不到第五个轴心文明、第六个轴心文明。对一个民族来讲，时机非常的重要。
有人可能会问：人为什么会寻求突破，从而产生轴心文明？我的解释是，人是一种追求意义的动物，没有意义人活不下去。我们看许多自杀的人，并不是因为缺衣少食，大部分是找不到生命的意义。这些人往往过得不错，家庭还挺富裕的，地位还挺高的，他的问题是对生活充满了疑问，他回答不了自己这个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自己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答案是颇为悲观的。坦白地讲，我会说人生其实没有意义。一个人在宇宙当中是那样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的一个微粒。地球上人有70亿，除了人还有动物，而地球在太阳系里面不过是个微粒，太阳在银河系中又不过是个微粒，银河系在宇宙中也是。从时间上看，人的寿命不过百年左右，而这个宇宙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亿万光年。你说人到底算什么？意义在哪里？但是人偏要追求意义，人没有意义就活不下去。打个比方，人就像蜘蛛，它不能够像兽一样在地上爬，也不能像鸟一样在空中飞，它绝大部分时间要把自己挂在网上，这个网也不是现成的，是它自己织的。人的处境就有点像蜘蛛。人也需要一个网，一个意义之网，一个价值之网，没有这样的网，我们的生命就会在虚空中飘荡，就没有着落，就活不下去。而这个网也不是现成的，是需要我们自己去织的。在这一点上，人甚至还不如蜘蛛，每个蜘蛛都可以结出一张网，而人却不是每个人都能织网，只有少数伟人才有织网的能力。人类的意义之网、价值之网，是一批伟大的“蜘蛛”织出来的。轴心文明其实就是人类结网的时代。几个古老文明，差不多同时出现一些伟大的“蜘蛛”，各自结了一些完整的意义网、价值网，使得我们这些无力结网的普通的“蜘蛛”可以挂在他们结好的网上，从而心安理得活下去。设想我们没有孔孟老庄给中国人织网，我们到底怎么过？到底怎么活？如果不是孔孟老庄，把这些问题说清楚了，而且是非常有逻辑的，有说服力的，那我们真的就会像一个没有网的蜘蛛，无处可挂，无所适从。轴心文明的意义，就在于这几大文明差不多同时出现了一批伟大的“蜘蛛”，结成了相对完整的意义网、价值网。下面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轴心突破，到底突破了什么东西？
轴心突破中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个人意识的形成。意识到人是一个人，意识到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而且努力把人和社会和宇宙打通，使我们成为一体。儒家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的前文明社会，或说轴心突破以前的社会，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三皇五帝，一直到夏商。从周以后，我们进入文明社会。在中国的前文明社会，人是如何认定自己的意义，如何判定自己在宇宙当中的位置，从我们现在读到的古籍来看，人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个体意识，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工具，至少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确切的资料证明当时的人已经具有明确的个人意识。
我是一个人，而且我这个人并不比任何其他人的价值更低，哪怕你是天子，在人这一点上，我也不比你低，这个概念以前是没有的。虽然在轴心时代以后，也不见得大家都有了，但是至少在轴心时代提出了这个概念。从前中国人心目当中，上面有个天，天有天帝，简称帝，也叫上帝。这天帝是一个人格神，就是说他跟人差不多的，他还有个朝廷，叫天庭。大家看《西游记》就很清楚，天上有个玉皇大帝，玉皇大帝下面有一批官僚，跟现实中的朝廷差不多。下面就是人间社会，这个社会的头是天子，这个天子是上面的天帝任命的，这个任命叫天命。上帝说我把这个交给你，你给我好好做下去，如果做的不好，我会把天命收回来，交给另外一个人再做下去。
沟通天帝和人间社会的，是一批当时最有文化的精英，叫做巫觋。地上的王要知道天上的王的意思，例如这个仗可不可以打，就通过巫觋来问。问的方法是在龟壳或兽骨上钻几个洞，拿到火上去烤，烤出一些裂纹。然后由巫觋把这些裂纹勾连起来，据说巫觋就可以由此看出天帝的意思，然后再向地下的王报告，说这个仗可以打。这些在龟甲和兽骨上勾连起来的裂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甲骨文。那个时候沟通天地的人就是巫觋。
巫觋在沟通天人的时候，常常伴随着唱一些咒语，围着篝火跳舞，用来愉神，讨神的欢喜。到了轴心时代，周公在巫觋歌舞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礼乐，即后世所谓“制礼作乐”。这一套礼乐就不再完全是愉神的了，而是以德行为中心，提倡以德行来获得天帝的信赖，以维持天命不变。从依靠巫觋到依靠德行，这个改变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这个进步意义在哪里呢？这意义在于，你别以为老天爷把这个天命给你，你可以肆无忌惮的搞下去，随你怎么压迫人民都行。现在不是了，你还要注意德行，你要实行德政，你如果不实行德政，这个天命，就不会再属于你了。
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周公以及周公以后的人对天命有了新的解释，他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说天帝怎么看待地上的王朝，以前是凭巫觋报告，现在却是根据老百姓的意见来判断。天帝通过百姓的意见来决定是不是继续赋予地上的王朝以天命。然后到了孔子，对于这种三代传下来的礼乐传统，又有新的解释和改造。孔子把周公从德行方面对三代礼乐传统的解释，转到人心方面的解释，即所谓“归礼于仁”。孔子明确地说，这个天命，这个礼乐全部要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如果不仁的话，礼和乐都没有意义。这又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个体意识、个人情感从此就变得很重要了。
陈浩武：
如果说从轴心时代开始，中西方文明就有差异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我们继续讨论第四个问题，就是从轴心时代出现的这个文明差异，在什么样的路径上影响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中西文明的差别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先请冯老师。
冯天瑜：
赵林先生为黑格尔作解释，讲得有道理，黑格尔确乎多次说文明从东方升起，《历史哲学》开宗明义论此，但黑格尔以欧洲、基督教为文明轴心的思想是一目了然的。斯宾格勒、雅斯贝尔斯、汤因比则主文明多元论，是一大进步。我们今天讨论轴心文明问题、东西方文明关系问题，当然是在这一基点向前迈进。
另外，我接着唐先生的问题再简单谈一下。无论在中国、希腊还是印度，轴心文明都经历了一场重大的精神“突破”， 尤其在人的存在意义、人的生活意义方面经历了某种类似的精神觉醒。刚才唐先生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在轴心时代出现几个很伟大的蜘蛛，编织了有关“意义”的蜘蛛网。我就此略作一些引申，关于人的“意义”问题，荀子曾有一段很好的话，他说人虽然力气没有牛大，跑起来也没有马快，但人为什么能够驾驭牛马呢？因为人还有义（道义的义），明白义理是非，具备理性。荀子还说，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何以能超越在某些方面能力很强大的动物，原因是“人能群，彼不能群”，能够建立社会。——当然有些人会说，有些动物是社会动物，比如蚂蚁和蜜蜂，但动物的群体归根结底还是凭本能建立起来的，而人则是通过理性来组建了社会。——这样，人就不仅是生命个体，更是一个社会人。人类之所以强大，之所以能够为万物之灵长，成为宇宙之精华，用哈姆雷特的一句戏剧台词就是：“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首先人要具备个体的独立性，实现个体自由很重要，这一点也是轴心时代所解决的一个问题；但同时人还属于一个社会群体，否则都是单打独斗，也做不成什么事。所以我觉得，轴心时代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解决了人的意义问题，以及与之关联的，人的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
中国古人在群的问题上有许多思考，以群为基础建立社会。汉代以后社会的建立以儒家的“五伦说”为根基，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说”最初由孟子提出，也是轴心时代的产物，成为主宰中国两千余年的社会意识。1898年，在面临“古今中西之变”的大环境下，张之洞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叫《劝学篇》，分《内篇》和《外篇》两部分，核心思想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内篇里面有一篇讲纲常的文字，他认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但有人不同意，写了一本《劝学篇书后》来批评反驳张之洞，作者是香港的两位思想家何启、胡礼垣，我曾做了一个工作，把《劝学篇》和《劝学篇书后》做了一些对比的研究，并附以注释和翻译，后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何启、胡礼垣明确地指出，三纲说并非先秦元典中所有，是在秦汉以后，在专制帝制下形成的观念。具体来说是在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这是在天子的监督下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才开始强调三纲思想。何启、胡礼垣说得非常好，五伦说才是我们的元典精神，先秦儒家、墨家他们都强调五伦，而三纲说则实可称之为“糟粕”。何以说五伦说有别于三纲说呢？三纲说表达的是垂直威权主义的社会关系，是为专制帝制服务的；而五伦说强调的是双向互动的、相互协调的关系。君义臣忠，统治者也要讲道义，“臣”才能够报之以忠心。先秦时期有很多这样的话，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认为如果国君昏暴不义，就不要去追随他。父慈子孝，当长辈的要慈爱，要爱护自己的子女；反过来，当子女的后辈要孝顺长辈。兄友弟恭，当哥哥的要友善对待自己的弟弟，同时，当弟弟的要恭敬兄长。夫义妇顺，夫妻之间也是要相互尊重，朋友之间更是讲双向原则。后来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将“五伦”之精义概括为“相人偶”，即互敬互助，给古人的这一思想很高的评价。“五伦说”即使在今天看，也是很好的东西，但我们现在都没有完全能做到。
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学习西方。他们从古希腊开始就已经出现了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而我们则比较缺乏。——现在有些人动辄把民主制度说成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其实这是不通之论，那些早在古希腊就有了，当然后来有更进一步的完善。民主制度本身当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正如一位哲人所说：民主不是一个好制度，但是相比较起来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我很欣赏这句话。诸如此类，在西方轴心时代就已经产生了的东西，应值得我们学习，当然中国文化中也有许多值得西方学习之处，东西方文化的互动间，应互相学习交流，取长补短。
东西方没有哪一个文化圈的轴心文明是完美无缺和面面俱到的，现在地球已经成了一个“地球村”，互相交流的条件更加便利，已经有些中外学者提出，现在人类文明有可能进入第二个轴心时代，创建第二个轴心文明。我对此抱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虽然有这种可能，现在还相差甚远。——当今社会科技和生产力高度发达，同时又带来很多严重的问题。这要靠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来共同努力。
我就说到这，谢谢大家。
陈浩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