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
摘要：儒家文化，是具有国际性特殊文化现象的东方文化，它影响着中国、日本、越南、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它不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地理等概念，当然更不是政治或经济等实体，但是它又与政治、经济、地理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它，就是一种简单但涵括精神及物质所有领域的文化理念。各国的儒家哲学，是一种近似而又无束缚的文化共同体，它不是历史——虽然它包含了历史，但它还在继续还在发展，它影响着现在——也必然有未来，影响着当代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本文选取了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三个国家，就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儒家文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进行了讨论与思考。
关键词：中国 东南亚 儒家文化 影响
引文：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先进文明的大国，在古代对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往中，一直是处于“文化顺差”的状态。儒家文化作为古代中国的主导文化，也对东南亚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在东南亚的越南、新加坡、马拉西亚等国，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影响依旧十分明显。
儒家文化对越南的影响
越南自古与中国接壤，因受地缘政治的影响，早在秦末南越国建立时就传入了儒学。其后，由于国家政权的倡导，地方官吏的推行，南迁中原士大夫的弘扬，中原移民与当地居民的密切交往以及汉字的输入，儒家文化在越南迅速传播。并且越南与古中国的王朝保持着长久的朝贡关系，儒家文化对越南的影响十分深远。
从越南的黎朝开始,历代帝王都尊孔崇儒,儒学独尊时期到来。“后黎诸帝均崇奉儒学,以儒学作为建国治民的指导思想,作为制定各种典章制度的理论依据,作为全国上下共同遵守的金科玉律。从后黎朝开始,孔子一再被神化,儒学具有某种程度的宗教色彩,实际上几乎被推尊为国教。”[①]
阮朝是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尊孔崇儒在阮朝前期发展到极盛。阮世祖统一越南后,就于嘉隆二年( 1803)开始命令各地兴建文庙,并开经筵以进讲,“自古帝王为治之道,备载于书”,因此帝王“万机之暇,六日一御经筵,命儒臣更直进讲,以知求治之本”。同年,在京城顺化设立国学,全国各营镇置督学,定课士法,审定教条,教学内容全部为儒家典籍。1808年,仿明制,改孔子“文宣王”称号为“至圣先师孔子”。同年,文庙建成,阮世祖亲自率领文武百官于文庙奉祀孔子。阮朝第二个皇帝圣祖明命帝,定乡、会试法三场,改国学为国子监,增设讲堂一、彝伦堂一,并筑左右二学舍, 后来又增建左右学房19 间。明命三年(1822) ,明命帝于文庙春祭时也“亲诣行礼”。1833年,明命帝颁令,置祭酒、司业、助教,并于各城营镇,每府置七品教授一员,每县置正八品训导一员。嗣德年间,建永隆省文庙,除了奉祀孔子和各位贤哲以外,还建有藏书楼,供士子研习儒家学说之用。阮朝特别重视对王位继承人太子及诸皇子的儒学教育,为太子和皇子们规定的教学内容也都是儒家经典。此外,还在全国大力兴办儒学教育。[②]
在近代，由于北方越南受中国大陆极左思想影响，曾一度批判儒学并禁止学习，不过近几年又开始肯定儒学价值并鼓励学习。南方越南则一直推崇儒学，并成立了有多家孔学会和儒学会。“西贡、顺化及大勒各地的大学也设有汉学讲座,顺化大学的汉学院由汉学家主持,以经学为主,词章为辅,培养汉学的专门人才。”[③]1953年越南教育部通令,定孔子诞辰日九月二十八日为“教师节”,将孔子看成是越南的“至圣先师”。这一天,各地举行孔子纪念大会,宣扬孔孟之道，由此可见儒家文化对越南的影响之深。
儒家文化对新加坡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新加坡的影响是十分明显且长远的。今天仍有76%为华人的新加坡，自然不可能找不到儒学背景。《兴建崇文阁碑记》上有：“读孔孟之书，究洛闽之奥，以宏正道宪章文武”——这清楚地反映了19世纪的新加坡对于学习儒家文化的鼓励和提倡。
儒学传入新加坡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世纪。1849年,华商陈巨川在新加坡主办了第一所华文学校“崇文阁”。1854年,他又与其他20人合办了“萃英书院”。该书院碑文云:“我国家治隆于古,以教化为先,设为庠序。”[④]所办的这些华文学校其主要课程都是“四书”、“五经”。学校教育学生要“读孔孟之书,究洛闽之奥”,“宏正道,宪章文武”,“化固陋为文章,变鄙俗为风雅”,从而使“斯文蔚起,人人知周孔之道”,“荒陬遐域皆化为礼仪之邦”。[⑤]自此,新加坡的儒学教育逐渐走向兴盛。
1965年新加坡宣布独立，随着经济腾飞带来的社会生活的高速发展和空前开放，一起带来的还有这背后的极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享乐主义等各种不利于新加坡发展的消极思想，并且这些消极思想在新加坡迅速蔓延开来。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看到了这种倾向，为了持续发展，而不至于把新加坡葬送，我们决定在学校里教导儒家道德课程，以加强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力，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新加坡的领导者认为,儒家学说以孔子的道德体系为中心思想。这套思想体系分两部分:政治思想意识与个人道德行为。我们将汲取孔子有关成为一个君子的道德规范的行为准则,去除不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学说部分,培养君子风范和崇高正直品格的儒家现世道德教育,这就是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儒学。”[⑥]
1982年2月,李光耀宣布在中学开设儒家伦理课程,作为中三和中四学生选修的课程之一。1985年,《儒家伦理》正式出版,新加坡全国各中学通用。至此,新加坡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儒家伦理编写成课本并用于实际教学的国家。[⑦]
自80年代后，新加坡全国上下开始有组织的学习儒家文化至今，并开办了专门研究儒学的机构---东亚哲学研究所，重新认识儒学并研究其现代及现实的作用、价值和功能等，由此也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儒学研究热潮，唤醒了东西方各国学者对儒家文化圈及东方现代儒学道路延续与演变等问题的关注。在新加坡，现在儒学研究及实际应用已经超越中国并赶上日本，向更大更广阔的空间不断发展着。李光耀把新加坡成功的三大因素总结为：第一，是争取成功的强烈意志把人民团结起来；第二，人民刻苦耐劳；第三，是领导人采取现实的态度，使新加坡作出调整，以适应世界经济情况的变化。其中就反映出了儒家传统价值观对新加坡工业现代化及社会进步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马来西亚的影响
华人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27%之多，而且儒家思想确实是长期植根在中国领土以外的这片土地上，有儒家的影响也有孔子的崇拜，但是"化外"的处境毕竟使得当地历史上的儒学影响不可能是学理的层次，也不会像中国那样出现思想史上学派辈出的面貌。严格来说，它只能呈现出儒家文化在不同时期都渗透在不重视儒家学理的常民生活中，而且会以各种面貌在日常的社会环境中呈现，说明它的继续存在与影响，也就是说，儒家文化在马来西亚更偏重于生活化。因此，马来西亚社会长期面对着一种儒家学说和义理探讨不受重视但偏又不容切割的融入群众生活的历史性常态。
历史上的马华族群意识留下了曾受儒家烙印的历史面貌，而儒家影响在这片脱离中华官方儒学控制的土地上也呈现出各种模糊与异化的历史面目。在这一片二百余年来受西方主导的前英殖民地上，渗透在海外华人常民生活中的儒家文化既让人有"礼失求诸野"的感觉，又让人们感受到其中的"化外"滋味。
1800 年在马来西亚建立的槟城广福宫，由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闽粤两帮合捐，这里也许是最早供奉的有孔子像的庙宇。这间主祀观音的庙宇，其早期重修碑记上的捐款人几乎都是周边各地的海商及各社区的会党领袖，他们彼此之间或有分歧、斗争，但在共同的信仰课题上仍力图整合力量，维持神圣的中立与公共性。然而人们并不因为孔子是至圣先师而在庙中将他置于显要的位置。孔子被信徒戴上在他的时代尚未出现的乌纱帽，列于后殿的众神之间，人们多是在拜文昌公的同时才会拜孔子。直到今天，人们还用葱、芹、豆腐拜祭孔子和文昌公，让小孩子在神台底下扮狗爬，希望孩子在孔子和文昌公的保佑下变得聪明、勤劳、头脑像豆腐般柔软。而且，即使在孔圣庙和当地供奉三教圣人的"成化堂"等观庙亦见此俗。从这样一段历史也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社会观念，大家是把孔子当作诸神之一，是掌管读书和考试的，他的位置并不比其他神高。可以说，在会党成员占总男性人口 84.6%的这样一个社会，孔子在大部分百姓头脑之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至于地位有多高，却并不明确。
我们大概可以总结20世纪之前的马来西亚儒学历史以及儒家文化对当地华人社会的影响主要是以生活的烙印为主。只要有华人南来，同时深藏在华人的集体意识与集体潜意识中的儒学就会随着人们的生活体现在新的开拓地，而且也不能不是形成与巩固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的因素。它持续的作为一个构成本土华人族群意识内容的因子，一再地被不同的理解和朝不同的方向采用。
但是，在18世纪之前的当地华人人口是典型的异域开拓社群，其成员亦以超过了学习年龄的成年人居多，他们占马来西亚的人口少数而且有着流动性极强和死亡率极高的特征，他们在西方人的殖民地也无从形成制度的主流，这样的环境本就不易落实儒家文化的传扬。 19世纪中叶之后华人大量南来，固然可以改变人口少量的面貌，但还是同样遇上了人口教育素质普遍偏低以及受到社会环境的限制，使他们不是很完整的接受儒家。而且，在一个以超过学龄的成年男性苦力居多数的社会，因教育程度的普遍低落，以及拳头与地盘对生存的重要，人们可以对孔子拥有他们神话式的认识或者帮会内的诠释，但要把学术研究和义理探讨层次的儒学落实在这些人之间，就一直缺乏可以扎根的土壤。
只有到了 20世纪初，这些在艰苦的生活中保持儒家价值观的人们，才终于受到中华朝廷的注意，要通过教育系统把儒学从小扎根在他们的子弟身上，开始了在马国开展有系统的儒学教育之机会。无奈这样一种以政治权威和皇权意识结合的官方儒学，遇到推动它的是个政治权威正在破产的腐朽皇朝，皇权意识在那时也面对百年未有的来自西方民主范式的挑战。清廷偏在这个时候向着正受西方民主制度冲击的殖民地华人传播儒学，也借儒学强调对其效忠，而清廷自己的表现却差强人意，这正是连累孔子在这一百余年中华百年未有的变局中受到史无前例的攻击的重大原因。此后，有很长一段时期，推广儒学就不见得是主流的声音，在海外变成模糊的族群意识与民族认同因子，又被质疑是否成为了民族进步的绊脚石。我们今天谈论在马来西亚的华人，不能否认历史上当地的华人族群意识受儒家的渗透，但是这种渗透毕竟是不完全而散漫的、非系统性也非制度性的。[⑧]
结论：东南亚地区与中国毗邻，历史上曾不同程度地受到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其境内现有两千多万名华人华侨，约占东南亚总人口的5%，儒家文化在当地华人社会及华人所在国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回顾儒家文化在东南亚的积极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东南亚，它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不奢望儒家文化能够在21世纪的东南亚社会占据文化上的主导地位，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东南亚各国所存在的儒家文化完全能够与当地其他民族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共存互补。相信进过长期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儒家文化一定能够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进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促进作用。
[①] 何成轩著，《儒学南传史》第3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 赵峰著，《儒家文化对越南和新加坡教育的影响》，《兰州学刊》2008年第9期；
[③]杨焕英著，《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第80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版；
[④]贺圣达著，《东南亚文化发展史》第45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⑤]张立文等著，《中外儒学比较研究》第236页，东方出版社1998版；
[⑥]王立礼,魏维贤,朱仁夫著，《儒学国际传播》第1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4年版；
[⑦]赵峰著，《儒家文化对越南和新加坡教育的影响》，《兰州学刊》2008年第9期；
[⑧] 来源：中华国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