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和核科学家之死：新战争的暗黑伦理

　　面孔回望▲被暗杀的伊朗将军苏莱曼尼

　　2020年1月3日，“地狱火”导弹定点“斩首”伊朗将军苏莱曼尼；11月27日，伊朗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遭远程卫星遥控机枪伏击。当新技术的“进步”主宰着战场，战争伦理再度面临危险导向。

　　肮脏的战争并没有远离，不仅如此，它还由于人类技术手段的升级而变得更加“威力巨大”。

　　尽管2020年可谓是人类历史上的多事之秋，新冠疫情暴发、空前胶着的美国大选，都可以算是能写进历史的标志性事件，但从军事的角度而言，苏莱曼尼与法赫里扎德被暗杀同样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这意味着随着新技术的进步，人类的战争能力与战争观念已经有了结构性的“飞跃”。

　　新的战争与新战争规则的时代正在来临，而这一切将对人类社会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且让人忧心。

　　01 “斩首”的精度与准度

　　坦率而言，年初的伊朗将军苏莱曼尼之死与年末的法赫里扎德之死在性质上存在非常明显的不同。虽然同为暗杀，但法赫里扎德之死是一场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这也是至今没有任何国家和机构宣布为之负责的根本原因。而美国针对苏莱曼尼的暗杀行动，伊朗称之为一种战争行为。

　　伊朗之所以说苏莱曼尼之死是战争行为，主要原因或在于：首先，苏莱曼尼作为伊朗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一直在叙利亚指挥军事行动，也长期与美国处于对立的状态。据媒体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突袭美国波斯湾上的舰艇，强迫美国大兵下跪的画面曾经引起美伊的龃龉；其次，苏莱曼尼之死也发生在叙利亚，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的被暗杀是发生在战时、战区之中的；最后，苏莱曼尼之死其实也是近十年来斩首行为作为战争手段不断“升级”“进化”的结果。

　　其实，美军对于斩首战术的应用，早在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期间就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只是当时由于情报传送的延时（大约有半小时的误差），从而让萨达姆屡屡上演人前脚走、美机炸弹后脚到的惊险时刻。而后随着情报技术尤其是大数据技术、信息技术的进步，斩首的精度与准度大大增加，这让美国的斩首战术越发成熟，最后也表现在针对苏莱曼尼的清除之中。

　　02 当“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变得不罕见

　　不管是在现代战争还是在古代战争中，摧毁对方的指挥系统、清除对方的关键人物，一直都是战争各方的梦想。

　　所谓“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一直都是人类战争津津乐道的传奇。但在过去，由于指挥者通常处于严密的保护之中，这种擒贼先擒王的战果通常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然而，在近几十年，随着人类军事手段的进步，在实力存在不对称的交战双方当中，处于优势的一方，利用远程打击能力，猎杀对方的指挥者已经逐步成为一种并不罕见的现象。比如俄罗斯早在1996年就对车臣恐怖武装首领杜达耶夫进行了定点清除。尽管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利用卫星电话的信号，锁定使用者位置，然后发射导弹进行清除的手法，似乎与我们今天普通人用的百度地图、微信共享位置等技术好像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放在24年前，那还是足够令人震惊的。

　　如果说俄罗斯对杜达耶夫虽远必诛的追杀，体现的更多是在一场战争当中对于远程打击、精确定位技术的使用，那么在2004年以后，以色列对于哈马斯高级领导层亚辛、兰提斯的定点清除，则反映了现代战争的结构性变化。即，为了避免传统战争对于平民的巨大伤害造成的政治压力，不少国家越来越需要一种更为精准的准战争模式。

　　说白了，这种模式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优势方战争技术上的优势，也最大限度地绕开了传统意义上劣势方平民伤亡的道德压力。如果说，人类社会在二战以后，由于文明的进步而形成的战争伦理，对强者形成了道义与政治上的重大束缚，那么这种新战争模式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让强者利用技术优势来减负”。

　　03 “肮脏的战争”并没有远离

　　如果说苏莱曼尼之死，还表现出一点优势方对平民附带伤亡的顾忌，以及利用技术进步来回避不必要伤亡的意图，那么法赫里扎德之死则更反映出技术进步让战争伦理堕落的一种危险倾向。

　　不论如何，在伊朗境内针对作为科学家的法赫里扎德的暗杀，都是不折不扣的恐怖主义行径。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法赫里扎德违反了联合国的规定，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法赫里扎德正在成为某场战争的参与者，但由于他的知识、他的工作对利益相关方构成威胁，他就必须被“清除”掉。这种假定的背后，其实是人性的堕落，那就是暴力的使用取决于需要而非正义。也正因为此，没人承认自己策划了对于法赫里扎德的暗杀。

　　在冷战期间，类似对法赫里扎德的暗杀其实不胜列举。一些情报机构在全球范围之内，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而肆意滥用暴力，这种行为被称为“肮脏的战争”。尽管这种行为总有这样或那样迫不得已的理由，但肮脏就是肮脏。令人悲哀的是，在法赫里扎德之死中，我们发现肮脏战争并没有远离，不仅如此，它还由于人类技术手段的升级而变得更加“威力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