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十篇
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篇1
一、美丽动人
晴雯是大观园里丫鬟中最美丽的姑娘。作者把她比喻为“霁月”“彩云”， 其容貌“花月不足喻其色”， 可见晴雯之美。对晴雯的容貌， 作者惜墨如金， 避免正面描写， 而先是用王善保家的 “标致”“像西施的样子”“骚眼睛”“妖妖俏俏”等抽象和带有主观感情成分的字眼向王夫人进谗， 后是王夫人听了王善保家的进谗后， 猛然触动往事， 回忆出“有一个水蛇腰， 削肩膀， 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 正在那里骂丫头， 我的心里很看不上那狂样子。”这两处侧面描写， 使人产生想看看晴雯到底是怎样的美丽的意念。当王夫人听了王善保家的挑唆后， 立刻命小丫头到怡红院把晴雯单独叫来。王夫人一见她钗斜鬓松， 衫垂带腿， 大有春睡捧心之态。王夫人冷笑道： “好个美人！ 真像个‘病西施’了。”此刻， 作者从反面写了晴雯之美。接着， 作者又借凤姐之口来直接赞美晴雯“若论这些丫头们共总比起来， 都没晴雯生得好。”可见晴雯的美是公认的。
二、聪明伶俐
晴雯不仅是大观圆的丫鬟中长得最标致，而且聪明过人。机敏伶俐， 心灵手巧，这些都使她在众丫环中更显可爱之处。王夫人虽对她恨得牙痒痒的， 但也不得不承认她“处处比人强”。如第52 回宝玉的雀金褂子头次穿出去就被烧了一个洞， 偏偏老太太、太太叫他第二天还穿这件， 拿到外面， 所有的织补匠、截缝都不敢接，最后是发着高烧的晴雯“挣命咬牙几个时辰给补好的”。又第73 回贾政突然袭击要在第二天检查宝玉的功课，而宝玉大部分文章都是半生不熟的，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到半夜还没能入睡，三更时分，芳官从外面进来说“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了”，晴雯便急中生智， 要宝玉“快趁这个机会装病只说唬着了”，以便逃避检查， 当上夜的说“想是风摇的树枝儿，错认作人了”， 她便马上反驳： “别放诌屁，你们查的不严， 怕得不是， 还拿这话来支吾， 才刚并不是一个人见的， 宝玉和我们出去有事， 大家亲见的， 如今宝玉唬的颜色都变了，浑身发热，还要去拿安魂药去”， 一个弥天大谎被她轻而易举地编得天衣无缝， 有鼻子有眼的。此处，任何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赞叹一声：好一个能干贤达的晴雯！
三、率真洒脱
晴雯率真的个性在她生活中的一颦一笑中表露无遗。在第五十一回中，晴雯一见麝月出门赏月，为了“唬他玩耍”，竟“仗着比别人气壮，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着小袄，便蹑手蹑脚地下了熏笼，随后出来”作为晴雯这样一个因“身微下贱”而失去了全部自我的少女，能够在毫无人身自由的奴隶地位上毫无掩饰地表现其少女的童真，这种恶作剧较之其他少女就更显得可爱了。最能反映晴雯纯真洒脱个性的事件还是“撕扇子”这一细节。撕扇子之初，晴雯固然存在着赌气的心理，可当宝玉真的将扇子递给她时，晴雯竟“果然接过来，‘嗤’的一声撕成两半，接着又‘嗤’‘嗤’几声。”这里我们不能将晴雯的举动看成是胆大，说成是任性倒更有几分道理，而任性本身就是晴雯任由自己少女本性的率真表现。可当麝月的扇子也被抢来递与晴雯“撕作几半”之后，宝玉晴雯二人的大笑则完全没有了丝毫出气的样子，变成了真正的开怀大笑了。如此精透的性格刻画，让每一个人都看到了晴雯率真洒脱的可爱形象。
四、勇敢反抗
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篇2
[关键词] 红楼文化 文化遗存 旅游开发 南京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会包含有不同程度的文化意蕴,但不是每一部作品，甚至也不是每一部名著都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现象，《红楼梦》就属于可以独立提出“红楼文化”这一概念的少数作品之一。南京是《红楼梦》的故乡，拥有丰富的红楼文化遗存，然目前南京对红楼文化的利用尚出于起步阶段。为获得第一手资料，深入分析南京红楼文化旅的现状及红楼文化旅游的市场需求，笔者设计了《南京红楼文化旅游市场情况调查表》，对南京市民、游客及行业内人士展开问卷调查，并对问卷所得的数据运用Excell和Spss进行了分析。
一、调查研究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1.红楼文化的界定
“红楼文化”是80年代兴盛起来的，涉及面甚广，从园林到饮食再发展到旅游业等等，形式各异，色彩纷呈。在1992年“中国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孙逸先生提出了“红楼文化”概念，他认为《红楼梦》本身具有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独特的文化现象。他认为《红楼梦》研究不能独守学术层面，还要注意到《红楼梦》俗文化层面，如园林、饮食、绘画、旅游等传播过程中的文化现象。这两个层面只有相互促进，才能深化《红楼梦》的研究。杜景华认为，红楼文化实际应属于一种具有特殊内涵的文化概念，是不可以泛泛而论的。然而现实我们实际上把它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象征。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红楼文化”广义地界定为：与《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有关的所有文化现象的综合，包括物质与非物质两个层面。
2.南京的红楼文化遗存
南京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诞生之地。清康熙二年，曹雪芹的曾祖曹玺被皇帝派遣从北京到南京任江宁织造，以后历经祖父、父辈，先后达65年之久。曹雪芹诞生于南京并在此度过了快乐的童年，雍正五年底，曹家被查抄，次年，曹雪芹随家返回北京。晚年“著书黄叶村”，写作《红楼梦》即《石头记》，“于悼红轩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众所周知，“金陵”和“石头”都是南京的别名。由此可见，南京与曹雪芹和《红楼梦》关系之密切是任何一处地方包括北京在内都不能比配的。据南京红学家考证，曹家在南京曾拥有13处房产（共483间），还有做过行宫的花园、作为别墅的小仓山（随园遗址）以及曹家家庙（香林寺）等。正因为如此，南京有充分理由做好曹雪芹和《红楼梦》这篇大文章，大力开发红楼文化旅游资源。从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角度出发，通常将文化分为有形的物质文化和无形的精神文化，南京红楼文化也不例外（见表2）。
二、问卷设计与数据计算
为获得第一手资料，深入分析南京红楼文化旅的现状及红楼文化旅游的市场需求，笔者设计了《南京红楼文化旅游市场情况调查表》，调查内容分三大部分：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学历等；游客对南京红楼文化的了解程度调查，包括了解《红楼梦》的方式，对红楼文化遗迹和相关名胜的了解程度等；南京红楼文化旅游的开发现状与发展方向调查，包括游客对南京红楼文化旅游的现状认知及对未来旅游活动的需求。调查安排在2008年3月8日至18日进行，为期11天，共发放问卷500份，收回475份，其中有效问卷404份，有效率为80.8％。
对404份有效问卷用EXCEL进行数据统计，根据每一选项的选择人数分别计算百分比。
经对比分析后对游客的年龄与红楼旅游的兴趣两个要素，将调查所得的相关数据（见表3）运用Spss进行计算，得到相关系数如下：
r01＝0.6531；r02＝0.9192；r03＝0.7438；r04＝0.8858；r05＝0.3115。其中r01、r02、r03、r04 、r05分别代表20岁以下、20岁～30岁、30岁～40岁、40岁～50岁及50岁以上五个年龄段的游客与参与红楼旅游的兴趣之间的相关系数。
上述相关系数表明：两要素成正相关，其中20岁～50岁游客与参与红楼文化旅游的兴趣之间高度相关，20岁以下游客、50岁以上游客与参与红楼文化旅游的兴趣之间中度相关。虽然临界值检验表明相关系数值的可信度低于90％，但可以看出不同年龄层次的游客对红楼文化旅游均是有兴趣的。
三、南京红楼文化旅游开发现状分析
除拥有丰富的红楼文化遗存，南京文化底蕴深厚，科技资源优势较强，具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丰厚基础。但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南京的红楼文化旅游创意仍存在以下问题：
1.资源丰富，宣传不足，游客对此知之甚少
南京红楼文化遗存丰富，物质与非物质遗存总数不下百处。但24.3%的游客选择了“不知道”，原因在于多数游客对红楼文化遗存并未做过仔细统计。此外，仍有26.2%的游客认为南京拥有“5处以下”的红楼文化遗存，27.5%认为有“5处～20处”，认为有“百处以上”的只有2.2%（如图1）。在石头城、大行宫、乌龙潭等与《红楼梦》相关的地名中，只有石头城知名度较高，知道的游客超过半数，大行宫作为江宁制造府的遗址，知道的游客只有37.4%，甚至有9.4%的游客认为这三者均与《红楼梦》毫不相关（如图2）。可见，绝大部分的资源虽存在却不为人知，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宣传，有多位游客在对“南京目前的红楼旅游存在的问题”一项中除进行选择外，还特别用文字表示“宣传不到位”或“宣传不够”。
2.文化本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游客感知度太低
《红楼梦》与《西游记 》以及大熊猫、福娃一样，都堪称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但与《安徒生童话》在哥本哈根的地位相比较，《红楼梦》在南京缺乏其应有的品牌影响力,绝大多数的人并没有认识到红楼文化对于南京的重大意义。调查的结果显示，只有16.8%的游客认为“红楼文化没有知名度”，而认为“红楼文化距离人们日常生活太遥远”的占到了48.7%（如图8）。可见《红楼梦》这个品牌是有很高的知名度的,然游客的感知度太低。原因在于没有用有效的方式来传播文化,据调查，75%的游客对《红楼梦》的了解是通过电视剧,58.7%是通过看书（如图3）。可见,人们接受一种文化，往往希望通过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对文学本身的深入研究固然重要,但对于旅游,文化必须进行艺术加工,使其通俗化、大众化以后才能让更多人了解和接受它。
3.游客需求较大，但现有的产品数量少且缺乏吸引力
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5.3%的游客表示对红楼文化旅游毫无兴趣或无太大兴趣，29.5%的游客表示对红楼文化比较有兴趣，22.3%的游客表示对红楼文化非常有兴趣（如图4）；87.9%的游客认为红楼文化旅游开发是必要的，其中24%的游客认为是非常必要的（如图5）。可见，红楼文化旅游有很大的市场需求。然而在调查中也发现，33.4%的游客认为现有的旅游产品数量较少，22.5%的人认为现有的产品缺乏吸引力，尽管这两个值并不是很高，但仍可以反映出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不平衡。此外，调查显示到过南京曹雪芹纪念馆、红楼艺文苑和云锦博物馆游客人数略高于北京大观园和上海大观园，这证明南京红楼文化旅游产品是有市场需求的，但现有的产品在量上仍然偏少。
4.参与性体验不足，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南京目前的红楼文化旅游资源，大多是以对文物古迹加以修缮和保护形成的静态旅游资源形式来呈现。而在 “喜欢的旅游项目类型”一项中，51%以上的游客选择了“参与体验型”（如图6）。在“南京目前的红楼旅游存在的问题”一项中，34.4%的游客选择了“可供游客参与的机会太少”。21世纪已进入体验经济时代，旅游也步入了体验旅游阶段，参与性是游客体验的直接体现。随着体验旅游的不断发展，游客的参与体验需求将会越来越明显，然现有的产品体验参与性不足，对游客的吸引力将会大大降低。
5.红楼文化品位较高，然旅游形象有待提升
红楼文化可谓南京的文化精髓，然在区域内能代表、反映这一文化的东西很少。调查结果显示，74.5%的游客认为红楼文化是能够代表南京旅游城市形象的，其中39.4%的游客选择了“一般”（如图7）。这里反映出了问题，人们似乎认为红楼文化是可以成为南京这个旅游城市的形象代言的，然而目前，这一形象并没有很好地被体现出来。在南京的街头，几乎难以见到跟《红楼梦》有关的公众宣传，也难以见到具有红楼意境的日常消费场所，在城市旅游形象的塑造和宣传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6.开发手段落后，经营管理现代化进程较慢
在“南京目前的红楼旅游存在的问题”一项中，34.9%的游客选择了“旅游开发手段太落后”（如图8）。正在建设中的“江宁织造府”将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向市民展示江宁织造府历史、曹雪芹家世历史、《红楼梦》文学艺术等。除博物馆中的专题陈列外，还将常年引进各类艺术展览、文物鉴赏、红楼讲座，常年举办大型情景再现表演，包括康熙南巡情景和云锦服饰变迁艺术表演等。这一信息不仅说明了游客对当代旅游环境的需求，也反映出现有旅游开发手段的不尽如人意。笔者通过对相关人士访谈得知，目前南京的红楼文化旅游景区，大多数还未能实现信息化管理，售票、验票还是靠人工进行，导游方式以人工导游为主，网络营销、数字化管理等的现代化进程较慢。
通过对南京红楼文化旅游开发现状的的实证研究，笔者对下一步的深入研究有如下思考：(1)对南京的红楼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挖掘与整合(2)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将红楼文化大众化(3)运用现代化手段全方位打造、经营红楼文化旅游产品(4)塑造南京的区域旅游形象。
参考文献：
[1]杜景华:八十年代红学研究述略[J].学术交流，1994，6
[2]92中国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纪实[J].红楼梦学刊，1993（1）
[3]严 中:红楼丛话[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4]郑云波:南京概况――邢定康.导游南京[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7
[5]吴新雷 黄进德:曹雪芹江南家世考[M].黑龙江出版社，2003
[6]阿 英:红楼梦戏曲集[M].中华书局，1978，01
[7]王士超 李永田:红楼梦诗词鉴赏[M].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4，01
[8]曹雪芹:红楼梦[M].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10
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篇3
关键词: 2005年 红学研究 研究综述
2005年是红学研究极为热闹的一年,但从学术成果来看,却鲜有真正有重大价值的著述、论文、观点。在文献研究方面出现“草根红学”的新见解,但更多的是一些满足大众猎奇心理、追求轰动效应的奇谈怪论;在文本研究方面大多是对以往观点的重复,缺乏创新;对红学研究及红学史的反观与思考,是该年度红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
一、文献研究
1.索隐派
索隐派研究是本年度的红学热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刘心武的“秦学”研究。
随着“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于2005年4月份在央视《百家讲坛》的播出,刘心武的“草根红学”――“秦学”在红学界掀起轩然大波,也为本年度的社会上的红学热揭开了序幕。此后,刘心武出版《画梁春尽落香尘――刘心武解读〈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10月第2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红楼望月――从秦可卿解读〈红楼梦〉》(书海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三部著作。其主要观点有:①从养生堂抱回来的秦可卿实则是废太子家族的公主;②贾元春揭发了家族藏匿秦可卿,并类似《长生殿》的情节,在逼宫的情况下,皇帝不得不以牺牲她来换取暂时的休战,贾元春成为两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很可能被别人用绸巾、玉帛绞死;③脂砚斋与曹雪芹的关系十分密切,倾向于二人是夫妻关系。
针对刘心武的观点,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
一种是以主流红学家为代表的学者对其观点的批判,指出刘心武的研究是对周汝昌的研究的发挥,认为刘心武在小说中寻证历史的研究方法是错误的,反对将学术研究戏说化、娱乐化。《艺术评论》第10期以“红学界反诘刘心武”为题,数位中国清史和红学方面的权威专家接受采访或撰文,对刘氏的“红学”和“秦学”进行驳斥。如《平心而论刘心武――访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孙玉明》(贾舒颖)、《请告刘心武先生:新索隐派之路走不通――访红学家蔡义江先生》(陈晓红)、《史学需要“证”而不是“悟”――访清史专家张书才》(刘晓真)、《是谁把红学引入不归路?》(吴祚来)。《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也集中发表了一系列对刘心武的探佚研究的批判文章。主要有:《娱乐氛围下的红学论争――刘心武现象之文化探析》(李虹)、《面对“秦学”,我们该思考些什么?》(吴祚来)、《红学的歧路与出路――刘心武“秦学”的理论困境与当代红学方向的选择》(赵建忠)、《与刘心武争鸣的态度、原则和意义》(郑铁生)。《红楼梦学刊》第6期刊登了《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访谈录――关于刘心武“秦学”的谈话》(胡晴),文中三位红学家也不约而同地对刘心武“秦学”进行了严厉批评。
另有一些学者肯定刘心武的“秦学”研究,认为刘心武找到了研究《红楼梦》的突破口,或是维护其研究的话语权。如《红学研究:究竟谁在误导公众》(陈林,《江淮时报》11月9日第10版)、《红学及“×学家”的终结》(朱大可,《中国新闻周刊》11月28日)。
2.考证派
(1)对曹雪芹生平、家世、著作的研究。陈林在其红学论文《破译红楼时间之谜》(2005年发表于网络,2006年出版)及《“一芹一脂大快遂心于九泉”――就〈破译红楼时间之谜〉回应读者驳难》(《中华读书报》,2005年04月20日)中提出:“现存百二回本《红楼梦》为一个有机整体,作者为曹雪芹之父曹”,并就自己论文源起、“清白动机”、论证及写作思路、方法论的运用进行了详细交待。陈林的研究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周思源出面反驳,陈林随后推出答驳难书,这次论争被全文收录于第17期《新华文摘》。
(2)版本研究。本年度在《红楼梦》版本的细节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刘世德的《〈红楼梦〉戬本,一个“新”发现的抄本》(《红楼梦学刊》第6期),通过对戬本的研究,认为戬本的底本的成书或抄缮在程甲本问世的乾隆五十六年之前,程高二人扮演的角色只是整理者、编辑者,而不是续作者。王薇的《〈红楼梦〉德文译本的底本考证》(《红楼梦学刊》第3期)通过对《红楼梦》德文译本的仔细考证,得出德文译本《红楼梦》的底本为程甲本和三家评本的结论。胡文彬的《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试魁手抄〈红楼梦诗词选〉的特别报告》(《红楼梦学刊》第3期)通过对试魁手抄《红楼梦诗词选》的研究,从中发现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的流传过程,而这部抄本不同于其它已发现的十余种早期脂评抄本和近人抄本《红楼梦》,这部抄本证明了脂评抄本《红楼梦》的存在年代和流传的范围。
(3)脂评和评点研究。吴晓龙《“狱神庙”脂评新探》(《红楼梦学刊》第4期)通过对大量材料的考证,认为:脂评中提到的狱神庙建筑在监狱之内,狱神为囚犯、狱卒和狱官共同信仰的公正之神。据此,《红楼梦》已佚的后半部有关“狱神庙”的情节中,宝玉和王熙凤在狱中最合理的身份应是未决犯,其获救或减罪的情节则有很多可能性,不能下绝对的结论。胡晴《〈红楼梦〉评点中人物塑造理论的考察与研究之一》及《之二》《之三》(分别刊登在《红楼梦学刊》第2、3、5期)对《红楼梦》评点中有关人物塑造问题的论述进行考察与梳理,呈现出《红楼梦》评点中人物塑造理论的基本面貌。刘继保《〈红楼梦〉评点的阅读模式》(《红楼梦学刊》第2期)则对《红楼梦》评点的阅读模式进行了考察。
二、文本研究
1.运用传统方法的研究
对文本的传统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体现了一种越来越细化和精化的倾向;二是缺乏新意,多为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续和深化,甚至重复前人观点。
人物研究方面:对次要人物的研究则成为一个热点。如《〈金陵十二钗〉副册、又副册人物读解》(宋子俊,《红楼梦学刊》第1期)、《论〈红楼梦〉中的乳母形象――兼谈古代小说中乳母形象的发展与演变》(刘相雨,《红楼梦学刊》第4期)等。
思想内涵方面:本年度出版了众多“名家”解读《红楼梦》的书籍,但在内容上大多是对其以往论述的重复,很少有新颖的观点出现(有人统计,周汝昌的《红楼十二层》一书收文75则,最少有64则见于作者先前著作)。
在《红楼梦》对传统诗词曲的吸收与借鉴的研究,艺术性研究,以及鉴赏性的研究方面,大多是对前人研究的承袭,基本没有出现可喜的成果。
2.运用西方新理论的研究。
运用西方理论到红学的研究中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本年度对《红楼梦》的研究,已涉及了各种西方理论的运用:比较研究,如《自古红颜多薄命――林黛玉与玛格丽特形象比较》(杨茜,《红楼梦学刊》第1期);美学研究,如《论〈红楼梦〉的后现代美学价值》(周芷汀,《中国文学研究》第1期)等。其他还有运用心理学、叙事学、性别学、文化学等方法来研究《红楼梦》,都为红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但从整体来看,这种研究还是琐碎的、零散的,尚未形成系统性的体系。
3.对红学史的研究
部分学者开始了对红学研究及红学史的反观、总结与思考,这是本年度一个突出的现象。
(1)对研究成果的总结。陈维昭的《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月)细述了红学自诞生以来至2003年的研究历程,并对红学研究的不少问题进行了盘点和思考。《索隐派述评》(李虹,《红楼梦学刊》第6期)从索隐派发展历史入手,以小说的文学功能随时代变迁、社会环境之不同为基线,对索隐派作了整理性的述评。其他重要文章有:《王国维〈红楼梦〉研究的评价与反思综述》(高淮生,《红楼梦学刊》第6期)、《大观园研究综述》(王慧,《红楼梦学刊》第2期)、《25年来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评述》(刘相雨,《红楼梦学刊》第1期)、《伊藤漱平的红学成果》(孙玉明,《红楼梦学刊》第1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登了一系列的红学综述性文章:《20世纪秦可卿研究综述》(崔莹,第6期)、《贾政、王夫人研究综述》(霍彤彤,第4期)、《〈红楼梦〉诗词研究综述》(李萍,第4期)、《〈石头记〉甲戌本研究综述――20世纪〈红楼梦〉版本研究综述之一》(胥惠民,第4期)、《20世纪曹雪芹家世研究综述》(徐军华,第3期)、《20世纪袭人研究综述》(赵静娴,第3期)、《〈红楼梦〉版本及相关问题研究述评》(段江丽,第3期)。
(2)对红学研究的反观和思考。由“草根红学”与主流红学的论争引起的这一层面的文章最多,百家争鸣,切入角度繁多,给红学研究展开了一个更为复杂和广阔的天地。(前文中对于“草根红学”与主流红学论争的研究在此不复赘述。)《红学研究中一般方法与特殊方法之间的关系》(孙伟科,《红楼梦学刊》第3期)认为:考证(特殊方法)和文学批评(一般方法)的关系需要辨析,但这两种方法的使用都必须有助于人们理解《红楼梦》的艺术性;“二书合成论”的观点否定了《红楼梦》是一部结构精严的小说,犯了将小说当作是科学考证对象的错误。《是“繁荣”,还是“泛滥”?――近两年“红学”论著出版一瞥》(任勇胜,《中国图书评论》第12期)从出版学的角度,对近期的红学研究热和红学书籍出版热进行分析,认为当前的出版“盛宴”只是“炒冷饭”,红学书籍出版热的根源在于当代媒体形态的巨变使图书逐渐承载了娱乐和即时性报道的功能,图书的商品属性凸显,出版者更多地考虑经济效益。这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出版的合理结构和秩序。其他主要文章有:《论红学中的“假问题”与“真问题”》(詹丹,《艺术理论研究》第5期)、《索隐、考证与“新红学”的本质――答王平兄兼论红学史诸问题》(陈维昭,《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定性、定量和定位问题》(郑铁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第4期)、《从“自传说”、“典型论”向新批评范式的转换看当代红学发展――百年红学若干个案的考察与反思》(赵建忠,《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第4期)、《从“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传统语言观角度审视红学界“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融通的学术倡议》(薛海燕,《红楼梦学刊》第5期)、《红学:从盐古温到鲁迅》(钟扬,《红楼梦学刊》第4期)、《胡适评红的百年反思》(白盾,《红楼梦学刊》第4期)、《从新、旧红学的论争看红学突破问题――五四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反思之一》(苏芸,《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的回顾与反思》(杜敏,中共中央党校硕士论文)。
4.《红楼梦》的翻译研究
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篇4
关键词：《红楼梦》 人名 命名方式
一、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姓氏产生最早的国家之一。上古同姓不婚，贵族妇女的姓比名更为重要。 《说文解字》云：“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命。” 意思是通过人的形体外貌特征给人命名，在白天相见时可以互相识别，夜晚则需要自报家门。从中可以看出：人名最本质的功能在于区别个体，满际需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人名记录社会文化的发展， 并被打上社会文化的烙印。
二、《红楼梦》人物的命名方式
据统计，《红楼梦》里描写的人物有七百多人，其中有姓名的三百余人。曹雪芹写此书，意在打破传统的思想和写法，所以对人名的拟定也颇费心机。应该说，《红楼梦》人物的命名原则是复杂的，多类型的。
（一）语音方面
1.谐音双关
汉语里有许多同音词，取名采用同音词可造成音在此而意在彼的修辞效果。《红楼梦》中有很多以谐音命名的人物。如“香菱”谐音“相怜”（以及原名甄英莲谐音“真应怜”，后来被改的名字秋菱谐音“求怜”），元、迎、探、惜四春谐音“原应叹息”，卜世仁谐音“不是人”，詹光谐音“沾光”，还有贾雨村谐音“假语存”，霍启谐音“祸起”。小说中的人物，无论男女、地位以及重要性，都可以采用谐音命名。
2.儿化
儿化在汉语中表示细小亲切或者喜爱的感彩。 人名中的儿化是一种爱称，但是也有一定的随意性，未必表示爱。
《红楼梦》中采用儿化命名的多是丫鬟、小厮等地位低下的人物。比如贾珍的小厮兴儿、贾琏的小厮隆儿，还有昭儿、喜儿、庆儿、寿儿、平儿、丰儿等。主人直呼仆人名“×儿”，仆人不可以直呼主人名，也不可以叫主人“×儿”。
（二）文字方面
方块的汉字以表意为主、形声结合。这一特点影响人名文化。
1.同字或同部首命名
贾府是京都的“百年望族”，子女按祖上已排好的行辈次序来取名。第一代，贾演、贾源，属于“水”旁辈，因此他们的名字从“氵”，余下第二至第五代名字分别从“代”（且“代”居中）、从“攵”、从“玉”、从“艹”。即：贾代儒;贾政、贾敬;贾宝玉，贾琏;贾蓉，贾蔷等。除了男性，贾府的四位小姐的名字――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皆从“春”，也是这种命名方式的体现。
2.析字命名
析字，是汉民族独有的一种命名方式。王熙凤的名字便由此得来。“凡鸟偏从末世来”中的“凡鸟”正是繁体字“P”。再如薛蟠之妻夏金桂，其判词“自从两地生孤木”，“两地”即指两个“土”，加上“木”，即为“桂”字。贾迎春的丈夫孙绍祖，“子系中山狼”中的“子系”即是繁体字“O”，暗示其姓。析字命名法不如谐音命名法用得多，但均体现了汉字在命名方式上的魅力。
（三）语义方面
无论是从汉语语音、汉语语法，还是从修辞、汉字的角度来分析人名，都离不开语义的直接或潜在影响。下面列举《红楼梦》中一些典型语义命名的人物。
用来表达人生志向、思想道德倾向的字：如邢（德）全、邢（忠）、林之（孝）、卜世（仁）、贾代（儒）、戴（权）、赵（国基）、贾（政）、余（信）等，多为男性名。
盼望富贵长寿、人丁兴旺的字，如蒋（子宁）、来（旺）、双（瑞）、双（寿）、李（贵）、王（荣）、（兴）儿（喜）儿等，多为男性名。
借动植物取名。贾府第五代为“草”字辈，故命名多从艹。如贾（蔷）、贾（芸）、贾（蓉）、贾（藻）等。动物用字，如谢（鲸）、薛（蟠）、紫（鹃）、春（燕）等。可以看出男性名所用的动物多为大型、凶猛类的，女性名所用动物则温和可爱。
借用自然景象的字，如晴（雯）、茜（雪）、素（云）、麝（月）、引（泉）等。名字有男有女，多半为奴仆。
（四）语法方面
本文中有关《红楼梦》中人名的语法方面，主要指用作人名的语素的结构关系。偏正结构、动宾结构、主谓结构的人名较多，的字结构主要存在于已婚女性的命名中。偏正结构的如宝玉、新登、春燕;动宾结构的如进孝、来旺;主谓结构的如子宁、天佑;的字结构人名通常由“丈夫姓名+家+的”构成，如林之孝家的。
另有一类女性名，它们由“×+哥/姐/官”构成，如巧哥、巧姐、尤二姐、芳官、藕官。《汉语大词典》对“姐”的解释第5项意义为：“女名用字。”实际上，词缀“姐、哥”的来源与同辈亲属称谓“姐、哥”关系密切。二者普遍用于人名见于宋代。男性只限“哥”，女性则“哥、姐”都可。
值得一提的是，《红楼梦》中众多女性的姓名由“夫姓+称谓语”构成，没有独立的名字，如贾母、王夫人、赵姨娘、李嬷嬷、祝妈等。
（五）修辞方面
人物姓名的修辞是作家常关注的方面。《红楼梦》中人物的取名主要用到的修辞格主要有下面几种：
1.双关
《红楼梦》中人名的双关主要指谐音双关，前面在分析命名的语音方面时已大致提过。
2.摹绘
摹绘包括摹状、摹形、摹色、摹味、摹声五种，《红楼梦》中人名所用的多为摹形――描摹视觉看到的形状、样式。如贾宝玉、史湘云，北静郡王名为水溶。丫鬟小厮的名字也采用此方法命名，如晴雯、茜雪、茗烟、墨雨等。
3.比喻
比喻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本体、喻体和比喻词。由于人名的文字非常简单，故本体不用出现。命名者通常假借物名用其象征意义，表达思想感情。《红楼梦》中张若锦、林如海，“若”“如”为比喻词，“锦”（精美的丝织品）、“海”为喻体，表达命名者对被命名者人生的期望。
4.引用
引用指写文章时，有意引用成语、诗句、典故等，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说明自己对新问题、新道理的见解。引用也可以用在人物命名上，《红楼梦》中采用引用命名的人名多引自诗词曲赋。宝钗名取自李商隐“宝钗无日不生尘”，迎春取自刘庭芝《晚春》诗：“寄语同心伴，迎春且薄妆”，探春取自郑谷《巴江》诗：“一枝两枝梅探春”，湘云取自张籍《楚妃叹》诗：“湘云初起江沉沉”，袭人取自陆游《村居书喜》：“花气袭人知骤暖”，黛玉名出自晏几道《虞美人》：“楼中翠黛含春怨，闲倚阑干遍。自弹双泪惜香红，暗恨玉颜光景与花同”。
三、结语
《红楼梦》人物经过作者精心的构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小厮丫鬟，无一不通过名字表达更深层的寓意。人名是一定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折射。它是一个载体，一个袖珍的民族艺术。
注释
？q？ 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0：969-970.
② 许慎.说文解字（上、下）[M].北京：万卷出版公司，2009：305.
③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08-109.
④ 此处指的是除姓之外有两个汉字的名字、无姓仅有两个汉字的名字，以及含有“的”字的女性名，如贾宝玉、锄药、周瑞家的等.
⑤ 邓进.红楼梦女性命名研究[D].西南大学，2009.
参考文献
[1] 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万卷出版公司，2009.
[3]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 胡文彬.《红楼梦》与中国姓名文化[J].红楼梦学刊，1997（3）.
[5] 冯志英.现代汉族人名的语言学阐释[D].天津师范大学，2006：1-34.
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篇5
关键词：当代“红学” 文学工具化 文学性 理论原创
十八世纪，《红楼梦》横空出世，其巨大冲击波绵延不绝，形成“红学”，红学有旧红学、新红学、当代红学之分，当代红学总体而言延续了三大学脉：一是王国维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为代表的跨文化背景下的思想哲学研究；二是胡适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考据学研究；三是俞平伯1922年的《红楼梦辩》为代表的从考据学转向文学本身的研究。尽管胡适后来屡遭批判，但考证之学成果丰硕，而由王、俞开创的两大学脉却衰弱不振，缺乏强有力的嗣响。20世纪是考据学、社会学与文化学为红学研究主流，文学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视、压抑而处于边缘状态。
1976到1979年，随着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红学研究也呈现出逐渐向文本本身回归的变化，学者们的目光逐渐回到了对《红楼梦》文本本身的内容、价值的探讨上，虽然不少红学研究的文章还没跳出中形成的老套路，仍不能完全摆脱运用阶级话语的分析，但较之于时期的“政治红学”，这种研究的回归仍具有其积及意义。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1978年张毕来的《漫说红楼》，1979年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还有1979年台湾罗德湛的《红楼梦的文学价值》。
1980年，俞平伯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国际红学研讨会书面发言：“《红楼梦》可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这应是主要的，而过去似乎说得较少。……至若评价文学方面的巨著，似迄今未见。《红楼梦》行世以来，说者纷纷，称为‘红学’，而其核心仍缺乏明辨，亦未得到正确的评价。今后似应多从文、哲两方加以探讨。”i同年周汝昌的《红学辨义》一文，将红学的范畴归结为“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且坚持红学真正的“本体”是探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谁家的事，即“本事”，认为探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周汝昌的观点引起红学学科范畴的讨论，如1984年应必成在《文艺报》撰文，认为《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研究之外，相反它是红学的最主要内容。这次讨论引发学者们对于文学何以谓之为文学的思考：纯文学，文学性，艺术性，文学与政治、道德、宗教、哲学等文化的关系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红学”回归文学文本研究的呼声渐兴，红学界逐渐趋向文本研究的新的学术宗旨、追求与取向，重新确立文本研究的轴心地位。文学文本研究的思路有三种：传统方法、西方理论、传统与西方之间的摇摆，这三种思路分别存在的一些需要认真思考和仔细辨析的问题，这些问题或许也是中国当代文艺理念创新的问题。
一.传统方法与文学工具化
运用传统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对“红学”作为一门颇具特殊性的学科本身之内涵的反思；其次是对文本的艺术品鉴类研究；第三是用美学的阐释《红楼梦》，这突破了以往单一的社会阐释模式；最后是从艺术研究角度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人物、环境、主题、结构、细节描写等进行探讨。其中以《红楼梦》的艺术品鉴类研究的成果异常丰硕，许多著作都表现出层层深入的剖析，鞭辟入里。如张毕来《贾府书声》（1983年）、薛瑞生《红楼采珠》（1986年）、张锦池《红楼十二论》（1982年）、周中明《红梦楼艺术论》（1980年）、周书文《红楼梦人物塑造的辩证艺术》（1986年）等等。80年代前后的美学研究思潮使美学阐释方法成为红学研究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其中如王朝闻的《论凤姐》（1980年）就是对《红楼梦》进行现实主义美学阐释的一部著作。此后，各种各样的美学方法都被使用起来，如苏鸿昌《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1984年）等。对《红楼梦》的人物、主题、结构等的研究也有不少力作问世。如王志武先生的《红梦楼人物冲突论》（1985年），通过对《红楼梦》情节、高潮和其他诸种矛盾的分析，认为《红楼梦》的主要矛盾不是Z政和贾宝玉绕功名仕进问题而进行的冲突，是王夫人和贾宝玉围绕选择薛宝钗还是林黛玉而进行的冲突。又将围绕主要矛盾冲突的其它矛盾冲突归纳为：背景性矛盾冲突、从属性矛盾冲突、交叉性矛盾冲突、转化性矛盾冲突四种。最后，总结出王夫人和贾宝玉的矛盾冲突的实质是人的生存条件的制约而难以实现的悲剧。作者提出的“钗正黛次说”在2005年5月2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后，人民网、新浪网、学术交流网等多家网站都予以转载。这方面的主要著作还有舒芜《说梦录》（1982年）、吴晓南《“钗黛合一”新论》（1985年）、白盾《红楼梦新评》（1986年）、朱眉叔《红楼梦的背景与人物》（1986年）等等。
1987年以后的红学研究受经济大潮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逐渐体现出经济性、消费性和大众化的特点。在文本研究方面，传统方法的研究仍在继续。首先，红学的学科反思更加成熟、深刻，出现了一批相关的论著，如1989年韩进廉的《红学史稿》、1990年的刘梦溪的《红学》、2002年杜景华的《红学风雨》等。还有一些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作经验来研究《红楼梦》，如王蒙的《红楼启示录》（1991年），即对贾宝玉的形象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红楼梦》的结构研究方面，有张锦池的《红楼梦结构论》（1990年）《再谈曹雪芹的结构学》，从中国古典文化、古典美学来探讨《红楼梦》的小说结构。主题研究方面，有梅新林的《红楼梦哲学精神》（1995年）从儒、道、释三个角度系统分析了《红楼梦》的主题。续书研究方面，赵建忠的《红楼梦续书研究》（1997年）填补了两百年来红学方面关于续书研究的一项空白。还有一些研究者试图摆脱艰深晦涩的学风，把传统的随笔式之灵动融入严肃的学术思索之中，出现一批属于导读式的随笔专著。
对这类研究，当代文论在多大程度上警惕或反思了政治、伦理意识形态的文学工具论思维呢？回到文学文本“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也可能出现李希凡、蓝翎用马列主义研究《红楼梦》，形成“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百科全书说”，并为政治所利用成为席卷全国的思想斗争工具，这就是文学工具论思维模式所导致的。工具论思维模式不仅是把文学作为政治的工具，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服务，也包括将文学作为经济或其他现实功利服务的工具。
文学工具化现象在西方也存在，如布鲁姆认为经典的悲歌在于审美被遗忘，“审美降为了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持诗的完整与纯粹。那些弃绝此目的的‘军团’代表我们传统中的一种倾向，即总是要避开审美领域；如柏拉图的道德主义和亚里氏多德的社会科学。对诗的攻击往往因其对社会福址的破坏而要驱逐它，或者容其苟活但要求它在新的多元文化主义大旗下执行社会净化的任务，在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表象之下，柏拉图主义的古老论题和同样过时的亚里氏多德式社会疗法仍在我行我素。我认为，上述这些观念和一直受困的审美支持者之间的冲突永无竟时。”ii西方的文学工具化与文学审美者构成冲突，这种冲突永远存在、相互对立，从而显现文学的独特性。但是中国并不能构成这种冲突。不同于西方的美善对立，中国的“美善合一”根本就不存在与观念对抗的纯审美，历史轮回上演的是短暂的多元混乱之后，“文以载道”总是一统天下，只是载的“道”变化了而已。“载道”思维的文学工具论一直延续到现在，把文学不当作文学，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问题被忽略。
文学该不该载道、如何载道以及载什么道的问题，学界一直都有讨论，吴炫的否定主义文艺学对“载道说”的分析值得关注：“从‘文以载道’始，一直到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工具化和教化的倡导，对文学的损害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以载道’作为中国典型的文学观已经一无是处了――在我们对‘载道说’的局限进行反思批判的时候，这一点犹为应该注意。这一是因为：由于中国文化精神不相信现实以外的现实，所以文学与政治和道德均在一个现实中，它们的密切关系就是不可避免的――试图建立与政治和道德教化无关的‘纯文学’，在中国可能就永远不切实际。所以批判‘文以载道’，不等于文学与道德等其它意识形态内容不发生关系。”iii那么中国文学究竟是怎样与政治、道德等其它意识形态内容发生关系？中国文学批评又该如何看看待这种关系？当代文论对这些问题应深入思考研究，建构基于中国经典文学载什么道，怎么载道问题的文学理论。
二.西方理论与非文学性批评
运用西方理论对文本进行研究也普遍产生并发展起来，1980年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周策纵的《红楼梦与西游补》、陈毓罴的《红楼楼与浮生六记》、白先勇的《红楼梦对游园惊梦的影响》等一些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这些研究延续了王国维开创的运用西方理论阐释《红楼梦》的学术范式。当时红学队伍大多为古典文学研究家，运用西方理论进行研究总的说来多在局部起作用，有大建树者则嫌寡。
后来随着西方现代后现论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反本质主义等等如走马灯似的在中国理论界轮番上演，运用西方理论来研究《红楼梦》显示出多元化的特点。80年代中后期叙事学方法的引入，在红学研究中也有所体现。如杨义的《中国叙事学》是用叙事学方法结合文化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以《红楼梦》的研究则是叙事方法加上原型方法，还有李庆信等是以专著形式来专门探讨《红楼梦》的叙事艺术。另有不少研究者使用文化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如对《红楼梦》的精神文化阐释，物质文化阐释、制度文化阐释、哲学阐释等等。90年代以来后现代的阐述方法也被用到t学研究上，如林方直的《红楼梦符号解读》（1996年），用符号学来系统地研析《红楼梦》，王彬的《红楼梦叙事》（1998年），用叙事学理论来系统地研究《红楼梦》。关于《红楼梦》的后现代情境、性别文化、解构性质、狂欢化、互文性等各种角度的研究文章层出不穷。
然而这些研究有多少是适合文学本身的呢？很多研究伴随着中国文艺理论界对西方理论选择的热潮而随波逐流，不能抓住真正的文学问题，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红学研究中，而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比如随着文化批评热的兴起，很多学者意识到文学性被文化忽略、排挤问题。曹文轩指出：“大文化批评的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使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大多数研究，只不过是将文学的文本拘来面前为神话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以及各种主义作注解而已。”“大文化批评的最大害处在于：它造成了我们对文学判断力的瘫痪。……大文化批评忽视甚至排挤了审美原则，从而丢失了文学，也丢失了文学性。”iv他认为文学固然包含伦理的、宗教的、政治的内容，但我们应该关注文学“如何表现这些内容”这样的属于艺术本身的问题。
吴炫将反思范围扩大了，“今天文化批评中所蕴含的问题，不仅在过去的社会学批评中存在，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的批评中，也没有被触及。这个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解决从文学的文学性角度来切入文化的问题， 从而也不能区分文学中的文化与文化视野中的文学之不同质。”v他将当代西方文化批评文论称为“非文学性的文化批评”，倡导以文学性为本位的“文学性的文化批评”，进而提出文学性内容并不是形象、情感、风格、修辞、技巧的层次，也不在‘去文化判断’、‘回归原生性的现实’的框架中，而是‘文学突破文化观念束缚’的‘文学性程度’研究。并且他还指出，中西方文学性有差异，也不能用西方文学性理论直接解读中国经典。
如前所述，中国是载道思维一统天下的绝对权威，不存在纯审美与非审美的冲突和对抗，我们没有独立的审美立场批评非审美者“总是会站在高处去思索着相同的体验，如旅鼠般跳下喋喋不休地把文学解释成是阶级体制所催生的。”vi吴炫认为由于中西方理论的逻辑起点不同，拿西方文学理论解读中国经典是错位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一谈文学的文学性，便只能将目光投向西方的‘文学自律的形式批评’和‘纯文学’，以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来理解那种实体性或边界性存在的‘文学性’。当这种‘纯文学’不能在不纯的中国文化现实落根之后，‘文化批评’、‘反本质主义’这些西方后现代文学批评话语，就又作为对‘纯文学’、‘纯粹形式’的话语纠偏而出场。但无论是在西方实体性存在的意义上理解‘文学性’和‘文学本质’，还是在‘反本质主义’的意义上质疑其存在的合法性，其实均错位于‘不破坏整体性又能保持独立性’的‘中国式文学性特性’，更错位于中国文学经典的独创性经验。”吴炫认为西方纯粹意义的文学研究并不适合解读中国经典，即便是审美的、文学性的理论，直接拿来解读中国经典也有隔靴搔痒、盲人摸象之感，因为西方二元文化所形成的“实体性或边界性存在的‘文学性’”不同于中国一元文化的整体性穿透性特质，他从而提出不破坏整体性又能保持独立性的“中国式文学性特性”。因此运用西方现代后现论研究《红楼梦》，有多少研究只是西方某种理论在中国的一阵热潮，因而疏离和隔膜于中国经典和中国文学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三.中国文学性与当代文论原创
第三种研究思路是一些学者意识到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经典的隔靴搔痒，转而又回到中国传统中寻找方法。如刘再复2009年出版的“红楼四书”：《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哲学笔记》《红楼人三十种解读》，就是在海外兜兜转转一圈，发现西方现代后现代的很多理论思潮并不适用于文学，反而遮蔽或消解文学，从而回归中国禅宗“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阐释和解读《红楼梦》哲学思想、文学境界、人物形象、文化内涵。这种悟的阅读方式触动受西方学院派浸染的刘剑梅进行反思：“这些年读了太多西方学院派的著作，中‘毒’太深，几乎离开了文学。不仅是我，而且我还发现我的同事们谈论的都是‘全球政治’，‘第三世界’，‘帝国主义话语霸权’、‘反殖民扩张’等等大概念，似乎也没有真正关注文学的。经过后现代主义的洗礼，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越来越来脱节。……这样一来，文学批评家也就不需要具备任何文学直觉，只要会运用西方理论，即使再差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讲出一番玄玄乎乎的道理。我本来出于对文学的热爱才进了北大中文系，在美国也从事文学教育，但是到了后来只感到困惑和迷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讲述文学话语，还是政治话语。”vii刘剑梅发出感概要找回“重新拥抱文学的幸福”。
刘再复说：“我读《红楼箩》和读其他书不同，完全没有研究意识，也没有著述意识，只是喜欢阅读而已。阅读时倘若能领悟到其中一些深长意味，就高兴。读《红楼梦》完全是出自心灵生活的需要，我把《红楼梦》作为审美对象，特别是作为生命感悟和精神开掘的对象。我终于明白中国文学乃至文化最大的宝藏就在《红楼梦》中，这里不仅有最丰富的人性宝藏、艺术宅藏，还有最丰富的思想宝藏、哲学宝藏。所以我才冒昧地称‘悟’为第三种阅读形态，并给拙著命名为《红楼梦悟》，与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作一对应。”viii刘再复从生命、灵魂的需要出发阅读、体悟《红楼梦》，强调文学本身魅力和价值，这样的阅读值得赞赏，也是经典阅读与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
但是这里仍有两个问题需要思考：一是中国传统文论中哪些是文学性，哪些不是文学性，需要辨析。二是文学性不只是方法论，回归传统方法能不能解决当代文学问题？刘再复从安身立命的灵魂归属感审视西方学院派理论，悟证《红楼梦》，特别是对人物“心灵和性情”的阐释，有很多真知灼见，也是俞平伯所说的从“文艺的范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但是“悟证”作为一种阅读、探讨和写作的方法论，其背后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观、美学观与严羽《沧浪诗话》的“妙悟说”有什么不同。“由于中西方文论命题、概念和范畴的根子在哲学，由于‘意境’、‘气韵’这样的古代文论范畴离开‘玄学’和‘禅宗’就不可能成为文学观念，所以如果我们不从哲学入手对中国古代文化概念进行局限分析和改造，中国任何古代文论范畴就都难以具有‘现代之用’――那种就文艺理论本身来完成现代转换的做法，已被‘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样的只是在‘多年呼唤’所证明其难有实际成效。”也就是说，刘再复是否对“妙悟说”有批判和改造？“悟证”作为不同于“考证”和“论证”的第三种方法论，是否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还是古代一直就有，现在只是将其引入了《红楼梦》研究领域？这个问题刘再复没有明说，或许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刘再复悟读、悟说、悟证《红楼梦》非常精彩，展现了《红楼梦》浩瀚深广的文学意境与魅力，但作为一个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不能创造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仍然只能选择前人的理论进行当代阐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阻碍他向前跨出@一步的原因在于刘再复的思维方式和眼光不是现代的平视，仍是古代的仰视，对待经典的态度不是平视、尊重和创造，仍是仰视、膜拜和学习。
从学术创新、理论创新、理论原创这三种不同程度的创新来说，刘再复式的红学研究仍然处在创新程度不高的学术创新的层面，即用中国传统和西方的既定理论套用《红楼梦》的思维模式，把既定理论作符合时代的新解释，还未达到理论创新（对理论问题进行改造）和理论原创（创造新的理论问题）。吴炫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或坚守传统，或引用西方，或从传统到西方、从西方到传统地徘徊：即不思考原创中国现当代新的文艺理论的问题，而只是选择中西方既有的文艺理论来研究文学文本。“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思潮迭起，常常只能成为不能面对中国自己的文学性问题的“理论自娱”、“批评自娱”，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独创性问题影响力的丧失，就会是历史的必然。”他进而提出“越经典的作品独创性程度越高”的“以独创性为坐标的文学批评方法”，开辟了一条理论原创道路，不失为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原创之范示。
“越经典的作品独创性程度越高”的“以独创性为坐标的文学批评方法”揭示经典之为经典的文学性、独创性问题。文学性即独创性，“所谓独创性问题研究，是要揭示一个作家不可替代的贡献，或者探究作家未能做出此种贡献的原因。”ix《红楼梦》是不是经典以及为什么是经典？《红楼梦》凭什么成为四大名著之首？使其成为经典中经典的原因是什么？相比于其他作品，曹雪芹不可替代的贡献在哪？《红楼梦》的独创性高在哪？独创性程度高的作品具有什么特点？后来的作家如何超越《红楼梦》，创作出独创性程度较高的作品？对于这些问题中国当代文论是否可以做出自己的回答并对作家创作产生影响和帮助，应该是中国当代文论创新和建构的基本目标；基于中国自己的文学问题作出理论创新和理论原创应该是中国当代文论创新与建构更高一级的追求。
注 释
i王国维，胡适，俞平伯，鲁迅等.名家正解红楼梦[M].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ii[美]布鲁姆著.江康宁译.西方正典：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M].第13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4月.
iii吴炫.文与道：百年中国文论的流变及问题[J].文艺争鸣. 2011（01）
iv曹文轩.质疑“大文化批评”[J].天涯，2003（5）.
v吴炫.非文学性的文化批评[J].社会科学战线.2003（2）.
vi[美]布鲁姆著.江康宁译.西方正典：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M].第13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4月.
vii刘再复刘剑梅.共悟红楼.三联出版社.
viii刘再复.红楼梦悟[M].三联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篇6
长久以来，关于《红楼梦》之评论研究，有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有以胡适为代表的作者考证派……在纷繁多样的重围中，王国维与鲁迅的见解独具价值。
王国维与鲁迅都经历过清末民初的国家转型期，也都曾东渡日本留学深造，相似的时代、教育环境却造就了二人不同的文学批评观。下面，笔者就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清之人情小说”一文及各篇杂论为例，从三方面来具体分析王国维与鲁迅对《红楼梦》评论的不同。
一、人物形象来源：集体还是个人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直接阐明了对贾宝玉真实身份的界定：“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可，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这种创新式的观点将红学的研究从传统的索隐、探秘等拘泥的泥潭中拉出，他认为主人公是谁这个问题并非小说实质性问题，“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这种用西方美学的观点来阐述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之创举具有进步意义。鲁迅则认为《红楼梦》中的兴荣衰败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作者亲身经历过世间的人情冷暖，由此推断出这部小说是曹雪芹的人生传记。“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他坚信贾宝玉的经历就是曹雪芹人生的真实写照。鲁迅否定了王国维的观点：“而世间信者特少，王国维（《静庵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笔者认为，王、鲁二人之所以拥有相悖的观点，究其原因是由于思维方式不同。王国维借鉴西方的美学观点，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是复杂化的，作者所构思出的人物并非只是个人的形象，而是时代、社会的缩影。把小说主人公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下并全方位分析人类的共性与人生的状态，这种宏观的思维方式无疑是恰当的。鲁迅对于此问题的见解则稍显不足，他认为《红楼梦》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情真意切，而“真”、“切”的原因正是源于作者的亲身体验，他把贾宝玉身上所有的特质都归于作者曹雪芹一人，而忽略了小说的包容性与虚构性，这种微观思维方式略显狭隘。在这一问题上，王国维的观点更值得借鉴。
二、主题思想：消极避世还是积极进取
纵观《〈红楼梦〉评论》全文，我们不难发现王国维的思想是悲观避世的。他认可叔本华的观念，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望。王国维把世间所有的疾苦都归为欲望作祟。“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对待生活的苦痛，他认为“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他强调“出世”的力量，由此认为《红楼梦》中唯惜春、紫鹃与宝玉三人达到了真正解脱的境界。在民族矛盾异常激烈的清朝末期，这种思想是消极且妥协的，同时也为他日后自尽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而鲁迅则以清醒的民族意识在《红楼梦》中嗅出了反封建、反阶级的气味。他见解独到，从一个毫不起眼的仆人焦大身上看出了反封建的倪端，从而论断出“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个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同时，他把焦大所受的马粪灌嘴的委屈与屈原所受之委屈相提并论：“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将身份卑贱的仆人与受人敬仰的历史伟人并举，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其平等、反阶级的先进思想。在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鲁迅先进的思想觉悟更具有启迪民智与指引方向的意义。
三、艺术价值：世界的还是民族的
在《红楼梦》艺术价值问题上，王、鲁二人的立足点迥异。王国维把《红楼梦》的价值根基深植于西方美学与伦理学的土壤中，他认为《红楼梦》的最大美学价值就在于它的悲剧意义——“彻头彻尾之悲剧也”，进而把《红楼梦》与叔本华所认为的第三种悲剧相连洽，“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红楼梦》算得上是悲剧中的悲剧。同时，他又创造性地认为《红楼梦》在美学与伦理学上的价值是相同的，“美学上之价值，亦与其伦理学上之价值相联络也。”虽有牵强附会之嫌，但也揭示出了人生与艺术的巧妙关系。而鲁迅则认为《红楼梦》真正的价值是突破了以往中国古典小说写作的局限，“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种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以传统小说思维来探讨《红楼梦》价值的方式同样具有重大意义。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二人对《红楼梦》价值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侧重于在世界文学体系中横向探求，一个着眼于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纵向比较，虽不可否认二者的观点都尚有不足之处，但其各自创新之观念也着实为红学开辟了崭新的视界。
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篇7
关键词：红诗；意象；翻译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299-02
一、引言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自1784年成书以来，这本被誉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内，红学——专门就《红楼梦》文本和作者进行考究的一门学科——出现并发展至今；国外，早至1830年，一名英国人在其关于汉诗英解的长文中讲解了两首红诗《西江月》，并随后附上对应的英文译文，从此开启了《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历程。〖JP+1〗《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由此可见一斑；其中占据大量篇幅的诗词曲赋则构成了这篇小说的艺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诗歌语言是一种意象语言，渗透着艺术的魅力。”
《红楼梦》诗词中意象的翻译处理一直为翻译界所探究，诸多学者对两个权威全译本——霍克斯（David Hawkes）、闵福德（John Minford）译本（霍译本）和杨宪益、戴乃迭（Gladys Yang）夫妇的译本（杨译本）——从各种角度进行了解读、评析与比较，其中相当多的学者从归化与异化以及文化差异等的角度分析了两个译本中意象翻译，并认为霍译本在诗词意象翻译处理中未能忠实于原文。本文拟从帕尔默文化语言学的视角对两个译本诗词中具有代表性的龙和凤两个意象的翻译进行分析，探讨他们之间的同与异，以期能得到不一样的启示，为今后红诗意象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参考。
二、意象
帕尔默1996年出版其专著《文化语言学理论构建》，其理论基础是语言和文化研究中的三大传统和认知语言学的结合，并且借用了认知语言学中的“意象”作为其理论的核心概念。在帕尔默文化语言学理论中，语言是有声音的象征符号的游戏，其中的象征符号又是以意象为基础的。意象，既包括人脑中的各种图像，又包括人类通过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和动觉等所获得的经验。意象就来源于所有的这些感觉和体验。因此，拥有不同的经历和文化背景的人所产生的意象会有所不同。
《红楼梦》诗词中意象丰富，种类繁多。其中有植物，例如梅、兰、菊、松、竹、桂等；有现实中或传说中的动物，例如龙、凤、狼、等；有自然物质、现象或景观，例如冰、雪、金、玉等；也有成语、典故、谚语、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例如西子、嫦娥等。其中的龙、凤可谓是具有典型中国文化色彩的两个意象。虽然在中西文化中，都有龙和凤这两种神话动物，但中西方的人在谈起或想到这两个意象时，脑海中所引发的联想是截然不同的。
在中国，龙的形象是九种动物特征的综合——虎须，鹿角，蛇身，鱼鳞，鹰爪等，且具有呼风唤雨，翻江倒海，隐身遁形，腾云驾雾等灵异能力。中国人对龙的崇拜和喜好可追溯至古代，且中国人将自己比喻为“龙的传人”。而凤是百鸟之王，很多时候，被认为是龙的妻子，例如自古，中国就有龙凤配之说；而中国古代，皇帝所坐之椅为龙椅，其妻皇后所戴的帽子被称为凤冠。在中国文化中，龙、凤通常象征着权贵、威严、吉祥；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龙、凤用来形容、装饰与帝王或相关的一切，如龙颜、龙袍、凤邸、凤驾等，且只有皇家及皇亲国戚才能使用任何有这两种动物装饰的物品。
在西方文化里，也有龙和凤，有很多的传说、文学作品以及影视作品都是关于这两种神话动物的。但是，首先在形象上，与中国的龙不同，西方的龙（dragon），脚强而有力，具有行走能力；拥有一副巨翼，赖以飞行；长有尖锐的牙齿，用于撕咬猎物，也可以喷出火焰或电攻击猎物或同类；且喜居山洞或深渊，好收集金银财宝。因而，在西方人眼中，龙是一种凶残的巨型怪物，西方有关龙的传说大多都是描述人类的英雄如何与龙作战，最终成功屠龙的。而西方的凤（phoenix），与龙并无多大联系，是一种源自于古埃及和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鸟，会在自己生命将近的时候自燃，之后一只新的凤凰会在灰烬中诞生。于是，在西方文化中，龙象征着贪婪、残暴、凶狠；而凤则意味着复活和永生。
三、红诗中龙、凤意象翻译
红楼梦第四回用来描述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权势富贵的《护官符》中有一句“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此中的龙王是中国神话中的一个人物，财物丰厚，且掌管东海海域的一切，杨译本中译为“the Dragon King”；霍译本为“the King of the Ocean”。在红楼梦第五回中，《警幻仙子赋》中有一句形容警幻仙子的美妙姿态的诗句：“美彼之态度兮，凤翥龙翔”。杨译本为“ She bears herself like a phoenix or dragon in flight”；而霍译本为“I admire her queenly gait, like stately dance of simurgh with his mate”。随后的《红楼梦曲》之预示王熙凤命运的《晚韶华》中有一句“只这戴珠冠，披凤袄，也抵不了无常性命”。其中的凤袄，是皇亲国戚才可以穿的饰有凤凰图案的服装，杨译本翻译为“phoenix jacket”，而霍译本处理为“robes of state”。再看第十八回中，薛宝钗和贾宝玉两人所做两首省亲颂诗中两句诗。宝钗诗句“高柳喜迁莺出谷，修篁时待凤来仪”中的凤，杨译本和霍译本均翻译成“the phoenix”；而宝玉诗句“秀玉初成实，堪宜待凤凰”中的凤凰，杨译本处理为“the phoenix”，霍译本则为“Bird of Paradise”。
不难发现，在这五个例子中，两个译者对龙、凤两个意象的翻译处理截然不同。杨宪益先生将龙译为“dragon”，凤则统一为“phoenix”；霍克斯先生对每个意象都进行了不同的翻译和处理，他取其意将龙王翻译为“海洋之王”，随后将龙凤对等为波斯神话中的巨鸟和其伴侣，凤袄转换为贵族服饰，以及两处凤凰采用西方凤凰和天堂鸟的译法。乍看，霍克斯先生更多地采用了西方文化中的意象进行替代原文的意象，容易给人造成霍译本有文化侵略意识的误解。再细看，笔者认为霍克斯先生完全理解龙、凤这两个意象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和地位，龙王就是海洋之王；龙凤也确为神话中动物的一对；凤袄是中国皇亲国戚所穿服饰，而西方地位显赫、权高位重的人被称为贵族；凤凰两次做不同处理，不仅意义上没有缺失或不对等，而且体现了英文中避免重复的语言习惯。换而言之，霍译本既保留了原文本中意象的涵义和美，更有助于西方读者的理解和接受。
四、总结
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位译者，前者为中国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其妻戴乃迭女士是一位专攻中国语言文学的英籍翻译家；后者是著名的英籍汉学家，拥有诸多权威且广为人知的汉译英翻译作品，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杜甫诗集英文选译本》。可见，两位译者对红诗中意象及译本中所采用的对等词都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只是在翻译中对不同的对等词不断比较和权衡之后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因而他们的翻译都是合理的。这恰好符合了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中的观点，学者和研究者应该参与到目标文化中，在理解其本土文化模式和语言模式的基础上，去翻译和发言。我们和目标语言人群的经历越类似，我们就越能正确地理解其文化、语言和意象。
参考文献：
[1]江帆.他乡的石头记——百年英译史研究［M］.复旦大学,2007.
[2]周红专.古汉诗词英译的关联观[J].外语学刊,2002,(1).
[3]Cao Xueqin.A Dream of Red Mansions.Trans.Yang Xianyi & Gladys Yang［M］.Beijing:Foreign Press，1977.
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篇8
【关键词】红楼梦；戏曲；西厢记；探析
在中国的传统文体学中，不同文体如诗、词、曲、赋、小说等所表现的文学内容和个人情感是不同的。而明清小说在表现社会生活时常常楔入诗词曲赋，在《红楼梦》中，诗词曲赋和小说叙事主体融为一体，成为表现小说情节的有机部分，是一部“文备众体”的古典小说。小说中有关戏曲的提及和描写对于小说文化意蕴的构成和人物形象塑造、小说情节发展有重要作用。
一、《红楼梦》中的戏曲描写及其特点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伟大作品。它兼备各种文体，据相关研究统计，诗词曲赋及其他各种韵文总计二百余篇，其中诗八十余首，对联二十余副，词十八首，曲十六首。这些具有高度艺术表现力的诗词曲赋等形式的运用，不仅与小说的叙事融为一体，而且对于塑造典型性格、展示人物内心思想、推动情节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
曹雪芹在《红楼梦》描写中大量地穿插了听书看戏的情节。据笔者统计，在《红楼梦大辞典》中，“戏曲”一编里写到的戏曲词语条目多达80余条。从回数上的分布来看，第1回到93回，前后有30回，占全书四分之一中写到的戏曲名目40余种。其中第17-18回、第22-23回、第29回、第54回的戏曲描写尤为集中突出，可以说戏曲穿插其间，甚至以演戏看戏成为重要内容。
第一、买优伶，养戏班。养戏班在宋代就出现了，被称为“家乐”。《红楼梦》中荣宁二府是“钟鸣鼎食，诗礼簪缨”的世族之家，所以逢年过节，喜丧大事，家集宴庆等都是必要摆酒唱戏的。小说第17-18回中，为迎接元妃省亲，喜讯一传出，立即派人南下姑苏去买优伶进行排练。
第二、点戏看戏。第18回写元妃归省，大典之后题诗，然后是看戏。在点戏时提到了《游园》、《惊梦》等八出戏，表演了六出戏；第22回写贾母要为薛宝钗过生日，“便自己蠲资二十两，唤了凤姐来，交与他置酒戏。”生日当天在贾母内院搭了家常小巧戏台，先后点了《西游记》、《刘二当衣》、《鲁智深醉闹五台山》等戏，从这些描写可以看出当时主要的流行戏曲。
第三、谈论戏曲。小说中有多处通过小说人物之口谈论戏曲，并且通过不同人物引用戏文或是戏中人物、故事和诗词典故等。如在小说22回中写宝钗生日唱戏时，林黛玉信手拈来《妆疯》一折戏来讥讽宝玉的得意忘形，使在场的史湘云也笑了。在54回中有一段贾母论戏的描写，通过贾母论戏的描写来说明这位出自名门的老太君看戏着实很多，把《西厢记》、《牡丹亭》等背得烂熟。
二、《红楼梦》中对《西厢记》的提及和描写
《西厢记》是关于崔莺莺和张生的恋爱故事，它起始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后经苏轼、毛滂等人的传播，流于民间，成为民间说唱文学的题材，再到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使崔莺莺和张生两人的恋爱故事广为流传。小说中不仅写了《西厢记》中很多戏曲名目，甚至有时还作为回目，如第23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惊芳心”。据笔者粗略统计，小说中提及《西厢记》书名、人名、诗词名句等达20余处。
首先，对于书名的提及。在第23回中写到《西厢记》（回目）、《会真记》；其次，对于《西厢记》中人名的提及。在第1回和51回中提及红娘，在第2回和35回中提及崔莺莺（或双文），在54回中提到惠明。第三，对于戏名的提及。第49回写到“闹简”，第54回写到“惠明下书”和“听琴”。最后，对于戏词名句的援引和对戏曲的议论。小说中有多处引用《西厢记》中的唱词来展示人物之间的对话。如第23回中宝玉说：“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第26回中黛玉吟“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宝玉对紫鹃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等，这些都是从《西厢记》中信手拈来的现成句子。
小说中不仅嵌入了如此多的《西厢记》中的人物和戏曲名句，还通过人物之口对其进行评议。如在小说第23回中写宝玉在烦闷中偷读《西厢记》，黛玉经过发现后亦拿来读，在宝黛心目中，《西厢记》“真真这是好书”，读后“余香满口”。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西厢记》写情、唱情与《红楼梦》中所写宝玉黛玉之间的恋爱融为一体，并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宝黛产生了共鸣。因此，宝玉不断引用《西厢记》中的戏文来试探黛玉的心迹，而黛玉内心充满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痛苦矛盾，所以亦用里面的戏文表达自己的自叹自怜，倾述自己的春困幽情。
三、《红楼梦》中《西厢记》等戏曲的审美功能
中国古典戏曲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和文化渗透在于戏曲动作化的叙事思维丰满了小说人物形象的可观、可感、可触。戏曲的情感化，即描写人物的真情实感，创造典型的艺术境界，也改变过去的静态描写，从而用动作来揭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以展现人物的内心情态，使小说故事、人物更具美感。《红楼梦》中戏曲描写的审美价值及其功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展现了《红楼梦》时代的风尚。小说写的是世族荣宁二府，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上层社会对戏曲的偏好情景，通过作品中一些人物之口说出贾府和一些王公贵族都养戏班、蓄优伶，使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可以说《红楼梦》的戏曲描写真实而典型地再现了清代前期的时代风貌。
第二、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和环境氛围的渲染。如对于《西厢记》的描写，小说第40回中写黛玉在行酒令时脱口说了一句《西厢记》中的“纱窗也没有红娘报”，当时只是宝钗看了黛玉一眼，并无下文。但到了第42回，宝钗竟由此“教训”了黛玉一番，迫使黛玉大作“检讨”。在情节安排上，前回故事留与后回说，发展了故事情节，完善了故事情节。
第三、通过对《西厢记》等故事的描写来升华小说的主旨。《西厢记》中崔莺莺与张生在爱情婚姻上是处于男女不平等的地位。而《红楼梦》中宝黛的爱情婚姻观是建筑在男女完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宝黛的爱情是双方在生活中不断了解、倾心、自愿决定的。《西厢记》中的爱情婚姻是向现代爱情婚姻发展的萌芽阶段，而《红楼梦》中所写的男女结合则是以共同理想、共同的人生信仰为基础的思想观念。这种变化是《红楼梦》对《西厢记》的继承与发展的结果。
四、结 语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几种文体往往是相互交融、彼此渗透的。《红楼梦》中对戏曲的描写，尤其像对《西厢记》、《牡丹亭》等家喻户晓的古典著名戏曲的引用和融入，使小说在叙事上更简洁精练，更形象具体地传达出人物的思想性格，从而使《红楼梦》得以成为一部内容广博、思想深刻的鸿篇巨著。
【参考文献】
[1]（清）曹雪芹，（清）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胡文彬.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M].北京：中国书店，2005.
[3]冯其庸，李希凡.红楼梦大辞典[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4]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0.
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篇9
一、从情节入手
四大名著规模宏伟，情节曲折。其中学生最为熟悉的当数《西游记》的情节，对于《西游记》的故事情节，他们如数家珍，什么“三打白骨精”“真假美猴王”“巧借芭蕉扇”等等，而对于其他三部名著的情节知之甚少。所以，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应适当穿插一些故事情节，让学生对名著不再陌生。比如，讲述“杨修之死”时，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关于曹操的故事情节，以便更好地把握曹操的性格。
二、从人物入手
四大名著人物众多，但个个有血有肉，鲜活生动。分析《红楼梦》的人物形象时，首先，要给学生列一个《红楼梦》人物关系图，让学生从图中充分地认识到封建社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实。其次，要了解《红楼梦》中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比如，林黛玉生性孤傲，天真率直，与宝玉同为封建社会的叛逆者；王熙凤精明强干，极尽权术机变、残忍狠毒之能事等等。《水浒传》是男同学比较喜欢的一部名著，里面的一百单八将个个仗义疏财、打抱不平，比如，及时雨宋江、黑旋风李逵、豹子头林冲等等，了解这些人物绰号的来历，也能让学生产生浓浓的阅读《水浒传》的兴趣。
三、从语言入手
《红楼梦》的语言简洁形象，但它最大的语言特色是诗词韵文的运用。香菱的三首《月诗》就概括了她苦志学诗的过程。贾府作为百年望族，毕竟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家庭，大观园里又住了一群有文化修养的青年，所以就应有一些相应的文学语言将里面的文化气氛渲染出来。假如《红楼梦》没有这些诗词韵文，又怎能有如此撼动人心的艺术魅力呢？《三国演义》的语言特点用前人的话来说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比如，在“杨修之死”中，作者运用精练的语言刻画了曹操和杨修之间的层层矛盾，不拖泥带水，该详则详，该略则略，用鲜明的语言刻画了人物的性格。《水浒传》的语言具有口语化的特点，这一特点使得它的语言明快、洗练、生动、准确，富有表现力，让学生认真阅读“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节，就能很好地体会到这一语言特色。《西游记》最大的语言特色是想象丰富，诙谐幽默，这可以从孙悟空、猪八戒等人物身上得到充分的展现。
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篇10
关键词：红楼梦诗词艺术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有口皆碑，无人不晓，赢得了“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美誉。无论学识渊博的专家，还是孜孜以求的学子，甚至一些高瞻远瞩的政治家都为之倾倒、折服。这部小说中除了主体描述性文字本身之外，其他如诗、词、曲、赋等，应有尽有，可谓“文备众体”。这些诗词歌赋都是融合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中的，成为故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果略去不看，常常不能把前后文意思弄明白，或者影响到故事情节的完整。特别是那些隐寓人物命运的诗词(判词)以及书中人物创作的诗词，既切合人物的思想志趣、文化素养、性格特征、社会地位，又巧妙地关合他们的身世、经历、命运和结局。这些个性化的诗词是作者塑造典型形象的重要手段，与刻画小说人物的描述性文字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已经深深地融入每个人物的形象之中，以致于割舍某些诗词，就会有损于某个形象的完美。因此，对这方面的探讨有助于加深对全书的理解和评价。
一、托言寓意?
初读《红楼梦》，我们都会发现作者在开篇声明他是“真事隐去”，“假语存焉”，但细心的读者在读完这部古典之后，总能从字里行间探测到“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的意味。因此，我们说《红楼梦》美学思想的核心实是一个“真”字。也就是说它真实地再现生活，成为描绘时代生活的画卷。全书是这样，作为全书有机组成部分的大量的诗、词、曲、赋的创作，自然也是遵循这一美学原则和指导思想的。?
《红楼梦》中的贾府，到了贾宝玉这一代，己经是到了日暮西山的穷途了。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外面的骨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空来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政治集团、家族及其成员之间为权利势欲剧烈争夺，加快了兴衰荣辱迅速转递的历史进程。“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便是这幅时代画卷高度概括的画龙点睛之笔。“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这不光是贾氏家族的命运，也是垂死的封建阶级和他们所代表的反动社会制度彻底崩溃的形象写照。?
而“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则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上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撕下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纱幕。为了夺利争权，封建家族内部，正如探春所说：“个个象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接外甥贾母惜孤女”，林姑爷也认为把女儿送到贾府，“依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可以减少“内顾之优”。谁知这位外祖母，为了封建家族的利益，竟不许林丫头有“那个想法”，说是“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竟活活拆散了天造地设的一对，致使“苦绛珠魂归离恨天”。“花原自怯，岂耐狂飘?柳本多愁，何禁骤雨”?这是多么深刻的揭露，多么严正的控诉啊! 巧姐的《留馀庆》曲子“劝人生济困扶穷。休似俺那爱银钱忘骨肉的狠舅奸兄”，则是揭露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看出封建政治的腐朽，因而也令人看到了封建制度的必然崩溃。
二、以诗写人?
在中国文学中，有些小说也夹入一些诗词赞赋，虽则在形容人物、景象、事件和渲染环境气氛上也有一定作用，但总不如正文之重要。但是《红楼梦》诗词区别于其他小说诗词的重要特色就在于诗中有人，以诗写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一部诗体或诗化的小说。所以《红楼梦》我们就很难说它的诗词不是正文，而是可有可无的闲文。?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只能是感叹身世遭遇的林黛玉发出的哀音;“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恐怕也只有林黛玉才能发出这祥的间话。咏物抒情，恐怕没有谁能比黛玉的身世和气质与更适合的了。“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这不是多愁善感的林黛玉还是谁?“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这不是活画一个情窦初开，渴望获得爱情，而又担心变化莫测，情思绵绵，难以入梦的林姑娘的复杂的情思吗? ?
为了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作者特别重视诗歌的抒情作用。《红楼梦》中的诗词，有的是咏物寄情，《咏菊》诗便是她借花的“千古高风”寄托白己高洁孤傲的情怀;她的《柳絮词》中，“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缝蜷，说风流!”，不但寄寓着她对自己不幸身世的深切哀愁，而且也是那种预感到爱情的理想行将破灭而友自内心的悲愤呼声。除此之外，《葬花吟》，更是咏物寄情的上乘佳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中她以落花自况，表现了她在冷酷无情的境遇中对前景悲观无望哀伤抑郁之情。有的是触景生情。林黛玉这方面的诗词颇多，如《代别离·秋窗风雨夕》便是一例。“日未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下起雨来，秋霖脉脉，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时候了，且阴的沉黑，兼有那雨滴竹梢，更觉凄凉。黛玉不觉心有感，不禁发于章句”:“已觉秋窗秋不尽，哪堪风雨助凄凉”，它已没有《葬花吟》中那种抑塞之气和傲世态度，而显得更加苦闷颓丧。病魔缠身，寄人篱下，触景生情，便自然地发此哀音。?
此外，《红楼梦》的诗词在人物的描写上也特别注意表达人物的思想志趣，使个性特点更加集中与鲜明。常用的方法是托物明志。薛宝钗的《临江仙》中的“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便是她精神志趣的形象写照。《红楼梦》的故事情节发展到此时，眼看“抄检大观园”的决战即将来临，林黛玉的“木石前盟”已经明显地成为败局。薛宝钗通过写《柳絮词》表明了对贾府形势的看法，希望封建主义的“好风”，把她送上更高的“青云”。同是咏月，“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明白地暴露了贾雨村这个政治野心家一心想爬进封建官场，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作威作福的丑恶的理想和志趣。香菱的“精华欲掩料应难，影自娟娟魄自寒”，则表现了她相信自己的才华像月光那样难以被掩盖沉没，透露出她希望跻身于小姐们的“风雅”之林，享受高层次精神生活的愿望，和须眉浊物的贾雨村的志趣真有天壤之差。?
总之，抒情言志，是诗歌的基本特征，也是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曹雪芹把这一优良传统出色地运用到《红楼梦》的诗词中去，集中鲜明地表达了书中人物的个性。?
《红楼梦》中的诗歌，艺术价值是很高的，它的艺术作用也是多方面的。犹如镶嵌在碧海青天里的珍珠和明星，闪耀着夺目的光芒。所谓“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呕心沥血，才在中国文学史上建立了这座伟大的艺术丰碑。本文所提及的，只不过挂一漏万，然窥斑而乃知豹，希望读者能从中探知曹公的用心良苦、富有逻辑的填密思维以及高超的语言驾御能力。???
参考文献：?
[1]曹雪芹.脂砚斋评红楼梦.岳麓书社，,2006年.?
[2]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中华书局，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