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看现在到处是西方文化而且很多人还特别喜欢西方文化？
中国与世界不同在哪无可比拟的持续性、文明传承的有序性现存最古老的文明、大一统性、去宗教化、不崇尚侵略、阶级更富于变动，阶级活力更好、组织的规模、程度、复杂是其他地方难以想象的，远远领先世界的官僚制度、遥遥领先世界的中世纪、由于上面的几点，也导致中国的史料文献最多，并且更可信、
一、无可比拟的持续性、文明传承的有序性，二、现存最古老的文明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文明延续至今。——《哈佛极简中国史》阿尔伯特.克雷格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二者“无间断”。三者“详密”。——《国史大纲》钱穆《全球通史》斯塔里夫阿诺斯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战车兵侵入中国北部时，与他们侵入希腊和印度时的情况不同，没有造成明显的文化中止。中国的发展情况与印度在雅利安人或穆斯林或英国人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不同，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当然，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是，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畜牧经济，相反，是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国化。中国历史的发展则从未被这种地震般的剧变动摇过。尽管整个国家曾多次遭到入侵，并二度为外来皇朝所统治，但这些入侵只是扰乱而非改变中国。中国有史以来经历到的，仅仅是局限于传统框架的皇朝的兴亡递嬗，而非大规模的碎裂和新的开始。中国从未像欧洲在遭到日耳曼人入侵时，或者，像中东和印度在遭到穆斯林入侵时那样，被迫接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变革。无可比拟的中国文明的持续性。
三、大一统性、《全球通史》斯塔里夫阿诺斯印度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是长期的帝国统一间隔以短暂的分裂；而在印度，则恰恰相反——是短暂的统一和长期的分裂。唐、宋之间仅相隔短短半个世纪的分裂，已成为中国以后历史的模式。国家再也没有象在汉朝崩溃以后那样，经历长达数世纪的混乱局面。其原因是，自唐朝起，中国文明规模巨大，根深蒂固，不可能形成长期分裂的状态。如果帝国的统一被西方的多种多样的变化所取代，或许这一文明会变得更富有革新精神，更具有创造力。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时期都存在着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另一方面，儒家世界由于其无与伦比的统一性而与穆斯林世界大为不同。这种统一性的获得，是因为中国在所有领域——文化、政治和军事——内都极其杰出。而且，中国本身还具有任何一个穆斯林帝国都无法与它相比的一种内聚性。类似奥斯曼帝国境内各种巴尔干基督教团体的那种令人费解的少数派集团、类似莫卧儿帝国境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那种宗教不和，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的这种内聚性，并非当时才有的一种新现象从数千年前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起就有了，并一直存在到今天。实际上，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这一事实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它有助于说明中国和日本对西方入侵的反应何以会极其不同。
四、去宗教化、西洋所谓“国家建筑于宗教之上”之观感，在中国则绝无其事。继隋唐统一盛运而起者，有禅宗思想之盛行。禅宗教理，与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态度路径，正有相似处。然西洋宗教革命，引起长期残酷的普遍相互屠杀，而中国则无之者，以中国佛教仍保其原来一种超世间的宗教之本色，不如西洋耶教已深染世法，包揽政治、经济种种俗世权利于一身，因此其教理上之改革，不得不牵连发生世态之扰动也。——《国史大纲》钱穆《全球通史》斯塔里夫阿诺斯中国文明，这个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固然，皇帝也是祭司，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苍天献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职责比起他的统治职责来，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存在于欧亚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也没有与印度史诗相当的东西，因为印度史诗饱含玄学，其内容多与个人的灵魂得救有关。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国王与臣属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现世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又由于中国人在这些世纪里实行一种独特的制度——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任文官——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与这类似的情况在西方或其他任何地方过了二千年才出现。类似莫卧儿帝国境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那种宗教不和，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人在宗教上可能是最不教条主义的。早期去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对他们在那里所遇见的人们互相容忍的态度，都有着极深的印象。他们对中国人允许他们自由地传播福音这一点，又惊又喜。1326年，佩鲁贾的安德鲁主教曾这样写道："实际上，在这幅员广大的帝国，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包括每个民族、每个教派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自由自在地生活；因为他们持有这样一种看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持有这样一种错误观点：人人都能够在他自己的宗教中得到灵魂的拯救。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可自由地、毫无阻碍地传经讲道。"杰出的意大利耶稣会会上利玛窦曾在1582至1610年间居住中国，他对中国人的不好战、不尚侵略和宗教信仰自由也同样大为惊异。他写道：现在，我们对话宗教教派的探讨即将结束。中国人中真正受过教育的那些人最一致公认的见解是，这些…信仰其实可以合并为一，所有这些信仰都是可以而且应该信奉的。当然，在作如此判断时，他们也正在使自己和其他人陷于一个令人魂不守舍的错误，即相信谈论宗教问题的不同方式愈多，对公众利益就愈有好处。（——《全球通史》斯塔里夫阿诺斯）关于佛教虽然佛教在中国获得大量的财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此过程中，它却完全中国化了，同时还十分有助于新儒学的产生。当时，中国家教信仰十分自由，思想极为开放；因而各佛教宗派逐渐形成。就中国文明的全面发展而言，佛教的介入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的确，佛教对中国的哲学、玄学、艺术和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它并不象基督教改造了欧洲社会那样，从总体上改造了中国社会。最后，应该指出，虽然佛教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宗教，但决不是唯一的一个。这块适应佛教的自由土地也适应其他宗教。——《全球通史》斯塔里夫阿诺斯僧人与佛经，特为人生一旁趋，始终未能篡夺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之人生伦理教育而为代兴。隋唐统一政府复建，其精神渊源，明为孔子、董仲舒一脉相传之文治思想，而佛教在政治上，则无其指导之地位。——《国史大纲》钱穆重视现实世界是中国的传统。——《哈佛极简中国史》阿尔伯特.克雷格中国文化不是西方排异的宗教文化——陈先达（中国马克思主义泰斗，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五、不崇尚侵略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欧洲史每常于“战争”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国史大纲》钱穆……如果我们停下来细想一下，这一点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全球通史》斯塔里夫阿诺斯
六、阶级更富于变动，阶级活力更好，七、组织的规模、程度、复杂是其他地方难以想象的，远远领先世界的官僚制度、《哈佛极简中国史》阿尔伯特.克雷格中国阶级比同时期世界其他地方更富于变动，流动性更强。中国汉代的政府比罗马帝国的更有序，更复杂，更称职。不同大陆间的比较是困难的，不过看起来唐代和宋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比同时代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都要好。西方直到19世纪才岀现可与之比肩的德才兼备的官僚体系。《中西古代文明史比较研究》彭顺生：
从直接生产者的地位看,西方的农奴明显不如中国的自耕农高。中国唐朝以前仍有大量的奴婢佃客等对封建国家或封建地主有依附关系的劳动者,但绝大多数劳动者是有人身自由的农民。
中国新兴地主阶级从一开始就放弃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卿世禄制度，而主要以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作为阶级的维系机制。 西方是只有贵族才能占有土地和农奴，也只有贵族才有权担任官吏。
中国地主阶级抛弃血缘关系而主要以土地占有关系来维系, 是这个阶级成熟性的表现；西欧封建主阶级以土地占有关系与血缘关系相结合的方式来维系，则表现这个阶级的原始性。
古代中国建立了很有活力的小农经济和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很先进的郡县制度。这种封建经济结构在中央即在宏观上是髙度集中统一，在地方，即在微观方面，由于土地买卖，地主和农民可以相互转化;农民又可以在自耕农、佃农、流民三阶层中相互转化。这种宏观上控制很严，微观上又很活跃的经济结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封建经济结构,是我国中世纪时期能基本维持大统一局面和对人类作出最突岀贡献的基础。
中国新兴地主阶级政治上的成熟性，使之能够建立起先进的封建经济结构，保证了国家的统一;西欧封建主政治上的原始性，让小国林立，封建混战联绵不断，成了西欧中世纪社会生活的主要政治特征。
中西封建地主阶级文化素养的巨大差异。
尽管中国封建文明非常先进，对人类作岀了非常突出的贡献,但是集中统一专制绝对主义的不断强化，妨碍了封建文明向近代文明的转轨;尽管西欧封建文明很落后，对社会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但是，它仍保存了它那种自然形成而为整个氏族制度所特有的民主性质”①，后来成为资本主义生长的重要条件。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富与贫、贵与贱、爵与职方面的差异，是中西封建地主阶级地位的基本差异。中西封建地主都占有大片土地，以此来占有农民的剩余劳动，因此他们都是富者，不过，这种富者的地位也是有差别的。中国的土地买卖“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任何社会成员购得一定的土地便可成为地主，成为富者;卖掉土地便可排挤出地主的行列，而成为贫者。伴随着部分富者由富降贫的过程，也有部分贫者由贫升富。可以说是“田无常主、民主常居”，富者不能恒富，人无世袭之富。西欧土地不能买,封建主的土地除了被上级剥夺之外，不易丧失土地所有权。富者不易降贫，贫者也难以升富，可以说人有世袭之富。
在中国地主的贵与贱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西方都是贵者恒贵,很少有由贵变贱者。
中国地主的富、贵、爵、职几方面的地位是相对分离的，变化不定的。贵只是富的间接反映。西欧封建主所有权的相对稳定性，封建主富、贵、爵、职几方面的地位是紧密结合的，相对稳定的。贵是富的直接反映。
中西地主都残酷地压迫、剥削农民。所不同者，中国地主主要是经济上剥削农民，政治上剥削农民的权力不属于单个地主，而属于地主阶级的政府。地主和农民之间，原则上可以进行平等的土地买卖，因而两者地位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因此,农民对地主也难形成世袭的人身依附关系。农民本身只是地主获取财富的源泉，而不是地主的私有财产。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 的阶级关系，而无统御与被统御的等级关系。西欧封建主不但是农奴经济上的直接剥削者，也是政治上的直接压迫者，农奴的人身隶属于封建主。农奴即是封建主财富的源泉，也是封建主的私有财产。
中西封建统治富与贫、贵与贱、爵与职以及等级与阶级的不同状况说明，中国地主的阶级地位是不稳定的，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之中；西欧封建主的阶级地位，从国王到大、中、小封建主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稳定的，难以改变的。
中国地主阶级的基本部分的更新是自然更新与社会更新相结合，也可以说是由上而下的吐故和由下而上的纳新两个过程的有机结合。这种新陈代谢形式的优越性在于，土地能基本掌握在有经营能力的人手里，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也使地主阶级能在经常的吐故纳新的过程中，保持其阶级活力，是当时世界上地主阶级最完善、最先进的更新形式。西欧教俗封建主基本上只有自然更新，较少社会更新，因而是一个缺少吐故纳新的排他的闭塞集团。
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从隋唐到明清，成为中国主要的选拔人才的制度。这是世界封建社会史上，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先进的选官制度。
西欧按照习惯，各级封建主的长子世袭其父的爵位和官职，没有建立完整的选官制度。
在中国选拔官吏,家族出生的限制较为宽松，基本上是仕宦之门向全社会开放。“朝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并非完全是梦想。出身贫寒的政治家大有人在。西欧的世官制，却只将仕途限于统治阶级内部，且在集团内部还有等级限制，表现了极端的闭塞性。
此外，中西方官僚变动还存在着大换血与输液的差异。
农民战争实现改朝换代,使官僚集团来一次大换血。农民起义军所到之处往往 “燔烧官府”、“长吏逃亡”，官僚豪强“死者十七八”。许多贪官 污吏甚至“合门遇害”，对腐朽官僚集团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许多农民军领袖人物当上了各级官吏，甚至当上了皇帝。这种大换血式的更新，在西欧是不存在的。西欧各国没有由于农民战争 而改朝换代的。虽然，西欧多次出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情况，但是,官吏仍在贵族的范围挑选。只能视为一种输液式的更新。
马克思指出，“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杰出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同西欧相比，中国封建统治阶级能更多的从被统治阶级中吸收杰出人才。因此，它的统治更为巩固，更为险恶。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西欧却成为资本主义故乡的重要原因。
西欧农奴必须永远为封建主纳租、服役，因而农奴对封建主的人身隶属关系也是世袭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农奴既拥有生产资料，又“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封建主有全权支配农奴，连他们的婚姻也要得到封建主认可;他们所生的子女仍然是农奴。农奴逃亡，主人有权追捕回来。可见，“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使西方贵族掌握了支配农奴的权力。而西方农奴赎身或封建主“解放”农奴是货币地租流行，资本主义关系即将代替封建关系时才发生的现象。
我国自耕农虽然很容易丧失土地，但他们对土地有较充分的所有权，地主也就无权支配他们的人身。佃农耕种的土地是通过租佃契约从地主那里租佃而来的。租佃契约是联系土地所有者与使用者的纽带。随着土地买卖所带来的土地主人的更换和租佃契约的废立，农民对地主难以形成永久性的人身隶属关系。地主也常因佃农拖欠地租等原因而“夺佃”；佃农也可因地主剥削过于苛重而“弃佃”。
在西欧，作为法律上的依附关系，农奴要在领主法庭诉讼、受审判、交司法税等。 农奴可以与农奴结婚，但如与自由人结婚，则须征得领主同意。与西欧相比，中国封建农民尽管在法律上对封建国家和地主都存在着依附关系，但中国封建农民对地主的法律依附关系似乎要比西欧农奴对领主的法律依附关系弱些，这不仅表现在中国的封建农民一般不受地主审判和不向地主交司法税,而且表现在中国农民——不论是自耕农还是佃农，与谁结婚都无须征得地主同意，地主也无权象西欧领主那样把农奴当作财产随意买卖和转让。
如果单纯比较我国自耕农和西欧农奴的生产生活状况,那么，前者发展生产的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都比后者优越
八、遥遥领先世界的中世纪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发达，更先进。——《大国的兴衰》此论断虽然在时间上欠妥，但就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来看，还是正确的。彭顺生《中西古代文明史比较研究》的中篇标题——遥遥领先的中国封建文明，樊树志《国史概要》中:“巅峰状态的科学成就” “商业革命面面观”这两个章节，都指出了中国远远领先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中国在传统农业社会的长历史时间段里，曾经持久地独领过风骚，极盛数千年。——《中国历史通论》王家范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该书及其相关著作由大量中国科学院院士及院长撰写评价或前言。《全球通史》斯塔里夫阿诺斯另一方面，儒家世界由于其无与伦比的统一性而与穆斯林世界大为不同。这种统一性的获得，是因为中国在所有领域——文化、政治和军事——内都极其杰出。中国人在与欧洲发生第一次冲突之后，依然极度自信和独立。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不感兴趣，实质上是19世纪以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的特点；它反映的，不是中国人的偏见，而宁可说是那些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在财富和技术上的优势。中世纪时期，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交流中，通常是捐献者，而不是接受者。的确，早些时候的情况则相反。古代和古典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车轮、辘轱和滑轮，埃及的握杆和曲柄；波斯的风车和小亚细亚的炼铁等，从各自的发源地向四面八方传播。但在公元后的14个世纪中，中国则是技术革新的伟大中心，向欧亚大陆算他地区传播了许多发明从6世纪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到16世纪西方人开始由水路侵入中国，这1000年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的时期。但似乎有悖常理的是，这种稳定性既是好事，又是坏事。说它是好事，是因为在这1000年中，中国社会比世界其他任何社会，向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物质保障和心理上的安全感。说它是坏事，是因为正是这种成就和舒适，使中国虽不是绝对静止，但却相应地保持不变。然而，在这同时，如下章所述，西方由于技术发展早、经济繁荣以及社会、政治等多种因素，正在发生着变化。而所有这些形成一种推动力，最终导致世界性霸权。结果，极为稳定而又保守的中国社会，被西方的不可阻挡的扩张主义弄得四分五裂。但这一点不应抹杀：整整1000年，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遗产的巨大贡献，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商朝的青铜冶铸技术尤其值得注意，它在世界上居遥遥领先的地位。整个欧洲历史上说不清有多少百万农民靠笨拙可笑的犁来耕地，累弯了腰背，消耗了精力，而中国人享用比较有力的耕作方法已有2000多年。与当时中国这个发达国家来比，西方还是个不发达世界。——《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
九、中国的史料文献最多，并且更可信在中国，近代之前的文献记载多于其他任何国家。
中国人是前现代时期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们记录的历史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并旦往往更为准确。——《哈佛极简中国史》阿尔伯特.克雷格中国绵延几千年的编史工作留下了其他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大量史料。——《全球通史》斯塔里夫阿诺斯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二者“无间断”。三者“详密”。——《国史大纲》钱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