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写作”注定是一种“纯思的幻相”
罗兰·巴尔特是法国文学结构主义及符号学的集大成者、法兰西学院第一位文学符号学讲座教授。对于巴尔特的学术影响，美国文艺理论家苏珊·桑塔格在所编《巴尔特文选》中这样评价：“在二次大战后法国涌现的所有思想界的大师中，我敢肯定地说罗兰·巴尔特是将使其著作永世长存的一位。”巴尔特穷其一生都在探究话语、文本和符号的支配力量。受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巴尔特将结构主义方法运用于文学领域，在其经典之作《写作的零度》中提出了“零度写作”这一概念。所谓“零度写作”，是指作者要时刻提防其泛滥的情感“淹没了他的心灵，淹没了他的视野，淹没了他的笔端”，作者应以一种“零度”的情感投入创作中，是一种追求几近“白色”无痕的直陈式文学创作模式，与古典写作力图表现的“文字的现实的客观再现”截然不同。笔者认为，“零度写作”仅有零度可能，注定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文学乌托邦。
零度写作的结构主义背景
结构主义是一种源于索绪尔等语言学家的哲学运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出现并流行于法国，经由维特根斯坦、阿尔都塞、乔姆斯基、福柯和德里达等人的发展和批判，成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潮，“人们把它的产生看成是对存在主义的一种对抗”。在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特里·伊格尔顿看来，结构主义最好被看作既是社会和语言危机的表现，也是对那种危机的反应。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哲学流派，而是那些进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所认可，并共同运用的结构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总称。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哲学思想，20世纪60年代之后逐渐转化为后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独特的语言学思想和研究方法迅速渗透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方面，进一步加速了存在主义的衰落，人们对存在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个人”、“存在”、“自我意识”等概念已经失去兴趣。“60年代以后，‘结构主义的人’取代了‘存在主义的人’。”列维-斯特劳斯强调，结构展示出一个系统的特征，它由几个部分构成，其中任何一个部分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部分的变化。阿尔都塞认为，结构体现为哲学的总问题、总体性原则和总问题的提问方式。在结构主义者看来，存在主义所谓“自我绝对自由”这一主张是极其荒谬的。
由于对“人的移心化”和“结构的系统化”的强调，结构主义一直被视为反人本主义的理论。其实，这种看法是一种偏见。在夏基松看来，结构主义反对的只是萨特式的狭义人本主义，其自身却属于广义的人本主义思潮。解构大师德里达指出，结构主义虽然反对人的主体能动性，但却肯定并强调“人”的语言的内在结构性。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正式拉开了语言学革命的大幕，形式主义观、自律论、语言本体论应声而至，粉墨登场。“言语就是一种包含着更富精神性的构思的时间。在其中，‘思想’通过偶然出现的字词而逐渐形成和确立”。结构主义变化、多元的概括研究方法在文学、语言和社会等领域大显身手。具体到语言场域，结构主义强调语言结构的研究不应停留于表层结构，而应深入到深层结构。
存在主义宣扬“主体自由创造一切”，巴尔特对这一说法感到不满，他从语言学革命中受益良多，试图用结构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替代存在主义这一看法。巴尔特运用结构方法，发现了古典文学文本中“能指”的独立性和自由性，否认“能指”和“所指”的必然联系，自信语言学中的“能指”与“所指”、“共时”与“历时”概念能够将结构主义与其他思维模式区别开来。正是在结构主义的思维背景和持续启示之下，巴尔特提出了“零度写作”这一概念。
从三个维度理解“零度写作”
在巴尔特看来，写作是文学中语言结构与风格之间的另一种现实。写作是一种历史性的协同，是“存于创造性与社会之间的那种关系，是被社会目标所转变了的文学语言，因而是束缚于人的意图中的形式”。
写作是文学的重要功能。巴尔特一再强调，真正的文学写作是零度式的写作。何谓“零度写作”？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一书中作了概要说明：零度是一个音位学概念，即某些语言学家在某一对立关系的两项之间建立了一个第三项，即中性项或零项；所谓“零度写作”，就是不掺杂任何想法，“冷眼旁观爱憎两种”，类似于新闻的直陈式写作。
通过巴尔特的阐释和说明，我们可以发现，他是从与生活绝缘、客观描述和作者的缺场这三个维度，展开对“零度写作”的探析和思考。
首先，“零度写作”自外于生活。“零度写作”倡导文学写作本身不应对现实加以干预和介入，作者应自觉地与生活保持距离。文学创作应主动避免介入繁复的政治，不应扮演一种特定社会的政治功能性角色。如果文学写作与充满各种诱惑的生活纠缠不清，就会失去文学的纯然本色。巴尔特强调，自然万物原本是“自然的”，正是因为人的介入才使其发生变化，变得社会化、“不自然”了。
在“零度写作”看来，失控的情感犹如“脱缰之野马”、“决堤之洪水”，对文学写作是极为不利的。进行文学创作时，作者应为文学写作本身而写作，以“零度”的情感和纯理性思维去写作，做一个彻底的孤独者，“冷眼旁观万千世界种种”，只能是一个加缪意义上的、作为他人生命旁观者的“局外人”，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
其次，“零度写作”追求几近“白色”无痕的客观描述。它要求作者屏蔽任何主观因素，“将澎湃饱满的感情降至冰点”，心无旁骛地观照事实本身，让事实在直陈式的叙述或“客观”描述中呈现最本然的原始意义，“写作绝不是交流工具，它不是一条可供说话的康庄大道”。“零度写作”在创作姿态和立场上，追求绝对的不偏不倚和一种超然的“冷”，拒绝向客观事实之外的任何因素妥协或改变立场。
从形式上看，“零度写作”是只为写作而写作，对一切无关的东西都漠然置之，是一种单色调的、几近“白色”无痕的素描。“零度写作”成功与否，取决于作者与生活世界的远近；距离生活越远，离创作的“零度”就越近。在巴尔特看来，“每一种‘彩色’的写作都充满了主体的意图和动机”。在这种追求“客观”的执念之下，巴尔特意在打破古典写作标榜的“真实”和“自然”的神话。
再次，“零度写作”的写作主体“不在场”。按照零度写作的理解，既然文学写作应自觉地“自外于生活”，“让理性之花升华”，追求纯然的“客观描述”和“中性”立场，那么文学创作的主体作者就是无足轻重的。
在文学作品中，我们无须捕捉作者的影子，也无须去费尽心思揣摩作者的情感意图，因为作者本身就是一个自觉地将自己与世界分离、“将炽热的感情凝淀下来”、冷眼旁观置身事外的“局外人”；“相对于读者而言，在场的是文学写作这种形式，不在场的是作者本人”。当作者的丰沛情感被压抑至冰点之后，其对于文学本身来说也就不重要了。
“零度写作”之零度可能
“零度写作”追求一种绝对纯粹的、超然的、容不得半点情感激荡的文学创作模式。在价值多元、伦理纷争不断、道德话语繁复的现实生活中，这种洁癖似的“零度”追求注定是一种“纯思的幻相”。
首先，文学创作无法自外于生活。文学是社会的镜像，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化再现。文学创作只有“介入”或“干预”到生活中来，向生活全方位开放，其所呈现的逻辑才能与现实生活有效对接。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唤起人们的道德责任感，提醒他们时刻“想象他人别样的宇宙”，“文学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密的对应关系，即文学总要反映现实”。文学向生活靠拢，当然不是一种主动“降格”，而是在寻求文学创作的生命和活力之源。
巴尔特一再强调，真正的文学写作是不及物的、非介入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生活的滋养和观照，文学至多只能是关起门来的自娱自乐，“零度写作”所极致追求的“客观、冷静、从容地抒写”也只能是一种虚空的写作模态。“零度写作”自觉隔离于生活，固然求得了写作的“清净”，保持了写作的清高和孤傲，但同时也截断了文学创作的“生活之流”。这实质上是一种极其另类的理想写作形态，绝然不可能是一种现实的、常规的文学创作模式。
其次，文学创作的意识形态观照和引领不可缺失。文学是知识、情感和价值体系的统一，就其本质而言，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巴尔特所担心的是，阶级写作的后果不可避免地会消除文学语言的一切可能性，而使文学写作本身被异化。然而，文学最终必然要反映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判断，在某种程度上恰恰需要这种合理的表达。巴尔特的“零度写作”试图让文学创作保有“无痕”和“中立”的“零度”本色，这是极其幼稚和天真的幻想。“零度写作”要求文学成为语言的乌托邦，但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来都不存在‘零度’的东西”。
失却了价值的观照和引领，文学创作就犹如一艘航行在“没有航标的海洋上”的船只，终将迷失方向。诚如苏力所说，文学绝然不只是供人们纯粹消遣的精神产品，它在以一种特殊方式对受众进行道德教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零度写作”对文学创作之“零度”的极致追求，无异于水中捞月。
再次，作者赋予文本以艺术生命。文学作品是一种特定的文本，其之所以具有艺术生命和艺术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在作品中投射的文本的图式化结构。这一图式化结构承载着作者充满个性化的情感、意图和价值追求，正是这些个性化的主观因素使得文学作品成为有血有肉、个性饱满、具有艺术生命和艺术价值的文本。
在作者、作品和读者的三维关系中，“零度写作”强悍地抽掉了作者这一重要维度。作者的缺失终将导致文学文本解读的狂欢，作者本欲呈现的真实情感和意图在众声喧哗的文本解构中被无情遮蔽。读者的理解固然不可或缺，但能够赋予文本以艺术生命和艺术价值的人终究还是作者。一旦拒绝作者的创造性情感赋予，那么文字就只能是一堆尚未被“激活” 的死的物质材料，“零度写作”追求的“感情通过文字表达得更深沉、细腻、热烈、作品被赋予生命得以流传”更是无从谈起。
“零度写作”强调作者的“不在场”，极力贬低作者在文学创作中的创造性作用，与姚斯、伊塞尔等接受美学者的主张如出一辙。当文学写作沦为彻底的零度式写作时，文学自身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语言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