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是虚幻的共同体吗？
「虚幻的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知识产权」，虽然这个思想在马恩所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原文中不是说民族问题而是说国家问题的，但是否可以用来研究民族问题呢？请注意「虚幻共同体」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是有区别的。请问，民族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吗？请大家注意本问题是问是不是「虚幻共同体」，不是问是不是「想象的共同体」，请大家切题。
三年后的更新:
“虚幻的共同体”和“想象的共同体”不具有同一性，不是一回事。
“虚幻的共同体”于1845年前后出现，出自《德意志意识形态》，由马克思、恩格斯、赫斯等人合著。
“想象的共同体”则在1983年出现，由本尼迪克特作为书名发表。
所有概念都是人类社会后天建构的，特别是政治学、社会学概念。或者更激进的卡尔·施密特说“所有政治学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民族、阶级这些概念就像人类制造的工具。工具本是不存在的，也没有什么意义，但当人创造并使用它，也就有了工具和其意义。
从这个角度看，“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一次并不是对民族主义的有效解构。原生论和建构论只不过是在探讨民族的形成和起源问题，就算民族是想象起源的又怎么样呢，反正是工具嘛，有用就行了，管他怎么形成的。
而马克思，采取的是诛心的态度。既然民族是一个依靠利益汇集的共同体，那么他就想从利益上瓦解这个概念。从符合论的角度看，特别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民族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是完全不合格的。而后的福利国家制度愈完善，可以说德国作为利益共同体其纽带就愈坚韧。
按照马克思的意思，“民族”和“国家”这种东西，在历史上也一度发挥了极度重要的作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用自由主义的话术就是极度促进了社会总体福利函数的改进。
但是，按照马克思的原则:“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德意志意识形态》
没有什么工具是永远有用的。在极大改变生产关系和地域联系之后，民族这个工具的局限性也暴露出来了。
民族一经创造，就成了业已成真的工具。从这个层面讲它毫无疑问是生存着的。马克思理解的虚幻，指的是民族作为利益集合体的虚幻。
1845年前后的马克思这样看到:
——以下是16年的答案——
在马恩看来，在阶级社会，阶级叙事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叙事方式，除此之外一切的政治团体都是虚幻的存在。
任何政治性团体内，只要存在阶级的分化，都可以被称为虚幻的共同体。因为这个团体所号称的“集体的共同利益”，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团体所进行的一切斗争，也不过是一种虚幻的斗争。“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因为人类社会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民族国家内部各阶级间潜藏着真正的斗争——阶级斗争，各阶级间利益的矛盾是一种决定意义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共同体不过是一时的热血和自欺欺人罢了。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只有不存在阶级分化的原始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是存在（，潜在→实现）“实在的共同体”的。只有实现了人与人的自由联合，人与人的共同利益变得广泛而又真实的情况下，“实在的共同体”才能随之而生。
以上
ps:
虚幻的共同体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是一个实践问题。科学社会主义说民族是虚幻的，阶级是实在的。国家社会主义说阶级是虚幻的，民族是实在的。两者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话术，以政治学的态度我不予评价，政治学研究政治，应该像细菌学研究细菌一样靠近价值中立。而以价值判断的态度，我认同阶级70％民族30％。
德勒兹曾经是如此区分当时在欧洲的左翼和右翼的区别。右翼习惯从历史的旧资料里寻求根据，从事物的原初寻找合法性的理由。
比如民族是存在的吗？根据20世纪的以色列人的说法，在历史从不存在一个巴勒斯坦民族，古代从没有一个民族名为“巴勒斯坦”。而事实是，在二战后，巴勒斯坦无疑正作为一个民族出现。而当以色列人把巴勒斯坦人驱逐出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的时候，当他们奋起反抗时，这个民族就处于一种构建过程中。
用德勒兹的话来说：“真理不是先存的，而是有待创造的……真理的产生需要经过一系列逼真的仿造。”因此，当人们借助历史虚无主义来批评民族是虚幻的不存在的时候，他无疑犯了一个以色列人对于巴勒斯坦人所犯下的类似错误。而这个错误恰恰类似于一个不懂进化论的小学生的问题“人类存在吗？尽管我们在侏罗纪时代并没有发现人类活动的考古学证据。”
民族当然不是天然的，我们不可能在侏罗纪时代找到任何民族活动的依据。但是民族有自己的形成史，他的民族的形成史就是他的民族意识觉醒的历史。当民族意识觉醒后，他的民族史诗就回溯性地构成了推进这个民族运动的一种前进动力。民族是不断生成，是不断运动的。一旦民族作为一种独立的运动出现，他就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当那个决定性的、斗争性的历史事件发生的那一刻起，民族就超越任何呆板僵化的历史，获得他自身的生命力。
对于德勒兹而言，巴勒斯坦人就是一种创造性概念。成为巴勒斯坦人，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成运动，这就是巴勒斯坦人谋求独立，反抗压迫的运动，就是以历史记忆为材料创造一种新的独立精神的运动。在那里，无论曾经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无论曾经是约旦人，还是埃及人，每一个追求独立的现实生活的人们都要求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以摆脱以色列人的宗教和文化专制。因此，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反抗性空间正是在这种激烈的对抗中建立的。而民族正指向这一反抗性空间。无论你承认与否，他都那里存在。
而对于大多数民族而言，民族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对一种集体苦难历史的回忆。当贞德扛起反抗英国入侵者的民族旗帜时，当大革命的群众拥挤进凡尔赛宫，砍掉国王的头时，当义和团开始掀起对抗外族的浪潮时，当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无处游荡时。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反思是显得多么多余啊。因为无论你反思还是不反思，民族的反抗都将在那里！而在所有人们最苦难最受压迫的时候，正是民族作为一个旗帜，让人们放弃过去的自私与偏见，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因此，成为一个民族，就如同缔造一个全新的国家。他用自由、平等与团结这种精神打破了等级、地域和自私的偏见，而这也正是法国人用血与火的大革命留给我们现代人的宝贵的政治遗产。民族意识破坏了一切封建、宗教对人们的束缚，人们只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而共同奋斗。
因此，民族不是一个应该反思的问题，恰恰相反民族永远是一个构造过程中的运动。而我们每一个人能做的，恰恰只能是介入在这个民族的历史运动之中，持续参与到对这个民族精神的构造过程中来。通过不断的斗争，将自由与独立的精神贯入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的深处。
很多大V，最喜欢谈发明民族，认为民族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所以我们应该摈弃民族。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说人类也是发明的呢？为什么不说阶级也是发明的呢？我说这些话，诸位可能不爱听。但是如果我们有理由认为民族是发明出来的，那么没有理由不去怀疑阶级、人类以及其它等等也是概念发明的产物。
当然，你觉得发明这种词不太好听，不够严谨，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哲学点的词，比如“生成”。比如生成女人，生成同性恋，生成异性恋，生成屌丝，生成女权癌。而生成其实就是对于自身所处平庸不堪忍受的困境的一种突破，是在不断重复中对新的差异的肯定。他追寻历史，不是为寻找自己的真实本原，而是不堪忍受那平庸现实的折磨，带着对现实的不满，而不断回溯性的重新创造自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他为自己注入一股生死斗争的真精神，以从旧的枷锁中摆脱出来。所以生成民族不是对自己往昔的对镜自恋式的苦恼哀叹，不是对旧风俗的模仿和再现，而是发明，创造，在一片混沌中开辟新的天地，从旧的阴影中能产生无限生机。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哲学工作者主张回到马克思，回到经典。其实也是同样的意思。并不是因为经典里存在着现成的答案可以为后世人所直接模仿，而是我们总是在不断发明经典，不断发明马克思，我们总是在他的文本中不断漂移，来回反复，在深耕细犁中，总是能找到他们前后矛盾的语言，总是在他们话语的结巴处，停顿处，删涂处，沿着作者思维的断裂处，跳跃处，矛盾处，在读者的纠结处、苦恼处、徘徊处，不断开辟出新的路径，生产出新的内容。用德勒兹的话来说，“一个人可以以想象一个长胡子的蒙娜丽莎一样的方式，去想象一个哲学性地长着大胡子的黑格尔，一个哲学性地剃光胡子的马克思。”而成功做到这一点则莫过于杰出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利奥塔和他的《力比多经济学》，他在书中，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带有女性气质的犹豫不断的马克思。那个名为欲望的马克思，那个陷入在写作与现实问题的苦恼中不断拖延的马克思，那个被马克思主义的盛名所拖累的马克思。而不仅仅是伟光正的革命导师。而这就是反复经典阅读的令人回味之处。在于每次重复都是一种新的体验，新的发明。 而持续的解构与建构运动，就是这一革命不可分开的两面，正如齐泽克对回到列宁这一运动所评价的那样：“重复列宁意味着我们必须将列宁实际所做的与他所开拓的可能性的领域区别开来，进而去发现列宁实际所做的与另一个维度之间的列宁内部的张力，发现‘列宁’那里所具有的超越了列宁自身的东西。”而今天，这正是我们应该对待过去一切旧的革命遗产所应该具有的态度。
同样，古代人的历史也并不是一具被动等待人们研究的实证主义的僵尸。在一切新生的历史运动的创造与驱动下，被创造了的民族也不再是迷信的民族，而是摇身一变成了崇尚理性的民族。被创造的民族不再是等级思想严重的民族，而是摇身一变成了王侯将相皆有种乎的民族。可见一些民族主义的发明并不是完全是消极的，并不是对僵死的尸体的简单模仿，我们也应看到其积极意义。比如在重新发明自己历史的过程中，他不仅仅是建立一种对其他民族的虚荣感，而且也把本民族变得富有蓬勃的生命力和斗争精神！它赋予了传统新的意义，新的内涵和新的生机！
而且难道只有民族是发明出来的吗？难道人类不也是发明出来的政治概念吗？例如在远古时代，部落根本没有人类的概念，他们满脑子幻想自己是野猪、狼或是其他动物的后代。他们用这些动物作为自己的图腾。他们认为这些祖先或保护神赋予了自己不同于其他部落的超自然力量和特质。他们在吃其他部落活人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吃掉同类的羞耻感！当然，无可否认的是，他们与他们的部落图腾其实也是在不自觉地进行一种发明创造活动。而到了现代社会，对于社会底层阶级而言，亦只有受到索雷尔的暴力与神话的感召，底层的工人才能从生产者伦理中得以抽身，方才能从沮丧的工团主义事业中挣扎脱身，他才能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工人成为了政治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要想让革命的种子在底层工人心中发芽，一点形而上学的神话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就像索雷尔所说：“只要群众没有接受神话，人们就可以无休止地谈论造反，而不会引发任何革命运动！”，或换用葛兰西在《狱中札记》的话来说就是：“民间迷信的坚固性’是一定形势的必要因素！”
然而相对于葛兰西诉诸于文化霸权观念，风靡一时的萨特却十分坚持 人是不存在的；认为只有完全通过自己所属的社会，通过驱动他们的历史运动来自我确定的人；如果我们不希望辩证法变成一种神圣的法则、一种形而上学的宿命，辩证法就应该来自于个体，而不来自于某个超个体的整体 所以在莱文对萨特的访谈中，萨特是如此悲观地表示没有永久的同志，未来是无法决定的，谁都有可能在明天背叛革命。事实上，在葛兰西或是索雷尔看到奇迹的地方，萨特只看了虚无！ 难怪连阿尔都塞都会说，意大利有葛兰西，而法兰西能拿得出手的也就只有死去许久的索雷尔。同样面对今天的问题，既然复古的保守主义者能创造一个保守的汉族，为什么代表进步的文化左翼事业不能创造一个进步的华夏民族呢？而今天来看，由毛泽东所重述的大禹治水精神和愚公精神不同样可以重新被赋予那起死回生，重建国民精神的力量吗？最后还是要回扣那个主题，让我们学会重新赋予某些生活中的概念以真实生命力，而不是嘲笑或贬低他是一个伪概念，嘲笑他是虚幻的共同体。如此你收获的也只能是虚荣与怨恨罢了。与其一味贬低民众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不如将民族意识的排外愤懑转化为促进民族新生，追求进步的新的机遇。
人们从来就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对话，概念一旦被放入新的环境，批评充其量也只是为了证明某个概念已经烟消云散，丧失或者获得了某些改变它的的组成部分。那些只评论不创造的人，那些只满足于捍卫消亡了的概念而不懂得赋予它起死回生之力的人，他们是哲学的伤口。怨恨情绪是所有这些讨论者和沟通者的动力……哲学厌恶讨论。哲学总有别的事情可做。——德勒兹《什么是哲学》
我说个实际点的，不知道大家听说过乡村械斗没。早些年还有这种情况，就会为了水源，土地的划分大打出手，甚至闹出人命。没什么道理好讲，可能就是因为天旱，一条河养不活两个村。
村民是虚幻的共同体吗？是利益共同体。没有共同的利益，光靠想象能把多少人凝聚起来？
越相似的人，越有可能存在共同利益。你信不信，当有一天我们带着地球去流浪的时候，球籍也会是我们的共同体。
计算器是没用的工具，因为我现在有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
马恩在讲民族问题时也是这个态度。只有当能够有效运用“阶级”这一更高效的角度、武器时，他们才会讲民族是虚幻的共同体，宗教是精神的鸦片。而在现实中，有太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使“阶级”这一武器不能有效地被人民掌握、运用，那这个时候计算器自有计算器的好处。因此所有成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都不会在实践中忽视民族与民族主义的作用－－无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能在考试的时候把计算器扔一边直接玩手机的毕竟是极少数。
很多人在顺着这句话往下推的时候往往忘记了自己并没有智能手机和电脑，随便扔掉了计算器，转身却拿出了算盘，于是掉进了逆民和虚无主义的大坑里。
哈哈，这个时候就可以祭出“集体意向性”（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的大旗了。
作为“集体意向性”理念的捍卫者，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民族是人们想像出来的共同体吗？是的。那民族实际上是虚幻的吗？不是，民族是实在的。因为有这么一类社会实在，它们存在的原因仅仅在于我们认为它们存在。
当代美国著名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大牛John Searle （也是著名性侵犯罪者）在他的两本关于社会本体论（social ontology）问题的著作《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Making the Social World》中都指出，社会实体（social reality）相较于自然实体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观察者相关性（observer-relativeness）或者意向相关性（intentionality-relativeness）。什么意思呢？简单说来就是，自然界中的实体，比如基本的原子结构，化学式，大生物链，山川河流，生态系统等等，都是本体论上独立于人的意向的。即使是18世纪人们发现水的分子结构之前水仍然是H2O，不会因为人们不认为它是而就不是H2O。但是，货币，婚姻，政府，选举，足球比赛这些社会实体或事实却不同。没有人有意向地承认，相信其存在，它们就不可能存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1787年美国宪法颁布前，美国的联邦政府，总统就是不存在的。而通过“颁布宪法”的行为，人们人为地创造出了诸如政府，宪法，议会等等事物，而正因为我们相信这些社会实体存在，它们才会存在。
而为了说明这么一种人为创造出社会实体的能力，Searle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我的房子有一片花园，然而这个花园同邻居家的花园相连。然后为了做出区分，我某一天在这一大块花园中间用小石头摆了一条线。然后我就跟邻居说”嘿老兄！以后这就是我们两家花园的分界了行吗？“而如果这个时候邻居也答应了的话，Searle认为，那么两家花园中间的”分界线“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就诞生了。但是实际上，花园中间只有用石头摆成的一条线而已，所谓的分界线其实是存在于我和邻居的想象中的。这便是人通过意向创造出新的实体的典型例子。
那么人究竟是怎么通过意向创造出这些社会实体的呢？Searle给出了他认为可行的一套公式，即：
X counts as Y in C (X在C条件下被看作是Y)
其中X是对于我们所要认定的事物的描述，Y是我们要赋予给X的功能状态（status of function），C则是这个赋予所发生的情境，就比如最简单的“货币”，人民币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中国人民银行有意印刷，而在中国境内，它被赋予了“货币”的职能，承担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的功能，所以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名为人民币的纸片在中国境内被看作是货币”。同理还有“天子的正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在周朝礼乐制度下被看作是嫡长子”以及“丈夫在见证下对妻子大声说三遍‘离婚！’在伊斯兰教国家中看作是正式离婚”等等，从中可以看出，没有人们集体性的承认，对于某个功能赋予（the assignment of function）的承诺的遵守，某个相应的社会实体就不会存在。
同样的道理，我们要是对于“民族”这个共同体进行上述还原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它也是能符合“x count as y in c”的公式的。即比如“所有说汉语的，黑眼睛黄皮肤，有xxxx习俗的人在中国被看作是汉族”。而只要我们都集体性地认定了这一点的话，那么“汉族”作为一种社会实体就是存在的。
因从这个角度上说，经典的马克思文本那，不承认民族的存在，认为其要么是彻底的虚构，要么就是资产阶级发明出来的进行统治的工具，的观点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仅就其作为集体意向性的产物这一点而言，“民族”和“阶级”都是想象出来的社会实体，是一种人为的规定，不存在哪个比哪个更加基本，更加客观的问题。因为都是人为的构建。而站在“集体意向性”的维度的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因为至少有一部分的社会存在完全是由社会意识所构造出来的。
参考文献：
Searle, J. R. 1995.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Searle, J. R. 2010. Making the Social World: The Structure of Human Civi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