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道德论文范文
社会道德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道德信用在现代社会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为此，必须认真理解社会道德信用的基本涵义，分析当前社会道德信用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加强社会道德信用建设，培育良好的社会道德信用环境，完善社会道德信用的制度体系，夯实社会道德信用的法律基础。
一、社会道德信用的文化释义
信用一词源于拉丁语Credere，意为信任。汉代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中记载：”信，减也。”信，谓之不欺。信，是指严守信用，兑现诺言。孔子把信作为“仁”的重要表现，要求“敬事而信”，他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按照《辞海》的解释，信用是指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的信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中华民族形成了重诺言、守信义的道德传统，留下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大丈夫一言九鼎”、“言必信、行必果”之类的美谈佳话。《大学》中主张以“诚意”立五常，认为“减”是不自欺、内心和外在行为合一的道德修养境界。这里所讲的“诚意”即是“五常”中的“信”。纵观我党领导人关于诚信的论述，更是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的诚信美德，进一步丰富了诚实守信的内涵，把诚实守信提高到党的建设高度上来认识。同志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实质上就是诚实守信的一个高度概括。邓小平同志也反复强调：“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同志也明确指出：“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健康发展。”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强调，“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同时，又在“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中再次明确提出“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要求。由此看来，从古至今，信用一直是人们相互交往的重要准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牢固基石。
在今天，社会道德信用同样是人们在交往中由一定的约定、承诺、誓言等引发而形成的一种伦理关系、原则及其相应的品行，它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信用，也包括政治方面和人际交往方面的信用。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约定，无论是书面的契约还是口头的承诺，都形成了一种信用伦理关系，并内含了信守诺言、履行契约、诚实不欺等的道德要求。作为一种伦理关系，社会道德信用的特性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道德信用的行为主体具有责任性。社会道德信用是行为主体出于道德义务对合同、约定或许诺的自觉践履，表现为行为主体在约定前、履约中的责任感。有道德信用的人，能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去践行社会义务，遵守社会秩序，恪守社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信仰科学理论和追求社会的共同理想，并始终将自己纳入社会环境之中，表现出积极向善、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体意识。
社会道德信用的作用过程具有意识性。道德信用在其践履的过程中，时常会冈某些因素的变故而增加承诺实现的困难。在此情况下，如果当事人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和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就会克服困难，勇于担当责任和兑现自己的诺青，积极履约。因此，行为主体道德意识的支持是维持良好信用关系不可或缺的因素。
社会道德信用的实现方式具有自律性。道德信用发挥作用的最终因素取决于个人是否形成了具有社会正义性的价值观、荣辱感和道德良知。它不是停留在市场体系的规则、社会奖罚机制等外部力量制约的他律，而是通过价值认知、荣辱感、信念、良心等内部力量形成的具有主动约束性的自律。人们惟有出于对信用的内心信仰，并把它融人自己的价值体系中，形成是非善恶的荣辱感，才会具有为社会所要求的道德信用。
社会道德信用的激励结果具有精神性。道德信用的奖惩一般是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的社会评价和内心自省的自我评价而发挥作用的。因而无论是社会评价还是自我评价，首先作用的是人们的心理、心灵等精神方面，并通过精神方面利益的维护与损害而影响其物质利益和未来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信用的奖惩更多是无形的，具有隐蔽的长远性。
社会道德信用涉及的对象具有广泛性。社会的信用关系及信用状况，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中经常出现的较为重要的约定上，更为普遍地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交往中。道德信用涉及面广，不仅维护具有法律效力的约定，而且也维护人们之间的日常性的一般约定，如口头上对某个人或某件事的承诺等。因此，道德信用调节的范围很大，凡是与约定相关的关系和行为都是道德信用调整的对象。
总之，社会道德信用是权利和义务、义与利、真和善、利己与利他的高度统一。
二、社会道德信用危机的伦理反思
当前，在经济和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有少数人脱离了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和伦理准则。比如，近年来发生的英语四六级泄题、学术造假、虚假广告、假冒伪劣、缺斤短两等见利忘义、道德缺欠、极端个人主义的行为开始滋生和蔓延．他们眼里的“利益”取代了美德、诚信让位于欺诈，追名逐利取代了廉洁奉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取代了艰苦奋斗，并虚作假取代了坦诚老实，真诚待人、踏实做事、敬业勤奋被看作不识时务。社会道德信用危机频发，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市场经济秩序紊乱，破坏了社会的法制基础，侵蚀着思想文化的根基，严重制约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究其原闻，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传统道德信用的局限性是社会道德信用危机产生的历史原因。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问的诚信是建立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这种诚信主要存在于“熟人社会”中，是一种“仁”“义”为主要内容的诚信，具有极强的家族性、血缘性和地域性。这种传统道德信用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信用内涵，不能应对市场经济的新环境。同时，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企业之间是以国家为依托和保障的诚信，社会主体之间并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道德诚信理念和机制。
第二，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是社会道德信用危机产生的现实原因。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能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实现社会财富的积累，一方面市场经济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要求交换双方以互信为前提，且对所有成员提出了讲道德、守信用的要求；而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又驱使一些市场主体利用交换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技术拥有、时间差、空间距离等特点，采取欺诈方式获取不当利益。当某些市场主体通过各种虚假失信手段获取的利益大于其支付的成本时，道德信用缺失也就随之显现。
第三，法律体系不完备是社会道德信用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道德信用缺失实质上就是法律的失范。“普遍的缺少诚信实质上是调整社会交往关系的法律规则的无效或者未被遵守。失信的普遍存在实质上说明调整整个社会主体行为的法律法规存在问题。严格的法律法规是一个围家建立和形成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社会秩序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法律法规这个基石出现偏斜或者不稳定，那也就失去了建设社会道德信用的最后平台和标准，与此相应，经济无秩，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等诸方面的问题都会随之而来。不完善的法律法规以及对已有的法律法规执行不严，都会极大地纵容了不诚信行为的发生和快速繁殖。
第四，失信惩戒机制欠缺是社会道德信用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用经济学理论分析，道德信用的普遍缺失一是因为不讲信用的成本过低，二是因为追求诚信的利润过低。我同经济发展的现状表明，现存的经济制度滞后于经济实际发展的需要，又由于我国的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社会失信惩罚机制不健全，使得火的失信行为得不到相应的惩罚。尤其是当一种失信行为未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获利时，就会起到很强的负面诱导作用和示范效应，这必将对社会道德信用形成强大冲击，造成丰十会主体精神信念的严重滑坡，动摇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践踏人们的道德信仰，影响社会信用道德体系的最终建立。
第五，观念上的认识偏差是社会道德信用危机产生的主观原因。社会主体对诚信认识的偏差往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视”道德信用的重要性。一些人长期以来误认为道德信用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可有可无。实际上，市场经济下的道德信用越来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一个伦理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经济的概念了。在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建设一个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融合的信用理念、信用制度和信用机制以及对道德信用持久的心理认同，就必须对道德信用的重要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二是“轻视”不诚信行为的危害性。应当说我国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早就发现了不诚信问题，然而人们并没有真正重视不诚信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性。某些打假部门的“假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及消费者对假冒伪劣产品的迎合和漠视，为不诚信行为的蔓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给失信行为以可乘之机。
第六，政府信用的严重缺失是社会道德信用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政府信用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是社会道德信用的基础，然而，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政令朝令夕改，政策缺乏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出尔反尔，弄虚作假，“政绩工程”，“数字工程”等，尤其是、权钱交易等现象使政府在群众心目的形象大打折扣，严重破坏了政府的形象，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政府行为的这种缺位、越位、错位和不到位无形中诱导了社会失信的发生和繁衍，是社会道德信用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
三、社会道德信用建设的理性思考
历史与现实证明，一个缺乏信用的国家绝不可能经济持续发展、民富国强，同样，一个缺乏信用的民族绝不可能自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在人们高呼“道德信用危机”的今天，针对当前社会风气中存在的问题和基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两会”的政协委员时明确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必须旗帜鲜明。”并强调要“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由此说明，道德信用的价值更重要，它已经成为公众、企业、商家、政府等相互之间交流、交往、交易的重要行为准则。因此，加强社会道德信用建设，刻不容缓。
(一)培育良好的社会道德信用环境
社会道德信用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社会主体之间的信任和诫信的理念来维系的，是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信用规范来维系的。这就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强化市场主体的道德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使讲道德守信用成为礼会生活中人们的一种自觉的追求。
首先，要加强道德信用教育，提高社会主体的道德意识。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愈发达愈要强化信用伦理。要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信用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在全社会形成诚实守信的年共识理念，自觉认识和遵循信用道德，通过深入、细致、持久的道德信用教育，倡导社会主导价值观，使社会道德信用观念深人人心，并真正转化为每个主体的道德意识和行为规范。只要社会全体成员有了强烈的道德意识和系统的道德标准，就会在人际交往和其他社会活动中恪守起码的做人、做事原则，就会形成和谐稳定、健康向上的大好局面。大家都以诚相对，以礼相待，互惠互利，光明正大，公平公正，社会的良好道德信用关系就会逐步确立起来。
其次，要充分挖掘中国优秀道德信用传统，弘扬道德信用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支撑，对社会的政治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在中国优秀的道德传统中，包含着讲诚信、守信用的优良传统。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一直将诚实为本、信用为先作为安身立命的根基。儒家以“诚”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范畴，认为“诚者，天地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孔子在与子贡谈论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孔子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这些传统美德思想，对当时社会进步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注意挖掘我国“诚实守信”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借鉴西方道德信用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中同传统文化中诚实守信的良好美德和优秀理念，并注意发扬光大。
再次，要发挥道德的示范作用，培育人们诚实守信的思想境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可以给人们树立一个标尺。同样，道德的示范作用具有很强的感召激励效应、辐射示范效应、参与投入效应，它不仅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且具体地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去做。道德信用的示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讲诚信的自我道德教育和修养教育，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正落实在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使人们学有榜样，赶有目标，从而树立“诚信为荣、欺诈可耻”的良好观念，并进而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
最后，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创建优良的道德信用大环境。公民道德信用是社会信用的一部分，道德教育仅靠个人自发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外在的示范和教育在道德信用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良好道德信用环境的创建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为此，我们应进行全社会范围内的道德信用教育，大力宣传市场经济中的诫信美德，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水准，形成全社会的一种普遍的诚信共识和良好的道德信用氛围。
(二)完善社会道德信用的制度体系
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解决公民道德信用危机，就必须加强道德信用制度体系的建设。
(1)建立完备的个人信用档案制度。个人信用档案是以集中、统一、规范的形式反映个人资信状况的信息集合，主要包括方面的内容：一是个人基本资料；二是经济信用资料，即个人弓银行发生的相关交易信息资料；三是个人的社会信息及特别记录。通过建立统一、规范的个人信用档案标准，为个人信息的无障碍沟通和资源共享奠定基础。建立完备的个人信用档案后，通过信用记录，可以直接为各个行业提供个人翔实的信用资料，从而使守信用的人及时得到社会的支持，不守信用的人无机可乘，这是建立个人信用档案的最大优势。
(2)建立个人信用调查和报告制度。个人信用涮查和报告制度的核心是建立对个人信用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和提供的个人信息管理系统。初步设想，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信用卡资料和个人住房贷款资料为突破口，首先实现银行内部个人信用资料的共享；第二阶段，建立金融系统联网的个人信用信息库，形成银行间的信息交流机制，实现跨系统信息共享；第三阶段，国家成立专门的信用报告机构，联合银行、证券、保险、法院、公安、税务、审计等部门，实现全社会范围的个人信息集中管理和资源共享。当前在我国建立个人信用调查制度应走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道路。由政府监督、指导各行业、各地区的系统建设，制定信用调查、报告的基本规则和要求，统一系统建设的软硬件环境、征信的项目和标准、报告的格式等，以保证各个信息子系统建成后能够顺利实观联网。
(3)建立科学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在建立和完善个人信用调查制度的同时，应建立起规范化、标准化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运用信用调查机构和消费者提供的个人信用资料，以个人支付能力和信用记录为核心，建立一套量化指标，以定性判断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评定个人信用等级。通过信用评分结果分为不同的信用档次，银行可据此决定贷与不贷、贷款金额、贷款期限、利率以及还款方式等，提高消费信贷决策科学性、准确性和效率，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简化消费者实现信用消费的手续，使信用消费成为更加便利、更易普及的消费方式。
(三)夯交社会道德信用的法律基础
社会道德信用表面上是一个伦理州题，实质上则是一个法治问题。当道德信用危机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时，仅靠思想教育、自我良知的感悟以及社会群体的压力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只有在健全的和强有力的法律法规的约束下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完备的信用法律制度和信用法律体系是经济社会健康规范发展的基础和必然要求。为此，我们必须在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建立健令有关规范道德信用的法律法规。
由于二诸多原因的影响，我国尚未建立起与社会道德信用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当前要建构科学的道德信用体系，最紧迫的是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与之楣适应的法律法规。要借鉴两方国家已经成熟的《数据保护法案》、《诚实租借法案》、《公平信用报告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平等信用机会法》等法案，并结合中国国情，以立法的方式规范信息的收集、提供、使用和管理，保证个人信用信息的客观、公正和正确利用，保护消费者个人的隐私权，对违反规定擅自扩大个人信用资料的使用范闻或提供虚假信息的机构和个人给予法律制裁，用法律法规约束不守信行为，以形成良好的道德信用的法律基础和平台。
第二，建立欠信惩戒制度。
加强法制建设，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必须建立起较完备的失信惩戒机制。失信成本低，也是失信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之一，要减少失信行为的发生，必须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罚力度，增加失信者的失信成本。通过失信惩罚机制的建立，用法律法规约束不守信行为，加大失信的社会成本与经济成本，明确在市场经济中失信的法律底线，以此来为社会经济活动建立起一道有效的保护屏障。可以说，建立对个人失信行为的惩戒机制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外部约束，是形成良好信用环境和信用秩序的关键所在，是社会道德信用得以重建的重要保障。:
社会道德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社会转型农村特征核心价值论文关键词：社会转型农村特征核心价值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层的变革和快速的转型。在某种意义上说，今天中国农村的个别地区大都具有了一些“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的生活元素。与之相应，农村人口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方式也因而有了很大的变化。
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使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在农村地区进行核心价值建设也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因此，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与变革之中，必须重视农村成员经济自救与道德建设的结合，以保证农村社会的健康转型和全面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必须认清农村基本特征，坚持正确的价值方向，促进社会道德建设，以文明科学的现实生活促进农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
(一)农村社会成份的混合性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运行机制的深层变革加剧了中国农村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从社会形态上看，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农村社会的转变;从个体劳动者的角度看，是从传统的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向现代的农业劳动者和“农民工”的转变。三十年来，这种社会经济转型的量和质的积累，使广义上的中国农村成为一个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具有多种经济成份和社会元素并存的混合体。
整体上说，中国既有东南沿海地区较为现代的农村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又有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农业生产。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在同一农村地区，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农村社会劳动力的构成等生产和生活要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相应，其经济成分、所有制形式、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成份也就愈加复杂。甚至在同一个村庄，在不同的生产者那里，其经济形式、生产和经营方式和水平也都可能大相迥异。
显然，不论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当代中国农村的一个最大特点即是其社会生活和经济元素愈来愈具有强烈的混合性。
(二)农村社会成员个体属性的模糊性
身份认同的危机是当代工业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心理现象。随着正在加快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大量传统农村人口以不同的方式工作和生活于城市。由于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消除，即使他们已经在城市中扎下了根，但在心理上和现实处境上他们仍然被认为或自认为是“农民”。加之农村劳动力的持续转移，还有一部分农民在城市和乡村、沿海和内地之间频繁地往返，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农民”和“农民工”、农业和工业之间不断地改变身份。这些都造成了“农民”的社会属性变得更为复杂和模糊，他们亦工亦农亦商亦城亦乡，但受制于现实的社会经济原因，他们又仿佛非工非农非商非城非乡。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正在变成一个具有多种经济成分和水平的混合体，农村中的每一个劳动者都成为一个社会属性相对复杂的个体，身份的复杂性和模糊性造成他们对自己个体属性的认识模糊。“我是谁”已经成为许多农民工心理上一个挥之不去的困惑，造成了他们对自身主体价值的怀疑。在他们的生活方式选择中:一方面是心中对都市文明的向往，是对身份逐渐改变的喜悦;另一方面又有着对自己未来不确定的不安。正是由于对陌生的现代道德的仿徨和恐惧、向往和模仿，也造成了他们在情感选择方面的徘徊。
由于他们在就业、医疗、子女求学等方面没有得到充分的“市民”待遇，使许多人有着一种社会边缘人的心理，或者自我边缘于城市主体社会。这不仅容易引发各种心理问题，也影响到城乡社会的和谐发展。事实上，与经济问题一样，今天农民工身份的模糊性间题已经成为困惑和影响农民工精神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三)农村社会信息传播的复杂性
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经济的发展，现在农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由于信息来源渠道的丰富性、信息传播方式的多样性，这就决定了信息传播内容的复杂性。
第一，随着农村人口在城市和乡村、沿海和内地之间的频繁往返，重商主义、市场经济和都市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已经影响到曾经相对简单、纯朴的农村社会和文化生活，影响了传统农村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人际关系及其原则;第二，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相对普及，使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得到相应的提高，他们对一些事情有了不同于传统的看法。由于有了一定的法制观念，他们基本明白自己的权利，并知道得到这种权利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敢于主张这种权利;第三，以电话和电视为代表的现代通讯手段和信息传媒为农村社会造就了一个异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尤其是通过影响力和受众面越来越大的卫星电视和网络的力量，国外的一些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通过电视剧和新闻节目，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曾经闭塞的农村，西方政治形态、西方社会文化思潮也对农村和农民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力;第四，传统的封建迷信内容往往以新的形式、以科学的面目在农村得到继续传播，甚至有时在一些地区造成十分明显的负面影响。
如何正确认识这些纷繁复杂或光怪陆离的多元文化，解决它们对农村人口造成的精神困惑和道德建设上的干扰，是在农村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城市，有公共图书馆，有各种免费的公益讲座和讨论，可以有助于人们对各种社会思潮内涵的认识。但是，由于农村的具体情况，有些人不仅不能正确吸收其中的有益因素，甚至可能因为对其内容良秀不分而影响到广大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少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从而也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四)农村生活方式的多元性
农村劳动者个体身份的不断改变，一方面造成了他们面临着自己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的身份认同的困惑，并因之造成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挫折和人格分裂;另一方面，他们又因受到工业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对传统社会冲击的影响，而日渐动摇自己长期以来从父辈那里继承和习惯了的根深蒂固的道德信念。在生产方式改变的同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思维模式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传统农业社会已经被打上现代都市生活的重重痕迹，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因之带有了浓厚的重商主义特点，长期融于农村生活之中的生活方式不仅有了明显改变，甚至也因打工者的不断返乡而融人了学者所言的后现代社会的某些道德观念，从而造成农村和农民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的多元性。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众多的农村人口在价值观和道德观方面也正在进行着一次巨大的变革。这造成了中国农村深受现代思潮和现代风尚的多重影响，这种变革又反过来促进了农村社会成员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由于农村经济成份的混合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其相应的道德选择和生活方式也因之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都多元地存于现实的农村生活之中。在当前农村社会中，这种艰难的取舍和多元的共存、这种道德生活的复杂性、变动性和混合性，反映的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道德选择的困境，事实上，其背后的根源仍然是经济因素和社会角色面临转换时的激动与焦虑。
(五)社会道德选择和建设的功利性
社会道德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唯物史现；公共领域；公共理性；制度伦理；文化批判
道德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现代性不断增强而精神伦理家园日渐衰落的历史境遇中，深化当代社会道德建设问题域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问题一:经济建设遮蔽道德建设，何以走出边缘化困境?
“经济决定论”是经济建设对道德建设遮蔽的典型表现。“经济决定论”以经济因素取代道德伦理，或认为道德伦理是经济发展的简单产物，试图凭借“物”的方式与手段去解决所面临的各种生命问题。马克思认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一般而言，对于后者的认知与确证形成社会道德伦理规范。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人们逐渐把道德伦理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从而使人类的整体实践活动日益打上伦理价值烙印。毫无疑问，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从事的第一个实践活动，为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但是，生产力实践是社会道德产生发展的前提基础，与道德从根本上属于不同层次的范畴，必须深人研究两者间如何联系以及存在什么样的中介，防止把两者间关系简单化、机械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伙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人类哲学、道德、宗教艺术等上层建筑间一般逻辑关系。恩格斯指出:“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正是由于这种间接性的关系，使得“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把小提琴”。
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才是人们道德伦理产生的直接依据。道德并非如康德所说是先验的、形而上的绝对律令和至善的东西;也并非由人的生命、人的自然本性所决定，道德的产生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和社会历史性。马克思认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道德生成的一般规律。再者，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口而新的需要又通过实践活动不断促进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产生，进一步引发新的道德伦理诉求。在新道德伦理建构中，人们需要批判继承传统道德文化，同时从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新道德原则并加以确立。显然，道德建设并非可以由经济建设直接取代或单凭经济物质方式和手段就能圆满完成实现。科学认识道德产生与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助于人们对道德建设的地位、意义、途径、方法的观念认识不断走向自觉。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价值认同体系，是一个包含思想理论、理论信念、道德准则、精神实质和社会风尚的价值认同整体，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发展要求，它必然成为我国社会道德构建的思想指导。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道路的深刻总结和理论自觉。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仅体现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实践状态不断走向理性自觉.而且体现了人类改造社会和改造自身的活动方式不断走向理性自觉。即:科学正确地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发展关系。科学发展观既是对客观世界本质与发展趋向的深刻反映和深度把握，同时也体现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底蕴，体现着对人类社会乃至对整个客观世界所肩负的道德责任感和意识情怀。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只有把道德建设自觉落实到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施方案体系当中，把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自觉提到各级政府的工作日程上来，将发展经济与道德、文化建设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发挥它们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作用，防止简单地或变相地以一方取代另一方的畸形或极端发展趋向。
问题二:道德伦理苍白无力，何以重塑道德权威?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来构筑了一整套宏大严密的儒家伦理教化系统，追求以血缘家庭和家族为基础的伦理社会秩序，契合了小农封建社会和大一统政治需要。该教化系统以君权和神权作为支撑，存在着一整套严密的以科举人仕为潜在目的、以化民成俗为显性目的的教化网络。它既包括各级各类学校系统，也包括士大夫的谕俗乡约、村落的家规族法、民间的祭祀礼仪、佛庙神道、戏剧小说等一系列非学校系统。传统儒家伦理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教化模式本质上有着非平等性、非开放性、非反思性的特征，人们对教化内容只能遵照服从，不能置疑、挑战其权威性和合法性。
工业文明进步使人们从传统农业文明社会自然形态中解放出来，并赋予人们以主体性，客观上要求对道德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手段等方面进行必要创新。文艺复兴之后，“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田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教育从天国降到尘世、从彼岸世界回到此岸世界、从皇权走向世俗，道德教化的平等性、开放性、反思性品质不断生成和强化。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纯粹式自上而下威权宣谕式教化模式已不能适应时展要求。君权与神权的超越性道德权威支撑消解后，理性化的现代性由于其工具性与形式性而不能提供这种道德权威的替代物。相反，功利主义、工具理性、感觉原则等现代因素导致道德虚无主义或道德相对主义，造成或加剧现代精神信仰失落与道德准则软弱无力。那么，何以重塑道德权威?
普遍理性主义的道德建构模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道德建设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社会正义原则提供了一种在社会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确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并优于个体道德评价和选择—“当制度(按照这个观念的规定)公正时，那些参与着这些社会安排的人们就获得一种相应的正义感和努力维护这种制度的欲望”。而哈贝马斯则从交往理性出发，认为道德普遍性是经验的，是主体与主体之间所达成的道德共识，达成道德共识的途径就是以理解为目的的交谈和对话。从根本上来说.两者殊途同归地揭示了现代道德建构的历史要求与时代特征。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视域至少可以提供基本的道德规范、最低限度的规则体系或不同价值取向的道德主体之间的’’重叠共识”(overlappingconsensus)，可以在现代社会中解决外在的制度性规范建构问题。
法律和公共伦理制度伦理建设是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石。从当前来看，社会转型客观上造成现代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公共领域，如:现实社会交往与网络交往，形成了在公共领域活动着的主体与公众所追求的价值和目的多样化。公共理性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结果，主要功能就是形成公众普遍认可的价值与秩序规范，是现代社会法律秩序与公共伦理秩序的基础与根据，是利益分化与价值观念多元化现代社会实现整合的必要方式，它本身不具有形上普遍性，但具有经验普遍性和尊重包容差异性的现代性特征。综合普遍理性主义的公共理性视域和德性论的心性秩序建构理论，以主体对待权利义务关系的态度与取舍方式，可以将德性层次结构区分为三种不同境界:正直(自觉自愿地履行公平划分权利义务的法律与公共伦理规范)、美德(不计较权利地履行义务)、崇高(超越权利义务关系的奉献牺牲)。当前可普遍化的德性人格是正直而非美德和崇高，正像可普遍化的道德规范只能是法律与公共伦理规范一样:“现代社会中的公共领域所需要的正是基于公共理性的法律制度与公共伦理”。而美德、崇高则是人们自由期待的道德选择。该道德建构模式一方面科学反映了人们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不再像传统共同体时代那样追求美德和个体的德性，而更关注社会制度本身的伦理性质和个体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明确了现代道德建设的发展向度，使得道德建构具有开放性历史特征。如果缺乏这种明晰的道德实践标准，必然导致道德标准迷茫与混乱格局。其中最常见的问题是将美德和崇高视作傻冒、将正直道德过于拔高。上述道德建构模式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伦理道德制度化、规范化，借助制度规则形式推动强制履行。当然，对于人的存在而言，规范本身并是自我完满的目的，也不存在可以引领人们达到道德理想的完满规范。但是道德与制度、规范是相互渗透、相互传化的两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社会关系不断丰富，以及整个国民文化素质不断改善，将会达到制度道德化或规范道德化反向式流动，即外在的、强制性的东西内化为人们自觉遵守的东西，人们逐步向美德和崇高境界迈进。
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承担起重塑道德权威的重要角色。政府积极引导示范，不仅能够宣扬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而且能够赋予法律和公共伦理以权威性。18世纪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者卢梭曾经指出，对道德风尚进行的历史研究使他扩大了眼界，使他看出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取决于政治，而且无论人们采取什么方式，任何民族永远都不外是它的政府的性质所使它成为的那种样子。从我国当前国情来看，法律和公共伦理的实施需要政府积极推动，我国道德建设还离不开政府的积极整合和引导示范。因为我国缺乏西方深厚的法律文化底蕴和成熟的市民社会土壤，单凭目前利益分化、甚至相互冲突的社会团体组织显然缺乏构建现代道德的自觉动力和能力。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对道德建设放任自流则只能导致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尤其是农村人口大量外流情况下，一些基层政府空壳化、科层化，治理和服务能力暇乏，部分村庄共同体不断走向涣散解体;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存在的不正之风对农村道德建设产生极大负面作用。必须通过积极改革、加强廉政建设，促使各级政府承担起道德权威重塑的重要角色。新加坡就是以廉政服务建设来推动社会道德建设的典型。20世纪50年代末，人民行动党执政后的严明、清廉、务实不仅治愈了“东南亚之癌”的腐败毒瘤，而且赋予儒家伦理道德极大权威性，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最廉洁、最和谐的国家之一。
问题三:传统美德与现代道德何以实现和谐共生?
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物。从文化哲学的视角看，文化是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价值规范体系，并且提供了特定时代公认的、普遍起制约作用的个体行为规范。有的学者指出，面对日益突显的现代性问题，“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政治革命向文化批判的转向，正是现代性问题背景下哲学主题的转换。’顺要继承、弘扬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精神为底蕴，融合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和科学民主精神，创立属于我们自己时代的民族性、人类性伦理道德，在精神文化上真正葆有“精神的自我”。
实现对传统自在文化的自觉批判是当前社会道德建设的任务之一。立足于传统道德文化批判基础上进行道德建设，反对，才能免予丧失民族文化身份与历史根基。农业经济基础上构筑的是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它主要关注“是什么”，以经验、人情、保守为内容特征;工业文明和现代市场经济则要求建构自觉型文化模式，具有理性、开放、契约的特征。传统文化精神或文化心理是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人的自在自发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的集中体现，它关注社会的“实然”而不探询其合理性，其文化基因缺乏迈向“应然”的批判性向度。这种文化理念或对传统一味眷恋，或对社会当下一味赞同，形成非理性、非反思性的“实证主义”心态，从而陷人重复性、保守性的惰性泥沼。推动自在文化向自觉文化转型并非全盘否认和抛弃传统道德文化。事实上传统道德文化存在着许多优秀成分:忠信仁义、尊老爱幼、宽容忍让、守望相助、患难相恤、天人和谐等等。这些道德成份无论于古今中外，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可以矫正市场经济工具理性和物化意识过度张扬导致的社会道德危机。对于一些传统道德糟粕，如男尊女卑、宗族观念、愚忠迷信等，则必须批判剔除。推动自在文化向自觉文化转型的关键是革除传统道德的应用方式一一刁、农意识文化心理。小农意识主张以血缘和人情关系的亲疏远近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标尺，使道德的运用打上血缘性、地域性和人情关系烙印:“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Dl从根本上禁锢和窒息了传统美德普遍性生命力。这种血缘性和地域性自利文化心理与现代法律和公共伦理规则的普遍性精神扦格难通，造成国民公共伦理道德观念极其贫乏，使法律制度徒具形式或沦为一纸空文。最后，具有小农意识的现代人由于不敬天地、不畏鬼神、不担心因果报应，在无“后顾之优”的情况下，可能比历史上的小农意识更具消极性。
社会道德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罗马共和社会传统道德观
道德是人们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用于规范社会行为、进行荣辱评价、分辨善恶的准则，它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罗马在共和初期即已初步形成较为稳定的公共道德标准，其精髓是节俭、自律、勇敢和忠诚。也正因道德力量的强大支撑，罗马才由一个局促于台伯河边的墓尔小邦迅速发展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罗马共和国普遍认可的社会美德是勇敢、荣誉、克制、节俭、对神和祖先的虔敬及对国家和家庭的义务感。它是罗马人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的精神支柱和强大动力。
安贫节俭、勤劳质朴是共和社会道德的基本内涵。提倡公民不脱离生产劳动，过俭朴而自给自足的生活。传说中的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是罗马推崇想公民形象，他身为独裁官却依旧在田地里干活。这种以勤劳、节俭为荣的风气一直持续到共和末期的加图时代。监察官加图为澄清风俗、弘扬传统道德，曾率先垂范，居住简陋房屋，“和他的奴隶、日工一道干活流汗”赢得了社会对他的普遍尊敬。李维非常推崇罗马安贫节俭的社会风俗，认为“从来没有任何国家……如此高度而持续地尊敬安贫和节俭”。
珍惜荣誉、廉洁自律、遵纪守法是罗马公共道德的具体体现。身为公职者以公共利益服务为荣，身居要职者注重发挥才能和维护自己的威望，不会因贪鄙而站污自己的荣誉。皮洛士以高官厚禄引诱罗马谈判代表非布利西阿时遭到拒绝。希腊史家波利比乌曾感叹道在罗马人中找一个犯侵吞公共财物这类错误的人相当困难。对此撒路斯提乌斯也赞美罗马人:“几乎不知贪欲为何物，在他们中间普遍存在的公正和善良，与其说是建立在法律之上，还不如说乃是出于本性。罗马军队纪律严明，公民遵纪守法，指挥官曼利乌斯处死虽战胜敌人但违背其命令的儿子的事件成为罗马军队纪律严明的范例。《十二铜表法》及以后一系列法律的颁布，表明罗马人深谙法律的意义，他们热爱并极力维护法律尊严，“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对控诉进行申辩就先将他定罪处死，这不是罗马人的惯例”。
忠于国家、勇于牺牲、尊重权威是罗马道德的核心。在罗马人心目中，国家至高无上，祖先家园神圣不可侵犯。在频繁的战争中，为保卫罗马不受侮辱，他们甘愿牺牲一切。豪拉提乌斯三兄弟的交战，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危险，而是“国家的统治和被奴役，国家的命运随后将是他们自己缔造的这种命运”尤其在汉尼拔战争中，罗马全境饱受蹂确，大批公民丧生，但罗马人从未丧失继续战斗的勇气并最终战胜了汉尼拔。罗马人敬畏权威、尊重传统，体现在对元老院元老的敬重上，正因有此基础，共和初期平民与贵族的斗争虽然激烈，但并未因此导致罗马集团崩溃，反而达到了空前团结与和谐。
罗马诞生于强敌如林的恶劣环境中，为了集团延续不得不凝聚力量，最有效的办法是用宗教维护家长法权，并由此培育了罗马人的基本道德观，奠定了传统道德的基础。
罗马人的宗教崇拜分为公共和家庭两个层次。公共宗教具有注重实用的特点，敬神目的是为了生前做事的成功。罗马人认为，罗马城是经神灵指引而建立的，自然会受到神的庇佑。神城一体，不可分离，这是他们“未来繁荣富强的神圣保证”。故神灵崇拜成为爱国主义源泉。罗马人认为外邦的神也会护佑罗马，神数量越多，罗马也就越稳固，同时也消灭了敌人复兴的机会。因此，他们“从韦伊得到了朱诺，从普雷涅斯特(Praeneste)得到了朱庇特，从法莱伊(Falerii)得到了米涅瓦，从拉努维乌姆得到了另一个朱诺，从萨姆尼人那里得到了维纳斯罗马人对守护神极其热爱，用生命来保护它不受损害。这是一种信仰和信心，神灵栖息于罗马并庇佑它，罗马与神灵联合会超越一切。人们的精神和肉体同受其控制，必须相信并服从神灵。在此理念下，人的身体和私生活同处罗马控制之下，它当然不允许任何人对其利益漠不关心，而民众也由对保护神的虔敬内化为对罗马管理者的尊重和对国家的绝对服从。故罗马的宗教不是为个人荣华富贵，而是为保卫罗马免遭侵犯、增其威力和使之繁荣服务的，在目的性上富于政治色彩。
罗马家庭宗教活动由家长负责，家家设有祭坛，祭坛常年圣火不熄。圣火代表祖先和户神，圣火永续，则祖先有后人祭祀，其灵魂就有寄托之地;圣火熄灭则家人必遭不幸，故圣火是家中的神佑。圣火信仰，是无可置疑的权威，是家庭中固定秩序、维持纪律的保证。在家庭宗教活动中，父亲点燃圣火并负责保护它，家庭和祭祀通过父亲而永存不灭。“根据那些古老的原则，圣火是不可分的……以古代法律的严格而论，儿子必须围绕在父亲的炉火前，即服从于父亲的权威……甚至婚后，已为人父了也仍处于父亲的权威之下。家内宗教使家庭成为一个小社会，有其首领和政府。父亲不仅是强壮的男人、一个可使别人服从的保护者，还是祭司、祖先的继续者、后代子孙的根及祭祀秘仪祷文的寄存者，他代表着权力、威严和尊贵地位，家庭成员对他的尊敬就如同对大祭司、对君主一样。家庭宗教使罗马人给家宅带上宗教神圣含义，对祖先神灵崇拜使父亲把对家庭的责任提高到神圣委托的地步，于是宗教情感与公民的义务感恰当融合。由于家庭宗教活动直接且责无旁贷，罗马人习惯于以认真执著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宗教信念。通过家庭宗教来保证家长权利，使家庭在公民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得以长存，充分发挥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作用。这种家长法权使罗马人找到了加强公民组织纪律性的绝好途径。对家长的尊重，意味着对祖先、传统、法制和秩序的尊重，由此引导出罗马人虔敬祖先、维护传统和遵纪守法的风气和习俗，并在罗马的各种活动中发挥巨大精神作用。
家庭教育在罗马道德观形成过程中举足轻重，它包揽了对青少年的全程教育任务。教育重点不在文化学习而在于品德培养，家长法权的威严和公民社会实践，是引导青少年发展为有用之才的基本手段。品德的初期含义是指男子汉气质，英勇为品德之首，这符合罗马初期急需军事人才的实际。但仅具英勇还难以全面承担齐家治国重任，何况勇武作为品德内蕴也太过于简单。因此罗马人在长期探索中总结出品德教育要培养的三大品格，即严肃、虔敬和质朴，这三者加上勇武，就是罗马统治集团理想的军政兼通的全才。罗马人的严肃指端庄稳重，处事审慎周到，力戒浮夸虚荣;虔敬即敬’神守法、尊重传统、模范执行纪律，胜不骄败不馁;简朴则在简单朴素之余还要清静坦荡，表里如一，讲求实效，脚踏实地。这就是罗马人设定的理想道德目标。
法律和社会监督有效维持并深化着传统社会道德。《十二铜表法》中就明确规定对公民奢侈及公务人员收受贿赂等行为给予严厉制裁。第9表规定:“经长官委派的陪审员如执行公务时收取贿赂的，处死刑。第10表中的11条就有6条是禁止奢侈的。为更好地维护传统道德，公元前443年设立了监察官(censor)，其职责是校正法律所不曾防止的弊端，或过问其他官吏所不能惩处的罪行，其重要职能是公共道德的监察者。
社会道德论文范文第5篇
作者：尹丽娟 胡龙华 单位：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赣南师范学院
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是能够起到一种充分有效的激励作用的，因为它符合人的利益驱动的本性，因而能够充分激发社会各个阶层的潜能，使社会各个阶层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从而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道德失范使社会资源重新配置，但这种重新配置资源却是以严重社会不公为代价的，它使极少数人以非法的手段聚敛起大量的社会财富，同时使弱势群体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其结果必然是加速社会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使贫富差距更为悬殊。而这种结果，对于位置较低阶层的人来说是十分不公的，这必然会使其产生诸如不满、怨恨甚至是反抗的情绪，以至于造成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恶性互动，这对于有效的尤其是持续的社会合作十分不利，同时也可能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威胁社会的安全运行。如前所述，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所发生的较为普遍的道德失范现象，从制度层面来看，它是对社会现有的制度约束体系和道德原则、规范的一种违背和破坏。而在更深层次上，从人的角度来看，它是人们道德信仰失落的表现。
当前在我国社会各个领域较为普遍存在的道德失范现象，不仅是一种静止的、阻碍社会良性运行的障碍，而且是一种具有能动力量的社会破坏力量。因为从现象上看它是对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某种违背，从实质上来看，却是对一定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不认同甚至是否定。它一方面表明了人们内在精神世界意义系统的动摇和失落，另一方面，在其“失范”的过程中，不但会不断侵蚀着“失范者”自身的价值观念，而且还会对社会其他成员的行为与观念起到某种消极的示范作用，甚至会以一种不可低估的力量对社会精神和社会价值体系提出挑战。也就是说，道德失范会引发人们和社会的道德信仰危机。在现象层面上，它显现为“道德失范”。在实质上，它是一种关于人生价值和存在意义的深刻的精神危机。道德信仰危机对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道德信仰危机损害了社会公平和正义。道德作为调节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规范，实质上所调节的是关于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伦理关系。换句话说，道德从某种程度上就是调节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态度，它表明了“应该”如何处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而这个“应该”就是大众所普遍认定的“公平”、“合理”和“正义”，它分配了人们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相互关系，同时也预制了理想的社会关系与基本秩序。能够按照“应该”标准做人做事的人被认为是具有道德感和正义感的人，而能够体现和贯彻这些“公平”、“合理”和“正义”的社会就被认为是公平和正义的社会。而一旦人们为了个人的私利而置道德于不顾，任意践踏道德规范，就必然会危害人们之间的正常的、合理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必然会损害社会公平和正义，从而影响社会的基本秩序，破坏和瓦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其次，道德信仰危机影响了社会安定和团结。对于社会群体来说，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共同的信仰和目标会产生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是真正维系整个群体的纽带，因为它使群体成员变得十分接近，产生具有共同奋斗目标的凝聚力，从而形成坚强的群体。“信仰的作用从理论的高度可以概括为‘凝聚力’三个字。正是这种凝聚力规约着人们的选择，使人们在多元的人生道路面前毫不犹豫地走向正确之路，而且确信这种选择是最佳选择。而这一点恰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而一旦发生了道德信仰危机，人们就失去了共同的道德价值目标和价值标准，就必然涣散人们之间的内聚力和凝聚力，这使得社会机体得以整合和维系的力量被削弱，同时也会破坏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和价值认同，最终将会影响人际关系团结和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对于处于道德信仰危机的个人来说，他们的道德情感处于麻木、困惑或缺失的状态，相应地其道德生活的动力也处于欠缺或扭曲的状态。其行为选择不是出于责任心或道德义务感，而是出于对个人利害得失的权衡，对于不能给自己带来益处的事，即使对他人和社会大有裨益，他们也不愿去做。其行为选择的主导动机主要有两个:一是趋利，二是避害。
总之，在不同领域里的道德失范现象，一方面会程度不同地影响到社会的良性运行，威胁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安全，另一方面会使人们对社会现状更为不满，而这种对社会不满的情绪积聚到超过社会承受力度的时候，就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使社会整体结构与秩序发生紊乱甚至是畸变，进而威胁社会的安全，也会破坏与瓦解当前我们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付诸的各种努力。最后，道德信仰危机败坏了社会风尚和秩序。在道德信仰危机的发生过程中，人们的道德情感逐渐麻木、淡化、消失甚至走向反面。随着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人们对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价值系统的崇敬感、神圣感没有了，而新的道德理想的召唤和约束还没有建立，人们普遍感到困惑、迷茫、彷徨、焦虑甚至是理想和价值的幻灭。人们不再满腔热忱地称赞道德行为，不再仰慕高尚的道德人格，也不再疾恶如仇地去揭露、谴责和批判坏人坏事并与之展开斗争，而是置若罔闻、避而远之。当自己做了背德之事时，不是感到羞愧、内疚和自我谴责，而是只要不被发现和制裁就暗自庆幸。总之，当前人们这些道德情感缺位的具体表现以及这种错位伦理观的存在和蔓延，久而久之就会严重败坏社会的道德风尚和伦理秩序。而社会风气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只有一个社会达到了相当高的文明程度，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相应地，在一个文明程度不高的社会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社会道德论文范文第6篇
一、中国传统社会形态中的道德修养
从社会的性质和形态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主要可分为两类：同质性社会与异质性社会。同质性社会通常表现为社会民众归属于共同的政治共同体，并拥有大致相同的政治认同、理想信仰和价值追求；异质性社会中的民众虽然在信仰、价值和认同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依然能够谋求其基本的价值共识和文化理解。“家国”一体的制度安排和封建的自然经济构筑了中国传统的同质性社会形态，即：维系整个国家机器运转的宗法血缘关系，不仅加固着君权与族权的联盟，而且也构筑着君主意志转变为社会意志的基本通道，从而使多地域、多民族的中国华夏大地形成了基本雷同的社会结构、伦理纲常及其可沟通的行为方式。这种同质性社会形态成就了以“成德、成性”为境界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观念：既有西周的“敬德配天”、“修德配命”之说；先秦儒家的“存心养性”、“反身自省”的“内在功夫”；宋明理学家的“居敬穷理”和“省察克治”的“向内求索”；还有老子的“涤除玄览”、“致虚极、守静笃”、释家的“觉悟”、“渐悟”、“顿悟”；等等。无论是儒家主张的内省自身、格物致知以成圣贤，道家坚守的致虚极、守静笃以返璞归真，抑或是释家力行的净心觉悟以求“修炼成佛”，都在向世人澄明这样一种镜像：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修养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推己及人”的社会价值旨向，但终因其片面推崇“诵读经书”、“颂经参禅”、“坐而论道”、“三省其身”，以实现道德个体心性觉解的道德修养方法及其修养过程，就已然将作为人类道德实践活动方式的道德修养仅仅视为一种可以远离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以内省、自责、内修、悟道为主要方式的私人生活领域的心性求索。这种与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同质化结构相适应的传统道德修养具有强烈的依附性、内向性和精英性的文化特质。
依附性是浸透着中国传统道德修养方法、途径、境界及其全过程的基本文化特质。在“家国一体”和封建自然经济的中国文化传统氛围中，道德修养一般总是以位高权重者为引领、以长者匡正晚辈为秩序，从而为维持既有社会秩序锻造出一代又一代谦卑温顺的依附性“臣民人格”。其次，以“成德、成性”为境界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诸多之道，均以内向度的人性回溯为精神归宿。无论是主张抵达内心善的儒学，还是觉解或顿悟某种虚极境界的老庄学派，都始于人自身向善的欲望、执于“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的“内自省”的修身功夫，止于尽心知性，回复人之本性的境界。以儒家、老庄为代表的这种“为己”的心性修养之学，是一种向内用力，而非向外求利的道德追求。最后，以“成德、成性”为境界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作为对人及其生命存在意义的终极目的性价值理解的推崇，有助于构筑并促进人生精神世界的完善和至善，尽管因其人生哲学基础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和权威主义依赖，对多数平民百姓来说它还只是一种具有某种虚幻镜像的奢侈品。
二、中国传统道德修养遭遇转型社会的挑战
时至今日，社会转型的发展语境已经成为我们讨论一切中国现象，包括道德修养现象无法摆脱的时代背景。按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关于人类文明进步的理论，我们可以将社会转型理解为是一种需要接受“灵魂的分裂”的挑战及对挑战的回应过程。[1]中国传统道德修养遭遇社会转型的挑战已成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经验事实。以社会存在方式及其变迁的历史眼光鸟瞰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遭遇“灵魂的分裂”情景中所直接承负的诸多挑战，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佐证。
首先，依附性的“臣民人格”遭遇个性张扬的挑战。在与传统伦理文化和人格范型相适应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中，民众个性在整个社会格局或者说漫长的封建社会演变中是个隐形而不彰显的存在体。产生并服务于封建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同质性社会结构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文化，无论是其原生形态，还是秦汉以后的流变形态，本质上只是一种奉行人身依附关系的、塑造模具式系列道德人格的宗法等级道德修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传统社会虽有本质差异，但在道德修养方法和途径策略上已然还是以一种国家伦理的“独特权威”继续强化着经过改良过的种种新型依附关系。由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所推动的中国现代化所带来的，以个性张扬和人的解放为特征的异质性转型社会，打破了同质性社会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之间的可通约性格局，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不可通约性的文化特征。换句话说，传统的依附性道德修养范型或系统对现代人的约束力日渐式微或近乎塌陷。异质性社会由于削弱甚至消解了外在于具体道德主体的唯一性、权威性规定，使道德主体得以赢得独立性人格以及自由价值的认知与判断空间，从而打开了传统道德修养被禁锢的封闭之门。
其次，内向性的“尽心知性”遭遇公共领域的挑战。作为传统道德修养根基的儒家伦理之目的在于追求个体之德的圆满，所谓“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劝学》)的“慎独”境界。与传统社会私人领域独大的状况不同，现代社会的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与文化多元不仅造成了德沃金所说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明显界分，而且促成了公共领域的不断扩张。广阔的“公共空间”使现代人在自由与个性得以充分彰显的同时，发生着与私人领域之外的人、物、事之间更为密切的公共关系。然而如何与陌生环境共生、与不同人群共存、与时间流动共进？传统的以纯粹追求自我人格的心性觉解，或者片面局囿于对熟人领域的道义承诺为宗旨的“尽心知性”内向性道德修养体系已力所不及。人们生活世界所显示出的公共取向和公共意义，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道德修养的认识论视域：在公共生活日益扩张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独具的个性、卓越的私人美德，而且更加迫切地需要基于现代公共生活要求，符合个体社会身份与公共角色的职业化、专业化的公共美德。诸如：基于政治参与所需要的正义感，基于人际交往所需要的平等、诚信、宽容、明礼守法，基于公民身份所应当具备的爱国主义、法制意识等等。显然，这种认识论的转向再一次撼动了囿于狭小私人领域的“尽心知性”的内向性道德修养的根基，从传统相对封闭的私人领域走向开放广阔的公共领域已成当代中国社会道德修养的选择路径。
最后，“成圣成贤”的精英道德遭遇公民道德的挑战。既推崇“天人合一”道德人格形上境界，又诉诸日常生活礼仪纲常，具有相对成熟和完备规范架设的，发端于传统同质性社会的中国道德修养体系，对于完善和拓展少数社会精英分子个体精神家园无疑有其一定的道德修养价值。但是，这种以“成圣成贤”为个体境界
的精英道德修养，既放逐或远离了仅以谋求有尊严地活着的广大民众道德主体的普适性资格，更遭遇经济成分多元、社会职业多样、地位差距拉大、价值取向多元的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所成长起来的公民道德的挑战。公民道德对“成圣成贤”精英道德的挑战既表现为对传统道德修养体系的怀疑、动摇，更积聚着一种建构合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生活方式道德修养体系的深刻的社会力量。
三、当代中国公民社会语境中的道德修养
中国社会是否已经进入了公民社会，这是一个需要采用制度性和组织性若干指标评价的实证的社会学话语，然而处于转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公民社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愿望或猜想，而是一个确定无疑的社会发展的经验事实。30年改革开放在社会领域引发的根本变革，就在于其成就了中国社会由单位社会向公民社会的深刻转型。尽管公民社会在全球范围的实现程度和发展水平错落不齐，但它作为国家、市场、社会公众等不同力量处于一种平衡状态的异质化、公共化结构的社会形态，总是一个需要以民主、商谈、参与为其文化特质的社会。“一个公民社会就意味着这里存在着一部渗透着自由、民主和人权理念的宪法，众多充满着活力的民间团体，提供制约与纠错功能的健全的公共领域以及拥有公正、责任、宽容、善于对话、善于妥协、积极参与之精神与素质的普通公民。”[2]公民社会的上述文化特质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而且也渗透于道德领域，进而催生社会道德的文化转型。这种文化转型在道德修养领域将发生什么样的历史性变迁？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公正地说，对这个相当独特的道德文化，不仅从文明的层次上反思还很少，就是对其内部的相当精密微妙之处的解析也极为鲜见。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当代中国道德修养及其转型，对伦理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道德修养及其转型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在这里，我们无意诟病传统的“心性求索式”的道德修养体系，相反，我们依然认为，“心性求索”是道德修养的重要形态，因为，道德修养作为个体化的道德实践活动，产生于个人自我确证、自我肯定和自我发展的需要。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途径及其过程进行个体精神世界的道德修养则是社会的、历史的；当“心性求索”作为一种主体道德修养形态的合理性、合法性所依存的微观生存环境和宏观社会形态不再依旧，就需要对其进行适时的修正、完善，从而使道德修养体系得以形成与发展了的社会形态和人们的具体生存环境相适应的新型道德修养形态。笔者以为，“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养体系是与以“民主、商谈、参与”为文化特质的公民社会相适应的当代道德修养体系的可能选择。目的伦理学认为，道德修养不只是遵循规范，而是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规范是为了生存，修养则为了生活，道德修养当以人为目的，指向人的幸福的生活方式。
所谓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养，指的是一种奠基于生活的、以生活意义为价值诉求并主要通过日常生活交往中的经验教化、习俗规范、制度创新来影响人的道德认同、陶冶人的道德情感、磨砺人的道德意志，进而达致某种道德境界的道德修养形态。主张以生活濡化作为当代中国公民社会语境中的道德修养形态的学理依据有二：一是生活的道德性；一是道德修养的“生活”性。生活的道德性，是指生活不仅为了活着，而且更需要有意义、有尊严地活着。人的生活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意义、生成意义、实现意义的过程。意义问题就是生活的道德性问题。人不仅拥有感性生活，而且拥有意义生活。这种意义生活既产生于感性生活又为感性生活提供价值目的和意义参照，从而真正实现人有德性的幸福生活。生活的内在法则是生成的、开放的、超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不仅是实然的，更是应然的；不仅是惯常的、不证自明的，更是可供选择的，创新的与超越的。生活濡化式道德修养的生命力就在于其秉承了生活的这种超越性与创新性，为每个个体的道德修养不断注入新的价值与不竭动力。道德既构成生活意义的解释系统，使人对生活意义有更合理、更深刻的理解；又构成生活意义的目的系统，使人的生活得到更为合理、更为完善的展开与提升。道德修养的“生活”性，是指道德修养作为一种道德实践的活动方式总是表现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或者表现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道德修养赋予人的生活方式以意义，道德修养的价值植根于“美好生活”或“人生幸福”。换句话说，一种道德修养，如果忘掉了人的生活、遗弃了人的生活，它就不再是人的道德修养；而人总是以自己的尺度来衡量、估价和选择适合于人自身生活的道德修养方法和途径。道德修养作为人的生活方式，具有为我性、求善性和内在超越性。据上所析，较之于“心性求索式”的道德修养形态，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养，在本质上是一种更合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语境中公民道德成长特性及其发展规律的生成性道德修养模式，其最终目的是将公民历经生活检验的合理的价值与信念纳入道德修养体系，以加快完成人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能力，即：知与行的同构过程，从而实现某种理想的道德修养境界。换句话说，在生活濡化的道德修养视域中，道德修养主体不再只是一个静观的凝视者而必须是一个行动的实践者。诚如胡塞尔所言：“当我们面对面谈话，互相握手致意，有爱和恨，在思考和活动中，在辩论中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处在那种人格主义的态度中。”[3]以生活濡化为路径的开放式的道德修养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生活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道德修养场域。
以生活濡化为向度建构的道德修养体系的哲学基础是道德自由。所谓道德自由是指人们独立自主地进行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的能力。没有一种初始的道德自由，人类的任何道德修养都将成为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宁愿赞同“自由建构一切”的哲学理念。以道德自由为哲学基础的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养的实践价值集中表现为：道德修养主体不再迫于外在的某种权威规定，而是根据人之为人的生活的道德需要自主选择道德原则、践履道德行为以实现人的道德权利，维护人的道德尊严，模塑体现丰富人性内涵的独立的道德人格。
社会道德论文范文第7篇
由河北日报河北新闻网创办了“善行河北”官网，将发生在河北省各地的先进人物的善行义举、典型事迹予以弘扬与宣传，引领人们见贤思齐，将抽象的道德理论春风化雨润入人心，把枯燥的宣传标语形象化、实践化，焕发人们的道德情感，呼吁社会的文明风尚。这一举措能无形地提高了民众道德素质，优化了河北的社会发展环境。能达成如此良好社会效应，分析其成功原因有：第一，利用各级各类宣传阵地：主题宣传、典型宣传、文艺宣传、网络宣传。借助新媒体平台，微博、短信、彩信、图书、视频、歌曲、动漫等新颖的宣传形式，全方位、多角度、不间断的宣传，具有很好的社会影响力。第二，构建专用网络平台：河北好人网、善行河北官方微博等，使“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备受关注。一件件感人至深的道德故事将抽象的理性认识外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继而将情感认同转化为自觉践行。
二、“善行河北”道德实践活动对社会管理的推进
社会管理是多层面、多因素、多路径的，从道德建设切入就是其中之一。道德建设作为社会管理的“软方法”之一，需要我们长期地探索研究，类似“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的开展，实现了道德建设的“虚”功实“做”、“文”活“武”练、“软”实力“硬”打造，为社会道德建设的推进提供多方面的启示：第一，必须树立科学实用的道德标准，只有科学实用、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道德标准才能获得广泛认同，并转化为普遍的社会行为准则，必须强化实践理念，化抽象的理论为生动的案例示范，发挥道德应有的社会作用，才能满足社会管理的现实需要。第二，必须搭建道德互动平台，为群众参与提供便利有效的载体，让更多的人加入到道德互动平台，可以做到践行道德规范、参与道德评价、自我价值体现。第三，道德建设必须形式新颖、体系完善，逐步形成从组织协调、过程推动到督导检查、激励约束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体系，尤其要建设一套奉献与回报一致的机制，马克思说:“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惟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所以说，道德建设体系必须通过体现“善有善报”合理状态，才能更好地推进整体社会道德的进步。“善行河北”活动对社会管理的推进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善行河北”优化了河北的社会发展环境，有效培育和发展了各种社会组织，提升了其社会管理的能力。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还较为缓慢，对政府的依赖性也较强，需要政府有效培育和发展各种社会组织，提升其社会管理的能力，从而不断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功能，有效地充当政府与公民的中介，推进政府的各项社会管理工作。第二，“善行河北”活动培养了公民道德素质，提升了其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善行河北”活动满足群众的道德诉求，激发了群众的参与热情。“善行河北”活动体现了民众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使民众找到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价值，使“善行河北”真正成为了群众性道德实践活动。第三、“善行河北”活动维持健康的社会道德秩序，倡导高尚的道德价值，创造优良的道德风尚。规范了社会行为。使人们普遍获得道德认同，接受道德规范，有利于共建良好的社会秩序。
三、关于完善社会管理体系的思考
善行河北活动表明：在社会管理方法和模式选择方面，采用基于道德的软性模式更符合当前社会管理的价值追求，以社会“软”管理带动“硬”管理，形成自律与他律互补和促进的良好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第一，以政府为主导，构建多元主体参与机制：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政府从直接控制转变为法律、政策的引导和协调。“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根据社会需求，及时调整服务方式及服务内容；培育社会组织，构建社会管理的新主体——网络共同体建设（虚拟社区），搭建公民参与平台；建立省、市、县各级“服务指导委员会”、“志愿服务基金会”、群众性的“好人后援会”。第二，构建社会管理新机制：建立民主监督机制、规范社会治理的操作过程。建立基层人民参与社会管理的道德评价、诉求表达及反馈机制，建立通畅的信息采集和传输系统，拓宽诉求表达渠道，满足群众诉求的需要，不断分析诉求表达趋向，同时获取反馈。构建社会化公共服务机制：包括政府供给，社会组织供给，社会服务中尤其注重弱势群体，体现人本关怀与和谐。健全矛盾调处机制，用道德的手段解决社会矛盾，在稳定中化解矛盾。创立道德文明社会引导机制：制定道德规范，并且实施一系列道德文明工程；树立典型，发挥榜样的力量；加强制度建设以刚性的制度约束，促进人们遵守社会制度。
社会道德论文范文第8篇
第一，职业道德建设是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职业道德建设的为重点，把诚信作为道德规范的核心，使社会从业人员把诚信内化为深层的道德需求,形成良性的职业道德基础，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提供坚实的保障。职业道德伴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性的劳动分功而逐渐产生，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涵盖了从业人员的进行各种职业活动的人际联系。而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就是在各种社会关系处理中实现诚信这一核心目标，所以职业道德建设在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道德体系的同时，也为实现社会诚信奠定广泛的社会基础，是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助推器。第二，构建社会诚信体系为职业道德建设提供重要外部保障。职业道德建设不但需要从业人员内在的道德自省，还需要外部社会环境的道德监督和评判。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强调形成社会整体的诚信氛围，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诚信道德养成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业人员在社会诚信体系中用统一的道德评判标准，实现自身客观公正的道德评判，并以诚信这一指标对自身行为进行校对，实现职业道德建设的自觉性，通过社会诚信体系这一外部环境对职业道德建设产生巨大影响。
2当前职业道德与社会诚信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黄金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相叠加的特殊时期，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正如《公民道德建设纲要》中指出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从职业道德的角度看，国家公务人员职业道德的缺失导致腐败滋生，不仅阻碍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发展，而且影响了国家发展的稳定。公共服务事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的缺失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医患纠纷”不断升级，“教育失德”不断出现，成为的新燃点，加剧了社会道德滑坡的速度。而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工程质量等诸多问题则一次次拷问“社会的良心”都去哪了。从社会诚信体系的内容看，个人诚信缺失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假文凭、假证、假发票等等；企业失信则更是比比皆是，恶意违约、制作假账融资、百年老店使用过期原料等等；政府失信表现为“朝令夕改”、“暗箱操作”、“欺上瞒下”等等，这些行为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经济运行发展，更动摇了国家稳定的根基，甚至损害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究其原因，有历史遗留的问题，有法制体系不健全的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壮大，物质文明急速增长，而精神文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物质文明的发展，社会道德体系建设并没有实现与时俱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在社会经历巨大经济变革的同时，原有的道德规范被打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新的道德规范无法在短期内完全达成社会共识，造成了社会道德迷失的真空期，多举并发不如逐一击破，因而以职业道德建设为突破口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成为不二之选。
3以职业道德建设为突破口构建社会诚信体系
职业道德建设的继承性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奠定了历史的基石，而职业道德建设的多样性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铺垫了最广泛的人际基础，同时其特有的实践性也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快速实现与时俱进提供了可能性。职业道德建设包含多方面内容，必须抓住要点，以点带面，推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
3.1追本溯源———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就是通过培养社会成员的职业道德意识，通过意识影响行动，把内化的职业道德素养外化为良好的职业道德行为。通过教育这一途径，树立社会成员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并在具体社会实践中不断强化这种正确的理念，把思想转变成习惯，实现遵守职业道德的自觉性，实现内在自省，外在自律的常态化。而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必须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要不断提高教师的胜任力，只有一支具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充分发挥职业道德教育的正效应。
3.2画龙点睛———营造社会舆论正确导向
职业道德建设需要良好的社会舆论导向，正如英国思想家赫青黎所说“,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并非出自对法律的畏惧,而是出自对同伴舆论的畏惧”。社会舆论能为职业道德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正确的社会舆论可以起到道德监督员的作用，而错误的社会舆论则使得职业道德在社会实践中出现校正的偏差。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互联网时代，人际关系的紧密程度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而职业道德的建设除了依靠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外，必须接受社会舆论的价值评判，因而打造客观、公正的社会舆论环境是职业道德建设的必然选择。
3.3防患未然———加快完善法制体系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二者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职业道德建设通过职业素养的培养和职业规范的制定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有效管理，但超出道德管辖的范畴时，法律的强制力对已经触犯法律法规的严重职业道德失范行为进行打击、惩处，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因而不断完善法制体系建设是促进职业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
社会道德论文范文第9篇
第一，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从思想上消除导致行业不正之风的因素。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职业道德教育就是对从业人员有组织、有计划地施加道德影响，培养他们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品质的过程。它是影响职业道德风尚发展、变化的直接因素，使一定社会和一定阶级的职业道德得以转化为从业人员的内在品质。职业道德教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把提高认识和培养行为习惯相结合。职业道德教育还应同各行业、各单位以至各部门的内部改革结合起来，保持经常化、制度化。通过职业道德教育使人们懂得自己从事职业的社会意义，自己在职业活动中的地位、权利和义务。懂得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和社会。这样，在道德法庭和“心灵审判官”的监督下，使更多的人遵守道德规范，自觉地克服不道德行为，抵制行业不正之风，使我们电力企业的职工解决全心全意为用户服务的问题，把“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落到实处。
第二，制定切实可行的职业道德规范，约束从业人员，防范行业不正之风。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是社会主义职业活动中处理各种道德关系时的行为准则和评价标准，贯穿其中的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在我们电力企业来说就是为用户服务，以主人翁的态度进行职业劳动和社会主义的团结协作。在这个原则下，各行各业应针对行业特点，结合自己的职业心理、职业习惯、职业传统和职业责任，从本行业的要求出发，制定和发展各种职业道德规范。职业道德建设是群众的“自我改造”和“自觉锻炼”，要注意发动职工总结经验教训，对照正反典型，使职工真正认识到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并将其概括成重点突出、简明扼要、易记易行的职业道德行为规范，成为从事该职业的人员自我约束的准则和行动的指南。这样就会产生巨大的道德效应，起到行政和法律手段所起不到的作用。
第三，开展道德评价活动，弘扬道德楷模，抨击不正之风，充分发挥职业道德舆论的导向作用。职业道德舆论是对人们职业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一种社会舆论，凡是符合职业道德的行为，就会受到它的支持、鼓励、赞扬，从而强化人们的道德信念，巩固这种好行为；凡是不符合职业道德的行为，就要受到它的批评、指责、鞭挞，给人造成一种强大的精神上的压力，促使他改变不道德行为。这种外在的强制对于遏制和消除行业不正之风具有重要作用，可以使一切不文明、的行为和行业不正之风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或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职业道德舆论有多种表现形式，最常见的是人们的议论，单位内的表彰或批评，以及报刊、电视、广播等大众传播手段。要正确合理地引导道德舆论，净化舆论中的杂质，要创造一种敢于直言、公正评价人们的职业活动，扬善贬恶，扶正抑邪，以监督和保证人们的行为符合职业道德的要求，符合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符合时代的要求。
第四，克服职业道德淡漠现象，形成一个讲究职业道德，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良好职业风尚。一个时期以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职业道德观念淡漠，以权谋利、以职谋私的行业不正之风盛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拜金主义”及某些政策失控产生的利益导向偏差，是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淡漠致使一些人丧失了职业道德。因此，要从人的心理需要和利益引导入手，把他们的信念真空充实起来，造成一个尊重和赞许职业道德行为的工作环境，提倡一种切实可行的不局限在物质需要上的更充实的生活观念。要从根本上扭转忽视职业道德的倾向，把职业道德强化为纪律，使从业人员培养健全的劳动观，形成牢固的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理直气壮地宣传大公无私、艰苦奋斗的精神，理直气壮地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风气，要发挥领导和党政机关的模范作用，领导不仅要重视本单位的职业道德建设，还应带头遵守道德规范，带头抵制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克服腐败现象，做到勤政、廉政、优政，成为各行各业讲究职业道德的楷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系列讲话精神都强调：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由此可见，党是十分重视抓好职业道德建设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近期，执政者或是理论学者都在不断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让我们以此为动力，努力把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抓好吧！
社会道德论文范文第10篇
职业精神是社会转型发展的基础，而其核心便是职业道德。所谓职业道德，指的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履行本职工作职责的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道德准则和规范。职业道德的概念，既蕴含了特定职业一致的利益诉求，也同样存在着法律予以承认并加以保护的个体利益，而这些利益的衍生是与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相匹配的，认识到这一点对做好广义社会转型时期范围上的职业道德观念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当前，我国的职业道德培养体系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稳定性和规范性，政府正是通过将这一理性化的框架落到实处来推进整个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平稳发展。通过国家的整体发展历程，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政治文明与之相匹配，更需要独特的文化信仰来赋予其灵魂，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发展趋势正是通过夯实自身文化的根基，来应对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异文化冲击。从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角度出发，必须通过文化氛围和社会心理的培养尽快使职业道德精神融入到这种文化的积淀进程当中，使其成为其完整文化的组成部分。道德是文化体系中核心的一环，是对人的社会性的自我约束和心理约束意识。当前，党中央大力倡导的“八荣八耻”正是对中国道德信仰现状的一种诊治。事实上，道德观念的背后往往有一整套的价值观念作为支撑，或者说道德是一种文化的内核，也是一种文明建设的关键。在综合国力全面提高，深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的重要战略时期，着重提出文化建设中的道德问题，说明道德建设已经不在是知识分子的一己之责，而成为全民共识，发展到了树立信仰的攻坚阶段。
2发挥传统道德作用，打造诚信氛围
在社会资源整合的今天，我们尤其需要通过道德的认同和共同规范的遵守使国人在认知行为方面实现和谐，形成强大的民族向心力，推动社会转型时期发展。在实现和谐的诸要素中，共同的道德价值观至关重要。共同的道德价值观的培养，需要从传统道德中汲取营养。五千年文化积淀而成的传统道德中蕴含了大量合理的、有益的因素，值得我们弘扬和继承。基于其自身的双重性，我们必须将其与现代化建设相衔接，在保留其精华的基础之上，赋予其符合时代特征的新内涵，实现其现代转化，形成更加理性的传统道德，才能真正成为和谐社会的道德信仰。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岁月中积淀而成的，其核心之一就是主张“天人合一”式的“和谐”，其实质是一种在强调固有等级结构不可逾越的前提下，以抽象的共性和谐压抑人的个性和谐的理论。在重塑传统的今天，如何立足时展的需要，以吸收性复原和创造性发展的态度去对待这种传统道德，吸收其中的合理因素，创造属于我们的“和谐道德”，是一项开拓性的课题。
对于中国传统道德在现代意义上的转换与发展，人们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明确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怀。传统道德作为非理性时代的产物，包涵了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但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厚德载物的仁爱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见贤思齐的自律精神等，却是中华民族的道德特性，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转型时期必须继承的优秀道德传统。道德建设应着眼于长远，但一定要立足于当前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在实践中区分，而不是仅凭主观上臆测，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与糟粕，从而在时间中清除尘垢。道德是人的属性，我们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