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猫爸爸”和他的“希望”
2015年4月，一个周日的早上我打开电脑，写下了盘亘在脑海多日的一行字 -- 寻找荒野中的精神家园。
如果没有见到潘教授，如果没有和他近距离的接触，初看这行文字，我也许和你一样会以为是部小说的名字。但现在我知道，这不是一句“文学”的描述，更不是作者在虚构故事，这是一个人一生的写照，是一个科学家终生的追求。现在当我写下这行文字的时候，我多少看见了“寻找”的足迹，闻到了“荒野”的气息，读出了字里行间的含意，感悟到了那“精神的家园”对人类的意义。“他是我们的老师，和他在一起，你才懂得什么叫珍惜与拥有，才能知道真正的科学之路在哪里。”他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潘文石。
初见潘教授是2014年11月3日，我在北大深圳校友会的“经典诗文朗诵会”上聆听他的演讲 -- 《荒野中的精神家园》。这标题已让我砰然心动又浮想连篇，而这却是78岁的潘教授35年来的人生追求和生活写照 – 寻找生命的真谛，探索科学的真理。
43岁那年，潘教授离开北大校园，一头扎进中国西部的崇山峻岭，到荒野中构筑他的精神家园，60岁又到广西崇左和钦州对野生白头叶猴和中华白海豚进行野外考察，如今已近20年。他用对生命的理解与珍爱在年逾花甲后继续投身到“生命教育”的研究和传播中。他在荒野中攀爬的身影感动着我们，他对生命的热忱激励着我们，他用汗水和泪水筑成的事迹教育着我们。
那天当我在聆听潘教授的演讲时，在他构筑精神家园的人生历程中，我还听到了一些熟悉的名字和我们共同的经历和回忆，让我对他的“荒野”和“家园”更多了一份亲切和敬意！
见到潘教授，还带给我两个意外收获：其一，我和潘教授的大女儿是小学和中学的校友，还是鲤鱼洲“五七干校”的校友，并和潘教授一家是老邻居，我们决定要再续前缘；其二，为了向潘教授献诗，让早已远离诗歌的我，又“文艺”了一把，我们齐声朗诵“一个人的诺亚方舟”向他致敬，又登台朗诵北大才女王芳作品“秋天的组诗 -- 我想是因为爱的缘故”。
在朗朗的诗歌声中，我看到潘教授在荒野中寻觅的身影，在大熊猫、百头叶猴和中华白海豚的环伺中微笑的神情。这就是他构筑的精神家园 -- 与自然、生命、万物生灵和谐相处的家园。当我们正在被污染的空气、噪杂的喧嚣、无名的病毒困扰时，那精神的家园是多么的令人向往！我想走近他、了解他、倾听他的故事、感受他的情怀、领悟他的思想、学习他的精神，和他一样去探索“精神的家园”。我也想把他的故事讲给你听。
2015年4月初自称“到荒野去 -- 深港小分队”的一行人终于到了广西崇左北京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基地，在这里我又见到了潘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
4月3日正午，飞机抵达南宁。马上接到基地电话“等你们过来吃饭”。一分钟不敢耽误直奔崇左。晚春的西南大地，一片葱绿，气温已经直逼盛夏，自然界的生物都在躲避炙热的阳光，高速路上只有我们的车轮在飞转。
约下午两点，终于进入了期待已久的基地。我想这个时点教授一定在休息，基地大概特意为我们留了午饭，正想着车已停在一栋楼前。“你们来啦！”循声望去，一个脸红扑扑，头发有些稀疏的老人正在二楼张望。
“潘教授！”我高声喊到。
“叫潘爷爷好。”马上告诉同行的小侄儿Richard和侄女Linda，两人6岁半，“去潘爷爷那里做科学考察”已经企盼了好久。
原来教授还没吃午饭，在等我们。稍是寒暄，一众人坐在一个大圆桌旁，我们开始了与基地人员同吃同住的第一天。
“今天晚上梁(祖红)老师会烧鸭子给你们吃，中午比较简单了。”教授面前是一碗白粥，他似乎有些歉意地说。我一看桌上，有四素两荤一汤，赶紧说“非常好了”。
“厉放啊，你们先吃饭，我去看一下猴子回来了没有。”晚上，刚在餐厅坐下，教授手提一个大探照灯匆匆进来对我说。
这天晚上，梁老师烧了一盘鸭子好吃极了。“让你丈夫多吃一点。”教授生怕我们吃不好，不断提醒我。
后来几天的“吃”，基本都是这个标准。基地种了一些蔬菜，也养鸡、养鸭、养猪，但是主要的食物还是要到30多公里外的城里去采购。吃饭主要在两处，基地的小餐厅（有客人来或小范围聚餐）和大食堂。小餐厅加厨房，都在一个房间，只有一张圆桌，通常梁老师负责烧菜（这里的老师都是多面手，凡事自己动手。梁老师作为支援团队的一员，常住基地已十年有余。烧菜做饭，几天后还当司机，一天开车来回300多公里拉着我们去了趟钦州。到了钦州一上船又是一个摄影师，扛着“长枪短炮”对着白海豚不停地拍）。厨房卫生、收拾碗筷，都由值日生轮流负责，他们多是20出头的学生和志愿者。
今天的条件与潘教授前些年的野外生活，餐风露宿相比，确实非常好了。不过这里远离市区，除了观察猴子和花草，没有任何娱乐设施。而且每天起早贪黑，基本和动物同一作息时间。基地唯一的商业场所是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卖部，供应简单的必需品和少量基地的纪念品，最近的医院是县城卫生院，比较像样的医院在车程3个小时之外。想到当下城市中弥漫的奢华风气，每天又有多少灯红酒绿的故事散去，我佩服且欣赏这些年轻人，愿意体验简朴的、亲近大自然的生活。这是我在基地感受到的第一课 -- 简朴、单纯、健康。
北京大学，不时被人戏称是“一塔湖图”-- 博雅塔、未名湖、图书馆（红楼建筑）。来到基地，好似老友重逢，又见“一塔湖图”。
这里曾是一个弃置多年的军营，位于广西祟左县罗白、板利两乡交界的弄官山区。1996年，潘教授结束了在秦岭的研究，带着1名研究生来到广西，开始了对野生白头叶猴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最初的研究地区是位于扶绥境内的岜盆自然保护区内，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条件，便转移到了这处军营。他们利用军营中有限的基础设施开始了生活和研究。多年的苦心经营之后，这里相继建立起北京大学崇左生物多样性研究基地和一座生态公园。
基地的标志物是一栋灰瓦白墙红柱的二层小楼，这是基地科研人员的驻地和研究场所。这栋不同于当地建筑风格的小楼，让我们一下想到北大校园那一栋栋美丽别致的小红楼。楼的正对面是一个水塘，塘中不乏小鱼小虾，几只肥胖的大白鸭子把这里当成食堂和游乐场，而我们却更愿意叫它“小未名湖”。有楼、有湖，好像还缺点什么？好彩，北大经管学院广西校友顾荣，深焉教授心思，又在楼旁建了“塔”。灰塔、红楼、小未名湖从此在基地落了户，一面“北京大学”的旗帜在基地的蓝天下飘扬。
“您多久离开基地一次？”站在二楼的大平台上，听着呱呱的鸭子叫，我问教授。
“如果可能，我根本就不离开。外面的邀请活动很多，我很不想离开。我要集中精力把现在的科研做下去，把书写完。”一说起他的研究，教授一反徐徐缓缓的讲述，带着电视里“海外华侨”一样的口音提高了音量，他略有激动。
一年到头，一天到晚在基地，他把这里当成了家，这里是他的乐园。他告诉我：每一天生命都很宝贵，他的时间这样度过：
早4：00起床，喝咖啡，清理思路；
早5：00，天微亮，出门观察动物，然后写书；
早8：00，早餐。和基地人员交流，写书；
中午：午餐。休息至下午4：00 -- 5：00；
晚餐：和基地人员交流；
晚上：写书，工作到午夜；
夜12：00，观察猴子的夜间形态。
几十年如一日，教授都是这样度过他生命中的每一天。不同的是现在的居住条件，观察条件，写作条件都比当年好上百倍了，但是他不忘初心，似乎什么也没有改变，始终聆听荒野的呼唤，亲自观察，研究动物在自然环境下的状态，继续在浩渺和沉寂的大自然中建构他的精神家园。
除了教授本人生活在基地并乐此不疲地观察、研究动物，基地的其他人 — 科研的老师、支援团队的成员、当志愿者的年轻人，都追随潘教授，甘愿在这边远的山区每天对着几群猴子不停的看啊、拍照啊、研究啊，我想探究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自然会这般沉静而有力地吸引着这群人？而这一切大概要追溯到35年前那个飘雪的冬天。
潘教授现在是著名的生态保护科学家，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非学术的名称还有：“熊猫之父” 、“熊猫爸爸” 、“白头叶猴之父” 、“白海豚的守护者” 、“铸造方舟的自然之子”等誉称。我问教授，哪一个称号最能让他心安地接受？
“熊猫爸爸。”教授欣慰地说。的确，只要上网“搜”一下他的事迹，这个称呼于他当之无愧。而这一切却是源于35年前的一个偶然机会。
潘教授1955年如愿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1961年大学毕业后留在北大生物系任教。1980年原来在实验室研究病毒的他到四川卧龙参加一个关于熊猫的国际合作项目。
这是一次难得的如此近距离地观察、研究野生大熊猫的机会，使他对大熊猫发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但是他很快发现，自己对熊猫的理解和看法跟很多人的观点不一样。他决定：走进荒野，走进野生大熊猫，到卧龙对野生大熊猫进行研究。从此，他血液里对野外生活的想往被唤醒了。
“我从小不喜欢城市。青少年时代我看的书是《鲁宾逊漂流记》和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我喜欢野外的生活，渴望人迹罕至的荒山带来的欢乐。”今天，70有8，早已当上爷爷的潘教授一说起“野外”，依然兴致勃勃。于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科学之旅就此起航，他开始了长达35年的野外考察研究之路。从那以后，每年至少有10个月在野外度过，所以有人说：在城市里看到潘文石就如同看到野生动物一样稀奇。
感谢“潘文石生命教育基金会”，拍摄的记录片，为我们留下了当年那些珍贵的、无比艰辛的历史画面。野外科考工作艰苦而残酷，恶劣的天气、危险的地势、毒虫虎豹都是要提防的敌人。到卧龙后不久，潘教授在一次追踪熊猫的过程中摔下坡度约70度的悬崖，幸亏在半山峭壁上抱住了一棵杜鹃花才保住命。但是，摔伤后肛门裂开，无法进食，每天靠一勺蜜和一个鸡蛋维持生命。更让他心焦的是，天天躺着不能工作。他给父母写了封信：“为什么要选这么艰难的路呢？我是不是也到海外去呢?”很快他收到父母的回信：“很多人到海外是为了镀金，既然是镀的，就不是真金。望你更坚强些，渡过眼前的难关。你会变成一块真金！”
父母的鼓励给了他力量，他坚持下来了。
许多对潘教授的报道都写了这件事。这天坐在教授的对面，我问“在当时生存已是严峻问题的时侯，您的父母为什么依然鼓励你留下？”
“他们相信我对生命执着的追求。”教授动情地说。
一天前，潘教授曾和我说起他的父亲，一个成功的泰国华裔商人。“七七”事变毅然回到中国参加抗战。一腔热血的报国之志使他甚至放弃了去剑桥读书的机会。有其父必有其子。
“您父亲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人，这个基因也传给了您。”接着教授的话我补充了一句。
沉吟片刻，教授看着我，又缓缓地说道：“那一次摔的可是不轻啊。可是你知道吗，我当时没钱去医院。接到父母的信，我开始想办法治伤。”
我的心咯噔一下，沉重的说不出话 ……
一个月后，虽然人形消瘦，但他精力恢复了。出院当天就从海拔2000米爬到2900多米，去为一只年轻的雌熊猫“宁宁”佩戴无线电跟踪颈圈。
1985年3月，一个飘雪的季节，潘教授带着3名学生，背着沉重的登山包进入了秦岭大熊猫分布最密集的地区 – 秦岭南坡。此后13年，在这片有着107道溪流和108道山梁、总面积为250平方公里的研究区域里，他们日以继夜地跟随大熊猫，活动在海拔1000米到海拔3071米的区间里。
秦岭的冬季严寒逼人，林业工人都下山过冬去了。只有他们，为追踪大熊猫，坚守在这秦岭最恶劣的天气里，总是在山上过冬。寒冷的冬夜，他们住在废旧而四面透风的木制工棚里，不敢生火，只好把身子钻在鸭绒睡袋里，一只手拿着蜡烛照明，另一只手写研究日志。清晨起来，放在屋里的脸盆都冻成了冰坨。
有一年春节，教授和一个研究生在一起，为了节约时间和木炭，他们把许多土豆和大米熬成一大锅，一连吃了好几天，直到转移到新的工作点，再煮一大锅，教授把它说成是“野外美食。”这样的生活持续了8年。
为了学生的安全，潘教授常常是尽量让学生去低海拔的区域，自己去高海拔的地区，有时甚至是老乡都不敢去的地方。其实出生在热带地区的他，对中国西部山区高海拔的环境更不适应。
教授和他的研究生们为十几只大熊猫戴上无线电颈圈，每过一刻钟就要打开一次无线电记录它们的行踪，一天要听96次记录。常常每个月都必须有一次连续三至五个昼夜在零下十几度的帐篷里,几乎不吃不喝不睡不间断地通过无线电监测大熊猫。从当年的记录片中我看到在荒芜人迹的冰山雪岭，一个简陋棚屋中，教授头戴无线电耳机，一条厚棉被包着腿，一件棉大衣裹在身上，左手打着手电，右手记录熊猫从野外“发回来的数据”。
“野外生活比劳改犯还困难。你看这山，要顺着山梁走，每天翻过几座山梁。一天来回20多公里。”这天教授陪着我们从崇左去钦州，在车上他指着车窗外的群山对我说。
“可是秦岭的山比这里大得多呀，真够难的。”我说。
“是难。有时真的走不动了，我就练‘轻功’，想象着人飘起来了……我还想第二天下雨吧，那就不上山了。可是，下雨还是会上山啊。”说着，他轻松地笑了。
“是什么信念让您坚持下来呢？”我追问。
“对生命，首先对人，深刻的关怀，离开这个其它都是假的。大熊猫经过几百万年的演化、适应，生存下来了，这是一个美丽的生命，我希望把这个美的东西留给子孙后代。人活着不是为了写论文，而是为了使人类生活的更好，为了人类的福祉。”教授以他特有的带着南方“湿润与柔和”的普通话缓缓地说着，但是每一句都是那么铿锵有力，每一个字都撞击着我的心。
1983年底至1984年初，四川地区死了八只大熊猫，碰巧六十年才开一次花的竹子开花了。于是，“竹子开花导致了大熊猫死亡，要把野生大熊猫都圈养起来保护”的观点不仅在学术界，就连当年我这个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了。抢救国宝，抢救大熊猫，国际国内，四方捐款沓至而来。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出现了。“‘竹子开花’不是大熊猫濒危的原因，是人类的砍伐使熊猫面临绝境。”在秦岭从事野外大熊猫考察的潘教授，以亲自观察到的实证，以第一手的科学数据和一个科学家的良知与正直，大声地说出了真相。
他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坚决反对饲养野生熊猫，那样做只会破坏野生熊猫的种群结构，而且还可能导致它们不再繁殖”。直到今天，说起他当年的坚持，说起他的大熊猫，教授依然深情满怀。“大熊猫能够生存到现在，是大自然的杰作。它们不是为了在动物园里取悦人类的。而且，竹子开花是几十年到百年一次的现象，而熊猫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几百万年，为什么到了今天，它们就要灭绝呢？如果你不站出来说清楚，尽管很困难（当然很困难!当时学术界同样研究熊猫的学者们沉默着，他这一喊，不知得罪了多少既得利益者们），你就别做科学家。科学家的良知不允许我说假话！”当我亲耳聆听到这番掷地有声的话时，内心翻腾着滔天巨浪。我看到一个科学家的良知比知识重要百倍；一个科学家的正直，比任何研究方法重要百倍；一个科学家的勇气，比所有“明智”的选择重要百倍! 最终，他的呼吁、他的坚持、他的野外考察实证，令中央制止了这种错误保护大熊猫的行为。
在当年的记录片中我还看到十分震撼的镜头：在一支微弱的烛光下潘教授在简陋的工棚给中央领导写信。事源1993年，秦岭森林被肆意砍伐，使大熊猫的生存危机四伏。面对满目疮痍的秦岭南坡，潘教授坐立不安，他心知秦岭南坡是野生大熊猫最后的一片自然庇护所，于是忧心如焚地向各级有关部门呼吁减少采伐量。8月，潘教授研究小组直接写信致国家领导人，又联合29位中外科学家写信致国务院总理，力陈“秦岭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和建议解除的办法”。
“当时有人劝我用这些功夫不如多写些论文得些实惠。但是你看，发表了论文，可是秦岭没有了森林，没有了大熊猫，又有何用？在当时十万火急的情况下，你说我给各级政府写信不比写论文重要的多吗？”就是今天，当我亲耳听到教授的这番话时，依然可以感到他胸中奔腾的热血，周身燃烧的挚爱，看见他执着的追求和博大的情怀，一个耿介、倔犟、正直的科学家活脱脱地在我眼前。他坚持向国家领导人递信，最终，获中央批示可“立即停止采伐，安排职工转产，建立新的自然保护区”。
结果是：由中国政府投资5500多万元的长青自然保护区建立了，并引入世界银行477万美元贷款，保护了秦岭最后一片大熊猫的栖息地。今天，在秦岭650平方公里范围内，大约150只大熊猫在最近十几年间始终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9年的增长率为3.5%，印证了教授当年的坚持：大熊猫的生存并不完全取决于自然力，而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爱护和管理。“它们从250多万年前演化到今天，是成功的胜利者，只要人类给它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它们就能很好的生活下去。”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贡献啊。
同样令人欣慰和鼓舞的是，今天的秦岭南坡，郁郁葱葱，百姓安居乐业。从记录片中我看到华阳古镇的老乡对故地重游的潘教授说：“这翻天覆地的变化真好，都要感谢您。”那一刻，我的心情和教授一样“心里特别地快乐。”这不正是他当年所坚持，终于乐见的结果吗? “海拔1350米以上，留给大熊猫。海拔1350米以下老百姓好好地生活，那里是他们的洞天福地”。
一项科学研究的成功，会因一些偶然因素而导致。对潘教授的秦岭大熊猫研究而言，如果没有一批又一批研究生的加入（1984年到1999年，先后有十五名学生与他一起参与研究），此项研究恐怕难以为续。“15个不曾虚度的岁月匆匆过去，每当我想起这支充满朝气，但缺乏社会经验的年轻队伍在面对自然的艰难险阻和人间种种阻遏，而总能团结一致并竭尽全力时，便有一种淡淡的悲壮情怀在胸中升起。”这是潘教授谈起他的学生们无比动情的一段话。
在基地，我有幸见到了两位当年与教授一起工作的研究生 – 龙玉和王大军，他们现在都是博士和科研骨干了。出乎意料的是，谈起当年野外生活的餐风露宿，他们的回答是：
“多刺激啊，每天都在探险。年轻人喜欢探险，而我们那么幸运，在荒野中得到了。”龙玉老师，现在北大生物系任教，半年在北大，半年在基地。当我对她表示：一个女生当年一定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坚守在秦岭时，她云淡风清地笑了，告诉我“在秦岭的生活很刺激。”但实际上他们面对的艰苦是每日每时的。
由于研究经费紧缺，他们必须时时计算着过日子。从北京至汉中35个小时的火车，教授和学生们只肯坐硬座。在过往的城镇不留宿，接着8小时的长途汽车，然后再等林区过往运输原木的汽车，才能辗转抵达野外工作站；
所有男生都要干最重的活。每天野外工作之后，即使身体再累也会在返回营地的路上每人扛一根废木头作为薪火储备。为了节约开支，尽可能不雇请民工帮助，都是自己劈材烧饭；
在每年最冷的冬季，为了保住脸上油脂，防止冻伤，教授两周洗一次脸，才保住了“好脸”。但是女研究生因皮肤太薄，又每日洗脸，脸颊上长满了冻疮。听到这里，我一阵颤栗，想起小时候在江西鲤鱼洲北大五.七干校度过的阴冷严冬。在北京长到快10岁从来没有“冻手、冻脚”的经历，结果在干校，手、脚、脸都被冻伤，那种又麻又痒，脓、血、肉交融的刺痛今天想起来都心颤。我仿佛看到了她们当年咬牙坚持的场景；
无疑，野外的工作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但最难熬的还是长期缺乏油水，有时连主食都不够吃，那种每日要面对的饥饿感，以至到今天还有一桩龙老师和王博士的公案没有理清。
话说当年他们轮流负责做饭，龙老师做饭的那周，每天都有“肉汤” -- 一块大猪骨头在汤里打个滚，算是给大家开荤了。
一周后，轮到大军做饭。他一看这块熬了7天“肉汤”的骨头已无法再榨出油水，也不舍得扔，就拿去给狗开荤了。这一下，“激怒”了龙老师。“这么好的骨头，怎么能喂狗？那上面还有肉呢。”
“熬了7天，还能有肉吗？”大军百口莫辩，百思不解。
“有肉”？还是“没肉？”两个科学家都很任性，直到今天也没有公论。
他们从那样的生活过来，却依然乐观，不忘初心，让我由衷的钦佩。
“一个科学家最重要的品格是什么？”我追问龙老师。
“爱。有爱才能投入，才有真诚，才能持久。”她毫不迟疑、坚定地说，回答了我的“十万个为什么”。
“乐在其中。”是王大军博士对当年荒野生活简单明快的回答。
“一伙年轻人跟着潘老师在荒山野岭中自己生火做饭，乐子多了。一天，大伙累得精疲力竭，回到住地谁都不想动，潘老师说‘今天我来给你们做好吃的’。结果这顿好吃的是：水煮南瓜放了两勺猪油和一勺白糖。”
哈哈哈，大家都笑了。笑声带着他们共同的回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在舒朗的夜空下传得很远、很远；笑声飞跃重山，飞向他们撒下了汗水和倾注了情感的远方……
教授送我一本他和研究团队所写的专著《继续生存的机会》。这是一部关于大熊猫的、厚重的，涉及生态学、行为学、遗传学、保护生物学等多学科领域，布满表格、数据和分析报告的学术专著，对我这个缺乏科学训练的人恐是难以看懂。但是，我知道它诞生于教授和他的团队17年来的野外探索和观察，它的每一页，都承载着一份责任；每一行，都渗透着秦岭的日月风霜；每一句，都回应着荒野的呼唤；每一个字，都是斗量的汗水；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冰山雪岭中一个深深的足印。我读懂了字里行间的真诚，看见了科学家最重要的品格 – 爱，对生命挚热的爱。
同时，我也看到关于大熊猫的研究，潘教授创下许多世界第一：他首先发现海拔1350米的等高线是需要保护的荒野，这是维持秦岭大熊猫（中高山大熊猫）继续生存的“森林生态系统”和该地区低山的“山地农业生态系统”的分界面；第一次发现野生大熊猫的社会结构和行为方式、婚配制度以及某些避免近亲交配的机制；首次发现作为一个地理群体的秦岭大熊猫的DNA多样性还没有下降到近亲繁殖的程度。他第一次向世界宣告：“大熊猫并没有走入进化的死胡同。”
2000年，一位剑桥博士在美国《读者文摘》撰文介绍潘教授的工作，并将他怀抱一只幼年熊猫的照片登在杂志的封面，旁边写着“熊猫爸爸”，他欣然接受了这个称呼。那只熊猫潘教授叫她“希望”。
“1997年我回到秦岭。凌晨4点，推开房门，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在那里。我赶快进屋让隔壁房间的同学用无线电台‘搜’一下是谁在我门外。”教授停住了。双眼望向车窗外那连绵的群山，我屏气细听，心怦怦直跳。在我们去钦州的路上，教授讲着故事。
“是‘希望’。她知道我回来了。”教授转过头，声音都不同了。
“我把她让进屋里，给她水喝，给她东西吃，她都不要。就这么静静地在我房间呆着。哦，‘希望’怀孕了，要当妈妈了。”
教授再一次把头望向窗外，用手揉着眼睛，没有再说什么。大西南连绵的群山，让他望不见生活在秦岭的宝贝们。但他心里明白：他已经把一个美丽的东西，一个美丽的生命留给了子孙后代，秦岭的大熊猫快乐地生活在野外。在那里经风雨见世面，在那里自由觅食，追求爱情，寻找伴侣，生养后代，它们在那里生，在那里死，还将世代繁衍下去。而他，一个被称为“熊猫爸爸”的科学家，有什么比这更让他欣慰和自豪的呢？多美的结束，也是多美的开始啊。
在崇左基地，大家叫他“潘爷”。此时的他,脸上挂着慈祥，亲切随和，眼睛里透着笑意，无异于在街上牵着小孙子的老爷爷。不同的是此刻的他，眼睛正盯着一群爬上跳下，攀窗跃杆，吃叶子喝凉水的家伙们。它们知道自己是潘爷的宠物，特别“人来疯”，每天傍晚都到潘爷的住处放肆一番。这是一群比大熊猫还要稀有的动物 —— 中国白头叶猴。它们怎么成了潘爷的宠物？故事要从十几年前讲起。
1990年，当潘教授正在从事秦岭大熊猫的研究保护工作时，他就听闻位于广西的白头叶猴已经濒临绝境（外界相传已经绝迹），从此心里就在牵挂，但当时无暇分身。直到长青自然保护区成立，秦岭的工作告一段落，他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另一个荒域，开始了新的研究征程 —— 到广西喀斯特石山中与白头叶猴为伴。1996年他在广西崇左成立了“北京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基地”。
这时的潘教授届满60岁，到了传统意义上“含饴弄孙”的人生阶段。但是，他是荒野中的斗士，野生动物的保护者，他注定要在荒野中继续自己的人生。同时，他的研究与思考亦进入了一个更高、更深刻、更广阔的生态理念阶段 -- 人类与自然、万物生灵和谐相处的关系。
如果说1980年潘教授与秦岭大熊猫的“偶遇”，激活了他血液里对荒野的憧憬，让他听见了荒野的呼唤，他的研究保护工作是源于对荒野，对美学的追求，对大熊猫朴实的情感，那么17年的实践，早已使他眼中看到的不仅是野生动物，更是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对一方百姓生存环境的关怀。
秦岭长青自然保护区的经验证明，只要人类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克制盲目的欲望，保持谦卑的理性，那些源于自然与天性的物种可以和人类一起和谐共存和进化，可以继续给我们以智慧的启迪。而生态保护的工作、生态链的平衡，靠的并不只是单纯地“保护”一种动物、一个物种，而是要提高整个地区、整个生物圈的福祉，这成为潘教授对野生动物研究保护工作的新航标。
有了这样的理念和目标，还有什么样的艰苦，什么样的困难可以阻止他继续走进荒野，继续探索的步伐？
“君子之居，何陋之有？——1996年11月17日”当年用焦炭在墙上写下的字迹如今依然清晰可见。这天，当我亲眼看到这个废弃的军库，三间没有门窗的屋子，墙上东倒西歪的裂痕，室外用土坯垒起来的简单灶台，内心的震撼无比强烈。这是潘教授当年初到广西的落脚地。“一个科学工作者追求的不是物质，而是对人类奉献的精神！”这句话从潘教授口中讲出，真是掷地有声。为了寻找白头叶猴最后的种群，研究“人口、土地和野生动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他的荒野之旅又开始了。
白头叶猴被公认为世界25种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也被中国列为一级野生保护动物。它是广西喀斯特石山森林系统的代表，象征着从更新世早期形成的物种，是当地生态环境中的旗舰物种。在这片3000公里的土地上，有200平方公里的山石生态系统，但只有70-80平方公里的石山上生存着可继续存活的4个种群的白头叶猴。
半个世纪前，白头叶猴与壮家人和谐地生活在广西西南地区。白头叶猴在山地生态系统自由生长、子孙繁衍，壮族儿女在农业生态系统自给自足，互不侵犯。但是，人口增长，生产方式的落后，使这里的生态系统出现了严重不平衡，人与猴子以及其他生物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展开了生存之战。
1996年秋当教授带领他的学生来到这里时，满目所见一片被喀斯特石山环绕的贫瘠土地，自然生境遭到的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春天见不到植物开花，田间找不到蛇和青蛙，但老鼠很多，白头叶猴濒临灭绝。同时他们发现，土地开垦达到了极限，农民每年对薪柴的砍伐量大大超过了植物的生长量,而在被砍伐的树木中竟然有70%以上属于白头叶猴的食物。人们除了拥有这一小片救命的土地便一无所有了，在新增加的人口和艰难生活的重压下，陷入到“贫困—开荒—偷猎”的恶性循环之中。村民们除了燃火做饭大量砍伐野生植物、点炮採石发展经济、因迷信“乌猿酒”而开始捕杀白头叶猴创收。
当年，偏僻的弄官地区百姓生活极其艰难，就连教授一行常常是饿得脸都发绿。那里，不仅生活物资，连饮用水都极其匮乏。他们赶五公里路到镇上，才能吃到当天唯一的一顿饭 -- 两块五毛钱一碗的米粉。据说时任崇左县委书记听闻潘教授在崇左做科考研究后，特地请他和助手吃饭，饭后，教授唯一的要求是“将所有的剩菜打包”。相对物质的艰辛与清贫，更艰难的事情是改变当地的生产生活习惯，使之有利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如何说服当地居民不再捕猎与砍伐。
潘教授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弄官山区自然保护的关键，首先必须依靠政府帮助农民解决温饱问题，逐步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然后才可能逐步恢复生物多样性。“如果不把人类从这样一种艰难的情况下改善过来，自然保护是一句废话，我们的研究也是一句废话。”他挑起了这个重任。
于是，从记录片中我看到踏着泥泞的山路，潘教授和学生一步一步走进村落，帮助贫困农户改善生活：首先，依靠地方政府帮助农民改变农作物品种，用种植甘蔗取代原先的水稻、杂粮而增加收入；其次，帮助农民修建了沼气池，使他们从此不需要再上山砍柴。1998年起，潘教授开始积极奔走，向政府阐明利害，向各方筹措资金，向农户晓之以理。一次又一次实验，失败了再重头来。2001年，他将自己获得的福特环保奖10万元奖金全部投入沼气池的建设。其三，附近村子里浑浊的饮用水、贫穷的生活条件，落后的医疗与教育观念，让他痛心不已。他决定，在开展研究工作的同时，要把解决当地村民的生活困难，关心老百姓患地方病作为头等大事。
“一个大学教授不好好搞科研，去关心人家得了什么病。”不时也有这样的声音传出来。但是，他却认准了一个理：野生动物的物种危机是与人的贫穷同时产生的。“纵使有千篇论文百部专著，如果村民继续贫穷下去，白头叶猴也无法摆脱灭绝的命运。只有真正改善村民的生活，才能使环境保护获得成功。”
他一遍遍对自己说。
在潘教授的努力下，十四年来，当地政府一共投入1000万人民币，用于改善附近村子的生态环境。他自己也拿出科研经费及各类奖金，加上亲朋好友、海内外朋友及民间组织的支持，资助共计300万人民币。修水池、建沼气池、办学校、资助贫困学生上学、普及卫生知识、投资医疗设施……他的每一份努力不仅仅是在改善贫困人民的生活，更从精神上改变整个地区的现状与未来。
在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生活困难的同时，潘教授不遗余力地向当地村民宣传环保理念。县里领导请他们进城吃饭和洗澡，他就借机介绍自己的工作，讲保护白头叶猴和它们生存环境的重要性；讲“生态旅游”对保护白头叶猴和发展当地经济的意义。
滴滴涓水，终成江河。2005年开始，由于植物不被砍伐而能够完成开花→结籽→萌发出实生苗的生命周期，山区开始呈现出葱郁的景象，自然生境迅速进入到恢复阶段。树多了，鸟类、蛇类和各种食肉动物的数量也增加了，随之害虫及鼠类数量减少了。农民在甘蔗地里不用或少用农药，不但洁净了环境，投入的成本也减少，农民把原先用于砍伐和打猎的时间转移到对农作物的细心耕作上，因而收成也提高了。
如今，村民打开水龙头就能有清澈卫生的自来水，做饭也不用再去山上砍柴，打开按钮就能方便地用上从沼气池输送过来的沼气。1997年初，按照潘教授的建议，县里关闭了一座採石场，次年又关闭了另一座採石场。后来那里成为白头叶猴一个7口之家的领地。现在，崇左区域内猴子的数量从当初的90多只发展到如今的800多只。《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报道了这里的情景：“拯救了一片村庄，保护了一群叶猴”。
“一切生命都有权在地球上继续生存下去的这样一种伦理，我们如果能够经受得起这样一些伦理和科学的挑战，白头叶猴一样有光明的前途。”教授充满信心地说。
所有这一切来之不易，不知经历了多少的苦心竭力，呕心沥血，挫败和无奈。“难道您就没有感到过失望，没有过无力感吗？”我问教授。
“没有。”他神情坦然，语气坚定地回答。
“我从小就在艰苦中锻炼。8年抗战，跟着母亲千里寻父，历尽艰辛，走了8年，找了8年，我们从来没有失望。从事生态保护工作，为了人类的福祉，我据理力争。人说‘知识分子怕官’，潘爷从来不怕！”他提高了声音。
夜幕下，坐在我对面慈爱可亲的“老爷爷”突然说的话重如千斤，一下把我逗笑了，对他的敬意顿时再升万丈。是啊，我怎么忽略了，他从来都是以科学家和斗士的姿态行走在荒野、峻岭崇山，企立于天地之间寻找生命的真谛，探索科学的真理。
潘爷不怕官，对名利、奖项更不刻意追逐。就在他住进“君子之居”, 从没洗过澡，每天以方便面和山泉充饥,却一刻不误地进山看猴子，对白头叶猴进行科考之际，荷兰王子Bernhard给他写信（1996年11月），让他携妻子和孩子去荷兰旅行一个月，然后由荷兰国王在荷兰王宫为他颁发保护野生生物金奖（Golden Ark）-- 金色诺亚方舟奖。这是一个当今世界极少人获得的荣誉，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
但是他回复道：“我非常感谢国王授予我奖章，但是我正在开展一项新的科学研究，无法离开，能不能给我寄来？”荷兰王室回信说，我们很理解一个科学家时间的宝贵和重要，这个奖章一定是你的，但是不能随便寄出。1997年4月,潘教授回到北京，荷兰王室派大使专程去给潘文石颁奖。大使动情地说,教授的故事就像诺亚方舟的传说那样,都在为人类献身,都同样了不起！超越物种与生命的思考。
今天，教授云淡风清地说起这些，让我看到的是一个科学家内心的坚持和追求和那了不起的科学献身精神与真诚。“人生最美的东西不在于你最终是不是能得到一个奖杯,而是在你追求的过程。”这是他的学生们喜欢引用老师的一句话。他相信一切生物都具有平等的生存权利。生命经过38亿年的演化，已经占领了地球的每一寸土地。直到最近200万年，人属生物才成为大自然中纤弱的一员。人类因为脑神经的进化、发达，已经统治了地球，但这不代表拥有猎杀其他生物的权利。要保护基因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以达到生态的多样健康的、平衡的、和谐的社会。
潘教授曾这样说过：“白头叶猴是我们的孩子，它们为了不同人类争食而生活到森林之中。过去白头叶猴曾经哺育和塑造过左江沿岸的文化，现在和未来仍将给那里人民的幸福生活提供帮助。也将为全人类在紧张的劳动之余，提供高情感需求的享受。白头叶猴不能消失，它同我们唇齿相依。”
白头叶猴是一种半树栖半岩栖的热带动物,性情温和,形态优美,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目前在国外没有活体和标本,被公认为世界最稀有的猴类之一,其生存空间比大熊猫还小。白头叶猴与人类的亲缘关系更近,具有更多与人类相同的遗传基因,具有更复杂的社会形态,科学家因此认为白头叶猴的研究价值并不亚于大熊猫。
除此科学的说法，在广西壮族民间还流传着一个美丽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这里很穷困，村民们没有足够的食物常常挨饿。有一天，一个老人去世了，人们头上裹着白麻布，腰间扎着白麻布带子，把老人送到山上安葬。葬礼过后，孩子们发现山上有很多野果，就很高兴地吃啊吃，吃完又玩了起来。家长见孩子们玩得高兴，就把他们留在了山上。很多日子过去了，村子里渐渐富裕了，家长想念自己的孩子，想让这些孩子回来。但是孩子们说：“我们不回去了，回去还要同你们争吃的，就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于是孩子们就留在了山上，渐渐长大，生儿育女。日子长了，孩子们的样子变了，头上的白麻布变成了白毛，腰上的带子变成了白色的长尾巴，以此表示对自己父母的纪念。“它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奇生命，是大自然的恩赐。它们与世无争，应该获得平等生存的权利。”象对待熊猫一样，说起猴子，潘教授也是深情款款。
我们到达基地的第一天傍晚就是去“看猴子”。白头叶猴随太阳作息，通常天不亮就起来；太阳一升起，它们就出洞活动；一路采摘果叶进食，中午时分；太阳到了山的另一边，它们也会翻过山头。这天下午近五点，潘教授的小女儿潘岳带着我们沿着一条不算太窄的山路，进山了。这是“守株待猴”的最佳时机，因为白头叶猴要回洞了。
“这条路才修好不久，以前是石子和泥，很有山野味道，但是一下雨就惨了。”葱绿的植物长满四周，只留出了这么一条小路。我们边走边看着不远处奇特的山峰，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石山的基座一个连着一个，山形陡峭，只有少量的树木和矮种植物。以前，他们为了近距离观测猴子，这样的攀爬是何等艰辛？两个孩子每人一个扑虫网，正快乐地追逐蝴蝶。“哔哔”一辆电瓶车从我们身后缓缓开来，是基地的研究人员去观测猴子。“电瓶车是姐姐送的。以前都靠走路上山。”潘岳说。这里的每一点改进，每一点“舒适”都能让我想到“以前”是多么的艰难。因此，在基地他们不抱怨生活的不便，设施的简单，而总是说“现在好多了。”
沿路有三、四处猴子的洞穴，潘岳一一指给我们看，还如数家珍地报出它们家族的名字：依依，阿珍，印堂小凸......最后我们来到大山凹处 – 三颗树。企业家王石在这里修建了一个观察站，正对着猴山。我们在石山的悬崖峭壁上发现了白头叶猴居住的洞穴，洞口下方可以看到像瀑布一样悬挂下来的红色印记，这是白头叶猴的排泄物。等待了很久，目标终于出现了。虽然没有风，但是山坳树丛里发出很大的沙沙声，猴群回来了。它们从山上连蹦带跳，有的不时蹲在树上啃食叶子，有的在一起追逐打闹。母猴抱着小猴，眼睛好的还看见了“黄仔”（今年1月出生的小猴。白头叶猴出生时浑身金黄，仿若孙行者再世），公猴孤傲地游走着。它们煞是漂亮，全身黑色，头部及尾部是白色的绒毛，幼仔的皮毛从金黄逐渐变成黑色。一路走一路玩，一只只白头叶猴都回洞了，公猴是最后一只进洞的。
我们眼睛看着猴子，耳朵认真地听潘岳的“猴群娱记”。潘教授团队长年来观测着6-7群猴子，它们都有自己的名字和家族故事。每一群猴都是一个“一夫多妻”几世同堂的大家庭。由一个成年雄性和它的妻妾，以及它们的孩子组成，小的家庭只有一夫一妻一仔，而大的可以到三十多个成员。成年雄性是一家之“长”，担负着保卫群体安全的责任，而成年雌性负责哺育和抚养后代。家族之间，有利他行为、互助行为、隔代助家行为。而猴群之间，为了利益纷争，抢占它猴之妻妾、残杀它猴之子女则是血淋淋。
我实在惊叹，在那高远的悬崖峭壁间一个活动的小黑点马上能让研究人员瞳孔放大，而我，就是指给我还半天“看不见”。再者，与我眼中都是一个模样的猴子，他们竞能观察出这么多的特征，娓娓道来那么多故事。
天黑了下来。我们和基地的研究人员一起离开黑呦呦的大山，回去吃晚饭。明天，他们要比猴子起得更早，进到山里去“观猴”。
这天晚上我对丈夫说：“真佩服这些研究者，几十年如一日，不分寒暑，秋雨冬凉，每天拿着望远镜对着山头上的猴子看，做‘娱记’不容易呀。”
“脚踩大地，仰望星空。你不觉得比你坐在冷气房对着电脑办公更有意思吗？”他说。
我一时语塞。
我想到潘教授一直所说的“兴趣和热爱”。在谈到什么精神能支持他一直专注野外研究工作时，他说是兴趣。对大自然的热爱、对多样化生物进化、演变、繁殖的兴趣。因此，十几年来，他带着研究生在乡村田野，崇山峻岭对白头叶猴的野外种群进行跟踪观察，一日不曾间断。他们的观测工作要在猴子出发前开始，猴子回家休息后结束。
经过多年的研究，他们逐渐了解现存白头叶猴种群的数量、结构和分布格局，为白头叶猴的保护与管理提出考察报告与规划；摸清了白头叶猴生物生态学的基本问题，包括其种群动态、社会行为、繁殖策略以及它们的栖息地、食物、食性、昼夜活动节律和生殖行为、社会组成和结构等。同时，与白头叶猴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和谐关系，便有了我们见到的每天傍晚一群猴子大闹小红楼的盛况。
潘教授曾经提起正在写的书，就是关于白头叶猴。几天后我们要离开的早上，教授兴致极高，把他正在写的手稿拿出来给我们看，而且非常开心地分享他对6群猴子研究的新发现。他还让到访的大军当翻译，回答我丈夫 (基本外行) 提出的所有问题。教授的真诚、谦和、诲人不倦、严谨认真的科学求索精神，都令我们非常感动。
潘教授说：“研究告诉我们，所有被认为是濒临灭绝的动物，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年轻健康的个体。只要给它足够的时间和栖息地，它就能生存并繁衍下去。”他坚信，世界上所有的生存形式都有其内在的深刻的联系，我们一定要善待生命赖以生存的自然界。
一切生命起源于海洋，一切生命回归于海洋。
“我深深地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之中。
初中时，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坐在汕头海边的巨石上，等待两只海豚的出现，当看到它们从远处向我游来时，我就会忘掉周围的一切，也不知道时光在悄悄地流逝。过了许多年，我读完了北京大学的生物学系，后来便在中国西部寒冷的群山中年复一年地与大熊猫为伍；再后来，我进入热带丛林，在喀斯特石山中又是年复一年地研究‘土地—人口—白头叶猴’相互依存的生命之网，今日，我居然坐在飞驰的快艇上去寻找这种神奇的生物，我一辈子都为它们的善举所感动，并怀着报恩的心，希望能为它们的生存尽一份力量。潘文石，2004年3月12日于北部湾”（选自《钦州的白海豚》）
来到基地第二天，我们正在吃早饭，教授打了一个电话后立刻对我说“今天适合看海豚，我们马上出发。”哇，教授要陪我们去北部湾看中华白海豚!小分队成员开心之极，两个小朋友更是兴奋无比。我马上吞服了两片晕车药。“野外生活就像打仗，机会稍纵即逝，行动必须迅速。”教授怕我们磨蹭，特别嘱咐着。顿时，大伙行动加快，感到“野外”考察的刺激和紧张。
要去的地方在钦州，距离崇左基地约150公里，梁老师负责开车。现在修了很好的高速路，一天可以来回。可是以前他们去一趟却要三四天。
早就听说潘教授与中华白海豚有着不解之缘。60多年前的一天，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在汕头海湾游泳，因体力不支失去知觉，几近溺海身亡。结果，冥冥之中，两头白海豚托举起了少年，驮着他往海军码头岸边游去，岸上的渔民们发现了，救起了少年。是缘分吗？这个落水被神秘白海豚救起的少年，走过了一甲子人生之路，今天成为了“中华白海豚”们的守护者，在保护名单上又多了这群“子女”。
中华白海豚是中国一级保护动物，也是世界上最为濒危的一类海洋哺乳动物。在历史上，中华白海豚曾一度主宰着中国东南部沿海的大片浅海海域。但仅仅在最近的30多年间，由于海洋污染、填海围垦、过渡捕鱼、污水排放等一系列人为因素，它们已被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红皮书列为“极危物种”。综观已经发表的关于这个物种的生物学信息，目前生活在广西钦州三娘湾的中华白海豚是最后一个健康的、有希望的地理种群，同时它们也正面临着残酷的现实。
所幸，200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潘教授了解到有"海上大熊猫"美誉的“中华白海豚”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于是，他的研究计划上又增加了一项 -- 现代化工业化浪潮下中华白海豚的生存之路。
他们在钦州建立了中华白海豚研究基地。开始对这一种群和所在生态系统进行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了解其生存现状和保护的关键性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保护建议，并进一步解析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从而探寻更适合当地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实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与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结合。
三娘湾，今天被潘教授视为“我们的第二个家”，位于钦州市最南端，东邻北海市，西接钦州港经济开发区，与防城港市隔海相望，南临北部湾海域，地处北部湾广西经济区的腹心地带，同时又是钦江、大风江与海水的咸淡水交汇处，水域面积350平方公里。早在70年代，当地曾经发现白海豚，但是其后的十多年失去踪影，90年代，当地加强了海湾的生态环境建设，白海豚重现三娘湾。白海豚在这里的主要栖息地域面积约120平方公里，主要为浅水区域（水深不多于10米）。但是它又面临着各种正在发生的和潜在的危机。
当时，钦州市作为新的经济发展区正处在大工业、大港口、大养殖、大旅游的建设热浪中，2004年的规划三娘湾地区也被为工业开发区。现实中如何兼顾保护和发展，潘教授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实验。经过研究，他提出对保护中华白海豚及其赖以为生的三娘湾浅海生态系统，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科学家—企业”的真诚合作。
他们首先找出两组相互关联的因素决定着这个中华白海豚种群及其所代表的生物多样性的命运。其一，大风江及三娘湾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就是此片海区中华白海豚的健康；其二，北部湾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压力就是这片海区中华白海豚的压力。
教授认为：不能因为这群海豚，我们就不要在这个地方发展工业，因为中国的工业发展仍然是需要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老百姓要过上像样的生活。自然保护要取得胜利，经济发展要取得双赢。怎么做呢？仍然是从伦理开始。
研究发现，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的分布核心区就在钦州的三娘湾，同时这片海域时至今日所蕴藏的生物多样性仍然极其丰富，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他们向钦州市政府提出建议，为了长远的利益需要修改经济发展规划的蓝图。
他在政府和百姓中不断奔走，解说白海豚保护理念，提出合理工业规划，“这里生活着众多的浮游动物、浮游植物、有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在这一片自由的海洋水域内，有着可以跟世界上任何生物多样性相媲美的大风江生态系统及浅海生态系统。这里是一片人间的净土，是钦州人最宝贵的财富,而白海豚则是其中最独特的！”他以科学家的执着，社会学家的关怀反复宣传：让白海豚有一片安全栖息地，这是钦州人共同的事业，是任何人都应该关注、关心的问题。
“为什么有海豚出没的水域这么重要呢？”去钦州的路上我请教教授。
“海豚是这一带生态环境的标的物。有海豚一定有它的食物，一定是一片健康的水域。这对渔民的生活太重要了。你说，一片被污染的海域，不要说海豚，渔民也没法活呀。保护北部湾的白海豚，也就保证了成千上万种其他的生命形式的生存；保护白海豚，也就保护了北部湾沿岸数千万至上亿人口的生命和财产。”人，他心里始终关怀着人，关怀着一方百姓的福祉，他追求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相依相处。
他提出“一个在可持续文明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新钦州应当满足三个方面的需求：有经济增长的社会才是完善的社会；有渔业生产的渔村生活才会是幸福的生活；还有能够激发人们智慧和灵感的中华白海豚自由地巡游在蔚蓝的海面上，北部湾才能成为一个安全的海湾。”
令人鼓舞和欣慰的是钦州政府听见了教授的呼吁，他们问他对工业布局的意见。“我说往西面。西面虽然应该保护，但为了人类的生存，工业的污染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暂时搁在深海里，但是我们也要尽量减少排放。”东面留给了白海豚。
2005年钦州市政府修改了整个工业发展规划的布局，将有可能危及三娘湾潮间带生物多样性的工业区从东部浅海沿岸向西移动至西部深海区的海岸。“钦州经济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发展，踏上现代化的道路，走上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要建立工业化的城市，更要保持环境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首要的象征性就是白海豚，它们不仅能激发人的智慧和灵感，更提醒我们为后代留下宝贵的自然财富”。潘教授由衷地为今天的钦州叫好。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华白海豚的数量从2004年94只上升到现在的180只。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振奋和欣慰呢？
今天的三娘湾被介绍为：广西十佳景区之一，国家4A级景区。水陆交通便捷，水产资源丰富，有青蟹、大蚝、对虾、石斑鱼等四大名产。三娘湾景区以碧海、沙滩、奇石、绿林、渔船、渔村、海潮、中华白海豚而著称，拥有“中华白海豚之乡”美称，由三娘石、母猪石、乌雷岭、威德寺等景观景点组成，是著名电影《海霞》的外景拍摄地和中央电视台MTV《湾湾歌》和20集电视剧《海藤花》的拍摄基地。
车到三娘湾，一个大大的景区门牌，专人收门票，它早已不是当年的小渔村。收票人一看潘爷在车上，赶紧跑过来 -- 不是收钱，是握手，是问候。潘爷面子大，我们的车一路开进景区，停在自己的研究基地附近。
时近正午，在“六哥”（基地的工作人员）家午餐。没得说，最新鲜的鱼虾。可惜，教授自己不吃，他要了一小碟咸鱼下饭。但他愿意看着我们大快朵颐，不停地让大家多吃。吃海鲜，对我们这支“深港小分队”成员都不是新鲜事，但这是我吃到的最鲜活、最美味的海鲜。走时又带了一箱子刚打捞的大虾回崇左基地。几天后教授的客人大军来了，梁老师烹调了一大盘。教授照例坐在桌旁，不住地提醒我们多吃。他看着过瘾，看着开心，特别同情地让我多吃点:“你回去后那里吃得到这么新鲜的大虾？”
那一刻，我想到了白海豚，想到教授说的：如果海域被污染了，不要说海豚，渔民也没法活呀。现在，这小小的渔村热闹非凡，一条街上，挂满了渔网。出海回来的船都是满载而归，战利品多到挂在网上的大虾没人费工夫管。“你拿了就算你的”，六哥说。我美美地又吃了一口虾，甜到心底了。
这天饭后稍事休息，等待海上消息。岸边不断传来浪击岩石的哗哗声，眼见着一波一波的海浪翻卷而来。所有人都只等一声令下就出海去也，特别是孩子已经跑到沙滩上找贝壳了。我是即期待又紧张。我当然希望和教授出海，并有幸能看见海豚，但又担心扫了大家的兴，万一晕船又呕又吐可怎么办？“人都来了，只有一试。”最明白我晕船“严重”表现的丈夫说。是啊，豁出去了，立刻吞服晕车药，心一横，等待上船。
“哇，开的真快啊。”
“呦，浪来了。”
船像飞起来一样，乘风破浪在海面奔驰，掀起孩子们阵阵惊呼。
我的心七上八下，跟着海浪忽悠忽悠，一直默念“海豚，您快点出来吧，我不知能坚持多久啊。”
六哥在船头，迎风站立，极目远望，为我们搜索海豚的方向。他过去是渔民，现在一家人里好几个“哥”都在为白海豚研究基地做事情。难怪潘教授说：“三娘湾村的父老乡亲也成了我们的亲人。他们有的豪爽开朗，有的质朴羞涩，但是都有一样善良而热情的心，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每每看到这些普通民众在教授的感召下，在经营自己生活的同时，开始关注、关心生态问题，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实在为教授的成就感到高兴，也更加理解“生命教育”之意义所在。
教授，淡定地凝视远方。
不知过了多久，船减速了。我们都紧张地搜索四周。
“在那，看啊。”六哥登高喊了一声。
万物有灵，潘爷来了，白海豚也出来见。怪不得基地的老师说：“潘爷陪你们去一定能看见。潘爷不去，一半的可能性。”这话我们信。
寻声望去，一个粉红色的脊背跃出海面，又消失了。旋即，在前方，又有一个，两个，抬头，潜入，再出海面，它们优雅地、敏捷地，在这片属于它们的海域自由自在地游戈。
我们默默地跟随着。梁老师一个劲地拍照，教授不时说出一些名字，当然是海豚的名字。又和梁老师讨论“看见那块黑斑了？”“这一家子最近都在这片海域吗？”我和京涛面面相觑，不可思议。这么自由、灵动、永无停歇的生物，他们怎么能观察到那么多的特征和习性?这需要怎么样的专注和投入？
教授说：在研究初期，要弄清楚白海豚的分布格局和种群数量是极其困难但又绝对重要的。没有任何取巧之途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乘坐渔船和快艇到海上寻找白海豚的踪影。同时，利用照相机、摄像机和GPS记录它们的形态、行为和活动地点。十年来，他们收集到超过18万张照片、上千段视频以及数千个GPS定位点。从这些浩渺的资料中才渐渐了解了北部湾白海豚的活动范围、种群数量、季节性迁移、发情、交配、产仔、觅食等方面的初步情况。这真是一条历经风雨淬砺的科学之路。
心满意足，回程了。这一天往返300多公里，舟车劳顿，连我们都觉得困乏，何况教授。回来的路上，他闭目养神，我们也不再讲话。但是，内心却像北部湾的海浪波涛汹涌，无法平静。
“我们不知道它们的历史，只知道，他们6000年的过去。它们来自南方，与现代人交汇于此地。在我们深入海湾的十年间，得以窥见它们朴实无华的生活。从大风江口到三墩路旁，方圆30里就是它们的天地。只需小鱼、伴侣和一个最小的繁殖群体，生活无需精致，更不必奢侈。保住这片海域，就给它们留下生存的机遇。潘文石，07/06.2013于三娘湾。”(选自《钦州的白海豚》)
潘教授，一个热爱自然，憧憬荒野生活的科学家，在实践中，在探索中领悟到“人类不能孤独地行走于天地之间，人类应该与万物众生同生共存。”从自身兴趣爱好的追求扩大到对民众利益的关切；从本民族的利益扩大到全人类的利益；从我们这一代人的利益扩大到子孙万代的利益。
他播下了一粒种子在孩子们的心里，“没有动物，就没有植物，就没有人。所以，我们要保护地球，不炸山，不要污染海洋。我爱白海豚。”小侄子Richard发出这番感想。“我希望的世界要有：欢笑、美丽、幸福、有动物、植物、人类，世界要平衡。”侄女Linda总结的更为全面。
丈夫感慨地说: 教授工作的意义“远远不在于研究了几群猴子和海豚，也不仅仅是保护了国宝熊猫。他心里关注的是人，是一方百姓的生活。”这令他格外震撼和敬佩。
此外，我个人还有一个小小的创举 – 坐船出海没有晕倒在船上。丈夫连说得告诉儿子，从来没有过的事也发生了！
潘教授，一个从事野外工作的父亲，一年回北京的时间也不过那么些天。回家后是什么情况呢？“孩子们好开心啊，从我的背包里翻东西，找啊、翻呀，找到的是熊猫的粪便。”教授说着，自己也笑了。
“我们邻居孩子的爸爸，每天给孩子到大门口排队买豆浆，买油条。我做不到。但是，我对他们讲‘我能给你们的是一种做人的精神，一种奋斗的精神。老爸的精神就是奋斗。’当时小女儿小学一年级。我很欣赏她们现在的追求。”这一刻，月夜下，教授和我说起自己的孩子，深情满怀。
潘教授有两个女儿，名字里都有“山”，似乎注定她们的人生轨迹要和“山”有关，又好像是呼应父亲在山野间的呼唤。
潘岳，父亲心头的“小妹”,因为生物学家的父母，从小不怕虫子，早已习惯了父亲的野外生活，小时候也有过几次野外活动的体验。但上的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曾经的工作是云网创始人之一、云网副总裁，青春又时尚。
当我在崇左基地见到她时，一件丛林色上衣、深酱灰色长裤、高邦鞋、一顶牛仔蓝太阳帽、腰间一个草绿色野外万用包，满脸阳光气，在郁郁葱葱的田野下俨然一个野外工作者的“范”，比在城市里见到她时更加透着朝气和魅力。和她站在一起，我顶多算一个从城里来的“闲客”，“装”不出那股帅气。
这天她带我们去一个山洞，看些神秘的东西。我们边走边聊。
“2003年，我正为公司的事发愁，老爸回北京了。他来到我的房间，‘小妹，我带了两个礼物给你。一个现代的，一个古代的。你先看哪个？”
“现代的吧。”她说。
一个木刻的小黑人。
“五块钱买的。”父亲笑笑说。
“我把它放在电脑台上，看着它。毕竟是父亲的礼物。”
“那个古代的东西你不想看看吗？”父亲神秘地看着她，期待着什么。
“好吧。”女儿为了不让父亲失望，应和着。
“我心想他在广西研究猴子，能有什么‘宝贝’？”今天，潘岳还记得当时的场景。
教授的手伸进口袋，攥着拳头出来，张开手，是一包纸。他小心翼翼一层层打开，最后是一块小小的“骨头”。
“这是化石。是古生物的化石。”教授兴奋地告诉女儿。
“爸，您花多少钱买的？您被人骗了吧。这是人家农民吃完夜宵拿根骨头来哄您吧。”女儿坚决不相信她眼睛看到的是140万年前的古化石。
“不仅我，当时没人相信。老爸拿着化石去找考古系，去科学院找专家鉴定，没人当真。但是，他有科学家的直觉和坚持，有对事业的挚爱。这‘石头’是他在研究猴子时，从山洞里找到的。我相信，他是真的在做自己喜欢的事。这股子热爱有着强大的感召力，所以，他有追随者，我就是。”潘岳，看着我的眼睛平静地说，那目光是淡定和坚决。我知道，2009年6月，潘岳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正式放弃在云网一线的工作，加入她父亲的团队。今天第一次听她道出原由。
“就是这里。”我们来到一扇大铁门前。
潘岳用钥匙打开大门。哇，里面是一个巨大的山洞。谁能想到潘教授就在这里发现了意外之“宝”。这里且先按下不表。
大女儿潘岱，则是在更早些时候已投入到父亲的研究基地，有几次我们在深圳再续“前缘”，谈的都是教授的事业，基地的发展，还有他们倾入心血的“生命教育”，这也是潘岱今生的事业。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潘岱许多年前的老板，他迄今记得潘岱领到人生第一笔颇为丰厚的报酬时说的话：“有了这笔钱，我可以支持我老爸伟大的熊猫事业了。”说者动容，听者动心。
潘岱这个名字恰巧与熊猫的英文单词“Panda”谐音,其实是父母姓氏的合音（妈妈姓戴）。潘岱常说，自己和妹妹是被爸爸放养了的“熊猫”。她们是潘教授所从事事业最有力的支持者，最贴心的理解者和并肩战斗的合伙人。她们亦是父亲的骄傲。
“父亲更像大山，更像大海，他不常在身边，但是又一直在那儿，就在那儿，在我人生中的每个重要时候父亲都给我最厚重的爱。”潘岳这样形容。
回程，正午骄阳。潘岳看见了屎壳郎正在推粪球，立刻蹲下身子拿着手机紧随其后，仔细地拍照。我相信她真的喜欢上了荒野，喜欢这里的一切生命，她把自己融入到了大自然中，在这里展开了她新的篇章。
除了潘教授的家人，这里还有两位“帅哥”同样引起我的注意。
“一哥”，大名赵一。魁梧、健壮的一哥，自然成了基地的壮劳力。但他更重要角色的是为教授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用的电灯线都是串联，既不合理，又不安全。我得改线。”这是简单的。
“潘教授要全天候观测白头叶猴，年纪大了，不能再爬大山，又不能给猴子套电子圈，怎么办？怎么在悬崖峭壁上建电子检测站？”真让一哥头大啊。用了两年的时间解决了，教授坐在屋里，一按电钮也能知道猴子的行踪。
到基地前就听说过这件事，这次才知道原曲。原来早在2008年8月一哥和陪同时任北大校长周其凤一起来到基地看望教授，后受教授委托改造一套高科技超高清户外监控系统。为完成重托，他带来了北京的兄弟，个个都是通讯专家，不仅个人垫资上百万，还说服SONY资助，解决了24小时实时监控白头叶猴的难题，这套设备是目前中国仅有的最高级野生动物监控方案，甚至在全球也属罕见之物。
和一哥接触后，我感到他与基地的情结还源自北大的渊源。他是北大子弟，父亲是著名画家，耳熏目染，对北大精神，对潘教授的人生追求有着真诚的认同和内心的渴望。2012年他也放弃北京的公司，正式加入到潘教授的团队。最近几年，一哥负责招募管理新人，与地方政府联谊沟通。为基地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和融资，并和潘岳一起创办生命教育。
还有一位“帅哥”，身高1米92，身穿一套草绿色户外装，肩膀上永远扛着一台硕大的摄影机。这天我在基地见到他，还没有来得及前去打招呼，他就匆匆吃了点东西扛着机器离开了。但我从教授和潘岳的口中不止一次听到他。他虽不是教授的亲属，但他对教授事业的支持和贡献皆让他们敬佩不已。我也从“潘文石生命教育基金会”上载的多个影片中看到他为宣传潘教授的科学精神所做出的非常贡献和他的全身心付出。
他叫顾铁流，是常驻基地的长期志愿者之一。铁流也是著名纪录片导演和摄影师。1998年从事纪录片创作至今，关注方向为社会人文和自然类纪录片。创作过数十部纪录片作品，先后代表中央电视台、南宁电视台多次获国家级奖项及国际奖项。
2005年铁流第一次见到了潘教授。那时他与潘岱合作为教授拍摄一部短片《荒野中的精神家园》，随后便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基地，如今也已10年。10年来，在与教授一起工作，生活的日子里，他跟踪记录着潘教授的科研足迹，并带领学生助手日夜跟踪白头叶猴。在对白头叶猴持续地拍摄记录中，摄影机不但记录着白头叶猴的生活，同时也记录下了人与动物之间慢慢缩短的距离。
可想而知，为了积累宝贵的、高品质的视频资料，他们在野外的付出无论是精神还是体力都是巨大的，铁流为科研做出的贡献也是非同寻常。我希望下一次跟随他的脚步走进荒野，去聆听他的故事。
潘岳打开的山洞叫“大洞”。2003年，罗白村村民韦发贤去“大洞”捡钟乳石，打算拿回家做盆景。无意中，他在洞中发现了一块很特别的“石头”，便拿着这块“石头”去给潘教授看。
这一年，潘教授和他的团队已在崇左扎根七年之久，潘教授拿到了送来的“石头”，判断很可能是一块野猪牙齿化石。
这一意外的发现让他非常兴奋。他知道，50多年前，广西大新（现辖于崇左市）曾经发现有确切层位的巨猿化石和与之共生的哺乳类化石，当时引起很大轰动。他猜想，此处离大新并不远，是否也有可能出土大批化石？尤其是，作为研究了十几年秦岭熊猫的生态专家，他估计历史上这一地区也曾有过熊猫，那么是否有可能在这里发现熊猫化石呢？潘教授带着学生开始挖洞。
“他是一个科学家，有很敏锐的直觉和坚韧的执着。”潘岳带着我们来到一个土坑前，深到13米，黑幽幽的深洞，只能一人容身。可想而知，工作条件异常的辛苦。设施异常的简单，完全靠原始工具铁锹挖掘，箩筐抬土，洞里只有一条电灯线（一哥说的全部“串联”）。教授干脆在空地上支个帐篷，一床垫子，一部电脑，全天候在洞里。他们竟然收获了巨大的惊喜，在大洞中发现了80多种古生物化石。教授后来告诉我，他实际挖了10年！
这时，潘教授深感此地的化石发掘会有重要意义，而他本人和学生并非这方面的专家，应该有更专业的团队参与进来。2004年，他邀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邱占祥院士发起了在崇左基地及其周边地区的联合地质古生物调查及化石挖掘活动。当年，他们就在泊岳山溶洞发现了巨猿化石和大量其他哺乳动物化石。
迄今，科研人员已发现60多处产化石洞穴。他们先后调查了其中20多处，并对其中的5处进行了试掘，采集到了丰富多样的高等灵长类化石。此外，还有与之伴生的种类繁多的食虫类、啮齿类、乳齿象、剑齿象、亚洲象、剑齿虎、大熊猫、貘等其他哺乳动物化石。一个被埋藏的远古“动物世界”一点点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2007年，科研人员在木榄山一个溶洞发现了猩猩和亚洲象化石，之后组织试掘，于11月中旬发现了2 颗人牙和若干哺乳动物化石。
2008年5月，这个溶洞中又出土了一件早期智人下颌骨的前部断块。这一发现石破天惊，这个普通的山洞也从此被称为“木榄山智人洞”。
经古人类学家吴新智院士的初步观察，这块人类下颌骨已经具有处于形成过程中的解剖学上现代智人的形态特征：下颌骨较为纤细，颏隆突略为发育。明显发育的颏隆突和下颌体外表面凹陷是现代人类的典型特征，这两项特征在这块下颌骨上表现较弱，说明现代人的解剖结构在木榄山智人洞下颌骨已出现，但尚处于初始发育状态。后经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质与地球物理系同位素实验室鉴定，这块古人类化石的年龄约为11.1万年。
潘教授勇于探索的科学态度，不畏艰难的科学精神使他们在不经意间揭开、并参与到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之中。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份礼物，一份来自科研工作本身、也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但是，作为一个生物保护学家，面对这些远古的化石，他的感受又是沉重的。“生命在地球上只起源一次。我们看到的众生纷纭、变异万端的大千世界都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它们各自都有一段漫长的演化历史。一旦某种生物的最后一个个体停止了呼吸，便意味着生命之链又有一环中断，一段灿烂而不可再现的历史将悄然逝去。”
正是他对野生动物这份执着的感情以及高屋建瓴的生态观念，让他的孩子、他的学生、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人，认同他、追随他、支持他。“父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多的人的幸福而努力，我领悟到这就是真正的幸福。”潘岳的眼中闪烁着浓浓的骄傲与自豪。
潘教授是个乐观的人，不然怎么会坚持到现在?但是，与他交谈，和他讨论，听他讲故事，又可感到他心里“总有一种悲壮的色彩”。
“艰苦的地区才有野生动物，看似荒野的地方实为家园。我看见太多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我看见生命是多么的艰难，研究是多么的艰难，防止森林破坏是多么的艰难，阻止树木砍伐是多么的艰难啊。但是，我都没有退缩过。我只是以一颗虔诚的心，平等地对待生命、对待动物、对待自然界的一切。”如同有一台发电机，一股强大的电流传导过来，听着这些发自肺腑的话语，我周身被深深地震撼和感动。
“今生还有遗憾和愿景吗？”我盯住教授问。
“生活在野外、保护生物学、专心写书。”
“您都做到了，真是无愧此生!”我难掩激动喊着说。
“如果我不能参与谛造人类的第三次文明，我将感到于心有愧。生物都有生存的权利，各种各类的动物都和人类一样有生存的权利。人类要生存下去，就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否则我们生存的环境就有问题，我们的孩子将没有未来。生物的多样性包括遗传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我们保护好了，才对人类是有好处的，最有保证的。”他再一次语重心长地与我分享对人类，自然，生命的思考。
“当我们把眼光从自身扩展到子孙后代以至于整个人类未来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在今日相互依存的生命之网中，人类是地球上全部生命中最宝贵的，尤其是人类的子孙后代更加宝贵。同时人类应当担负起保护所有生命形式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责任。自然保护是人类的共同事业”。这就是潘教授和基地所从事的生命教育之核心，他在为子孙后代筑建精神的家园。
我非常奢侈地占用了教授一个晚上的时间，向他学习和讨教生命的真谛。临结束，我提出拍张照片，教授随即叫来助手给我们拍。
“站在那个位置，再靠左边一点。”教授对助手说。
“您连拍照也‘专家’？”我笑着问。
“当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给我拍过好多照片，我知道什么角度最好。”他眼里闪着快活的光芒，脸上挂着得意的神彩看着我，好像说“你连这个也不知道吗？”我当然知道，鉴于潘教授在保护和研究大熊猫方面做出的突出成绩，他成为第一个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以人物专访的形式采访的中国科学家。
照片出来了，教授果然一副明星范。
潘教授与我父亲是同时代的人，从他们身上我看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情怀和追求。他们不忘初心，终其一生谨守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坚持。他们是茫茫大海中的灯塔，引领着我的人生之路。最后，我想以我父亲60年前大学毕业所写的“自勉”结束本文，因为我相信潘教授也会认同，这亦是他的人生写照。
鹧鸪天 大学毕业自勉 一九五五年作，一九八五年修改 厉以宁 溪水清清下石沟， 千弯百折不回头， 兼容并蓄终宽阔， 若谷虚怀鱼自游。 心寂寂，念休休， 沉沙无意却成州， 一生治学当如此， 只计耕耘莫问收。
谨以此文向潘文石教授和他的团队以及从事生物保护的人们致敬
2015年5月18日 香港 全文完
注：鸣谢“潘文石生命教育基金会（http://www.panwenshi.org）”提供的协助，本文参考并选用了该基金会的资料以及部分照片，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