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文学背景综考 ——论《红楼梦》是十七世纪情本文学大潮的一朵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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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文学背景综考
——论《红楼梦》是十七世纪情本文学大潮的一朵浪花
土默热
绪论
文学反映时代的特征，文学是时代的产物，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常识。没有能够完全脱离时代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传世经典作品，古今中外概莫例外。《红楼梦》研究当然也须遵循这一规律，而不能跳出规律之外凭空想象。
红学从诞生之日起，并非不重视对《红楼梦》时代背景的研究，但不论是索隐派、考证派还是探佚派，多局限于对作者本人生活的社会、家族背景的研究，而忽略对作品文学背景的研究；偶尔有几个重视文学研究的学者，也多局限于对文本本身的研究，没有把文本放在文学大背景下，去探讨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些内容，又为什么要这样写？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其可得乎？
《红楼梦》确实是乾隆中叶（十八世纪中叶）传抄开来的一部独特的小说。从《红楼梦》问世以来，中国传统的文学写法都打破了，开辟了中国小说史的新篇章。研究中国文学史，不能不重视研究《红楼梦》，这是情理中的事情，因而红学成为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既然红学是文学史领域的显学，就应该从文学史的角度去对她考证研究，方为正途。譬如，研究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海明威的作品，不研究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文学背景，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这些大师身世的考证或附会上，不是有跑题之嫌么？但奇怪的是，不论是传统红学，还是新红学，那么多声名赫赫的专家学者，都以皓首穷经的劲头，恋恋于史籍的故纸堆中，或脂砚斋那些乱七八糟的批语中，去研究江宁织造曹家的兴衰历史，反而把对《红楼梦》的文学研究抛在一边，使红学变成了所谓的“曹学”，这种走火入魔的局面，很难说是文学研究的正途。红学的三个所谓的死结：“芹系谁子”、“脂砚何人”、“续书何人”，正是红学“跑题”的典型例证。
正由于红学的“跑题”，使我们今天对《红楼梦》的文学研究正途上一些亟待回答的问题，仍旧云里雾里，不甚了了。譬如，当今红学界公认是曹雪芹在乾隆朝中叶创作的《红楼梦》，公认曹雪芹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但天才就能凭空创造出《红楼梦》这样伟大的经典文学作品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需要催生文学作品，只有需要巨人的时代才能产生巨人，只有需要名著的时代才能产生名著，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时代需要，没有天才也能创造天才；时代没有产生需要，有了天才也不能产生名著。因此，研究《红楼梦》首先必须研究《红楼梦》产生的文学背景、文学底蕴，研究那个时代对产生《红楼梦》的社会需要。
《红楼梦》的作者之谜，并非不可以研究，既然有谜，大家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路，去探测谜底，原无可厚非。但猜谜语也有一定规律，不能胡猜乱懵。索隐派的“猜笨谜”固然属于附会式的乱猜，但凭心而论，胡适先生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未必不是瞎懵。在不清楚《红楼梦》的文学背景前提下，“假设”得越“大胆”，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大；“求证”得越“小心”，越可能是南辕北辙之举。如果断定是乾隆朝的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就必须首先回答，为什么是乾隆朝而不是其它时代需要产生《红楼梦》，为什么是这一时代的曹雪芹而不是其它时代的其他人创作了《红楼梦》？这些问题回答不清，仅以曹雪芹是天才（似乎还缺乏直接的、过硬的证据；用《红楼梦》反证曹雪芹在逻辑上不成立），曹雪芹家的历史同《红楼梦》描写的内容某些地方相似为理由，似乎与历史唯物论有悖。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历史上的文学天才多矣；中国有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像曹家那样具有“末世”经历的大家族多矣。仅有清一代，索额图家族、明珠家族、张侯家族、傅恒家族、和绅家族等，情况都大同小异；要说天才，这些家族中出现的纳兰性德、丰绅殷德等人，不见得比曹雪芹文学修养差。假如把这些家族、这些天才都与《红楼梦》联系起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番，则真是所谓“猜笨谜”了，比索隐派还笨，又凭什么嘲笑索隐派的“附会”呢？
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必须抛开既往先入为主的成见，无论是考证派还是索隐派的成见都必须抛开，以一种客观的、科学的态度，对《红楼梦》产生的历史背景、特别是文学背景进行认真的考证，当《红楼梦》产生的文学背景搞清楚之后，探询《红楼梦》作者的光圈自然也就集中了，在此基础上考证《红楼梦》的作者，才是科学的学术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结束目前红学界这种聚讼不休、却又言人人殊的混乱局面，真正还红学以“学”的地位。
本文试图从事的就是对《红楼梦》的文学考证，以期抛砖引玉。在《〈红楼梦〉创作背景分析》一文中，笔者已对《红楼梦》的创作背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初步考证，本文拟在原来的基础上，集中于文学背景的角度，再做进一步的考证分析，以就教于红学界同好。
一、十七世纪思想解放运动及其特点
十七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很不平凡的一个世纪。在欧洲，以１６４０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冲决封建经济罗网，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已上升到统治地位，资本支配下的帝国主义扩张进程急剧加速。在中国，正处于明末清初社会大动荡的阵痛之中。明末资本主义的萌芽，使市民阶层要求个性解放的意识形态，相对于传统的封建礼教，特别是窒息人性的理学，产生了强烈的异化。关外新崛起的异族统治者，虽然用铁蹄扼杀了刚刚萌发的资本主义幼芽，但由于统治机器的不完善和统治者笼络人心的需要，在清王朝建立的初期，却没有扼杀掉明末萌生的个性解放意识，反而由于对异族统治的逆反心理，使市民阶层的个性解放意识在扭曲中继续发展。总而言之，明末清初，几乎终十七世纪，在中国的文化界，经历了一场以个性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上，大体上经历了四次比较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期间，礼崩乐坏、百家争鸣，为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疑古讽今，创新风度，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峰巅盛唐时代的到来，扫清了思想障碍；第三次就是明末清初，群经辩伪，言情滥觞，为康乾盛世的出现，提供了思想先导；第四次是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开辟了思想先河。这四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在天崩地裂般的社会大动荡条件下出现的，都是在统治阶级的正统统治理念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兴意识形态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情况下发生的，因而是时代的必然，历史的必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疑经辩伪，二是言情滥觞。
所谓疑经辩伪，就是对统治阶级奉为至高无上权威的封建礼教发生了严重的怀疑，对宋明两朝沿袭下来的儒家经典，特别是程朱理学、王陆心学，以辩伪的方式，进行了猛烈抨击，把除了《论语》、《孟子》之外的几乎所有儒家经典，都斥之为“伪书”，把朱熹、王阳明对儒学的权威诠释，一概斥之为“伪学”，提出了“去宋归汉”的儒学正宗观念。与此相对应，对沿袭了千年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激烈的否定；对君权相对于民意的地位，提出了挑战；对文臣武将忠君的理念，提出了怀疑。总之，那是个“怀疑一切”的时代，封建社会奉为圭臬的传统思想，都发生了动摇。从这个意义上看，十七世纪思想解放运动，几乎可以同先秦诸子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盛况媲美；学术思想的活跃也促进了人才辈出，李贽、金圣叹、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陈确、阎若璩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犹如群星灿烂，以敏锐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宏富的著述，推动着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并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留下了一大笔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的文化财富。进入十八世纪以后，至雍正朝，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巩固，以《大义觉迷录》为代表，最高统治者开始强制推行封建正统观念，对学术界疑经辩伪的局面开始限制。特别是乾隆朝，文字狱几乎年年发生，知识界噤若寒蝉，乾嘉学派虽然也热中考证，但多为纯学术性的，从政治角度大胆否定儒家经典的行为基本收敛；乾隆皇帝还通过编撰《四库全书》，对明末清初的学术著作大量禁止和抽毁，把明末和清初顺康年间的学术著作和市井文学作品几乎一网打尽。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此终结。
所谓言情滥觞，就是指言情宣淫的文学作品泛滥于世和缠绵绮靡之音昆曲大行其道。明末清初，在知识界（清初主要是具有遗民思想的知识分子）对统治理念进行疑经辩伪的同时，市民阶层对统治阶级推行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压抑人性，窒息思想，以另一种形式进行了消极的然而是激烈的抵制，这就是言情宣淫的文学作品和戏剧作品大行其道，几乎风行天下达一个世纪之久。在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方面，冯梦龙的《情史》，李渔的《闲情偶记》，以及风靡天下的《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至于乾隆年间禁毁的格调低下的明末清初淫秽作品，更是不胜枚举。从现在重新出版的清代禁书残余作品看，其数量之滥、品味之淫，今天看来也令人瞠目结舌！昆曲是宋元南戏的变种，其唱白以雅为特色，强调缠绵绮靡，特别适于表现才子佳人的故事。明末清初，昆曲大行其道。首先是出现了一大批昆曲传奇的作家作品，其开先河和集大成者是明末的汤显祖，他创作的“临川四梦”，特别是《牡丹亭》，对后世影响极大。至清初，“南洪北孔”创作的《长生殿》和《桃花扇》，把昆曲作品推向了高峰。十七世纪，不论是帝王将相、士大夫阶层还是普通市民，都对观看昆曲演出趋之若骛，康熙皇帝就曾亲自观演《长生殿》和《桃花扇》，并亲定“赏格”。市民阶层对观演昆曲更是如醉如痴，旗亭酒家，无不谈论新搬演的传奇。官僚巨族家庭，径相家养戏班，不惜花费巨资，豢养优伶，置备行头。
史载，某些官僚为演出《长生殿》，仅置办行头，就花费白银三十万两之巨！至雍正年间，朝廷开始查禁淫书，禁止官员家养戏班。乾隆年间，明末清初的淫书淫戏，都被严格禁毁，各地总督巡抚，陆续开始禁演萎靡之音，戏坛淫风大为收敛。昆曲于此时开始衰落，逐步为“花部”戏曲所取代；演出内容，也逐步由缠绵的才子佳人戏转变为悲壮的侠义清官戏，舞台风气大变，明末清初思想解放运动的这一重要特征也随之消失了。
我们在清楚了解了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及其特点之后，再来详细阅读《红楼梦》，就不难发现，《红楼梦》一书，深深的打着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印记，清楚地反映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特点。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文学创作一般规律，我们可以据此推断，《红楼梦》应是十七世纪康熙年间思想解放运动尾声时的作品，而不可能是十八世纪乾隆年间的作品
二、宝玉焚书与疑经辩伪
凡是熟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发现，书中主人公贾宝玉相对于封建正统观念的异端思想十分出格：他作为纨绔子弟懒于读书倒也罢了，竟敢于把父母师长（包括他的姐姐元妃）教他读的儒家经典都视为“杜撰”之书，说什么“除四书外杜撰的也太多”，“除明明德（大学章句）外无书”，竟然敢于把“四书”以外的书都一把火烧了；除毁谤儒家典籍外，还不时流露出异端思想，把走“仕途经济”道路的封建知识分子统统斥为“禄蠹国贼”；把“文死谏、武死战”等传统封建伦理道德批驳得一文不值。对于《红楼梦》描写的这些内容，凡不太了解封建社会思想禁锢之严酷性的读者，或阶级斗争观念极强的勇敢者，对此一般都很欣赏，认为作品主人公叛逆精神可嘉，正体现了作者思想观念的先进性；凡比较熟悉封建社会思想禁锢情况的读者，又难免会产生怀疑：在那个皇帝老子君临天下，社会普遍尊崇孔孟之道，知识分子靠程朱理学答题应试，以求科举功名的时代，作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的公子哥儿贾宝玉，可能有厌世、玩世的举动，但很难想象有这种类似疯狂的异端言论和叛逆举动，因为在他的世界观形成期间，没有产生异端思想的社会条件和家庭条件。要回答这两个问题，用现代阶级斗争理论或中国封建社会的一般规律去分析都是不行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红楼梦》放在创作当时的大背景中，方可看得清楚。请红学同人认真研究一下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就会得出以下正确的结论：《红楼梦》表现的特定主人公的叛逆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其他时期都不可能，只有在十七世纪，在明末清初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一个具有遗民思想的知识分子，一个具有异端观念的士大夫叛逆，这样写《红楼梦》，这样表现主人公贾宝玉，不仅可能，而且还很自然，很正常。
在明代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想是理学。弘治、正德以前，是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以后则是理学的别派陆王心学占统治地位。到了明清交替前后，理学和心学早已失去了创立之初的积极意义，变得僵窒、空泛、不合时宜，因此知识分子普遍开始厌谈心性，转而回到汉学的旧路上，向儒家老祖宗的原典求教，改研究心性为治经。此期间，除李贽、金圣叹的异端思想影响比较大而外，开拓学术思想新境界的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浙东学派和浙西学派的大学者，而在经学辩伪方面贡献突出的，则是毛奇龄、阎若璩、胡渭、颜元等人。毛奇龄著《四书改错》一书，从训诂、地理、名物、制度等方面，几乎把宋明以来一直居于儒家学说正宗地位的朱熹《四书集注》批判得体无完肤。阎若璩最主要的成就是著《古文尚书疏证》，通过缜密的考证，把这部沿用了一千多年的，上自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童子课读背诵的儒学经典，判定为伪书，把理学的立论基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惟一，允执厥中”判定为伪造的假货，给了理学最沉重的一击。胡渭通过对朱熹《易本义》的搜隐发覆，“于汉儒附会之谈，宋儒变乱之论，一扫廓清”。这真是一个怀疑一切的时代，除《论》、《孟》外，思想学术界对儒家经典特别是朱熹、王阳明的著述，普遍产生了怀疑，对理学从源到流都进行了系统地揭露和批判。须知在此前，朱熹在儒家门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敢于怀疑孔孟的原话，敢于“诬孔”，却无人敢于怀疑朱熹的“孔门心传”，无人敢于怀疑理学大师们对儒家经典的讲解和注释。到了此时，舆情竟一变而为“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钱谦益《初学集.新刻十三经注疏序》）后人把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称为“疑经辩伪”。辩伪所得出的结论，正如，《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所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除明明德外无书”，也难怪贾宝玉把四书以外的儒学典籍都烧了。疑经辩伪学术思想对当时知识界无疑具有爆炸性的震撼，尤其对江南文人，特别是对江浙一带人文荟萃地区，影响尤为深刻。《红楼梦》如果不是明末清初思想解放时期的产物，作者如果不是深受“疑经辩伪”活动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不论是什么人，不论在何处，给他几个脑袋，也不敢这么写，更不可能这么写。只有在顺康年间这个独特的历史时期，这样做并非惊世骇俗之举，在知识界原也平常，在江浙一带遗民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更不足为奇。
随着理学和心学的衰落，经世致用学说的兴起，明末清初的士大夫阶层和普通知识分子，对由伪经典儒学演绎而来的一些传统行为、传统信念、传统理论、传统思想，也必然发生怀疑和动摇。思想学术界开始探讨科举取士制度的弊端，认识到“修齐治平”（读书做官的别称而已）不是体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各行各业，凡性之所好，专心去做，都自有其人生乐趣，自有其社会价值。明末的李贽、袁宏道都说过类似的话，清初几乎所有拒绝与新王朝合作、拒绝出仕做官的知识分子，都必然产生这种理念。顺康年间，由于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南明小朝廷的影响和延平郡王长期抗清的影响，加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创痛巨深，多数江南知识分子与清王朝持不合作态度。他们首先是对君权神授、封建专制提出了挑战。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深刻揭露了封建专制的弊端，提出了具有初步民主法制意识的改革动议。他反对把君臣比父子，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并进而指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唐铸万甚至在《潜书》中公然宣称：“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其次是对明朝旧官僚“一对夷齐下首阳”，跨朝代的士人举子投靠新主子，谋求做新贵的举动十分鄙夷，斥之为“禄蠹”、“国贼”。当时学校废弛，文教日衰，“师不立，经训不明，士子的工夫不在理解经典义理方面，而是把全部精力放在揣摩举业、训练八股文法上。知识分子中弥漫着厌薄举业的情绪，当时好多江南学子，自己主动注销了学籍。有见地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八股取士制度的弊端，特别是顾炎武的《生员论》，鞭辟入里地揭示了生员制度的弊端，他认为“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才出”。《聊斋志异》中描写的那些痴情者，获得幸福多不以科举功名为前提，其情人也极少以科举功名相劝勉。由此可见，《红楼梦》书中主人公贾宝玉厌恶举业的思想，应属来源有自。宝玉就读并大闹的学堂，正是十七世纪学校废弛情景的真实写照；宝玉厌薄举业，正是当时江南知识分子的一般心理；宝玉斥骂禄蠹国贼，正是具有遗民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宝玉对封建正统伦理观念的批驳，也正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研究课题。据此可以推论，《红楼梦》反映的正是十七世纪思想解放运动的真实情况。
三、言情狂潮和红楼情种
谁都不会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主旨言情的小说。作者自称要“演出”的是“怀金悼玉”的“情种”故事，书中的人物，大体上都是冯梦龙《情史》中归纳出来的“情痴”、“情悔”、“情滥”一类。作者把情与淫混为一谈，又大致分为“意淫”和“皮肤滥淫两种。所谓“意淫”，就是作者要歌颂的纯情、真情、深情；所谓“皮肤滥淫”，就是作者要鞭笞的“恨不得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性”的兽性。作者全不避讳情淫二字，甚至公然宣称，“好色不淫”、“情而不淫”“皆饰非掩丑之语”，“好色即淫”，“知情更淫”，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红楼梦》确实不仅言情，而且宣淫，文字并不十分干净。其中对宝玉“初试云雨情”的描写，对贾琏与灯姑娘的床上动作描写，对贾珍父子兄弟与二尤姐妹鬼混的描写，对秦钟和智能、茗烟和万儿幽会的描写，都属宣淫而非言情。《红楼梦》的言情宣淫写法，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都是惊世骇俗之举，特别是宋代以降，随着理学统治地位的巩固，对“脏唐臭汉”社会风气的否定，对妇女贞节观念的强化，使封建知识分子都虚伪地表现出一幅道貌岸然的道学形象。元代虽然文学管制偏松，屡有言情作品出现，但公然宣淫的作品并不多见。只有在十七世纪，明末清初的天翻地覆环境下，文坛曾掀起一股言情宣淫的狂潮。到了十八世纪，雍乾以降，随着文化管制的加强，文字狱的震慑，对淫书的禁毁，这股文坛淫风才销声匿迹。
明末清初的言情宣淫狂潮，大致有三个源头。一是由于不满理学统治造成的令人窒息的社会风气，市民阶层自发地要求个性解放、思想活跃，加之朝廷管制的相对宽松，因而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二是社会上盛行奢侈之风，官僚贵族竟相攀比奢靡程度，富贵人家，“一裘而费中人之产，一宴而靡终岁之需”；饱暖思淫欲，致使淫秽放纵之风盛行。三是理学思想异化造成的，产生于明代的陆王心学，在明末清初产生了两个方向的影响：一方面由“心即理”的命题而使理学坠入空疏空谈；另一方面由于重视内心体悟促成了重个性、重性情的浪漫主义思潮。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心学”的副产品，是“理学”异化的过程和结果。
十七世纪的文学作品，大致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在内容上追求香艳，言情宣淫。其中明末的作品，以小说《金瓶梅》和传奇《牡丹亭》为典型代表；清初的作品，以小说《聊斋志异》、《红楼梦》和传奇《长生殿》、《桃花扇》为典型代表。其他短篇话本集、长篇小说、传奇杂剧，则多如牛毛，不可胜举。雍乾时代禁毁的书籍，绝大多数产生于这一时期。这些文学作品的共性是追求个性解放，宣扬女性意识，表现出一种背离儒家传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红楼梦》中“女水男泥”的怪论，就是陆王心学创始人陆九渊的学生谢希孟首先发明的。据《西湖游览志余》记载，谢认为“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可见与《红楼梦》的思想承继关系。在当时的文坛，无论是名满天下的巨匠还是初出茅庐的黄口，都竟相吟艳词淫诗，作春宫情事，以“花前有美人陪伴读《西厢》”为荣，《红楼梦》描写的宝黛读《西厢》场景，并非作者新创。
二是在手法上逃避现实，写梦写幻。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临川四梦”、《聊斋志异》、《长生殿》、《红楼梦》，都是此类作品的佼佼者。雍乾时代查禁的所谓“淫书”，也不乏用梦幻手法表现的作品。采用这种手法的目的大概不仅仅在于规避文网，重要的在于这是一种浪漫主义手法，与个性解放的要求契合，也使作品展示的时空更广阔，更灵活，更能够生动充分地表现爱情婚姻生活。
三是在语言上追求通俗，使用白话。从小说界看，这一时期的作品除《聊斋志异》外，《金瓶梅》用的是地道的山东方言，《红楼梦》用的“假语村言”是夹杂部分吴语的北京方言。当时众多的“淫书”、话本，用的也都是白话，浙江方言、吴侬软语、粤语、河南话、四川话、陕西方言都有。从传奇界看，这一时期传奇作品的唱词和念白，也自觉做到“明白如话”。人们常把“白话运动”归功于“五四”，其实，十七世纪思想解放运动时期，就开始了白话的普及。由于雍乾以降“乾佳学派”的兴起，市民文学的相对沉寂，才使两次白话运动之间出现了二百年间隔。
《红楼梦》完全符合十七世纪思想解放运动时期文学作品的三个特征，断定为明末清初作品应属有据。我们比较一下清代三大著名小说《聊斋志异》、《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不难发现，《红楼梦》与《聊斋志异》同属继承晚明左派王学异端思想的产物，又同禅学和庄子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儒林外史》则不同，他是经世致用学说和乾嘉考据学派的产物，显然又受到魏晋玄学和名士风度的影响。两者产生的源流不同，不能把《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放在十八世纪乾隆朝的背景下一起研究，而应同《聊斋志异》一起放在十七世纪康熙朝背景下探索。相对于明末清初众多的言情宣淫文学作品，《红楼梦》似乎要高出一筹，但对她的评价也不宜任意拔高，脱离实际吹捧。十七世纪思想解放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文学作品，犹如喜马拉雅山群峰，固然以珠穆朗玛峰为最高，但不乏与珠穆朗玛峰比肩的八千米以上高峰。若论写妇女解放，《牡丹亭》、《聊斋志异》似乎要高出一筹；若论写反理学、道学的深度，《金瓶梅》、《牡丹亭》似乎也不落人后；若论写兴亡感叹，表现历史沧桑感，《长生殿》、《桃花扇》当拔头筹。还《红楼梦》应有的历史地位，与同时产生的众多作品一起，放在十七世纪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中分析研究，对《红楼梦》的理解，可能会更准确、更深刻。
四、诗风流韵与红楼论诗
《红楼梦》作者著书似乎有“传诗”之意，书中主人公宝玉和众姐妹们人人工诗善咏，并在书中留下了一大批风格不同、良莠不齐的诗词作品。红学界对《红楼梦》诗词水平的高低判断颇多争议，实际上都是盲人摸象之举。作者在书中某角色身上写的诗词，必然要符合该角色的文学修养水平，这些诗并不完全代表作者的诗词水平。试想，倘把黛玉的《题帕三绝》安在贾环名下，倘把书中每个人的诗词都写成杜甫、苏轼的水平，《红楼梦》则不成书矣。但不论如何，每个时代的诗词有每个时代的风格，每个流派的诗词有每个流派的特色，《红楼梦》诗词，也必然深深打着创作时代的印记，我们不妨抛开水平，仅从风格的角度，去考证《红楼梦》诗词所体现的时代特色。
包括脂批在内，红学界对《红楼梦》诗词的风格评价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宗唐”，有少陵遗风、义山遗韵；有的认为“宗宋”，有东坡气势、放翁风格。其实都是管中窥豹，以一斑代全豹，难免以偏概全。如果评价《红楼梦》的诗风，最好还是对《红楼梦》书中姐妹们论诗的章节加以分析，因为书中表达的诗词理论，基本上应该是作者的诗词观念，最容易看出作者那个时代的诗风流韵。综合看来，《红楼梦》诗词的风格，大致有三个特点：一是宗唐不弃宋；二是有“神韵说”的影子；三是受“西昆体”的影响较深。《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中，宝玉作的春、夏、秋、冬四夜“即事”诗，明显是仿李义山《燕台四首》之作，处处体现西昆体妙用实典的风格。第四十九回中，宝钗湘云论诗时，说什么“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李义山之隐僻，温八叉之绮靡”，可看出诗风宗唐；但书中和脂批中，也曾多处流露出尊崇东坡，诗风宗宋的苗头。最能体现《红楼梦》诗词风格的章节，是对香菱学诗过程的细致描写。黛玉要香菱断不可学陆放翁的诗，说“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并向香菱推荐王维、老杜以及其他晋唐名家的诗。对香菱作的第一首咏月诗，黛玉认为“措辞不雅”，可见诗风崇雅倾向；对香菱做的第二首咏月诗，黛玉认为“过于穿凿”，可见诗风崇尚神韵，反对以文害意；香菱写的第三首咏月诗，大家都夸好。好在那里呢？好在“新奇有意趣”。诗中句句咏月，措辞一句也不见月；诗句处处用典，表达意思既朦胧又清楚。整个香菱学诗的过程，活画出一个普通诗人向“神韵”诗风进步的过程。
明代诗坛，复古派宗唐，公安派宗宋，诗宗宋唐之争由来已久。到了清初，诗坛出现了泯灭宋唐之争，“转益多师”的倾向。朱彝尊早期宗唐，晚期则“近宋者不少”，可谓“不分唐宋”。王士祯、查慎行、赵执信等大家，虽然诗风于唐宋风格偏重不同，但总的说都“越三唐而事两宋”，唐宋风格兼而有之。这里特别说一下康熙朝诗坛领袖王士祯的诗歌理论和诗风，王士祯对十七世纪思想解放运动后期诗风影响很大，他的“神韵说”和用典论，对后世诗风有很大影响。王士祯倡导的神韵说，即提倡含蓄、平淡、风神驰荡的格调，特别在意境含蓄上下功夫。要求“如镜中花，如水中月，如水中盐味，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皆以禅理喻诗。内典所云‘不即不离，不粘不脱’是也。”（见王士祯《唐贤三昧集》）赵执信在《谈龙录》中也记载，王士祯提倡诗的意与情最好隐而不露或虚而不实，“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王士祯的名诗《国土桥》和《重过露筋祠》，便都是隐晦、通脱地表达了作者的意境，使人很难一看到底，比较耐读，余味不绝。王士祯的诗，常仿西昆体，大量用典。但王诗的典用得巧，用得含蓄，不为用典而用典，意在以典出神韵。他的成名之作《秋柳诗》，就含蓄地叠用了李白、王维、周邦彦等人的《忆秦娥》、《杨盼儿》、《兰陵王》中的典，把前人的诗句构成一种凄清的境界和哀怨的情调，可谓“清秀西昆体”。但王诗的神韵格调也往往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玄虚感，常常招来很多莫名猜测。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红楼梦》作者的诗风，明显属于清初的风格，尤其与王士祯诗风相近。从《红楼梦》中姐妹们所作的具体诗句中，也能清楚看出王诗的影响。如“隔座香分三径露，抛书人对一枝秋，霜清纸帐来新梦，圃冷斜阳忆旧游”；“空篱旧圃秋无迹，瘦月清霜梦有知，谁怜我为黄花病，慰语重阳会有期”；“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睡去依依随雁断，惊回故故恐蜇鸣”，“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月窟仙人缝缟炔，秋闺怨女拭啼痕”；“秋湍泻石髓，风叶聚云根”；“宝婺情孤洁，银蟾气吐吞”；“犯斗邀牛女，乘槎待帝孙”；“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等。这些诗句与以袁枚、纪昀为代表的乾嘉诗风大异其趣，而与顺康诗风旨趣风格相类。
五、昆曲滥觞和荣宁耽戏
《红楼梦》中荣宁二府上下尊卑人等，人人都爱听戏，每逢重要家庭活动，都要演戏。元妃省亲要演戏，凤姐、宝钗过生日要演戏，过年节要演戏，几乎一年四季，演戏不断。府中那些文雅的公子千金们，都对戏的词曲记忆娴熟，并有深刻研究。宝玉同黛玉，曾于花下并肩读《西厢》；宝钗背诵的一首“点绛唇”，也曾把宝玉喜得抓耳挠腮。不知红迷朋友们注意否，《红楼梦》书中表现的戏剧有三个特点：一是都属于“雅部”的南戏范畴，昆曲一类，而没有属于“花部”的其他剧种；二是书中提到的剧本，除元代《西厢》（似乎是明末的《南西厢》）外，均属于明末清初的作品，没有雍乾以后问世的剧本；三是家养戏班演戏，在苏州买来的小“戏子”，昆曲十二行当角色齐全。这三个特点足以证明，《红楼梦》是十七世纪明末清初的作品，而不会是十八世纪雍乾以降的作品。为什么这么说呢？
以传奇为主要形式的昆曲，产生于明代中叶，是从宋元南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整个十七世纪，明末清初，昆曲在戏坛雄居霸主地位。这同明末清初的社会风气直接相关。十七世纪昆曲的流行，同陆王心学带来的浪漫主义风气有关，同市民阶层自发的文化需求有关，也同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用淫荡放纵来抵制理学桎梏有关。昆曲绮靡华丽、拖沓缠绵的唱腔和台风，极适合于演出才子佳人戏，极适合于表现贵族青年风雅放荡的生活，表达失意文人那种哀婉伤情的情绪，因而恰好迎合了当时追求个性解放，反对理学阴沉刻板面孔的社会需要。这是昆曲在十七世纪风靡全社会并长期独霸戏坛的根本原因。中国著名的传奇作家和经典传奇作品，都产生于十七世纪。明末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同时代人，汤显祖的包括《牡丹亭》在内的“临川四梦”，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和对中国戏剧的影响，可以同莎士比亚戏剧在欧美的地位和影响媲美。清初“南洪北孔”的《长生殿》和《桃花扇》，是中国戏曲史上耀眼的双子星座，是传奇界两座比肩的高峰。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以创作传奇为终身职业的专业作家，如李玉、李渔等。文人士大夫及官僚显贵，也以能够创作传奇作品为荣，亲王岳端、官僚曹寅、文人吴伟业等，都曾从事过传奇创作。当时全本传奇的演出，要连续三昼夜，是社会一大盛事，江南总督张云翼、江宁织造曹寅，都经常在府中遍请名流，搬演流行的传奇剧目。官僚贵族家庭，当时都有家养戏班子的嗜好，购买优伶花费无算，仅治行头的费用，动辄几万、几十万两白银，其奢侈令人咋舌。
雍乾以降，“雅部”传奇逐步衰落了，逐渐为“花部”各剧种所取代，尤其是“徽班进京”以后，京剧开始大行其道，逐步取得了戏坛的统治地位。大清王朝，以传奇盛行始，以京剧盛行终，亦是异数。传奇衰落的原因，有外部的，也有自身的。首先是社会原因，进入十八世纪，特别是雍乾两朝，随着政权的巩固，统治阶级对文化领域的控制也极大地强化了，放纵萎靡的社会风气开始转变，正统思想教化不断加强。雍正皇帝严令禁止官僚贵族家养戏班，禁止女性卖身从事优伶行当，严禁女伶登台演戏。乾隆皇帝通过修《四库全书》，大量禁毁言情宣淫作品，几乎把明末清初的戏剧小说作品一网打尽。各地在督抚的监督下，严格禁演“淫戏”或“淫靡荒乱之乐”。其次是昆曲自身原因，由于“吴音繁缛”，唱词念白不易为平民百姓听懂；剧目篇幅长并且声调拖沓，演出十分耗时费力；更重要的是过于文雅，缺乏本色，只适于演出才子佳人戏，不适合演出武戏、清官戏、忠臣义士戏，而此时统治阶级又大力提倡演出宣传正统忠孝节义思想的剧目，“雅部”的昆曲被“花部”剧种所取代，就在所难免了。
综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红楼梦》描写的贵族家庭戏剧生活，完全是明末清初的景象；书中提及的昆曲剧目，大多是顺康年间允许演出而雍乾时代禁止演出的剧目；家养戏班，买良家子女充优伶、花巨资置备行头，也是顺康年间比较普遍而雍乾年间厉禁的行为。康熙中叶到乾隆中叶，时间几近百年，很难设想乾隆中叶的文人，能对贵族家庭搬演传奇的描写惟妙惟肖，能对当时严禁的昆曲剧目如数家珍。只有当代人写当代事，才能有《红楼梦》那样准确传神。譬如对清末八旗子弟沉迷京戏的生活，百年后的今天作家，怎么写都有隔靴搔痒的感觉。
结语
十七世纪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场特殊历史时期自发产生的一次独特的文化运动。对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评价，从“疑经辩伪”的角度看，意义十分重大，影响也十分深远。他直接为乾嘉考据学派的诞生开辟了道路，对二百年后的“戊戌变法”也有深刻的影响，康梁的《孔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和君主立宪、废除科举、改革官僚政体、兴办实业等思想，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思想家。但从市民阶层自发产生的言情宣淫风气的角度看，这又是一场并不十分理性和高尚的运动。从客观效果上理解，对后世的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不无启迪，但从主观意志上看，也存在宣扬荒淫颓废思想的负面效应，不过是为贵族纨绔玩弄女性，提供诗意的借口和解释罢了。
《红楼梦》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对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评价，直接关系到对《红楼梦》的评价。胡适先生由于不清楚明末清初思想解放运动与《红楼梦》诞生的因果关系，所以对《红楼梦》评价过低；而今天的红学家，同样也不知道《红楼梦》与明末清初个性解放要求的关系，却对《红楼梦》评价过高。对《红楼梦》的评价，不是什么民族感情问题，正如法国知识分子对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评价不是什么民族感情一样。把《红楼梦》放回到明末清初的大环境中去，从他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学背景，对他进行科学的考证分析，才能恰当地指出他的成就和局限，才能客观公正地对《红楼梦》做出科学评价。
断定《红楼梦》是十七世纪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必然涉及到十八世纪的曹雪芹的著作权问题。现在红学界对这一问题十分敏感，特别情绪化。谁胆敢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便似侵犯了某人的专利，挖了某家的祖坟，必然招致一场狂犬吠日般的攻击。但感情不能代替科学（很奇怪，红学界何以对有汉奸之嫌的曹氏家族产生如此深厚的感情），科学考证也不能为感情左右，真理终究不是靠某些权威保护或某些人群起哄才能确立的。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真理越辩越明。倘若哪位红学专家，能以科学的态度和详实的证据，证明《红楼梦》的背景是十八世纪而非十七世纪，证明《红楼梦》的作者是十八世纪的曹雪芹而非十七世纪的某位文人，笔者愿服从真理。大家都知道红学有三个“死结”，实际上还不知道最大最关键的“死结”，就是胡适先生考证的曹雪芹，同《红楼梦》表现的时代背景和文学背景不相符合。
笔者经过精心考证，提出《红楼梦》的初作者是康熙朝的洪昇（见《〈红楼梦〉创作背景分析》、《怀金悼玉诉情种，寂寥伤怀话石头》、《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等系列文章），洪昇受过遗民思想的深刻教育和浙东、浙西学派的强烈影响；洪昇在家庭伦理和科举前程方面受过残酷打击；洪昇有“意淫”式的纨绔子弟前期生活基础和贫困潦倒的后期生活经历；洪昇诗学王士祯，词学朱彝尊，与赵执信、查慎行水平比肩，与当时著名学者文人接触交往、思想沟通频繁密切；洪昇是传奇和套曲创作的顶尖大师，有与创作《红楼梦》相适应的才情和等身著述；洪昇有曾经以自己经历进行创作的蛛丝马迹，临终前把“行卷”带到了江宁织造府。总之，洪昇是十七世纪思想解放运动中，最有可能创作《红楼梦》的人。是耶非耶？恐怕不能依红学权威们的不可靠结论来判断，要想否定笔者的结论，用胡适先生的话说：拿证据来！
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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