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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所称的沉没成本是指那些过去已经投资而且再也无法撤回的金钱或时间。而心理上的沉金陷阱是指人总趋向于在已有决策的基础上作新的决策,即使明知过去的决策已过时无效,仍难以摆脱或修正以往的决策,其根源在于人心理活动中的快乐原则。
人的心理本能地倾向于忽略和遗忘痛苦,它使人在回顾过去决策错误时产生防御性的反应——总希望以往的决策是正确的,这就不需要承受可能伤及自尊或名誉的心理负担。
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用其他产品来衡量）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也可以说，当某一个生产者以比另一个生产者更低的机会成本来生产产品时，我们称这个生产者在这种产品和服务上具有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这个概念告诉我们，对一个各方面都强大的国家或个人，聪明的做法不是仰仗强势，四面出击，处处逞能或事必躬亲，而是将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用在自己最擅长的地方。反之，一个各方面都处于弱势的国家或个人也不必自怨自艾，抱怨自己的先天不足。要知道，“强者”的资源也是有限的。为了它自身的利益，“强者”必定留出地盘给“弱者”。
作为理性人，每个牧羊者都希望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在公共草地上，每增加一只羊会有两种结果：一是获得增加一只羊的收入；二是加重草地的负担，并有可能使草地过度放牧。经过思考，牧羊者决定不顾草地的承受能力而增加羊群数量。于是他便会因羊只的增加而收益增多。看到有利可图。许多牧羊者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由于羊群的进入不受限制，所以牧场被过度使用，草地状况迅速恶化，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资源过度使用和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公共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界定产权的交易成本太高)而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
动物和人类不是在做出最冒险、最过分的行为之余侥幸能兴旺，而正是因为有这类行为而兴旺。这些行为如同我们做广告的方式，借此告诉别人我们有多么能干、多么健康、多么大胆。由于人类世界是个对许多事情无动于衷或冷嘲热讽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广告行为必须包含重大成本——也就是不利条件，才足以服人。
这个涵盖面广而引起争议的学说的宗旨之一，是要解释羚羊为什么要跳越，孔雀为什么要拖着相当于它身长两倍的、美丽却碍事的尾巴，以及人类为什么要投入那些不寻常的炫耀行为。
羚羊在逃命时的越跳尽管是浪费体力的危险举动，但是它仍然愿意冒这个险——因为它等于是在告诉猎豹：“你休想猎杀我这么强健的羚羊。”我们人类往往也是如此，尽管有些人给自己加上的不利条件可能有丧命之虞，如“维京”集团总裁布兰逊独自驾驶热气球环游世界，不但没有成功，还差点摔死……北京某大学的学生社团，在攀登我国西部的雪山时，有几个年轻的学生不幸罹难。然而，即便是付出这种代价他们也面不改色，等于是在告诉世人：“你们哪一个也比不上我。”
动物世界有太多雌性专爱一些看似很愚蠢的雄性炫耀，包括利用鲜艳的羽毛、宽大的角、夸大的求偶仪式炫耀等等；人类的世界当然也存在类似的情形。例如，身价上亿、秃头、口咬雪茄的露华浓老板帕尔曼开始追求他的第三任妻子的时候，从洛杉矶国际机场他自己的私人飞机上打电话给她，不是仅仅要求约会，而是告诉她，引擎已经开动，而且要一直开着，直到她来与他会合。如此不在乎花费的炫耀令她内心悸动，终于说出了“我愿意”。
自然界的原则既然是把效率不佳的一律淘汰，怎么会进化出代价这么昂贵的炫耀？
按扎哈维的想法，雌性之所以会选择某种夸张的特征，完全是因为这个特征确实能证明该雄性是一个理想配偶。浮夸炫耀的不利条件——鹛的大叫、雄孔雀的尾巴、鹿的角——其实都是有用途的。能讨雌性欢心的那些炫耀，其实也能使掠食者和雄性对手知难而退。
例如，腰上长着红毛的北极狐必然也正是速度特别快、脑筋特别狡猾的一个，否则根本连一个冬季也熬不过去。
逆向选择是指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价格下降产生的劣质品驱逐优质品，进而出现市场交易产品平均质量下降的现象。例如，在产品市场上，特别是在旧货市场上，由于卖方比买方拥有更多的关于商品质量的信息，买方由于无法识别商品质量的优劣，只愿根据商品的平均质量付价，这就使优质品价格被低估而退出市场交易，结果只有劣质品成交，进而导致交易的停止。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打假”问题，关键是解决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舍此可能越打越假。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一些和常规不一致的现象。本来按常规，降低商品的价格，该商品的需求量就会增加；提高商品的价格，该商品的供给量就会增加。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和机会主义行为，有时候，降低商品的价格，消费者也不会做出增加购买的选择，提高价格，生产者也不会增加供给的现象。所以，叫“逆向选择”。
在金融市场上，逆向选择是指市场上那些最有可能造成不利（逆向）结果（即造成违约风险）的融资者，往往就是那些寻求资金最积极而且最有可能得到资金的人。
4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格雷欣发现了一有趣现象，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名义价值相同的货币同时流通时，实际价值较高的货币，即良币，必然退出流通——它们被收藏、熔化或被输出国外；实际价值较低的货币，即劣币，则充斥市场。人们称之为格雷欣法则，亦称之为劣币驱逐良币规律。
企业在员工薪酬管理方面的"劣币驱逐良币"有诸多具体表现：
1.在同一企业，由于旧人事与薪酬制度惯性等，一些低素质员工薪酬超出高素质员工，从而导致低素质员工对高素质员工的"驱逐"
国企在此方面尤其如是。一家经济效益颇佳的国有上市公司曾向作者叙述发生在该公司难解之"结"：该公司年人均薪酬18000元左右，一般员工尤其是一线员工薪酬水平远超出本行业同类企业，但核心员工尤其是少数关键岗位员工薪酬却较多低于市场水平。该公司欲引进若干素质较高的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按现行薪酬制度，每月薪酬只能略超出1000元，但市场水平却在3000元左右。因此，尽管公司对高素质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有强烈祈求，却总未能如愿。作者在为一些民企作薪酬设计咨询时发现，几乎每一民企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低素质员工薪酬超出高素质员工，因而高素质员工被低素质员工所"驱逐"。差别主要在于，在一些国企，低素质员工对高素质员工的驱逐甚至具有系统性；而在民企，这只是薪酬管理的"例外"。
2.在同一企业，由于旧人事与薪酬制度惯性等，一些低素质员工与高素质员工薪酬大体相当，从而导致低素质员工对高素质员工的"驱逐"
此种情形可看作上述第一种情形的特例。
3.在同一企业，由于旧的人事与薪酬制度惯性等，虽然高素质员工薪酬超出低素质员工，但与员工对企业的相对价值不成比例
现阶段，这是低素质员工对高素质员工"驱逐"的一般情形。设在某企业有Q与P两位员工，前者是高素质员工，后者为低素质员工，令员工P对企业的相对工作价值为1，则员工Q对企业的相对工作价值为3，但员工Q的薪酬只有员工P的1.5倍。这里权威的参照系是市场薪酬水平，当我们说高素质员工薪酬水平较低，其实主要不是其与低素质员工薪酬水平的比较，而是其与市场薪酬水平的比较。抽象地说，当我们作企业两类员工--低素质与高素质员工--薪酬比较时，联系市场薪酬水平，存在着以下两种情况：
其一，尽管较之低素质员工，高素质员工的对企业的相对价值在薪酬上未得到充分体现，但其薪酬与市场水平相当。国有电信、银行、电力等行业，因其具有垄断性质，就在一定程度上如此。高校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避难所，亦在很大程度上如此。此种情形在竞争性行业极为少见。
其二，低素质员工的薪酬超出市场水平，高素质员工薪酬低于市场水平。本文侧重分析的即为此类情形。
外部性可区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两类。
正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导致其他经济主体获得额外的经济利益，而受益者无须付出相关代价。外部性以多种形式出现，有些是积极的(收益外溢)，称为正外部性教育、研发、扶贫、环境保护、自然保护、养蜂和经营果园等是具有正外部性的典型。
当存在外部性时，市场对商品的配置是缺乏效率的。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市场供给不足。因为个人或厂商在决定生产多少时，只考虑自己获得的收益，而不考虑是否会给别人带来好处。这样，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生产，其私人收益就低于社会收益，从而由私人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决定的私人最优产量(市场供给)就低于由社会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决定的社会最优产量。
负外部性（或称外部不经济、负外部经济效应）是指生产或消费给其他人造成损失而其他人却不能得到补偿的情况。不遵守交通秩序，在公共休息、学习或工作场所制造噪声，不遵守公共卫生，不爱护公共设施(如践踏花园、草地)，环境污染，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如过度放牧、竭泽而渔、大规模砍伐森林)等是具有负外部性的典型。
处理负外部性有以下几点对策（针对政府）：
第一是使用税收和补贴。对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企业，国家可以征税，其税收的数量应该等于该企业给社会其它成员造成的损失，从而使该企业的私人成本恰好等于社会成本。
第二是通过企业合并。例如，一个企业的生产影响到另外一个企业，且这种影响是负的（外部不经济），则第一个企业的生产就会超过社会最优水平。但是，如果把这两个企业合并为一个企业，则此时的外部影响就“消失”了，即被“内部化”了。合并后的单个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将使自己的生产确定在其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水平上。由于此时不存在外部影响，故合并企业的成本和收益就等于社会的成本和收益。于是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
第三是“明确财产权”。在许多情况下，外部影响的存在之所以导致资源配置失当，是因为财产权不明确。所谓财产权，是通过法律界定和维护的人们对财产的权力。它描述了个人或企业使用其财产的方式。如果这种财产权是完全确定的并得到充分的保障，外部的负影响就可能不会发生。
什么是“理性人”假设
“理性人”假设是指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充满理智的,既不会感情用事,也不会盲从,而是精于判断和计算,其行为是理性的。在经济活动中,主体所追求的惟一目标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优化。如消费者追求的满足程度的最大化,生产者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理性人”假设实际是对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的延续。
大规模生产导致的经济效益简称规模经济，是指在一定的产量范围内，随着产量的增加，平均成本不断降低的事实。
1、专业化，从亚当·斯密的著作开始，人们认识到分工可以提高效率。规模越大的企业，其分工也必然是更详细的；
2、学习效应，随着产量的增加，工人可以使熟练程度增加，提供效率；
3、可以有效地承担研发费用等；
4、运输、等购原材料等方面存在的经济性；
5、价格谈判上的强势地位。
机会主义行为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不完全如实地披露所有的信息及从事其他损人利己的行为。一般是用虚假的或空洞的，非真实威胁或承诺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
机会主义行为就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新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认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是尽最大能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自私且不惜损人，只要有机会，就会损人利己。损人利己的行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追求私利的时候，“附带地”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例如化工厂排出的废水污染了河流，另一类则纯粹是以损人利己为手段为自己谋利，如坑蒙拐骗、偷窃。机会主义行为使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处于混乱无序状态，造成资源极大浪费，给社会带来难以估计的损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具体到管理活动中，机会主义行为会降低管理绩效，使管理目标难以达成。
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原因有多种。但最根本的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首先，机会主义行为源于人的逐利本性。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假设。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人们所从事的各种经济活动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人们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时，常常会走到机会主义上去。会借助各种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不惜损人利己。
其次，信息不对称和人的有限理性给机会行为存在提供了活动空间。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由于人具有完全理性能洞察现在和未来，以说谎、欺骗和毁约来谋取私利的行为都无从得逞。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这种观点更贴近现实。正因为人是有限理性的，他不可能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一览无余，不可能获得关于环境现在和将来变化的所有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可能利用某种有利的信息条件如信息不对称环境，向对方说谎和欺骗，或者利用某种有利的谈判地位背信弃义，要挟对方以谋取私利。
委托代理理论是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主要研究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
委托代理关系起源于“专业化”的存在。当存在“专业化”时就可能出现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代理人由于相对优势而代表委托人行动。现代意义的委托代理的概念最早是由罗斯提出的:“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则代理关系就随之产生。”委托代理理论从不同于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它在解释一些组织现象时，优于一般的微观经济学。
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委托代理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了；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代理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但在委托代理的关系当中，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财富更大，而代理人追求自己的工资津贴收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最大化，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在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下代理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世界——不管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普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寻租就是寻求经济租金的简称，又称为竞租，是为获得和维持垄断地位从而得到垄断利润（亦即垄断租金）所从事的一种非生产性寻利活动的。整个寻租活动的全部经济损失要远远超过传统垄断理论中的“纯损”三角形。
租，即租金。也就是利润、利益、好处。寻租，即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指通过一些非生产性的行为对利益的寻求。如有的政府部门通过设置一些收费项目，来为本部门谋求好处。有的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利为个人捞取好处，有的企业贿赂官员为本企业得到项目、特许权或其它稀缺的经济资源。是一些既得利益者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和对既得利益进行的再分配的活动。寻租往往使政府的决策或运作受利益集团或个人的摆布。这些行为有的是非法的，有的合法不合理。往往成为腐败和社会不公和之源。
搭便车理论首先由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于1965年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一书中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
搭便车问题是一种发生在公共财产上的问题。是指经济中某个体消费的资源超出他的公允份额，或承担的生产成本少于他应承担的公允份额。指一些人需要某种公共财产，但事先宣称自己并无需要，在别人付出代价去取得后，他们就可不劳而获的享受成果。是常指宏观经济学中的公共品的消费问题。
免费搭车现象缘于公共物品生产和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免费搭车行为往往导致公共物品供应不足。
搭便车行为妨碍市场的自动调节过程。因此，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能够克服“搭便车”行为，这是各种意识形态的一个中心问题。在诺思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
案例：图书市场
在图书市场上同样存在搭便车的例子：比如，前几年有一本《谁动了我的奶酪》畅销，市面上立即出现了《我该动谁的奶酪》、《谁也不能动我的奶酪》等一系列跟风书；又如《绝对隐私》一书，跟风的“隐私”一片，脱得光光追着让你看，哪有“隐私”可言。书倒都畅销了，手法却千篇一律。
善于投机的企业总是可以充分利用外部性坐收渔翁之利。同时也正是由于便车的便利性的存在，行业的先导者在大张旗鼓地进入某个领域的时候，也应该尽量减少投机者利用自己的宣传声势所形成的便车的机会。“搭便车”与“反搭便车”的斗争就像一场猫与老鼠的战争，其中的妙义就在于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谁的手法更为天衣无缝，巧夺天工。
成本收益分析是指以货币单位为基础对投入与产出进行估算和衡量的方法。它是一种是预先作出的计划方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经济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都要考虑具体经济行为在经济价值上的得失，以便对投入与产出关系有一个尽可能科学的估计。
成本收益分析是一种量入为出的经济理念，它要求对未来行动有预期目标，并对预期目标的几率有所把握。
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是一个普遍的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前提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从追求利润最大化出发，总要力图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在经济活动中，人们之所以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就是要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
成本收益分析的特征是：自利性、经济性、计算性。
1、自利性
这种方法的内在精神是追求效益，但这种对效益的追求带有强烈的自利性。成本收益分析的出发点和目的是追求行为者自身的利益，它只不过是行为者获得自身利益的一种计算工具。成本收益分析追求的效用是行为者自己的效用，不是他人的效用，这是其指向性，即自利性。
2、经济性
由于行为者具有自利的动机，总是试图在经济活动中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使经济活动经济、高效。成本收益分析的前提效用最大化就蕴含着经济、高效的要求。
3、计算性
行为者要使自己的经济活动达到自利的目的，达到经济、高效，必须对自己的投入与产出进行计算，因此，成本收益分析蕴含着一种量入为出的计算理性，没有这种精打细算的计算，经济活动要想获得好的效果是不可能的。因此，成本收益的计算特性是达到经济性的必要手段，也是保证行为者行为自利目的的基本工具。
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买卖主体不可能完全占有对方的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必定导致信息拥有方为谋取自身更大的利益而使另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害。
信息不对称虽然会在短期内给一些钻营取巧之徒带来欺骗消费者的便利，但长期看，也会给一些正直、聪明的企业家创造脱颖而出的机会。设想一下，当利用信息不对称欺骗顾客的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有一个人诚实无欺，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更进一步，如果这个人采取一种顾客能看得见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诚实，又会怎么样呢？在北京百货大楼，某一生产羽绒制品的公司开设了一个透明车间，当场为顾客填充鸭绒被，消除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国外，股份有限公司自动公布财务账目，并邀请中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加以审计，也是增强股东信心、吸引投资者的明智之举。
信息不对称理论最重要的应用领域是企业理论。如果有一个委托人和一个代理人，代理人对自己的行动或能力拥有私人信息。由于委托人无法准确观测到代理人的行为，那么，无论采取何种奖励措施，代理人都会选择最大化自己效用水平的行动。换言之，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委托人只能通过合理地设计一套机制来诱使代理人显示其私人信息，从而达到双方的利益协调。委托代理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进一步把非对称信息区分为以下几类：若非对称性发生在签约前，称为逆向选择；若签约后发生了非对称性，则属于道德风险；若行为人的行动不可观测，称为隐藏行动；若行为人具有对手无法观测的知识，称为隐藏知识或隐藏信息。
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另一个应用领域是研究市场失败。阿克洛夫的“旧车市场”模型讲述了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经典故事。在旧车市场上，每一辆旧车的质量好坏是不同的，但只有卖者知道车的真实质量，买者对每一辆车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只知道此种车的一般质量，因而愿意根据一般质量支付价格，那些低于平均质量的次品车就可以乘机脱手。这种信息不对称现象在其他市场中也存在。比如，在劳动力市场上，对于雇主来说，面对大量的应聘者，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了解他们的全部信息，只能根据应聘者提供的信息，像学历、经历、是否做过学生干部等有限信息来选择人员。正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雇主必须靠一种市场信号(比如学历要大学本科)来进行识别。但实际上所选的大学本科生能力并不一定都强，有的甚至不能胜任工作。这就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
所以，为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决策失误，无论厂商还是消费者都要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更好的传递信息和搜索信息的途径。首先，厂商可以提供保修承诺或以广告来向消费者传递优质产品的信号；其次，可以建立独立的质量监督、认证机构，帮助消费者识别劣质产品；此外，还有合同解决办法(即在合同中对交易双方进行行为约束)和信誉解决办法(即允许提供优质产品的厂商获得超额利润——“信誉租金”，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厂商一旦在信誉上出问题，必定损失利益。这就使信誉成为一种真实的信号。
企业生产年成本通常被看成是企业对所购买的生产要素的货币支出。然而，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样的理解并不正确。他们认为成本适当资源进行交换或转换时所放弃的东西。在人们力求衡量这种放弃的东西时，就有必要了解机会成本的概念。
相关成本与非相关成本
相关成本是管理经济学和管理会计学中常用的概念。相关成本和非相关成本的划分时以该成本是否与决策相关为依据的。相关成本是指适宜用做决策的成本。反之，不适宜做决策的成本就是非相关成本。例如，一台机器从账面看折旧已经提前完成，其残值为零。但实际上这台机器还能够使用，如果出售还能收到1000元。在决策时，显然要用这个1000元作为成本。若在决策时误把非相关成本当做相关成本，就会导致错误的决策。
机会成本和会计成本
在企业中，生产一单位的某种商品的机会成本是指生产者所放弃的的使用相同的生产要素在其他生产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入。在管理决策中我们使用的是机会成本。这是由于企业将生产要素用于某项用途时，他们就放弃了这些生产要素用于其她用途获得的回报。因此企业在做出某项管理决策时，至少要是这项活动的回报高于其机会成本。
管理决策的合理依据并非会计成本、历史成本，所以机会成本属于相关成本，会计成本、历史成本则属于非相关成本。会计成本虽不直接用于决策，但它是决策的基础。决策用的机会成本往往要通过对会计数据的调整来求得，所以会计数据的准确性也很重要。通常，我们将会计账表所能表现的成本称为外显成本，将会计账表所没有体现出来的成本称为隐含成本。
沉没成本
沉没成本又称沉落成本，是管理会计中的一个术语，主要用于项目的投资决策，与其对应的成本概念是新增成本。沉没成本是决策非相关成本，在项目决策时无需考虑。相对的，新增成本是决策相关成本，在项目决策时必须考虑。
沉没成本是指已发生或承诺、无法回收的成本支出，如因失误造成的不可收回的投资。沉没成本是一种历史成本，对现有决策而言是不可控成本，不会影响当前行为或未来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投资决策时理性的决策者应排除沉没成本的干扰。
从成本的可追溯性来说，沉没成本可以是直接成本，也可能是间接成本。如果沉没成本可追溯到个别产品或部门则属于直接成本；如果由几个产品或部门共同引起则属于间接成本。
从成本的形态看，沉没成本可以是固定成本，也可能是变动成本。企业在撤消某个部门或是停止某种产品生产时，沉没成本中通常既包括机器设备等固定成本，也包括原材料、零部件等变动成本。通常情况下，固定成本比变动成本更容易沉没。
从数量角度看，沉没成本可以是整体成本，也可以是部分成本。例如中途弃用的机器设备，如果能变卖出售获得部分价值，那么其账面价值不会全部沉没，只有变现价值低于账面价值的部分才是沉没成本。
一般说来，资产的流动性、通用性、兼容性越强，其沉没的部分就越少。“现金为王”的观念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固定资产、研究开发、专用性资产等都是容易沉没的，分工和专业化也往往与一定的沉没成本相对应。此外，资产的沉没性也具有时间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转化。以具有一定通用性的固定资产为例，在尚未使用或折旧期限之后弃用，可能只有很少一部分会成为沉没成本，而中途弃用沉没的程度则会较高。
博弈论是这几若干个决策者的某种社会局势，其所关注的是，参与者们在意识到彼此的行动将会互相影响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决策。这一理论的重要前提假设是，参与博弈的人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
零和博弈是博弈论的一个概念，属非合作博弈，指参与博弈的双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的总和永远为“零”。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零和博弈的结果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一方的所得正是另一方的所失，整个社会的利益并不会因此而增加一分。
这正是“零和游戏”的基本内容：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游戏的总成绩永远是零。
零和游戏原理之所以广受关注，主要是因为人们发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发现与“零和游戏”类似的局面，胜利者的光荣后面往往隐藏着失败者的辛酸和苦涩。从个人到国家，，似乎无不验证了世界正是一个巨大的“零和游戏”场。这种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财富、资源、机遇都是有限的，个别人、个别地区和个别国家财富的增加必然意味着对其他人、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掠夺，这是一个“邪恶进化论”式的弱肉强食的世界。
但20世纪人类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的高速增长、科技进步、全球化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之后，“零和游戏”观念正逐渐被“双赢”观念所取代。人们开始认识到“利己”不一定要建立在“损人”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合作，皆大欢喜的结局是可能出现的。但从“零和游戏”走向“双赢”，要求各方要有真诚合作的精神和勇气，在合作中不要耍小聪明，不要总想占别人的小便宜，要遵守游戏规则，否则“双赢”的局面就不可能出现，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虽然困境本身只属模型性质，但现实中的价格竞争、环境保护等方面，也会频繁出现类似情况。
囚徒困境最早是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家阿尔伯特·塔克（Alberttucker）1950年提出来的。他当时编了一个故事向斯坦福大学的一群心理学家们解释什么是博弈论，这个故事后来成为博弈论中最著名的案例。故事内容是：两个嫌疑犯(A和B)作案后被警察抓住，隔离审讯；警方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两人都坦白则各判8年；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人不坦白，坦白的放出去，不坦白的判10年；如果都不坦白则因证据不足各判1年。
用支付矩阵来表示：
甲沉默（合作）
甲认罪（背叛）
乙沉默（合作）
二人同服刑半年
甲即时获释；乙服刑10年
乙认罪（背叛）
甲服刑10年；乙即时获释
二人同服刑2年
我们发现均衡发生在两人都坦白的策略上，然而这并非是他们最优的选择。
在许多领域，我们都能发现囚徒困境的影子。比如说经济上的寡头定价、拍卖出价、。而这类博弈的最典型结果通常是两败俱伤。
当决策可以重复出现时，即增加博弈次数，我们称这种博弈为重复博弈。
单次发生的囚徒困境，和多次重复的囚徒困境结果不会一样。
在重复的囚徒困境中，博弈被反复地进行。因而每个参与者都有机会去“惩罚”另一个参与者前一回合的不合作行为。这时，合作可能会作为均衡的结果出现。欺骗的动机这时可能被受到惩罚的威胁所克服，从而可能导向一个较好的、合作的结果。作为反复接近无限的数量，纳什均衡趋向于帕累托最优。
囚徒困境的主旨为，囚徒们虽然彼此合作，坚不吐实，可为全体带来最佳利益（无罪开释），但在资讯不明的情况下，因为出卖同伙可为自己带来利益（缩短刑期），也因为同伙把自己招出来可为他带来利益，因此彼此出卖虽违反最佳共同利益，反而是自己最大利益所在。但实际上，执法机构不可能设立如此情境来诱使所有囚徒招供，因为囚徒们必须考虑刑期以外之因素（出卖同伙会受到报复等），而无法完全以执法者所设立之利益（刑期）作考量。
纳什均衡又称为非合作博弈均衡，是博弈论的一个重要术语，以约翰·纳什命名。在一个博弈过程中，如果有若干个策略，每个策略都是另一组策略的最优反应，那么这一策略组合就是纳什均衡。也就是说各方在这个状态下都没有改变自己策略的动力，任何单方面的改动都意味着收益的下降。
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这就是帕累托改进或帕累托最优化。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就是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帕累托改进的余地；换句话说，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
产业政策是指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形式，从而提高供给总量的增长速度，并使供给结构能够有效地适应需求结构要求的政策措施。产业政策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机制。
产业政策的作用：倾斜资源配置，通过资源配置优化过程的加快来加速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发展；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促进市场结构和市场机制的完善；保护和促进民族工业、新兴工业的发展，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的提高。
产业政策的局限性：产业政策是基于人们对经济规律认识的判断而做出的政策。当认识与经济规律相悸时，制定的产业政策或者是不适用的，或者是错误的。错误的政策对经济发展只会帮例忙。这就是说，产业政策可能导致负效应。另一方面，产业政策要借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当市场发育不成熟时，产业政策的实施也会受到某种限制。这就是产业政策的局限性，或者说是效用的相对性。
微笑嘴型的一条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
微笑曲线中间是制造；左边是研发，属于全球性的竞争；右边是营销，主要是当地性的竞争。当前制造产生的利润低，全球制造也已供过于求，但是研发与营销的附加价值高，因此产业未来应朝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也就是在左边加强研展创造智慧财产权，在右边加强客户导向的营销与服务。
微笑曲线理论虽然简单，却很务实的指出产业未来努力的策略方向。在附加价值的观念指导下，企业体只有不断往附加价值高的区块移动与定位，才能持续发展与永续经营。营建业虽是火车头产业之一，但在产业成熟化、市场饱和，及传统只重视工程施工制造的低附加价值领域里，已经历了十多年的景气低迷。微笑曲线的理论提供一个了新的思考方向。
风险共担机制，就是指在将新的科研成果推向市场的过程中，政府与企业共同承担风险的一种新型机制。“风险共担机制”实际上是一种鼓励创新的机制。
早在1942年由经济学家舒彼特提出的。公司的发明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尽管所有的投资都具有风险，但同安装机器设备相比，投资于研究开发及将发明成果商业化所具有的风险要高得多。由于研究成果的不确定性，有时甚至于“看不见的”，通过资本市场为研究项目融资要比传统融资困难得多。所以，只有政府同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一起为有前景的研究计划投资，才可能使发明创造真正快速实现商业化。这就是加美两国政府特别钟情风险共担机制的原因。
民粹主义是一种批判性的社会理论，它以人民崇拜为核心理念，主张大众民主，追求道德至上主义，它的批判性在于强烈的反市场文明、反现代化的倾向。民粹主义不会凭空而起，它是现代化的产物，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有着必然的关系，任何民粹主义的生成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根据达尔文物竞天择的生物学理论演变而成。在十九与二十世纪时，特别盛行。这个理论说明了劣等的民族与其文化都会被优越的民族与文化所替代。人类的生存就像大自然中的生物一样，进行著永恒斗争，只有强者与适应者才能生存。人类的文化与社会都遵随著同样淘汰与延续的原则。
主要的倡导者是英国的斯宾塞与美国的瑟幕讷。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十、九世纪时被用来作为支持资本主义与保守主义正当性的藉口，他们认为人类之间的不平等乃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强者能致富与能控制别人，是自己努力节俭克己所造成的结果。财富是努力与成功的标帜。
而弱者也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们无法适应挑战。他们坚决反对政府採取干涉的政策，来改革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因为这违反了大自然运行中永不休止的竞争原则。除此之外，欧美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者，也藉此来强调他们船坚炮利侵略行为的正确性。因为这是优越的种族与文化，遵照天理必须完成的任务。
木桶原理早已耳熟能详：一个由若干木板构成的木桶，其容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对一个组织而言，构成组织的各个要素类似于木桶的若干木板，而组织的能力又如木桶的容量，取决于组织中的要素。
反木桶原理就是说：木桶最长的一根木板决定了其特色与优势，在一个小范围内成为制高点；对组织而言，凭借其鲜明的特色，就能跳出大集团的游戏规则，独树一帜建立自己的王国。
在这个注意力的时代，特色就是旗帜，突显才能发展。与木桶原理求稳固的保守思想不同，反木桶原理是一种提倡特色突显的创新战略，要求企业能打破思维定式，一切向前看，找准自己的特殊优势，开辟一个崭新的天地。
所谓棘轮效应，又称制轮作用，是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尤其是在短期内消费是不可逆的，其习惯效应较大。这种习惯效应，使消费取决于相对收入，即相对于自己过去的高峰收入。消费者易于随收入的提高增加消费，但不易于收入降低而减少消费，以致产生有正截距的短期消费函数。这种特点被称为棘轮效应
幸存者偏差，意思是只能看到经过某种筛选而产生的结果，而没有意识到筛选的过程，因此忽略了被筛选掉的关键信息。
当取得资讯的渠道，仅来自于幸存者时（因为死人不会说话），此资讯可能会存在与实际情况不同的偏差。
此规律也适用于金融和商业领域。存活下来的企业往往被视为“传奇”，它们的做法被争相效仿。而其实有些也许只是因为偶然原因幸存下来了而已。
爱弥尔定理：一个人在拿主意之前，定要把一切看透，那他就总也拿不定主意。
许多企业的成败完全归因于少数主要的决策一一或许每年就那么一个——如果决策制定错误，或是不尽理想，纵使再追加上一些辅助方案，也无法完全扭转既有的状况。
因此，这样的状况导致了企业管理者的谨小慎微。他们总是担心这个主意还不够好，总想拿更好的主意。但是爱弥尔定理告诉我们：决策是注定有风险的，想控制这种风险，拿出最好的主意，是不可能的。
1.动机强度和工作效率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关系，而是呈倒U型曲线的。
2.不同的任务难度中影响工作效率的动机水平也有所不同。
在中等难度的任务中，动机水平维持中等程度是最佳的。过高的动机水平引起焦虑等不良情绪，从而影响问题解决的能力；而过低的动机水平又不足以唤起个体。因此，实验证明，中等水平强度的动机，最有利于中等程度任务的完成。
如图，在实验中发现，越困难越复杂的任务维持较低的动机水平是更有利于任务的完成，而越简单的任务则需要较高的动机水平来完成任务。
研究表明，在一个问题对某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时候，如果他在这个问题上能使一个“反对者”改变意见而和自己的观点一致，他宁愿要那个“反对者”，而不要一个同意者。
你有时候会不会因为怕得罪人，从而违背自己内心的观点去附和别人的意见？你有时候会不会因为想讨上司的喜欢，从而不敢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只是一味点头？
这些看似聪明的做法，其实不一定就能帮你在人际交往中增加分数。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哈罗德·西格尔通过研究发现，当一个观点对某人来说十分重要的时候，如果他能用这个观点使得一个“反对者”改变其原有意见而和他的观点一致，那么他更倾向于喜欢那个“反对者”，而不是一个从始至终的同意者。简而言之，人们喜爱那些在自己的影响下改变观点的人，甚于喜爱那些一向附和自己观点的人。显然，人们通过和某人辩论、使某人改变观点，而感觉到自己是有能力和有成就的。。这一发现被称为“改宗效应”。
使我们明白：那些没有是非观念的“好好先生”之所以会被人瞧不起，是因为他们不能给别人一种挑战后的成就感；而不少敢于坚持自己观点，有独立想法的人，最终总会受到人们的尊重以及由衷的喜爱。
“羊群效应”是指管理学上一些企业的市场行为的一种常见现象。
经济学里经常用“羊群效应”来描述经济个体的从众跟风心理。羊群是一种很散乱的组织，平时在一起也是盲目地左冲右撞，但一旦有一只头羊动起来，其他的羊也会不假思索地一哄而上，全然不顾前面可能有狼或者不远处有更好的草。因此，“羊群效应”就是比喻人都有一种从众心理，从众心理很容易导致盲从，而盲从往往会陷入骗局或遭到失败。
羊群效应的出现一般在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上，而且这个行业上有一个领先者（领头羊）占据了主要的注意力，那么整个羊群就会不断摹仿这个领头羊的一举一动，领头羊到哪里去吃草，其它的羊也去哪里淘金。
在挫折心理学中，人们把个体在追求预期目标而失败时，为了冲淡自己内心的不安，就百般提高现己实现的目标价值，从而达到了心理平衡、心安理得的现象，称之为甜柠檬效应。
这一术语来源于伊索寓言的故事：有只狐狸原想找些可口的食物，但遍觅不着，只找到一只酸柠檬，这实在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但它却说：“这柠檬是甜的，正是我想吃的。”这种只能得到柠檬就说柠檬是甜的自我安慰现象，有人也称甜柠檬心理或甜柠檬作用，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变恶性刺激为良性刺激，以达自我心理平衡，免去自我苦恼与痛苦。这与上述的酸葡萄效应一样，都是以某种“合理化”的理由来解释自己所追求目标失败时的情景，以达内心之安、心理自救的目的。其差异只在于酸葡萄效应是把所追求的目标价值变低，而甜柠檬效应是把现已实现的目标价值提高。可见，这两种效应都是使用法的结果，有时，这种效应真的起到了宽慰自己、接纳自己、承认现实、自得其乐的作用，比垂头丧气，痛不欲生，埋怨他人、与人对抗等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晕轮效应指在人际知觉中所形成的以点概面或以偏概全的主观印象。
一个人的某种品质，或一个物品的某种特性一旦给人以非常好的印象，在这种印象的影响下，人们对这个人的其他品质，或这个物品的其他特性也会给予较好的评价。
晕轮效应是一种影响人际知觉的因素。这种爱屋及乌的强烈知觉的品质或特点，就像月晕的光环一样，向周围弥漫、扩散，所以人们就形象地称这一心理效应为光环效应。和光环效应相反的是恶魔效应。即对人的某一品质，或对物品的某一特性有坏的印象，会使人对这个人的其他品质，或这一物品的其他特性的评价偏低。
是启发式偏差的一种。指人们往往根据认知上的易得性来判断事件的可能性，如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过于看重自己知道的或容易得到的信息，而忽视对其他信息的关注的进行深度发掘，从而造成判断的偏差。
人们由于受记忆力或知识的局限，现在进行预测和决策时大多利用自己熟悉的或能够凭想象构造而得到的信息，导致赋予那些易见的，容易记起的信息以过大的比重，但这只是应该被利用的信息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其他的必须考虑的信息，他们对于正确评估和觉得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但人们的直觉推断缺忽略了这些因素，。比如人们往往倾向于大量关注热门股票，从而在与媒体的接触中做出其上涨概率较大的判断。而事实往往相反，很多较少关注的股票的涨幅通常大于热门股票的平均涨幅。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人们为获得某商品愿意付出的价格和失去已经拥有的同样的商品所要求的补偿没区别，即自己作为买者或卖者的身份不会影响自己对商品的价值评估，但禀赋效应理论否认了这一观点。是指拥有一件东西会让你高估它的价值。在人们拥有一件东西之后，人们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拥有的事物比别人拥有的同样的事物更有价值。禀赋效应是指当个人一旦拥有某项物品，那么他对该物品价值的评价要比未拥有之前大大增加。这一现象可以用行为金融学中的“损失厌恶”理论来解释，该理论认为一定量的损失给人们带来的效用降低要多过相同的收益给人们带来的效用增加。因此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对利害的权衡是不均衡的，对“避害”的考虑远大于对“趋利”的考虑。出于对损失的畏惧，人们在出卖商品时往往索要过高的价格。
代理问题是指由于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与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加上存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有可能偏离委托人目标函数而委托人难以观察和监督，从而出现代理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现象。又称为委托代理问题。
代理人和委托人在利益上存在潜在的冲突。而其直接原因则是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究其本质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对称。
（1）从委托人方面来看，
第一，股东或者因为缺乏有关的知识和经验，以至于没有能力来监控经营者；或者因为其主要从事的工作太繁忙，以至于没有时间、精力来监控经营者。
第二，对于众多中小股东来说，由股东监控带来的经营业绩改善是一种公共物品。对致力于公司监控的任何一个股东来说，他要独自承担监控经营者所带来的成本，如收集信息、说服其他股东、重组企业所花费的成本，而监控公司所带来的收益却由全部股东享受，监控者只按他所持有的股票份额享受收益。这对于他本人来说得不偿失，因此股东们都想坐享其成，免费“搭便车”。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加强监控有利于公司绩效和总剩余的增加，即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但只要每个股东在进行私人决策的时候，发现其行为的私人收益小于私人成本，他就不会有动力实施这种行为。
（2）从代理人方面来看，
第一，代理人有着不同于委托人的利益和目标，所以他们的效用函数和委托人的效用函数不同。
第二，代理人对自己所做出的努力拥有私人信息，代理人会不惜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产生机会主义行为。
因此，现代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股东与经理人员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产生，会造成一种危险：公司经理可能以损害股东利益为代价而追求个人目标。经理们可能会给他们自己支付过多的报酬，享受更高的在职消费，可能实施没有收益但可以增强自身权力的投资，还可能寻求使自己地位牢固的目标，他们会不愿意解雇不再有生产能力的工人，或者他们相信自己是管理公司最合适的人选，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权变理论是指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经验主义学派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管理理论。
权变理论认为，每个组织的内在要素和外在环境条件都各不相同，因而在管理活动中不存在适用于任何情景的原则和方法，即：在管理实践中要根据组织所处的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发展变化随机应变，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普适的管理方法。成功管理的关键在于对组织内外状况的充分了解和有效的应变策略。权变理论以系统观点为理论依据，从系统观点来考虑问题，权变理论的出现意味着管理理论向实用主义方向发展前进了一步。该学派是从系统观点来考察问题的，它的理论核心就是通过组织的各子系统内部和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组织和它所处的环境之间的联系，来确定各种变数的关系类型和结构类型。它强调在管理中要根据组织所处的内外部条件随机应变，针对不同的具体条件寻求不同的最合适的管理模式、方案或方法。
权变理论指出,组织是一个开放系统,应当进行“有机”管理,以便满足和平衡内部需要并适应环境状况;在不确定和动荡环境中运营的组织需要有更高程度的内部差异性,同时组织需要适当整合,将这些差异部门维系起来。
权变理论的核心是使组织适应环境,即当环境复杂、市场进一步细分,企业需要专业的团队深入触及新的业务领域,以掌握市场动态、发现需求、开发提供新的合适的服务。此时,嗅觉不灵敏、运营欠灵活的综合业务部门难以承担新的发展需求,于是企业对组织进行差异化重组,扩充子系统,分散职能,相关专业的部门或子公司适时建立,以适应新的环境。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管理模式。管理与其说是一门理论，更不如说是一门实操性非常强的技术；与其说它是一门科学，更不如说它是一门艺术，权变管理能体现出艺术的成分。一名高明的领导者应是一个善变的人，即根据环境的不同而及时变换自己的领导方式。权变理论告诉管理者应不断地调整自己，使自己不失时机地适应外界的变化，或把自己放到一个适应自己的环境中。
作为一种行为理论，权变理论认为根本没有所谓的最好的办法去组织企业、领导团队或者制定决策。组织形式或（领导风格、决策方式）在某种情况下效果卓著，然而，换一种情况可能就不那么成功。换句话说，这种组织形式或（领导风格、决策方式）依赖于组织内部的或外部的约束（因素）。
产品生命周期，简称PLC，是产品的市场寿命，即一种新产品从开始进入市场到被市场淘汰的整个过程。费农认为：产品生命是指市上的的营销生命，产品和人的生命一样，要经历形成、成长、成熟、衰退这样的周期。就产品而言，也就是要经历一个开发、引进、成长、成熟、衰退的阶段。而这个周期在不同的技术水平的国家里，发生的时间和过程是不一样的，期间存在一个较大的差距和时差，正是这一时差，表现为不同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它反映了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市场上的竞争地位的差异，从而决定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变化。为了便于区分，费农把这些国家依次分成创新国(一般为最发达国家)、一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典型的产品生命周期一般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即介绍期(或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
(1)第一阶段：介绍(引入)期
指产品从设计投产直到投入市场进入测试阶段。新产品投入市场，便进入了介绍期。此时产品品种少，顾客对产品还不了解，除少数追求新奇的顾客外，几乎无人实际购买该产品。生产者为了扩大销路，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促销费用，对产品进行宣传推广。该阶段由于生产技术方面的限制，产品生产批量小，制造成本高，广告费用大，产品销售价格偏高，销售量极为有限，企业通常不能获利，反而可能亏损。
(2)第二阶段：成长期
当产品进入引入期，销售取得成功之后，便进入了成长期。成长期是指产品通过试销效果良好，购买者逐渐接受该产品，产品在市场上站住脚并且打开了销路。这是需求增长阶段，需求量和销售额迅速上升。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利润迅速增长。与此同时，竞争者看到有利可图，将纷纷进入市场参与竞争，使同类产品供给量增加，价格随之下降，企业利润增长速度逐步减慢，最后达到生命周期利润的最高点。
(3)第三阶段：成熟期
指产品走入大批量生产并稳定地进入市场销售，经过成长期之后，随着购买产品的人数增多，市场需求趋于饱和。此时，产品普及并日趋标准化，成本低而产量大。销售增长速度缓慢直至转而下降，由于竞争的加剧，导致同类产品生产企业之间不得不加大在产品质量、花色、规格、包装服务等方面加大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成本。
(4)第四阶段：衰退期
是指产品进入了淘汰阶段。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消费习惯的改变等原因，产品的销售量和利润持续下降，产品在市场上已经老化，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市场上已经有其它性能更好、价格更低的新产品，足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此时成本较高的企业就会由于无利可图而陆续停止生产，该类产品的生命周期也就陆续结束，以至最后完全撤出市场。
产品生命周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和企业制定产品策略以及营销策略有着直接的联系。管理者要想使他的产品有一个较长的销售周期，以便赚取足够的利润来补偿在推出该产品时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和经受的一切风险，就必须认真研究和运用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此外，产品生命周期也是营销人员用来描述产品和市场运作方法的有力工具。但是，在开发市场营销战略的过程中，产品生命周期却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因为战略既是产品生命周期的原因又是其结果，产品现状可以使人想到最好的营销战略，此外，在预测产品性能时产品生命周期的运用也受到限制。
协同效应(SynergyEffects)是指并购后竞争力增强，导致净现金流量超过两家公司预期现金流之和，或者合并后公司业绩比两个公司独立存在时的预期业绩高。
得经营协同效应不外有三种来源，分别是节约成本、强化收人、节约资本支出。而在三者中，成本节约是最为常见和考虑的来源。
资本市场考虑量化并购协同效应时，一般考虑的是成本节约。因为相对而言，成本节约的取得具有最大的可能性，风险较低;由于学习曲线的存在，成本的节约一般呈持续状态，受益期限超过2-3年;成本节约一般用占目标公司成本的比例来表示。
成本节约的协同效应很大程度上依靠消除重叠(OVel.lap)，包括公司总部、地区管理机构、销售机构设置、分销和仓储的布局及研发队伍等;另外，成本的节约还可通过公司间的成本对标(Benchmark)、规模扩大后在原材料采购方面议价能力的提高等实现;最后，企业规模扩大后可实现低成本融资，从而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不能轻易走出去。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是第一个提出制度的“路径依赖”理论的学者。他认为，制度变迁的原因有二：制度的收益递增和网络外部性，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着显著的交易成本。这种观点是否成立，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道格拉斯·诺思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规律，从而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某一路径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可能的选择。好的路径会对企业起到正反馈的作用，通过惯性和冲力，产生飞轮效应，企业发展因而进入良性循环；不好的路径会对企业起到负反馈的作用，就如厄运循环，企业可能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而这些选择一旦进入锁定状态，想要脱身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路径依赖的表现方式
路径依赖有两种表现方式：自我强化和锁定。秦池酒业从一个县级小厂能迈向全国靠的就是广告，它从广告中尝到了甜头，这种收益刺激了它在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继续这一战略，不计成本地去夺取中央台广告标王，在一夜暴富以后还想一夜成为贵族；这就是自我强化。至于锁定，恋爱中的男女最容易被观察到。女孩爱上了男孩，但男孩有些屡教不改的恶习，朋友们都说放弃吧，多少次经验证明了要改是不可能的，但女孩一直执著地相信再下一次他一定会改的，就这样她拖了好多年……这不仅是“一叶障目”的问题，还含有路径锁定的因素。
为什么会产生路径依赖
因为背后都有对利益和所能付出的成本的考虑。对组织而言，一种制度形成后，会形成某个，他们对现在的制度有强烈的要求，只有巩固和强化现有制度才能保障他们继续获得利益，哪怕新制度对全局更有效率。对个人而言，一旦人们做出选择以后会不断地投入精力、金钱及各种物资，如果哪天发现自己选择的道路不合适也不会轻易改变，因为这样会使得自己在前期的巨大投入变得一文不值，这在经济学上叫“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造成路径依赖的主要原因。
习得性无助是指人或动物接连不断地受到挫折，便会感到自己对于一切都无能为力，丧失信心，陷入一种无助的心理状态。
如果一个人总是在一项工作上失败。他就会在这项工作上放弃努力。甚至还会因此对自身产生怀疑，觉得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无法救药。
而事实上，此时此刻的我们并不是“真的不行”。而是陷入了“习得性无助”的心理状态中，这种心理让人们自设樊篱，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自身不可改变的因素，放弃继续尝试的勇气和信心。破罐子破摔，比如，认为学习成绩差是因为自己智力不好，失恋是因为自己本身就令人讨厌等。
所以要想让自己远离绝望，我们必须学会客观理性地为我们的成功和失败找到正确的归因。
科斯第一定理的内容是：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不管产权初始如何安排，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那些财富最大化的安排，即市场机制会自动达到帕雷托最优
如果科斯第一定理成立，那么它所揭示的经济现象就是：在大千世界中，任何经济活动的效益总是最好的，任何工作的效率都是最高的，任何原始形成的产权制度安排总是最有效的，因为任何交易的费用都是零，人们自然会在内在利益的驱动下，自动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因而，产权制度没有必要存在，更谈不上产权制度的优劣。然而，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在经济社会一切领域和一切活动中，交易费用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因而，科斯第一定理是建立在绝对虚构的世界中，但它的出现为科斯第二定理作了一个重要的铺垫。
科斯第二定理通常被称为科斯定理的反定理，其基本含义是：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世界里，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也就是说，交易是有成本的，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交易的成本可能是不同的，因而，资源配置的效率可能也不同，所以，为了优化资源配置，产权制度的选择是必要的。科斯第二定理中的交易成本就是指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的交易费用。在交易费用至上的科斯定理中，它必然成为选择或衡量产权制度效率高低的惟一标准。那么，如何根据交易费用选择产权制度呢？
科斯第三定理描述了这种产权制度的选择方法。第三定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如果不同产权制度下的交易成本相等，那么，产权制度的选择就取决于制度本身成本的高低；第二，某一种产权制度如果非建不可，而对这种制度不同的设计和实施方式及方法有着不同的成本，则这种成本也应该考虑；第三，如果设计和实施某项制度所花费的成本比实施该制度所获得的收益还大，则这项制度没有必要建立；第四，即便现存的制度不合理，然而，如果建立一项新制度的成本无穷大，或新制度的建立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则一项制度的变革是没有必要的。
1937年，科斯在《企业的性质》提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
比如某工厂委托运输公司把产品运往码头，采取市场方式的第一步是要寻找本地可指供这种服务的运输公司，了解各家口碑、获取报价；第二步是与若干候选公司接触，进而开始谈判，签订合同；第三步是监督合同的履行；第四步（如有）是处理善后，如索赔、打官司……整个过程所耗费的资源（时间、精力、金钱等）就是交易成本。
假如运输量比较稳定，可以自建车队。但购置车辆、招募驾驶员，车辆调度、保养、购买保险、违章处理、事故处理、停车场地、燃油管理……还有驾驶员的劳、社保、培训、激励……凡此种种耗费的资源称为管理成本。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企业的边界就是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相等之处。
多元化战略，又叫多角化经营，就是企业尽量增大产品大类和品种，跨行业生产经营多种多样的产品或业务，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范围和市场范围，充分发挥企业特长，充分利用企业的各种资源，提高经营效益，保证企业的长期生存与发展。
企业多角化经营的形式多种多样，但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
（1）同心多角化经营战略。也称集中化多角化经营战略。指企业利用原有的生产技术条件，制造与原产品用途不同的新产品。如汽车制造厂生产汽车，同时也生产拖拉机、柴油机等。
（2）水平多角化经营战略，也称为横向多角化经营战略。指企业生产新产品销售给原市场的顾客，以满足他们新的需求。如某食品机器公司，原生产食品机器卖给食品加工厂，后生产收割机卖给农民，以后再生产农用化学品，仍然卖给农民。
（3）垂直多角化经营战略，也称为纵向多角化经营战略。它又分为前向一体化经营战略和后向一体化经营战略。前向一体化多角经营，是指原料工业向加工工业发展，制造工业向流通领域发展，如钢铁厂设金属家具厂和钢窗厂等。后向一体化多角经营，指加工工业向原料工业或零部件、元器件工业扩展，如钢铁厂投资于钢矿采掘业等。
（4）整体多角化经营战略，也称混合式多角化经营战略指企业向与原产品、技术、市场无关的经营范围扩展。如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电讯，后扩展经营旅馆业。整体多角化经营需要充足的资金和其它资源，故为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所采用。例如，由广州白云山制药厂为核心发展起来的白云山集团公司，在生产原药品的同时，实行多种类型组合的多角化经营。该公司下设医药供销公司和化学原料分厂，实行前向、后向多角化经营；下设中药分厂，实行水平多角化经营；下设兽药厂，实行同心多角化经营；还设有汽车修配服务中心、建筑装修工程公司、文化体育发展公司、彩印厂、酒家等实行整体跨行业多角经营。
一体化增长战略是指企业利用社会化生产链中的直接关系来扩大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产销方面实行纵向或横向联合的战略。
企业增长在战略上可分为一体化扩张和多样化扩张。一体化扩张又可分为横向一体化（水平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垂直一体化）。纵向一体化又可分为后向一体化、前向一体化。
前向一体化是指公司进入供应链的下游，即对产品进行深加工，或建立自己的销售组织来销售本公司的产品或服务，或者获得分销商或者零售商的所有权，或加强对他们的控制等。
后向一体化是指企业进入供应链的上游。比如企业自己供应生产所需的原料，零配件和半成品等。
横向一体化是指获得竞争对手的所有权，或者加强对其控制，包括收购，兼并和接管。
一体化增长战略的作用：
1.企业可以通过发展扩大自身价值，这体现了经过扩张后的公司市场份额和绝对财富的增加。这种价值既可以成为企业职工的一种荣誉，又可以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2.企业能通过不断变革来创造更高的生产经营效率与效益。由于增长型发展，企业可以获得过去不能获得的崭新机会，避免企业组织的老化，使企业总是充满生机和活力。
3.增长型战略能保持企业的竞争实力，实现特定的竞争优势。如果竞争对手都采取增长型战略，如果企业还在采取稳定或紧缩型战略，那么就很有可能在未来实现竞争优势。
利基市场指向那些被市场中的统治者/有绝对优势的企业忽略的某些细分市场，利基市场是指企业选定一个很小的产品或服务领域，集中力量进入并成为领先者，从当地市场到全国再到全球，同时建立各种壁垒，逐渐形成持久的竞争优势。
利基市场战略指企业通过专业化经营来占领这些市场，从而最大限度的获取收益所采取的策略。
市场利基指市场利基者通过专业化经营而获取的更多的利润。
80年代初，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成为战略管理的主流，理论的核心是五力模型，即企业竞争者、购买者、供应商、替代者、潜在竞争者五种产业结构力量。该理论认为：公司制定战略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即市场）是高度相关的，并且最关键的环境因素是企业所处的产业。产业的结构影响着竞争的规则，五种竞争力量模型的综合作用随产业的不同而不同，其结果是使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利润水平，进而影响着公司战略的制定。因此，企业战略分析的基本单位是行业、企业和产品，关键点是通过对五种竞争力量的分析，确定企业在产业中的合理位势，通过战略的实施对五种竞争力量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产业结构，甚至可以改变某些竞争规则。产业的吸引力和企业在市场中获得的位势就成了竞争优势的来源。为了保持这种优势，必须不断地进行战略性投入以构筑行业壁垒和保持优势位势（从这里看出这种优势是外生的）。
4P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随着营销组合理论的提出而出现的。
产品：注重开发的功能，要求产品有独特的卖点，把产品的功能诉求放在第一位。
价格：根据不同的市场定位，制定不同的价格策略，产品的定价依据是企业的品牌战略，注重品牌的含金量。
分销：企业并不直接面对消费者，而是注重经销商的培育和销售网络的建立，企业与消费者的联系是通过分销商来进行的。
促销：企业注重销售行为的改变来刺激消费者，以短期的行为（如让利，买一送一，营销现场气氛等等）促成消费的增长，吸引其他品牌的消费者或导致提前消费来促进销售的增长。
消费者购买决策是指消费者谨慎地评价某一产品、品牌或服务的属性并进行选择、购买能满足某一特定需要的产品的过程。
广义的消费者购买决策是指消费者为了满足某种需求，在一定的购买动机的支配下，在可供选择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购买方案中，经过分析、评价、选择并且实施最佳的购买方案，以及购后评价的活动过程。它是一个系统的决策活动过程，包括需求的确定、购买动机的形成、购买方案的抉择和实施、购后评价等环节。
韦伯－费勒（Weber-Fechner）定律是营销学中研究购买者价格差异感受的一条定律。韦伯－费勒（Weber-Fechner）定律反映的就是消费者对价格变化的感受更多取决于变化的百分比。
下面是两个不同假设条件的实验：
实验A:假设你所光顾的文具店计算器的价格是20元，而有人告诉你其他商店的价格是15元。
实验B:假设你所光顾的文具店计算器的价格是120元，而有人告诉你其他商店的价格是115元。
那么，在哪种情况下你会改变到其他商店去购买?
实验的结果是，在A实验中大约68％的人会换一家商店去购买，B实验中大约29%人会愿意换一家商店去购买。这种实验的结果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两组实验中的价差，就会发现两组实验的差价其实是一样的（都是5元），所以实验结果的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如果购物者都是理性经济人的话，为什么在相同的经济损益面前，其行为却有如此的不同呢？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虽然两种实验中购物者实际节省的都是5元，但是在A中，5元相对于价格总额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而在B中，5元相对于价格微不足道。这就是营销学中著名的韦伯－费勒（Weber-Fechner）定律：购买者对价格的感受与基础价格的水平有关，购买者对价格的感受更多地取决于相对价值，而非绝对价值。
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
在马斯洛看来，人类价值体系存在两类不同的需要，一类是沿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低级需要和生理需要。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
人都潜藏着这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但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人的需要是从外部得来的满足逐渐向内在得到的满足转化。
低层次的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以后，它的激励作用就会降低，其优势地位将不再保持下去，高层次的需要会取代它成为推动行为的主要原因。有的需要一经满足，便不能成为激发人们行为的起因，于是被其他需要取而代之。
高层次的需要比低层次的需要具有更大的价值。热情是由高层次的需要激发。人的最高需要即自我实现就是以最有效和最完整的方式表现他自己的潜力，惟此才能使人得到高峰体验。
人的五种基本需要在一般人身上往往是无意识的。对于个体来说，无意识的动机比有意识的动机更重要。对于有丰富经验的人，通过适当的技巧，可以把无意识的需要转变为有意识的需要。
马斯洛还认为：在人自我实现的创造性过程中，产生出一种所谓的“高峰体验”的情感，这个时候是人处于最激荡人心的时刻，是人的存在的最高、最完美、最和谐的状态，这时的人具有一种欣喜若狂、如醉如痴、销魂的感觉。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基本观点
（1）五种需要象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但这样次序不是完全固定的，可以变化，也有种种例外情况。
（2）一般来说，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就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相应的，获得基本满足的需要就不再是一股激励力量。
（3）五种需要可以分为高低两级，其中生理上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和感情上的需要都属于低一级的需要，这些需要通过外部条件就可以满足；而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高级需要，他们是通过内部因素才能满足的，而且一个人对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无止境的。同一时期，一个人可能有几种需要，但每一时期总有一种需要占支配地位，对行为起决定作用。任何一种需要都不会因为更高层次需要的发展而消失。各层次的需要相互依赖和重叠，高层次的需要发展后，低层次的需要仍然存在，只是对行为影响的程度大大减小。
（4）马斯洛和其他的行为科学家都认为，一个国家多数人的需要层次结构，是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文化和人民受教育的程度直接相关的。在不发达国家，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占主导的人数比例较大，而高级需要占主导的人数比例较小；而在发达国家，则刚好相反。在同一国家不同时期，人们的需要层次会随着生产水平的变化而变化，
需要层次论在管理中的应用
了解员工的需要是应用需要层次论对员工进行激励的一个重要前提。在不同组织中、不同时期的员工以及组织中不同的员工的需要充满差异性，而且经常变化。因此，管理者应该经常性地用各种方式进行调研，弄清员工未得到满足的需要是什么，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激励。
双因素理论，又称“激励保健理论”，是激励理论的代表之一，由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于1959年提出。
该理论认为引起人们工作动机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激励因素，二是保健因素。只有激励因素才能够给人们带来满意感，而保健因素只能消除人们的不满，但不会带来满意感。
第一，不是所有的需要得到满足就能激励起人们的积极性，只有那些被称为激励因素的需要得到满足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第二，不具备保健因素时将引起强烈的不满，但具备时并不一定会调动强烈的积极性；第三，激励因素是以工作为核心的，主要是在职工进行工作时发生的。
经济学假设“人是自私的”，是指人会尽可能地以最小代价达成最好的结果，就是俗话所说的“趋利避害”。既然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就可以通过改变机制来改变人的行为。具体来说，就是通过设定机制奖惩，让人形成关于行为的稳定预期，从而选择特定行为的一种管理方法。这就意味着通过正确地设计个人所面临的激励机制，管理者就可以影响有关个人的行为。比如，管理者可以通过薪酬计划来调动动员的积极性，而通过价格政策来刺激客户的需求。
2道德规范与呼吁
人类行为的社会学模型：注重环境对个人的塑造
在社会学模型中，个人被视为他们周围文化环境的产物。这种观点认为：社会环境、风俗和习惯会对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团体或者组织想获得成功发展，那么这些文化惯例或者价值观必须与人们的最佳行为相适应。
人类行为的心理学模型：注重个人的需求，以人为本
心理学模型是社会学模型进化阶梯之上的一个理论，在满足一般的经济假设下，更高地强调了个人的独立性，假设了个人的需求是完全独立于他人的。于是在心理学模型中是假设人是善的，于是放宽约束，调动积极性。这一模型适用于较高层次的需要。正如霍桑实验表现的那样，无论如何改变实验变量，工人的生产率均得到提高，这是因为员工感受到了被重视从而增加责任感使工作效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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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做好工作的愿望，他们为自己的工作而骄傲，愿意在工作中有出色的表现。因此，作为管理者，要通过沟通（目标传达-方式指导-及时反馈）的方式培养并维持员工的这种责任感。
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法是指与对方互换位置，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从中发现矛盾和问题，从而改进工作，促使矛盾解决的方法。换位思考是基本的道德教谕。古往今来，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马太福音》的“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人们，说着大意相同的话。
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是指在满足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前提条件下，对利益相关者履行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所产生的成本支出。
“外部效应”是其原因所在。“外部效应”是指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行为直接影响到另一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成本，当“外部效应”存在时，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社会资源的配置也不可能是最优的。
1923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莫里斯·克拉克在其著作《管理成本经济学》中，分析了社会成本与个别成本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为了将企业没有实际支付的社会成本计入到企业的实际成本之中，以揭示企业应当承担的全部生产成本，从而使企业组织真正成为社会成本的主体，他建议采用“社会成本簿记”形式，记录企业个别成本行为所导致的社会经济损失，将社会成本纳入会计核算体系，克拉克在《社会经济导论》中阐述了社会价值的概念。
20世纪70年代后，一些社会成本研究组织相继成立，如美国会计学会(AAA)成立的组织行为与环境影响委员会、社会成本计量委员会、社会成本委员会等。这些组织为推动开展有关社会成本概念、社会成本的计量、社会成本的补偿与控制等问题的深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广义地看，企业社会责任内容主要包括生产经营活动、利益相关者合法权企业内部制度建设活动四大领域，相应会产生经营责任成本、、环境责任成本、制度责任成本这四类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根据企业社会责任范围界定的三个维度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概念的表述特征，来具体地界定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构成范围。
1.社会人力成本
社会人力成本是指企业使用社会人工所发生的费用支出。一般包括人力资源开发和使用、职工技能的提高、智力保障及提升、继续教育、职业发展以及保险保障等成本。
2.自然资源使用成本
企业在开采或使用资源过程中发生的所有成本费用均是资源成本。但这里的资源成本是指其狭义性，即企业因开采自然资源而向政府地矿部门缴纳的矿产资源补偿费，是资源作为生产要素有偿使用的货币表现。
3.土地使用成本
不包括购买或划拨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成本，这里仅包括因为企业生产经营因素所造成的土地品质下降或无法正常使用所支出的成本，一般采用计提折旧的方式将成本分期计入企业成本中。
4.环境责任成本
，由企业自己提供资金或服务用于劳动环境的改善所做出的可货币化计量的努力。如企业为防治环境污染、恢复生态环境而购置环保设备、污染赔偿费等等发生的各项支出;目前比较通行的做法是应用传统的会计计量、修正的评价计量和未修正的评价计量方法等三种模式来进行成本核算、预测和评价。
5.社区公益成本
社区公益成本是指企业为社区捐赠及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及社会福利所发生的各项耗费和支出。由于社区投入属于显性支出并具有公共福利性，这时可以采用类比法或逆向求证法来核算。对于一种强制性的社区投入成为必然时，如某煤气厂生产过程中必须进行二氧化硫排放，这时企业可以参照历史成本法来计量恢复原生态所必需的成本。
6.安全责任成本
安全责任成本是指企业预防与处置一切与安全有关的事故所发生的成本费用，具体内容可包括安全设备购置隐患处理、安全培训及保险、人员和财产赔偿等费用。我国对于企业明确要求提取安全费用，安全费用是在成本费用中列支的一项费用，企业提取的安全费用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在长期应付款和生产成本科目下设立安全费用会计科目，并且对于提取的安全费用要专款专户.不得挪作其他用途。
，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它决定着资本主义的一切主要方面和矛盾发展的全部过程；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高涨和危机；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灭亡。剩余价值就是指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价值。
剩余价值的生产并非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是企业利润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
传统观点认为剩余价值的生产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在其他社会，。可事实并非如此。，不仅“资本主义经济”存在，而且公有制经济和个体经济也存在。、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传统观点所指称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们当然生产剩余价值，这一点众人皆知。，而它亦生产剩余价值，因公有制企业的职工并没有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将自己创造的价值全部占有，而是留一部分成为企业利润和国家利税，而这实际就是公有制企业职工创造的剩余价值。，个体经济的业主也要向国家纳税，而其所纳的税实际就是个体经济的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不管是公有制经济还是私有制经济，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实际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自用价值，满足自身及家庭的需要；另一部分则为剩余价值，成为企业利润及国家财政收人的源泉。如果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不够或仅够满足自身及家庭的需要，没有一点剩余，那么企业就挣不到任何利润，国家财政也不会有一文钱的收入，从而社会经济就会停止运行，国家机器就会停止运转。